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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資源環境范文1

第一，產業與人口、居住、公共服務等資源要素在空間上的不匹配，進一步加劇城市運行管理壓力，阻礙首都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在同樣的經濟規模、人口規模條件下，如果城市空間布局合理，城市運行效率相對較高，對資源、環境造成壓力較小。反之，如果城市內部的產業、居住、公共服務等功能在空間上布局不合理、不匹配，都將明顯增加不同空間之間的交通流量，嚴重影響城市運行效率，造成更多的資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將對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第二，資源環境在受到經濟、空間、人口等因素作用的同時，也對城市發展、經濟發展產生強力約束。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尤其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力可以不斷提高，但是，如果人口規模、經濟體量過大，超過區域資源環境的承載力，就會使區域發展環境嚴重惡化，反過來又將制約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目前，北京城市生態環境問題突出，已嚴重影響對海外高端人才、國際組織、跨國總部資源等的吸引力，對北京可持續發展已經構成嚴重挑戰。

二、新階段首都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

多年來，北京一直在積極探索與首都功能定位相適應的經濟發展模式，但受制于國家現行財稅體制，在某種程度上無法擺脫“通過擴張經濟規模來增強財力，進而支撐城市運行和發展”的思路。雖然北京通過積極轉變發展方式，深化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發展對資源的依賴程度有所下降，產業發展對環境的影響逐步減弱。但是，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與首都城市功能定位要求相比，我們必須看到，現階段首都經濟發展仍然面臨諸多矛盾與問題，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經濟快速發展引致首都人口過快增長。近年來，北京市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吸納了大批就業人口，就業人口總量呈快速增長的態勢。2000～2012年，全市就業人口總量從619.3萬人增長到1107.3萬人，年均增長近41萬人，就業人口年均增量占常住人口年均增量的69.7%。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外來就業人口成為就業群體的主要組成部分，外來就業人口占全市就業人口的比重從2003年的33.7%提高到2010年的55.7%，凈增337.2萬人；從外來就業人口的就業行業看，外來就業人口主要集中在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住宿和餐飲業、建筑業四大傳統行業，占外來就業人口總量的2/3左右。同時，隨著北京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人們對更高生活品質的追求也催生了更多的城市生活需求，家政服務、保安服務等勞動密集型服務行業迅猛發展，進而帶來更多的流動人口進京。

第二，還存在大量與城市功能定位不匹配的低端產業。目前，與首都功能定位要求不相符的傳統低端產業仍占一定比重，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加工業等部分低端生產環節仍在京發展；中心城區還存在大量小商品批發、建材批發、服裝批發等低端市場。比如，大紅門地區有服裝市場31家，建筑面積合計達76萬平方米，其市場交易量占到全市服裝批發量的50%。

第三，產業發展對資源環境的壓力依然很大。目前，北京市還存在一定數量的“三高”行業和企業，產業資源能源利用效率仍然偏低。2012年，北京單位GDP能耗是2007年東京的11倍、倫敦的5.5倍、紐約的1.69倍；單位GDP水耗是2007年東京都的7倍。產業發展帶來的能源資源消耗在全市整體資源能源消耗中所占比重仍然偏高。2012年，北京產業用能占全市能源消耗的4/5，產業用水約占全市用水總量的3/5。同時，產業發展也是北京環境污染物排放的重要來源，2012年工業二氧化硫、煙（粉）塵、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別占全市的63.2%、46.2%和48.1%。

第四，經濟功能與居住功能、公共服務功能等在空間上的不匹配加劇城市運行管理壓力。首都功能核心區和城市功能拓展區集聚了全市近六成的就業人口，其中，西城金融街、朝陽CBD、海淀中關村西區等地區成為主要的就業區域。總體來看，就業主要集中于四環以內；而居住人口向城市發展新區和城市功能拓展區邊緣地區集聚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從區縣看，西城、東城、順義、海淀、朝陽五個區縣的職住比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其余大部分區縣職住比都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區域職住比不平衡，尤其是昌平、通州兩大居住人口集聚區最低，職住比嚴重不平衡。比如，2008～2012年，昌平區新增常住人口達88.8萬人，是新增就業人口（5.2萬人）的17.1倍；通州區新增常住人口25.2萬人，是新增就業人口（2.8萬人）的9倍。詳見圖4。經濟功能與居住功能、公共服務資源相互間的不匹配，給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和城市運行管理帶來一系列問題。如郊區居民需要到中心城區就業，形成“鐘擺式”通勤格局，這也是造成北京交通擁堵的一個重要原因。目前，北京市平均通勤時間長達50分鐘，居全國各大城市之首；由于優質公共服務資源主要位于中心城，加大了新城居民看病、享受文化娛樂以及小孩上學的成本，導致城市管理難度和管理成本提高，從而降低了城市運行效率。通勤距離和通勤時間的上升，增加了整個城市的資源消耗和交通運行帶來的污染，加劇了全市資源環境壓力。

第五，全市缺乏強有力的統籌調控機制。市級層面對于城市發展中的規劃、重大項目統籌協調機制不健全，效率不高，推進力度不大。面對分稅體制和GDP層層考核，各區縣、鄉鎮發展經濟動力十足。雖然北京市多年前就提出并強調要轉變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但在實際操作中，各區縣、鄉鎮在規模與質量、速度與效益、經濟效益與生態社會效益矛盾面前，往往選擇前者。各區縣出于自身發展需要提出的一些規劃或項目，從局部看或者從全市發展經濟角度看有其合理性，但從首都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角度看未必合理。

三、推動首都協調發展的戰略思考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整體部署，為北京破解城市發展矛盾、實現科學發展提出要求、指明方向。北京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迫切需要站在統籌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戰略高度，抓住這一戰略契機，拿出壯士斷腕的氣魄，以犧牲局部利益換取整體利益，以犧牲眼前利益換取長遠發展，抓住關鍵性、根本性矛盾，做好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凝聚共識、形成合力，切實有效地推動首都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

（一）以經濟調控為突破口，主動降速、提質發展

通過提高經濟發展質量、調控經濟增速來控制人口過快增長，這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促進首都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有效手段。

第一，明確重點發展和堅決淘汰的產業方向。一方面，要明確各區縣差異化的產業定位和發展重點領域。基于四類功能區功能定位，深化區縣產業定位，按照差異化發展思路，明確各區縣重點產業領域。首都功能核心區、城市功能拓展區重點發展總部經濟、生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和高技術研發，每個區明確2～3個重點發展領域；城市發展新區重點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和具有明顯優勢的高技術制造業，每個區縣明確2~3個重點發展領域；生態涵養發展區各區縣結合優勢資源，適度發展旅游、都市農業、生態休閑等環境友好型產業。另一方面，要確定各區縣應當堅決淘汰退出的產業目錄清單。制定各區縣與功能定位不相符的傳統產業退出清單，明確具體的實施方案和時間表。首都功能核心區和城市功能拓展區分類逐步搬遷五環路以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建材市場、物流倉儲等低端業態；城市發展新區和生態涵養發展區著力清退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制造業。

第二，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升全市經濟發展質量。北京轉變發展方式的重中之重是推進產業結構特別是產業內部結構深度調整，其中最關鍵的就是要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升科技自主創新能力。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作為北京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強大引擎和主要陣地。要抓住中關村范圍擴大契機，充分發揮其創新引領作用，凝聚更多的高端創新資源，承載更多的創新成果產業化項目，形成更強大的創新增長極。

（二）以空間調整為著力點，建限并舉、重心外移

為促進首都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城市空間結構優化是很重要的一個著力點。從國際大都市空間發展歷程來看，在推進城市空間優化過程中，有三方面的經驗值得借鑒：一是“建”，即通過分階段建設城市“副中心”來推進城市空間優化。如東京于1958年開始分三階段實施“副中心”戰略，形成目前“一主七副”城市空間格局。二是“限”，即通過出臺各種限制中心城過度開發建設、引導城市中心區功能有效疏解的政策措施，促進城市空間優化。比如，巴黎市政府于1959年宣布禁止在市區內建造1萬平米以上規模的辦公大樓。三是“聯”，即同步推進大容量、網絡化、高速度的軌道交通體系建設。又如，東京首先修建了一條環市中心的輕軌線，依托各個交通樞紐把多個“副中心”連接起來，使東京的城市綜合承載力得到進一步提高。借鑒國際經驗，未來北京城市空間結構優化，要“疏堵結合”，一方面，要限制中心城區的再開發，禁止大型公建項目、商業項目、商品住宅項目等的開發建設，防止中心城區繼續“攤大”和“攤厚”，避免人口、產業等功能向中心城區再集聚。同時，要積極引導中心城區的醫療資源、教育資源等公共服務資源以及大型公交樞紐等搬遷，推動中心城區人口和功能向城市“副中心”、“新城”疏解。另一方面，要引導城市發展重心全面轉向城市“副中心”和新城。借鑒東京經驗，近期集中精力加快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設，高標準配置公共服務資源和基礎設施，提高對人口和產業項目的吸引力。此外，還要加快大容量、網絡化軌道交通體系建設，爭取在較短時間內補上北京軌道交通建設的“短板”和“欠賬”，一方面要繼續加密中心城軌道網絡，研究現有地鐵線路滿復線建設，通過采用“大站快車”方式，提高軌道交通運行效率。另一方面，加快規劃和建設市郊鐵路干線，使中心城區的居住功能和產業功能在更大范圍內得到有效疏解，在更大尺度上引導城市空間格局優化。

（三）以體制機制為根本，上下聯動、多主體協同

推進首都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在體制機制上對區縣關鍵是要建立強有力的激勵約束機制，形成全市“一盤棋”、令行禁止的工作格局，徹底解決“調不動”的問題。

第一，實施差異化的區縣財稅管理體制。通過改革市區稅收分成制度，積極引導區縣高端化、差異化發展。按照差異化發展思路，調整市、區稅收分成比例，對區縣產業發展進行分類指導，鼓勵各區縣積極發展符合自身功能定位和重點方向的產業，并加大區級稅收留成比例；限制各區縣發展不符合自身功能定位的產業，并相應減少區級稅收留成比例。

第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積極推進區縣政績考核體制改革。改變以GDP增速為主的政績評定辦法，取消對區縣經濟總量和增速指標的考核，重點考核單位GDP稅收、能耗、水耗，以及創新能力、生態效益、特色化高端產業集聚程度等指標。

（四）跳出北京，大尺度謀劃，跨區域配置首都城市功能

東京、紐約等世界城市都通過在更大腹地范圍進行功能配置來緩解“大城市病”。因此，解決北京“大城市病”，要跳出北京，在京津冀地區乃至環渤海區域等更大尺度空間范圍內實現功能再配置，實現首都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

第一，提請國家建立“首都經濟圈發展協調委員會”。協調推進北京與首都經濟圈、環渤海地區其他省市重大事項的合作。近期，協調北京、天津、河北規劃設立“首都經濟圈區域合作戰略儲備區”，重點涵蓋武清、廊坊、涿州等地區土地資源，遏制一些大型地產商、國企等以各種名目“跑馬圈地”、轉手獲利，為北京與周邊區域的產業合作、功能對接預留空間。

第二，探索建立北京與周邊區域產業合作的多元路徑。加強北京與首都經濟圈其他城市等周邊地區的產業合作，積極帶動周邊地區發展，這樣既可以減緩周邊地區人口向北京集聚的壓力，周邊地區的發展又可以吸引一部分外來人口就業，對北京外來人口發揮一定的“攔截”作用。建議在首都周邊地區選取具有區位優勢和產業特色的開發區、工業示范園區，以“共建園區”、“總部—制造基地”等模式，優先支持北京高新技術企業、科研院所在周邊產業化。

第三，引導首都養老服務、健康休閑等部分功能向周邊地區有序轉移。北京功能再配置的核心在于，要舍得“做減法”，強化首都政治、文化、國際交往、科技創新等核心功能，將部分制造、養老休閑、會展、批發商貿、農產品供應等城市功能向周邊地區有序轉移。比如，在養老服務方面，可以將北京市新建養老院、養老基地等選址在周邊區域，探索建立異地養老補貼機制，建立跨區域養老保險對接制度，鼓勵北京市老年人異地養老。

人口資源環境范文2

2016年，本人在市政協常委會議和主席會議領導下，積極協助配合主任工作，加強學習，恪盡職守，務實創新，嚴格自律，圓滿完成了年度目標任務，現將一年來工作、學習和廉潔自律情況報告如下：

一、學習理論，鉆研業務，努力提高“五種能力”。一年來，積極參加“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和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學習政治理論、業務知識、法律法規，通過集體學習、干部在線學習、委員培訓學習和理論自學，努力提高善于學習的能力、調查研究的能力、建言獻策的能力、勤干實事的能力、凝聚人心的能力，認真踐行“懂政協、會協商、善議政，守紀律、講規矩、重品行”的要求，不斷增強守紀律講規矩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

二、圍繞中心，服務大局，認真履職盡責。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注意突出主動性、敏銳性、超前性，認真履行崗位和委員“雙重”職責，建肺腑之言，立發展之論，獻務實之策。組織發動本委委員積極撰寫大會發言材料和提提案；圓滿完成市十二屆政協五次會議和市十三屆政協一次會議的系列文字材料的起草、修改、審核工作和會議簡報編寫工作；統籌、協助市政協主席視察團《關于進一步綜合整治南渡河，力保雷州半島生命之源的建議》提案“回頭看”督辦調研活動；協助開展“走百校”專題視察調研，并綜合起草調研報告；協助開展“走百醫”專題視察調研；為促進我市深水網箱養殖業健康發展，協助本委農業界別委員開展專題視察調研，并起草《關于開展“促進我市深水網箱養殖業健康發展”視察調研的報告》；起草本專委會2012—2016五年工作報告等材料，認真負責地完成領導賦予的各項工作任務。

三、堅持“三個不”，嚴于律己，廉潔奉公。一年來，堅持“政治上不搞自由化、生活上不搞特殊化、工作上不當一般化”。嚴格遵守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工作紀律，尊重領導、團結同志。始終以“多商量、不爭論；多盡職、不爭功；多自律、不爭利；多交心、不猜疑；多補臺、不拆臺；多謀事、不謀人”的要求規范自己的行為，努力做到工作實、作風正、為人誠、經濟清，內強素質、外樹形像，人爭優秀、事爭一流。認真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和反對“”等紀律、規定，自覺接受監督。

在新的一年里，我將正視和改正自身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加強學習，開拓創新，務實進取，認真履職，努力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

人口資源環境范文3

關鍵詞：食品貿易 人口 資源 環境 老齡化

一、前言

食品貿易既是保證食品安全，各國利用各自優勢獲得利益的經濟活動，又是和人類健康安全、生物資源、生態環境相聯系的社會問題。而中美兩國之間的食品貿易對兩國的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探討基于人口、資源與環境視角下的中美食品貿易，對于中國和美國兩國之間的食品貿易來往，保證食品的安全等方面是非常有意義的。近年來，中美兩國之間的食品貿易規模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而擴大，但在擴大的同時，兩國之間的食品貿易矛盾也進一步擴張。各國都開始采取一些措施和手段來限制進出口的食品貿易，這對兩國食品產業的發展具有較大的阻礙作用，不利于各自經濟的發展。本文重點從人口、資源和環境視角下分析了中美兩國的食品貿易問題。

二、人口對于中美食品貿易的影響

人口基數大，增長速度快是中國人口的一個特征，而美國外來人口不斷增多，尤其是每年都接收很多的中國人，呈遞增趨勢。人口多給中國和美國各自國家的人民的生產、資源和環境帶來了壓力。中國兩個食品貿易的健康發展對于保障各國的食品安全，推動食品貿易產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從增長的人口角度來看，必須積極推動中美兩國的貿易發展。

老齡化問題是中美兩國人口問題的一個共同特征。而中國的老齡化來的更早。因此，為老齡人提供營養豐富的健康食品將成為中美食品貿易發展的大好機會。另外，通過加強中美食品貿易交流，建立政府間或民間食品質量監控體系，對于食品貿易的發展，人類的進步都具有非常大的作用。

三、資源對于中美食品貿易的影響

自然資源并非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中國的人均土地隨著時間的推移將越來越少，而在美國由于氣候的變化，各種污染及人為破壞現象使其生態環境發生著巨大變化。這些情況都直接影響著兩國的生物資源。所以保護生態環境，愛護我們的自然資源，對于兩個食品貿易的發展具有非常大的意義。

另外，中國的水產品比較豐富，可以利用這些豐富資源來發展兩個的食品貿易，從生物資源的有限性來看，中美食品貿易有利于充分利用兩個生物資源的比較優勢，提高食品生產的經濟效益。

四、環境對于中美食品貿易的影響

現如今，環境污染直接影響著我們的社會，影響著人們的健康。對于中美食品貿易來說，環境污染也對其影響巨大。對于環境來說，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但人們為了提高經濟的發展，忽略了對環境的保護，直接影響了人們的健康。另外，食品生產和流通過程中的人為污染更會對人類健康和生存帶來危害。

為此，為了發展食品貿易，中美兩國政府必須發揮應有的作用，強化對食品安全質量管理的控制，促進食品貿易的發展。

五、促進兩國食品貿易健康發展的有效措施

促進兩國食品貿易健康發展的有效措施為：深化互補食品貿易結構，利用利益關系來有效解決摩擦，食品企業要盡快樹立掌握解決爭端的機制規則。

（一）深化互補食品貿易結構

中美兩國食品貿易的各自優勢，充分體現了經濟全球化時代全球產業鏈的分工，中美兩國之間并不在同一水平上的競爭關系，而是優勢互補的合作分工關系。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深化互補食品貿易結構，兩國才能共同獲利，有效提升中美食品貿易發展的速度。

（二）利用利益關系來有效解決摩擦

加快食品貿易的合作速度，對于兩國都有巨大的好處，美方應該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加大和中國的合作。同時，這種日益發展的對華利益集團將是中國可充分利益的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

（三）食品企業要盡快樹立掌握解決爭端的機制規則

積極實施走出去的戰略，不僅可以使東道國對進口的保護措施失去原有的威力，而且還可以打開新的市場，將發生貿易摩擦的風險降至最低。

六、總結

總之，為了中美兩國食品貿易的美好前景，兩國應不斷的加強教育與學術機構的交流，培育綠色食品理念；加強食品管理部門的交流與溝通，構建食品安全現代控制機構。只有這樣，才能有效的促進中美兩國的食品貿易發展。

參考文獻：

[1]田素華，尹翔碩. 論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要素約束與發展對外貿易[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02）

[2]韓擎.從產業結構看中美貿易摩擦的特征、原因及趨勢[J].世界貿易組織動態與研究. 2004（07）

[3]柳延恒.論我國食品企業貿易競爭力的提升――以對日食品貿易為例[J].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04）

人口資源環境范文4

關鍵詞：快速城市化；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1-0155-05

中國城市化進程已經經歷了近六十年的曲折發展歷程，中國用了近四十七年的時間完成了城市化發展的起步階段，從1996年開始進入城市化發展中期的快速成長階段。在快速城市化地區，人口與資源環境之間的協調問題日益嚴重。傳統城市化以資源的過度利用和環境污染破壞為代價而追求經濟發展，“破壞治理”的惡性循環發展模式讓區域發展付出了沉痛代價。通過已有研究文獻探討中國快速城市化問題，整理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研究成果，為中國快速城市化地區的理性發展和相關研究的深入提供理論參考。

一、中國快速城市化問題

1.城市化速度水平高于質量水平。盡管目前中國城市人口占比已達51.3%，但調查研究顯示，城市中農民工及其家屬的社會保障覆蓋水平大約僅為城市戶籍人口的1/10。教育資源、醫療設施、分紅收益是按照戶籍分層的，并未形成人口勞動力的城鄉一體化，為此不少學者定量研究了城市化質量問題。王德利建立了包括城市基礎實力、城市化發展協調度、城市化發展可持續水平三個維度的31個指標體系及城市化發展質量評價模型、城市化發展“質”、“量”協調性測度模型，進而評價中國城市化發展的質量指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發展質量指數從1978年的0.371到2008年的0.622，年均增長0.81%，比城市化率的年均增長速度0.88%低0.07%，總體呈現出不斷上升趨勢[1]。當前中國城市化處于質量、速度及二者協調性的轉折發展時期，城市化發展質量指數處于中等發展水平，城市化發展速度與質量的協調性欠佳[2]。總體上來說中國城市化的質量水平還很低，不少地方的城市化之路還是城市面積的“攤大餅式”擴張，配套的交通、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和公用基礎設施建設不能完全滿足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城中村”普遍存在。推進城市常住人口的福利均等化，在供水、交通、燃氣、住房等方面打破城鄉區別、地區轉接障礙，是保障城市化快速高質發展的關鍵問題。

2.土地城市化效率較低。城市化的過程是部分農村土地變成城市用地的過程，是農民轉變為市民的過程。中國城市化表現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躍進化”問題明顯。根據國家發改委公布的數據顯示，1999—2007年，每年新增建設用地1 760.5平方公里的同時，年均征用農民土地1 397.1平方公里，征地占新增建設用地面積的79.4%。城市建成區面積擴大了7.2%，但吸納的人口只增長了4%。許多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研究，李培祥從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關系分析入手，闡述了廣東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促進二者協調發展的對策建議[3]。陳春提出中國新增建設用地的利用效率不高，并從建設用地擴張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出發，提出建設用地規模內生決定于整個地區的經濟水平，進而構建了建設用地擴張效率指數（CLI），并據此對中國各省建設用地擴張效率以及東中西部建設用地擴張效率進行了測算[4]。陳錫文（2011年）在“十二五”城鎮化發展高層論壇指出，推進城市化建設過程決不能放松對農村的建設和發展，不能拉大城鄉之間的差距。總結已有研究，中國土地城市化“”的趨向主要表現在：一是盲目地發展城市，大規模建設，導致建設用地增加速度雖快，卻難以保證土地利用效率，地均GDP低下；二是城市擴展速度非常快，重發展輕污染治理，付出了嚴重的環境代價；三是由于非農建設占用耕地、生態退耕、農業結構調整缺乏指導、災害損毀等原因，中國耕地資源流失嚴重[5～6]。

3.人口與資源環境矛盾尖銳。資源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合理的資源開發利用可以造福人類，實現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不合理的開發利用則會造成環境破環，影響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然而，人類在實現財富高速積累的同時，人口規模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劇膨脹，人口增長和消費水平的提高，人類生存空間與資源環境壓力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 [7]。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城市化發展速度逐漸超出城市的承載能力，一些大城市發展規模超過了自身資源環境承載力，導致城市過度擁擠、資源過度開發利用、地下水位下降、空氣污染上升、自然環境惡化等嚴重的自然環境問題，并帶來城市發展成本大幅度上升；（2）城市人口擴張超過了城市經濟承載力，城市提供就業崗位增長速度慢于就業人口增長的速度，導致城市失業增長，進而加劇城市貧困與城市犯罪；（3）城市發展速度超過了城市社會承載力，導致城市的基礎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公共住宅、公共基礎設施等公共品和公共服務的短缺，由此造成不同城市人群享受公共服務差距加大、社會發展矛盾與沖突加劇。

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頻出，不僅影響城市化進程，還對環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壞，這是一種不可持續的惡性發展模式。因此，研究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實現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長遠的現實意義。

二、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性研究

（一）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性研究階段

基于國內外城市化進程的階段性特征，國內外關于人口與資源環境關系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理論構建階段。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代表性很強的人地關系觀點。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和荀況“人定足以勝天，天定足以勝人”的思想是其典型代表。1891年，德國著名人文地理學家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的環境決定論認為人類和其他生物一樣，是環境的產物，其生存、活動和發展嚴格受環境制約，具有“環境決定種族的發展”，“環境影響人們心理的變化”，“環境影響人們的組織和社會發展”等思想。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白蘭士為首的法國人文地理學家認為“自然條件只提供可能性，而人類則按照自己的欲望及能力加以選擇利用”。以上人地關系思想，是早期學者探討人口與環境關系的重要思想成果，但僅停留在理論構建階段。

2.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末的問題導向階段。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自然資源的枯竭和生態環境的惡化，許多人口學者、經濟學者、社會學者開始重視人口對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的壓力問題研究，探討應對措施。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美國F.A.皮爾遜和F.A.哈珀的《世界的饑餓》（1945）、W.福格特的《生存之路》（1949）等。對人口資源與環境關系的研究一般來說可分為樂觀派和悲觀派兩個派別 [8]。以羅馬俱樂部為代表的悲觀派認為人口的增長會導致資源的耗竭和環境的惡化，在其報告《增長的極限》（1972）中認為世界面臨“人炸”的危機，并認為“人口危機”會導致“資源危機”[9～11]。以博斯拉普（Boserup）、赫爾曼·卡恩（Herman Kahn）及朱立安·西蒙等學者為代表的樂觀派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緩解資源枯竭、環境惡化對人類發展的限制，人類能夠解決由于人炸帶來的資源枯竭和環境惡化問題[12～13]。在此階段，人口與資源環境問題引導學者們研究，人居環境建設開始成為研究的重心。

3.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的目標導向階段。隨著可持續發展觀的提出，學者對人口與環境關系的認識逐漸趨于理性，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模式成為必然的選擇。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研究是可持續發展研究的重要方面，其中既有對人口、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的綜合研究，也有從自然地理、資源等各要素的單方面研究；既有戰略、模式等宏觀層面研究，也有人口調控、產業布局、資源利用與保護等微觀層面研究；既有資源環境承載力、人口規模調控等理論研究，也有相應的定量測度研究[14～15]。David Turnock（2000）認為在控制環境污染和保護環境等可持續發展活動中應充分發揮人力資源的作用。Rwabizambuga和Alexis（2007）在《環境安全與發展》一文中論述了人口安全和發展與資源環境安全的關系[16～17]。Mark Patrick Taylor在《當代社會人口遷移的動力：資源和機會的不均衡分布》一文中認為自然資源的分布不均與環境差異是導致當代社會人口遷移的主要動力之一[11]。姚愉芳等對由人口、資源、經濟與環境子系統組成的PREE系統，采用系統動力學與投入產出模型進行定量研究子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及系統的可持續發展[18]。吳文恒、牛叔文等用主成分分析和協調發展度模型研究1985—2004年的人口與資源環境耦合的演進態勢[19]。此階段的研究更側重于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目標、人居環境建設目標而進行問題的剖析和措施體系的構建。

全球人居環境論壇（GFHS）是世界人居環境領域高規格的對話平臺，論壇樹立以人為本的目標和宗旨，致力于研究和應對人類的生存環境和生活質量所面臨的日益嚴峻的挑戰，認為只有人與環境的關系和諧，生態系統保持在良性循環水平上，人的發展才能獲得永續的發展空間。

（二）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研究內容

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研究是關乎人類發展和資源環境可持續的重要內容，一直得到專家學者的重視和研究，多年來已經形成了如人地系統理論、人口承載力理論、人口轉移理論、生態環境保護理論等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理論。縱觀已有研究，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研究可歸結為基于可持續發展、基于某要素或層面兩個方面。

1.基于可持續發展系統探討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問題。人口與資源環境問題，概括起來說就是可持續發展問題。可持續發展有四個特性：綜合性、系統性、不確定性和風險性。這些特性決定了系統科學研究方法在可持續發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從系統科學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合理的人口數量問題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最大人口問題；第二，人口承載能力問題；第三，經濟最優人口問題；最后是最小人口數量問題。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中國的最大人口數，大概在18億～20億之間，人口承載力的界線是16億左右[20]。

2.基于某要素或層面探討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問題。一是從人口數量來探討協調性問題。朱國宏關研究指出，土地的人口承載力，其實就是土地資源所能提供的食物總量及其所能負擔的人口數[21]。袁建華等估算表明：如果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人均年用淡水量為532噸，那么，從水資源上看，中國的適度人口是11.45億[22]。許多科學家對中國最大人口容量進行了分析，有的根據最稀缺資源如淡水、土地等計算中國可以承載的最大人口數字；有的考慮綜合國力、生活水平、經濟增長、資源分配、環境保護等因素，計算既可使這一代人滿意，也為后代留下發展余地的人口容量極限[23]；也有的建立了十分復雜的數學模型，利用計算機進行仿真運算，考慮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還有一些學者簡單地利用過去許多地區發展的經驗數據來估計人口容量[24]。二是從人口和土地利用關系來探討。對人口與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與土地利用方式、人口與耕地面積變化、人口與土地退化之間關系的定性描述和定量關系的研究上。比爾鮑若與喬爾斯（Bilsborrow and Geores，1993）論證了人口密度與農用可耕地之間存在的正相關關系；伊萬遜（Evanson，1993）分析了印度的情況，指出人口的增長導致人們耕種更多的土地，同時更集約化地使用現有土地；明克（Mink，1993）也發現了人口的年增長率與農業土地面積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25～26]。成升魁、沈鐳研究了青藏高原的人口數量與環境問題，實地考察了青藏高原人口—資源—經濟之間的互動匹配關系，用朱寶樹提出的“P-E-R”模式估算得出：“人口過快增長是引起資源耗竭與退化、環境質量下降、經濟發展緩慢的關鍵因素”[27]。三是從人口與環境污染的關系來揭示其問題。在人口與環境污染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人口變化是否引起環境污染的加劇，影響的程度如何，以及居民對哪些污染物質比較敏感等方面。王祎俊認為，人口的增加和經濟增長導致了對資源需求的增加，加劇環境污染；而人口就業在經濟中不同產業的分布使得人口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也有所改變，不同產業之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程度亦有所不同，所以人口通過直接和間接的作用影響了環境污染[28]。趙艷霞根據遼寧省統計局提供的資料列表比較全省14個城市的人口與環境污染情況，認為人口增長加劇了環境惡化與生態失衡，并通過作用于經濟增長進而作用于環境惡化[29]。四是從人口與森林減少的相關性來解釋資源量的問題。塞克森那（SaxenaandNautiyal）等發現人口數量和社會經濟狀況對森林減少都有重要的影響，在考慮其他因素下，人口不得不被認為是森林減少的驅動因素之一。艾建林通過分析云南省林業調查規劃設計院的數據研究人口增長對林地穩定性的影響，以及人口增長帶來的生態問題，發現人均占有森林資源的數量急劇下降，人均可合理利用的資源量日益減少，森林承擔的負荷越來越重[30]。五是從人口與氣候變化相關性來論證人口規模問題。地球上曾經經歷過多次的氣候變化，例如冰期和間冰期。但是，人們發現近年來氣候變化的幅度和形式已經超出了正常狀態。許多研究表明，大氣中二氧化碳氣體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引起的。按照美國社會科學院專家意見，“世界上人口越多，對提供食物、能源、衣服、住房的資源的需求越大，所有這些活動都與CO2氣體排放有關”。為了研究人口對氣候變化上的驅動作用程度，保羅·艾利奇曾經提出了一個理論上的框架，得到廣泛的應用。這個框架假定環境影響I是由人口規模P、人均消費水平A以及技術決定的人均污染產生量T三者相互作用決定的，即I=PAT。這個方程被一些研究者用來檢驗人口規模在氣候變化上相對于其他要素的重要程度。

（三）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研究方法

1.土地人口承載力模型。土地人口承載力受人口、資源、環境及社會經濟技術等諸多因子要素制約，它反映的是在上述因素綜合作用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整體水平和協調程度。通過對多因子要素的評價分析，根據各因子對土地人口承載力所起作用的差異，重點探索其主要影響因子，并從動態角度，對各因子的作用機制進行分析，從而進一步揭示土地資源利用系統的內在規律和反饋機制，提高土地人口承載力。國內外對土地人口承載力的研究，常采用單因子分析法、多目標決策分析法、土地資源分析法、系統動力學方法和非線性規劃方法等幾種方式。其中，前兩種方法均把某一地區的土地資源所能承載的人口上限作為承載力計算的目標，基本屬于靜態的研究方法；后三種分析方法則屬動態研究方法。郭艷紅建立評價指標體系進行評價，從北京市城市建設用地的最大供給量分析，人口規模應控制在3 000萬人以下，人均占地200m2左右[31]。

2.協調度模型。吳文恒、牛叔文等人用主成分分析和協調發展度模型研究中國1985—2004年的人口與資源環境耦合的演進態勢[19]。結果表明：中國與全面小康標準差距較大，資源環境容量空間有限，可持續發展面臨巨大壓力；人口系統與資源環境系統不協同發展貫穿了這一時段，應選擇人口與資源環境良性互動的協調發展模式。天津社科院的閻耀軍在探討建立城市主要方面協調發展指標體系理論依據的同時，依據理論原則和城市可持續發展系統的結構特點，提出了由人口（P）、資源（R）、環境（E）、經濟（E）、社會（S）和域外六個子系統為基本框架的指標體系（簡稱PREES）[32]。在這個框架中，每個子系統內部所包含的具體指標，都按照對立統一關系劃分為相互對應的兩個指標群，從而可以大大增強該指標體系的分析比較功能。劉小林設計區域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對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四大子系統的協調發展進行定量評價，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對反映各子系統發展狀況的指標體系進行評估，確定各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并介紹二、三、四系統間的協調系數及計算方法，以此衡量某一系統與其他系統相適應的程度[33]。

3.遙感技術與仿真模擬。近年來在環境動態監測各評價方面被廣泛應用的遙感信息和地理信息系統GIS的結合，能夠通過對不同地理單元內各種地理信息的采集、轉換和軟件工具的集成處理，對資源環境演變的空間模式、要素間的統計關系以及時間變化進行系統模擬。目前怎樣將表達長期時間序列和系統內部結構關系的系統動力學仿真模型，與擅長反映空間動態變化的地理信息系統模型結合起來，可能是人口與資源環境研究未來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工作。

借助地理信息系統和遙感解譯，可以獲取準確的資源空間信息并實現數據的空間化，研究的科學性和精確程度將會逐步提高。比如系統動力學（SD）的應用，可以對土地人口承載力系統進行動態的定量化計算，借助遙感技術（RS）能夠得到快速、準確的數據，應用地理信息系統（GIS）技術可以對土地人口承載力進行空間分析，隨著研究方法的成熟，SD、RS、GIS這三項技術必將在土地人口承載力的研究領域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王煒撰文指出應按照社會、經濟、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加大遙感技術的研究范圍和領域，結合地面常規監測，使其在環境保護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34]。周晨列舉了遙感技術在生態環境監測、土地利用監測、區域生態調查、環境污染事故調查等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35]。

三、快速城市化地區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研究趨勢

1.深化理論體系研究。在全球對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日益重視下，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和城市理性發展要求下，將在基礎理論、實踐案例、法律制度等方面不斷加強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基礎理論研究。（1）深化基礎理論研究。以協調發展已成熟的理論為基礎，通過借鑒國外先進的科學研究方法，中國將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理論體系，充分考慮中國人口與資源環境具體現實情況，以及基本制度等，構建適合中國人口發展特點、城市化模式、資源稟賦、環境格局的協調發展理論及其體系。（2）加強實踐示范。由于不同區域具體情況存在很大差別，各區域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踐也不相同。主要表現在各區域的可持續發展目標、關鍵領域、重點問題以及優先項目的選擇等存在較大差別。學者們關于各區域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研究將逐漸形成實踐案例示范，供不同區域、不同模式的相近區域參考借鑒。（3）完善法律制度。全球正逐步完善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制度，加強可持續發展立法，完善有關法律制度。以可持續發展為原則，制定和完善人口、資源環境、自然災害防治以及信息資源共享和利用等方面的法規，并根據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和世貿組織的規則，修訂相應的法規。同時，政府致力于建立健全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實施保障體系，嚴格依法行政，加強執法監督，切實保證可持續發展的各項法律制度得以實施。（4）強化經濟支撐。對于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的投入，視不同地區的不同發展階段而有明顯區別。未來有望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一個基于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城鎮體系規劃，合理確定城市發展規模，并通過行政和經濟的措施來達到控制城市規模增長的目的。因地制宜，針對不同地區和城市的資源環境承載力，制定一套系統的限制或者鼓勵政策，使之與該地區的資源環境相適應，鼓勵資源環境承載力較好的區域多聚集產業和人口，減少城市化過程中城市發展的宏觀成本。

2.逐步建立人口與資源環境互動調控體系。從未來的研究趨勢來看，人口與資源環境系統相互協調應當在現有的理論框架上有所突破，應當在深刻認識人口、社會經濟以及資源環境各子系統相互作用關系及機制的基礎上建立各子系統相互作用關系的數理關系；確立人口、社會經濟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達到協調時相互之間的精確的數理關系；應當建立可操作的使各子系統相互趨于協調的最優策略選擇方法。通過市場機制強化環境管理是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市場機制的主要手段包括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稅費、排污權交易、押金退款制度、財政補貼、處罰制度等。在促進人口、資源與環境協調發展的經濟手段選擇上，中國應兩手并舉，雙管齊下。首先，中國應該從稅收、信貸政策、財政支持等方面，對于積極主動地推進實現人口、資源與環境協調發展的組織、團體、企業和個人給予優惠政策，以鼓勵和引導更多的社會組織、團體和企業主動地推進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其次，中國應加大對破壞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組織、團體、企業和個人以嚴厲的經濟懲罰。

3.加強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評價指標體系的定量分析及動態監測。為了能夠及時把握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狀況的時間趨勢特征、及時掌握相關信息、便于人口、資源環境系統預警分析，在協調性測度時間動態特征方面也應當設立依據不同區域自身狀況、可以進行縱向比較的參照值，區域相關決策人員可以根據這一參照值隨時了解本區域協調狀態時間動態變動趨勢、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解決，體現人口、資源環境復合大系統的層次性、目的性和動態性特征。

循環經濟和綠色經濟考核辦法是當前國際較為流行的實現協調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社會發展考核方案。中國應結合自身的實際，加以研究和推廣。循環經濟是一種生態經濟，它是運用生態學的規律而不是運用機械論的規律來指導經濟活動的。它打破了傳統經濟的單向流動的線性生產模式，倡導“資源產品再資源”的反饋式經濟發展模式。在推廣循環經濟的同時，中國還應以綠色經濟為考核全國和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綠色經濟不僅能反映經濟增長水平，而且能夠體現經濟增長與自然保護和諧統一的程度，可以很好地表達和反映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思想和要求。

四、結語

如何在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解決人口與資源環境不協調等諸多問題，很多專家也在這方面進行了研究，政府對于相關問題同樣給予了高度關注。面對嚴峻的資源和環境問題和基于對未來的充分考慮，研究謀求二者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探索人口與資源環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道路，筆者認為應該加強二者關系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中國是人多而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過去快速發展帶來了許多環境問題，歷史欠賬較多。因此，目前中國應更加高度重視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問題，盡快在全國范圍內推動循環經濟、綠色經濟發展模式，進一步規范和推廣綠色經濟考核辦法；建立以金融手段和市場機制為主體的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調控體系；通過立法等形勢鼓勵和支持社會公共組織、團體和個人參與人口、資源與環境協調發展的監督工作；依靠協調發展技術創新，調整產業結構，建立和諧的國民經濟體系；加強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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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資源環境范文5

鄔錦雯，女，1969年出生于云南昆明。華南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1987―1994年就讀于中山大學，先后獲得學士、碩士學位；2004―2008年于華南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2013年3月訪問美國密蘇里科技大學；2014年6月經國家留學基金委青骨研修資助到加拿大薩斯溫徹大學進修。自1994年起至今，在華南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先后任助教、講師、副教授和教授，現任華南師范大學人口資源環境研究所所長，同時兼任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院校友會副會長、廣州青年商業協會副主席、廣東省民建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以及廣州市花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等職位。

二、研究領域

鄔錦文教授長期在管理信息與數據挖掘、用戶分析、知識管理、勞動經濟等領域進行教學和科研工作，具體研究可分為三個層面。宏觀市場層面主要有勞動力轉移和培訓、信息政策與法規以及移動互聯網的研究；中觀組織層面是對文化資本和競爭力、HR-MIS、知識管理和物聯網的研究；微觀個體層面涉及勝任力模型及應用、數據挖掘和投資行為研究。

三、研究成果

鄔錦文教授經過多年研究，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諸多論文，曾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就業機制研究、廣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風險度量方法及其在中國市場的應用研究和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圖書編輯勝任素質模型的構建的主要負責人，同時還參與了新聞出版署重要軟課題、民建年度參政議政招標課題和廣東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重點研究項目子課題研究。其中“改制后新聞出版業人才評測體系建設研究――以編輯勝任素質模型的構建為例”的重要軟課題于2009年獲得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優秀獎；會議論文“廣東產業升級中結構性缺工問題與對策”于2010年獲得廣東中華職教社的特等獎。鄔錦文教授還是優秀的參政議政人員，2008―2014年度，民建廣東省委員會授予其“優秀個人”稱號；2014年，“關于制定和實施財務管理職業標準，推動廣東經濟轉型升級的提案”獲得人民廣東省委員會的優秀提案獎。

四、主要論著

1、2001年中國信息產業發展報告，廣州出版社，2002年。

2、電子商務概論，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3年。

3、人力資源管理信息化（教材），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

4、網上創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5、打造企業的可持續競爭力：組織文化資本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

6、面向城鎮化的人力資源與收入分配政策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

7、你最勝任什么職業，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

8、信息產業結構研究，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1992年第4期。

9、信息產業與持續發展，情報科學，1993年第2期。

10、試論中國經濟信息網絡建設，情報科學技術，1995年第5期。

11、試論當代信息管理專業的課程設置，圖書情報工作.1997年第4期。

12、決策中的征兆信息識別，決策與信息，1997年第8期。

13、論信息的開發利用，情報學報，2001年第3期。

14、談談電子商務雙語教學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中國科學學報，2004年第11期。

15、中國證券市場莊家與散戶的博弈，時代經貿，2008年第3期。

16、網絡情報檢索語言研究，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8年第3期。

17、文化資本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

18、傳統文化對企業文化的啟迪，企業文化（下半月），2010年第8期。

人口資源環境范文6

人口與環境的關系，是人口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人口學研究離開了生態環境因素，就無法正確考察、分析人口現象和過程，包括人口數量增長、結構變動、人口模式及其轉變、遷移和流動、人口分布、城市化以及人口素質等問題。下面小編給大家分享一些高中地理人口與環境知識，希望能夠幫助大家，歡迎閱讀!

高中地理人口與環境知識1第一節 人口再生產

知識要點：

1、人口再生產定義：

人口的世代更替過程(包括人口出生和死亡兩個環節)

2、人口再生產類型

決定因素：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

如不考慮人口遷移過程，這三個決定因素之間的關系應為：

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死亡率

類型有：原始型(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很低)

傳統型(出生率高、死亡率較高、自然增長率較低)

過渡型(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高)

現代型(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很低)

難點解析：

出生率降低原因：文明程度、人口素質提高

死亡率降低原因：生產力發展

自然增長率取決于出生率和死亡率

由于人口的素質受生產力的制約，所以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均受生產力直接或間接影響，所以說人口再生產類型與一定階段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

當人口再生產類型進入現代型后，由于人口逐年減少，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延長，所以最后會出現人口的老齡化現象，目前在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達地區已經出現這種現象，而且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進一步延長，時代更替速度減慢。

3、人口再生產類型的地區分布

發達國家：現代型 (德國、匈牙利人口出現負增長)

發展中國家：過渡型 (部分國家已進入或正要進入現代型：韓國、新加坡、古巴、烏拉圭，我國已是現代型)

全世界：過渡型 (世界上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多)

難點解析：

人口老齡化會引發的問題：社會負擔加重，勞動力短缺

例題分析：

中、印、美、日四國人口現狀相比較( )

A.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最高

B.美國的人口密度最低

C.日本的城市人口比重最低

D.印度老齡人口比重最高

解析：印度人口自然增長率最高;日本是發達國家，城市人口比重一定高于屬于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和印度;人口老齡化是人口逐年減少造成的，發達國家的程度應該高于發展中國家。選擇B

高中地理人口與環境知識2第二節 人口數量與環境

知識要點：

1、人口數量的變化原因

①.自然增長(取決于出生率和死亡率)

②.機械增長(與人口的遷移有關)

難點解析一：

考察范圍越大，人口遷移的影響越小，全球而言，則不必考慮人口遷移

2、環境對人口數量變化的影響(通過影響生育率和死亡率來影響)

難點解析二：

生育率(出生人數與育齡婦女人數的比)和出生率(出生人數與人口總數的比)的關系

生育率高，出生率也高，生育率是衡量出生率的一個基礎(生育率和出生率呈正相關)

①生育率 社會環境因素(經濟發展水平、婚姻制度、生育政策、避孕技術、文化、宗教)起主要影響作用，自然環境因素影響小

②死亡率 社會環境因素(經濟因素、政治因素、受教育水平、醫療衛生條件)、自然環境因素(氣候、水、土壤、自然災害)都有很大制約作用

難點解析三：

其中，環境污染對死亡率的影響是人類對環境先起破壞作用，環境再反過來影響人類的具體表現

3、人口數量變化對環境的影響

具體表現：

①過度索取資源，造成資源、環境壓力(人口增多，資源需求加大，利用程度擴展)

②過度排放廢棄物，造成環境污染(包括生產排污和生活排污)

例題分析：判斷對錯

①人口數量增長是造成環境污染的唯一決定性因素

答：錯誤，造成環境污染的有兩方面的原因，人口的數量和人口的素質，因此人口數量只是原因之一

②死亡率高的地方，生育率往往也高

答：正確，死亡率高，往往說明生產力水平、文明程度都較低，在此情況下，生育率會偏高。當然上述說法同時用"往往"二字避免了絕對化，因為有些時候由于老年人口比重大，也會在一些特定的時段出現死亡率升高的情況。

高中地理人口與環境知識3第三節 環境人口容量

知識要點：

1、環境人口容量概念

簡述：環境所能容納的最大人口數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在可預見時期內，利用本地資源及其他資源和智力、技術等條件，在保證符合社會文化準則的物質生活水平條件下，該國家或地區所能持續供養的人口數量

2、制約因素

①資源(首要因素，其他因素均通過影響它來影響環境人口容量)

②科技發展水平

③人口文化和生活消費水平

(后兩者均通過影響資源來影響環境人口容量)

難點解析一：

為什么說資源是影響環境人口容量的首要因素?

資源的數量決定地區所能供養的人口數，科技發展水平將影響資源的利用程度，可以使相同數量的資源能供養更多的人口，人口文化和消費水平的高低將影響一個人對資源數量的最低生存要求。所以說資源是直接影響環境人口容量，而科技水平和人口文化消費水平則是通過影響資源來間接影響環境人口容量。

3、環境人口容量特性：

①(長期的)不確定性：資源總數不確定，科技發展水平、人口文化和生活消費水平在不斷變化，因此不確定

②(短期的)相對確定性：在一定的歷史階段，資源、科技發展水平、人口文化和生活消費水平相對穩定，因此相對確定

難點解析二：

為簡便，在實際中，通常以一種或幾種資源所能供養的人口數作為環境人口容量的估計值。如用土地資源。

4、關于地球環境人口容量的三種看法

悲觀：已經大大超過地球環境人口容量，并已引發了嚴重的環境問題

樂觀：考慮到新資源的開發和資源利用程度的加深，認為地球不會達到它的環境人口容量

介于兩種看法之間：地球的環境人口容量為100億左右，目前人與環境之間已經有了很多尖銳的矛盾

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公布報告：地球的環境人口容量為110億

我國環境人口容量為16億，7億是我國的適度人口值

我國目前人口與環境之間的主要矛盾為：

①人均耕地少 解決措施：控制人口數量，保護現有耕地

②人口與淡水 解決措施：跨流域調水、節約用水

高中地理人口與環境知識4第四節 人口素質與環境

知識要點：

1、影響人口身體素質的因素有：

(人口科學文化素質對環境起作用，環境反過來影響人口身體素質)

①遺傳因素

②環境因素(社會經濟環境因素是影響身體素質的主要因素;自然因素對人口身體素質也有重要影響)

難點解析一：

自然環境因素對人口身體素質影響能力的變化

自然環境因素曾經是影響人口素質的決定性因素，但由于科技的不斷發展，人類對自然的改造力度在不斷加強，所以社會經濟環境因素對人口身體素質的影響力日益增強，自然環境的影響能力逐漸減弱。人口身體素質越來越取決于社會經濟環境因素。

難點解析二：

對人口身體素質起作用的自然環境主要有兩種：

原生環境因素(未受人類影響的自然環境，對人口身體素質的影響有：缺硒導致克山病和大骨節病;硒過剩導致地方性硒中毒;碘異常引起地方性甲狀腺腫大);

次生環境因素(受人類影響的環境因素，對人口身體素質的影響有：物理方面，噪聲影響聽力、神經系統、心血管系統、消化系統;化學方面，化學物質會致癌變、致病變;生物方面，病毒、病菌、寄生蟲卵使蚊子大量繁殖，引起瘧疾、乙型腦炎等疾病的流行)

難點解析三：

社會經濟因素范圍比經濟因素廣，經濟因素從屬于社會經濟因素。

2、人口科學文化素質對環境的影響

文化素質高，資源觀(資源利用充分、同時開發新的資源)、環境觀(發展經濟的同時注意環保)、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念)先進，人口、環境、經濟得以協調發展，呈現一種良性循環。

文化素質低，資源觀(資源利用程度低，只能依靠現有資源，大量開采，必然造成資源壓力)、環境觀(生態意識和環境意識淡薄，對環境造成破壞)、發展觀(不可持續發展)落后，人口激增、環境惡化、經濟落后，呈現一種惡性循環。

例題分析：

環境污染日趨嚴重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①人口數量迅速增長，導致人類對環境大量索取資源，又大量排放廢棄物，造成環境問題的惡化;

②人口素質的低下，使得人口的環境意識淡薄，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不注意環保。

難點解析：

提高全民族科學文化素質，是實現環境保護的根本途徑

人口素質提高，生育率必然下降，人口數量就能得到控制，環保實現

人口素質提高，環保意識加強，環保實現

高中地理人口與環境知識5第五節 人口遷移與環境

知識要點：

1、人口遷移的概念

包括兩個方面：

①人口在兩個地區間的空間移動

②這種空間移動必須是永久性或長期的

2、分類

分類標準：地理范圍、遷移方向

①地理范圍：國際遷移、國內遷移(小范圍的有省際遷移、縣際遷移)

②遷移方向：城市至城市、鄉村至鄉村、城市至鄉村(逆城市化過程、知青下鄉)、鄉村至城市(城市化過程)

難點解析一：

知青下鄉的原因：政策因素，為解決城市勞動力過剩的問題

3、影響人口遷移的因素

①自然環境因素(氣候、淡水、土壤、礦產)

②社會經濟因素(經濟發展、交通通信、文化教育、婚姻家庭)

其中，經濟因素對人口的遷移是主要的、經常起作用的因素

③政治因素(政策、戰爭、政治變革)

難點解析：

自發性遷移主要是由于哪些因素引發的?

答案：自然環境因素、經濟因素、戰爭

難點解析：

環境對人口遷移影響的變化

原始社會：為食物--農業社會：為土地--工業社會：為優化勞動力配置

4、人口遷移對環境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