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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模理論范文1
關鍵詞：城市規劃；管理；創新
前言
城市規劃管理，包括城市規劃編制管理、城市規劃審批管理和城市規劃實施管理等三個部分。城市規劃發展至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規劃編制、規劃研究、規劃管理是個統一體，是―個問題在不同階段的不同體現。那么城市規劃管理工作的本質和內容是什么？以及如何做好規劃管理工作呢?
1城市規劃管理工作的性質
1．1城市規劃管理是一種手段
城市規劃管理是通過一定的手段把城市規劃目標、設想與當前建設活動結合起來，使其落實到地面上成為具體化。由此可見，它是保證城市規劃實施的重要手段，如果沒有城市規劃管理工作，城市規劃得再合理、再科學、再切合實際，也不會順利地實現。
1.2城市規劃管理是管理活動
城市規劃管理是通過一系列的管理活動來實現的，包括建設項目的選址、定點、總圖審查、核發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以及建設項目的申請、方案審查、核發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放線驗線、竣工驗收，還有違章占地和違章建設的查處等，要過多層次的把關，辦一系列手續，因此說它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社會的實踐管理活動。
2城市規劃管理工作的具體表現
2．1組織引導
組織城市規劃(包括總體規劃、分區規劃、詳細規劃)的編制、報批和實施。包括健全相應的城市規劃管理機構，以及具體地組織各種調查、評議、審議活動和咨詢、檢查、評比等活動。擬定一項方針政策和法規、制度，引導城市建設按照城市規劃要求，有計劃、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使各項建設盡可能合理布局、節省用地 節約投資、提高效益。
2．2計劃協調
根據城市規劃設想，結合當地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科技與自然的實際情況，提出全面的城市建設在時間、空間方面的實施計劃和分期實施計劃及其估算。實質上規劃本身就具有計劃的含義。
2.3控制決策
采用行政的、法制的、經濟的方式對各種城市建設項目進行直接的制約，如控制大城市人口規劃，支持小城市發展，保護文物古跡和優美環境，使城市建設有計劃，按比例進行，并留有發展余地等，發展有利條件，限制不利因素，避免損失和浪費，使城市發展建設遵循健康的軌道進行。
2.4監督服務
隨時監督、檢查城市規劃實施情況，查看、了解建設部位是否按照城市規劃要求施工，及時糾正一切違反城市規劃和法規制度要求的行為，堅決制約違章占地和違章建設現象發生。并運用行政手段獎優罰劣，制止不正之風。
3城市規劃管理中的問題
城市規劃實施管理是指按照由法定程序編制和批準的城市規劃，依據國家和各級政府頒布的城市規劃法規和具體規定，采用行政的、社會的、法制的、經濟的、科學的管理方法，對城市的各項建設用地和建設活動進行統一的安排的控制，引導和調節城市的各項建設事業有計劃、有秩序、有步驟地協調發展，保證城市規劃實施。在這里，扼要地把城市規劃實施管理的主要內容歸納為如下三個方面：
3．1城市規劃是確保城市土地利用科學合理的唯―法律依據
城市建設用地規劃管理，就是在城市規劃的指導下，運用法律賦予的控制手段，保證城市土地利用科學合理和節約原則的實現。為城市土地的征用、規劃和具體使用依據和創造先決條件。城市建設用規劃管理的重點是要嚴格控制與城市規劃有關的各類建設的選址、定點，使之符合城市規劃。主要制約手段是由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核發的具有法律效益的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也就是說凡與城市規劃有關的種類建設，必須由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負責選址定點，按法定程序核發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否則不得以任何借口使用土地進行建設活動。
3．2建設工程規劃管理
城市建沒工程規劃管理，是指為保證城市規劃區的各項建設活動符合城市規劃，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根據法定的審批程序，對于各類建設活動進行規劃管理，這是城市規劃實施管理中的―個十分重要的環節。概括地說，城市建設工程規劃管理的具體內容就是：任何單位和個人在城市規劃區新建、擴建和改建建筑物、構筑物、道路、管線和其他工程設施，必須持按照國家規定的有關批準文件，向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提出建設申請。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提出建設申請。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根據城市規劃提出具體的規劃設計要求，并審查有關規劃設計文件和圖紙，核發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確定其建設活動的合法陛。
3.3城市規劃實施的監督檢查
城市規劃實施管理是各級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法定的職能管理工作，是城市規劃實施管理的一項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主要內容是對各項進行中的建設活動進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嚴格的監督檢查，及時制止和依法處理城市規劃區出現的違法占地和違法建設行為，保證城市規劃實施的監督檢查。
4．對城市規劃管理創新的幾點建議
4.1建立城市規劃管理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與專業知識培訓工作體系
必須有計劃地進行職工的思想、職業道德教育和組織各類業務培訓，不斷提高城市規劃管理部門的服務意識，樹立密切聯系群眾、勤政務實、廉沽奉公的優良作風，不斷增強管理人員的素質，加快新技術的開發和應用， 斷提高規劃管理工作的水平。
4.2建立多學科專業化人才的管理隊伍
市場經濟條件下，規劃管理者面臨各種科學技術、社會關系、經濟效益、公眾利益錯綜復雜的矛盾，這就要求規劃管理者有廣泛的多學科知識并有綜合運用的能力。在人員選擇上，要求一專多能；在隊伍的人受配備上，要增加土木工程、給排水、水利水電、法律、經濟等專業人員。
4.3建立聯合審批制度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打破各部門之間各自為政的舊習俗，縮短材料報道、審核流程、方案修改、驗收發證的時間，建立以規劃部門為主，園林、環保、人防、消防、交通、電信、煤氣等部門參加的聯合審批制度，聯合辦公，限定審批時問，統一收件，發證。這將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方便辦事人。
4.4建立健全富有特色的城市規劃地方性法規體系
市場經濟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法制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規劃管理應改變過去那種單純依靠行政手段的“人治”方法，用“法制”代替“人治”。而且市場經濟愈發達，愈要加強法制。重視走城市規劃法制化的道路，一方面是城市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運用法律手段保障規劃實施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對開發商合理、正當利益的保護，是優化投資環境的體現。
4.5建立靈活多樣的城市規劃管理政策體系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地區與地區之間、城市與城市之問對投資的爭取成為各地方政府的當務之急，而國際國內的資金總是流向回報率高的地方。投資環境成為政府與投資者普遍關注的問題，而作為政府行為的城市規劃管理對投資環境的形成與改善有著極大的影響，所以，在規劃管理過程中，必須運用靈活多樣的政策，以吸引城市建設資金，促進城市的經濟發展。
4.6建立城市規劃管理權限制度
隨著城市化與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城市建設活動日益增加，城市規劃管理的工作量也將越來越大。所以，必須正確處理好規劃管理權下放與統一的關系，遵守規劃管理極限制度，以確保城市建設的順利進行和健康發展。
城市規模理論范文2
關鍵詞：城市體系 等級 規模
我國正處于快速城市化的發展階段，城市人口增長和地區經濟差異越來越明顯，城市等級體系也必然隨之發生較大的變動。我國城市數量多、區位優勢和經濟發展差異巨大，加強城市等級體系的研究對于探索新時期我國城市發展規律和制定合理的城市群發展策略具有重要意義。
一、城市等級體系的概念界定
基于城市等級體系的自身特點，國內外學者對城市等級體系的研究主要是以定量研究為主，對其定性研究較少，因此城市等級體系的概念沒有明確的定義，在一些研究中將城市等級體系、城市規模等級和城市體系等級混合來用。
城市規模等級是衡量城市大小的指標，包括人口規模、用地規模、經濟職能規模和基礎設施規模四部分，在實際應用中主要以人口規模為主。依據城市非農人口規模指標將我國城市分為五個等級：超特大城市（人口1000萬及以上）、特大城市（人口大于100萬小于1000萬）、大城市（人口在50萬到100萬）、中等城市（人口在20萬到50萬）和小城市（人口規模20萬以下）。
城市等級體系是指按照城市多項指標的綜合對城市進行定位，它包含了城市中心地區和廣大鄉村地區，以及多產業體系的區域經濟系統，城市等級的確定對城市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城市等級絕不等同于城市規模，一些人口多的城市其等級不一定高，人口相同的城市也不一定就屬于同一個等級。但在一些實際研究中，直接以人口規模指標來劃分城市等級。
城市體系是指一定地域內在功能和等級方面互相聯系的城市總體，城市體系是對多個城市來說。它包括城市功能體系、城市等級體系兩種類型和規模結構、職能結構、空間結構三個基本結構。城市體系可按城市規模的大小劃分為若干個級別，但并不意味著這個級別就能代替整個體系的等級。
綜上所述，并不能說單個的城市規模或城市等級就是城市等級體系，本文所講的城市等級體系為城市規模和城市等級的綜合體。
二、城市等級體系的相關理論綜述
城市等級體系的產生和發展是以幾個重要的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為依托。克里斯塔勒型（Christaller-type）的城市空間體系是在農業腹地的擴大導致制造業生產地點分散（通過產品差異或運輸成本導致多組貨物生產組織的產生）中自發形成的。城市等級體系的演化經歷了三種不同的傳統模式，第一模式是采用阿隆索（1964）——米爾斯（1967）——穆斯（1969）單中心城市模型，這是杜能（1826）土地利用模式的重新修正，其中“偏僻的小鎮”有中央商務區（CBD）取代。第二模式是亨德森（1974）作為經濟模型的城鎮體系，也就是作為一個集合的城市，其主要研究城市規模和類型（Henderson，1987，1988）。第三模式是克里斯塔勒（1933）和廖什（1940）的中心地理論，以均質的平原空間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為理論基礎。
（一）中心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
中心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是由德國城市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和德國經濟學家廖什（A. Losch）分別于1933年和1940年提出的，50年代起開始流行于英語國家，之后傳播到其他國家，被認為是20世紀人文地理學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通過對德國南部城鎮的調查，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發表了《德國南部的中心地》一書，系統地闡明了中心地的數量、規模和分布模式，建立起了中心地理論。克里斯塔勒創建中心地理論深受杜能和韋伯區位論的影響，所以他的理論也建立在“理想地表”之上；其后又引入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即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是理性人假說。克里斯塔勒指出級別高越高的中心地生產較高級別的中心貨物或提供較高級別的服務，反之亦然。根據中心地的服務范圍，提出了正六邊形的網絡服務體系，并在此基礎上推出了K=3的不同級別的中心地數量的遞推公式。
克里斯塔勒認為，有三個原則支配中心地體系的形成，即市場原則、交通原則和行政原則，不同的原則有類似于K=3的中心體系網絡分布，只是在不同的原則下K的取值不同而已，市場原則下取值為3，交通原則下取值為4，行政原則下取值為7。以上三個原則共同導致了城市等級體系的形成。
1940年，德國經濟學家奧古斯特·廖什出版了《區位經濟學》一書，在書中他利用數學推導和經濟學理論，得出了一個與克里斯塔勒學說完全相同的區位模型。與克里斯塔勒不同，廖什更多的是從企業區位理論出發，通過邏輯推理方法，提出自己的生產區位景觀。廖什出色的工作，為中心地理論樹立了更為牢固的理論基礎。
此后，1958年，貝里（B.J.L. Berry）和加里森（W. L. Garrison）對中心地理論作出了一些新的解釋。首先，他們增補了中心地理論的假設，即消費者的消費支出是均質分布的。其次，由于當時克里斯塔勒的《德國南部的中心地》尚未譯成英文，貝里和加里森對六邊形網絡做了自己的解釋。在構造中心地等級體系時，貝里和加里森明確提出了“邊際等級貨物”這一概念，這對中心地理論是一個發展。1962年貝里又提出中心地等級的提高，職能單位數目的增加比中心地職能數目的增加要快。1967年貝里又指出中心地理論假設條件變化后對中心地等級體系的影響。他認為，人口密度越高，地區潛在的消費也越高，因此，中心地等級體系中的層次潛在數目就越多。便利、快捷、低成本的交通將減少低級中心地的重要性，有利于較高級別中心地的發展，這一點符合美國中心地的發展態勢。他還指出，農業社會由于消費水平低，中心地職能分化程度低，中心地等級體系的層次數也較少。
貝里（Berry，1967）的概括特征的前兩個已由Fujita等（1999）、Tabuchi和Thisse（2011）的研究演繹得出。可見，城市等級體系依托于中心地理論而產生和發展。
（二）亨德森城市體系理論（Henderson-type）
城市經濟學在針對城市區規模和類型結構的研究中構建了關于城市等級體系的模型（Henderson，1974等）。亨德森認為經濟體為城市的集合（A Collection of Cities），其中存在兩種相反的作用力，即產業在城市的地理集聚產生外部經濟，同時，越大的城市存在越高通勤成本引發城市的非經濟性。同時，亨德森提出由于產業間的規模經濟存在差異，而城市非經濟性決定于城市規模，由此解釋了存在大量具有不同規模的專業化城市現象。但亨德森的城市體系無法處理城市空間分布及相互空間作業關系等空間問題，因此可以被視為無空間城市體系模型。
新經濟地理學上的城市等級體系研究，將空間因素重新帶回城市等級體系理論的模型。該研究始于Fujita和Krugman（1995）對于“杜能”空間經濟框架中單中心城市形成機制的建模，隨后，Mori（1995）、Fujita和Mori（1997）逐步推進，最后Fujita等（1999）完成創作。此后，Tabuchi和Thisse（2011）對此進行了必要的補充。
（三）城市首位律（law of the primate city）
城市首位律是馬克·杰斐遜（M. Jefferson）早在1939年對國家城市規模分布規律的一種概括。杰斐遜分析了51個國家（其中6個國家為兩個不同時段）的情況，列出了每個國家前三位城市的規模和比例關系，發現其中有28個國家的最大城市是第二位城市人口的兩倍以上，有18個國家大于第二位城市三倍以上。他將在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中占據明顯優勢的城市定義為首位城市（primate city）。其定義的首位城市也就是一個國家中最高等級的城市。
首位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體系中的城市人口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這不免以偏概全。為了改進首位度2城市指數的簡單化，又有人提出4城市指數和11城市指數。
（四）城市金字塔
城市金字塔是指城市按規模大小分成等級，等級越高的城市數量越小。高等級的城市唯一金字塔的頂部，低等級的城市是城市規模等級金字塔的基礎。不同規模等級城市數量之間的關系可以用每一規模等級城市數量與其上一規模等級城市數相除的傷（K值）來表示。
城市金字塔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分析城市規模分布的簡便方法。戴維斯（K. Davis）把城市金字塔的規模等級邊界規范化，當城市規模按兩倍數分級時，發現世界和城市體系發育的大國基本符合各規模級城市的數目隨著規模級降低而倍增的規律。
（五）位序——規模法則（rank-size rule）
位序——規模法則從城市的規模和城市規模位序的關系來考察一個城市體系的規模分布。
最早是1913年奧爾巴克（F. Auerbach）發現五個歐洲國家和美國的城市人口數據符合下式
PiRi=K
式中：Pi是一國城市按人口規模從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城市的人口數；Ri是第i位城市的位序；K是常數。
1925年羅特卡（A.J. Lotka）發現美國符合
PiRi0.93=5000000
他給出了一個比奧爾巴克方程能更好地擬合美國1920年的100個最大城市的模式。羅特卡的貢獻在于對位序變量允許有一個指數。
1936年在辛格（H.W. Singer）的研究中才出現一般轉化公式（以10為底的對數的轉化公式），相當于：
PiRiq=K
1949年捷夫（G.K. Zipf）提出在經濟發達國家里，一體化的城市體系的城市規模分布可用簡單的公式表示：Pr=P1/R。式中：Pr是第r位城市的人口；P1是最大城市的人口；R是Pr城市的位序。
捷夫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意義，但作為一種理想的均衡狀態，已被很多人介紹。
三、城市等級體系實證研究綜述
城市等級體系是新經濟地理學的核心，對城市等級體系的研究多是從經濟地理學科理論基礎出發。國內外對城市等級體系的研究中最常見的問題是關于城市等級體系的劃分。傳統的方法是從單一的人口規模角度劃分；或者是從行政職能的角度劃分，但以人口規模方法最為多見。
國外對城市體系研究最早的要數奧爾巴赫（F. Auerbach），他于1913年提出的位序-規模法則，用公式來表示一個城市的規模和該城市在國家所有城市按人口規模排序的關系。羅特卡對奧爾巴克的約束性方程做了修正，辛格（H.W. Singer）1936年提出了一般轉移公式。1949年捷夫（G.K. Zipf）提出了在經濟發達國家里一體化城市規模分布的表達式。馬克·杰斐遜（M.Jefferson）于1939年提出了城市首位律（Law of the Primate City），通過對51個國家（其中6個國家為兩個不同時段）的情況分析，他發現一個國家的首位城市要比第二位城市大兩倍或三倍以上。馬克·杰斐遜還提出了四城市指數和十一城市指數。
我國學者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理論。比較成功的有：嚴重敏、寧越敏（1980年）和徐學強（1982年）先后用全國城鎮的詳細人口資料進行的位序-規模律的檢驗，指出我國城市整體上符合位序——規模法則；王法輝（1989年）用更系統的設市城市資料計算（1949—1987年）歷年位序——規模模式參數；周一星（1989年）對中國各省區二、四、十一城市指數計算；徐學強（1982年）、李少星（2009）周一星（1986年）對80年代以前中國的城市規模等級結構詳細的分析等。
隨著我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近年來一些學者在前人研究城市規模等級體系的成果上，將城市等級體系的研究進一步推進和細分。其中，陳彥光（2001，2002，2010，）等，運用理論模型對美國一些城市和我國一些城市進行實證研究，驗證實際發展中的城市對模型的擬合度；J.K. Ahn，H.O. Nourse，張弘芬提出城市等級體系空間經濟相互依存模型，提出產業等級和城市等級體系的關聯；王發曾（1993年）針對河南省提出建立城市體系等級層次的理論和方法，對河南省的城市發展提出建議；魏守華、韓晨霞（2010年）對城市等級與服務業發展采用基于份額偏離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對我國城市等級與城市發展階段的聯系具有借鑒意義；劉繼生、陳彥光（2001年）對城市等級體系結構進行宏觀——微觀對稱性分析，具有創新意義；李震、楊永春根據我國城市發展的自身特色將GDP的規模分布于城市等級變化進行等級結構扁平化抑或是等級性加強的分析，指出我國城市GDP規模分布于城市等級變化等級結構加強，而不是西方國家的扁平化，但加強速度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發展有減弱趨向；我國還有一些學者將交通網絡引入城市等級體系的研究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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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模理論范文3
關鍵詞：城市規模;創新能力效率;區域差異性
0 引言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3年53.7%，城鎮人口由1.72億人增加為7.3億人，這意味著中國城鎮人口已經超過農村人口，中國城市化正進入關鍵發展階段。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已經由1978年的111個增加到2013年的287個。城市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大城市的數量增長也十分迅速。當前，我國城市體系中包含了數量眾多，等級規模各異的城市。區分城市規模大小的標準通常有城市聚居人口大小、行政等級、地域規模等等，各國各地區的具體分級標準不盡一致。本文選取人口規模作為衡量城市規模的代表性指標來研究不同規模城市創新能力效率差異 。
Farrell. M. J（1957）首次提出了技術效率概念并給出了測算技術效率的標準與模型，認為技術創新的整個過程就是投入向產出不停轉化的過程，而創新投入和產出效率理論是測度創新效率的基石。國內對區域技術創新效率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池仁勇等（2004）、虞曉芬等（2005）、張宗益（2006）、李婧（2008）、白俊紅（2009）、王家庭和單曉燕（2010）、郭磊（2011）、樊華（2012）、余永澤和劉大勇（2013）。已有研究成果分析了區域技術創新效率差異情況及特點，得出了若干有價值的結論。但是不同規模城市技術創新效率是否存在差異，差異情況具體如何？本文將具體討論這個問題。
1 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1.1 數據指標及評價體系的構建
從投入角度來看，技術創新活動的投入主要來源于R&D人員和R&D經費。R&D人員投入的數量和質量，是一個國家一個城市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表現。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為了衡量R&D人力資本投入情況，本文選擇企業科技活動人員代替R&D人員數，選取當年企業科技活動支出總額代替R&D經費支出。之所以選取這兩項指標，是為了從數量和質量兩個角度綜合、全面地考察投入指標，使得投入指標的選取更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從產出角度來看，技術創新活動的成果主要表現為新產品的增加或產品的改進、專利發明的涌現、新產品產值利潤的提高等方面。在我國，專利主要包括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這三種形式。其中，發明專利是衡量創新產出水平的較好指標，其技術含量高且申請量很少受到專利授權機構審查能力的約束，更能客觀地反映出一個地區原始創新能力與科技綜合實力。綜合考慮，本文選取擁有專利申請數（項）作為技術創新產出的考核指標。
本文選取湖南省14個地級市的城市數據，來考察城市規模與技術創新效率之間的關系。根據《中國中小城市發展報告》，本文按人口規模對選用的14個城市進行規模等級分類：2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超大城市）共8個，即長沙、株洲、衡陽、邵陽、岳陽、常德、郴州、永州，100～200萬人口的城市（特大城市）共4個，即湘潭、益陽、懷化、婁底，50～100萬人口城市（大城市）共2個，即張家界和湘西州。
1.2 理論模型的構建
本文以發明專利申請量為因變量，企業科技活動人員和當年企業科技活動經費支出為解釋變量分別構建回歸模型進行檢驗，理論模型如下：
P = C + α1 L + ε
P = C+ α2 K+ ε
其中，P表示發明專利申請量，α1和α2是待估參數，L、K分為表示科技活動人員和當年企業科技活動支出總額。
1.3 回歸結果及分析
通過利用Eviews6.0計量軟件進行回歸分析，得出如下結果：
注：因為張家界市的2004年和2008年的數據缺失，2003至2008年的專利申請數缺失，數據缺失度較大，所以剔除;湘西州的2007年和2008年的數據相較常年變化過大，無法進行回歸分析，也剔除。
結果顯示，修正R2值都達到0.8以上，標準誤差值均較小，表明模型擬合程度較好。并且系數概率值也均小于0.05，說明判定回歸方程的所有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具有顯著影響。由回歸結果還可以看出，超大城市的影響系數均高于特大城市，這表明規模越大的城市，其技術創新效率比規模相對較小的城市要高。
2 研究結論以及啟示
一般來說，城市是區域的經濟中心，城市規模的大小對于城市創新能力效率的高低有著重要作用。本文選取人口規模作為衡量城市規模的代表性指標來研究不同規模城市創新能力效率的差異，研究結果表明，城市規模越大，城市技術創新能力效率則越高;湖南省不同規模城市技術創新效率差距較大，技術創新效率存在區域差異性特征。因此，今后湖南省應該以創新和技術升級為切入點，積極推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當前，湖南正處于向工業化后期邁進的關鍵階段，城市要花大力氣推進轉型升級，加快自主創新，突破關鍵技術，堅持高端引進，創新科技金融服務，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探索培育企業成長和產業集群的有效模式;積極推進城市之間的互動發展，加快實施科技轉移，增強城市科技創新的內生動力;依托區域資源優勢，完善區域創新環境，積極承接沿海產業轉移，抓住中部崛起戰略的機遇，建設特色鮮明，帶動力強的產業集聚高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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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模理論范文4
關鍵詞：城市化；城市規模；服務業發展；服務業結構；灰色關聯度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25-0052-04
引言
加快發展服務業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大任務。城市化對服務業的發展和結構升級起著推動作用，城市化的發展會帶來人口的集聚，進而帶來需求的增加、產業的集聚和服務業的壯大。城市的規模化是實現城市規模效應，從而提升城市吸引力和輻射能力的重要因素，服務業結構和產出效率也會因城市規模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本文以廣東省為例，通過探討不同城市化水平、不同城市規模下的服務業發展水平及結構，對廣東省21個地級市服務業發展情況進行分析，為進一步推進廣東服務業發展和城市化進程，提供參考。
一、研究回顧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服務業和城市化的關系已經成為國外學者關注的焦點，國外研究大多表明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呈正相關關系。Signalman（1978）認為，城市化是服務業發展的原因，他通過對工業化國家1920―1970年的勞動力轉移情況的實證分析，發現城市化是促進一個國家從農業型經濟向服務業型經濟轉變的重要因素。Daniels等（1991）對美國大中小城市區域服務業進行計量分析檢驗，研究認為，服務業的發展要以城市形成的區域性市場為基礎，城市化的發展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服務業的擴張。Black和Henderson（1999）對城市化程度較高國家的城市規模和城市產業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不同的城市規模、制造業和服務業對城市化的影響具有明顯差異，城市規模越大服務業發展水平越高，而規模相對較小的城市制造業較發達。因此，達到一定規模后，服務業成為城市化的主要推動力。Abdel-Rahman&Anas（2004）的研究指出，在一個由不同規模城市構成的城市體系中，城市產業結構隨著城市規模而變化，并且產業結構的差異導致經濟效率的差異。江小娟等（2004）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是影響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張樹林（2007）利用1995―2005年數據進行定量測算，發現我國城市化與服務業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城市化為服務業發展提供支持，而服務業發展及升級是城市群形成與發展的動力。柯善咨等（2014）研究表明，生產業―制造業結構對生產率的影響取決于城市規模，城市需要達到一定的門檻規模方能從上下游產業關聯中獲得效益。趙維良等（2015）利用我國地級市數據對不同規模城市的城市化與服務業關系進行檢驗，表明城市規模越大，城市化率越高，服務業比重越大。
二、基于城市規模差異的廣東省服務業發展研究
（一）數據和變量選擇
研究對象為廣東省21個地級市，指標數據主要來源于《廣東省統計年鑒》及《2014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在城市化率的指標選取上，文中除對廣東省城市化水平與服務業協調發展的時間序列分析中采取非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外，其余部分城市化水平用市轄區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來表示；城市規模也采用市轄區人口來衡量，對于城市規模的劃分主要以城區常住人口為統計口徑，將城市劃分為五類七檔。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下的城市為小城市，其中20萬以上50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小城市，20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小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上100萬以下的城市為中等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為大城市，其中3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大城市，100萬以上300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1 000萬以下的城市為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 000萬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市；服務業發展水平采取服務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相關數據采取市轄區數）；服務業結構指標主要是服務業內各行業從業人員占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比重來計算。此外，本文的服務業結構按照功能和作用，劃分為生產業和消費業兩類。其中生產業主要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教育、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消費業主要包括：住宿和餐飲業、房地產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
（二）實證分析
1.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相關性分析
（1）城市化與服務業協調發展的時間序列分析。廣東省城市化水平（UR）用非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表示，服務業貢獻率（SCR）用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總值的比重表達。1980―2013年廣東省城市化水平與服務業貢獻率的情況（如下圖所示）。由下圖可以看出，1980―2013年廣東省城市化水平和服務業發展水平總體呈上升趨勢，具體可分為兩個階段：1980―2002年，服務業發展水平高于城市化水平，服務業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城市建設的腳步，通過對廣東城市化發展水平進行相關分析，這一階段二者呈現較強的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943；2003―2013年，SCR曲線與UR曲線走勢背離，城市化發展迅速，而服務業增長水平開始減緩，2003―2012年廣東省服務業的貢獻率都低于2002年水平，到2013年服務業貢獻率才超過2002年水平。與此同時，近年來，廣東省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由2002年的36.2%上升到53.7%，通過對廣東城市化發展水平進行相關分析，這一階段二者相關性不明顯，相關系數為0.329，這表明近年來廣東省城市化的發展背離了科學的軌跡。
（2）城市化、城市規模與服務業發展的空間結構分析。按照城市規模的劃分方法，對廣東省21個地級市按不同的規模進行分類，采用算數平均數的方法對同一類別內的城市化水平進行計算，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2013年，廣東省21個地級市，特大城市2個，Ⅰ型大城市2個，Ⅱ型大城市10個，中等城市5個，小城市2個；城市化率和服務業比重兩個指標，基本按照城市規模的不同呈遞減趨勢。采用相關分析法檢驗不同規模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關系，正相關性較為明顯，相關系數為0.816，這表明廣東省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一定程度上存在同步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化率方面，不同規模城市的平均城市化率相差較大，標準差為0.41，不同城市規模服務業貢獻率相差不大，其標準差僅為0.06，這表明，廣東省不同規模等級城市化發展的差異程度大于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的發展未能跟上城市化發展的腳步。
2.城市化、城市規模與服務業內部結構相關性分析
采用灰色關聯模型深入分析2013年廣東省21個地級市城市化與服務業各細分行業的內在關聯，用算數平均數的方法按照不同的城市規模對關聯度矩陣進行整理，探討不同城市規模下的服務業結構。
（1）研究方法。灰色關聯分析主要是利用灰色關聯度來衡量因素之間發展趨勢的相似和相異程度的一種系統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據統計數列的幾何關系或曲線的相似程度來判斷系統中各因素間的關聯程度，如曲線越接近，則相應序列之間的關聯度越大，反之就越小。
基于灰色關聯分析可以知道，關聯度越接近1，關聯程度越大。一般認為，0≤γi≤0.4，關聯程度低；0.4≤γi≤0.6關聯程度中等；0.6≤γi≤0.8關聯程度較強；0.8≤γi≤1關聯程度極強。本文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對廣東省21個地級市城市化率與服務業14個細分行業的分析得到的關聯度系數，實際反映出來的是服務業的發展與城市化的協調程度，關聯度系數并不會因為城市規模大而高，也不會因為城市規模小而低。通過對關聯度系數的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比較21個地市級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總體協調程度。清遠、惠州和揭陽的城市化率與服務業發展的關聯度最高，2013年三市的市區人口分別為134.2萬、138.8萬和205.1萬，屬于Ⅱ型大城市，此外，三個城市的城市化率在30%～40.5%之間，城市化率較低；關聯度較低的三個城市分別為汕頭、佛山和中山，2013年三市的市區人口分別為532.5萬人、381.6萬人和154.1萬人，此外，三個城市的城市化率都比較高，佛山和中山為100%、汕頭為98.6%，這三個城市的城市化率都非常高，但與服務業發展的協調程度較低，佛山、中山仍然是以制造業發展為主的城市，城市化率的提高，并未帶動服務業的發展。
第二，按城市規模比較21個地級市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協調程度。用算數平均數的方法按照不同的城市規模對關聯度矩陣進行整理。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化與服務業灰色關聯系數分別為0.5650、0.5287、0.6559、0.6791和0.6356，關聯程度屬于中等。具體觀察不同規模城市，按服務業類型區分的話，協調程度也相差不大。其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化與生產業灰色關聯系數分別為0.5759、0.5612、0.6338、0.6753和0.6099；與消費業灰色關聯系數分別為0.5504、0.4853、0.6530、0.6399和0.6698。
第三，按照服務業結構，具體分析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協調程度。總體而言，按照服務業14個細分行業劃分，各行業發展與城市化的關聯度系數在0.5265和0.7347之間，關聯程度中等以上。最高為房地產業、其次為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關聯度系數分別為0.7347、0.7119和0.7085；關聯度低的分別為衛生、保障和社會福利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以及金融業，關聯度分別為0.5265、0.5277和0.5529。如果按照生產業和消費業比較來看，生產業與城市化率的關聯度為0.6493，消費業的關聯度為0.6245，生產業與城市化率的關聯度略高。
結論與建議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廣東省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呈正相關關系，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極大地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同時服務業的發展也會進一步推動城市化的加速，但時間序列的分析顯示，近年來二者相關性越來越不明顯，廣東省城市化的發展背離了科學的軌跡；城市化率和服務業占GDP比重，與城市規模存在相關性，城市規模越大，城市化率和服務業比重越高；灰色關聯度分析結果表明，廣東省21個地級市，不同城市的城市化率與服務業協調發展程度相差較大，存在不均衡性，在按照城市規模劃分的前提下，二者協調程度相差不大；生產業與城市化率的協調程度略高于消費業。
（一）正確處理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關系
現代經濟理論和實踐表明，服務業的發展，必須建立在社會生產精細分工和周密協作的基礎上，人口必須相對集中，以形成規模化的交易和運輸，必須具有較高的消費能力，以形成一定規模的市場。發達國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都同步實現了城市化，而城市化又帶動了服務業發展，實現了服務業水平的躍升。同時服務業內部結構與城市規模結構有很大的關系，高附加值的、為生產服務和新興的服務業，往往是和城市規模聯系在一起的。正確處理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關系，特別是針對當前存在的不同規模等級城市化發展的差異程度大于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的發展未能跟上城市化發展的腳步的問題。首先，在城市化進程中，不僅要重視城市化水平的量，更要注重質的提高，不能片面追求城市規模擴大、空間擴張的發展模式，不能不顧實際地通過增加城市數量和擴大城市規模發展服務業，應該按照實際情況制定有關的產業政策，不斷提升城市服務功能；其次，服務業的發展應該進一步補充城市化的發展，實現內部結構的合理化，實現與城市化發展的良性互動。
（二）促進不同規模城市服務業內部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大城市的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都較高，應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提高服務業比重，將生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嵌入城市發展的等級結構中。中小城市的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都較低，在發展過程中，要充分發揮城市的集聚效應，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務業，促進城市化水平與服務業發展水平的提高，促進二者協調發展。
（三）發揮大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
通過大城市服務業發展的輻射和帶動作用促進整個廣東省服務業的發展，通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城市的服務業發展速度和總量在中等規模和小規模城市前面，因此發揮大城市的龍頭作用，能更好地促進整個地區服務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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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模理論范文5
法入手。所謂城市規模體系,是指一個國家或區域內,城市人口規模的結構與分布,通過城市規模分布的研究可以明確人口規模與城市從大到小的序列關系。城市規模分布研究較為常用的有城市首位法則、城市金字塔、規模序位法則等等。本文主要借鑒城市首位法則進行次核心城市劃分。該方法由馬克·杰佛遜(Mark Jefferson)提出,用來解釋一個國家或地區擁有大量人口、具有雄厚經濟實力的首位城市的發展趨勢。。城市首位率將首位城市(the Primate City)定義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具有領導地位的城市,通常在規模上大大超過他城市。所謂首位度就是首位城市與第二大城市的人口比值。有學者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四城市指數和十一城市指數概念,分別表示第一大城市與第二、三、四大城市的人口比值,公式如下:
四城市指數S=P1/(P2+P3+P4)
十一城市指數S=P1/(P2+P3+…+P11)
式中,Pl,P2,…,P11(Pi代表排名第i位城市的人口數)為城鎮體系中按人口規模從大到小排序后,某位次城市的人口規模。在現實應用中,通常可以采用首位度、四城市指數和十一城市指數來衡量人口在首位城市的集中程度。
2、城市首位度方法的借鑒思路城市首位度方法,主要用于測算核心城市影響力,其采用的四城市、十一城市指標,無法對次核心城市進行合理描述,因為次核心城市不能無視大于其規模的城市的影響,且城市群中城市個數不可能恰好對應。不過可以借鑒城市首位度的思想,對城市群每個城市計算類似首位度的城市規模比重,進行城市規模序位排列分析,從而劃分相應的次核心城市。。。[1]
衡量城市大小的數量概念,包括城市人口規模與城市地域規模兩種指標,通常人口規模是衡量城市規模的決定性指標。因用地規模隨人口規模而變,故通常以城市人口規模來表示。但考慮到我國實際情況,由于城市化程度的差異,總人口數很大的城市可能農業人口很多、市區面積很小、綜合實力不強。如保定市總人口超過1000萬,而非農人口只有63萬,整體實力顯然無法與總人口1000余萬,非農人口562萬的天津市相比。可以看出我國的城市總人口數無法體現真實城市規模水平,并且根據城市群發展形成理論,城市群是城市化的高級發展階段,非農人口能更好體現城市規模。所以,非農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代總人口數作為城市規模的計算依據。
3 我國部分城市群次核心城市劃分研究
本文選取我國東北地區的遼寧中部城市群、華東地區山東半島城市群、中部地區中原城市群、中南地區武漢城市群、西南地區成渝城市群為例,進行次核心城市劃分研究。
3.1、遼寧中部城市群:以沈陽、鞍山、撫順、本溪、營口、遼陽、鐵嶺等為主要城市,從非農人口規模比重來看,沈陽占38%,具有絕對優勢,是核心城市;鞍山、撫順兩市所占比重分別為16.5%和15.9%,與核心城市有明顯差距,比其余城市又具有規模優勢 ,處于第二梯隊,是遼寧中部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
遼中城市群非農人口規模測算表
城市名稱 沈陽 鞍山 撫順 本溪 營口 遼陽 鐵嶺
非農人口規模(萬人) 298 128 124 83 51.5 58.7 33
城市規模比重(%) 38 16.5 15.9 10.7 6.6 7.5 4.3
3.2、山東半島城市群:以濟南、青島、淄博、威海、煙臺、濰坊、日照和東營為主要城市,從非農人口規模比重來看,濟南和青島分別占21.4%和21.2%,具有明顯優勢,同為核心城市,半島城市群為雙核心城市群;煙臺、濰坊、淄博三市所占比重分別為14.6%、12
3.3、成渝城市群:以重慶、成都、南充、自貢、德陽、綿陽、眉山、樂山、雅安等為主要城市。從非農人口規模比重來看,重慶和成都分別占29.2%和24.3%,具有絕對優勢,是雙核心城市群;綿陽、南充、自貢、三市所占比重分別為10.1%、8.6%和7.8%,與核心城市有明顯差距,比其余城市又具有規模優勢,處于第二梯隊,是成渝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
成渝城市群非農人口規模測算表
城市名稱 重慶 成都 德陽 綿陽 眉山 樂山 宜賓 南充 自貢
非農人口規模(萬人) 393 327 61 135.7 82 41.7 89 116 103
城市規模比重(%) 29.2 24.3 4.5 10.1 6.1 3.1 6.6 8.6 7.8
3.4、中原城市群:以鄭州、洛陽、開封、新鄉、作、許昌、平頂山、深河、濟源等為主要城市。從非農人口規模比重來看,鄭州市占23.6%,優勢非常明顯,是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洛陽、開封、新鄉三市所占比重分別為14.6%、14%和14.2%,與核心城市有明顯差距,比其余城市又具有規模優勢,處于第二梯隊,是中原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
中原城市群非農人口規模測算表
城市名稱 鄭州 洛陽 開封 新鄉 焦作 許昌 平頂山 濟源
非農人口規模(萬人) 168.8 104.3 100.5 102 81 48 81.8 29.25
城市規模比重(%) 23.6 14.6 14 14.2 11.3 6.7 11.5 4.2
3.5、武漢城市群以武漢、鄂州、黃石、黃岡、孝感、咸寧、天門、仙桃、潛江為主要城市。從非農人口規模看,武漢市占到52.9%,是絕對的核心城市;黃石和孝感所占比重分別為8.5%和10.4%,與其他城市相比有一定優勢,為武漢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
武漢城市群非農人口規模測算表
城市名稱 武漢 鄂州 黃石 黃岡 孝感 咸寧 天門 仙桃 潛江
城市規模理論范文6
關鍵詞：城市化；經濟增長；人均GDP
中圖分類號：F0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4-00-01
勞動力流動。1949-1976年，城鄉隔離的人口政策使得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流動受到了嚴格限制，城市化水平偏低。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歷快速的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化，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比重逐步增加，輕工業和服務業獲得了巨大發展，在城市中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同時城市在空間和數量上都得以迅速發展，大約有3億農民從農村轉移到了城市，城市化水平增加了近30個百分點；但與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相比，城市化水平依然偏低，原因在于中國收入的增長超過了城市化的發展。阻礙我國城市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是城鄉勞動力流動的諸多限制。
一、中國城市化進程與水平
工業化與城市化。1952年工業化初期，工業化滯后于城市化5.1個百分點；其后在蘇聯的援助下，我國的工業化水平迅速提高，建成了一批工業基地，而此時城市僅僅是作為工業基地的形式而存在，城市功能被大大削弱；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為備戰而實行的“山、散、洞”策略，使工業遠離城市，割裂了工業與城市相互依托的關系，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差距進一步擴大。1978年，我國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26.17個百分點，之后二者的差距逐漸減少；2002年，我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水平幾乎持平，之后城市化開始逐步超越工業化；截至2008年，城市化領先于工業化2.74個百分點，雖然城市化水平超過了城市化，但與經濟水平和工業化相當的國家或地方相比，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依然滯后。根據錢納里的標準，工業化中期的就業結構標準應為15.6：36.8：47.6，如果以我國近10年來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的速度計算，城市化率達到工業化中期60%以上的指標，大約還需要15年左右的時間。
二、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理論評價
城市化推動經濟增長通過市場機制起作用。經濟增長的源泉在于生產要素投入比例的增加和效率的提高，在二元經濟模型的假設下，農村的勞動邊際生產率不斷降低，在勞動力價格即工資的調節作用下，農村勞動力不斷地向城市轉移充實到城市的各產業部門中，而在城市的各產業部門中同樣受到工資機制的影響，導致城市中勞動力不斷進行人力資本的自我累積，以便獲得較高的工資水平，人們對工資水平的預期是導致人們選擇不同部門工作的基本動機。作為另一重要生產要素的資本，具有尋求自我增值的天然屬性，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大量資本會集中于城市在不同的產業部門中流動，尋求最優的投資組合，投資回報率成為資本在不同產業和部門間選擇的直接原因。
經濟發展與城市化離不開產業的支持。城市中的工業和服務業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產業結構決定了城市的經濟結構，而產業結構的演進和產業的轉型升級則是城市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的必要保證。產業結構的演進伴隨著勞動力的流動。城市是產業發展的空間載體，是企業生產的最佳區位選擇，緊密的空間結構和高密度的產業集群降低了企業之間的交易成本，促進了知識的外溢。同時，城市又為產品提供了巨大的消費市場，城市可以創造需求，改善就業結構，使勞動力更多地流向第三產業。城市正是在保證產品生產與消費的良性循環中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規模的擴大加劇了經濟增長的波動性。城市經濟發展的外在表現為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隨著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城市的真實人均收入呈現出先遞增后遞減的倒U形曲線。
由于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大量企業集中于城市中，使每一家企業都能專業化生產，專業化生產的范疇不斷擴大到服務產品領域，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直接降低了產品的生產成本。此外，空間上的接近既可以降低企業與企業之間進行交易的運輸成本，又可以減少勞動力對于工作機會的搜尋成本。同時，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知識外溢和模仿創新的水平都將大大改善，從而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真實人均收入水平，但當城市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很多無法估計的外部負效應便體現出來，真實的人均收入隨著城市規模的進一步擴大而減少。但是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累積會提高一個城市的自我管理和組織的能力，減少城市規模擴大的外部負效應，從而保證人均收入水平持續提高，城市規模擴大的外部正效應和負效應之差直接決定了城市擴張的速度和規模，即城市規模擴大會提高人均的收入水平呈現倒U形的一輪又一輪的提高，最終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由此可見，對于城市規模的擴張，政府不應采取過分的限制政策。
三、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2008年，在我國的行政區劃中，城市總數為655個，其中直轄市4個，副省級城市15個，地級市268個，縣級市368個，由于山東省的17個城市數據丟失，我國2008年270個地級以上城市的城市化率和人均GDP對數之間的關系，二者存在較強的線性相關關系。
根據其理論模型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經濟增長不僅受城市化水平的影響，還取決于人均固定資產投資、人力資本要素的投入水平等諸因素的影響。為了研究城市化水平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構建一個簡單的城市經濟模型，并通過計量和統計分析的方法對模型中的參數進行估計。
利用中國2008年270個地級以上城市的數據進行分析，城市化水平假定為外生變量。
人均GDP與城市化水平、人均固定資產投資、人力資本水平之間存在著穩定的正相關關系；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城市化水平提高一個百分點，城市人均GDP將提高0.32個百分點；人均固定資產提高一個百分點，人均GDP將提高0.57個百分點；人均人力資本水平提高一個百分點，人均GDP將提高0.1個百分點，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對于人均GDP的影響最大，本文重點考察城市化水平提高對于人均GDP的影響。就是說隨著中小城市的不斷加入，城市化水平對經濟發展影響系數將逐漸變小。因此，城市化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大城市要比在中小城市發揮的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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