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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勞動的特點范文1

關鍵詞：農業勞動力資源；農村經濟發展；農業生產

中圖分類號：DF413.1 文獻標識碼：A

引言：

農業勞動力資源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加快農業勞動力資源的開發與配置,切實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是鞏固和加強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的必備條件。

1.開發農業勞動力資源的必要性

農業勞動力資源的概念

農業勞動力資源是指能夠參加農業勞動的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的總和。農業勞動力資源的數量，是指農村中符合勞動年齡并有勞動能力的人的數量以及不到勞動年齡和超過勞動年齡但實際參加勞動的人的數量。農業勞動力資源的質量，是指農業勞動者的體力強弱、心理狀態、思想道德水平、科學文化水平和技術熟練程度等。

2.積極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完善農村人力資源配置

加快農村勞動力向非農業產業轉移,實現農村人力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對推動農村城鎮化、土地經營和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進程,實現農民富裕,達到全面小康目標,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目前,一些發展較快的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超前促進了工業化的進程,使經濟迅速增長。而我國的特點則是工業化超前城市化不足,并且已經制約了經濟發展。大城市是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心。但目前許多城市帶動不了周圍的小城鎮與農村,更吸納不了多少農村轉移的勞動力,原因之一就是城市規模過小。這將不利于推動農村人力資源的利用開發。

3. 當前我國的農業勞動力資源現狀

農業勞動力的質量較低受我國農民的收入水平、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醫療條件等因素的制約，我國農村勞動力在營養和保健方面沒有物質保證，身體素質偏低。同時，我國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低。我國農村人口的勞動力文化程度以小學和初中為主，文盲和半文盲的比重很大；同時，在接受過教育的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占9%，而接受過專門的農業技術教育的不足5%。所以，大部分農民對農業新技術、新知識的接受能力較低，對農業市場化、產業化的認識還很模糊。

4.開發農業勞動力資源，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4.1農業勞動力資源開發的概念和內涵

4.1.1農業勞動力資源開發的概念

農業勞動力資源開發是在充分分析與研究農業勞動力分布特點，供給與需求特征基礎上，合理利用勞動力資源，以提高勞動力資源的利用率和生產率。

4.1.2農業勞動力資源開發的內涵

農業勞動力資源開發包括三層內涵：一是合理的農業勞動力資源供求平衡是農業勞動力開發的先決條件，特別是農業勞動力的數量不能超越農業發展的合理要求；二是提高農業人力資源質量是農業勞動力資源開發的核心；三是在農業勞動力資源開發的整個運行過程中，有效的開發政策是農業勞動力資源開發的保證。它主要涉及數量開發與質量開發。

4.2農業勞動力資源的數量開發指合理利用勞動力的數量資源，使其配置得當，結構合理，剩余勞動力得到合理安排，以提高勞動力利用率。其開發途徑主要有：

4.2.1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合理利用農業勞動力資源一是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二是利用現代科技改造傳統農業，大力發展優質高效農業。加快發展畜禽、反季節疏菜、花卉等勞動密集型特色優勢產業。三是大力發展個私民營經濟，創辦多種所有制形式的經濟組織，增強其安排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的能力。

4.2.2搞好信息服務，合理轉移農業勞動力正確分析和認識我國農業勞動力資源，根據其特點，促使農業勞動力合理轉移，是農業勞動力開發的重要課題。農民缺乏信息和獲得信息的能力，導致農民很難找到非農就業的機會，更談不上找到適合個人發展的機會。因此，各級政府要加強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建設及服務，建設農村勞動力供求信息平臺，引導和鼓勵教育培訓機構加強與職介和用工部門的溝通與協作，解決城鄉之間、供求之間信息不暢的問題，從而實現勞動力供需情況的信息化、動態化管理。同時，通過政府信息網絡的建設和完善，盡快把緊缺崗位信息提供給農民，并加以正確引導，有效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

4.2.3建立合理的勞動力年齡結構合理的勞動力年齡結構是保證農業生產連續性和農業生產力持續穩定發展的前提。在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過程中，一定要克服農村中年輕、有文化、有技能、有特長的人都外出務工經商，而年齡大、低文化、無特長的人，留在農村種地或經營林牧副業的現象，使農村勞動力年齡結構保持合適比例，以保證農業生產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

4.2.4提供優惠政策，激發返鄉農民工創業的積極性按照“輸出勞動力，引回生產力”的基本思路，大力優化境內投資環境，吸引和扶持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創業。地方各有關職能部門要在回鄉創業手續辦理上給予方便，在稅費、用地、供電、供水、信貸等方面給予優惠。優先解決子女入學，努力創造寬松環境，以吸引更多的外出務工人員回鄉二次創業。

4.3農業勞動力資源的質量開發是指在提高農業勞動力身體素質和智力素質的基礎上，建立合理的農業人才結構，以提高勞動力質量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

4.3.1提高農業勞動力身體素質強壯的體魄是高質量農業勞動力的主要方面。我國居民膳食結構基本上屬于“高熱量”的溫飽型，農村個別地區農民生活水平很低，提高勞動力身體素質作為國家發展的宏觀戰略，也是農業勞動力質量開發的重要任務，它要求逐步改善國民膳食結構，向“科學營養型”轉化，同時，改善勞動條件，降低勞動強度，為勞動者創造舒適的勞動環境，提高勞動者身體素質。

4.3.2提高農業勞動者智力素質，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指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向農民進行中小學教育及文化投資是最有利的人力資本投資，只有對農民首先進行文化教育，才能使其掌握科學技術。我國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科技水平的提高，對勞動者智力素質的提高提出了迫切要求。提高勞動者智力素質包括提高農業勞動者科學文化水平、生產勞動技能和知識水平。一是普及農村基礎教育。它主要是培養和提高農村人口和勞動者的基本素質，特別是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壯年文盲。二是抓好職業技術教育。它要以就業為導向，依據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勞動力的轉移方向、市場對就業能力的需求等，大力發展各種層次、各種類別的農村職業技術教育。三是發展農民高等教育，培養高級專門人才。辦好中級和高級農業院校，培養各類農業專門人才，為農業生產服務。四是舉辦農業生產技術培訓班，為農村能工巧匠學習創造條件，以啟迪其思維，帶領農民致富。五是壯大科研隊伍，建立農村科研網，引導農民開展科學研究，為農業生產服務。

4.4完善制度，建立和健全農業勞動力資源開發的長效機制一是政府應加大力度貫徹、落實中央的各項支農惠農政策，保證發展農村的基本政策長期不變，穩定農業勞動者對農業的勞動力投入；二是切實加強對農業的投入和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田水利建設，改善農業勞動者的生產和生活條件；三是建立健全農村合作醫療和農村養老制度等；四是逐步提高農業的比較效益和經營農業收益，提高農業勞動者的地位和務農的積極性，逐步轉變“輕農”、“離農”思想，保證農業持續穩定地發展。

5.結束語

我國地域廣闊,各地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規模都存在不平衡,受市場價值規律和供求規律的支配,農村人力資源的流動會越來越復雜,如果完全依賴市場機制調節,必然會造成農村人力資源配置中的滯后性和盲目性。因此加強人力資源流動的宏觀調控,全面考慮人力資源配置方向、配置比例等問題。

參考文獻：

農業勞動的特點范文2

論文關鍵詞：農業勞動力，轉移，調查研究，對策建議

 

一、安康地區農業勞動力轉移基本情況

1、基本情況

安康市轄9縣1區，209個鄉鎮。全市總面積23529平方公里，山地面積21764平方公里，占92.5%。2004年末總人口294萬人，其中農村人口250萬人，城鎮人口44萬人。全市17-50歲農村適齡勞動力154.7萬人，剩余勞動力73萬人。2004年外出務工人員50.15萬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3.65萬人，增長37.4%，外出從業人員占鄉村勞動力資源的35.33%。近5年，全市累計勞務輸出93.8萬人次，實現36億元。統計資料顯示，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增長額的60%來自外出務工。2005年勞務輸出工作又有新發展，勞務輸出規模達到45.5萬人，其中，有組織輸出17.2萬人，組織培訓11.6萬人對策建議，實現就收入18億元。

勞務輸出成為安康農民增收、農村脫貧致富的重要途徑。

2、勞動力轉移的特點分析

近年來，圍繞做好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工作，市縣兩級農業、勞動保障、統計等部門先后多次組織專題調研，采用不同方法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歸納歷次調查的問卷調查情況，安康地區農業勞動力轉移呈現以下特點：

第一，勞動力轉移主要流向省外經濟發達地區的大中城市

（一）60%的外出從業人員在東部地區務工

目前城鄉及地區依然存在很大差別的情況下，農業勞動力流動的主要方向是由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由農村向城市流動。從流向來看，主要是由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流動。據統計全國2004年外出務工人員的70%流向東部地區，安康轉移的勞動力中流向東部地區為60.61%，中部地區為12.15%，西部地區為27.24%，具體情況見表一論文參考文獻格式。

表一：安康市外出從業人員地域構成（%）

 

 

 

2005年上半年

2004年

2003年

1、東部地區

60.95

60.61

59.82

2、中部地區

19.82

12.15

11.61

3、西部地區

19.23

農業勞動的特點范文3

隨著中國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大批土地被政府征收，為維護失地農民的基本權益，各地區相應出臺了失地養老保險制度。目前，我國失地農民的人數約為7 000萬，預計到2020年失地人數將超過1億人，影響巨大。一方面，失地農民因缺乏從事其他非農職業的技能，可能出現“失地即失業”的現象；另一方面失地養老保險作為一種養老保障，從國際經驗來看，較早全面建立社會保障的國家，勞動供給水平（尤其是中老年人）出現持續下降，經濟增長乏力（程杰，2014）。那么，失地養老保險對人數不斷增多的失地農民的勞動供給產生何種影響？這對于當下經濟增速放緩、“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劉易斯拐點到來（蔡?P，2010）的中國經濟體至關重要。像西方國家一樣加速降低農民勞動供給還是有其自身的特點？失地養老保險能通過提高就業投資從而促進失地農民流向收益更高的非農部門，棄耕進城務工嗎？這一議題既關系到失地養老保險自身的改革，又關系到失地農民群體的生存與城鎮化征地政策以及未來經濟的發展。

目前學術界關于發展中國家養老保障制度對勞動供給影響的研究還比較少，而且結論不一。一部分文獻研究表明，在發展中國家，養老保障降低勞動供給水平，如Neeraj（2014）、程杰（2014）。另外一部文獻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如Posel等（2006）、車翼等（2007）。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養老保障對勞動決策行為沒有明顯影響，如龐麗華等（2003）、Juarez（2010）。產生這些不同結論的原因可能在于：養老保障作為一種轉移支付對勞動者勞動供給產生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如果收入效應占主導，則綜合效應表現為負效應；如果替代效應更大，則綜合效應表現為正效應；如果兩者相互抵消，則綜合效應不顯著。失地養老保險作為一種養老保障，它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哪個更大？這也正是實證要回答的問題。

另外，由于失地養老保險體系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相關部門和學者主要關注失地農民的收入和福利的影響（李飛等，2010；李永友等，2011），而對勞動供給效應的研究少之又少。本文的創新就在于全面詳細地分析失地養老保險對農民的勞動供給的影響，包括對農業打工、自家農業等農業勞動供給的影響，也包括對受雇勞動、個體私營經濟等非農勞動供給的影響，以及對總體勞動供給的影響，這對于中國這一尚屬于薄弱領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和現實意義，被征地農民人數越來越多，影響越來越大，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減緩、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勞動人口正在逐年減少要求我們關注失地養老保險對勞動供給的影響，如何構建既能滿足城鎮化發展征地要求又能促進勞動力市場可持續發展的失地養老保險制度是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必須考慮的重要議題。

二、 數據、變量選取與實證模型

1. 數據來源。本文使用2013年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全國追蹤調查數據。本文將分析對象界定為45周歲以上的農戶中老年人，剔除城鎮戶口和缺失值及離群值樣本后，最終有效樣本數量為13 470人。

2. 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在經驗模型中，被解釋變量勞動供給可以通過勞動參與和勞動供給時間來反映。勞動參與按照勞動類型分為農戶總體勞動參與、農業勞動參與和非農勞動參與，其中農業勞動參與包括農業打工勞動參與和自家農業勞動參與，非農勞動參與包括受雇勞動參與和個體私營經濟勞動參與，農戶可以從事兼業活動；與勞動參與類似，被解釋變量勞動供給時間分別為農戶總體勞動供給時間、農業勞動供給時間（包括農業打工勞動和自家農業勞動供給時間）與非農勞動供給時間（包括受雇勞動和個體私營經濟勞動供給時間）。

（2）解釋變量的選擇。解釋變量包括四個部分，一是失地養老保險覆蓋變量；二是個人特征控制變量，包括受訪者性別、年齡、教育年限、婚姻、黨員身份和健康狀態，其中為克服內生性問題，健康狀況用日?；顒幽芰φ系K作為變量；三是家庭特征控制變量，包括家庭規模、撫養比、農業收入、非農業收入、耕地面積、自有房屋價值、耐用消費品價值、銀行存款與現金總額以及家庭經濟來往；四是區域變量。解釋變量中，失地養老保險覆蓋是重點關注因素。

具體變量定義和描述性統計見表1。

（3）模型構建。根據以上的分析，結合經驗模型，構建勞動參與率計量模型和勞動供給時間計量模型如下：

三、 實證分析

1. 勞動參與模型估計。勞動參與模型可以估計失地養老保險制度、個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所處區域等因素對農村中老年人勞動參與決策的影響?？刂谱兞康墓烙嫿Y果與一般的理論框架和大多數經驗研究基本吻合，本文重點關注失地養老保險變量。

失地養老保險覆蓋顯著降低農業勞動參與率，但也顯著提高非農勞動參與率。細分來看，該保險激勵農戶降低自家農業勞動，同時也激勵其提高個體私營經濟勞動參與，但對農業打工勞動參與和受雇勞動參與決策及總體勞動參與決策沒有顯著影響。出現以上現象主要由于失地養老保險制度設計對象是被征地的農戶，全部或者部分失去土地的農民傾向于選擇退出農業生產，但同時也增加個體私營經濟等非農勞動。農戶退出農業勞動，參加非農勞動，可能是二者相互抵消的結果，導致對總體勞動參與決策影響不明顯，這也表明該項制度對整個勞動力市場沒有顯著的影響。詳細情況可以從表2可以看出，在農業勞動參與模型（LPf）和自家農業勞動參與模型（LPf2）中失地養老保險覆蓋變量與農業勞動參與及自家農業勞動參與均呈顯著負相關，這表示在保持個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所處區域等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參加失地養老保險將傾向于降低農業勞動參與率特別是自家農業勞動參與率。從邊際效應來看，參加失地養老保險將使農業勞動參與率降低9.78%，其中自家農業勞動參與率降低12.59%。在非農勞動參與模型（LPn）和個體私營經濟勞動參與模型（LPn2）中失地養老保險變量與非農勞動參與及個體私營經濟參與均呈顯著正相關，這表示該保險具有提高非農勞動參與率特別是個體私營經濟勞動參與率的功能。從邊際效應來看，失地養老保險提高非農勞動參與率8.67%，其中提高個體私營經濟勞動參與率6.05%。在總體勞動參與模型（TLP）、農業打工勞動參與模型（LPf1）和受雇勞動參與模型（LPn1）中，失地養老保險變量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參加失地養老保險并不影響農戶的總體勞動參與決策、農業打工勞動參與決策和受雇勞動參與決策。

2. 勞動供給模型估計。勞動供給模型用來估計農戶的勞動供給時間行為，在此，同樣重點關注失地養老保險變量，其他控制變量不作重點討論。

失地養老保險對農民的農業勞動供給時間特別是自家農業勞動農業勞動供給時間有顯著負向效應，但對非農勞動供給時間特別是個體私營經濟勞動供給時間有顯著正向效應，但對農戶總體勞動供給時間沒有顯著影響，但在統計上呈現負向效應，對農業打工勞動供給時間和受雇勞動供給時間也沒有顯著影響。估計結果與勞動參與模型類似，這進一步驗證了失地養老保障對農戶勞動供給的影響。農戶在全部或者部分喪失土地的情況下，農戶傾向于減少農業勞動供給時間，增加非農勞動供給時間，但對總體勞動供給時間影響不明顯，可能是二者相互抵消的結果，這同樣表明該項制度對整個勞動力市場沒有顯著的影響，詳細情況見表3。

四、 結論與政策啟示

農業勞動的特點范文4

資本主義在哪一類經濟部門最先站住腳？在前述的西方兩次有關“過渡”動因的論戰中，除“貿易根源說外，其他幾種觀點雖強調重點各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論者都從農業內部因素的發展尋找西方向近代過渡的動力。

一、中世紀晚期英國現代化經濟基礎―農業

關于封建制度崩潰的原動力和資本主義首先起源于農業還是其他行業？本書的兩個主要論點：“農業是近代經濟基礎”；“基本動力來自農民個人力量的壯大”。全書立論的基礎是英國農業生產力考察。農業經濟特別是具有專業化、企業化和商品化生產特點的大規模農業經濟的發展，決定著英國封建生產關系解體和資本主義的產生，這是《現代化第一基石》論證的主要內容。資本主義在哪一類經濟部門最先站住腳？首先起源于農業還是工商業？這是個爭議較多的問題。在前述的西方兩次有關“過渡”動因的論戰中，除“貿易根源說外，其他幾種觀點雖強調重點各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論者都從農業內部因素的發展尋找西方向近代過渡的動力。近十余年來，國內學者探討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原因時，“農業勞動者個人力量決定封建制度解體論”和“經濟結構制約論”，也都突出強調農業與農村經濟變化的至關重要性。

最早重視農業在西歐向近代社會轉型中作用問題的，是重農學派。馬克思對此曾給予明確肯定：“重農學派正確地認為，一切剩余價值的生產，從而一切資本的發展，按自然基礎來說，實際上都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的。一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并且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庇?3世紀以來農業的發展也充分證明了這一觀點的正確。

以溫切斯特主教地產為例，其所屬的32所莊園中， 1208一1209年平均每一莊園小麥出售量占生產量的48.5%，到這個世紀結束時，同一主教地產所屬42所莊園小麥出售量平均每一莊園占生產量的70%。

二、中世紀晚期英國現代化的基本動力―農民

農民構成封建社會勞動者的主體，其個體經濟發展的強弱，直接關系到封建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變。作者指出，“考察以勞動生產率和儲蓄率為中心的農業生產力，是透視英國向近代社會轉型時期的最基本的社會層面”（第36頁），同時也是社會分工與商品生產的基礎。這一時期英格蘭莊園領主自營地上的農業收入的成倍增長，以及農奴份地的畝產量有時甚至超過經營條件較好的領主自營地，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農產絕對總量的增長還不足以完全說明經濟增長的實質。要科學地論證這一時期的農業生產力，最可靠的途徑還是考察農業勞動生產率”。根據中世紀農業生產特點，農業勞動生產率“就是指一個典型的農戶在一年內生產出多少農產品”。綜合各家的估算，作者認為，在莊園經濟鼎盛時期的13一14世紀，半維爾格特（在三圃制下實際播種面積是10英畝）大約可視作英國一般農戶的耕作面積，每英畝產量約為10.32蒲式耳（或237公斤）。這樣，每戶的勞動生產率則為103蒲式耳（或2369公斤），它是英國中世紀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臺階。而15、16世紀之交是英國以莊園農奴制為代表的封建制的重要轉折時期，其間存在“一條歷史的接縫”。主要表現為，13、14世紀傳統佃戶地產的均衡性不復存在，兩極分化日益加劇。一方面.社會上出現了大量脫離農業的雇工；另一方面，靠犧牲普通農民起家的大農經濟作為一股強勁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促使鄉村產業結構發生變化。

三、結語

農業勞動的特點范文5

關鍵詞：農地流轉；農業工；雇傭策略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5-0044-02

一、農地流轉催生農業工的形成

（一）土地流轉促進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經營從而產生農業勞動力的需求

首先，隨著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的放開，農村土地經營方式從農戶家庭零碎向大規模經營轉變，涌現出一批種養大戶，他們僅靠自家勞動力遠遠不夠，需要雇傭“農業工”幫忙干農活。尤其因農業生產具有季節性和周期性，種養大戶在農忙時人手不夠，需要農業勞動力來幫工。其次，土地規?；洜I促進農業機械化從而拓寬對低體力勞動力的需求。隨著農業規模化經營的推進，大部分重體力活都用農業機械代替，對農業勞動力的體力要求降低，一些輕體力的農業勞動可由老齡、女性等低體力勞動力承擔；況且，老齡、女性等低體力勞動力的保留工資要求比較低，雇主更愿意雇傭他們以降低人力成本[1]。最后，土地流轉促進農業產業化從而衍生對專業技術農業勞動力需求。土地流轉推動農業產業鏈延長和深化，包括農業新品種的引進、新技術的應用、大量經濟作物的種植、農業生產環節延長等，使得對有一技之長的農業勞動力的需求隨之增加。如花卉生產，除種植外，還可延伸出采摘、分級、保鮮、套袋、貼標簽、裝箱和運輸等程序，形成生產、服務、銷售一條龍，每一程序鏈都需吸納大量的“農業工” [3]。

（二）土地轉讓促進留守農民提供剩余勞動力供給

一些農戶通過出租、出賣或入股等方式轉讓出自己的土地“經營和使用權”，之后，家庭勞動力變得富余，一些人還具有較嫻熟生產技能，于是在種好自己責任田的同時，向農業專業戶、農業企業輸出勞動力[1]。例如在江蘇省灌南縣新安鎮一些有技術的農民，紛紛走出家門做起“技術鐘點工”，干起了養殖防疫、果樹栽培與修剪、配方施肥、配料育苗等各類技術性農活。

留守農民通過做農業工實現了充分就業[3]，從而盤活了農村閑置勞動力；農業工在務工過程中學到了農業實用技術，再在生產實踐中通過傳幫帶，有效地促進了農業科技的推廣[1]；“農業工”由于其職業化和專業化，對提升農業生產水平大有裨益[2]，解決了大批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造成農業勞動力季節性緊缺的困難，為發展現代農業構筑了人力保障[1]。

二、農地流轉中農業工隊伍的構成

（一）專職農業工與兩棲農業工

1.專職農業工。專職農業工是基本放棄耕種自有土地而受雇于農戶（企業）的專職農業務工者。專職農業工的優點是：專職和連續務工，工作技能得到積累，職業生涯規劃意識較強；存在失業壓力因而服從管理，遵守紀律，組織化程度高，對企業忠誠感高。其缺點是：因缺乏用工彈性，雇主不易根據經營景氣的波動增減人員，需要承擔較高的固定人力成本；專職農業工缺少土地保障，對保留工資和社會保障要求較高。

2.兩棲農業工。兩棲農業工是既受雇于農戶（企業）又耕種自有土地的農村勞動力，即農余時到公司打工、農忙時打理自家田地[3]。兩棲農業工的優點是：由于兩棲農業工的務工目的僅為非農創收，薪酬期望值不高，因而使雇主能就近獲得廉價勞動力，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和周期性使得農忙時節需要農業工，而農閑時節不需要，這使雇主選擇雇傭兼業農業工來應對農忙 [1]；兩棲農業工利用農閑時間務工，能夠工余兼農顧家，回到自耕地易于將務工所學內容加以遷移運用。其缺點是：兩棲農業工由于有土地保障因而缺乏專門務工的壓力，形成臨時打工觀念；難以擺脫小農勞動生產方式的思維和行為定式，組織紀律性差，在自耕地勞動中養成的自由散漫習性很容易遷移到受雇工作崗位上；當家庭農活繁重而勞動力不足時，他們不得不丟下工作而回家支農，自耕地與雇主地構成勞動時間沖突；兩棲農業工在自耕地與被雇地的勞動投入激勵機制存在差異，前者激勵力明顯大于后者，必然出現在自耕地上很賣力而在被雇地“磨洋工”，某些人甚至可能將雇主的農資偷回家。

（二）短期農業工與長期農業工

1.短期農業工。短期農業工是農戶（企業）臨時雇傭的農村勞動力。短期農業工的優點是：能夠隨旺淡季靈活用工。農業生產的季節波動性很強，對勞動力需求是周期性變化的，容易出現淡季時人員閑置，旺季時人手不足，如果根據生產季節靈活增減人數，可降低固定人力成本。其缺點是：短期農業工上班時斷時續，崗位變換不定，知識技能不能得到持續提高；勞資雙方難以構建穩定的長期勞動契約，短期工懷有臨時打工觀念，哪里的工資較高，工作又不太累，他們就會跳槽；雇主過于依賴短期農業工會面臨極大用工風險，畜禽、農作物生長周期具有強烈季節性。

2.長期農業工。長期農業工是農戶（企業）長時間雇傭的農村勞動力。長期農業工的優點和缺點與全職農業工相似，這里不再贅述。

（三）本地農業工與外地農業工

農業勞動的特點范文6

“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說。首先提出“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或為負數的勞動力為剩余勞動力”這一概念的是美國著名（古典學派的）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1954年劉易斯在英國《曼徹斯特學報》上發表了題為《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在論文中，劉易斯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視為一個空間分布上的非均衡過程。這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而言，都存在一種“二元經濟結構”，即以尋求利潤為目的的城市現代工業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部門和以農村傳統的自給自足，僅以維持生計而非追逐利潤為目的農業部門為代表的所謂非資本主義部門。此種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是，經濟發展仰賴于現代資本主義部門的資本增殖與擴張，并有可能不斷吸納傳統的非資本主義的農業部門的勞動力；而傳統農業由于技術停滯，土地擴展的限制，特別是農村人口增長迅速，資本性投入物少，故這一部門的勞動力極為豐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人口如此眾多，以致在這種（二元）經濟的較大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為負數的國家里，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有些作者已經注意到農業部門中這種‘隱蔽’失業的存在，并說在所有情況下家庭擁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員找到其他工作，則剩下的成員仍可以耕種他們所擁有的土地?！保ˋ.劉易斯，1989,3）A.劉易斯接著指出：“但是無論邊際（勞動）生產率是不是零或很小，這對我們的分析并不重要。在這些經濟里，勞動力的價格是僅夠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因此，只要按這種價格提供的勞動力超過需求，則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A.劉易斯，1989,4）．劉易斯認為，城市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高于農村傳統農業部門，兩個部門的勞動者工資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業部門由于不斷擴展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鄉—城市之間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即無制度障礙）的前提下，便發生了傳統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然而又由于傳統農業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的性質和城市工業部門存在失業，吸納勞動力畢竟有限，故現代工業部門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只能略高于農業部門勞動者維持生計的收入水平?！百Y本主義部門由于指剩余再投資于創造新資本而擴大，并吸收更多的人從維持生計部門到資本主義部門就業。剩余越來越多，資本形成也越來越大，而且這個過程要一直維持到剩余勞動力消失為止”（A.劉易斯，1989,12）。這便是在A.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框架內，邊際生產率為零值甚至為負數的勞動力乃是剩余勞動力的經典定義。

對于西方學者的這一概念，我們的評價是：第一，他們對發展中國家存在二元經濟結構的理論概括無疑是符合客觀事實的，因而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剩余勞動力產生的基礎。第二，“零值邊際生產率”的剩余勞動力概念運用西方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從增量變化的動態角度描述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及成因，對發展經濟學的宏觀結構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這無疑是劉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論貢獻。第三，然而A.劉易斯等人以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定義農業剩余勞動力也存在缺陷，這主要是：其一，這一定義是以技術長期停滯，且其他生產要素（土地，資本等）不變的傳統農業為前提的，但當代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早已處于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不同階段上，遠非典型的傳統模式，完全不考慮農業轉型期農業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投入和貢獻等因素，顯然與事實不符。其二，采用零值邊際生產率來界定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一個致命缺陷是，它將農業與現代工業視為同質性產業，忽視了農業是一種廣泛依賴外部自然條件（如生態環境，氣候等）的風險性弱質產業。與工業生產的外部環境相對固定相比，農業生產不僅依賴土地、勞動力、資本投入的變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然條件的優劣與變化。舉例來說，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災害年份的產出不僅遠低于風調雨順年份的產出，而且可能會顆粒無收。故以災害年份邊際生產率下降為零或為負來判定農業中存在剩余勞動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懷疑的。

“地—勞比率變動”說。針對A.劉易斯等人的“零值邊際勞動率”定義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的事實不符的缺陷，中國學者郭熙保、宋林飛等人提出新的定義標準。郭熙保的判別標準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長期呈下降趨勢時，我們認為該國（或地區）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對這個新定義，郭熙保在所做解釋中強調，按勞動力平均耕地面積的變動與按區域人口平均耕地變動是有區別的，即勞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著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這一新定義重在強調勞均耕地變動的長期趨勢而非短期波動，如果國家或地區勞均耕地面積幾十年均呈下降之勢，則農業剩余勞動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農業技術停滯的社會里，農業勞動力的增加導致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剩余勞動是肯定存在的，同時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是下降的；②在農業技術進步的社會里，農業勞動者增加可能不會降低勞動邊際生產率，反而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總產量，因為技術進步使土地生產率提高了。但是只要農業勞動力人數增加得比耕地面積更快，使勞動耕地面積下降，農業剩余勞動就仍然存在。（這是由于每個勞動者占有耕地面積的減少，一般說來，抑制了農業技術進步，尤其是機械技術進步，規模經營效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潛力的充分發揮。）假若有一部分勞動者從土地上撤出，這些潛力將會充分發揮出來，使剩下的農業勞動者生產率更高，從而使農業生產更快地增長，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認為，根據農業勞動者人數與耕地面積的長期時間序列資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勞動力定義更簡便更容易識別一國或一個地區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

我們認為，郭熙保以經驗觀察為依據從地—勞變動的長期下降趨勢來定義剩余勞動力這一點是有價值的，同時也與中國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事實相符。但他的定義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這就是：第一，若從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變化這一基本點出發，勞均耕地面積下降只是剩余勞動力存在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因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農業生產其他要素（如資本）以及技術進步、自然條件等內生變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礎，確定剩余勞動力存在及其數量多少有很大的隨意性。特別對于土地資源等天然稟賦條件差異極大的國家（如美國與中國、日本等），很難用統一的尺度測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及其規模，郭先生在論證他的新定義的正確性時，還用美國、日本1880～1980年間地—勞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證出美、日在農業發展中不存在剩余勞動力的結論，他指出美國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頃，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頃，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勞均耕地由0.3公頃增加到0.78公頃，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韓國和我國臺灣省1953-1988年勞均耕地分別由0.32公頃和0.53公頃，增加到0.62公頃和0.72公頃。于是他認為韓國和臺灣省也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其實，郭先生忘記了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韓國、臺灣省之所以出現勞均耕地面積上升的長期趨勢的這一段時間，恰恰正是這些國家或地區不斷存在剩余勞動力，又不斷轉移這些剩余勞動力的過程。這怎么能說不存在剩余勞動力

呢？根據郭在《農業發展論》一書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數據，韓國、臺灣省農業就業勞動力1953年分別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別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別減少252萬和40萬人之多，這些減少的勞動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勞動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農業勞動力繼續減少，從而地—勞比率繼續上升，也是不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證據與理由么？由此可見，按照郭先生的新定義來斷判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存在與否，顯然難以自圓其說的。

1982年宋林飛對江蘇南通的農村勞動剩余問題進行調研時，提出了測算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為剩余，表示農業勞動力剩余度，A為農業總勞動力，F為農田耕作所需的勞動力，其中F＝總耕地／x畝／勞動力，“x畝／勞動力”表示每個勞動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積。確定x涉及兩個參數：(1)每畝需要的勞動日數（用D表示）；(2)每個勞動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勞動日數（用L表示）則X=L/D。宋先生用這一公式測得江蘇南通縣農業勞動力的剩余度為56.8%。（宋林飛，1996）。宋林飛關于是否存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測定方法與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勞均耕地面積為尺度來判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測定方法是靜態的而非動態的趨勢，并且在每個勞動力負擔耕地面積中加入了兩個變數：單位勞動力耕種單位耕地的日時數和單位勞動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數。宋林飛的定義及測定方法充分考慮農業勞動時間存在季節差異，非常符合農業生產的實際。這與當代西方經濟學界廣泛采用的（農業）工時及工時的邊際生產率的升降來確定剩余勞動力思想是一致的。從這方面講宋的定義和測量方法比郭的定義更進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們認為宋林飛的剩余勞動力定義及測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慮農業生產要素投入和農業技術進步等項變動因素對單位勞動力負擔耕地的影響。此外，對單位勞動力年量高工時限度的設定沒有充分考慮不同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風俗習慣的巨大差異，特別是不同區域因地勢、氣候、水土光熱等資源條件的不同，單位耕地上投入的勞動工時差別更為巨大。再加之農業技術進步（如免耕法的推廣，產業化育種等）以及資本性投入（農業機械、排灌設備的使用）都隨時影響每個農業勞動力所能負擔的耕地面積的變化。因此，宋的定義及其測量模型，對某一點上，同質性小區域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測定可能是有價值的，換言之，這一定義模型難以成為具有普遍經濟學意義的概念。

最后須要指出的是以地—勞比率為基礎，郭和宋的剩余勞動力定義均將側重點放在農業的種植業上，事實上除種植業外大農業的其他產業如林業、養殖業、畜牧業、漁業以及家庭副業中是否存在剩余勞動力是絕不能用每個農業勞動力所能負擔的耕地面積及其變動來測定的，這也是郭熙保、宋林飛地—勞比率變動測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國際標準比較法—H.錢納里“發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經濟學家H.錢納里構建了“世界發展模型”。H.錢納里采用庫茨涅茨統計歸納法對全世界101個國家1950-1970年的社會統計指標（含27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為因變量(Y)，其他27個社會經濟發展指標為自變量(X[,n])的回歸模型——“世界發展模型”。根據這一回歸模型，H.錢納里劃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個等級的“標準結構”量表。根據這一量表可以確定與不同等級相應的27種社會經濟指標的標準數值。各個國家或地區便可將自身的實際與這一“標準結構”進行比較從而找出其發展的差距。從H.錢納里的“標準結構”模型中，我們可以發現人均GNP=800美元這一等級下第一產業（該模型稱之為初級產業）勞動力是總勞動力比例的30%，當人均GNP=1000美元這一等級時，第一產業勞動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飛根據錢納里“標準模型”對中國農業勞動力剩余率的測定為16%，在用庫茨涅茨系數對中國價格扭曲因素在錢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計算出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剩余率（他稱為不合理配置率）為13.8%，（宋林飛，1996）。筆者按1995年中國的人均GNP等級為800美元左右，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例為52.2%的實際數據，與錢氏標準模型相比較，并同樣扣除價格扭曲因素，測得當年的剩余勞動力率為16.4%。若按1995年全國總勞動力6.89億為基準計算，當年農業剩余勞動總量為1.13億，與90年代中期官方和國內經濟學家估計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在1.3-1.5億相比，用錢氏標準模型測得的這一數字顯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們認為H.錢納里模型為各國測定是否存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數量比例提供了一個標準，這是很有比較研究價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國千差萬別的國情條件，除了各國社會經濟指標通過回歸構成了一種純粹形式或馬克斯·韋伯稱之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國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響，例如滯留于中國農村的農業勞動力主要是由于人為的城鄉戶籍制度壁壘而不是由于經濟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動和轉移，這與世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情形迥然相異。因此將適用大多數國家發展趨勢和特點的模式來套中國農村和農業的情形，很難得出對中國測定農業剩余勞動力有用的結論。

二、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新定義

根據中國農村現行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利用的經驗事實，我們試對農村勞動力剩余及其相關概念重新定義如下：

1.農村勞動力：指戶籍所在地為農村社區的人口中15-64周歲的男性和女性個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學生、服兵役人員，以及因身體原因不能勞動的人等。

2.農村剩余勞動力：專指中國農村中不充分就業的勞動力；所謂勞動力的不充分就業則是指每個單位農村勞動力每年有效工作時數（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時數指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含種植業，林、牧、副、漁業）和非農業（如工業、手工業、商貿、建筑、運輸、教育、文化事業等等）的一切經濟活動所耗費的有效時數（以小時為單位）。但是不包括經濟活動以外的時間消耗，如煮飯、洗衣、就餐、娛樂、閑暇等活動的消耗時數。）低于公認的單位農村充分就業勞動力年度有效工作時數標準，即制度工時數的一種狀態。

3.農業剩余勞動力：指從事農業（含種植業、養殖業、林、牧、漁業）的農村不充分就業勞動力。

通過上述三個概念的界定，我們實際上強調它的兩點重要含意：其一，農村和農業勞動力剩余的核心和實質是勞動力的利用不足，即就業不充分。其二，按照一個國際國內可以接受的標準，農村勞動力的有效工作時數的多少可以作為判定其是否為剩余勞動力以及對勞動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為了說明不充分就業作為勞動力剩余的界定標準的合理性，我們擬對這一新定義的內涵和成立的條件作簡要說明。

首先，我們認為用勞動時間或工作時間來計量勞動力就業充分與否是有其經濟學基礎的。早在19世紀中期，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本質的剖析——剩余價值理論就是以資本家對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無償占有為基礎的，事實上，勞動時間（而不是貨幣或其他計量單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行理論分析的基本計量單位。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一般勞動量來決定的，而勞動量是由勞動持續的時間來計算的，勞動時間則是用小時、日等作為計量單位。當代一些西方著名經濟學家面對難以用貨幣單位計量的復雜經濟問題時也廣泛采用時間（往往以小時為單位）作為定量分析單位。例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構建人力資本積累模型中就避開了價格問題，而將一個人的童年、成長期受教育的時間，和一生的工作時間甚至先天稟賦條件通通以時間為單位來計量人力資本的積累。反過來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經濟學派以“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定義和測度之所以產生缺陷和引起爭議，很大程度上系由農業生產函數中要素投入在質和量上的差異，以及農業生產環境條件的不確定性所致。其他幾種有關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定義及相應的測定方法，如“耕地—勞動力比率變動法”（見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飛1996,105-106）、“國際標準比較法”（見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現與“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標準和方法相類似的問題和爭議。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勞動時間為基本計量單位來定義及測量中國農村和農業剩余勞動力應當是更合理的選擇。

其次，也應當強調采用工時作計量標準測定剩余勞動力必須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經濟學的理論前提或假定，而這些前提或假定必須是通過經驗實事驗證為正確的。我們設定的幾個經濟學理論假定如下：

1.經濟理性假定。農民（即農村勞動力）都是理性的經濟人。在中國現行農村經濟制度下，農民從事的一切經濟活動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質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趨利是農民的經濟人本質。

2.工時有效性假定。在農村現行經濟制度下，對土地擁有法定使用權以及對其他生產要素擁有支配權的農民對其勞動時間的支配與利用將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農民不會在自己支配的勞動時間內偷懶。

3.有效工時的同質性假定。根據工時有效性假定，可以將以農村勞動力的有效工時為單位的勞動量視為無差別的、同質的勞動耗費并用以計算勞動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勞動力資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國農村現行經濟制度下，農民具有自行配置勞動力資源并使勞動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傾向（注：所謂傾向是指農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勞動力資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觀動機，不考慮其客觀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尋求經濟收益最大化為條件的勞動力充分就業是這一傾向的具體化。

保證這一剩余勞動力新定義成立的主要理論前提（或假定）是勞動者工時的有效性，即在當時當地既定的條件下，農村勞動力在與其他生產要素結合時，其勞動時間的利用達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證是，在另一種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環境下），農村勞動力多數處于“出工不出力”、“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式的“磨洋工”狀態，即勞動力單位工時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狀態。一旦“有效工時假定”不成立，我們用以測定農村勞動力剩余的定義及相關模型便會“失真”。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以勞動力有效工時不足為主要內涵的不充分就業來定義農村剩余勞動力僅適用于自1978年以來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農村。

【參考文獻】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時數指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含種植業，林、牧、副、漁業）和非農業（如工業、手工業、商貿、建筑、運輸、教育、文化事業等等）的一切經濟活動所耗費的有效時數（以小時為單位）。但是不包括經濟活動以外的時間消耗，如煮飯、洗衣、就餐、娛樂、閑暇等活動的消耗時數。

②所謂傾向是指農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勞動力資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觀動機，不考慮其客觀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中譯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農業發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飛：《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與對策》，《社會學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貝爾克等（人力資本，生育率與經濟增長》，《政治經濟學雜志》98卷，1990年。

⑧羅伯特．盧卡斯：《論經濟發展機制》，《貨幣經濟學雜志》22卷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