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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慈善的理解和感受范文1

關鍵詞：慈善；倫理；利他

樂善好施、扶貧濟困、樂于助人等行為自古以來就被提倡和贊揚，究其根本這些行為的本質就是慈善。慈善行為是最能體現道德精神的一種人類特有的利他行為。

一、慈善為何是倫理的

如果要解釋什么是慈善倫理，就必須先理解為何慈善是倫理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能更好的對慈善倫理下定義。

“人性中任何性質在它的本身和它的結果兩方面都最為引人注目，就是我們所有的同情別人的那種傾向。”休謨認為“同情是人性中一個很強有力的原則。”人與人的交往中，共同的生理器官使人們產生了相似的情感體驗，也就是悲天憫人，感同身受的情感。對不幸者產生的同情是慈善形成的基礎，同情心是一個人最基本的感情，同時也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交往中形成的一種社會性感覺，屬于倫理范疇。同情，也就是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是行善必備的內在情感的內驅力，具備同情才能使人們心里產生行善的意識，并且付諸行動實施善行。看到弱者身陷苦難，遭遇不幸時，同情心使人自然而然的產生聯想，感受到他人的痛苦與煎熬，從而自愿的伸出援手。

原中華慈善總會會長崔乃夫認為：“慈善就是有同情心的人們之間的互助行為，就是人幫人的活動。一也即一部分人幫助另一部分人，反過來又是那一部分人幫助這一部分人的活動。無論是通過何種方式進行表述，我們說慈善就是公眾以捐贈款物、志愿服務等形式關愛他人、奉獻社會的自愿行為。”慈善是建立在同情心上的自愿奉獻的一種道德行為，在行善的過程中，具有四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利他性，利他性是慈善最基本的價值屬性，人們要有充分的道德自覺和道德意識，認識到自己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和義務，在利他精神的引導下完成自己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和義務。二是自愿性，慈善行為的實施必須是施助者和受助者雙方的自愿，施助者源于內心對他人的同情，發自內心的想去幫助他人的道德沖動，是自愿的而非強制性的。從受助者方面來說，接受救助也是自愿的，而不是被利誘被強迫的接受，對于救助也可以選擇不接受，也就是受助者有接受救助的權利也有拒絕救助的自由。三是無償性，慈善行為本身就包含著無償奉獻、不求回報的倫理要求。為了積累財富，獲得榮譽的目的而去行善，讓受助者感恩戴德的行為背離了慈善利他的本質要求。

從慈善的功用來看，慈善所弘揚的無私奉獻的倫理精神，人們在這種精神的熏陶指引下有利于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在今天這個經濟快速發展的社會，重利輕義的情形比比皆是，優良的道德傳統逐漸消失，這就迫切的需要提升個人的道德素質。而這種道德培育并不能全靠書本上的知識來獲得，而是要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提升。在慈善活動中，施助者在真實的情境中，受到同情心的推動喚起道德良知，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道德教育，在幫助他人的同時，更加了解自身的價值，體會到人與人之間最美好、最真摯的情感，就不會專注于個人的利益，而是以社會集體利益為重，促使他的人格得到升華，發揮最大的人生價值。慈善不僅有教化育人的倫理作用，還有著調節社會關系的倫理功能。“在市場經濟中，社會財富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是市場分配，再次分配是政府分配，第三次分配是道德分配，而道德分配主要是通過慈善實現的”。中國泱泱大國人口眾多，社會弱勢群體相對來說數量也很龐大，由于政府的資源有限，對于大部分弱勢群體的生活困難等問題也是無能為力的，這就需要慈善發揮其道德作用來進行調節。發展慈善事業可以解決弱勢群體迫切需要解決的生存生活問題，使弱勢群體感受人間溫暖，也使施助者實現了他的人生價值，提升了道德品質，不僅弘揚了“仁愛”精神，更加有效的緩解了貧富階層的矛盾，保障了社會和諧穩定。

二、何謂慈善倫理

據此，從慈善的形成過程、形式和功用分析，慈善的本質是倫理的，是建立在同情、憐憫、博愛等道德基礎之上的一種自愿無償的互助互愛行為。慈善倫理就是要研究如何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使人們更加積極自覺的參與到慈善活動中，在慈善行動中如何調節施助者和受助者的各方面關系的道德準則和規范，慈善行為會對社會倫理、社會風氣、社會教化等產生什么影響。慈善倫理就是對慈善行為的道德價值生成，施助者的道德選擇和價值目標以及對慈善活動評價的價值標準的研究。

慈善倫理是在慈善活動中逐漸形成的一種思想理念，運用倫理學知識可以從觀念、制度、行為三個層面來理解慈善倫理。

觀念層面是慈善倫理的深層，主要研究在慈善行為中的道德促進因素、產生的共同遵循的慈善倫理意識、人們的情感狀態和預期的效果等。慈善倫理觀念就是要求人們樹立起積極自愿無償的慈善理念，提倡無私奉獻、關愛他人的慈善精神，讓人們的快樂幸福感同救助他人的慈善活動聯系起來。制度層面是要從制度上對慈善行為進行鼓勵和規范。目前我國關于慈善的管理還不健全，尚未形成能夠鼓勵監管慈善行為、慈善事業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要結合本國實際建立能夠指導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相關法律法規，能夠管理慈善機構內部運行的機制，能夠鼓勵促進人們積極行善的道德宣傳等，才能保障慈善事業的健康發展。行為層面簡單來說就是在慈善行為中對施助者和受助者行為的規范要求。在行善的過程中，施助者要保持平和的心態，不能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施舍者的地位，要明確慈善行為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礎上的道德行為。受助者在接受救助的時候也要不卑不亢，不能一味的卑微的接受幫助，要自立自強在自己有能力的時候就要幫助他人回饋社會。

一個富有愛心人人向善的社會必然依靠優良的慈善倫理精神指引，優良的慈善倫理精神又會指導建立相應的慈善制度，促使人們積極的參與慈善行動中，創造出更多的慈善成就，在慈善實踐中又會根據實際情況不斷的完善、優化慈善倫理理念和慈善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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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對于慈善的理解和感受范文2

楊瀾說初衷很簡單，“我沒有任何背景，父母都是普通人，所以我非常相信教育改變命運”。她希望用慈善的方式讓更多年輕人通過教育獲得改變。

“初次接觸慈善是個偶然”

與多數人一樣，楊瀾第一次接觸慈善是個偶然。“那時候我剛剛生完小孩三四個月，整個人還胖乎乎的呢，‘希望工程’的人找我做一部片子的義務主持人。”1996年底剛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回國，楊瀾留給中國觀眾的印象更多的還是“正大綜藝”中模樣清純的大女孩。“希望工程”看中的是楊瀾作為公眾人物的號召力，對楊瀾來說，“離開中國兩年了，我很怕脫離了真實生活，回來后急切地想重新融入這個社會，很想做些事情”。在美國時，楊瀾也聽說了國內的“希望工程”，“那個大眼睛的小女孩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到大家做的工作，覺得挺感動的”。

第一次合作，“希望工程”推出了一部“中華成語故事”的系列片，由楊瀾做主持人給小朋友講成語故事，在上海錄制了兩周多。按照當時的運作模式，幾十集的節目發行到各電視臺，每個電視臺不用支付節目制作費，但是必須出錢建立一所希望小學。這次簡單的合作，讓楊瀾感受到做慈善事業的艱辛，“那些做希望工程的人真是不容易，從籌集資金、制作節目、發行到聯系各種機構和人，非常瑣碎的事情，一大堆工作都由這個項目的幾個人去完成”。

1997年她寫的書《憑海臨風》出版，“我把第一筆稿費30萬元捐給了希望工程”。在這筆錢的具體開銷上，她的要求是，“我想直接幫助貧困的孩子，所以其中10萬元給了上海100名貧困的中小學生做助學金，”另外20萬元的用處，直接緣于楊瀾第一次與“希望工程”合作的感受，“當時想到海外對希望工程了解不多，所以我跑到大別山等地去采訪，做了一組片子來宣傳希望工程”。

“慈善不僅僅是同情和理解”

對于慈善的理解和感受范文3

關鍵詞：慈善公信力；透明度；監督

我國慈善事業雖然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發展比較緩慢，目前還是比較薄弱的，并且存在著許多問題，如我國現行慈善法律法規不夠完善，政府在慈善活動中定位不夠明確，還有慈善透明度不高，慈善公信力不強等，其中慈善公信力不強，可以說是制約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一、慈善的界定

慈善對于我們每個人并不陌生，可是對它的定義卻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中華慈善總會創始人崔乃夫有極為精辟的概括：慈，講的是縱向的關系，是指父母對子女的愛；善，講的是橫向的關系，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愛為善。總的來說，慈善應是在同情心驅使下的善意舉動。有兩層意思，一是慈悲的心理，二是善舉，真正意義的慈善行為應是一種單純的、不添加任何附帶條件的施舍。簡單的說慈善就是具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人們之間互相幫助的行為。施舍本身就是一種快樂的體現，是人生自我的一種實現和滿足。

慈善透明度，是指捐贈人有權了解所捐贈錢物的去向，接收單位無論是官方機構還是民間團體，都要讓善款的使用全程可查證，確保符合捐贈意愿。衡量慈善組織是否具有公信力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看它的運作過程是否規范，善款的使用是否透明。

二、慈善公信力、透明度的現狀

我國目前慈善事業的公信力不高，透明度較低，嚴重影響著民眾對慈善組織的信任度，影響著捐贈者的捐款熱情，阻礙著我國慈善事業的健康有序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財務制度的不透明，公眾對善款的去向持懷疑的態度

我國的一些慈善組織，長期以來賬目基本不對外公開，即使政府掌管捐助財務的機構也沒有以有效地方式向人們公開善款的使用運作方式、詳細賬目。普通民眾并不清楚它們的運作是否規范，資金的來龍去脈是否明確。對于善款的使用情況，特別是那些沒有具體捐贈對象的善款，捐贈者也無法知曉。這對于捐助者來說，如果捐助的財務使用狀況不明，就會導致導致捐贈者的慈善熱情降低，影響捐贈者的捐款信心。

（二）監督機制缺失，引起內部腐敗行為的發生

慈善組織管理制度不健全，不能明確財務的來龍和去脈，建立公示機制，不能建立財務使用的追蹤機制，不能建立良好的財務反饋機制。不能透明善款的使用情況，沒有明確的行業規范，就不能進行良好的行業內部監督，也無法進行良好的行業間的監督及其社會監督，就很容易引起行業內部人員管理的松散，自制力的降低，從而容易導致擅自挪用善款、甚至貪污等慈善組織內部腐敗行為的發生。這將嚴重打擊人們的慈善信心，產生對慈善事業的信任危機。

（三）慈善法律法規的不健全

由于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還比較緩慢，慈善法律法規跟不上慈善事業發展的要求。目前我國沒有專門針對慈善組織的法律法規，對慈善組織的性質還沒有明確的定位，活動形式沒有明確的規定，法律地位沒有明確的闡述，以及對慈善組織監督和管理也沒有明確的界定，慈善事業還有待進一步的發展。

三、加強慈善公信力、透明度的意義

慈善組織自身的公信力和透明度問題是阻礙慈善事業發展的瓶頸，是慈善的生命。加強慈善透明度對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如果喪失社會公信力，慈善組織就會就失去了生命力，失去了他最重要的價值。公布善款的來龍去脈，加強慈善的透明度，可以增強慈善公信力，可以防止個別人利用我國慈善的"不透明"謀取利益、防止慈善制度的腐敗，可以保障民眾的合法權益，特別是捐贈者和受贈者，可以保護公眾參與慈善活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進而促進慈善事業健康有序的發展。

四、加強慈善透明度的措施

透明慈善是慈善事業發展的本質要求，而透明慈善、高效慈善是現代慈善事業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慈善組織長效運作的立足之本。這就要求我們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促進慈善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一）完善立法，統一慈善信息披露標準

我國慈善事業仍然處于發展階段，慈善法律法規的發展仍然跟不上慈善事業發展相對要求較高的要求。為進一步加快慈善事業發展，要進一步完善慈善的法律法規，明確慈善組織的性質、慈善組織的活動程序以及善款的信息批示制度。以建立完善慈善事業法律法規體系，解決社會高度關注的公益慈善組織登記注冊難、募捐資格不明確、募捐行為不規范、信息披露與公開透明機制不健全、稅收優惠政策落實不到位等問題。推進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等法規的修訂與實施，為增強慈善透明度提供法律保障。

（二）完善慈善組織內部的監督和自律機制，并引入權威的第三方監督機構

慈善組織自身的監督是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加強慈善組織的自我約束，加強行業內部監督，引入社會監督，建立健全嚴格規范的監督管理體系，對慈善組織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我國的慈善事業監督不僅要進行內部和社會監督，還要求進行專業化監督。目前我國雖然有些組織或個人在扮演者第三方監督者的角色，但是沒有得到相應的權利，無法真正進行慈善調查。這就要求設立由專業人士和社會知名人士組成的監事機構。完善慈善信息的透明公示制度，建立健全善款的追蹤、反饋制度，及時慈善信息數據，定期慈善事業發展報告。由監事機構負責對資金的募捐、管理、使用、增值等活動進行全方位的監督，并向捐贈人說明捐款的用途和監督辦法以及協助政府主管與審計部門進行年度審計和專項審計。更好的落實捐贈人、受益人的知情權及監督權，形成慈善組織自身監督和社會監督相結合的監督機制，為透明慈善、增強慈善公信力增加保障。

（三）建立善款信息披露制度

捐助者大多都十分在意善款的去向，關心善款的用途。因此，向捐贈者披露善款的來龍去脈是十分必要的。建立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讓人們及時了解善款的流向，不僅可以加大人們對慈善組織的信心，增加社會大眾對善款使用的監督，而且有利于增加慈善的透明度，增強公信力，提高人們捐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四）提高政府的自我管理能力

現在中國，在不斷地洪災、泥石流災害下，捐贈的次數也是不斷增加。人們就會對災害的頻繁發生變得麻木。這就要求我們根據慈善的自愿原則，根據慈善自身的規律，鼓勵人們參與到慈善中來。政府應該遵守慈善精神，通過號召去鼓勵人們的捐贈行為，保護捐贈者的愛心和熱情。只有加強政府自我管理的能力，增強駕馭社會的能力，才能放手發揮民間的活力，增強慈善的公信力、透明度，促進慈善事業的發展。

（五）大力弘揚慈善理念，宣傳慈善文化

慈善事業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我們需要理清人們對慈善的理解誤區，要弘揚平等互助、依法行善、企業公民、慈善無界、開拓創新的慈善理念。在此基礎上，營造良好的慈善氛圍，培育先進的慈善文化。讓更多的民眾感受到慈善的力量，并將慈善轉化為自己自覺的意愿和行動，使慈善成為廣大公眾積極向往的一種生活方式。

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需要發展慈善事業，而慈善事業要健康穩步的發展，慈善組織應進一步推動慈善運作的高效化與透明化，加快推進慈善行業的標準化管理和信息化能力建設，增強慈善透明度、公信力，努力為捐贈人打造一個高效、透明、靈活的慈善參與平臺，讓更多的人參與到慈善中去，造福更多的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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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慈善的理解和感受范文4

場景一：早上，在上學路上，許多白發蒼蒼的老者佝僂著背，吃力地提著孫子、孫女的書包，蹣跚地行走著。而在他們前面的孩子，則把手插在衣兜里，邊走邊欣賞著路邊的景色。偶爾，還會不耐煩地來一句：“奶奶（爺爺）快點快點，要遲到了！”于是，老者艱難地加快了腳步……

場景二：在品德課堂上，孩子們端端正正地坐著，大聲地背誦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當討論到“尊敬老人”的話題時，孩子們侃侃而談，說得頭頭是道。

“百善孝為先”。一個人如果不孝敬父母、尊敬長輩，就很難想象他會關心他人、會熱愛祖國和人民。以上兩個場景折射出我們品德教育的缺陷——課堂教育與生活實際嚴重脫離。隨著慈善文化進校園活動的開展，《慈善讀本》用深入淺出的語言和真實感人的事例對孩子進行慈善思想教育，最突出的是它設計了具有教育意義的主題活動，讓學生在活動中體驗、感悟人世間的真善美，受到慈善思想的熏陶。《慈善讀本》為學生的品行提升提供了一個載體，也讓教師真切地感受到品德教育必須回歸生活，避免對學生單純的說教，讓學生在活動中快樂地學習體驗，實現知與行統一。那么，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該怎樣聯系生活，對學生進行慈善理念的滲透呢？下面我結合平時的教學，談幾點體會。

一、聯系生活，激感

品德教材在編排上力求走進兒童的生活世界。可是，教材文本與兒童實際生活不可能完全一致、完全同步。教育活動只有源于兒童實際生活，才能激發他們內心道德情感、真實的道德體驗和道德認識。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聯系學生的生活實際，將教材原有材料與學生現實生活的鮮活材料結合起來，創造性地活用教材，使教育獲得更大實效。

在教學《現在的我能做什么》時，教材安排了幾幅大人在田間勞作的插圖，目的是引導孩子體會父母的辛苦，學會感恩。課前，我通過調查發現班級學生家長沒有人從事農業生產。于是，在教學中，我對教材內容進行了適當地調整。講課開始，我沒讓學生看插圖，而是直接提問：“同學們，你們的爸爸媽媽是做什么工作的？能談談他們的工作情況嗎？”孩子們紛紛舉手發言。一個同學說：“我爸爸是貨車司機。他常常要開車去很遠的地方。有時候要一兩個星期才能回來一次，很辛苦的。”話音未落，一個女孩子站起來說：“我爸爸是建筑工人。不管春夏秋冬，他每天都在工地上干活。有一次，他不小心從腳手架上摔下來，人都暈過去了。可是，病一好，他又馬上去干活了……”淚花在女孩的眼眶里閃動。孩子們都沉默了。在沉默中，孩子們都體會到了父母的艱辛。在沉默中，孩子們加深了對父母的愛。此刻，大家的表情里都充滿了感動。

二、體驗生活，豐富情感

著名心理學家列昂節夫指出：“活動，是積極對待現實的形式。”活動是教與學的中介，是實施品德教育的有效途徑。教師在教學中不能讓學生成為聽眾，應充分考慮學生感受，組織他們多看、多做、多參與合適的活動，讓學生真正成為教學的主體。在活動過程中，重視讓學生關注生活、體驗生活，豐富其道德情感，使其獲得真實的道德感悟。

在教學《讓我們同行》時，我先播放我校師生為民工子弟學校捐書的錄像，讓學生帶著豐富的體驗走進課堂，組織學生交流感受。一個學生說：“我來自外地，我能在這所學校學習，比他們幸福多了，我能體會到他們生活的不易，我捐了五本書，我們每個人都應盡自己所能給予他們幫助。”另一個學生說：“雖然這只是我們一個不起眼的舉動，但也是我們一份愛心，如果人人都能在自己能力范圍內奉獻一點愛心，我們的世界就會更美好……”他的話沒說完，大家紛紛鼓掌。此時，無需更多的語言，我繼續播放錄像，并伴隨著優美的《愛的奉獻》的旋律。孩子們的眼睛亮亮的，和著旋律輕輕地哼著，愛，充盈著孩子們的心靈。

三、融入生活，感悟提升

我們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使學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質。良好品德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兒童整體生活中實現的，需要時間、空間，需要課外活動的延伸。生活是大課堂，為學生養成良好的道德素養提供了廣闊天地。陸游詩云“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對于品德教育更是如此。因此，教師要引導學生積極參加社會實踐，用親身感受來獲取知識，加深對生活的理解和感悟，獲得經驗并受到教育，逐步提升自己的道德素養。

在學習《父母的疼愛》后，我給學生布置了這樣的任務：回家為爸爸媽媽做一件事。第二天，孩子們紛紛向我匯報：“我給媽媽捶背，媽媽很高興。”“昨天放學回家我把地拖干凈了，媽媽表揚了我。”“我畫了一張畫送給媽媽。”我發現孩子們仿佛突然間長大了，變得懂事了。真正反映了陶行知先生所言：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借此契機，我引導孩子們要學會把課堂所學知識和平時生活實踐相結合，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對于慈善的理解和感受范文5

從2007年到今年，我擔任慈善總會會長已有10年。這10年，不管是在職還是退休，我都把慈善事業當作份內之事，傾心盡力，從不松懈。在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在市民政局和慈善總會同志們共同努力下，全市企業家、慈善家、藝術家和社會各界的愛心人士慷慨相助，10年累計捐贈善款善物達13.2億元，直接救助困難群眾56萬人次。宜昌慈善事業進入湖北省同等城市前列，榮獲“中國城市公益慈善指數百強”光榮稱號。在這份成績單面前，我個人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做這項工作的過程中有一些體會，特別是退休后做慈善，這些體會越來越深。

慈善是愛心的傳遞，做慈善是沒有終點的接力

我開始參與慈善工作是出于感恩。我幼年時家境不好，母親常年有病，全家6口人全靠父親微薄的工資支撐，生活拮據。慶幸的是，在我讀書時遇到兩位愛心老師。讀小學正是3年自然災害時期，糧食匱乏。當時，國家為了保證師生的營養，會給每名師生每天額外發一個餅子。班主任吳瑛老師看到我身體瘦弱很心疼，每天把她的餅子留給我吃。還有不少同學把自己的早點分一點給我，一個饅頭，或者半根油條。吳老師和大家的關愛，幫我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也在我的心中種下了感恩的種子。

12歲的那年冬天，我穿著單薄的棉衣到教室上課，嘴唇凍得烏青。班主任馮素華看到后把我帶到學院街縫紉店，做了件厚厚的新棉襖。這件黑色的中山裝棉衣，溫暖了我大半輩子。因為我曾經得到過很多愛，所以我滿懷感恩之心，想努力回報這個社會。

后來，我無論是下鄉還是進廠，無論是當工人還是當干部，都沒有忘記“感恩”兩個字。1992年除夕，我陪同市委書記到福利院慰問時，見到了曾經為我照顧過孩子的鄰居張婆婆。老人孤身一人，難得碰到一個熟悉的人，見到我時非常高興。吃過團年飯，臨走時張婆婆依依不舍地問道：“你明年過年還來不來？”目睹老人滿懷期待的眼神，我爽快地說：“明年還來。”從那以后，每年除夕我都要到福利院去看望老人們，和他們一起吃團年飯，并送上自己的兩千元慰問金。2012年我退休了。那一年的除夕上午，福利院的工作人員和老人們都以為我退休了就再也不會來了，便提前放完鞭炮準備吃團年飯了。當我出現在他們面前時，一個個拉著我的手說：“我們還以為你今年不會來了。”我說：“只要我走得動，我就一定來陪你們一起吃團年飯！”到現在為止，除一年因為在北京兒子家過春節請人送去慰問金外，年年堅持與老人們一起吃團年飯。

在我年少時，因為愛心讓我有一個充滿美好回憶的少年時代。在我成年后，我理應接過愛心的接力棒，讓更多的人得到關愛。現在，我還得把這個愛心之棒傳下去。讓慈善成為沒有終點的愛心接力。

公益是和諧的希望，做公益要成為自覺的習慣

對慈善的理解，我有漸進的過程。以前，我總覺得做慈善是天性使然，本能所驅，是一種自發的社會責任感和對社會的感恩回報。擔任會長后，逐步感覺到慈善雖然是扶危幫困，是建立在志愿基礎上所從事的一種無償的、對不幸無助人群的救助行為。但實際上是公益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做好慈善工作，對于化解社會矛盾、實現社會和諧是大有益處的。因此我們要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抓得實一點。讓更多的人自覺投入到慈善公益事業中來。

2008年5月12日，震驚世人的汶川大地震發生了！5月13日，我立即召集市慈善總會開會研究救援災區的工作，向全市民營企業發出倡議書。5月16日，一場聲勢浩大的慈善晚會在夷陵廣場舉行，這場晚會設立了8個捐贈點，現場募集80多萬元現金和2300多萬元支票。那幾天，在一個個捐贈點上，我被那個拄著雙拐往捐贈箱投下一沓錢的殘疾朋友感動著；被那個被母親抱著往箱中投錢的孩子感動著；被那些主動打來電話要求捐錢的企業家感動著；被那些不取分文為晚會義演的演職人員感動著……我每到一處募捐點，都率先投下自己的一份愛心款。宜昌的慈善愛心之火被點燃，千千萬萬的宜昌人匯入救災的愛心隊伍中。在那次轟轟烈烈的賑災活動中，這座僅有400多萬人口的城市，先后有300多萬人次加入愛心慈善捐款的行列。為地震災區捐款捐物超過億元，創下了宜昌救災捐贈史上的最高紀錄，捐贈總額位居湖北省前列。這次活動，我們見證了一次善心大展示，看到了大愛宜昌震撼人心的慈善光輝，感受到了社會和諧的偉大力量。

著眼宜昌經濟社會發展，全力營造大慈善環境，讓社會處處充滿慈心大愛，是我在市慈善總會會長崗位上致力追求的最大愿望。宜昌市委對慈善事業非常重視，市委常委專題聽取慈善工作匯報并研究慈善工作。10年來以宜昌市政府的名義先后出臺了促進慈善事業發展的8個規范性文件，建立了以市政府名義每年表彰慈善先進單位和個人的制度。我們堅持把慈善作為宜昌城市發展內涵的一項重要工作來做，先后舉辦了三屆“大愛宜昌”慈善晚會，大力宣傳慈善活動成果和慈善先進典型，在宜昌社會奏響了“大愛宜昌”的主旋律。

讓社會和群眾享受到慈善的陽光，讓城鄉困難群眾能夠得到慈善救助，更多享受社會發展成果，為社會公平和諧做出貢獻，是我始終追求的目標。這些年來，宜昌慈善根據社會發展和困難群眾的需要，在社會建設和困難群眾最需要的領域打造一批又一批有特色的慈善項目，惠及了不同的社會群體，為困難群眾解了燃眉之急。2009年，宜昌慈善總會設立“大病關愛救助”項目，創立“大病關愛基金”，8年來共為473名大病患者總計救助1836多萬元。2016年，針對貧困地區的一些中小學校學生課外讀物少的問題，宜昌市慈善總會研究決定創立援建“愛心圖書室”項目動員愛心單位捐贈近70萬元資金購買36000多冊圖書，援建了15個貧困地區中小學校的圖書室，給貧困學子送去了健康、豐富的精神食糧。近3年來，為服務全市的扶貧脫貧攻堅的工作大局，市慈善總會適時規劃“貧困鄉村基礎設施資助”項目，共募集資金3200多萬元，資助21個村建立了村民活動中心，解決了36個村共26000多名群眾飲水難等實際問題。

提出“鼓勵全社會積善成德”。總理呼吁“創造公平必須刻不容緩”。作為一座城市的慈善組織，就是要動員全社會努力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群，人人積善成德，努力創造公平，實現社會和諧。

純潔是慈善的本質，老干部要放下架子做慈善

慈善的本質是什么？這是我經常思考的問題。有人說是向善，我同意。但我認為，還應該有純潔。所謂純潔，一是不能搞形式主義，二是不能圖名圖利，三是領導干部必須放下架子。放下架子很重要，只有放下架子，才能全心全意，任勞任怨，心系慈善，至死不已。

我曾長期擔任市級領導，在職時到企業是指導工作，現在到企業是“化緣”，這就需要有一個正確的心態，放下架子，丟掉虛榮，真心實意地宣傳慈善，做好慈善。其實，企業的同志們都很支持，我先后動員宜昌人福藥業有限責任公司、宜化集團、鑫鼎集團、稻花香集團等一批當地的知名企業，建立了宜昌“愛心企業聯盟”；我率領慈善團隊在全社會大力倡導“能力有限、愛心無限”的慈善情懷，號召全市社會各界和群眾廣泛開展有組織的慈善公益活動，使宜昌市社會公益組織如雨后春筍般的涌現出來，目前已注冊達120多家，城鄉群眾之間的愛心互助活右彩分活躍。近年來，我一直在宜昌推行大慈善的概念。宜昌有多個慈善機構，慈善的面非常廣，做慈善要不分你我，要通過不同渠道，實現共同的目標。人人皆可行善。每個人都可以以自己的能力和方式去行善。這就是慈善事業的意義所在。

對于慈善的理解和感受范文6

志愿精神是志愿服務的核心和基石。志愿服務持續深入開展需要志愿精神背后的支持和影響，發揚志愿精神才能真正引導人們自愿、主動從事志愿服務。盡管一些學者或多或少對志愿服務的動機和目的進行了研究，呈現了部分成果，但志愿精神卻往往不是研究的重點和關注的核心。本研究主要依據在2011年1月至2月間對臺灣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志工進行訪談調查所獲取的資料，試圖從一個側面呈現臺灣公益組織在弘揚志愿精神，號召社會公眾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從事志愿服務的經驗和做法，反思大陸在志愿服務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為完善志愿服務，倡導務實的志愿精神提供參考。

一、相關理論和文獻回顧

根據大陸學者的定義，志愿精神是指一種自愿的、不為報酬和收入而參與推動人類發展、促進社會進步和完善社區工作的精神，是公眾參與社會生活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在一些國家，志愿精神是公民社會和公民社會組織的精髓（丁元竹，2001）。志愿服務的持續開展、深入日常生活以及充分發揮志愿者自主性都需要作為內在動力的志愿精神的支撐，因而對于志愿服務乃至慈善事業、公益活動來說，志愿精神都發揮著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探討志愿精神有必要先對涉及志愿精神的相關理論和已有文獻進行梳理和回顧。在自我實現和利他主義的個人層面，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志愿精神，他將人的需要分成了五個層次，自下而上依次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自我實現作為需求層次理論中的最高層是對自己和自己與外界關系的體驗、認識和愿望。志愿服務不以營利為目的，倡導關愛和奉獻，是當今人們自我實現的重要內容。從個人層面上升到組織層面，除了社會普適的價值、精神倡導外，志愿服務必須基于一定的組織架構中，在組織的引導和組織下開展志愿服務。因此志愿精神除了社會普適倡導的價值觀念外，還帶有志愿者組織引導和提倡的精神觀念。這預示著志愿精神會因為不同的志愿者組織而帶有略微差異。以高校志愿組織為例，因為面向大學生志愿者群體，所以在傳遞愛與奉獻的同時也會根據大學生的特點倡導大學生用年輕、充滿活力的激情去感染幫助他人。從宏觀的社會層面看志愿精神則涉及社會互助理論，提到互助論，就不能不說到互助進化論者“克魯泡特金”，他認為互助才是一切生物（包括人類在內）進化的真正原因。雖然將互助視為進化的關鍵原因未免有些言過其實，但是社會成員的互助對于社會發展有進步意義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田軍，2007）。有學者認為志愿服務的實質就是互助，是社會互助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田軍，2007）。隨著社會的進步、城市的發展，許多傳統的居住方式和人際交往方式被更為現代、便捷的工具所取代，但是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助和合作并沒有因此更加融合反而疏離和冷漠。通過倡導志愿服務，發揚志愿精神可以將居于單元格中的人們拉出來走向人群，以己之力助他人一臂。當社會成員內化志愿精神，通過互助互愛拉近彼此距離時，也無形中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在美國學者帕特南看來，信任、互惠規范、網絡是社會資本的特征，以互助參與、公共精神為內涵的社會資本是能夠像經濟學中的資本概念一樣增值的，增值后的社會資本將有助于將社會成員團結成為公民共同體，構建出一個團結、信任、寬容的公民社會（帕特南，1992）。

在已有對于志愿精神進行討論的文獻中，就有涉及志愿精神與傳統文化和社會道德關系的，挖掘了志愿精神在西方以及中國興起的思想基礎，認為我國古代的傳統慈善文化對于志愿服務精神在中國的生根和發揚具有重要作用。安國啟就強調應當重視從傳統慈善觀念、傳統文化、傳統道德觀念中挖掘適應現代社會志愿精神培育的寶貴資源（安國啟，2002）。這些研究表明，已有學者認為應當將傳統文化、道德觀念與志愿精神連接起來，只不過大部分研究對于傳統文化的認識還僅僅局限在傳統的慈善文化中，傳統文化和道德觀念對于志愿精神的影響范圍還過于窄小。當然，也有一些研究角度是側重于志愿精神的本土化發展以及對于構建和諧社會的影響和作用。陳霞的研究就通過比較中西方志愿精神和文化的發展路徑，指出在構建本土化志愿精神及文化的過程中，關鍵是開發本國和本民族文化中已有的與志愿精神可以對話和對接的資源，將其現代化并實現可操作化（陳霞，2009）。就本研究而言，由于更側重通過呈現臺灣地區在開展志愿服務、發揚志愿精神的經驗和做法進行反思，為此本研究也查閱了一些以關注志愿服務、培育志愿精神的做法為視角的相關研究，發現這部分的研究更關注制度建設、規章形成以及教育培訓（丁元竹，2001、張燕紅，2009、汪小琳，2010、鄧文英,2010）。張燕紅提到，非營利組織志愿者應當從建立組織目標，建立志愿者的教育培訓、社會榮譽制度、社會回報制度以及政府支持、社會法制環境等方面完善激勵方式來更好地促進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張燕紅，2009）。汪小琳的研究則是通過借鑒國外非政府組織志愿精神的培育經驗，得出我國政府應著力塑造志愿文化氛圍、轉變政府角色、健全法律法規、完善激勵機制的對策建議（汪小琳，2010）。

綜上所述，雖然已有文獻選取了多元視角從不同方面對志愿精神進行研究，但筆者認為對志愿精神的關注還是不太全面和完善。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局限在完善規章和培訓、培育志愿精神。規章目標以及教育培訓對志愿精神的培育固然重要，但并不全面。很多時候發揚志愿精神并不是光靠訂立制度、單方向培訓、灌輸教育理念就能發揮作用的。培育志愿精神還需要首先建立志愿參與者對于志愿服務組織的信任，并在之后的服務中通過“做”來反思、感悟，將志愿精神真正地融合，形成自己的價值觀。第二，志愿服務是“舶來品”。毫無疑問在開展志愿服務、倡導志愿精神方面，國外確實走在我們前面。借鑒國外的一些做法和經驗也無可厚非，但國外的文化底蘊以及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都與我們國家存在差異。究竟在這種差異文化背景下借鑒的國外經驗和做法是否能適應我國的實際情況還有待審視。就香港、臺灣地區來說，在歷史因素的作用下，這幾個地區在發展志愿服務，傳遞志愿精神的過程中既沿襲了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觀念，也深受國外文化觀念以及經驗做法的影響，因此就本研究而言，我們更傾向于從臺灣以及香港等地區挖掘探討適合志愿精神生長的“根”。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框架

1966年發起成立的臺灣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下文簡稱“臺灣慈濟”）發展至今已有45個年頭。從初期30位志工的“竹筒歲月”到在全球47個國家擁有超過十萬長期參與的志工以及超過四百萬的志愿參與者，并涉足醫療、教育、人文、環保等四大志業八項重點工作。可以說臺灣慈濟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赫赫有名。以1999年臺灣九?二一大地震為例，在災害發生兩三個小時內臺灣慈濟志工就迅速行動起來，兩天之內就投入兩萬余名慈濟志工參與災后救援，動員反應速度甚至比政府還快。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動著臺灣慈濟不斷發展、慈濟志工隊伍不斷充實壯大呢？筆者認為除了臺灣慈濟創辦人證嚴法師的影響力以及雄厚的物質支持外，還在于志愿精神這一力量的引導和推動，那么臺灣慈濟和她的志工是如何培育傳遞志愿精神的呢？這不禁引發了筆者的研究興趣，也成為筆者試圖挖掘臺灣志工傳遞志愿精神的動力。

因此本研究選擇通過呈現這一組織在培育志愿精神方面的做法來比較分析大陸地區在開展志愿服務、發揚志愿精神中存在的問題，為更好地發揚志愿精神，使志愿精神真正深入民心提供參考建議。具體的，本研究主要從規章目標、教育培訓、公信力以及禮儀儀式四個方面探討臺灣慈濟在培育志愿精神、開展服務的經驗做法。之所以從這四個方面入手，是因為，第一，建章立制，開展培訓一直是組織建立，實現組織目標，維護組織團結穩定，傳遞組織文化、價值理念的重要手段和關鍵環節。志愿者從事志愿服務必須依托于組織，因而就發揚志愿精神而言，志愿組織、慈善團體的影響力是很大的，而影響力的重要來源和傳播媒介主要就是依靠設定規章目標和教育培訓來實現。這在已有的不少文獻中也都有所體現。本研究將規章目標和教育培訓作為探討臺灣慈濟在培育志愿精神的其中兩個方面，試圖了解臺灣慈濟在規章目標以及教育培訓上的獨到之處，以及這種做法對于志工的影響。第二，公信力就是公眾的信任度。公信力在慈善事業的發展上起到舉足輕重的決定性作用，這在一些學者的研究中都得到證實。孟天運在其研究中就提到，慈善事業是一種建立在自愿和信任基礎上的事業, 慈善事業的成敗, 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慈善組織的自身建設和能否取得社會公眾的信任（孟天運，2006）。借助慈善事業中公信力的概念，我們認為，在志愿者中建立公信力對于培育志愿精神同樣重要。只有取得志愿者的信任，志愿者才可能融入到組織和志愿服務中，才可能在志愿服務的過程中領悟、培育志愿精神。第三，禮儀儀式在陶冶人的心靈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涂爾干在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認為“禮儀是一些行為的方式，它僅在集合的群體中存在，它的功能是去建立、維持和改變群體中的心靈狀態”（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1986）。涂爾干所提到的禮儀是針對中的禮儀儀式而言，雖然本文討論的志愿精神還未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但它作為一種精神，一種價值觀念將會改變志愿者的心靈狀態。那么這種改變需要通過何種渠道才能實現，除了規章、培訓、公信力外，禮儀儀式的作用不可小覷。

(二)研究概況

1．研究對象的選擇

此次研究選取臺灣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及慈濟志工作為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源自佛教的臺灣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是臺灣鵲譽高揚的慈善團體。經過數十載的發展，慈濟在扶危助困、救災濟貧、宣傳環保等方面結出累累碩果，其中慈濟志工更是做出突出貢獻。從創辦初期的30名志工到擁有海內外超過十萬人長期參與的志愿者，慈濟在慈善事業的投入時間之長、志工發展數量之龐大是令人驚訝的。雖然臺灣慈濟慈善基金會帶有佛教色彩，但在從事慈善事業的過程中，慈濟不分宗教、不分國界、不分種族的理念已經遠遠超越了宗教的范圍界限。因此，通過研究臺灣慈濟和慈濟志工將有助于了解這一組織在培養志愿精神的做法，對于大陸培育、傳遞志愿精神，構建公民社會提供思考和建議。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以訪談法為主，輔之以觀察法。在2011年1月―2月期間筆者奔赴廈門翔安區新圩鎮臺灣慈濟冬令物資發放現場以及臺灣慈濟設于廈門的分理處靜思書軒，實地觀察臺灣慈濟志工志愿服務活動的開展過程，并采訪了5位慈濟志工。為了作更多深入的了解和比較，筆者還訪問了廈門市慈善總會的部分工作人員、義工。廈門市慈善總會曾多次與臺灣慈濟合作。作為本土慈善和志愿服務的實踐者，廈門市慈善總會在沿襲傳統大陸式慈善理念和志愿精神的同時還面對著來自臺灣的慈善理念和志愿精神的沖擊。因此，他們對兩岸在志愿精神發展、傳揚方面有更深的體會和感受，對這部分人員的采訪，將有助于本次研究獲取更為深入的資料和信息。

三、研究發現

本文分別從規章目標、教育培訓、公信力、禮儀儀式四個方面分析臺灣慈濟在培養、啟發志工內化志愿精神的做法。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

（一）無形的規章――以戒為制度，以愛為管理

組織的建立、維護需要規章目標的約束和規范，從而將組織成員聚攏在一起形成一個團隊。一般的，我們所見的組織通常都有一系列的明文規章來闡明組織的目標、架構、任務、成員的權利與義務以及獎懲，這些規范可以很好地起到對成員的約束作用。但在訪談觀察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臺灣慈濟的規章是無形且特別的。慈濟的一位志工就談到：

我們問上人(證嚴法師)全世界那么多志工，你都沒有離開臺灣，你怎么管理好你的志工，上人就講了一句話：“以戒為制度，以愛為管理”。戒就是你對自己的要求，而愛就是我們大家的互愛。作為志工要怎么走到這條路來，就是每天要反省自己的言語行為，我們相互的互動就是用感動，尊重，愛來成就來祝福的，所以志工的態度就在這里。戒對個人就是時時刻刻的反省，但對于一個團隊就是彼此的規矩，體現在約定的時間，統一的制服等等。慈濟沒有上下級，但是有功能。

臺灣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的創始人證嚴法師所說的“以戒為制度，以愛為管理”，這句看似簡單而又無形的話卻作為慈濟的規章規范對志工的管理和要求產生了重要的作用。這傳遞出臺灣慈濟在管理志工，培育志愿精神的一個重要理念，志愿精神不僅包括利他助人，還在于自我約束以及互信互愛，事實上已經擴大了志愿精神的概念范圍。

一方面，規范讓志工了解如何開展志愿服務，如何做到既能夠幫助別人，又能顧及服務對象的尊嚴，將這種無形的規章，無形的要求體現在具體的服務中，并內化于心，在這個過程中志愿精神也得以醞釀萌發。

身為志工我們是有所規范的，打個比方今天有老人家來領東西你和老人家講話，上人教導我們們能夠手心向下幫忙別人這是你的福報，手心向上就要求人家給你幫忙。假使今天你能做一下手心向下的人你是一個有福報的人，所以今天來領東西的人你要抱著感恩他的心，不要認為我們是來幫忙人家，這樣也是為了讓他們了解，他們（志工）的言行舉止我們都是要教他們怎么做。如果今天你是來領物資的，領物資的人他一定很謙虛，甚至有自卑感接受別人的幫助。假使你的姿態比較高你就傷害了別人，你看我們所有的志工在現場絕對沒有一個人會坐椅子，我們沒有權利坐椅子。為什么？因為來領物資領東西的都是我們的感恩戶，他們都是走路來，他們都是站著領東西的。我們的志工我們付出的人是不能坐著等待別人來的。

另一方面，從慈濟的規章中可以看出，臺灣慈濟已經將志愿精神的內涵加以延展，不僅強調助人，也看重志工本身的內省，并通過內省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可以說這和大陸地區單純強調自愿、奉獻、助人的志愿精神是很不同的。一位在冬令物資發放現場接受我們訪談的志工是這樣說的：

為什么我們出門要排隊？為什么一定要穿制服？我們一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規矩。當然很多人會不習慣，但是其實這些規矩都是為自己好。你做久了像上人（證嚴法師）說的假久成真，你可能平時不早起，但是參加活動你就一定要早起，后來就養成你一個很好的早起習慣。一個人在生活當中可能講話很大聲，來慈濟后你講話要很小聲，那就自然養成一個講話要小聲要溫柔的習慣。所以做慈濟真正的付出看上去好像是你在付出但是其實收獲是自己，收獲的反而比自己付出的還要多。所以這就是慈濟的魅力，為什么慈濟在全球那么多志工，就是在做的當下，自己會很歡喜，然后有所成長，這才是真正的在做志工。

（二）特殊的培訓――自我教育和反思

教育培訓的目的是什么？為的是能將價值理念更好地傳承下去。因而傳遞志愿精神，教育培訓是一個很好的媒介。一般的，在大陸地區，我們所熟知的志愿者組織也會有相關的培訓課程，為志愿者講解機構的理念、目標以及志愿服務須知和活動安排。在我們的調查訪談中筆者發現，慈濟的培訓并不僅僅局限于學堂式授課，它更看重一個志工在成長過程中愛與善的價值觀的養成，并且這種價值觀的獲得是需要志工的親身經歷和反思體會。在采訪中，臺灣慈濟慈善基金會委員陳洲明就舉了一個例子：

有一次我們去福州做訪視，有一位媽媽帶著孩子，要一個孩子去撫慰大人有點困難。我就想了一個辦法，把糖果給這個孩子要她把糖果送給山上的小朋友，我叮囑孩子送給別人糖果的時候不要忘記和別人講一句“謝謝”，這個很重要讓心靈開始有觸動。那個小朋友就問媽媽為什么把糖果給別人還要和別人說謝謝，我說記住就好，然后我們就出發了。到了山上我們就開始做訪視關懷學生，我就注意這個孩子把糖果送出去沒有忘記要說謝謝，她剛開始還不敢講覺得不合理啊，但是她發現她送出去的時候別人很歡喜。她終于明白一件事，原來我說謝謝就是要送微笑，這個她感受到了。我們就講每一個志工為什么會歡喜，上人（證嚴法師）講過我們要用恭敬心和感恩心將物資送給別人，還要講一句感恩和祝福。這個時候送的人他找尋失去已久的愛，這個愛沒有自私，對方會感受到愛，這個部分讓我們志工有很深的體會。當有一天不是為了工作不是為了賺錢純粹用自己的時間和愛去付出，然后還要說感恩的時候，感動的是誰？兩個都感動。

單向的授課對于志工來講只是作為純粹的信息接收者，也許通過“聽”的方式可以將志愿精神的理念儲存在志工的記憶中但卻不能內化為志工自身的價值觀，從而形成自愿從事志愿服務的動力。相反，若志愿精神是通過在服務過程中的“做”來連接，那么志工將在實踐中收獲自己對于志愿服務助人利他的感動和收獲。正如在訪談中，幾乎所有的志工都提到的盡管選擇了志工服務就意味著選擇了東奔西走、選擇了付出和奉獻，但是卻能從中真正的收獲歡喜心和感恩，在“做”的過程中學會助人，也懂得要愛人，將志愿精神內化于心。在慈濟的四大志業中有一項是“教育”，采訪中有一位志工是這樣說的：

我們學校里面（慈濟學校）都有大愛媽媽，這些擔任大愛媽媽的都是普通學生的媽媽。她們都會和慈濟接觸，我們慈濟也會到學校里面和學生接觸，教學生靜思語錄（主要反映的是證嚴法師的理念）。因為慈濟的理念是教育不能等，要往下扎根，要把愛從小播種在他（孩子）心里面，這樣孩子慢慢長大他內心就會有愛心存在，然后會影響四周的人。

臺灣慈濟對于教育的重視表明志愿精神的傳遞和延續不能等，而要從小培養。在一個人的成長中引導他（她）去思考，去感恩，去獲得關愛他人的體驗。通過從小播撒愛心的種子進行教育，讓志愿精神向下扎根。這樣的培訓教育才能真正深刻地影響一個人，才能讓志愿精神傳遞，才能讓志愿服務普及并持久堅持。

（三）公信力――完全的付出和100%的信任

臺灣慈濟在服務項目以及費用支出上做到公開透明，在其網站上均列出各年度的服務成果，詳細說明各類服務方案，實施內容、財務收支情況以及實物捐款明細。在訪談中一些志工也談到：

一些單位行政費用就要占到40%，而我們是百分百的應用在需要的人身上，正因為點滴都用到，所以會讓志工越做越感動，這個公信力是一回事，但是對于每一位志工是很大的力量。

為什么會找慈濟，是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對慈濟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只知道慈濟是這樣子，知道他捐款歸捐款，我所募的款一分一毫都用在該用的地方。比如像我去四川賑災，費用可能是三千多四千多，食衣住行是要自己另外付費，不是說回來之后再請公款。我就覺得第一個我們所捐的款可以知道在哪里，你也知道可能有些慈善機構內部作業是可以請公款，那我愿意信任慈濟，他里面的氛圍大家也都是很喜歡的，就像一個家的感覺。

臺灣慈濟將募款服務進行公開透明的運作，在社會中建立起公信力，同時也贏得了志工的充分信任。志工的信任感一旦形成就必然推動志工在投入服務的過程中更加愿意真誠地付出，通過在一個值得信任的組織中“歡喜做”，志工不僅找到了歸屬感，更能漸漸培養起志愿精神。

（四）禮儀和儀式――手心向上與手心向下

筆者進行采訪調查工作的其中一個現場――臺灣慈濟冬令物資發放廈門市翔安新圩點，我們觀察到當慈濟志工在向感恩戶發放物資時都會統一彎身遞送物品并合十掌表示感恩和祝福。那么作為禮儀和儀式的這些行為方式究竟是為了傳遞出一種什么理念或是精神呢？在訪談中志工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我們慈濟是這樣啦，我們去幫助他，他是手心向上，他只是一時的困難，我們是要去救他的心，讓他也能手心向下去幫助別人，這個善的種子愛的種子就能傳播出去了，所以你看我們去冬令發放我們是90度鞠躬，為什么，因為你也會顧慮到人家的自尊。

慈濟志工見到其他人都會合十掌道聲感恩這里蘊含什么意思呢？我們覺得一個人在社會上生活，所用的東西，所吃的飯菜都是由所有人的付出你才會享受到，所以你身邊的人都是你應該感恩的人。

從現場觀察和訪談中不難理解，不管是手心向上與手心向下的釋義，還是90度鞠躬，抑或是合十掌道感恩和祝福。這些儀式和禮儀作為一系列的行為方式，其意義并不單單停留于一個動作或一句話，而是存在于慈濟這個集體中，用來培植和塑造集體中每一個成員的心靈狀態，間接地告訴志工在志愿服務助人利他的過程中要尊重他人、關愛他人并感恩他人，這樣志愿精神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并深刻地影響著志工。

（五）臺灣志愿精神的內涵

本文前部分曾引用丁元竹學者對志愿精神的定義，而這一強調自愿、不為報酬和收入、公眾參與、利他親社會行為的定義也獲得學界的普遍認同。但在訪談、觀察以及親身體驗志工服務之后，筆者對臺灣志工眼中的志愿精神有了更為深刻的體會和理解。盡管志愿精神同樣也包含自愿、利他親社會、不計報酬等因素，但它的所指有了更廣闊的延展，既強調傳統道德文化的回歸、又重視志愿服務過程中施者與受者的感恩心，更特別的是強調了在服務過程中反思自我、反思生活、反思生命的反省心。擴展后的志愿精神不僅內涵更為豐富，而且在付出的同時也關注自身的體驗和反思，使參與者從中獲得思考，獲得成長，更具有感召力。這也是臺灣民眾不分階層，不分地位都積極參與到志愿服務、社會事業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討論與結論

以上分析表明，臺灣慈濟在規章目標、教育培訓、公信力、禮儀儀式四個方面的做法為培養啟發志工的志愿精神奠定了堅實基礎，特別是通過在志愿服務過程中強調傳統道德文化以及志工的自我反思，使志工積極地參與到志愿服務中“歡喜做、甘愿受”，并自覺地內化志愿精神，將其作為指引自身志愿參與的精神動力。反觀大陸地區的志愿服務和所倡導的志愿精神我們發現，隨著志愿服務的發展，志愿者的隊伍和對志愿精神的關注度在進一步擴大和提高，而像“向雷鋒同志學習“的口號和榜樣也鼓舞著志愿者積極參與、助人奉獻。據統計，2008年全國志愿者隊伍的規模已近億人。但事實上大陸地區的志愿者培養和志愿精神的倡導仍值得反思和進一步完善。一方面，志愿精神的倡導力度不夠，單純局限于強調助人為樂的志愿精神往往留于口號、止于形式。另一方面，志愿活動的自愿問題也值得我們思考，涂敏霞在其對廣州市民參與志愿活動的動機調查中就得到有8%的志愿參與是因為政府的號召等外在因素的影響（涂敏霞，1998），丁元竹指出強制性勞動不能視為志愿活動，但是因為涉及報酬因素，這里還存在一個灰色區域（丁元竹，2001）。可以說這樣的志愿精神很難使志愿者收獲真正的感動和體會，沒有堅實的自覺的志愿精神作為支撐和服務的動力，實踐中的志愿服務就很難長期、持久地開展。舉個例子，在美國，每年有約55%的人參加志愿活動，平均每周每人3.5小時；英國是48%，平均每周3.2小時；韓國有14%的成年人參加志愿活動，平均每周每人2.2小時(丁元竹，2001)。而我們的志愿服務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大型活動的組織上，帶有官方色彩。在訪談中廈門市慈善總會會長蔡景祥先生就指出：

志愿者到處都在搞，各部門都在做，作秀的多，我感覺實際解決問題少。還有我們缺乏培訓，現在就是報名呀什么的組織去志愿服務一個什么活動，活動結束就沒啦。還有我們的志愿者多用在大的活動，（例如）開“九八”（九八國際貿易投資洽談會）、馬拉松，那個戴紅帽子的志愿者很多，這也是一種公益活動。但是平時志愿者深入到生活中去的很少，你有沒有感覺啊，實際的志愿者他應是深入到生活中，深入到群眾中去發現去幫助解決問題。

那么如何才能倡導務實的志愿精神使之為志愿者接受并內化于心呢？雖然臺灣慈濟的運作模式和理念目標并未能完全和大陸本土一致，一些服務領域和做法也不能達到盡善盡美，但通過采訪臺灣慈濟志工以及近距離觀察臺灣志工的做法和思維方式，也使我們意識到臺灣志工在傳遞繼承志愿精神時所賦予其更加豐富的內涵和意義，這為本文提供以下幾點反思：

（一）重拾傳統道德文化

在進行調查訪談工作中一位受訪志工說的一段話讓筆者記憶猶新，他是這樣表述的：

我想回歸到一個蠻重要的觀念，為何做志工就要先探索人生的意義在哪里，我會去思考這個，才會選擇走這條路。人有兩件事是不能不做的，一個是如何去行孝去回報，生命得來不易就需要回報父母親，所謂孝順。第二個就是要去行善。為何要行善，除了父母的養育之恩，你能夠慢慢的接受教育，在一個很有規矩的社會體系內生存，這不是你個人能做的，事實上這個社會也在培育你，養育你，所以我們要對父母孝順，回饋社會，那這個確定了我們就可以談志工了。

可見，在志工眼中，選擇從事志工的一個重要立足點就在于對孝和善的尊崇。這實際上反映了志愿精神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傳統道德的引導和鼓舞。在證嚴法師給志工的靜思語錄中同樣也體現著傳統道德文化教育的回歸和滲透。復旦大學的于海教授曾經區分了中國傳統道德與志愿精神的不同，認為前者是在傳統倫理社會中形成的具體人倫道德及其引申，它們都是指向熟人社會的：而志愿精神主要是對與己無直接利害關系的他人的利他貢獻，源于宗教的慈善傳統，是普世主義和抽象的博愛原則，這正是中國的特殊主義道德傳統所缺乏的（安國啟，2002）。與將現代志愿精神同傳統慈善觀念抽離的觀點不同，臺灣慈濟所倡導的現代志愿精神正是注入了中國傳統道德的觀念。通過從傳統文化，傳統道德觀中挖掘適合志愿精神培育的內容和資源，將志愿服務、志愿精神以及傳統道德文化連接起來自然而然地啟發出志工對于倫理的思考，對于價值觀的重新選擇，從而以一種更加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面對生活中需要幫助的人和事，志愿精神也就逐漸在內心中生根滋長。因而對于大陸地區志愿精神的傳遞和延續而言，我們需要重拾傳統道德文化，打破志愿精神與傳統道德文化的界限，從傳統道德文化中挖掘適合志愿精神的要素將其融合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