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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藝術論文范文1

旅游外語是為適應旅游學這一新興的邊緣學科的發展需要，適應國民經濟發展需要而開設的旅游專業外語，是培養高素質旅游從業人員和管理人員的必修課程。旅游外語教學中滲透中外文化差異的有關內容，在傳播文化、保護文化、融合文化、消除文化差異、避免文化沖突等方面，起著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一、在旅游外語教學中滲透中外文化差異的內容，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改善學生的知識結構、提高學生的交際能力和意識

中外文化差異的內容進入旅游外語課堂，使學生不再局限于單純地學習語言，而是在學習語言的同時，也學到了使用這一語言的文化，更易于理解和掌握所學的語言及文化，并能改善知識結構，激發學習興趣。例如，在《旅游英語》第一冊LESSONFIVE的REVISION中，Porter有一段話“Thisisthesecondfloor．Hereisyourroom，Mr．andMrs．Morri－son．Yourroomis223．Thesingleroomisoverthere．”［1］講到這里，教師就要結合文中出現的房間號碼，給學生講解不同民族對數字有不同的看法。如中國人喜歡選擇在帶有“3”、“6”、“8”數字的日子旅游，也喜歡帶這些數字的樓層和房間；西方人則忌諱“13”，旅游時常常回避這個數字，也不會住飯店的“13”層和13號房間。再如數字“4”在中國人的眼里并沒有什么不好，我們常說“四季發財”；“四季如春”。可是日本人卻不喜歡這個數字，其原因是在日語中，“4”和“死”的發音相同，所以，日本醫院一般沒有4號床位、4號房間、4號樓，電影院也沒有4排4號，飯店里很少見到以“4”結尾的房間號碼。如，中國自古就喜歡數字“9”，如“九州”、“九九歸一”等；在日語中“9”因與“苦”的諧音而遭日本人忌諱。由這么一個枯燥的數字和沒有多大意義的房間號碼，教師卻能引發出豐富的中外文化差異知識，這比起單純教學生如何讀數字，更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通過這堂課的學習，學生就掌握了數字在不同民族中所代表的不同意義，使他們的知識結構得到進一步完善，并在今后的實踐中，不會出現由數字而引發的“文化沖突”。再比如，我們在講到“dog”一詞時，雖然“dog”與中文的“狗”在語言意義上沒有什么差異，但從其價值取向所賦予的文化內涵來看，卻有著很大的區別。在漢語表達中，與狗相關的詞語絕大部分帶有貶意，例如“狗仗人勢”、“落水狗”、“走狗”、“喪家狗”、“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等。然而，在西方人眼里，“dog”卻令人好生愛意。在他們看來，“dog”是忠實的象征，是人類忠實的朋友，以狗來喻人是褒義的。如“luckydog”意為“幸運兒”，人疲憊時可用“dogtired”來形容，“Loveme，lovemydog”是“愛屋及烏”的意思。因此，如果把“dog”一詞與漢語中的“狗”聯系起來，可能曲解原意。在教學實踐中，教師不僅要傳授給學生中外文化的知識，而且還要引導學生有意識地收集“語料”，促使他們時刻留心吸取和積累有關中外文化差異方面的資料。要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通過組織專題講座，開展有關中西文化差異的知識問答等活動，使學生在學到語言知識的同時，也了解跨文化交際中的差異，從而全面提高學生運用外語進行交際的意識和能力。本人曾作過一項調查，結果表明，90％以上的學生喜歡教師在旅游外語教學中講解中外文化的有關內容；85％以上的學生表示，通過文化差異的講解，能牢固記住所學的語言知識點，95％以上的學生認為，在旅游外語教學中有必要講授中外文化差異的有關知識。

二、在旅游外語教學中滲透中外文化差異的內容，能有效培養諳熟中外文化知識的旅游

外語人才，提升涉外旅游活動的文化品位在旅游外語教學中滲透中外文化差異的有關內容，對于我們培養涉外旅游人才有著重要意義。藉此培養出來的旅游外語人才，就會有意識地拋棄“中文思維＋外文形式”，在涉外旅游活動中，知道如何尊重外賓的文化傳統，知道如何與外賓進行文化的溝通與交流，從而有效提升旅游活動的文化品位。深入了解了中外文化差異，我們在涉外旅游活動中就會如魚得水、游刃有余。接待前來旅游的外國旅客時，就不會犯文化錯誤。如果我們說：“Youmusthavebeentirednow．”（你一定很累了。）“Youhavehadahardtime．”（你累壞了。）“Youhavehadatir－ingjourney．”（你這一路辛苦了。）這好象是表示對對方的關心，但結果恰恰相反，對方會覺得受到了傷害，因為他覺得在你眼里他好像是“弱不禁風”似的。所以我們應該說：“Howwasthetrip？Didyouhaveapleasanttrip？”（這次旅行如何？一路愉快嗎？）“Welcome！Ihavebeenexpectingyou．”（歡迎！我一直在盼望你的到來。）“Iamgladtoworkwithyou．”（能和你一起工作非常高興。）“Ihopethatwewillhaveapleasanttriptogether．”（希望一路愉快。）有了豐富的文化知識，我們在涉外旅游活動中，就能夠對外賓加以引導。比如，被中國人喻為“歲寒三友”的“松、竹、梅”，在漢語中有很豐富的內涵，象征著高尚人格，的著名詩句“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就是一個例子，以“歲寒三友”為題材的文化作品在中國也十分受歡迎。當我們在旅游中看到千奇百怪的松樹時，就會聯想到松樹的高貴品質，進而聯想到人的毅力等。而一個外國客人可能就很難有這些聯想。所以，如果我們希望外賓與我們有共同的情感體驗，就需要在介紹時加入“松”在中國文化中蘊含的意義，從而激發外賓與我們的共鳴。有了文化背景知識，我們就能夠游刃有余地做好涉外旅游工作。如，當我們帶著外賓走進桂林公園，“陣陣桂香撲鼻而來”就可譯為“TheParkofSweetOsmanthusisnotedforitsprofusionofosmanthustrees．Flowersfromthesetreesindifferentcolorsareinfullbloomwhichpervadethewholegardenwiththefragranceoftheirblossoms．”這樣的譯文，打破了原文的句子排列，改寫原文華麗的詞藻和細節描寫，整體概括，簡潔明白［2］。又如，浙江蘭溪有個濟公紀念館，里面寫有：“濟公劫富濟貧，深受窮困人民愛戴?！蔽覀兘o外賓介紹時，可譯為“Jigong，RobinHoodinChina，robbedtherichandhelpedthepoor．”在這里，我們把濟公比喻為英語民族的人都很熟悉的羅賓漢，他們聽起來不僅易于理解，而且還倍感親切［3］。

三、在旅游外語教學中，把中外文化差異知識介紹給學生，有效地提高旅游外語專業人才的文化素養，繁榮中外文化的交往。

交融旅游業是一項文化性很強的事業，旅游外語教學就是直接為涉外旅游業服務的，所以，在教學過程中，中外文化差異的知識會常常在課堂上、課文中有所反映。我們在旅游外語教學中，介紹語言的文化背景，介紹語言所反映的文化內涵，就會使學生加深印象，使他們在學習和運用語言的時候想起文化知識，這種在學習中運用、在運用中學習的辦法，比起我們為學文化而學文化、為學語言而學語言的效果要好得多。比如，我們在講到《飯店服務英語》餐飲部分中的TAKINGORDERS的時候，會提問學生諸如：“Be－foretakingordersforguestswhatdoyouusuallyof－fer？”“Howdoyouaskthegueststoorderanaperi－tif／starters／maincourse？”“Iftheguestorderssteak，howdoyouaskhimhowheprefershissteakcooked？Andhowdoyourecommendspecialdishesofyourrestauranttotheguest？”的問題，我們就會結合相關的問題，給學生講解中外飲食文化，并通過指導學生進行模擬練習，自然而然地把中外的飲食文化介紹給學生，也使學生對中外飲食文化有了更深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他們真正知道了在什么情況下，給客人推薦什么，從而有效地促進中外文化的交往。了解中外文化差異，了解語言和文化之間的密切關系，能使人們對中外語言的差異有比較正確的認識，對中外語言和文化的差異更為敏感和關注，在學習語言的同時能學到該語言所屬的文化，最終能真正融會貫通地理解和使用該語言。其實，旅游外語教學并不僅僅是教會學生學習和運用旅游外語這一工具，實際上是一個既學習這門語言又學習該語言文化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完滿了，我們就能有效地提高旅游外語專業人才的文化素養，促進中外文化的交往、交融。

外交藝術論文范文2

2014年1月21日，將值段文杰先生仙逝三周年紀念日。本刊特刊發段先生兩篇遺作及一組紀念文章，以緬懷一代敦煌學大師。

段文杰先生1917年8月23日生于四川綿陽。1940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從杭州遷往重慶的國立藝專五年制國畫科，師從林風眠、呂鳳子、潘天壽、陳之佛、李可染、黎雄才等先生學習中國畫。由于學習勤奮努力，在繪畫基本功和文史知識方面都打下了堅實基礎。1944年，在重慶觀看了張大千先生臨摹的敦煌壁畫展覽，被敦煌藝術所吸引，同時也了解到地處邊遠荒漠的敦煌石窟藝術遺產需要有識之士去保護和研究，就下決心要擔當一名志愿者。他的想法得到林風眠、潘天壽、陳之佛等先生和同學們的支持。1945年畢業后，幾經曲折，義無反顧，于1946年到達敦煌莫高窟。在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從事敦煌藝術保護和研究工作，并擔任美術組組長和考古組代組長。1950年后，歷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術組組長、所長、副研究員。1957年后，遭錯誤處理。1962年，經上級組織甄別，恢復原有職務和待遇?！啊逼陂g又遭迫害，1969年，下放敦煌農村勞動。1972年，回所工作。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長。1982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研究員。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長。1998年以后，任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

段文杰先生是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還曾擔任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理事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甘肅敦煌學會會長、甘肅省對外交流協會名譽會長、甘肅省國際傳播交流協會名譽理事長、甘肅省社科聯副主席、甘肅省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等多種社會職務。1986年，被日本東京藝術大學聘為名譽教授。1993年，被日本創價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還被臺灣中華佛學研究所授予名譽研究員。曾獲日本東洋哲學研究所學術獎、東京富士美術館最高榮譽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