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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貨幣政策范文1

關鍵詞：貨幣政策；經濟增長；物價水平；Johansen檢驗

一、引言

西方經濟學理論指出，政府制定與實施經濟政策的目標主要是充分就業、價格穩定、經濟持續均衡增長與國際收支平衡四個方面。在經濟政策中，貨幣政策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自貨幣經濟增長理論提出以來，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中心課題。大部分國外學者認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增加了市場的貨幣供應量，使得社會可投資資金不斷增加，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市場流動性增加，也會推高物價水平。當然，這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所作的研究，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等方面與發達國家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使得貨幣經濟增長理論未必適用于中國。近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經濟政策的獨立性逐漸加強，這使得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更加明顯。同時，貨幣政策作為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究竟如何，這對我國未來貨幣政策的制定和經濟增長走勢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二、研究模型的設立

三、樣本與數據選擇

根據前面所建立的實證研究模型，本文選擇GDP、CPI及M1分別作為經濟增長、社會物價水平與貨幣政策的衡量指標。在研究過程中，為了減少樣本的異方差現象和方便變量之間的比較，本文對GDP、CPI和M1分別取對數。

考慮到CPI基期的調整問題，本文選擇的研究期限是從2000～2012年。同時，為了研究的充分性，本文所選擇的研究數據為季度數據。由于CPI與M1均為月度數據，因此本文對CPI采取月度算術平均數處理，對M1進行月度的加總處理。

四、實證分析過程

本文的實證分析主要是以協整檢驗為中心展開，在進行協整檢驗前對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在協整檢驗后對因變量和自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

（一）單位根檢驗

本文采用Phillips-Perron檢驗來分析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見表1。從檢驗結果來看，GDP、CPI及M1原時間序列數據的Phillips-Perron檢驗值均大于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說明原時間序列數據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不平穩。因此，本文通過對數據的一階差分序列數據進行Phillips-Perron檢驗，發現其檢驗值小于臨界值，說明一階差分序列數據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平穩。

（二）Johansen協整檢驗

通過前面的單位根檢驗可知，GDP、CPI與M1的一階差分序列數據為平穩的，因此符合協整檢驗“非平穩”和“同階單整”的假設。目前，協整檢驗的方法主要有E-G兩步法和Johansen檢驗，本文采用統計性質更優的Johansen檢驗。

1.M1與GDP之間關系的檢驗

2.M1與CPI之間關系的檢驗

（三）Granger因果檢驗

從協整檢驗可知，M1與GDP、CPI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為了進一步了解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本文運用Granger因果檢驗來分析這三者的因果關系。從檢驗結果來看，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了“M1不是引起GDP的Granger原因”和“M1不是引起CPI的Granger原因”，表明M1是引起GDP與CPI的原因。

五、結論

綜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研究結論。（1）M1與GDP存在著正向的長期均衡關系，當M1每增加一個單位時，GDP就會增加0.933個單位。（2）M1與CPI也存在著正向的長期均衡關系，當M1每增加一個單位時，CPI就會增加0.016個單位。（3）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也可發現，M1是引起GDP與CPI變動的原因，而GDP與CPI也是引起M1變動的原因，M1與GDP、CPI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

參考文獻：

[1]張麗麗，彭國富.中國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經濟與管理，2011（06）.

[2]楊一.中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實證研究[J].科技致富向導，2012（01）.

積極的貨幣政策范文2

一、國際經濟協作下的中國經濟現況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財政收入絕對數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而且增長的速度不算慢，但從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對數來看，則是 1995年以前逐年下降，1995年以后才逐步回升，2000年以后回升速度開始加快。因此，根據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劃分，中國財政運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年～1995年，這一階段的特征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階段是1996年至今，特別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導致1998年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后，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20%，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上年的18.79%提高了約1.89個百分點；2012年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有望升為22%左右①。目前，我國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是積極的，具備進一步發展的潛力和有利條件。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加快推進，國內需求潛力巨大；各項改革不斷深化，體制機制活力迸發；財政金融運行穩健，調控回旋余地較大。同時，也要充分認識到，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和問題仍很突出：一是經濟增長存在下行壓力。受外需明顯減弱影響，出口面臨的困難加大。刺激消費的政策效應逐步減弱，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消費增速穩中趨緩，新的經濟增長點需加速形成。二是經濟結構調整任務艱巨。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在“八連增”的基礎上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難度較大。“兩高”行業擴張依然偏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淘汰落后產能、促進科技創新仍面臨制約。能源資源和環境約束問題日趨尖銳，節能減排形勢更趨嚴峻。三是推動物價上漲的因素仍然較多。2012年需求拉動和2011年價格翹尾的影響雖會有所減弱，但勞動用工、節能環保等成本上升趨勢短期內不會改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走勢和國內部分農產品供給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部分資源性產品價格關系亟待理順，加上全球貨幣流動性仍比較寬松，物價上漲的壓力較大。此外，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就業總量壓力與結構性矛盾并存局面更加復雜，經濟金融領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潛在風險。

總的來看，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但面臨的形勢將更為復雜嚴峻。在此大背景下，要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需要繼續發揮財政政策的支持作用。同時，“十二五”規劃中有些重大項目需要開工，已經開工的項目要保在建、保工期、保民生，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支持重點領域改革等都需要進一步增加財政投入。近幾年我國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過程中，始終注重通過加強財政管理，控制和防范財政風險，目前我國的赤字率和債務負擔率還處在安全的區間。綜合分析，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二、國際經濟協作下的中國財稅政策的具體實施

（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從本質上說，積極財政政策就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積極財政政策的理論基礎主要歸因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凱恩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調節的政策主張。其政策工具的操作方向主要是減稅和增加政府支出。在國際經濟協作的時代背景下，我國近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措施主要有：

第一，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也就是說，要繼續運用稅收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國家財政對低收入群體的各種補貼和轉移性支出，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提高城鄉低收入群體消費能力。通過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力度，促進農民增收。與此同時，進一步完善促進消費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積極引導消費。

第二，著力優化投資結構，加強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十二五期間中央基本建設投資主要是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設，增加以水利為主要內容的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大力促進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的發展。增加節能減排和生態環保投入，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與此同時，要積極引導社會資金的投入，安排好這些公共投資，既擴大內需，也為進一步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第三，綜合改革和優化稅制，實行結構性減稅。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消費型增值稅，完善增值稅制度，調整小規模納稅人的劃分標準，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征收率，促進企業擴大投資、加快技術改造。順利推進成品油稅費改革，公平稅費負擔，推動節能減排，促進科學發展。對住房轉讓環節暫定減免一年營業稅。進一步提高紡織、服裝、石化、電子信息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多次調整部分商品進出口關稅。取消和停征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

第四，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的結構，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國在編制國家預算的時候，始終注意加大對民生財政的支出。壓縮一般性的支出，重點加大對三農、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的支出，增加對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環境保護以及科技創新，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國家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

第五，大力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國家需進一步加大對科技的投入，推進自主創新，促進企業技術改造，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繼續大力支持節能減排，加快建立生態環境的補償機制，推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工作。進一步落實各項財政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城鄉統籌發展，推動地區區域發展。尤其是大力支持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地區、革命老區經濟社會的發展。

（二）靈活運用各種稅收政策，增加財政收入，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1. 調整出口退稅政策，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2005年，財政部等5部門聯合發出通知，下調了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其中涉及很多“兩高一資”（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此次出口退稅率的調整，有利于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優化產業結構，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貿易順差。這次調整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降低了部分原材料和消費品的出口退稅，另一方面提高了裝備工業、高科技產品的退稅，由此有望改變長期以來中國出口產品過多依靠價格優勢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貿易順差過大的局面。

2. 降低企業稅負，增強企業活力，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

擴大進口是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充分利用國際資源、促進貿易平衡的重要舉措。調整部分商品進口關稅，為進口企業提供多元化融資支持，清理進口環節不合理的限制措施。進一步優化進口國別和地區結構，積極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進口，適度擴大消費品進口②。我國政府應立足于促進貿易增長方式轉變，優化進口商品結構這一目標，對所得稅和關稅領域的某些稅收政策進行調整，如取消給予外商投資企業的全面稅收優惠政策，實現“兩稅合一”；根據外商投資企業對民族經濟的拉動作用靈活調整所得稅稅率；按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要求，適當調整進口關稅的行業結構等等。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前11個月，中歐雙邊貿易總值為3，929.4億美元，增長22%。2010年中國國際貿易進出口總值為29，727.6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4.7％，對外貿易總體向基本平衡的方向發展③。

三、國際經濟協作下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等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配合

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特別是在國際經濟協調的大背景下，隨著商品與資本流動的自由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不僅取決于本國的經濟周期和宏觀經濟政策，而且更多地受到來自外部的沖擊。因此，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等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配合不但要有利于維護國內經濟的穩健運行，還應當促進更有效的國際經濟協作機制的建立，應對來自于外部的沖擊。

（一）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變可劃分為七個階段：

1. 從1979年至1992年

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于影響總供給，并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

2. 從1993年至1997年

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

3. 從1998年至2005年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為應對當時的嚴峻經濟形勢，中國開始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1998年至2002年，中國面臨通縮壓力，那時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是增加貨幣供應量。2003年以來，面對經濟中出現的貸款、投資、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等新變化，穩健的貨幣政策內涵開始發生變化，適當緊縮銀根，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2005年，鑒于國內社會投資明顯加快，經濟活力充沛，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7年后正式退場，轉為穩健的財政政策。

4. 從2005年至2007年

從抑制潛在通貨膨脹，防止經濟過熱，保證經濟穩定的目標出發，中國在2005 年實行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雙穩健”政策延續至2007年，當年第三、四季度，通貨膨脹迅速上升，四季度中三個月通脹率分別達到6.5%、6.9%、6.5%，全年經濟增長率達到11.9%。由此，中國政府對通貨膨脹的擔心超過經濟下滑的擔心，每月一次提升存款準備金率成為央行抵御通脹的必需手段，面對當時國家經濟中存在的過熱風險和不斷增加的通脹壓力，200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適時提出，要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轉向明顯的通貨膨脹”作為2008年國家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貨幣政策由“穩健”轉向“從緊”。

5. 從2008年年初至2008年年中

2008年初開始實行穩健財政政策和從緊貨幣政策，年中，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把抑制通貨膨脹放在突出位置。

6. 從2008年年中至2010年

2008年9月份以來，美國金融危機迅速惡化與擴散，已對世界實體經濟造成實質性影響。國內外的經濟形勢急劇惡化，通貨膨脹的壓力迅速緩解，預計第二年經濟面臨的風險主要是經濟下行風險。基于經濟形勢的變化，200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宏觀調控的基調確定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經濟政策相應調整為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

7. 從2011年至今

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繼續回升向好，工業生產強力反彈，國內需求強勁，三大增長動力協調性增強，經濟發展總體上呈“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中國社會科學院表示，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貨幣政策轉向穩健、消費刺激政策逐步淡出等綜合因素影響下，2011年我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將有所放緩，預計gdp全年增長速度將達到9.2%左右，增速比上年回落1.2個百分點。我國經濟將由政策刺激下的快速回升轉入穩定增長階段，總體策略是“審慎、靈活、積極、穩健”，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④。

從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進，我

們可得出以下啟示：一般說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在運用了一段時間以后，應選用另一種搭配取而代之，形成相互交替運用的政策格局。一方面，經濟形勢是不斷變化的，固守一種配合方式，有可能因不適應變化的形勢而達不到預期目的；另一方面，即使經濟形勢是穩定的，也不能一成不變的長期使用某一種政策，否則往往是正效應遞減，而負效應遞增，不僅不利于預期目標的實現，而且還可能產生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本文由收集整理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和經濟運行不同階段的特點，適時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強宏觀調控。

（二）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建議

1.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必須適應經濟形勢發展需要

根據宏觀調控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恰當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組合產生政策效應的關鍵之一就是要根據宏觀經濟走勢及微觀經濟狀態，確定合理的政策取向。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是不同的：財政政策主要通過稅收和政府支出直接影響經濟運行，調控效果更為直接、力度更大。但長期采用，容易引起過度赤字、貿易逆差和擠出效應。相比之下，貨幣政策屬于間接性的經濟調控政策，貨幣政策工具具有靈活性、伸縮性的特征，可以頻繁使用。但由于傳導過程復雜，政策傳遞帶有時滯，其作用發揮并不能達到預期效果。因此，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應用，既要區別開來，又要配合使用。

2. 積極推進匯率機制改革，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在資本持續大量流入的情況下，作為貨幣政策工具之一的匯率機制是否完善，對于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選擇合適的時機，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使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已經成為共識。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應采取逐步和有序的方式推進，而且，要與宏觀經濟政策和相關的結構改革密切配套進行，以避免政策可信度的喪失和經濟成本加大。

3.適時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我國宏觀調控面臨的難題之一。財政政策要以國債手段為主轉向以稅收和財政貼息手段為主刺激總需求；貨幣政策要更多地運用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率、存款準備金率等間接手段調節總需求。要進一步加快國債市場發展，改革國債發行交易制度，建立統一的國內債券市場，活躍短期債券市場，增加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的空間和靈活性以有效控制貨幣信貸的擴張；在現有資金市場的基礎上，組建由中央銀行調控的資金市場系統，包括短期拆借市場、融資券市場、短期票據市場以及貼現市場等，為中央銀行運用貨幣市場工具調控金融市場提供基礎，增強債券市場對信貸市場的傳遞性。

4. 建立和完善財政、銀行的配合機制，優化宏觀調控體系

要健全和完善國家規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國家規劃明確的宏觀調控目標和總體要求，是制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依據。要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統籌安排和政策協調。財政政策要在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和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重要功能。貨幣政策要在保持幣值穩定和經濟總量平衡方面發揮作用，健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要完善統計體制，健全經濟運行監測體系，加強各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功能互補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觀調控水平。

5. 完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結構問題甚于總量問題，經濟結構不合理造成局部需求過高和局部供給不足成為主要矛盾，必須重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其他經濟政策的協調。我國產業政策要通過鼓勵、限制或禁止某些產業、產品和技術發展，合理配置利用資源，優化經濟結構。目前部分信貸資金流向低水平重復建設領域，與產業政策導向出現了偏離，要求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要適時、適度進行調整，形成動態協調配合機制，更好地發揮綜合調控作用。發展改革委要定期和適時調整相關產業政策；人民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要配合提出加強和改進信貸管理、優化信貸結構的政策措施，為商業銀行適時調整信貸投向提供支持；商業銀行要嚴格按照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發放貸款。為解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增長不平衡現象，要重視通過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費需求增長。要加快進行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動的某些行業和地區出現的投資熱。只有各項經濟政策協調配合，我國經濟才能步入自主增長的良性循環。

四、國際經濟協作下協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應用的經驗總結

財政政策與貨幣的搭配模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采取何種搭配模式，主要取決于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在此基礎上，還要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確

積極的貨幣政策范文3

關鍵詞：社會資本；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中圖分類號：F820

一、引言

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現實的表現和研究的結論表明，貨幣政策的應用并不能完全達到預期的調控效果，存在政策效應弱化的趨向。對于貨幣政策效應弱化的新態勢，許多學者從我國貨幣政策的決策機制不科學，貨幣政策工具效力不明顯，金融市場不完善，金融中介不健全等諸多層面分別去尋找根源（王雪標、王志強，2001；江其務，2001；夏斌、廖強，2001；謝平，2002、2003；趙振全、張宇，2003；王鈺、王穩，2003；裴平、熊鵬，2003；王國松，2004；楊小娟，熊勇剛，2004；)，并提出了很多見解。導致我國貨幣政策效應弱化的原因盡管紛繁復雜，但都可以歸結為是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問題。對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研究，學者們大都從經濟學、金融學視角進行研究，本文嘗試從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社會資本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進行研究。

社會資本的相關理論較豐富（Bourdieu,1986；Coleman，1992；Putnam，1993；Burt，1997；Fukuyama，2000；Lin，2001；張其仔，2002；方竹蘭，2003），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社會資本是個社會學概念，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社會資本的概念逐漸被應用到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和心理學等各個學科的研究（Portes，1998）。同時，把社會資本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引入金融學的研究（Liugi，Paola Sapienza，2004），也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并代表了金融發展研究的最前沿的研究方向。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金融領域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將社會資本引入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研究，突破了以往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研究的理論框架，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視角，是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研究的發展。本文探索性地研究了社會資本發展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指出影響我國貨幣政策效應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為我國貨幣政策制定提供理論和政策借鑒，具有現實的意義。

二、 社會資本界定

法國社會學者布迪厄（Bourdieu）是第一個提出社會資本概念的學者，他認為社會資本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些資源與由相互默許或承認的關系所構成的持久網絡有關，而且這些關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Bourdieu，1985）。因此，社會關系網絡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必須通過投資于群體關系這種制度化的戰略來建構。Bourdieu (1985)的這個定義很清楚地將社會資本分為兩個組成部分：第一是社會關系本身，該關系允許網絡中的個人獲得其同伴所擁有的資源；第二是建立社會關系后所能獲得資源的數量與質量，它們決定了社會資本的高低。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學者是科爾曼 （Coleman），他認為社會資本是根據它們的功能來定義的。社會資本不是某種單獨的實體，而是具有各種形式的不同實體。它具有兩個共同特征，即個人的社會結構資源、以及個人可以通過這種結構資源實現自身利益。社會資本有三種存在形式：義務與期望、信息渠道和社會規范（Cofeman，1990）。

普特南（Puinam，l993）將社會資本界定為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這些社會組織特征可以通過促進合作的行為來提高社會效率。社會資本是群體所共有的資本，通過個體參與正式與非正式的社交活動，有利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協調，并培養互惠互利的行為模式，提升對彼此的信任，從而促進社會中各項資源的流動效率。

牛津大學的Janine Nahapiet與倫敦商學院的Summantra Ghoshal（1998）發表的“社會資本、智力資本和組織優勢”一文，將社會資本界定為鑲嵌在由個體或組織擁有的關系網絡中的現實和潛在資源的總和。

林南提出了社會資本資源論。林南（2001）認為資本是在市場中具有預期回報價值的資源投資，而社會資本是嵌入于社會網絡中，可以通過一些行動獲得或調用的一種資源。林南的社會資本概念主要包括三種成分：嵌入于一種社會結構中的資源；個人攝取這些資源的能力；通過有目的行動，個人運用或動員這些社會資源（Lin，1999）。

托馬斯•福特•布朗從系統主義出發，認為社會資本是參與社會網絡的個體之間的關系類型在社會網絡中分配資源的過程系統，社會資本具有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分析層面，分別對應著社會資本系統中的要素、結構和環境，相應提出了嵌入自我的觀點、結構的觀點和包含結構的觀點①。

另外，還有很多學者從自身研究角度對社會資本進行了界定，如Burt（1992）認為社會資本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聯系，通過他們你可以獲得使用資本的機會；Portes（1998）則將社會資本定義為一種社會行動者能在社會網絡或其他社會結構中獲得利益的能力。

社會資本不僅存在于人與人之間，企業之間也存在著社會資本。NahaPic&Ghoshal（1998）認為企業社會資本是指企業建立在信任和規范基礎上的各種社會關系的范圍與質量以及在此基礎上所能獲取的潛在的或者現實的外部資源。

Liugi，Paola Sapienza（2004，pp.526-556）于2004年首次將社會資本引入金融發展分析中。Liugi等將社會資本引入家庭對金融資產的旋轉模型中，并實證研究了意大利的社會資本與金融發展的關系，發現北意大利高水平的社會資本，與高水平的金融發展正相關；而南意大利低水平的社會資本，導致了低水平的金融發展。Liugi等總結了社會資本對金融發展的影響，認為社會資本能夠通過信任，降低金融合同交易中的交易成本，從而促進金融發展②。

本文嘗試把社會資本引入貨幣政策的研究中，并用社會資本的“資源論”觀點，解釋社會資本對貨幣政策傳導過程的影響。

三、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分析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指貨幣政策啟動后各種要素之間是如何相互聯系和運行的整個過程，包括貨幣政策工具作用于操作目標、操作目標作用于中間目標、中間目標作用于最終目標的全過程（見圖1）。

一般地，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包括經濟變量傳導過程和微觀主體傳導過程兩個方面。經濟變量傳導過程可概括為：央行制定貨幣政策――啟動貨幣政策工具――調節操作目標――監視中介目標――實現最終目標。貨幣政策的微觀主體傳導過程是通過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微觀主體的行為選擇的變化改變經濟變量來實現的。該傳導過程可表述為：中央銀行――金融機構（金融市場）――投資者（消費者）――國民收入。具體來看，中央銀行確定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并在金融市場上運用相應的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導致基礎貨幣、基礎利率等中介目標的變化，金融市場將這些信號傳導給金融機構、企業、居民，這是貨幣政策傳導的第一環節。金融機構根據貨幣政策信號調整自己的資產、負債等業務機構，并作用于企業與居民，這是傳導的第二環節。企業和居民調整自己的投資和消費并最終實現總產出的變化，這構成貨幣政策傳導的第三環節。

貨幣政策傳導過程的這兩個方面相互聯系，也就要求必須將二者結合起來，分析貨幣政策傳導的全過程，即中央銀行通過各種貨幣政策工具，直接或間接調控各金融機構的超額準備金和金融市場的融資條件（數量、利率、政策等），進而控制全社會的貨幣供應量，使企業和個人不斷調整自己的經濟行為，從而迫使整個國民收入也隨之變動，從而實現宏觀調控目標③。

近三百年來，眾多經濟學者，包括古典的薩伊、休謨和斯密，現代的凱恩斯、弗里德曼和托賓，近代的米什金和伯南克等都對貨幣政策的傳導進行過討論。自從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建立宏觀經濟分析框架以來，各經濟學流派從不同的條件出發，分別形成了各自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Mishkin（1995）根據貨幣與其他資產之間的不同替代型，將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分為兩大類，即貨幣渠道（money channel）和信貸渠道（credit channel）。筆者從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出發，梳理總結了各個流派關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觀點（Hicks，1937；Robert Rosa，1951；Hansen，1953；Tobin，1965；Marshall，1923；Lerner，1944；Mundell，1962；Fleming，1962；Modigliani，1971；Stiglitz，1981；Bernanke-Blinder，1988；Bernanke &Gentler，1995），詳見表1。

四、社會資本對貨幣渠道的影響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貨幣渠道包括利率途徑、非貨幣資產價格途徑、匯率途徑等。

宏觀經濟學認為利率的變化將會影響企業的投資決策，投資通過乘數效應導致產出變動。然而企業做出投資決策并不只是考慮資金成本（利率），更重要的是權衡投資是否能夠產生足夠的利潤。企業投資的成敗取決于企業整合利用資源的能力。社會資本能夠提升企業整合利用資源的能力。社會資本是根植在社會關系網絡中的資產，其表現形式可以基本上歸納為信任與合作關系、資源的互補性、信息和線索、稀缺性資源、協同關系，以及由這些資源和關系的整合形成的對環境中的機會的把握能力或戰略優勢等。社會資本通過社會關系網絡來實現其價值，它借助于所占據的社會關系網絡而擁有資源財富信息或機會。擁有較多社會資本的企業，其接觸的市場資源和得到的支撐資源越多，投資越容易成功。在這種條件下，社會資本比利率因素更能影響一個企業的投資決策。因此，在存在企業社會資本的情況下，利率對投資的影響并不敏感。

非貨幣資產價格途徑通過改變居民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情況，進而影響居民和企業的消費和投資決策，以達到政策目標。由于個體（企業）社會資本的存在，使其能夠在資產惡化的情況下，動用社會關系進行融資消費（投資）。Ceoleman（1990）、spagnolo（1999）首先從金融的角度考察了社會資本對融資和經濟的影響，認為社會資本強化了誠信的普遍程度。高社會資本社區，社區網絡帶來的懲罰失信的方便性使人們相互信任，更容易促成彼此之間的借款行為。WooIcock（1999，2002）持續的研究了小額信貸和中小企業中的社會資本問題，在對小企業的研究中，他指出，社會資本對于中小企業獲得資源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對于不發達地區，資源有限，社會資本能夠起到將有限資源更加有效交易的作用，通過小企業的運作，實現財富積累。我國學者張榮剛（2005，2006）、宋瑞敏（2007）、陳曉紅（2007）均從社會資本網絡為中小企業提供非正規融資的角度研究了社會資本對企業融資的促進作用。因此，社會資本的作用影響了貨幣政策的非貨幣資產價格傳導途徑的意圖，從而影響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

匯率并不是影響企業出口的唯一因素，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積累的社會資本有利于國際市場交易的促成。長期的國際交流合作使企業與客戶建立了相互信任和穩定的貿易關系，由于社會資本產生的長期合作共贏的預期，即使匯率變動使短期交易成本增加或減少可能不會改變企業的出口量。因此，在社會資本的作用下，匯率對出口的影響存在不確定性。

五、社會資本對信貸渠道的影響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信貸渠道包括銀行貸款途徑和資產負債表途徑等。

銀行貸款途徑的觀點是，中央銀行對基礎貨幣的調控影響到商業銀行的可貸款規模，通過信貸配給的變動波及企業的投資支出，從而影響總產出。然而，商業銀行作為一個金融企業可以通過自身積累的社會資本拓寬資金來源的渠道，而不完全受控于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商業銀行可以與國際金融機構合作，對接國外金融市場，通過電子金融交易，快速、便捷地遠程融通資金，即使中央銀行想對商業銀行信用進行控制，由于商業銀行可以到不受管制的歐洲貨幣市場借款，使得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控制能力下降，其貨幣政策意圖也未必能通過商業銀行途徑實現。而且，隨著多種融資方式的出現，企業可通過社會資本的力量發展其他信用渠道，銀行信用占社會總信用的比重持續下降，這也減弱了銀行貸款途徑的效果。

資產負債表途徑的作用原理是：貨幣政策通過影響借款企業的資產凈值P，定義為借款者的流動性資產與可售抵押品之和，改變企業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程度，使得銀行意愿信貸供給發生變化，最終引導企業投資變動，從而導致總產出的改變。資產負債表途徑發揮作用的一個隱含的前提是，銀行貸款是企業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資金來源，而實際情況是企業的資金并不僅僅來源于銀行貸款，特別是社會資本比較豐厚的企業，它們能夠動用自己的社會關系，多渠道籌措到發展的資金。因此，在企業社會資本的作用下，企業獲取資金的渠道日益增加的情況下，資產負債表途徑的效用逐漸減弱。

六、結語

由以上分析可知，社會資本增加了企業融資的渠道，影響著企業的投資決策和商業銀行的信貸決策，由此削弱了傳統貨幣政策傳導途徑的效用，從而削弱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由于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并不直接處于中央銀行控制之下，它必須依靠中介性指標的傳導性作用，這些中介指標一般具有可測性、可控性和相關性的特點。社會資本的積累及其廣泛運用，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各個環節產生了較大的沖擊，其中介指標的控制變得難以把握，貨幣政策的效應也就會變得不明顯。

當然，有效利用社會資本對貨幣政策也能起到積極的作用。第一，發展金融機構之間的社會資本，促進同業拆借市場快速、健康發展，形成利率的市場化，有利于發揮利率渠道的傳導作用。第二，積極發展金融機構的社會資本，為金融機構的貸款經營營造良好的外部氛圍，銀行可以通過和企業建立相對固定、長期的金融服務關系，以便對借款企業的實際情況有較為正確的了解，準確評估借款的風險。第三，銀行、企業、擔保公司三方建立良好的持續的業務聯系，積累社會資本，增加互信，健全完善信貸擔保體系，降低銀行為中小企業貸款的風險，引導國有商業銀行向中小企業貸款。

注釋：

① 托馬斯•福特•布朗：“社會資本理論綜述”，載李惠斌、楊雪冬編：《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8，第78-79頁.

② 盧燕平：《社會資本與我國金融發展研究》，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9，第3-4頁。

③ 范方志：《當代貨幣政策：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第66-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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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貨幣政策范文4

【關鍵詞】經濟危機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被認為是自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雖然我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積累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但這場危機對我國經濟的降溫效應非常明顯,主要經濟指標增速全面回落:工業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6月份的16%迅速下降到2008年12月份的5.7%,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由6月份的8.8%迅速下降到12月份的-1.1%,當月出口額同比增速由6月份的17.2%下降到12月份的-2.8%, 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也由2008年第二季度未的10.4%下降到第四季度未的9%。面對經濟急速下滑的嚴峻形勢,國務院迅速作出調整:經濟工作首要任務由2008年初的“防通脹、防過熱”轉為“保增長,促內需”,財政貨幣政策也由年初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 微調為七月份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靈活審慎的貨幣政策”,再到十一月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由此可見,宏觀決策層對此次危機及其對我國經濟影響程度認識明確,措施出臺迅速及時,意義重大。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理論綜述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理論基礎

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認為,社會的就業水平取決于社會總需求的水平,存在失業或者難以實現充分就業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指一國有貨幣支付能力的總需求或總購買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和“流動性偏好規律”這三個基本“心理規律”的影響。凱恩斯從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場機制無法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論斷,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當一國經濟處于非均衡狀態,出現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時,只有采取相機抉擇的經濟政策,才能使之趨向于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減稅、增發國債等來應對通貨緊縮,拉動經濟復蘇。同時,凱恩斯理論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和效用不相同:財政政策作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產品市場,進行結構調整,而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主要作用于貨幣市場,適合總量調節;財政政策調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規范的審批手續,時滯性長,貨幣政策相比則更為靈活和富有時效性。因此,在具體運用以上兩種政策時,要根據宏觀經濟的不同目標適當選擇,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觀調控效果。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綜合運用的模式

(1)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當經濟發展不景氣,出現蕭條,同時又存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如減稅、擴大公共投資應對經濟蕭條;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緩解通貨膨脹的壓力。

(2)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當經濟過熱,發生嚴重通貨膨脹時,采取“雙緊”政策,如增加稅收、減少政府開支、減少貨幣供應量等方式壓縮社會總需求,減少國民收入,減緩物價上漲,抑制通貨膨脹。

(3)緊縮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當政府開支過大,財政赤字較多而民間投資不夠旺盛時,可以采用這種模式。緊縮性財政政策有利于改善財政收支狀況,壓縮財政赤字;擴張性貨幣政策促使銀根松馳,刺激投資并促進經濟增長。

(4)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當經濟嚴重衰退、社會有效需求嚴重不足時,采取“雙松”政策,在財政減收增支的同時,抑制利率上升,擴大信貸,刺激企業投資,從而擴大社會總需求,增加國民收入,緩和衰退,刺激經濟復蘇。

除緊縮和擴張這兩種情況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可以呈現中性狀態。若將中性(穩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與上述松緊狀況搭配,又可產生多種不同配合。

二、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

1、積極財政政策的具體舉措

(1)在財政收入方面,實施結構性減稅,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2008年實施的稅費減免措施主要包括實施企業所得稅新稅法、提高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扣除費用標準、降低住房交易環節稅收負擔、多次調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取消和降低部分產品出口關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并改為單邊征收等。在此基礎上,2009年又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等新的舉措,這些政策全年將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約5000億元以上。

(2)在財政支出方面,擴大政府公共投資并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以此帶動和引導投資與消費需求。從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擬增加政府公共投資1.18萬億元,加上帶動的地方和社會投資,總規模約4萬億元。此外,通過進一步增加對農民的補貼、提高城鄉低保補助水平、增加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優撫對象等人員撫恤補貼和生活補助標準、對困難群體直接發放一次性生活補貼等途徑,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

2、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

我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措施有五點。一是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及時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二是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加大銀行信貸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三是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災后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向外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同時繼續限制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劣質企業的貸款,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擴大出口信貸的規模,探索在出口信貸中提供人民幣中長期融資。四是進一步發揮債券市場的融資功能。大力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擴寬企業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體的銀行間債券市場,為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平臺。五是進一步改進中央銀行金融服務。

三、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應分析

1、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分析

此次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是“保增長,促內需”,為此運用各種財政手段,配合金融手段和其他手段來改善經濟結構,擴大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在運用過程中積極財政政策可以達到收入效應和擴張效應。從收入效應來看,一方面通過積極的財政收入政策如減稅、取消或停征行政性收費等舉措,既增加居民收入,直接拉動居民消費,又減輕企業負擔,如增值稅轉型改革,不僅減輕企業負擔,還刺激企業固定資產更新換代,長時間起到拉動內需的作用。另一方面通過積極的財政支出政策,主要是轉移性支出,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大力促進消費需求。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如大幅度增加對農民的農資綜合直補、糧食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提高城鄉低保補助水平,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提高優撫對象等人員撫恤和生活補助標準等。還有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家電下鄉政策,將財政資金直接補貼給消費者,有效銜接和動態追蹤生產、流通、消費環節,直接拉動我國農村的消費,擴大內需。從擴張效應來看,增加政府投資不僅能直接、迅速地拉動經濟增長,而且具有促進全社會投資的擴張效應,能帶動企業和民間投資。

2、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應分析

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實質上就是適度放松銀根,降低融資成本,為企業提供相對寬松的融資環境,以此促進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進一步活躍。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具有擴張效應和經濟結構結構調整效應。從擴張效應來看,一方面是直接的資金供應擴張,自2008年9月份以來,連續多次下調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保持貨幣信貸擴張趨勢。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研究員預測,2009年全年信貸增長規模將達到10萬億元,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另一方面,通過進一步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提高企業融資的機會和便利。包括加快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發展,拓寬企業融資渠道。促進股票市場平衡健康發展,提高企業直接融資比重,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提供展示平臺。從經濟結構結構調整效應來看,通過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引導資金投向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節能減排、循環經濟等國家重點扶持行業,同時繼續限制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劣質企業的貸款,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3、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分析

從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 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的效應已逐步顯現。宏觀經濟急速下滑的趨勢已得到抑制,總體來看,經濟運行呈現出筑底回升的態勢,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已顯現出積極效應。從社會發展來看,民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通過加大財政轉移性支出,社會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得以提高,通過政府公共投資性支出,社會就業形勢得以好轉,社會穩定性并未因金融危機的沖擊而產生大的變化,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較好地發揮了社會穩定器的作用。

總之,在金融危機到來之時,我國及時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真正發揮了“保增長、促內需、調結構、重民生”的積極效應。

四、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綜合運用中應注意的問題

1、“雙松”政策搭配要注意防止擠出效應的發生

政府作為投資主體,以大規模的財政貨幣資金投資于基礎建設,必然排擠其他經濟主體進入競爭性的基礎建設項目,抑制了投資需求的有效增長。2009年以來,地價高漲,國企頻當地王就是一個例證。美聯物業根據北京土地儲備中心公布的數據統計顯示:截至2009年12月17日,北京合計拍賣涉及住宅類地塊為69塊,其中有30塊地為有國企背景的企業獲得,占市場總比例43%。特別是2009年下半年,國企高價拿地頻繁,明顯占據了市場的主導地位,在下半年北京成交的30塊住宅地塊中更有18塊由國企拍得,占到了市場的60%。地王的頻繁出現與樓市過火存在必然的聯系,而國企地王過多的情況,與今年4萬億的投資不無關系。還有大規模的信貸資金與財政資金的配套,客觀上減少了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的信貸資金的供應量。銀行大量配套的貸款資金主要用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銀行貸款向大城市、大客戶集中,小城市、城鎮、中小民營企業的資金匱乏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2、“雙松”政策搭配要注意天量信貸資金的動態流向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研究員預測,2009年全年信貸增長規模將達到10萬億元,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但與銀行放開信貸閘門“結伴而行”的是,A股市場牛氣沖天,截至2009年9月30日,滬指上漲幅度最高超過90%;還有在北京、上海等全國不少大中城市,房地產商們紛紛斥巨資“跑馬圈地”,地價、房價走出低谷,向上攀升。中國社科院金融專家彭興韻指出:“這說明,新增信貸資金有相當一部分未能進入實體經濟,而悄悄進入了股市、房地產等虛擬經濟領域,推動了這些領域的‘虛熱’。”因此,相關部門要嚴查信貸資金的動態流向,確保資金進入實體經濟,以保增長、促內需、調結構,而不是助推虛擬經濟的火熱。

3、“雙松”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貨膨脹的發生

在本輪財政貨幣政策運作之前,我國國內剛剛經歷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2007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全年上漲4.8%,2008年前三個季度CPI同比上漲7.0%,經濟過熱、投資過熱、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在外部環境發生巨變、國際經濟金融環境出現重大問題的背景下采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貨膨脹的再次發生。當經濟復蘇,走出蕭條的陰影時,就要考慮“雙松”政策的逐步調整,如果擔心經濟企穩回升的基礎不牢固,可以對“雙松”政策進行微調,積極的財政政策繼續實行,以確保擴內需、調結構。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則要微調,如果擔心利率上調加重企業負擔和人民幣升值壓力,則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來回收流動性,以預防通貨膨脹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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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貨幣政策范文5

關鍵詞：出口貿易；貨幣政策；VAR模型；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F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4-0-02

一、研究背景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由 2008年 9月15日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請破產保護作為觸發點，隨后美國近十年的金融寬松政策所積累出來的漏洞迅速在發酵，緊接著美國的這場金融危機開始逐漸衍變為危及全球的金融海嘯。從2008年開始，世界上主要的危機體都出現了金融機構倒閉事件，并蔓延到實體經濟后，各國的失業率劇增，經濟增長出現衰退甚至負增長。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是各國出口的重要目的地，但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國內對進口商品的需求急轉直下，進而嚴重威脅到全世界的經濟發展。

在全球金融風暴中，處于風口浪尖的進出口行業受到的沖擊最直接也最嚴重。首先，危機從金融層面轉向經濟層面，直接影響出口。美國消費支出占GDP的70%以上，2007年美國國內消費規模約10萬億美元，而同期中國消費者支出約為1萬億美元。短期內，中國國內需求的增加無法彌補美國經濟對華進口需求的減少。據測算，美國經濟增長率每降1%，中國對美出口就會降5%～6%。其次，次貸危機進一步強化了美元的弱勢地位，加速了美元的貶值速度，從而降低了出口產品的優勢。與此同時，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特別是主要的發達國家，為了穩定國內市場和促進就業，紛紛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表現為一方面大幅提高進口關稅，另一方面設置重重的非關稅壁壘，如反傾銷、反補貼等來打壓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對手以保護國內市場。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出口呈現減速跡象。與據海關初步統計，2008年1—9月全國進出口總值為19671.3億美元，同比增長25.2%，其中：出口10740.6億美元，增長22.3%；進口8931億美元，增長 29%；而2009年1—9月，全國進出口總值為15578.2億美元，同比下降 20.9%，其中：出口8466.5億美元，下降21.3%；進口 7111.8億美元，下降20.4%。直到2009年 12月底，全國當月進出口總額才出現了同比正增長[1]。針對這一狀況，從2009年年初開始，為扭轉經濟增速的急速下滑，中國人民銀行執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具體包括 6次下調基準利率，5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并不斷新增貸款，擴大貨幣供應增長幅度的貨幣政策和啟動了總額達4萬億元的擴大內需的財政政策。截至2009年年底，各類政策效果明顯，中國率先擺脫金融危機陰霾，整體經濟形勢呈現企穩復蘇的態勢。

對于目前良好的經濟形勢，學術界普遍認同，2009年開始實施的一系列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有效地擴大了市場的有效需求，特別是貨幣政策，在短期內促進了國內投資的增長，而對于一系列貨幣政策是否對進出口部門有所影響，國內學者李津（2010）[2]在其《貨幣供應量與進出口貿易的動太相關性研究》一文中，采用VAR模型對其進行了研究。但該文在如下兩個方面值得商榷：第一，該文采用2006—2009年的數據，但是我國在2009年初才開始執行較寬松的貨幣政策，由于該政策存在時滯性的問題，該時期的數據有可能無法模擬出貨幣政策的效果。第二，Rudiger Dornbusch、Stanlery Fisher、Richard Startz（1977）[3]的研究表明，執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時，會引起國內總產出的增加，我國學者耿中元、曾令華（2008）[4]也得到相同的結論，可以看出貨幣政策有可能影響凈出口，但對進出口總額的影響是不明確的，將進口數據與出口數據簡單的相加得到的進出口數據，可能無法反應出貨幣政策對兩者的分別影響。因此，本文將采用2009年1月至2012年6月的數據，仍采用VAR模型動態分析金融危機期間貨幣供應量與出口總額之間的動態關系，以此來驗證其結論的正確性，并為后金融危機時期的中國進出口部門和宏觀經濟政策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議。

二、實證研究

（一）數據來源及其處理

本文將樣本期間定為 2009年1月至2012年6月，以檢驗央行執行寬松貨幣政策之后，與出口額之間的相互影響。貨幣供應量采用廣義貨幣供應量 M2，數據來自于中國人民銀行官方網站；出口額月度數據來自于中國海關總署官方網站。考慮到消除量綱的影響以及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對數化后容易得到平穩序列，而且不改變序列數據的特征，對變量作對數化處理，并將廣義貨幣供應量和進出口總額分別記為lm2，lexport。

（二）平穩性檢驗

由于時間序列普遍具有非平穩性的特點，而非平穩數列容易造成偽回歸現象。因此，我們在進行回歸模擬之前必須要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由于在前面已經對數據進行過對數處理，實質上已消除了一階單位根的影響。再對對數化后的數據進行ADF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下：

本文選用加入漂移項和截距項模型進行ADF檢驗，從表1的結果來看，lm2以及lexport兩個變量在5%顯著性條件下是平穩的，因此，可以對其進行回歸模擬分析。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

經濟時間序列會經常出現偽相關的問題，即經濟意義表明幾乎沒有聯系的序列卻可能得到較大的相關系數，比如有人做過女性裙子長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聯度分析，盡管它們之間沒有經濟相關性，但在一些數據中卻能發現存在正相關性。因此，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是有很大的必要性。

從表2的檢驗結果來看，出口額和貨幣供應量是一對相互影響的變量，也就是互為因果，無法區分自變量和因變量。在這種情況下，建立線性模型是不合適的，而建立VAR（向量自回歸）模型是合理的。

VAR模型重點并不在于對其系數的深究，而在于其內部各個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的關系，也就是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

（四）脈沖響應分析

在向量自回歸模型的基礎上，通過脈沖響應函數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變動來考察它對內生變量及其未來取值的影響。考慮每一個變量作為因變量時，來自其他變量包括因變量自身的滯后值的一個標準差的隨機擾動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其影響的路徑變化，即由所得的 VAR模型基于脈沖響應函數式，可以得到貨幣供應量和進出口總額之間的相互沖擊的動態響應路徑。如下圖所示，橫坐標是脈沖響應函數的未來響應基數，縱坐標是因變量對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的響應程度[5]。

圖1表示廣義貨幣供應量的一個信息沖擊給自身所帶來的影響，可以看到這種影響是相當平穩且具有較持久的平穩性。圖2表示出口額的一個信息沖擊會給廣義貨幣供應量帶來的影響，在短期內這種影響是負面的，即出口額增加會引起貨幣供應量的下降，但在第6期以后，出口額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就會呈現正向效應。從長期角度來看，出口額增加會導致貨幣供應量的增加，但影響會在將來慢慢減小，第10期以后基本消失。這說明我國的貨幣政策還是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央行的政策受外部因素影響較小。

圖3表示貨幣供應量的信息沖擊導致的出口額的變化，這種影響也是在短期內呈現出負影響，但在第4期之后也會引起出口額的增加，且影響會慢慢加大。圖4表示出口額變動對自身的影響，這種影響效果是比較短暫的，但第2期的時候影響基本消除。這說明我國的國際貿易受貨幣政策影響較大，而自身的調節能力較小，外貿出口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持。

（五）方差分解分析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進出口與貨幣供應量M2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考察它們相互影響的程度，可以對上述VAR模型做方差分解分析。與脈沖響應函數法采用信息沖擊來觀察變量波動的方法不同，方差分解則是一種將變量預測方差進行分解的技術，某個變量預測方差有可能由自身引起，也可能由系統內其他變量引起。將這個預測方差分解為自身和系統內其他變量作用的結果，可以發現該變量變化的原因，并且能直接的反映出每種影響因素的大小[5]。

圖5顯示，對影響我國貨幣供應量的因素中，最主要因素來源于其自身。從圖5中可以看出，在第1期，貨幣供應量變動只受其自身因素影響，到第2期時，開始穩定，其自身因素占到總變動因素的90%以上。從圖6可以看出，出口額貿易對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影響是很有限的，僅在第2期與第3期時影響較大，到第4期時隨時間增長而下降，保持在10%以下。這也驗證了在脈沖響應模型中所描述的我國央行政策制定的獨立性。

圖7中顯示，貨幣供應量在第3期后，對出口額影響變動的貢獻率維持在40%的較高水平上，隨著時間的增長而緩慢增長。由圖8可以看出，出口額對自身變動的影響也較大，但第3期后開始減小，隨著時間的增長而緩慢下降。這說明我國的貨幣政策對出口額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要積極的運用貨幣政策來促進出口貿易。

三、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貨幣政策對于出口額影響是比較大的，這與李津（2010）[1]得出的結論相反，由此可看出我國的貨幣政策的確是存在時滯效應，并且政策對出口與進口的影響可能存在相反的作用；相對而言，出口額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相對而言是比較小的。眾所周知，在2008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中，我國經濟能夠保持比較高的增長，是與我國貨幣政策有很大的關系，其中四萬億的投入對貨幣供應量的增大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也說明了中央政府的決策使我國渡過了最艱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時期。但另一方面，實證結果也說明了出口額對貨幣政策影響很小，也就是出口額的增大無法對貨幣供應量的增大形成一個良好的制約作用，從而可能會引起例如通貨膨脹的惡果，這在我國今天也能看到，CPI的持續上漲與天量的貨幣供應有著密切的關系[6]。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兩條建議：

1.在全球經濟還不是太景氣的情況下，適度的放松貨幣政策，擴大貨幣供應量是一條可取的政策，可以緩解國內消費不足和就業壓力較大的嚴峻形勢，擴大出口額。

2.在天量貨幣供應量的情況不可能短時間解決的背景下，應該進行必要的宏觀調控，減緩CPI指數高漲的趨勢，減少國內矛盾。在進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時，可以進行減稅等一系列緊縮財政政策操作和擴大銀行等金融行業業務范圍，拓寬國內居民投資的渠道，讓這些熱錢有一個合理的輸送渠道。

參考文獻：

[1]胡少甫.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出口貿易研究[J].現代商貿工業，2009（01）：148-149.

[2]李津.貨幣供應量與進出口貿易的動態相關性研究[J].中國市場，2010（14）：88-92.

[3]Rudiger Dornbusch、Stanlery Fisher、Richard Startz.Macroeconomics[M].Europe：McGraw Hill，2011.

[4]耿中元，曾令華.我國貨幣供應量對物價和產出影響的實證分析[J].經濟理論與實踐，2009（02）：40-41.

[5]高鐵梅.計量經濟分析方法與建模[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積極的貨幣政策范文6

［關鍵詞］從緊貨幣政策;商業銀行;影響;對策

［中圖分類號］F83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26-0077-01

1 我國實施緊縮貨幣政策的背景及其情況

從緊貨幣政策就是通過減少貨幣供應量達到緊縮經濟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以及公開市場業務來實施。在一段時期內，我國經濟過熱運行，出現了明顯的通貨膨脹。為了防止通貨膨脹，央行果斷采取行動，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自2010年10月20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由2.25%提高到2.50%。時隔半個月，中國人民銀行11月10日晚宣布，從11月16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9天之后，中國人民銀行19日晚間再次消息，決定從11月29日起，再次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進入2011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1月14日宣布，從2011年1月20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2月18日宣布，從2011年2月24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

2 從緊貨幣政策對商業銀行的影響

2.1 從緊貨幣政策有利于商業銀行調整經營策略

商業銀行的經營策略與政策的實施密切相關。從緊的貨幣政策使得商業銀行的貸款明顯減少，這就不得不去發展其他業務。比如說是資金業務和中間業務，來改變其單一的經營策略，這也是我國商業銀行的未來的發展趨勢。

2.2 從緊貨幣政策促進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能力提高

從緊的貨幣政策使得商業銀行的流動性趨緊，使得商業銀行必須進行加強流動性風險的管理，對資金進行合理的配置與使用，并且提高其使用效率，來監控流動性風險。再者，資產負債管理的水平也應提高，對資產負債的期限結構進行科學的匹配。

2.3 從緊貨幣政策使得風險集中，增加信貸成本

從緊貨幣政策控制了信貸總量，這就使得商業銀行調整資產組合的能力受到了一些限制，非常有限的信貸資源逐漸地被少部分大客戶所控制，導致商業銀行不能進行分散經營。如果貸款的利率持續提高的話，使得一部分人就難以承受，那么就不能及時償還貸款，這就造成了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的增加。

2.4 從緊貨幣政策加大了商業銀行的匯率風險

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外匯儲備大國，由于經營的需要，在這些外匯儲備當中有一些注入到了商業銀行。而且商業銀行自身也引進了不少外幣資產，在實施從緊貨幣政策下，人民幣的匯率就會上升，造成了外匯的貶值，這就給商業銀行帶來了匯率風險，從而有可能帶來損失。

3 商業銀行應對緊縮貨幣政策的對策

3.1 根據自身經營狀況，優化調整資產負債結構

從緊的貨幣政策使得法定準備金比率比較高，導致商業銀行可利用的存款的比例比較低，這就要求在資金的利用上要合理，達到最大效率的利用。但是不同的商業銀行自身的經營狀況不盡相同，要根據自身情況進行調整。規模比較小的商業銀行在存貸款方面要保持合理的比例，提高利用資金的能力。規模比較大的商業銀行，要增加安全性比較高的金融工具的持有比例，比如說，政府債券等，還可以向央行進行貸款，滿足流動性的需求。總之，不管哪種銀行都要提高自身利用資金的能力和效率。

3.2 促進中間業務創新， 增加中間業務收入

從發展趨勢來看，中間業務是以后銀行競爭的重要部分，是一個重要的利潤增長點，也是衡量金融創新能力的一個重要指標。但是，長期以來， 我國商業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占總業務收入的比例比較低，從緊的貨幣政策的實施限制了信貸業務，卻是中間業務發展的契機。商業銀行對此應該高度重視，加大中間業務的開發力度，創新發展中間業務，使之成為銀行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3.3 建立健全流動性風險預警機制

充足的流動性對銀行來說至關重要，在從緊的貨幣政策下對流動性管理更是重中之重。要充分掌握本省的財務狀況，通過各種財務分析工具對資產負債的流動性進行預測和分析，密切關注市場的資金的供求變化，從而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與此同時，建立風險預警系統及完善的風險管理制度，將流動性風險最小化。

3.4 積極發展綜合經營,加快國際化進程

在現在的全球化的浪潮當中，商業銀行也應該積極發展自己的綜合經營，加快自己的國際化進程。通過兼并與收購，使得商業的銀行的資產規模迅速擴大，經營范圍增加，經營地域得到擴張。在從緊的貨幣政策下，銀行可以發展金融租賃，基金等業務，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競爭，在全球市場上獲得一席之地。

參考文獻：

［1］莊毓敏.商業銀行業務與經營［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2］彼得•S.羅斯，劉園.商業銀行管理［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