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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范文1
[關鍵詞]:出土錢幣 斷代 社會現實 文化交流
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論是考古學界還是錢幣學界,對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無專文論及。出土錢幣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筆者認為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出土錢幣在考古斷代中的作用
考古學斷代的方法在史前和歷史時期是不同的。歷史時期考古學斷代方法,除各時期考古通用之類型學、地層學外,還特別注重文字材料,如簡牘、銘文、碑志等等。在我國,錢幣用于考古斷代,僅適用于歷史時期。歷史上的錢幣均有各自的時代特征,這是利用錢幣進行斷代的理論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幣、刀幣、半兩、五銖、開元通寶等錢幣,一般無年號,但各種錢幣的行用均有時間范圍。如布幣、刀幣行用于春秋戰國時期,蟻鼻錢行用于戰國時期,半兩錢行用于戰國中晚期至西漢時期。上述錢幣又可分為不同的類別,均各有其行用時間。如“八銖半兩”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鑄,“四銖半兩”為漢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鑄。其他如貨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錢幣、蜀漢直百五銖、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錢幣,均有較明確的行用時間,不必一一列舉。五銖錢,始鑄于西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廢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國古代行用時間最長的貨幣,歷時七百多年,被譽為“長壽錢”。經學界各代達人的努力,五銖錢的斷代研究已經取得豐碩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蔣若是先生《洛陽燒溝漢墓》一書。蔣氏利用大量的漢墓材料,結合文獻記載將漢代五銖錢分成五型。雖然其中某些細節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結論經半世紀的考驗,仍無大謬,受到學界的高度贊揚。在撰成《洛陽燒溝漢墓》幾十年后蔣先生又完成《秦漢錢幣研究一書,該書集蔣先生幾十年研究秦漢錢幣的心得,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此外,北京大學吳榮曾先生撰有《五銖錢與墓葬斷代》一文,對磨郭錢、五銖小錢的斷代進行了深入研究,頗有說服力。今日,兩漢五銖的斷代已經不存在較大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政權更迭頻繁、地方政權并立,因此,貨幣的發行混亂不堪,多數貨幣行用不久即頒行新幣人們可能認為,這個時期幣制如此混亂,斷代研究可能會很難,其實恰好相反。原因很簡單,每種錢幣行用的時間不長,正好更準確的表明了該錢幣的所屬時間。如梁四柱五銖,錢面上下各有二星,頗具特征。又如南朝宋文帝鑄重達八銖之五銖錢,世稱“當兩五銖”。這些錢幣的時代特征明顯,于斷代十分有利。隋五銖外郭特寬、錢色泛白、“五”字旁有一豎,特征鮮明,易于判別,且行用時間較短,故斷代價值較高。“開元通寶”錢也是一種長壽錢,始鑄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為主幣沿用至五代十國時期甚至清代農民政權也曾鑄行此錢。唐、五代所行“開元通寶”品種達數十種,其區別主要體現在字形變化上。目前學術界已能大致區別出不同時代之“開元通寶”。
宋代以來,年號錢盛行,往往每次改年號,都要發行新的年號錢,此已為學界常識,不必多言。年號錢的發行為考古斷代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使斷代能更為精確。僅舉一例:廣西賀州博物館2002年在對臨賀故城進行維修時,發現一座出土“元豐通寶”的墓葬打破紅色磚墻的情況,從而判斷出紅色墻磚的時代在北宋元豐年間以前。后來再結合文獻記載的時期曾對城墻進行過較大工程的情況推測該段城墻為南漢所修。這樣的例子在考古工作中屢見不鮮,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出土錢幣為歷史時期考古斷代帶來了極大便利,成為考古學斷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錢幣進行考古斷代時的注意事項
雖然利用出土錢幣進行考古斷代作用巨大,但在具體操作時有一些注意事項,否則可能得出錯誤結論。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層、遺跡、墓葬等單位出土早期錢幣的情況。從理論上看,晚期單位(地層遺跡、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遺物,而早期單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遺物。因此,在晚期單位出土早期錢幣的情況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見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錢幣的行用時間下限。一種錢幣的頒行時間是其行用時間的上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時代下限卻難以確定,因為頒行新幣后原來的錢幣并沒有立即退出歷史舞臺,而是與新幣共同流通,有時流通時間還甚長,這在五銖、開元通寶等長壽錢身上體現特別明顯。筆者在研究三峽地區秦漢墓時發現:秦半兩、漢初榆莢半兩、文帝四銖半兩等半兩錢均沿用至西漢中期,武帝五銖沿用至東漢中期,昭宣五銖沿用至東漢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貨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東漢晚期的情況。管維良先生曾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四十批墓葬和窖藏中的出土的錢幣進行分析統計。結果如下:三國吳的六批材料中漢五銖錢在所有出土錢幣中所占比例最低為33%,最高為100%,絕大多數時候為90%以上。兩晉的十六批材料中有十四批出土漢五銖,所占比例最少為33%,最高為100%,有7批。絕大多數為90%以上。南朝5例,分別為100%、8%、100%、95%以上、66%。北齊6例,僅一例出土錢幣3枚,其中漢五銖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統計中,出土錢幣較多墓葬中漢五銖的數量均在90%以上,可見,當時流通的主要貨幣應該是漢五銖,只是到北齊前后,漢代五銖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筆者認為,各種錢幣的實際行用時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在上面兩種情況下,如果僅僅依靠錢幣進行斷代就有可能會拔高時代,造成斷代失誤。為此,須堅持兩個原則:其一,在出土不同時代錢幣的情況下,應以時代最晚材料作為斷代標準;其二,錢幣材料要與其他材料,如地層關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銘文等等結合分析。須知,錢幣材料僅是斷代的一個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們既要重視出土錢幣在考古斷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過分夸大。
三、研究社會現實
錢幣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是財富的象征。在中國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觀念支下,不管高下貧富,人們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錢幣,這些錢幣有的是流通的實用幣,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幣。從隨葬錢幣的情況可以窺探當時社會現實,如社會盛衰、貧富分化、喪葬意識等等。
錢幣是社會盛衰的一面鏡子,但利用出土錢幣進行社會盛衰研究,需要較多地依賴歷史文獻、社會背景來進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這方面多作論述。
墓葬中隨葬錢幣的多少可以反映社會上貧富分化的程度。以三峽地區秦漢墓為例,西漢早期的11座墓葬中,其中2座沒有出土任何錢幣,其余9座分別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113枚、173枚,共5l4枚,這11座墓平均每座約47枚。西漢武昭時期墓葬共27座,其中沒有出土任何錢幣的有9座,出土情況不詳的有3座,除此以外的15座墓葬,出土錢幣最少的是2枚,最多的是1042枚,總數約2200枚,除去不詳的3座,其余44座平均約50枚。從上述數據看,各墓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平衡,最少的連1枚錢幣也沒有,最多的達到上千枚。據研究,出土1000余枚錢幣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級官員或其家人的墓葬。雖然由于保存狀況的不同,有的墓葬出土錢幣數與實際隨葬數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納人統計的墓葬數量較多,上述結論應當還是可信的。
為顯示孝道,加上相信人死后還會在另一個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間的一切,因此,古人們往往不惜花費巨資,為死去的親人打造一個類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謂“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漢代是一個崇尚厚葬的時代。西漢時期的《鹽鐵論》“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于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后,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罘恩。”時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橘梓梗楠,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
一個墓葬是否厚葬,可通過陵墓大小、隨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體現。錢幣是非常重要的一種隨葬品,也是體現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陽燒溝漢墓為例。該墓地的墓葬全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錢幣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錢幣約50枚¨。當然,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慮到歷史上被盜和自然破壞,其數目將更大。為讓讀者對50枚錢有個明晰的印象,我們可以簡單地看看當時人們的賦稅和生活狀況。西漢的人頭稅分算賦和口賦兩種,前者課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賦在西漢多時每人120錢,少時為40錢,口賦為23錢。東漢時繼承了西漢的算賦和口賦。因此,50錢相當于算賦的41.7%-125%,相當于口賦的2倍多。這個數據應該說是比較多的。
我們再看看當時人們在算賦和口賦下的生活狀況。《漢書貢禹傳》云:“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輒殺。”賦稅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貧化,進而導致社會極大動蕩。每座墓葬同樣平均出土50枚錢幣的三峽地區情況又是如何呢?東漢晚期三峽地區流行一首謠諺:“狗吠何喧喧,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與。思往鄰家貸,鄰人已言匱。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在活人生活尚且如此困頓的情況下,人們還情愿拿出這么多的錢幣來為死人隨葬,可見厚葬風氣之盛。
四、研究經濟文化交流
中國在歷史上多數時間都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從未中斷。錢幣作為支付、貯藏的手段,是貿易時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國境內出土了不少外國錢幣,如波斯薩珊朝銀幣、東羅馬和阿拉伯的金幣以及日本錢幣等等,在國外也出土過不少我國古錢幣,尤其是唐宋以來的錢幣。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異國錢幣是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有力見證。出土的異國錢幣是研究古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一種有效手段。學術界很早就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較豐碩。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紀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統計了當時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薩珊朝銀幣、阿拉伯金幣、東羅馬金幣等,并對其背景進行了探討。近年來,康柳碩先生《中國境內出土發現的拜占庭金幣綜述》《從中國境內出土發現的古代外國錢幣看絲綢之路上東西方錢幣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和羅豐先生的《中國境內發現的東羅馬金幣》等文章也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幾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曉嵐《中外貨幣文化交流研究》是這方面研究的一本專著。
國外學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國F蒂埃里c莫里森的《簡述在中國發現的拜占庭金幣及其仿制品》等。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上述外國錢幣在新疆出土最多,這跟文獻記載相符合。《隋書》卷24“食貨志”記載:“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從新疆到關中的絲綢之路沿線均有外國錢幣發現,甚至在洛陽也有部分出土。據夏鼐先生統計,薩珊朝銀幣在中國已經出土2000枚以上,分屬十幾位王在位時期,時間跨度從4世紀至8世紀。在國外也有不少中國錢幣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國的五銖錢、貨泉以及后代的歷朝錢幣。有的地方出土數量很大,如寶冢市堂坂遺址出土了10萬多枚,而山口市大內遺址出土的則有250公斤。另外在越南、朝鮮等地也曾出土過中國的古錢幣,散見于國內外的報道中,此不贅述。利用出土的異國錢幣固然是研究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筆者認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國影響而鑄造出的錢幣也是重要的研究對象。例如,古代中國的周邊國家,如朝鮮、日本、越南、泰國等國在歷史上都曾仿照中國鑄造圓形方孔錢。如日本曾仿鑄南唐的“唐國通寶”“至道元寶”越南曾仿鑄“開元通寶”“元占通寶”“天禧通寶”“至道元寶”“元符通寶”等等。此外,在絲綢之路沿線如新疆、中亞等地出土的一些錢幣帶有明顯的東西方貨幣文化交融的特點。如:古于闐國鑄造的漢二體錢(俗稱“和田馬錢”)、古龜茲國鑄造的漢龜二體錢、回鶻錢、察合臺錢幣等都屬此類。
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來的一個學術熱點,中國境內出土的外國錢幣、國外出土的中國錢幣以及能體現相互之間貨幣文化交流的錢幣材料都是有力的歷史見證,對它們的深入研究,必將推進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古錢幣研究正方興未艾,越來越走向深入,與考古學的結合也日益緊密。
參考文獻:
[1]蔣若是.秦漢錢幣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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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幾大方向和課題:
1、古蜀文明的起源與形成。根據中外學術界關于文明時代的界定,城市、文字(符號)、金屬器,是文明社會形成的三大物質文化要素,在三星堆文化中均可得到明確反映。古蜀國家形態、政治組織、政權結構、王權與神權的關系、社會分層等研究,對于認識古蜀文明的進化程度、文化進化的動力和社會運作機制等一系列重大課題,至關重要。
2、三星堆文明與中原文明和周邊文明的關系。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上說,三星堆文化已初步顯示出與中原二里頭文化(夏文化)和殷墟文化(商文化)的一些密切聯系,也隱含著更多的一些區域文化因素,如長江中下游,以及滇、越等文化色彩。
通過對這些因素所占比重、變異程度、地位和作用等研究,同時通過對其他區域中的三星堆文化因素的相關研究,將對古蜀文化與中國古代其他區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以及中原文化和其他區域文化對古蜀文化的演進所起作用等,得出更深入的認識。
3、巴蜀文化與西亞、南亞和東南亞文明的關系。這個方向是古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新方向,具有國際意義。當前的研究成果,是根據考古資料和文化形態,文化因素集結、功能及其空間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初步對巴蜀文化與古印度和中、西亞文化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早在商周時代就存在某種形式的文化交流。
4、封閉與開放。三星堆文明研究向考古學家提出了一個需要重新認識的課題:內陸文化是否必然與封閉性、落后性聯系在一起,這是一個既有歷史意義又有現實意義的課題。
研究難點:
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國考古學,也是中國文化史的一個重要課題。但由于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淵源的撲朔迷離,也為學者的認識和研究帶來了巨大困難。
其難之一,是三星堆祭祀坑內各種奇詭怪異的神像和形象從未見于著錄,沒有現成的巴蜀文獻記載可資對照,至今學者還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關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識來認識和探索三星堆遺物及其風貌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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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每小題2分,共26分)序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答案 1、下列有關“貞觀之治”出現的原因,不正確的是( ) A.唐太宗注重吸取隋亡的教訓,輕徭薄賦,重視發展生產B.唐太宗善于選拔賢才,虛心納諫,政治比較清明C.唐太宗注意“戒奢從簡”,節制自己的享受欲望 D.唐太宗把地方州、郡、縣三級改為州縣兩級2、完善科舉制的關鍵人物是( ) ①隋文帝 ②隋煬帝 ③唐太宗 ④武則天 ⑤唐玄宗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③④⑤ D.④⑤①3、下面評述武則天的不正確的一項是( ) A.她是我國歷的女皇帝 B.繼續推行唐太宗發展生產的政策C.人稱她的統治“政啟開元,治宏貞觀” D.她破格提拔重用了張玄素、魏征4、有關玄奘西游和鑒真東渡的評說,你認為正確的是( )①都是唐朝的高僧 ②都為完成使命歷盡千辛萬苦 ③都有一種頑強的毅力和百折不撓的精神 ④都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③④ D.①③④5、在長安稱帝,建立唐朝的是( ) A.楊堅 B.楊廣 C.李淵 D.李世民6、下列表述中不能說明莫高窟堪稱世界的藝術寶庫之一的一項是( ) A.大部分洞窟是隋唐時期開鑿的 B.有大量精美的壁畫C.有無數生動形象的彩色塑像 D.窟內保存了極為珍貴的大量佛經、文書等7、與唐朝“和同為一家”的民族是( ) A.突厥 B.回紇 C.南詔 D.藏族8、唐代與顏真卿齊名的書法家是( ) A.王羲之 B.歐陽詢 C.柳公權 D.蘇軾9、唐朝文化繁榮的根本原因是( ) A.前代基礎 B.唐朝社會經濟的發展 C.人民創造 D.中外經濟文化交流10、;“黃袍加身”和“杯酒釋兵權”的故事主人公是( ) A.石守信 B.趙構 C.趙匡胤 D.趙光權11、宋詩里的“邸店如云屯”形容興旺的( )A.旅店業 B.餐飲業 C.娛樂業 D.酒店業12、經濟重心南移完成于( ) A.五代十國時期 B.北宋前期 C.北宋后期 D.南宋時期13、宋代稱盛行燃放鞭炮、穿新衣、往來拜年的節日為( ) A.元旦 B.元宵節 C.端午節 D.中秋節二、非選擇題。(共24分)14、(13分)識讀下圖,回答問題:
(1)請結合材料一和所學知識為圖片內容設計一張名片。(5分)知識卡片名稱: 設計建造者: 建造時間: 特點: 地位: (2)該橋的設計巧妙在什么地方?歐洲出現類似的橋比它晚了多少年?(2分) (3)圖二這部經卷的名稱是什么?從圖中文字記載中得知其雕印于868年,應是公元幾世紀?推算一下它是哪個朝代?(3分)
(4)圖二反映了我國哪一方面的科技成就?(1分)
(5)隋唐時期的科技成就,說明隋唐文化在中國封建文化的地位如何?在當時的世界處于什么樣的地位?(2分)
15、(11分)閱讀下列材料: 材料一:國以民為本,民衣食是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 —— 元世祖材料二: 圖一隋朝運河圖 圖二元朝運河圖材料三:自封建變成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1)材料一反映了元世祖的什么思想?請你簡要敘述能夠體現他這 種思想的具體做法。(4分) (2)結合材料二說說元朝運河與隋朝大運河有什么不同?從圖二可以看出元朝除運河外,還開辟了哪一運輸路線?這兩條運輸路 線的共同作用是什么?(3分) (3)從材料三可以看出元朝實行怎樣的政治制度來實現對全國的有效管轄?(2分)(4)指出元朝設立哪一專門機構管理有關事務?產生了什么影響?(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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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樣才能將浩如煙海的歷史長河清晰明了完整簡潔地呈現出來,讓學生明確而又不給他們增加額外的負擔呢?這就要求我們除了熟悉教材,還要明確《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實驗)》(即《課標》)和《全國新課標高考歷史考試大綱》即(《考綱》)的要求,這樣才能突出重點、詳略得當。下面就以中國古代史為例,對高三一輪復習策略加以說明。
首先,給學生一個清晰的時間脈絡(可以表格、示意圖、數軸等方式),如夏朝(約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商朝(約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周朝(約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分為西周、東周,東周又分為春秋、戰國),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兩漢(西漢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東漢公元25-220年),三國(220-280年魏、蜀、吳三國鼎立),兩晉(265-420年分為西晉,東晉、南北朝為386-581年),隋朝(581-618年),唐朝(618-907年),五代(907-960年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宋朝(960年-1279年,其中1127年-1279年為南宋),元朝(1271年-1368年),明朝(1368-1644年),清朝(1644-1912年),以數軸的方式呈現更清晰直觀。
這樣既可以突出歷史學科的時序(歷史學科的最大特點),明確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也可讓學生能夠自覺地將學到的相關內容串聯起來,將那些像珍珠一樣散落的孤立的知識點串到時間這根金線上,形成一根長長的項鏈,即我們所說的“線索”,進而找出一些制度、政策等歷史現象間的傳承關系,揭示歷史發展的整體性和規律性,進一步提高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
其次,明確階段特征:如先秦階段是原始社會的出現與發展及解體、奴隸社會的形成(夏)、發展(商)、鼎盛(西周)和瓦解(春秋)以及封建社會的確立(戰國)時期;秦漢時期:是封建社會形成和初步發展的歷史時期,也是當時社會政治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社會經濟上從停滯倒退狀態到初步恢復發展的時期;三國兩晉南北朝階段是封建國家大分裂、民族大融合時期,也是江南經濟大開發并開始趕上北方的歷史時期;隋唐時期階段特征是國家統一、政局相對穩定,封建經濟繼續發展、顯現繁榮景象,各民族聯系加強、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進一步發展,對外開放、中外經濟文化交流頻繁,科技文化世界領先、全面輝煌;五代遼宋夏金元時期封建經濟的繼續發展和民族融合的進一步加強;明清(以前)時期的特征一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二是封建制度漸趨衰落。
再次,結合《課標》和《考綱》要求突出重點,在每一階段復習之前先將這兩部分比較列出,讓學生能夠知道哪些是必須掌握的,哪些是不需要掌握的。《課標》(此部分詳見《課標》)要求與《考綱》(此部分詳見《考綱》)中中國古代部分內容相結合。
第四,提升部分。中國古代史通常按政治、經濟、民族關系、對外關系、文化五大部分來梳理,且之間互為因果。以唐代經濟繁榮的原因為例,唐代經濟繁榮的原因有:(1)國家統一,政局穩定;(2)統治者推行重視經濟發展的政策;(3)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頻繁;(4)對外的經濟文化交流頻繁;(5)文化科技發達;(6)人民的辛勤勞動;(7)前代良好的經濟基礎;先秦部分可以滲透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形態演變的根本原因等理論。以商鞅變法為例,由于生產力發展――鐵犁牛耕,導致生產關系變化――賦稅制度及階級關系,推動商鞅變法――社會形態演變即封建制度確立,商鞅變法與秦統一中國建立統一多民族封建國家建立間的關系;又如,明清時期作為我國封建社會衰落階段,在政治(內閣、軍機處設立)、經濟(資本主義萌芽與海禁、閉關政策)、文化(反封建文學作品、總結性科技著作)方面的反映。
第五,結合世界史部分,建立橫向聯系。為減輕學生負擔,以中西聯系密切之處為節點。如公元前六世紀前期至公元前五世紀中期,古代希臘民主制度形成(梭倫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與發展(伯利克里改革)。古羅馬《十二銅表法》與春秋戰國時期的宗法分封制開始遭破壞、各國改革變法改革;希臘工商業發展與中國井田制遭破壞、土地私有制確立、鐵犁牛耕小農經濟形成、私商取代官商;古希臘智者學派、蘇格拉底與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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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文化差異對企業在國際貿易交往中的影響
(1)語言文字的差異對國際貿易合作的影響。語言是文化的根本,每一種語言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內涵。在國際經濟貿易中,各國語言的相互碰撞,相互轉化,成為達成交易的必經途徑。但在國際貿易實踐中,由于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語言內涵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如果語言轉換的不合理,或貿易談判中出現誤解,就會阻礙國際貿易合作。國際貿易是一種特殊的文化交際形式,語言的合理轉換在國際貿易中極為重要。從本質上來說,同一事物、同一詞句、同一現象在不同文化環境中可能被賦予了不同的語境、寓意和文化含義,進而產生跨語言交流障礙。
(2)價值觀念的差異對國際貿易交往的影響。在我國,儒家的正統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人們習慣于用道德約束的力量來制約日常的生產生活,在西方國家則習慣于用法律來規范人們的日常行為。這種價值觀念上的差別,表現在國家貿易交往中就是各國處理糾紛的方式差異。因此,在國家貿易往來中,要特別注重不同國家之間價值觀的差異。在對外貿易合作中,中國人解決問題所使用方式更偏向于人情的角度,而西方人則偏向于以法律規則為基準。因此,在進行國際商務交往和談判時,談判時間的選擇、談判技巧的運用、談判過程的把握、談判結果的商定等等方面都有著千差萬別,要順利推動國際貿易的進行,就要有的放矢,加強溝通交流,努力取得合作共贏的效果。
(3)歷史文化、風俗、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不同國家的文化風俗都是在各自的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逐漸形成的,文化風俗的外在體現常常是對于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和反應。在中外國際貿易中,不同國籍的人在決策方式和處理問題的態度存在差異。在國家貿易中,從產品的設計研發,到市場的開發建設、廣告推銷等等方面,都要結合不同國家內部國民所受的傳統教育的影響,來研發不同的產品,采取不同的營銷策略,只有這樣,才能推動國際貿易更深層次的進行。
二、應對國際貿易文化差異的對策
(1)促進國際貿易環境法制化與規范化。健全的法律體系,是規范國際貿易交往活動的基礎。特別是在現有的文化差異對國際貿易交往帶來的不利影響下,更要探索建立健全國際統一的法律糾紛解決體系,不斷用法律來規范和制約國際貿易交往活動,使國際貿易雙方都能接受和理解,盡量減少文化差異帶來的不利影響。因此,相關組織和機構應建立完善、簡明、公正和透明的對外經濟貿易制度,完善的法律體系和決策機制。規范世貿組織糾紛解決的措施和條件,實行無差別對待,不能搞貿易歧視和貿易封鎖,建立正常的國家貿易交往的環境,使各國經營者都處在統一的制度平臺上,受到相同的外部約束,避免因道德等非規范化約束產生難以把握的影響。同時,各國進行的機構改革也應向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的機構設置靠攏,使經營者易于理解和適應相應的管理。世界貿易組織與其他世界性經濟組織要盡可能放寬對落后國家知識產權貿易中的有關保護條款,免除對發展中國家服務、紡織品和農產品出口的種種限制,使落后國家盡可能獲得參與國際分工與貿易并取得比較收益和創匯的機會。同時,通過技術轉移和投資帶去先進的文化理念,促進世界各國走向文化融合,并在此基礎上真正實現全球的無壁壘貿易。
(2)通過多種方式推進國際貿易的跨文化融合。消除文化差異對貿易不利影響的最有效辦法是推動世界文化的融合,形成一種協調配合,相互尊重的多元文化綜合體,使文化差異對貿易的不利影響消失并推動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因此,相關組織和機構應建立國際性的文化交流組織和文化交流中心,進行多層次、多形式的文化展示和交流,培養推進文化融合的跨文化管理人才,了解不同國家的風土人情、消費習慣、生活方式、制度法規等,以消除觀念、習慣、語言和藝術鑒賞等方面的貿易阻礙,通過文化融合促進國際貿易的自由化發展。同時,企業在進行對外貿易活動時應制定與當地文化融合的營銷策略,創造當地人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然后是在整個經營設計過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環境要求進行創新,既要創造出適合銷售國文化的產品,又要使定價的方式和程度為之接受,還要找到適合當地習慣的渠道,采取購買對象樂意接受的宣傳方式,才能達到破除壁壘的目的。
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范文6
關鍵字:孔子學院;全球化;文化傳播;軟實力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加快。在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與大眾傳播媒體的共同推動下,不同國家與地區的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發生交流和融合。面對這一趨勢,各國在努力發展自身經濟、政治、文化的同時,民族情感、民族意識和心理認同等文化特性也日益加強,弘揚傳統文化已提上日程。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天人合一的終極關懷、仁義禮智信的道德理想、中庸的處世態度及以人為本精神。其精髓是“和”。作為以語言為載體的中國文化國際推廣機構,孔子學院的興建與發展正是以“和諧”為文化內核。肩負著“立足語言。側重文化,通過語言傳播文化”這一使命向世界展示積極包容的中國形象。
一、全球化語境下的語言推廣與文化傳播
語言是一種交流、傳遞信息的工具,但并不僅限于此,它還直接反應出本民族的特點甚至哲學思想。尼采認為,語法結構決定著人們的世界觀;海德格爾更進一步說“語言是存在的家園”。作為文化的載體,語言是整個文化體系中最基礎、最核心的部分。它與文化的其他部分不可分割。民族文化是文化的核心,自古以來就存在多樣性,它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于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歷史觀、價值觀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把世界文化分為16種。歷經發展演變,剩下了比較重要的五種文明,即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東歐和俄羅斯的東正教文明,北非和中東等地的伊斯蘭文明、印度次大陸的印度教文明、中國和東亞的儒家文明。然而,隨著英語的擴張,英語國家將其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核心文化不斷輸入世界各國家和民族。對他國社會文化產生巨大的隱性影響與深層次滲透。從而進一步影響他國自身的民族與文化意識。到目前為止的全球化進程,始終是以西方世界尤其是以美國為主導的,特別是文化的全球化,某種程度上就是西方國家的法律規則、國家制度、哲學思想與價值觀念在世界各地的推行。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遜預言,“文化全球化”的后果是美國的大眾文化模式取代世界上各個民旗的傳統文化。由此看來,傳統文化的保留、傳承、發展和現代化問題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文化問題,它與經濟問題、政治問題一樣,必須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
目前。以民族國家為后盾的各種傳統文化也正借助全球化走向世界,從而使文化全球化具有雙向流動和多向流動的性質,語言的國際推廣成為世界主要國家大外交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英、法、西、德、俄、日、韓等都為傳播本國語言、提高本國語言國際地位,擴大本國語言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進行了大量投入和不懈努力。各國在其語言推廣機構的章程中都明確規定了組織的使命與宗旨,旗幟鮮明地將推廣本國語言和傳播本國文化確定為組織的主要使命和根本宗旨。如英國文化委員會、法國法語聯盟、西班牙塞萬提斯學院、國際俄羅斯語言和文學教師協會等等。推廣本國語言。讓本國人民所創造的優秀文化被全人類分享,這本身就是對人類文化多樣性的重大貢獻,另一方面,他國對本國文化的了解和接納能增進彼此之間的理解和信任,共同創造和諧的交流環境。每一種語言里都包含著一種獨特的世界觀。這種獨特的世界觀可以認為是一個民族對世界的獨特看法,語言的傳播就是一種潛在的價值觀輸出。
二、孔子學院的發展現狀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的提高,對外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日益廣泛和深入,漢語在全世界越來越受到各國政府、教育機構和民眾的重視,全世界掀起了“漢語熱”的浪潮。中同教育都和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現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于2002年開始醞釀在海外設立語言推廣機構。2004年11月。韓國首爾孔子學院掛牌成立,它是全世界首家正式掛牌的孔子學院。
孔子學院是中外合作建立的非營利性教育機構,功能定位是對外漢語教學和中國文化教學,語言與文化教學并重,使之成為溝通中國與世界各國文化的橋梁和紐帶。它所提供的服務包括:開展漢語教學;培訓漢語教師,提供漢語教學資源;開展漢語考試(HSK)和漢語教師資格認證;提供中國教育、文化等信息咨詢;開展中外語言文化交流活動。目前,孔子學院的設立模式有三種,分別是:設在北京的總部直接投資、總部與國外機構合作、總部授權特許經營。截至2010年10月,各國已建證322所孔子學院和369個孔子課堂。共計691所。分布在96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亞洲已有30國81所,歐洲31國105所,美洲12國103所,非洲16國21所,大洋洲2國12所。對照2009年數據來看,孔子學院數目增長最快的是美洲。其次是歐洲。
結合各國家與地區的實際情況和需求特點,孔子學院開設的課程也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幾個主要部分:首先是漢語,其次是中國歷史和文化思想;同時也向學習者提供儒學、道學、中國地理、社會習俗、傳統和現代的生活方式、商業等課程;另外還有一些實用課程。比如書法、中醫、曲藝、國畫、武術,中國茶道、美食等。在傳播渠道方面,除了常規課堂,還開通了廣播孔子學院、黃河電視孔子學院和網絡孔子學院,充分利用電子網絡媒介。為各國學習者提供多層次的在線課程,拓展教學資源。總體來看,孔子學院正以強勁的勢頭快速發展。
三、孔子學院的文化傳播價值
上個世紀80年代末,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概念。軟實力(softpowor)是能夠影響他國意愿的無形的精神力量,它是通過吸引力而非威逼利誘達到目的一種能力,包括一個國家對外政策、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觀的吸引力、文化的感召力和國民形象的親和力等釋放出來的無形影響力。以中國天人合一的終極關懷、仁義禮智信的道德理想、中庸的處世態度以及以人為本精神等傳統文化來打造國家軟實力,合乎中國和世界人民的利益。通過漢語言和傳統文化精髓在世界范圍內的推廣,孔子學院在中國傳統文化全球化的戰略中有重要價值和意義。
1.擴大中國影響力,建立積極包容的國家形象
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擴大漢語的傳播范圍、傳播方式和傳播途徑,提高漢語在國際交流中的地位。是擴大中國影響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綜合國力
不斷提高的同時,重視并適時加快漢語國際化的推廣進程,傳播中華文明,有利于增強世界對中國的了解、認識與認同,進一步建立積極包容的國家形象。
2.打造全球文化品牌,提升國家軟實力
面對風靡世界的美國電影、日本漫畫、韓國連續劇等文化產品,中國必須尋找能夠代表中國的“文化符號”走向世界。在《日本的綜合國力》一書中,作者指出:沒有文化含量巨大的商業品牌和向全球輻射的文化傳播能力,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的活動能力就成了一句空話。孔子學院作為一個“走出去”的符號。其非營利性教育機構的性質,具有打造高信任度全球超級品牌的優勢條件。在孔子學院的長期發展和管理目標中,制定科學有效的品牌管理戰略,為其樹立明晰的品牌形象,充分重視其品牌價值并發揮潛在角色作用。對于國家軟實力提升有著重要意義。
3.帶動相關文化產業鏈,促進國家經濟發展
孔子學院的建立和發展,使越來越多的外同學習者學習和使用漢語并增加對中國文化的認知,一方面可以帶動相關文化產業鏈,成為經濟的新增長點;另一方面,隨著對中國的了解和理解,有利于增加彼此的信任,降低成本,進一步擴大中外的變流與合作,這將給中國帶來難以估量的間接收益。文化不僅是一種精神要素,它本身也為國家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4.加強文化交流與融合,增強民族凝聚力
漢語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載體,也是維系中華民族的共同感情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紐帶,這對于形成中華民族特有的凝聚力和民族精神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孔子學院的教學與文化交流過程中,各種文化活動如戲劇、民間藝術展覽、文學經典等走出國門,不僅使中國的優秀文化在世界廣泛范圍內傳播,同時也增強了海外華人、華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