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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手段范文1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投資行為；投資效率

企業的投資活動既是公司權益價值創造的驅動力（Modigliani & Miller，1958），也是我國經濟整體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其投資效率的高低既關乎企業的成敗，也關乎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

企業的投資效率受到內外部環境的雙重影響，目前的大多數研究集中在內部環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發展，對于微觀企業的投資效率，國家層面的宏觀經濟政策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宏觀經濟政策是國民經濟的“調節器”，尤其是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宏觀經濟政策更是發揮著巨大的導向作用。然而目前對于宏觀經濟政策是如何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現了一定的割裂現象。本文基于國內外的文獻，對于宏觀經濟政策如何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文獻進行了綜述。

一、宏觀經濟政策

（一）宏觀經濟政策的定義

宏觀經濟政策是一個國家采取的對經濟進行干預的手段，是政府為了協調和發展整個國民經濟而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經濟周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信貸政策、稅收政策、匯率政策、產業政策、監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

國家實行宏觀經濟政策就是為了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穩定物價水平、平衡國際收支以及實現充分就業。為應對2008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巨大沖擊，緩和慘淡的經濟局面，我國當局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出了4萬億救市計劃并取得了預期效果，我國經濟逐漸實現復蘇。自2010年以來我國GDP增速逐漸回落，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戰略時期，宏觀經濟政策正逐漸引領中國經濟向集約型、質量型轉變，不斷刺激需求，調整經濟結構。

二、企業投資效率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企業的投資取決于投資項目的邊際價值，只有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企業的投資活動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場假設中，投資機會是企業投資效率的決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資機會可以使企業獲得巨大的競爭優勢。但是我國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場機制，現實中的投資并不完全取決于投資機會，企業中的非效率投資即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現象也廣泛存在，影響企業價值最大化的實現，從長遠利益上不利于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根據資本成本的錨定效應，企業進行投資項目的選擇應以資本成本為取舍率，只有企業的投資項目的預期報酬率大于企業的資本成本，投資才是有效率的，才應被管理層采納。改善投資效率是企業財務管理的主要目標，所以投資效率問題至關重要，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

（一）企業投資效率的衡量

投資效率的衡量是投資決策的核心問題。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運用數學、計量經濟學等原理對企業投資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測度模型進行了不斷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從融資約束角度提出的投資-現金流敏感度測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對稱理論，外源融資成本大于內源融資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業所受的外部融資約束情況。（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測量模型基礎上提出了現金流與投資機會交互項測量模型，通過該模型中交互項的符號可以判斷企業是受融資約束出現了投資不足還是由于問題出現了過度投資情況。（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現金流與過度投資的關系提出的殘差項度量模型，通過模型中殘差項的符號可以判斷企業非效率投資的類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無條件測試模型，首先通過模型測度企業的預期投資水平，然后分行業逐年進行回歸，再把殘差項按照小到大的順序分成四組，第一組是投資不足，中間兩組為正常的基準組，最后一組為投資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來測度企業投資出現在投資不足或過度投資組的概率，以此來衡量企業的投資效率。

（二）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影響因素的研究可以分為公司內部因素和外部宏觀經濟環境因素兩部分。

對于內部環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狀況、會計穩健性、董事會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異質性等方面。國內外學者比較注重企業內部對于其投資效率的研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宏觀經濟環境與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割裂現象，然而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國家相關政策的頒布，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越來越得到理論界以及實務界的重視。外部宏觀環境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主要有環境不確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經濟周期、貨幣政策，信貸政策、以及財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觀經濟政策與企業投資效率

（一）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傳導路徑

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傳導路徑主要有兩條：（1）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導向作用改變企業對國家經濟、行業經濟的整體判斷和預期進而影響投資機會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2）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對利率等的影響進而改變企業的資本成本來以及融資約束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二）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

不同的發展階段，國家為了更好地促進企業的發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來實施調控，但是這對企業的投資效率的影響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該部分依據劃分的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兩條傳導路徑分別進行了梳理。

1.路徑一：宏觀經濟政策通過改變企業對國家經濟、行業經濟的整體判斷和預期進而影響投資機會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宏觀經濟周期的變化會加大企業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影響企業投資機會的發現，加大企業對未來經濟活動狀況以及信息的判斷的難度，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支出。經濟周期反映了一個國家總體經濟發展的波動狀況，一般我們可把它劃分為擴張和緊縮兩個階段。在經濟危機階段，一般來說企業對經濟前景預期會比較差，國家就會相應實施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來刺激投資和需求，緩解投資不足。在經濟繁榮階段，一般來說企業對國家的經濟前景預期會比較樂觀，國家也會相應實施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來抑制盲目以及過度投資來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此外宏觀經濟政策也會通過影響企業的資本成本和融資能力等因素來間接影響企業的投資機會。

Bloom 等（2007）研究認為宏觀環境的不確定性會影響企業管理層對企業信息的判斷能力，會更加保守和謹慎，從而影響投資。應惟偉（2008）通過研究證實了經濟周期與企業投資的相關關系，不同階段不同的財政貨幣政策會影響企業的經營活動和融資環境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資-現金流敏感性。陳艷（2013）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企業的投資機會和投資支出與經濟危機負相關，而寬松的宏觀貨幣政策會增加企業投資機會以及投資支出從而起到正的調節作用。邱靜（2014）實證研究證實了當貨幣政策比較寬松時，會有較好的投資機會，進而企業投資效率也會比較高。張超等（2015）研究了經濟增長平穩時期，貨幣供給和信貸供給與非效率投資的相關關系，貨幣政策會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劉放等（2015）實證檢驗了投資效率的順周期效應，并且國有企業和處于低經濟發展水平地區企業的投資效率的順周期效應更強。

2.路徑二：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對利率等的影響進而改變企業的資本成本來以及融資約束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資本成本是企業在投資時所考慮的必須要達到的最低報酬率，也是企業通過有效的管理必須應該達到的價值創造能力。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通過影響企業的資本成本來影響投資。而且企業投資與其外部融資能力密切相關，宏觀經濟政策也會通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來影響投資效率，其中我國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企業的貨幣渠道（又稱利率渠道或資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來發揮作用，這兩種渠道都是通過影響企業的融資成本以及融資規模來對企業投資效率產生影響。

Mojon 等（2002）通過對歐盟中的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發現利率政策會通過影響資本成本影響企業的投資行為。我國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發現宏觀經濟政策通過改變政策利率和國債到期收益率等來影響企業的資本使用成本來影響投資，進而說明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微觀傳導機制的有效性。但是對于我國的資本成本與投資行為敏感性的問題卻一直存在著爭議，其投資行為與資本成本的敏感性關系并不十分明顯，特別是在國有企業中。徐明東等（2012）研究發現貨幣政策通過資本成本影響企業投資決策的的作用比較微弱，而國有企業對資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國的投資效率之謎，認為我國貨幣政策加大了國有與非國有企業融資約束的不同，從而非國有企業的信貸資源被國有企業擠出，我國非國有企業的投資效率因此而降低。賀京同等（2015）通過對寬松的貨幣政策與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的研究得出，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否對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有抑制作用要取決于企業的產權性質和投資機會。

四、評述與展望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目前國內外研究大多還是基于微觀層面，從而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割裂現象，但是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效應也逐漸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與深入研究。鑒于此本文對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傳導路徑內分為兩條分別進行了梳理。未來對企業行為的研究應該更加注重宏觀政策的調控作用，并且應該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具體傳導路徑方面應該更加明確與深化。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資-現金流敏感度測量模型，投資-投資機會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殘差項模型，但是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測度企業的投資效率，其合理性和準確性都有待于探討，期待能夠建立更加科學的測量模型。

對于企業來說，資本成本是其投資決策時必定要考慮的與其將擔負的風險相對應的必要報酬率率，其投資支出對資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檢驗貨幣政策的資本成本傳導路徑是否順暢。資本成本在公司財務決策中具有錨定作用，但是在我國尤其是國有企業中，資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并且加強我國宏觀政策傳導的通暢性和落實的有效性。

宏觀經濟政策要指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的同時要提高投資效率而不是投資率。在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企業投資效率的同時，企業的投資效率也會影響宏觀經濟的波動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時也應注意投資效率的反作用機制。

宏觀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或刺激企業的投資支出，從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特殊階段，針對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不同類型的行業、不同的市場化程度的地區以及不同的現實宏觀環境，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不應出現“一刀切”的現象，而是應更加細化。同時中央和地方更應該有效的協調和配合，更好的建設服務型政府，更好地發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的宏觀調控作用，以促進我國企業投資效率的提高，實現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更好融合以及協調運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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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ary C. Biddle，Gilles Hilary and Rodrigo S. Verdi.How Doe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Relate to Investment Efficiency？[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es，2009，48（2）：112-131.

[5]姜國華，饒品貴.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拓展會計與財務研究新領域[J].會計研究，2011（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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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張超，劉星，田夢可.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宏觀經濟增長與企業投資效率[J].當代財經，2015（8）：10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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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彭方平，王少平.我國利率政策的微觀效應-基于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研究[J].管理世界，2007（1）：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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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喻坤，李治國，張曉蓉，徐劍剛.企業投資效率之謎：融資約束假說與貨幣政策沖擊[J]. 經濟研究，2014（5）：106-120.

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手段范文2

關鍵詞：循環經濟；宏觀經濟政策；經濟發展

循環經濟視角的產生，源于人們對經濟發展方式進行思考轉變，屬于新興經濟發展視角之一。循環經濟想要更好更快的發展，必須要依靠可持續發展，所以可以將綠色發展與發展過程中的環保程度作為基本指標。從循環經濟的視角下思考宏觀經濟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入手，讓經濟發展政策與可持續發展、環保觀念相互結合，保證社會更好更快的發展。

一、循環經濟基本原則

循環經濟理念的提出，是為了保證經濟發展給環境帶來的影響最小化，所以循環經濟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必須要遵守“減量化原則”、“再利用原則”以及“資源化原則”。

1.減量化原則

減量化原則是最為重要的環節，為了減少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的沖突，工作人員必須在生產的源頭上考慮如何節省資源，提升資源的整體使用效率。可以通過改造生產技術、實施生產清潔的方式來減少污染物排放。

2.再利用原則

再利用原則屬于控制性原則，理念是讓生產工作者可以多次使用相同物品，或者讓同一物品在多種環境下使用。也可以將再利用原則視為延長產品壽命的一種原則，通過這一模式來減少資源整體使用量以及廢棄物品的排放數量。

3.資源化原則

資源化原則屬于輸出端控制原則，讓廢棄物變廢為寶，轉換為可以二次生產的原材料，投入到生產過程中產出新的產品，將新產品再次投入到生產或者是市場中，通過資源二次利用的方式來減少廢物的排放量[1]。

二、循環經濟視角下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

1.促進經濟發展

從循環經濟視角的角度入手思考宏觀政策可以起到的作用。循環經濟模式屬于我國經濟發展基本模式中的基礎性思考模式與追求模式，不僅可以提升經濟發展速度，同時也可以減少經濟發展給環境帶來的影響。宏觀經濟政策可以對經濟整體發展態勢進行調整與掌控，將二者相互結合，通過循環經濟的模式制定宏觀發展的經濟政策，讓經濟社會實際情況與經濟發展相結合，實現經濟高速發展[2]。

2.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從循環經濟的角度思考宏觀經濟的作用。循環經濟可以改善社會經濟發展的質量，這一要求不僅符合我國當前基本國情，同時也符合經濟增長的內在要求。在保證經濟增長速度的前提下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將經濟發展速度與經濟發展質量相互協調，提升宏觀經濟政策所需的可持續性，保證社會發展質量[3]。

3.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統一

循環經濟可以將宏觀經濟政策和環境保護相互融合。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下，國家對經濟發展的認同程度較高，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卻很少關注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隨著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提出，相關從業人員更多的關注經濟發展過程中對自然經濟的保護以及節約資源的重要性，減少經濟發展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

4.完善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式

宏觀經濟政策在國家發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只有保證宏觀經濟政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才能保證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指標不會偏離國際整體發展趨勢。讓循環經濟與環保發展理念相互融合，從二者的交集中尋找宏觀經濟發展目標的制定方向，提升經濟發展的整體質量與速度[4]。在 2010 年以后，國家出臺了一些政策扶持經濟發展，如表 1 所示。

三、結束語

從目前我國的基本情況入手進行分析可發現，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比較片面，不能對循環經濟的未來發展起到指導性作用。宏觀經濟雖然可以帶動經濟增長，但是對環境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所以宏觀經濟政策對循環經濟的發展沒有太大的推動作用。循環經濟的整體目標不夠明確，所以采用的政策與手段也與循環經濟的基本需求相差甚遠，這一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循環經濟這一輔質的政策不能完全融入到宏觀經濟政策中。根據這一實際情況，可以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首先可以推展循環經濟的政策目標，比如在財政政策上，可以將激勵政策與懲罰政策相互協調。比如在產業政策方面，可以縱向的拓展目標，優化產業結構，將其調整為市場行為。對資源和環境等方面的政策來說，需要轉變我國政策偏移力度，多關注環境與資源，形成長久的發展機制。為了保證循環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從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環境及資源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等方面入手，制定政策清單。采取多方相互協調的模式對循環經濟的發展進行宏觀調控，促進循環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1]林純萍.循環經濟視角下的綠色技術創新戰略與政策研究[D].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14-16.

[2]趙君.循環經濟視角下我國公司環境責任的法制化[D].新疆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05-07.

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手段范文3

然而，頗有趣味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時間，無論是說起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還是論及明年的宏觀經濟政策，人們總是要提到減稅。在具有一些經濟學常識的人們那里，還總是免不了使用結構性減稅一詞。

這樣一個至少使用了十幾年之久的老概念，結構性減稅在今天之所以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和期待，顯然同當前國內外的經濟形勢及其政策選擇有關。

人們已經看到，最近幾個月來歐美經濟形勢的持續震蕩，對處于緩慢復蘇中的全球經濟形成了極大的沖擊。這種沖擊，在短期內尚難有根本性改變。由此而形成的輻射影響，必將拖累中國經濟，甚至使得未來一年的經濟運行充滿變數。面對復雜多變的宏觀經濟形勢，在明年，中國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已成定局。

不過，所謂“繼續實施”，并不意味著將今年以來的政策內容“全盤復制”到明年。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歷來有“名”“實”之別，在相同的政策提法下，往往蘊含著不同的實際內容。其間，有著很大的回旋空間。單就積極財政政策的布局而言，鑒于國內外經濟形勢已經發生實質性變化，2012年的操作肯定不同于2011年。其中，最可能出現也是最大的一個改變是，在2012年，“減稅”而非“增支”將成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所在。

形成這一判斷的主要依據是：

第一，從迄今為止的這一輪國際金融危機的運行軌跡看，2008年末和2009年初無疑是中國經濟最為困難的時期。將其作為參照系并仔細審視處于震蕩中的歐美經濟態勢，可以確認，盡管外部的不確定性會給中國經濟造成拖累，但從總體上看，這種不利影響不會高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故而，我們尚不需要推出類如2008年末和2009年那樣的超劑量、大規模的擴張性措施。當前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預調和微調，其擴張性操作可以相對從容。作為實行預微調的一種可選擇的手段，減稅的優越性不言而喻。

第二，在經歷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擴大公共投資的反危機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擴張對于經濟結構的負作用已經逐漸凸顯。較之于危機前，調結構的任務顯得更為緊迫。故而，即便經濟下滑趨勢已經有所顯露，即便當前宏觀調控的著力點之一在于增加財政刺激力度，其擴張性操作也必須著眼于“精細化”，在保增長與調結構之間尋求平衡。在此條件下，減稅無疑是一種適當的選擇。

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手段范文4

關鍵詞:理性預期;貨幣政策;宏觀調控

1 理性預期理論的產生與發展

20世紀70年代,西方各國陷入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大量失業和經濟停滯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發生了危機,“現代貨幣主義”學派的經濟理論在改變停滯膨脹局面時也沒有出現人們所期望的效果。這種形勢下,理性預期學派產生發展起來。該學派以理性預期的概念改造宏觀經濟學,以預期問題為突破口,全盤否定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中的理性預期革命。加之該學派理論上邏輯嚴謹,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因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加之該學派理論上邏輯嚴謹,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因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預期理論的代表人物中,羅伯特•小盧卡斯、薩金特和華萊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論是貨幣周期論;巴羅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們發展了小盧卡斯等人的理論,建立了實際貨幣周期論、財政政策分析和政府決策行為分析等新的理論。

2 理性預期理論的微觀基礎與基本假設

小盧卡斯與凱恩斯主義的分歧始于他為凱恩斯主義尋找經濟基礎。他認為,宏觀經濟現象不過是許多個人經濟活動的總和,宏觀經濟學中一切涉及人的行為的假定應該有微觀基礎。他在為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經濟學模型中的工資,價格部分提供微觀基礎的過程中發現,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確定的微觀經濟行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經濟學發生沖突時,小盧卡斯轉向了新古典主義。他試圖尋求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并從局部均衡轉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預期理論的宗旨是建立與微觀經濟學一致的宏觀經濟學。為此,理性預期理論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個分析的基本假設:理性預期假設;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自然率假設。

(1)理性預期假設。

理性預期是在長期動態分析下,經濟活動的當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為基礎,他們能對未來作出準確的預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經濟決策,即他們能對未來做出理性預期。

(2)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

貨幣中性假說是指經濟總產量和就業的實際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應地對商業周期發展作出反映的貨幣和財政活動無關。

(3)自然率假設。

自然率假說的要點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其內在的動態平衡,外界力量能暫時打破這種平衡,但不能根本改變它;政府應該順應這種動態平衡。

3 理性預期理論的政策主張

一是政府應制定長期不變的政策規定,消除政策規則的任意變動性。理性預期學派堅持古典經濟學的信條,認為過多的政府干預只能引起經濟的混亂,為保持經濟繁榮,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因為“市場比任何模型都聰明”,它始終是使各種生產資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業的有效機制。理性預期學派堅持認為,政府的作用只是為私人經濟活動提供一個穩定的可以使人們充分了解的良好環境。因此如盧卡斯所說,“我們需要的是穩定的政策,而不是積極行動主義政策。”政府干預越少,經濟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標必須注意長期性和穩定性,并且著力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政府的決策不能對一國經濟的產量、就業和其他實際變量產生影響,但可以對一般物價水平等名義變量產生具有規則性的效果。因此,政府應該把最理想的一般物價水平作為唯一的政策目標。

4 理性預期理論及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啟示

(1)應充分考慮并正確引導微觀主體的理性預期。

不得不承認,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正日益增強。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應充分考慮公眾的理性預期,考慮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選擇。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公眾的理性預期又是不斷提高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一個前提條件。中央銀行要提高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就要準確地公布通貨膨脹指標和失業率,利用信息優勢,通過輿論導向,準確披露決策相關信息,加大宣傳力度,及時引導經濟主體的預期,正確引導公眾預期,讓公眾及時了解這種政策目標的變化,增強其信心。

(2)應充分認識到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預期條件下,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是有限的。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所面臨的是諸如結構調整、制度轉軌等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單純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很難起到明顯的改善作用,因為具有理性預期的公眾對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難以得到公眾的響應。可以說,貨幣政策不是調控經濟的萬能手段。不僅僅因為貨幣政策傳導過程本身需要宏觀經濟運行環境的支持;更因為貨幣政策本身在經濟活動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以期提供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

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原則是為了使微觀經濟個體順利地從事經濟活動,充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從而穩定經濟,促進經濟增長。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種經濟成員的積極配合,使各項經濟政策取得預期的效果,還必須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和符合經濟活動當事者的預期規律,可以使經濟活動的當事人從根本上擺脫由于政策的頻繁變動對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擔憂,從而無需尋求應變之策,而盡力去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經濟行為的最優化。

總而言之,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有著重大影響,政府在采取宏觀經濟調整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并引導這種預期朝著政策目標的方向發展。我國發展市場經濟離不開經濟政策調控,這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之一。今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日益增強,我們必須轉換思路,注意把握宏觀經濟調控與微觀層面理性預期的結合點,謀求經濟政策、經濟主體的預期與行為及經濟運行三者的和諧與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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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手段范文5

關鍵詞：宏觀經濟；股票市場；傳導機制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和規范，我國股票市場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已經具有一定規模。無論是從股市規模大小，還是在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來看，股票市場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已成為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一、理論分析

宏觀經濟發展水平和狀況是影響股票價格的重要因素，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影響宏觀經濟發展水平和狀況，通過對股票價格和投資者心理的影響，進而影響整個股票市場。文章主要討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市場利率和價格水平這四大宏觀經濟政策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一）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對股票價格有直接的影響。貨幣政策是政府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央銀行通常采用存款準備金制度、再貼現政策、公開市場業務等貨幣政策手段調控貨幣供應量，從而實現發展經濟、穩定貨幣等政策目標。中央銀行放松銀根、增加貨幣供應，資金面較為寬松，大量游資需要新的投資機會，股票成為理想的投資對象。一旦資金進入股市，引起對股票需求的增加，立即促使股價上升。反之，中央銀行收緊銀根，減少貨幣供應，資金普遍吃緊，流入股市資金減少，加上企業拋出持有的股票以獲取現金，使股票市場的需求減少，交易萎縮，股價下跌。

（二）財政政策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財政政策是政府通過財政預算收支平衡或赤字、財政稅收和補貼、國債政策等手段影響社會總需求，促進社會總供求平衡的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對于刺激或者減緩經濟發展速度有相對直接的效果。財政指出下降會直接減少對社會產品與勞務的需求，稅率上升也會立即減少消費者的收入，從而導致消費的快速下降。財政支出減少，稅率下降，則會產生相反的效果。

（三）市場利率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1、絕大部分公司都負有債務，利率提高，利息負擔加重，公司凈利潤和股息相應減少，股票價格下降；反之則上升。

2、利率提高，其他投資工具收益相應增加，一部分資金會流向儲蓄、債券等其他收益固定的金融工具，對股票需求減少，股價下降；反之則上升。

3、利率提高，一部分投資者要負擔較高的利息才能借到所需資金進行證券投資。如果允許進行信用交易，買空者的融資成本相應提高，投資者會減少融資和對股票的需求，股票價格下降；反之則上升。

（四）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通貨膨脹對股票價格的影響較復雜，它既有刺激股票市場的作用，又有抑制股票市場的作用。在物價上漲時，股東實際股息收入下降，股份公司為股東利益著想，會增加股息派發，使股息名義收益有所增加，會促使股價上漲。當通貨膨脹嚴重、物價居高不下時，企業因原材料、工資、費用、利息等各項支出增加，使得利潤減少，引起股價下降。嚴重的通貨膨脹會使社會經濟秩序紊亂，使企業無法正常地開展經營活動，同時政府也會采取治理通貨膨脹的緊縮政策和相應的措施，此時對股票價格的影響更大。

二、實證分析

（一）時間序列數據的選取

1、貨幣供應量。考慮到股票市場的虛擬性和數據的有效性，本文選取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作為貨幣貨幣供應量的指標。M2=M1+企事業單位定期存款+居民儲蓄存款+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其他定期存款。

2、經濟產出指標的選擇。為了更全面地反映我國產出狀況，本文選擇收入法計算的GDP絕對量作為度量經濟產出的指標。

3、市場利率。本文在考察貨幣政策與股票市場的關系時，選用的利率指標是銀行間市場形成的7日拆借利率RATE07，這是由于這個利率對貨幣政策的操作敏感，且易受市場的影響。

4、通貨膨脹。本文選用消費物價指數CPI作為通貨膨脹的指標，這既考慮了我國一直將居民生活消費物價指數當做通貨膨脹的重要指標的習慣，也考慮了數據的可得性和連續性。

5、股票市場發展狀況指標的選擇。為了更好地反映股票市場的發展狀況，并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和連續性，本文選取上證綜合指數SHIDX作為衡量股票市場狀況的指標。

（二）模型的設定及其估計

1、模型的回歸。由于我國在1996年以后才有統一的同業拆借市場，考慮到7日拆借利率的可得性和向量自回歸模型對樣本容量的要求，本文選取1996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數據作為研究對象。為消除異方差性，先對數據取對數，由于所有數據是季度性數據，并對取對數后的數據采用X11季節調整方法進行季節性處理。取LNSHIDX為被解釋變量，取LNM2、LNCPI、LNGDP、LNRATE07為模型的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建立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得到如下結果：

LNSHIDXSA=2.437462 + 0.138152

LNM2SA-0.027573RATE07SA+0.229312LNGDPSA+0.212944LNCPISA

（0.281627）（0.698909） （-1.064092）（1.903626） （0.105674）

R2=0.535278 調整的R2=0.498829 DW值=0.323607F值=14.68574

2、異方差性的檢驗與其解決方法。采用懷特檢驗，由檢驗結果可知，P值較小，為0.0018，則拒絕不存在異方差行的假設，認為模型存在異方差性。利用加權最小二乘法（WLS）進行修正，取權數W1=1/LNe2，LNe2=Log（RESID^2），再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下：

LNSHIDXSA=-38.25849 + 0.521529LNM2SA-0.008387RATE07SA+0.279626LNGDPSA+7.821285LNCPISA

（-2.0315）（2.334475） （0.160211）（2.120128） （1.784208）

R2=0.993777調整的R2=0.993289 DW值=0.447194F值=2036.116

修正后的模型R2值很高，說明模型的擬合優度有了大幅度提高，對修正由后的結果再次進行懷特檢驗，修正后的模型P=0.43，表明已消除了異方差性。所以上述方程既是得出的回歸方程。

3、自相關性的檢驗與解決方法。在已經消除了以方差性的基礎上，D-W值=0.45根據殘差的偏相關系數檢驗進行自相關檢驗，檢驗結果如圖1所示。

由圖可知，第一、四期偏相關系數的直方塊超過虛線部分，說明存在一階和四階自相關性。通過迭代估計法對自相關進行修正，得到如下回歸結果：

LNSHIDXSA=1.027508+0.4487375LNM2SA-0.008265RATE07SA

0.005972LNGDPSA+

（0.086756）（2.778751） （-0.242321） （0.100739）

0.092418LNCPISA+1.006322AR（1）-0.260160AR（4）

（0.034431）（13.05799） （-3.084327）

DW值=1.67。說明已經消除了自相關性。因此上述方程即為最后模型的回歸方程。

4、結論。通過實證分析可以看出，貨幣供應量對股票價格產生較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業拆借利率對股票價格的影響從長期來看是呈反向影響的，但作用較弱；國內生產總值對股票價格產生正向的影響，說明經濟增長變化對股票市場變化存在顯著影響；消費價格指數對股票價格產生正向的影響，說明物價變化會會影響股價變化。由實證分析可以看出，宏觀經濟政策正如理論部分所敘述的一樣，對股票市場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

三、政策與建議

宏觀經濟政策通過股票市場的傳導進而對總需求的效應大小及程度首先決定于股票市場在宏觀經濟中的比重，規模狹小的股票市場對總量經濟的作用也必然是有限的。我國上市公司數與經濟總量的比重、股票市值與經濟總量的比重、交易額占經濟總量的比重、直接融資額比重、籌資額占固定資產投資比例等指標與發達市場相比，還存在很大的發展空間，市場容量總體偏小，與經濟總量不相稱，這必然制約宏觀經濟政策通過股票市場而對實際經濟產生應有的作用。根據實證分析，主要提出以下政策與建議：應考慮采用市場化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貨幣政策操作應適當關注股票市場；逐步擴大資本市場規模；改善宏觀經濟環境，穩定投資者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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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手段范文6

一、我國經濟增長中外部需求因素的沖擊

近期從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沖擊因素看，主要是外需的不確定因素。其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來自于金融危機后幾大經濟體去杠桿化的行動，去杠桿化將會使得經濟增長低于過去的平均水平。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元量化寬松的政策，推動了石油等國際能源價格上漲，進而對美國和世界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此外，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還未完全清理干凈，美國和歐洲等國經濟的潛在風險還在加大。此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進行過估計，金融危機所導致的貸款損失在500億～1000億美元之間，一些經濟學家業通過測算得出結論，如果全部損失由美國來承擔的話，將會拖累其經濟下滑1％左右。如果經濟損失由美國、歐洲和日本來分擔的話，則會使世界經濟增長降低0.4％。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外需的支撐，如果美歐日這些中國注意的貿易合作伙伴陷入衰退，則中國經濟的進程將受到極大的阻力。雖然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美、歐和日本等國迅速采取了救市措施，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市場預期，保持了國際金融市場的基本穩定。但是應該注意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正在從金融部門向實體部門擴散深化之中。如美國出現房地產價格持續下跌和失業率增加的現象，由此產生的財富效應正在影響美國消費的增長，美國經濟出現明顯好轉的勢頭并不顯著。反觀歐元區和日本，相同的問題同樣存在，尤其是日本的核輻射和地震等問題將拖累日本經濟進入一個較長的緩和期。此外，在美元貶值預期的驅動下，以石油和大宗商品為代表的國際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價格接連飛漲，近期國際原油價格已屢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大關，美國經濟可能在高油價的影響下在趨于減速，并進而波及歐洲和日本，世界經濟面臨下行的危險。另外，全球經濟發展失衡的問題依然存在，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等問題也威脅世界經濟的發展。總的來說，在世界經濟增長不容樂觀，我國經濟增長所受到的外部沖擊將大大增加。

在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和經濟發展中不確定性因素上升的大環境下，這必然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

由于中國金融開放的程度有限，如資本賬戶仍然受到管制等，全球金融危機對國內金融市場的影響并不大，金融機構直接的風險暴露較低，投資人并未出現美國那樣嚴重的金融恐慌現象。但普遍存在的對未來中經濟放緩和企業盈利降低的預期，影響了中國內地股票市場投資者的心理和情緒，這從我國2010年初即顯現的股市震蕩格局可窺一斑。2010年我國經濟仍然保持了10％的增長，但當年A股市場的漲幅卻位居全球倒數第三位，兩者嚴重不匹配。大規模經濟刺激的政策效應已經逐步消退，而作為一個出口依賴型經濟體，我國出口依存度約為36％，其中40％以上的出口面向歐洲和美國，這導致世界經濟的放緩勢必將使我國進出口受到這些國家經濟減速的影響。如2011年2月份我國進出口出現了罕見的逆差現象，表明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對我國的影響正在逐步顯現出來。同時，出口很大程度上還將受到可能的匯率加速升值、國內人力等生產成本增加以及其他經濟結構調整政策的影響，盡管這些影響可能會被不斷加速提升的生產率所抵消。例如企業盈利主要取決于經濟狀況的制造業部門，美歐日等國經濟增速的減緩，加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前景，可能會降低社會對制造業等出口部門的投資的意愿，再傳遞到整個宏觀經濟層面。

總的來說，中國未來可能面臨相對嚴峻的外部經濟環境。可以預料，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一波三折，受到美國經濟不確定性、歐元區經濟明顯減速、日本經濟低迷等因素的疊加，將使中國出口受到的負面影響在未來快速放大。近期的宏觀經濟數據顯示，由于成本上升壓力和人民幣升值加速，出口增速已經開始出現下降。而盡管受到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因素的影響，進口額卻仍然表現為增速，并超過出口。出口的大幅減速以及進口的增速，使我國從2011年1月份的貿易順差顯著下滑，直接進展到2月末的貿易逆差，未來經濟陷入低迷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加。這無疑敲響了警鐘。總的來說，如果中國經濟發展不解決增長模式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國內的內需在中期不承擔經濟增長穩定器的作用，則外部需求的減少將使得經濟發展通過依賴于出口拉動的模式難以持續，中國經濟增長下滑的勢頭將難以抑制。

二、正確應對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風險

2010年以來，國內通貨膨脹和通漲預期呈加劇趨勢，CPI指數節節上升，全年上升的速度超過了此前政府設定的3％目標。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1年1月份CPI同比上漲4.9％，2月份CPI同比上漲4.9％，3月份同比漲5.4％，物價全面上漲的勢頭已經顯現出來。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的環比上升，以及由于央行未能充分提高利率所導致的負利率局面的持續，帶來了通脹預期的強化這資產價格的泡沫，通常而言，通脹持續時間越長，居民的通脹預期就會越強，通脹的治理難度也會越大。應該注意到，通貨膨脹預期的增強是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我國出現較高的通脹率已有一年時間，目前居民的通脹預期不但比較高，而且比較穩固，宏觀經濟已經出現了螺旋式通脹的某些跡象。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如不采取主動措施，指望短期內通脹白行回落不切實際。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經濟在沒有大規模的產出缺口和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過長時間維持負利率和寬松的貨幣信貸政策，將帶來宏觀經濟系統性風險的繁衍，導致資源錯配和資產泡沫。這不僅對政府穩定物價和抑制房地產價格的目標不利，將來對整個經濟和金融系統的危害更是難以估量，必須積極應對。

造成此輪通漲的原因各方都有不同看法，如貨幣型、輸入型、結構型等。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是匯率改革不到位和貨幣發行過量所致，在通漲的表現形式上，政府部門則強調是短期和結構性通漲，為了找到解決的方案，有必要厘清這一問題。對于結構性通脹的說法，有觀點認為，鑒于自2010年以來CPI的上漲主要由于食品價格加速上漲所致，可以認為本輪通脹是結構性通脹。但事實上通脹本身指的是價格持續而全面的上漲，部分價格的上漲并不能稱為通脹，如若只有食品價格的上漲，那么還不能稱為是通脹已經發生。因為食品價格的上漲，將使居民增大對其消費的同時減少其他物品的消費，從而對別的商品價格產生下行壓力。結構性通脹指的是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的不同而導致物價持續攀升的壓力，而不是指部分產品的價格上漲，因而這種解釋從學理上講不通。而輸入型通脹認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傳導到國內，造成了通脹。但實際上，國際原材料、能源和資源產品價格上漲內生于中國國內需求，因為中國對于精煉銅、

原鋁、石油鐵礦石的消費量在全球總量中占據一個較大的比重。由于我國對資源和其它初級產品的需求占國際市場總需求的比重較高，中國對資源和初級產品的需求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世界總需求，對國際價格的影響非常明顯。這實際上意味著，我國的需求對國際產品價格產生上行壓力，而不是被動接受國際產品價格。一個直觀的表達是，我國產品價格的變化規律與香港那樣的小型經濟體完全不同，不能套用輸入型通脹的說法。本文認為，成本推動是造成我國通貨膨脹壓力的最重要原因，現行通漲是基于成本推動型的通漲。引起成本推動的原因是多重的，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各類要素成本將會上升，這是很多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經歷的一個過程。

從整個宏觀面來講，我國正在進入一個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成本推動的壓力趨于加大。我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特別是人均GDP超3000美元以后，多種生產要素價格走勢都出現了拐點，價格的提升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比如土地價格、能源、資源包括水資源價格都在大幅上升，但最典型的還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人均GDP提高后將意味著勞動力成本會有相應的上升，特別是現行《勞動合同法》實施后，中國人力成本的上升將成為一個難以扭轉的趨勢。其他要素成本也存在同樣的趨勢。其次，我國部分生產要素價格體系離市場化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差距，由于政府管制造成的價格扭曲的狀況還普遍存在。比如近年來國際原油價格一直在上漲，目前已經突破每桶100美元大關，但由于價格管制，國內成品油價格遠低于國際成品油價格，導致煉油環節出現虧損，政府只好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保持煉油企業的積極性。為了控制物價漲幅，我國對糧食、成品油、電力、天然氣、公共交通等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實施嚴格管制，實際上，由于廣泛存在的價格管制，目前的通脹數據并沒有完全反映市場中實際的物價上漲要求。可以想象，一旦價格放開，這一局面將發生重大轉變，這必將最終引起企業的成本加大，并進一步傳導到物價上來。此外，隨著中國、印度以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對全球初級產品的需求量不斷上升，導致初級產品進入一個成本上升的周期，糧食、原油、鐵礦石等價格已經進入周期性的上升階段。目前在我國對外開放度已經較高，初級產品對外依賴性加大的背景下，全球初級產品價格的上升必然導致國內初級產品價格的上升。總的來說，我國未來將在較長時期內面臨著要素成本持續上升的壓力，這是推動我國目前通貨膨脹最重要的也是最難對付的因素。

當然，也應注意到，國內貨幣環境的過度寬松，目前過多的貨幣存最和央行超發的大量貨幣是通貨膨脹的重要推手，要控制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必須消除背后的貨幣基礎。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各地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高漲，土地財政的觀念還未淡化，通脹預期的強化可能引來資本流入的增加，我國面臨的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問題將日趨嚴重，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措施解決這一問題，以便防止在未來中國經濟的硬著陸。

三、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面臨內外兩大挑戰：一是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高企導致的壓力，二是中國經濟進行結構轉型的壓力。兩大挑戰的重要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但都蘊含著積極的結構性變遷。目前在以防通漲成為宏觀經濟主要政策目標的形勢下，從貨幣政策來看，中央銀行數度上調法定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但目前看來，宏觀經濟政策面臨一些問題。首先，從緊貨幣政策在控制通貨膨脹上效果有限。面對當前貨幣存量過多，以農產品價格上漲和要素價格上升為主要觸發點導致的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實施的空間和有效性。雖然從金融風險管理的角度看，根據目前的經濟形勢，從緊貨幣政策仍然是必須采取的措施，事實上央行也數度上調了存款準備金政策，并借助于中央銀行票據等數最型貨幣政策工具回收市場流動性，但價格型政策手段的相對缺失，仍然使貨幣政策的效果暫時沒有體現出來。其次，現行宏觀經濟政策中對于財政政策的運用并不到位。實際上財政政策可在控制通貨膨脹中進行反向操作，寬松的財政政策可以降低通貨膨脹導致的社會成本。一方面，通過減稅措施可以通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對公眾生活水平的沖擊。另一方面，財政支出具有增加供給和調整結構兩大功效，可以為今后的經濟競爭力奠定基礎，符合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目標。尤其是面對匯率升值可能導致的產業競爭力下降問題，通過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實施結構調整已是不得不為的政策抉擇。

從目前世界經濟形勢著眼，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當前實際情況人手，未來的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考慮一些新的問題，并在政策手段上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如面對通貨膨脹問題，有效遏制通脹所應采取的措施，政策選項有人民幣升值、加息、提高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行政性價格管制等。但在當前我國經濟工作已經以防范通脹預期進一步強化為主要目標的局面下，消除物價上漲的貨幣基礎，控制住貨幣供應量增長應是當務之急。這需要多種政策工具的綜合運用，而其中的權衡取舍則是對貨幣政策制定者智慧的考驗。鑒于短期內物價上漲壓力仍然較大，貨幣當局應合理發揮從緊貨幣政策的作用，立即采取價格型工具在內的政策措施，穩定未來的通貨膨脹預期，防止前期通脹的傳遞和擴散效應加劇未來的價格快速上漲。考慮到我國當前通貨膨脹的前期貨幣超發基礎，必須盡早回收過多的流動性，并在適當的時候進行價格的管制。如果能管住貨幣，價格將有升有降，但如果在調整價格的同時不管住貨幣，則可能引發全面通漲。目前，由于世界金融形勢動蕩，美元量化寬松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導致中國人民銀行利用利率杠桿調節國內總需求的空間受到壓制，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上側重于數量型工具。實際上自2010年以來央行多次使用準備金、央票等數量工具，而利率這一價格工具使用較少，正是對中美利率倒掛局面倒逼國內貨幣政策操作受限的合理反應和權衡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