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范文1

【關鍵詞】管理者行為；FDI；過度自信

一、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學者主要從兩方面研究FDI決策過程中管理者的行為的影響。一方面是從管理者過度自信；另一方面是管理者的從眾心理。

20世紀70年代末，卡尼曼和Tversky共同提出了“期望理論”，向傳統金融理論提出挑戰，Tversky研究了人類行為與投資決策模型基本假設相沖突的三個方面：風險態度、心理會計和過度自信。

Shefrin（2007）的研究表明，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會過度估計自身的判斷力，因此將高估項目的投資收益與成功概率，低估成本與風險。Hubris Hypothesis，Roll（1986）提出，企業管理階層往往高估自身的管理能力，在規劃改造目標公司企業時過分樂觀，導致大規模高價收購企業，最后無法成功對目標公司進行整合，最終導致并購失敗。

Scharfstein & Stein（1990）提出，在投資決策會對某個人名譽產生影響時，會產生從眾行為。經理人的這種盲目跟從他人進行投資決策的行為，最終導致很多企業投資失敗。

二、國內研究現狀

駱沙（2005）分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微觀因素時，首先提到的就是領導者風格，其認為，企業的對外投資決策很大程度上受領導者風險偏好的影響，風險偏好型的領導者更容易做出富有攻擊性的決策，在同樣的不確定條件下，如果企業投資的即期收益（或凈現值）為正，該企業將會比同類企業更早的進入目標國市場；反之，風險規避型的領導者趨于做出保守的決策，即在同樣地不確定條件下，即使企業投資的即期收益（或凈現值）為正，該企業也會著重考慮“等待觀望”選擇權的價值，而往往做出推遲投資的決策。由此看出領導者風格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對外投資決策。

朱華（2011）分析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復雜的國際國內背景，發展現狀以及特征；重點研究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的拉動因素、投資動機以及推動因素，其中在推動因素部分，分析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內部、外部（產業和制度等）推動因素的影響程度，另外還提到了像企業管理水平、企業家精神、學習吸收能力、種族人脈等較弱的因素。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根據《2009年度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中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的地區分布，選取一定數量的樣本國家，并將僑民數量與中國對其的OFDI金額做了相關性分析和散點圖，結果顯示其相關性很小，種族紐帶在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決策中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隨著全球化的不斷近年來華僑人數不斷激增，《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4）》指出中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移民來源國，截止2013年，中國海外移民存量已達到934.3萬人，23年增長了128.6%，中國從1990年的第七大移民輸出國，上升為第四大移民輸出國。因此僑民數量與中國對其的OFDI金額的相關性還需做進一步探討。另外本文還提到了企業家精神這一推動因素，將FDI理解為企業家的一種“國際套利”行為，“只有有進取心、前瞻意識和敢于創新而且承擔風險的企業才不滿足于國內市場，更樂于主動捕捉市場機會、拓展外部發展空間（Knight）”。文章對部分國家（地區）企業家精神廣泛性做了比較，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居中游，且對中國OFDI的有一定的推動程度。但文章并沒有將企業家單獨抽離出來做更深入的剖析，如今企業家精神的定義已拓展到了行為學、心理學和社會學分析的領域。企業家精神是對企業家這個群體的理性和非理性邏輯的抽象表達，因此對企業家這個群體的非理是否會對中國OFDI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值得探討。

李喻鶴（2006）列舉并分析了中航油、中儲棉、中再人壽對外投資失敗的案例，在得到的各種導致投資失敗的原因中，提到決策者錯誤的個體行為是導致對外投資決策失誤的因素之一，比如將個人意志凌駕于領導班子集體之上的非理，導致最終的決策與實際背離、企業利益受損。吳建祖，關斌（2013）選取了103家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對其年報內容進行文本分析，得出高頻關鍵詞，進而得出管理者的注意力，研究結果表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中，高管團隊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注意”是一個心理學概念，主要表現為對某對象的指向和集中，在與人類意識有關的許多認知過程（決策、記憶、情緒等）中，“注意”被認為是最具體的。而高管團隊在現代公司制企業中是由董事會成員及正、副總經理，以及其他共同參與戰略決策的高層管理者組成。

楊鈞皓（2012）綜合了心理學、社會學與財務學，討論了經理人在不完全理性的假定下，對企業對外投資決策的影響，影響較為明顯的不完全理包括“自我歸因”、“過度自信”、“羊群行為”

唐蓓（2009）以行為金融為基礎對上市公司在并購過程中的非理進行了深入分析選取了2003年―2007年的上市公司樣本，實證檢驗了過度自信變量對并購決策的影響，建立了非理性管理者模型，該模型的基本假設是，公司管理者個人及個人特征能夠影響公司的決策；公司在治理過程中對管理者約束的有效性是有限的。文中提到管理者非理性主要指的是管理者的過度自信，其表現為：自我歸因，控制幻覺，過于樂觀。管理者非理性對公司并購決策的影響，公司并購的“成功悖論”，管理者過度自信驅動并購的理論分析。

三、總結

從國內外對國際投資行為的研究來看，主要集中在管理者過度自信、自我歸因等非理的研究。伴隨著國內外學者的不斷探索，希望對FDI的行為經濟學方面的研究能有所突破。

參考文獻：

[1]吳建祖，關斌.高管團隊注意力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基于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2013

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范文2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投資動機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2）10—0044—07

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取代國際貿易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主要力量。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增長強勁。然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與發達國家相比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仍有較大差距。截止2011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存量）達4 247.8億美元，僅相當于美國對外投資存量的9.4%。除此之外，對外直接投資流出規模也遠遠小于吸引外資的規模。2011年中國利用外資量為1 240億美元，截至2011年末，利用外資存量約為7 120億美元[1]。對外直接投資流出與流入的巨大差額是導致當前中國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國際收支失衡帶來的巨額外匯儲備增強了中國的國際支付能力和抗風險能力，但其持有成本巨大，且外部失衡給國內經濟造成巨大沖擊，扭曲了國內經濟結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有助于充分利用外匯資源，提高對外資產回報，避免巨額外匯儲備對國內經濟的沖擊。推動企業“走出去”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是中國當前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現實選擇，而且是全球化與經濟危機背景下統籌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因而也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一、文獻綜述

相對于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目前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國外學者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研究也日漸增多。Buckley 等[2]利用1984—2001年中國企業對49個國家的OFDI流量數據分析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影響因素發現，市場規模大、文化相似性強、政治風險高的國家或地區吸引了更多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而東道國具有的資源稟賦和專利注冊情況影響不顯著。Cheng和Ma[3]運用引力模型對2003—2006年中國企業對90個國家或地區的OFDI流量和存量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受市場規模和地理距離的影響顯著，市場規模大、地理距離近的國家能吸引更多的OFDI流量。Cheung和Qian[4]利用1991—2005年中國企業對31個國家的OFDI流量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市場規模大、工資水平低、自然資源豐富的東道國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更具吸引力。Kolstad和Wiig[5]研究表明，東道國制度環境與自然資源稟賦共同對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產生影響，在制度環境較差的國家中，自然資源稟賦越好越具有吸引力，二者存在替代作用。Ramasamy等[6]運用泊松回歸模型對2006—2008年中國上市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國有控股企業傾向于對資源豐富、政治關系比較密切的國家進行投資，而私有企業則主要為市場尋求型投資。此外，部分學者還基于更大的發展中國家樣本對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

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范文3

【關鍵詞】 FDI地區分布集聚

一、引言

FDI在我國三大地區各省市的分布總體上是不均勻的，存在很大差異。一般來說，經濟體經濟規模愈大，其獲得的外商直接投資就越多。因此，評價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時把經濟規模考慮進去顯然更加合理。本文在此采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績效指數來衡量外商在我國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一個地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績效指數越大，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在該地區越集中。仿照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做法，定義我國某地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績效指數為：其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占全國的份額與GDP占全國的份額之比。

二、FDI在我國的時間規模分布

首先，在FDI進入中國的初期，主要集中在廣東和福建兩省。據統計，在1983―1986的4年中，這兩省年均FDI流入量占全國FDI流入總量的60%以上。而在1989年前，中西部地區的比重均為5%左右。

其次，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這一時期我國吸引FDI的政策發生了變化。FDI逐漸開始從最初集中的區域流向了其他各省市，由南部沿海地區向東南、東部沿海以及內陸中部城市擴散。這些區域包括長江三角洲的上海、江蘇和環渤海地區的北京、天津、山東、河北、遼寧。截至1990年，這些省市年均簽約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數量均超過100個。而地處我國中部地區的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FDI在1993―1995年間也有大幅度的增長。

同時FDI在較為集中的大省中，除了江蘇以外，其余的廣東、福建、浙江、山東、遼寧省的地理集中指數均有減少，尤其是廣東和遼寧省更為明顯。這說明廣東和遼寧省內的FDI投向從集中轉為相對均衡，即從個別城市向其他的城市擴散。例如，深圳市從1987年占廣東FDI的48.4%，降為1995年的12.9%；大連市1987年占遼寧省FDI的77.2%，1995年則只有50.4%。江蘇省的地理集中指數卻不降反升，原因是蘇州工業園吸引FDI占江蘇省的比重從1987年的27.4%上升到1995年的49%。

再次，從近些年來看，東部地區的廣東在全國和東部地區的FDI中所占的份額正逐漸減少。隨著外資向東、北部擴散，沿海的各省市，例如江蘇、上海、浙江、山東和河北在全國的份額則在穩步上升。中部各省在全國的FDI流量中所占的份額逐漸增加，其中湖北和湖南所占份額最大，中部其他各省吸收的投資額與之相比差距還比較大。西部欠發達省市吸收的FDI雖然有所增加，但相對于全國其他各省無論在FDI總量上還是份額上的更快速地增長，西部各省市在全國的FDI份額中比例反倒是有所下降。該地區的四川、重慶、陜西相對其他省市而言吸引的FDI較多，的FDI則是一直非常少。

一般來說，經濟體經濟規模愈大，其獲得的外商直接投資就越多。因此，評價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時把經濟規模考慮進去顯然更加合理。本文在此采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績效指數來衡量外商在我國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一個地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績效指數越大，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在該地區越集中。仿照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做法，定義我國某地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績效指數為：其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占全國的份額與GDP占全國的份額之比。

本文考察了2005―2010年期間我國各省、市、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績效狀況（見圖1―3）。廣東、江蘇、上海、天津、海南、福建、北京、遼寧等8個省、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績效指數值大于1.2，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明顯大于其經濟規模；山東、浙江、江西等3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績效指數在0.8―1.2之間，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與其經濟規模相仿；其他省、市、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明顯小于其經濟規模。其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績效指數在0.3―0.8之間的省、市、區有湖北、湖南、廣西、陜西、河北、吉林、重慶。由此可見，外商在我國直接投資區位選擇高度集中在東部各省、市、區，其次為中部各省、市、區，西部各省、市、區則普遍較少。

三、我國各省區吸引FDI時的集聚效應

外國直接投資的聚集效應體現在增量FDI的區位選擇在特定區位FDI存量的影響，即當某一區域外商資本控制的廠商越多，新的外商將更傾向于投資該國家和地區。外商在進行投資決策時，需要對東道國的市場、法規、經濟、文化等因素有較為全面的了解，外國直接投資面臨更高的信息搜集成本，在FDI的流向選擇過程中，也會面臨較高的交易成本。面對這種不確定性和高成本，采用“跟進策略”是外國企業進行直接投資的一種很好的選擇。外國直接投資在區位選擇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聚集效應是一種空間的聚集。這種空間聚集一般可由城市化經濟（urbanization economics）和地方專業經濟（localization economics）來解釋。

城市化經濟是由多樣化經濟活動在一地的集中所形成的，有利于多元經濟主體共享專業化投入、經濟服務以及其他基礎設施：地方專業化經濟是由相同行業的企業或相關行業的企業在一地的集中所形成的，熟練的勞動力市場、投入和產出品的低運費、知識溢出等是這種聚集形態的主要利益。城市化經濟和地方專業化經濟所產生的外部經濟性降低了生產成本，促進技術和信息的傳播，從而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聚集經濟成為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新要素，甚至是最關鍵的要素。

但是，聚集的企業數量達到一定程度會產生非經濟性，比如工資和土地價格的上漲，競爭的加劇，從而威脅企業的生存發展。區域經濟學認為，當聚集程度超過最佳密集值時，聚集優勢會逐漸消失，而聚集劣勢（土地、勞動等生產要素的稀缺、基礎設施供應緊張等）就會發生作用，使經濟活動趨向分散化。經濟的反作用力可以使經濟區不斷擴散，或者形成一個新的增長中心。因此，企業在比較聚集的經濟性和非經濟性之后可能會選擇聚集的地區實施定位，新進入者出于同樣的考慮也會定位于地區，外資企業的空間分布表現出由聚集核心向擴散的趨勢。

盡管城市化經濟和地方專業化經濟共同促使聚集的形成，但兩者的作用并不同。一般而言，同行業或關聯行業的企業更容易發生經濟聯系，這樣地方專業化經濟的外部性對企業的吸引力也相應更大，但這種聚集效應是只有當企業形成一定的集中度后才能產生作用。也就是說，地方專業化經濟存在特定的“門檻效應”，如果當地的企業存量低于必要的集中度門檻，地方專業化經濟的外部性并不能形成，自然也不足以影響企業的區位決策。一旦企業的存量越過這種集中度門檻，地方專業化經濟的外部性就成為決定企業區位選擇的首要因素，而城市化經濟則有可能是導致最初集中度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高度城市化的地區所具有的區位優勢（市場需求、水電交通基礎設施等）吸引了第一批投資者在此定位，隨著在當地運作的企業數量逐漸增多，達到一定規模以后，地方專業化經濟的利益便占據主導地位，對潛在投資者的定位決策產生積極影響，促使地區聚集形態的最終形成。

四、結論

相對于本國投資者，外國投資者缺乏對當地經濟和商業環境的知識，從而涉及較高的信息成本。因此外國投資的區位選擇應該是信息成本的理性反映。低信息成本會對外國直接投資有更大的吸引力。一般而言，外商可以通過收集公共信息和專業信息來做出投資決策。對公共信息（如市場規模、基礎設施、外資政策、當地經濟發展狀況、居民的購買力水平等等），所有的潛在投資者都能得到。這些公共信息確實會影響到外商直接投資的決策，但僅有公共信息對外商做出投資決策還是不夠的。外商還會通過其他途徑尋找一些不是所有企業都可能得到的專用信息，如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外資政策具體執行情況、選擇合作伙伴的策略等。外商得到這些專用信息的好途徑就是其他投資者的決策行為，即“跟進策略”。

相對于其他區位，這些地區更為外商所熟悉，因為有許多關于這些地區的公開信息，如經濟特區、開放城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等的信息。外國直接投資的區位行為不同于當地的投資者，因為外商投資決策涉及較高的信息成本。信息成本最低化行為導致外商偏好某一些區位。相對于傳統意義的生產成本，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模式更受制于信息成本。對外國投資者在意大利的投資區位研究表明：離經濟中心的距離，大型跨國公司以前的投資，第一個外商項目的年齡以及“邊界效應”等是決定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

【參考文獻】

[1] Cheng Hsiao：Factors affe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coast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J].Review of Pacific Bas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Policies，2001，4（4）.

[2] 魏后凱：加入WTO后中國外商投資區位變化及中西部地區吸引外資前景[J].管理世界，2003（7）.

[3]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4―2011）[M].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

[4] 賀燦飛、魏后凱：新貿易理論與外商在華制造企業的出口決定[J].管理世界，2004（1）.

[5] 文玫：外商直接投資及地理和市場狀況對區域發展的貢獻

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范文4

【關鍵詞】中小企業；對外投資；投資管理；戰略選擇

1.做好投資風險防范工作

把有限的資源合理配置到最能給企業帶來利潤，同時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投資風險的行業和區域是任何企業經營者都要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中小企業自身勢力相對較弱，應對風險的能力不強，而國際市場相對國內市場來說風險更大、變化更突然，稍有不慎就可能給企業帶來滅頂之災，所以說中小企業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時做好有關風險防范工作至為重要。筆者認為應該從決策前全面的市場調查、對經營伙伴的實力及信譽的分析、對欲投資國家風土人情、法律法規、政治環境等方面的考察，做到知己知彼以充分降低投資風險。

首先，企業地對外投資應該是企業自身條件與外部環境的完美結合，任何企業都應該在決策是否對外投資時都應該充分考慮企業經營者能力、企業資金技術實力、對國外市場的了解程度、人才等各方面的優劣。頭腦發熱型的對外投資往往會給企業帶來毀滅性地打擊。

其次，企業在做出的對投資決策必須是建立在嚴密的市場調查和對合作伙伴的考察的基礎之上的。

再次，考察東道國經營環境要軟硬結合。

最后，在開展海外投資時中小企業要依法辦事。中小企業在對外投資時一定要盡量遵守投資東道國的法律法規，在許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法律法規不健全，也經常不能有效實施，中小企業可以適當利用。

2.積極拓寬融資渠道

我國中小企業資金融通渠道狹窄的問題已經引起各級政府的重視，政府在不斷地制定一些政策措施來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方便。但當前我國中小企業資金獲取困難狀況依然存在，筆者認為，在這種相對困難的情況下，我國中小企業決不能在消極中等待，而應該主動出擊，尋找各種可能的金融資源。中小企業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來改善融資環境，爭取發展資金。

一是加強企業自身建設，以良好的信用來贏得銀行等金融、非金融機構的信賴，充分利用國內資金。二是充分利用國際國內中小企業國際市場開拓基金。三是因地制宜地利用東道國的資本。四是采用國際金融租賃等較為先進的融資手段。

3.加強對海外投資的管理與控制

管理與控制是決定企業經營成敗的重要因素，這一點無論對于國內的企業經營還是海外投資都是成立的。筆者認為可以從加強中小企業海外投資決策管理和對海外子公司的控制兩個方面入手來改善我國中小企業的海外投資管理。

一是加強我國中小企業對外投資時的決策管理，建立相對健全的決策體系。正如筆者在上文多次提到的那樣，我國中小企業中普遍存在經營者個人素質不高，管理水平低的現象，企業中往往是董事長、總經理和企業創始人“三合一”，有條件的中小企業可以嘗試建立比較完善的企業內部治理結構，例如可以嘗試建立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并明確各個機構的職責，使幾個機構在進行對外投資的重大決策時真正能夠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使中小企業的決策達到靈活性與穩健性的完美結合，以盡量減少非理性決策，降低海外投資的風險。

二是加強對海外子公司的控制。境外子公司的日常經營決策相對獨立于母公司，如果母公司對子公司管的過多過嚴會降低海外公司的靈活性和對市場反應的靈敏性，如果管得過松，則又不利于企業總體經營管理戰略的貫徹實施。

4.加強我國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工作

當前，我國政府正制定各種各樣的政策鼓勵中小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逐漸有了一個比較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中小企業自身的努力對于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們也應該提高自身的技術創新素質，以便借助于外部環境改善的東風，增強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首先，增強創新意識。技術創新能力比較弱的企業，可以暫時采用引進外部成果和模仿創新的模式，盡量縮小與國際技術水平的差距，并在消化吸收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但從長遠來看，單純的引進和模仿并不能給企業帶來壟斷性的競爭優勢和高額的經濟利潤，不利于中小企業建立起自己的研發能力和自身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其次，加大研究開發投入。國際上一般認為，研究開發費用占銷售收入l%的企業難以生存，占2%的企業可以維持，占5%以上的企業才有競爭力。然而，根據有關方面對我國制造業的抽樣調查，我國中小企業研究開發經費占銷售收入的平均比重為0.71%，足見差距之大。為了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立足，我國中小企業必須認識到技術創新的戰略意義，增加對研究開發的投入，提高技術創新能力。

再次，聯合其他企業和科研機構進行新技術開發。科技人才是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中小企業可以嘗試與其他企業聯合建立研究開發機構，可以走產學研聯合之路，與高校、科研機構合作搞技術創新。

參考文獻

[1]何帆.中國對外投資：理論與問題[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3（6）.

[2]徐登峰.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研究[M].經濟管理出版社，2010（3）.

[3]盧進勇，杜奇華，閆實強.國際投資與跨國公司案例庫[M].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

2005（5）.

[4]厲以寧，曹鳳歧.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M].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6.

[5]上官學進，胡鳳玲.論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行性[J].國際貿易問題，2003（8）.

[6]林勇.海外華商資源與我國企業海外投資戰略淺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4（2）.

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范文5

【關鍵詞】內部投資；對外投資；風險；成本

企業投資的目的，毫無疑問是為了獲取利益。那么企業通過投資獲取利益的方式分為兩種：直接獲取利益和間接獲取利益。所謂直接獲取利益，即是企業通過自身參與或影響被投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或決策，提高企業生產經營能力，再銷售產品后的資金回流。獲取的資金流入是自產自銷的結果。間接獲取利益，則是企業通過買賣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及衍生產品的金融性投資，間接從第三方――被投資對象獲取利潤，投資企業不參與或影響被投資對象的生產經營活動或決策。

直接獲取利益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加大內部資產的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建廠。間接獲取利益的方式主要是通過對外證券投資所得。以上三種投資行為各有其運轉發揮模式，三種投資行為各自受不同的核心因素及次要因素的影響，當然也不排斥受共同的要素制約，比如企業投資前的內部環境。不同時間點和空間范圍不一樣的結構因素，所組成的投資結構不同，同時發揮出的功能性亦有其各自的特色。因此，本文需要具體分析以上這三種投資行為，影響其投資結果的因素具體有哪些。

一、內部資產投資

內部資產投資主要包括：固定資產投資、流動資產投資和無形資產投資。這三大資產的構成比例不同，企業回收的現金流量在數量上和速度上肯定有一定的差別。一般說來，我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評價分析內部資產投資：

1.資本增殖能力。資本增殖能力，即是資本在運行中其價值量的增殖。這意味著不是數量上的“一次性增值”，而是“長期連環式增值”，不僅僅資本本身數量上的增值，更是資本生產能力的增殖提高。資本增殖能力的強弱與企業贏利能力有明顯正相關關系。資本增殖能力強則企業贏利多，贏利能力強，反之則弱。資本增殖能力可以通過企業贏利能力、企業發展能力的相關指標進行衡量。

2.資本回收能力。資本回收能力強弱通常由回收數量和回收速度兩方面所決定。內部資產投資，典型的即是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投資。從回收數量上講，二者均是投入的越多，回收的就越多；若從回收速度上講，在企業處于持續經營的前提下，固定資產回收一定優先于流動資產回收。因此，若在投資于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的資本成本差異不大的情況下，企業應該優先選擇固定資產投資，優先獲取現金流量回收。同時也有實證研究指出：流動資產投資越激進，即將企業更多的資金投入到長期資產上，有助于企業現金流的獲得。

3.變現風險。所謂變現風險，是指企業投入的資本在必要時期能夠迅速轉化為有用現金的難易程度或數量多少，能迅速轉化成現金或是能轉化大量現金則表示變現風險小，反之則表示變現風險大。因此，企業的長短期資產的變現風險顯而易見，長期資產相比于短期資產（流動資產）難以變現，其變現風險遠遠高于短期資產。同時，必要的流動資產是企業生產經營正常開展的重要保障，沒有充足的流動資產做保障，企業的生產線會輕而易舉的脫鏈，生產活動可能即時停止。故而企業決定長短期資產的投資比例時，除了考慮現金流的回收，還應該考慮到企業擴大規模后流動資產的必要投資，以及企業資產的變現能力，確保生產經營活動順利開展。內部資產投資，是企業在成長期選擇的必然投資行為。因為有限的資產規模，企業的綜合競爭力的上升空間也有限。企業的支付能力、贏利能力、營運能力、發展能力的提高均是建立在企業資產增加、運轉的基礎之上。

二、對外直接投資

對外直接投資，投資主體一般關注被投資企業（或稱為投資項目）兩個重要方面：資本結構和資產結構。對外直接投資的資產結構與企業內部資產投資考慮的內容相似，可以參考內部資產投資的結構因素作適當調整。而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本結構則與其投資的組織形式息息相關。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通常包括合資、合作及并購。每一種組織形式都有其各自的優缺點，企業采用什么樣的進入方式需要參照具體的情況而定。處于成長期的企業在選擇投資行為時，基于自身的財務特點以及投資成本的考慮，在面對眾多投資選擇時，更傾向于合資合作的投資方式，這是因為合資合作方式具有適合成長期企業發展的優勢：

首先，減少資金的投入額。合資合作的投資方式是指投資企業與其他企業組建合資或合作經營企業。每一個企業的出資額均企業自己控制，除開必要的出資額，沒有強制性的出資額要求，這就為投資企業合理安排資金提供了一定的條件。與一次性大量資金的流出為代價而并購的投資方式相比，合資合作方式無疑更適合處于成長期階段的企業。其次，出資方式靈活多樣。合資合作的方式在出資形式上多種多樣，可以選擇貨幣性資金也可以是非貨幣性資金。貨幣性出資形式主要指現金和現金等價物。非貨幣性出資形式包括提供廠房、設備、專利權等可計量的非貨幣性資產。再次，便于投資企業的市場占領。各投資企業雖是不同的出資額，而組建企業后卻享受相同的市場份額，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投資企業投資前的市場份額，有利于市場銷售額的提高。最后，合資合作的投資方式，擴展了原有的企業合作關系網。企業關系網的擴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業業務的順利開展，甚至是降低企業的采購、生產、銷售成本，企業追求更高的利潤。

這些優勢毫無疑問節約了投資成本，保證了現金流量的必要存量，利于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同時投資收益的增加使得企業的獲利能力增強。然而企業選擇投資行為時，也要考慮到該投資行為的不足。合資合作投資方式的不足在于：（1）控制權相對分散，經營效率較低；（2）自身的技術優勢和商業秘密容易泄露；（3）涉及的相關利益者較多，整合管理的壓力較大。

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成長期企業來說，具有轉折點的作用，因為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投資期長、投資流動性較差、投資額較大且集中、風險較高等特點，成長期企業的實力還不雄厚，能否承擔起投資失敗的后果是企業在作對外直接投資決策時，必須謹慎考慮的重點之一。因此，企業處于成長期階段時，對外直接投資是可選擇的投資行為之一，但必須經過詳細深入的調查統計分析，謹慎決策。

三、對外證券投資

一般來說，證券可以在證券市場上有償轉讓。證券投資是指企業通過買賣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的形式所進行的投資，它是企業對外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學地進行證券投資，可以充分利用企業的閑置資金，增加企業的收益，降低風險，有利于實現企業的財務目標。企業對外證券投資，可以選擇單一的證券形式進行投資，也可以進行證券投資組合。一般來講，從分散投資風險以及投資收益最大化的角度考慮，企業通常選擇證券投資組合。企業在選擇對外證券投資組合時，常常根據三個要素來進行確定：

1.證券投資風險。“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是市場上投資專家對廣大的投資者常用的提醒。證券組合的風險可分為兩種性質不同的風險，即可分散風險和不可分散風險。不可分散風險，即是市場風險，是由于某些因素給市場上所有的證券都帶來經濟損失的可能性。一般市場風險是不能通過證券組合分散掉的，通常使用風險報酬率對其進行補償。然而，這里的證券投資風險特指的是某些因素對單個證券造成經濟損失的可能性――可分散風險。一般情況下，企業可通過購買不同風險程度的證券類型，比如股票、基金、債券的多樣化組合，也可以通過購買跨行業的證券來降低投資風險，通常情況下持有的證券種類越多，證券組合投資的風險就越小。

2.證券投資的流動性。基于防止企業意外狀況時發生現金流量流出的需要，證券投資需要遵循流動性原則。各種具體的不同的證券在流動性上還是有差異的，比如股票的流動性要好于債券，而公債的流動一般又好于地方性債券。證券的流動性與證券持有的時間息息相關，持有時間的長短與其對應的風險及收益肯定是相互呼應的，這是因為不同時間點上時間價值的內在價值不同。這就要求證券投資者對時間因素進行充分考慮，以決定持有長短期證券的數量和比例。

3.證券投資的資本成本。證券的資本成本及證券本身持有的風險問題關系著組合的證券種類。證券投資，常用的分類是債券投資和股票投資。從投資的角度看，債券投資的資本成本和持有的風險明顯低于股票投資的資本成本及其風險。對于投資人來講，債券投資有定期支付固定利息的權利，并且到期歸還本金，不能還本付息的風險較低。相比于股票投資，它雖然收益較債券投資高，但同時承擔著被投資企業的財務風險，投資企業投資的資本不能歸還只能轉讓，同時股利分配是根據股利分配政策進行的，沒有債券投資的絕對的固定利息收入。因此，在資本成本一定的情況下，企業應該選擇投資收益最優的組合進行投資。

4.投資主體對風險的規避程度。投資企業對風險的態度不同，有不同類型的證券投資組合，通常情況下分為：保守型證券投資組合、穩健性證券投資組合、進取型證券投資組合。這一要素對于投資企業來講，主觀作用較大，卻占據了重要的決策位置。特別是當企業處于成長發展的時期之時，當投資機會來臨時，企業管理決策層能否做出有魄力的決策關系著企業經營是否有突破性的轉變，是否能為企業打通出一條可發展之路。

對外直接投資決策范文6

關鍵詞：投資決策 稅務籌劃 經營地點 經營形勢 籌資渠道

在集團公司跨國投資以及跨地區組建和運行的過程中，相關的稅負及其籌劃往往是公司財務決策需要考慮的問題。由于稅負通常因投資地點和投資者的身份不同而異，當投資地點可以在不同稅收管轄區之間進行選擇而且投資對象的組織形式不是唯一限定時，對經營地點、經營形式以及籌資渠道的選擇就成為投資決策必須考慮的因素。

一、經營地點的選擇

從稅負最小化出發，考慮經營地點的選擇，通常要關注以下幾方面情況：

l.稅負總水平。雖然由于基礎設施建設和基礎制度建設上的差距導致投資企業的總體成本水平在不同地區特別是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的地區之間不可比，使得稅負總水平與吸引外資未必相關，但是稅負總水平對特定類型的投資還是一個相對重要的考慮因素。一般說來，資源導向或出口導向型投資對東道國的稅負總水平更為敏感。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或相似的情況下，資本會流向稅負總水平低的國家和地區。

2.主要稅種。直接稅是由支付者負擔的，而間接稅雖然由企業支付并影響產品價格及收入總額，但最終卻可以轉嫁給消費者。因此，稅負的總水平主要是針對直接稅而言的，在投資決策中主要考慮的稅種是所得稅，與之密切相關的稅種是扣繳稅。此外，對于進口稅的分析，也往往需要從多個角度考慮。由于進口稅通常會附加到產品價格中從而降低企業在當地市場或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低進口稅率或免進口稅就顯得非常有利，而與之相比，高進口稅率不但影響企業產品的價格，而且還會導致投資成本的增加。但是，如果外國投資者將向某國出口貨物改為市場導向的直接投資，高進口稅率在這樣的投資決策中則具有積極意義，它可以阻止競爭對手對投資所在地出口商品，擴大本集團的全球市場份額。

3.稅收優惠。在其他投資條件相同或相似的情況下，稅收優惠自然成為選擇經營地點的重要因素。但是，稅收優惠的一個悖論是往往不發達地區、勞動力素質低的地區和失業率高的地區稅收優惠的力度更大。因此，單純考慮稅收優惠，忽略基礎設施和基礎制度落后所導致的高成本負擔及政治和經營風險，則未必是最佳投資決策，甚至可能造成投資決策的失誤。

4.產業政策導向。一些國家以及某些特定地區對特定行業或特定業務提供了較為優惠的稅收待遇，例如農業、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研究與開發活動、交通運輸業以及其他基礎設施律設等。

5.特區。實行特殊稅收優惠的免稅區、保稅區、經濟特區、技術開發區等，在投資地點的選擇時應優先考慮。有的跨國公司為了實現全球稅負最小化的目標并便于在海外調撥資金，往往在國際主要避稅港設置旨在轉投資的子公司，以降低從其他國家子公司獲得的股利的稅負以及其他收入的稅負，并減少海外資金調撥的難度。在稅負水平低、資金調撥限制少，實行屬地原則的英屬維爾京群島和我國的香港等地，這類公司相當多。

二、經營形式的選擇

從稅負最小化出發，考慮經營形式的選擇，主要涉及的問題是在投資所在地建立相對獨立經營的子公司還是設立屬于母公司業務延伸性質的分部或辦事處。通常，建立子公司可以享受稅收優惠，而建立分部或銷售點則不能享受稅收優惠。當然，經營形式的選擇還應當從海外業務發展總體戰略籌劃出發來考慮，不能單純從納稅的角度出發來決策。

（一）擬設立子公司

在考慮設立相對獨立經營的子公司的情況下，基于稅負最小化的考慮，需要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l扣繳稅率以及扣繳稅的實施范圍。扣繳稅（withholding tax）是投資所在國對非居民收入課征的稅種，主要課征對象是匯往國外的股利、利息收入、特許權使用費、技術協助費、技術訣竅使用費、母公司管理費等。由于它不能轉嫁，因此是一個較容易發生相應避稅行為的稅種。一項關于跨國公司在歐洲經營的調查表明，絕大多數回應者認為扣繳稅是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障礙。因此，一些國家在稅收優惠規定和國際稅收協定中對扣繳稅制定了相應的條款。

2.稅收優惠的種類和力度。稅收優惠是吸引外資、降低失業率、促進技術進步、調整產業結構的重要工具，也是轉型經濟和發展中國家廣為實施的政策。亞歷克斯·伊森Alex Easson）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激勵的主要形式如下：①所得稅免稅或降低稅率；②減免稅期；③投資貸項、投資補貼和加速折舊；④特別扣減，指對促進出口或對外國客戶服務業的一些費用在所得稅計稅環節的特別扣減或雙重扣減，例如馬來西亞對旅游業和員工培訓費用的雙重扣減，某些國家允許對研究與開發支出進行額外的扣減；⑤再投資補貼，指按再投資額免稅或按再投資額的比例扣減應稅利潤；⑥只用于技術轉移目的的貸款利息、技術使用費或技術協助費以及免稅利潤上的股利支付額的扣繳稅減免；⑦個人所得稅、工薪稅和社會保險統籌減免；⑧財產稅減免；⑨主要針對資本商品的進口稅和關稅減免。

稅收優惠的實施，往往附以特定的前提條件，諸如投入外資的規模、外資參入的程度以及企業的組織形式。享受稅收優惠，需要注意一些問題：比如就減免稅期來說，主要是對所得稅而言的，各國的規定長短不一，長的可達20年，短的僅僅一年而已。減免的程度也往往有很大差別，有的是所得稅全免，有的只免除一定的比例，有的可能還減免相關的稅種如扣繳稅）。同時，減免稅期開始的時間規定也很重要，在投資決策的過程中必須準確把握這一點，否則極有可能導致實際的投資效益與預期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