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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學理論范文1
1.人力資本理論不能作為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人力資本理論是西方體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我們不能不加分析地把這一理論引進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更不能把它作為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對這一理論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吸取其中合理的因素，摒棄其中非科學的成分，對于建立體育經濟學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西奧多舒爾茨等西方經濟學家解釋，人力資本是“以較大的工藝、知識等形態體現于一個人身上而不是體現于一臺機器之上的資本，人力資本是通過人力投資，主要是用于教育、衛生保健、體育等支出的費用形成的；也就是說，人力資本是為提高人的能力進行投資而形成的資本，是對人的知識、技能、健康等過去投資的現行價值。人力資本不僅表現于勞動力的數量，而且表現于勞動力的質量，包括勞動者的工作能力、技術水平、知識積累量、勞動熟練程度、身體素質等。舒爾茨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國民經濟的增長，只有20%是由于物質資本投資的結果，其余80%是由于教育與科學技術的作用，即來自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果。他以此為根據強調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有很大作用：當代高收入國家的財富是由什么構成的？主要是人的能力。他認為形成人力資本的教育、衛生保健等投資能給社會和個人帶來經濟上的利益，所以這些投資應視為生產性投資。他高度評價人力資本的作用，主張重視人力投資，并提出了一套人力資本收益的計算方法。西方的體育經濟學正是以這種人力資本理論為基礎的。
人力資本理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經濟及其矛盾發展的產物。人力資本理論竭力鼓吹人力資本的作用，主張由政府和勞動者增加人力投資，負擔大大增長了的勞動力培養費用。西方經濟學提出的人力資本理論是出于資產階級自身利益的需要，但也作一些切合實際的研究；因此，其內容中也有一些科學成分可供我們借鑒和參考。例如，關于重視人力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的觀點；關于教育、衛生保健等投資是生產性投資的觀點；關于強調重視提高人的素質，提高勞動力質量的觀點；關于教育政策是一國經濟發展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觀點；關于重視人力投資經濟效益的觀點。這些觀點對于發展我國經濟和實現現代化目標是有參考價值的。
人力資本理論盡管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是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一部分，許多內容與政治經濟學存在著嚴重沖突，而政治經濟學是我們建立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例如，人力資本理論認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都可以產生一定的收入，都是利潤的源泉，抹煞勞動創造價值，否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雇傭工人的勞動創造剩余價值的事實，把工資說成是為勞動者付出的“教育成本’帶來的合理后果，是其‘教育成本”的收益。經典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是工人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并不是工人創造的全部價值，其中并不包括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現在，工資被說成是“教育成本”的收益，而不再視為工人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既然工人創造的價值都作為‘教育成本的收益”而被工人獲得，那么資本家哪里還有剝削呢？可見，人力資本理論是一種掩蓋資本主義剝削實質，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理論。
由此可見，在建立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時，應當借鑒和吸取人力資本理論中科學的、有用的成分，這是因為我國的國情不同，社會制度不同，也是由人力資本理論的階級本質所決定的。
2.準確界定體育產業內涵是制定體育產業政策的重要前提
關于體育產業的定義及內涵目前在學術界和體育部門中對此理解很不一致。學者們對體育產業概念的討論不但不妨礙發展體育產業的新舉措的出臺，而且有助于深化對體育產業的認識，有利于體育產業的發展。
歐美學者認為，“體育產業是以滿足消費者和其他行業對體育需求的生產經營和社會服務等部門的總和，其領域涵蓋一切與體育運動有關的生產經營活動”。目前體育部門的相關領導和部分學者將我國的體育產業分成三大類別：第一為體育主體產業，指發揮體育自身的經濟功能和價值的體育經營活動內容，如體育競賽表演、訓練、健身娛樂、咨詢、培訓等方面的經營；第二是為體育活動提供服務的體育相關產業，如體育器械、體育服裝等體育用品的生產經營等；第三類是體育部門開展的旨在補助體育事業發展的其他各類產業經營活動。按照對體育產業的這一界定去研究和制定產業政策，容易產生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體育相關產業”和體育部門辦的“第三產業”究竟包括哪些？邊界十分模糊，有人說除了運動服裝、運動器材夕卜，還包括運動營養食品、體育書籍報刊、體育場館建設、體育廣告等。至于體育系統為創收而興辦的第三產業更是種類繁多。可見，如此定義的“體育產業’是一個跨多種經濟部門、多種產業的大雜燴，內容十分龐雜。面對這樣一個“大雜燴”，怎么能制定出一個有效的“體育產業政策”呢？第二，運動服裝屬于服裝業，體育器材屬于文化用品工業，運動食品飲料屬食品工業，體育報刊、書籍屬新聞出版業，體育場館建設屬建筑業。作為國務院主管體育工作的部門，有職責和權利為這些部門研究和制定產業政策嗎？第三，制定產業政策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產業政策是指一個國家的政府根據產業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綜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調整產業組織結構、產業結構、產業分布結構，以實現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推動產業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政策體系。作為主管體育工作的行政部門，顯然無力承擔也不應該承擔制定跨部門，跨行業的“體育產業”政策。
出現這些問題的關鍵就在于上述對體育產業包涵內容的界定，違背了經濟學關于產業的原理和產業分類的原則，把體育產業界定為一個不切實際的橫跨多種產業的超級產業。這種“大而全”的產業結構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主體產業發展不夠大，沒有形成支柱性優勢。體育產業的支柱產業應該定位于競賽表演業、健身娛樂業和無形資產開發經營業，這三大支柱性本體產業有巨大的市場潛力，但目前規模有限，其市場運作也不夠規范。另外體育產業的缺陷還表現在有缺位的本體產業市場，如體育勞務市場和體育技術市場，雖然目前也存在一些交換交易，但真正意義上的體育勞務市場和體育技術市場并未形成，少有的一些市場行為，如運動員轉會也不夠十分規范。由于對體育產業的概念和構成范圍在國內學術界存在明顯的分歧，徐本力對此進行了調查研究，結果表明：將上述三類產業簡單地組合在一起，統稱為“體育產業’的觀點，支持率僅為47.4%，而反對率卻為526%；將發揮體育自身功能，為全社會提供服務性、非實物性形態的體育本體產業才是真正的體育產業的觀點獲得543%的支持率；專家們普遍認為，作為體育產業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它必須是體育部門經營管理或由體育事業牽動的產業。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體育產業的定義如下：體育產業是以體育運動自身生產和提供財富的產業；是以生產、提供和運動直接相關的財富和服務為工作內容的產業”。體育產業是一個以健身娛樂市場、競賽表演市場、體育無形資產市場和體育人才市場、體育咨詢市場為本體的市場。重點應該是加快引導健身娛樂市場的擴張，把健身娛樂、競賽表演兩類市場作為龍頭，體育部門根據體育市場發展的現狀，當務之急是要加快高層次的立法，建立健全體育市場管理的相關法規。首先建立體育市場服務標準是體育市場依法管理的前提；同時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經營秩序；在此基礎上健全相關的配套法規，形成體育市場運行的游戲規則，使體育產業和體育市場的發展真正有法可依。
3.體育無形資產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是薄弱環節
體育無形資產是指不具備實物形態但能為體育部門和體育組織使用，具有使用價值并帶來經濟效益的資產和資源。體育無形資產是體育產業經營和開發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廣泛及合理地開發體育無形資產，用好和管理好無形資產，關鍵是制定科學的政策，這對于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近幾年來，體育無形資產的開發和經營主要為以下幾個方面：1）體育比賽、活動和體育組織冠名權的開發；2）體育比賽、組織的標志、專利以及使用權的開發；3）體育賽事轉播權的轉讓；4）體育組織和運動員名譽肖像權的投資經營和廣告活動。
3.1 體育無形資產的特點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育無形資產具備提供體育服務和體育勞務的必需條件，體育無形資產的供求關系受市場經濟規律的調節。體育無形資產的作用在于可以促進體育服務的實現，產生經濟效益。體育無形資產價值可以用貨幣計量，這是因為進入市場的體育無形資產屬于可交易的商品，而商品的價值就是通過貨幣數量來表現的。體育無形資產的形成具有不確定性，供給的有限性，占有和使用上的時效性，因此體育無形資產是一種稀缺的體育經濟資源。
3.2 體育無形資產的種類
體育無形資產是相對于有形資產而言的，是指沒有實物形態的資產或者經濟資源。體育無形資產可以分為4類。第一類為知識產權，主要包括專利權、商標權、冠名權、體育品牌、體育倶樂部名稱和體育團隊標志等；第二類為技術秘密，指體育經營活動中使用的、未公開的且未申請專利的知識和技巧。它包括各種體育技術資料、圖紙、數據、體育訓練規范、方法和作業流程、體育營養配方、體育食品制作方法等；第三類為經營秘密，指體育部門或企業所掌握，不為公眾所知曉的信息和資料，能為擁有者在同行業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帶來的收益能超過本行業一般收益水平；第四類為特許經營權，一種是由政府或國際體育組織授于特許經營權，另一種是由企業授予的特許經營權，包括體育項目經營權、體育場地使用權、體育運動空間和區域管轄權及使用權等。應該特別指出的是運動技戰術和管理、訓練方法和手段是重要且易被忽視的體育無形資產。體育運動技術是一種特別重要的體育無形資產，這種特殊的體育資源的獲得要有大量的經濟性或非經濟性投入。因此運動員的轉會的實質就是運動技術這種稀缺的體育經濟資源的交易，是運動技術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轉移，而不應該被認為是體育人力資本的經營。在我國，優秀運動員都是由國家出資培養而成的，因此在無形資產的產權問題上與國外運動員不同，既有運動員個人的成分，又有國家的成分。因此在運動員無形資產的經營過程中，既要合理合法地保護國有和集體的權益，又要合理合法地保護個人權益。
4.結束語
社會經濟學理論范文2
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東奔西跑，格外忙碌，他們的身影活躍在社會的各個角落。
特殊的歷史條件使中國需要有更多的能夠解決實際經濟問題方面的專家，即所謂實踐型的經濟學家。經濟學是專門研究資源高效配置、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秘密的學問。一般來說，它較之其他社會科學更具有實用性，歷來被人看做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學科，甚至有人把經濟學稱之為致用之學。所謂致用，指的是經濟學研究要緊密聯系實際，為現實經濟的發展服務。這一特點決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經濟學家面向經濟建設的主戰場，專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難點及焦點問題。相對于美英等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而言，處于經濟轉型期的國家大都面臨著更多的經濟發展難題，因而經濟學研究的應用色彩也表現得尤為濃烈。當前中國正在進行前無古人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中國的經濟學家面臨著諸如宏觀調控、國企改革、環境保護、金融安全以及“三農”等諸多世界級的難題。就當下的中國經濟學家而言，首要任務就是要能對轉型時期的諸多經濟難題作出科學的解釋，并提出解決的辦法，以使中國經濟能更加平穩快速地向前發展。
在我國，多數經濟學者都有著強烈的社會參與感和責任感，都很關心現實經濟問題和經濟政策，并以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作為自己的主要職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許多經濟學者以滿腔熱情積極參與探討經濟轉型時期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思想活躍，新觀點迭出，理論熱點一個接一個，從而引發了經濟研究空前繁榮的局面。他們的研究工作，已為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貢獻，立下汗馬功勞，應當被肯定和受到贊賞。我們不能因為個別或某些經濟學家的行為不端，名聲不好，而從整體上否定中國經濟學家，不能對經濟學家們在中國社會經濟20多年間發生的巨變中所起的積極作用視而不見。
在體制轉軌和社會變革的特殊歷史時期，促使經濟學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發展中的現實問題，大量對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經濟學家的地位，同時也推動了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正因為中國經濟學家面臨著許多世界級的難題，他們的研究工作不僅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而且還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學術品位。這就如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所說的：“誰能正確解釋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任何一個國家中，總要有一批經濟學家以主要精力關注經濟發展中的難點和焦點問題，并為解決這些問題出謀劃策，從而為指導和促進經濟發展作出扎實的貢獻。同時，經濟學家中也還需要有一些人堅持從事與基礎理論和方法論有關的所謂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理論研究是應用研究的基礎，是源頭活水。如果沒有理論的深入發展和創新，解決具體經濟問題的對策研究就會失去科學的依據。我們時代既需要大批實踐型的經濟理論專家，也需要有一定數量的專門從事純學術研究的所謂書齋型的經濟學者。這兩類經濟學家各司其職，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界對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重視程度似乎顯得不夠，重應用輕理論的傾向比較明顯。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的情況，這也許與純經濟學理論研究本身的特點及當今中國經濟學家所處的學術環境不無關系。對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的研究本來就是一個寂寞的行當。翻開一些經濟學著作，映入眼簾的是大量專業性的名詞術語、種種干巴的符號、數字、圖表和艱澀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蘇格蘭人托馬斯·卡拉利曾把經濟學稱之為“沉悶的科學”，這句話如今已是廣為人知的名言。在許多人看來，經濟學是沉悶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發生興趣的。不僅如此，有些經濟學理論還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充滿著艱辛和坎坷，需要沒有“功利性”的雜念，能潛下心來，長久地孜孜以求，不斷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勞苦，能不斷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達到光輝的頂點。顯然，在世風浮躁迷漫的環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專心這一不能立竿見影換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經濟轉型時期的國家，浮躁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心態，處在轉型時期的中國也不例外。在社會的功利和浮躁之風甚熾的現實境況影響下，難免會有一些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學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紛紛從書齋里跑了出來改而趕時髦、追熱點。上述情況，造成我國的經濟學者對純經濟學理論問題較少有人問津，研究力量相對較弱。正因為如此，近年來不斷有人呼吁要重視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的研究。
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研究很重要。諾貝爾經濟學獎只頒給對經濟學理論或研究方法作出原創性貢獻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經濟學家，就說明這個問題。在國外，從事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經濟學家大多在高校擔任教職，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是針對這部分所謂學院派的經濟學家。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反映著一個民族思維的成熟程度和民族文化素質的高低。當今世界的綜合國力的競爭，說到底是民族素質的競爭，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就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尺度。中國作為當今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不應當僅僅滿足于能夠為世界創造出巨大的GNP份額，中國的經濟學家也應當能夠為人類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繁榮和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
我國的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起步較晚，近年來，在改革開放所勃發的無限生機的推動下，以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為依托的中國經濟學理論研究，雖然已呈現出長足發展的態勢，但從總體上看仍處于起步的初創階段，水平還不夠高。具體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理論研究整體水平雖然大有提高，在我國經濟學家中雖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卻無聲望卓著、能被國際經濟學界公認的堪稱大師級的學者，沒有具有帶動性甚至能夠引領國際經濟流發展走向的頂尖人物。
（2）至今很少有中青年經濟學者活躍于國際經濟學界的學術論壇，能躋身于國際前沿并能在國外頂級刊物上發表文章者更是寥寥無幾。至今仍無人在經濟學領域中的某個方面作出開拓性、奠基性的巨大貢獻，更沒有創造出一個以中國人命名的定理、假說或模型。
（3）我國至今還沒有形成自成體系且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的學術流派，而能否出現或形成不同的經濟學流派，則是經濟學理論研究成熟與否的標志。
（4）經濟學的學術論壇進入門檻低，國內有些從未受過專門的經濟學知識訓練者也可以搖身一變而輕易地成為“經濟學專家”，在舉辦的一些所謂層次較高的經濟學論壇上高談闊論，大講經濟熱點問題。
從以上列舉的幾點看，我國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水平確實還有待提高。當代的中國經濟學家還面臨著經濟學科建設和經濟學理論發展的繁重任務。對于中國經濟學家來說，雖然當務之急是要努力解決面臨的重大經濟問題，但從長計議，也應當有一部分人在通往現代經濟學殿堂的道路上探索。時代把中國的經濟學家推到了創新的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前沿。那么，中國的經濟學家怎樣才能不負時代的重托，提升中國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水平，促進經濟學理論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呢？筆者認為，在現階段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的中國經濟學者，應當特別重視樹立優良學風和崇尚實踐這兩種科學的治學態度。
首先，要大力倡導優良學風，反對學風浮躁。
近年來，經濟學界的浮躁之風甚囂塵上，學術貶值，聲譽跌落，甚至遭到大眾的奚落、嘲笑和批判。就學風而言，社會公眾對經濟學界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兩點：（1）有些經濟學家心浮氣躁，急功近利，整天混跡于大眾媒體，時而出現在報紙上，時而出現于熒屏間，或接受采訪，或發表演講，大談自己的所謂“高論”、“創見”，炒作自己；（2）有些經濟學家通過媒體的炒作和包裝，把自己弄得神乎其神，成了無所不知的人，經常越出自己的專業范圍，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發表一些令人十分費解甚至存在常識性錯誤的言論，出洋相，自然成了輿論批判的靶子。
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界之所以會出現諸多學風不正的現象，既是因為受當前社會上存在的腐敗現象的環境、氛圍的影響，也與經濟學家個人科學精神的失落，學術品格的缺失不無關系。要凈化學術環境，真正形成良好的學風，最要緊的是提高經濟學家的學術品格。學者的一生的標志是他的作品，而學者最可貴的品質就是學風嚴謹和潛心學問以及為科學獻身的精神，而這些學術品質來自于學者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作為合格的經濟學家，不僅要有扎實的經濟學理論修養，而且還應當具有為國效勞和為民謀利的理想信念，胸懷民族的興衰，情系民眾的苦樂。學術品格和學術根底，是學者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只有真正具備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才能樹立正確的學術榮辱觀，以報效祖國和人民而開展學術研究為榮，以急功近利和弄虛作假為恥，不為利所惑，不為欲所動，不求聞達，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艱辛，在經濟學理論的學術園地里辛勤耕耘，默默貢獻。
第二，崇尚實踐，堅持理論研究與實際相結合。
社會經濟學理論范文3
關鍵詞：社會排斥；殘疾人；就業
一、研究的理論背景：社會排斥理論
社會排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紀50～60年代貧困(poverty)研究中的對社會剝奪(deprivation)等概念與理論的探討。英國學者湯森(Townsen)是較早將“社會剝奪”一詞用于定義與度量貧困的學者之一。他認為,社會剝削是指“社會上大多數人認為或風俗習慣認為應該享有的食物、基本設施、服務與活動的缺乏與不足”,“人們常常因社會剝奪,而不能享有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應該享有的生活條件”。之后,“社會剝奪”作為一個有豐富內涵的詞而被廣泛采用。隨著社會剝奪的概念內涵,由物質層面向社會文化層面演進, 20世紀90年代,它進一步發展為社會排斥理論。現在社會排斥理論被各個國家廣泛接納,并發展出適合自己國情的社會排斥理論。法國是較早研究社會排斥的國家，它認為社會排斥主要指個人與社會整體之間關系的斷裂(Silver,1994)。從20世紀90年代起，社會排斥成為歐盟社會政策的焦點，它對社會排斥的界定是基于公民資格權利的思考，主要指社會權利的否認，或者這些權利未充分實現。20世紀90年代末，社會排斥研究在英國有了較快的進展，在英國學術界，社會排斥指個人未能充分參與主流社會或當時社會認為必要的活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社會排斥概念的出現是在重大的經濟和社會轉型背景之下，對社會弱勢群體重新進行概念化的一種嘗試(Gore,1995)。它已成為當今學術界研究弱勢群體的重要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的實質是研究社會弱勢群體如何在勞動力市場以及社會保障系統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擠,而日益成為孤獨、無援的群體，并且這種狀況如何通過社會的“再造”而累積和傳遞（李斌，2002年）。
失業的研究是社會排斥在社會政策的研究中的主要議題。在探討失業與社會排斥的關系時，近期的研究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討論失業與社會排斥的關系。在社會關系量的方面，失業者參與社會活動和交往數量與頻率略低，但并不明顯;在結構和質的方面，失業對社會關系排斥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造成社會分割或孤立，從而使失業者獲得的社會支持降低。但也有學者從政府和國家制定政策的角度指出，社會排斥不僅與失業相關，人們可能在參與國家運行中受到排斥，基于這樣的原因，政府部門不僅應關注社會排斥問題，還需要檢驗所有政策建議對提高社會融合的作用，強調社會保障的作用。此外，石彤以轉型期國有企業下崗失業女工為視角，對社會排斥的制度化進行了結構性、過程性分析。
當代社會排斥理論研究的主要趨勢是關注社會機制、社會產品分配以及社會關系三個大維度。許多研究者在此緯度框架下結合具體的研究對象和中國的實際情況，從制度排斥、資源配置排斥及認知排斥的三個層面，對我國弱勢群體的社會排斥現象進行分析。本文也擬從這三個層面對我國殘疾人就業困境的社會性成因進行分析。
二、殘疾人的就業困境分析
就業是殘疾人的生存之基，給予具有勞動能力的殘疾人平等的就業機會，不僅能保證其生活來源，同時也體現了他們的社會價值。然而我國第二次殘疾人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06年4月1日我國殘疾人已達到8296萬人，占全國總人口數的6.34%。城鎮殘疾人口為2071萬人，占24.96%；農村殘疾人口為6225萬人，占75.04%。全國城鎮殘疾人口中，在業的殘疾人僅為297萬人。可見，我國殘疾人的就業狀況令人堪憂。主要表現如下：
殘疾人就業與就業總體水平有較大差距，整體就業質量不高。外在環境和內在因素的雙重壓力下，殘疾人就業水平與就業總水平差距較大。中國人口眾多，勞動者充分就業的需求與勞動力總量過大的矛盾長期存在，就業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就業供給總量不減；歷史遺留問題尚未全部消化，而新的就業矛盾又逐步凸顯，這種就業背景十分不利于殘疾人就業。另外，殘疾人整體素質、就業能力與社會要求不相適應的矛盾也較突出，20世紀80年代末，殘疾人文盲、半文盲占70%，殘疾兒童入學率僅為20%，這一批人目前正處于就業年齡階段，特別是隨著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殘疾人適應新就業崗位能力不足的問題更加突出。殘疾人就業的整體質量也不高，主要表現在：第一，殘疾人就業的穩定性較差。全國55.45%的國有企業中有殘疾職工下崗，再就業率不足20%。第二，殘疾職工的收入水平偏低。福利企業殘疾職工的平均工資不到社會平均水平的40%，許多地方殘疾人工資甚至達不到最低工資標準。第三，殘疾職工勞動保障水平差。殘疾職工參保率低，欠繳社會保險費和下崗殘疾職工中斷參保情況嚴重。第四，殘疾人在就業機會、收入和社會保障等方面都存在不公平現象，同工不同酬、勞動價值和收入不對等的問題較突 出。
就行業分布而言，殘疾人在許多行業遭受排斥。在就業市場中，殘疾人在許多行業遭受排斥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因而也造成了殘疾人在行業結構方面分布極其不平衡的現象。根據1993年抽樣調查統計，全國15歲以上的有勞動能力或有部分勞動能力的殘疾人當中，待業率為49%(正常人為3%)，同時，殘疾人擇業時范圍也很有限，在業殘疾人中從事體力勞動的占96.6%，而從事腦力勞動者僅占3.4%。盡管經歷了十多年的發展，勞動力市場對于殘疾人的排斥仍舊嚴重和普遍，在同等的條件下，即使殘疾人的人力資本存量更高，用人單位也愿意招收正常人，熊斌、董志強等學者曾通過對重慶市殘疾人的實證研究,證實了這一觀點。更令人擔憂的是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殘疾人在勞動力市場上將會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若沒有行之有效的就業保障措施，一系列新的社會排斥將會不斷出現。
現行就業模式不適應就業形勢發展的需要。從就業模式而言，我國殘疾人的就業模式仍是“以集中就業為主，其他方式為輔”的模式，但隨著我國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這種模式所受的沖擊日益明顯。由于市場經濟運行的日益完善，大多數福利企業由于資金短缺、技術落后等原因，經營困難，關停并轉，大批殘疾職工下崗失業，據統計，全國福利企業殘疾職工人數已從高峰時的90萬降至目前的不足70萬人；同時相關政策嚴重滯后，現行政策規定，只有民政、鄉鎮、街道舉辦的集體所有制福利企業才可享受稅收減免，其他企業則不能享受退稅優惠，許多福利企業為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進行了股份制改造，因此不再繼續享受稅收減免，此外現行政策中對福利企業經營范圍的限制也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因此，大大影響了殘疾人的就業。按比例就業難以貫徹，分散按比例就業是指將殘疾人按企事業單位數的一定比例分散安排到各企事業單位就業的就業安置模式，它有利于殘疾人就近就業，但是由于按比例就業缺乏全國統一的法律規定，行政執法主體不明確，難以有效地具體實施。目前有的用人單位以“殘疾”為由,把一部分具有勞動能力的殘疾人拒之門外；有些用人單位寧可向政府繳納殘疾人保障金,也不愿安置殘疾人就業；有些用人單位為逃避繳納保障金錄用了殘疾人,但卻不提供相應的崗位，而是讓其閑置家中領取最低在崗工資。不少殘疾人由于技能水平不高，缺乏資金，市場應變能力差，在市場競爭中往往處于劣勢；而政府對個體就業扶持范圍也較窄，主要集中于加工、修理、修配等范圍，對容納個體就業最多的個體商業經營方面的優惠支持力度不大，使殘疾人個體就業困難重重。此外，我國已實施的相當一部分殘疾人就業法律、法規、政策，已不適應形勢的需要，法律規定之間缺乏協調、易造成矛盾，政策剛性不足，不易落實，還存在一些法律、政策的空白，這使殘疾人的就業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
三、殘疾人就業困境成因的社會排斥分析
社會排斥理論主要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如何被主流社會排斥而日益成為孤獨無援的群體，以及這種狀況如何通過社會再造和傳遞的。本文選擇從社會排斥視角探討殘疾人就業困境的成因，深入分析社會排斥是如何造成殘疾人走向就業市場的邊緣，甚至被排斥出就業市場的。社會排斥是一個多緯度概念，本研究擬從制度安排層面、社會資源配置層面、文化性認知層面三個層面著手進行討 論。
1.制度性社會排斥
制度性排斥是指由于制度的局限性或缺漏，使得某一部分人群遭受制度的排斥而無法獲得必要的社會資源的支持，從而淪為弱勢群體的過程和現象。這種排斥在發展中國家表現得比較突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社會保障制度一般尚未形成體系，存在較多的制度缺漏，對許多生活事件缺乏相應的制度安排，當一部分人遇到某方面的問題而又無相應制度幫助時，就可能逐漸變得弱勢和邊緣化，社會排斥與制度因素的相關性顯然強得多。就中國而言，這種排斥是造成殘疾人就業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國社會學家皮奧里提出，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存在著兩種勞動力市場，其一是收入高、勞動環境好、待遇好、福利優越的勞動力市場，也稱為第一勞動力市場；其二是工資低、工作條件差、就業不穩定、福利低劣的勞動力市場，稱為第二勞動力市場。兩個勞動力市場是相互隔絕的，第一市場的求職者寧愿等待就業機會，也不愿到第二市場中謀職，而第二市場的失業者也根本不可能進入第一勞動力市場。第一市場和第二市場之間的區隔并不是純技術的，更多的是一種制度性的隔離。我國殘疾人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受排斥狀況主要表現為：失業或被排斥出勞動力市場及處于第二勞動力市場。目前我國的殘疾人就業制度不夠完善，現存的法規權威性又不夠，甚至出現一些政策的不協調。例如：在處罰拒絕接收殘疾人就業的用工單位和表彰接收殘疾人就業的用工單位時，沒有賞罰分明的有效制度，不利于創造公平合理的殘疾人就業環境；而福利企業中的“四殘”職工認定政策不協調，造成某類殘疾人的就業遭到排斥，根據民政部、勞動部、衛生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社會福利企業招用殘疾職工的暫行規定》，殘疾職工應包括：視力殘疾者；肢體殘疾者；聽力、語言殘疾者；智力殘疾者。但是，近兩年來，國家稅務總局在對殘疾職工認定上只限于“四殘”（盲、聾、啞及肢體殘疾），將智力殘疾排除在外，使雇用智殘員工的企業不能享受退稅。因此，由于制度的缺漏和不完善，大多數殘疾人往往被排斥在第一市場之外，甚至被完全排斥出勞動力市場成為失業者。另外，受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影響，農村殘疾人口的就業幾乎不受政策的保護，處于自我保護狀態，他們基本是完全被排斥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之外的。
2.資源配置的社會排斥
(1)信息資源的排斥。充分的信息資源是個體獲取就業機會的重要途徑，而信息的獲取方式主要有兩種，即正規的制度化的途徑和非正規的非制度化的途徑。前者主要指由國家或各地方政府規劃、制定的，為就業者提供就業信息服務的方式；后者主要指個體通過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獲取就業信息的方式。對殘疾人而言，前者提供的機會較少，盡管在各級政府政策的強制性要求和殘聯的倡導下，很多省市都開設了殘疾人就業網站，有些地區還舉辦了殘疾人就業招聘會，但其實效很差，很多招聘單位只是迫于壓力走過場，沒有真正招收殘疾員工的意思。而第二種途徑則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社會關系網的好壞決定其就業機會的大小和就業的好壞，有關系就能找到工作，沒關系就業幾率就很小。中國殘疾人家庭主要分布在農村，城市殘疾人家庭也多是一些貧困家庭，其父輩社會關系網較為薄弱，而殘疾者由于個人的缺陷往往不愿意與他人交往，這樣使得本就沒有什么社會地位的殘疾人的社會資本變得更為單一和薄弱。信息獲取渠道的閉塞，導致了殘疾人在就業市場中的邊緣化。
(2)公共設施資源的排斥。公共設施是社會為方便其社會成員的工作和生活提供的一系列服務設施。為殘疾人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設施是保障殘疾人融入社會的重要條件，有利于實現“平等、參與、共享”的社會目標。殘疾人公共服務資源包括：文化體育服務設施、無障礙設施等方面。其中無障礙設施是保障殘疾人外出工作的基礎條件，它的缺乏，無疑會影響殘疾人的外出工作。在政府的努力下，我國無障礙設施建設取得了較大進展，一些發達大中城市的主要道路和商場、機場等公共建筑物及居民住宅，都設置了一批盲道、扶手等無障礙設施，不少電視臺開辦了電視手語新聞欄目，但目前這些無障礙設施還遠遠不能滿足殘疾人工作、生活的需要，例如：高層電梯、地鐵等公共場所沒有設立無障礙通道或沒有投入使用，許多中小城市除了常見的盲道外基本沒設立什么無障礙設施，連公共汽車都經常不報站，更別說其他設施了。無障礙設施的提供不足或使用率還很低，甚至有些設施閑置不用。這種狀況主要源于制度上的排斥，導致他們資源分配上的邊緣化，他們弱勢的地位，使他們喪失公共話語權，因此，人們不會過分地關注他們需要什么，怎樣為他們提供便利，怎樣保證他們正常工作和生活，忽略他們的生存與發展狀況，從而直接影響了他們順利地開展工作。
(3)教育資源的排斥。教育是提高個人素質和能力的重要途徑，接受的教育和職業培訓層次越高，個人的生活能力就越強，獲得工作的機會就越多。因此，對于殘疾人就業而言，教育顯得尤為重要。但縱觀我國所有關于殘疾人教育的法律條文,不難發現相關的法律條文都過于籠統、不便于操作,殘疾人教育保障體系并不健全。長期以來,殘疾人遭到的教育排斥十分嚴重。據全國第二次殘疾人抽樣調查統計, 2006年，全國殘疾人口中，15歲及以上殘疾人文盲人口(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為3591萬人，文盲率為43.29%。6～14歲學齡殘疾兒童為246萬人，占全部殘疾人口的2.96%，學齡殘疾兒童中，63.19％正在普通教育或特殊教育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但中等以上的教育水平仍舊不理想，盡管1984年后修改了體檢標準,每年有1700人左右符合政審、成績和體檢標準,應被大學錄取,但每年仍有900人被排斥于大學之門外。到2006年，具有大學程度(指大專及以上)的殘疾人為94萬人，僅占殘疾人總數的1.1%。初級教育是教育的基礎，發展至今殘疾人的初級教育入學率仍舊無法與健全兒童的入學率相比，從而影響他們接受高層教育的機會，同時針對殘疾人的職業培訓機構也極少，導致了殘疾人就業市場的弱勢地位。
3.文化認知層面上的社會排斥
(1)認知偏差：偏見和歧視。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偏見根源于兩個群體的差異性及彼此缺乏溝通，這種認知上的偏見往往導致行動上的歧視，殘疾人就業機會的缺乏，較大程度上是文化價值觀上的歧視與偏見造成的。宏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價值觀念,在形成有關殘疾的文化觀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中外文獻中，我們不難發現無論中國還是外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都曾對殘疾人做出過負面、扭曲的理解。珂維曾經把人類社會分為“神的時代”、“英雄的時代”、“人的時代”三個階段。“神的時代”和“英雄的時代”可謂是無知和迷信的時代，人們往往從宿命論出發,認為殘疾是上天(神明)對一個人的懲罰，形成了宿命論的殘疾人觀。而在中國社會中，“殘”即“廢”的觀念嚴重地損害和歪曲了殘疾人的形象，并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一部分。隨著社會的進步，這種觀念仍沒有得到徹底的改變,仍有意識、無意識地控制著人們的想法和行為，盡管法律明文規定了殘疾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權利，但是由于社會偏見與陳腐觀念等非正式約束的存在,社會主導群體在觀念上沒有很好地接納殘疾人,還普遍認為，殘疾人能保證基本的生存權就可以了，還需考慮什么發展權。總之,社會對于殘疾人的觀念上的排斥,是殘疾人參與社會和獲得平等權益的最大排斥,是其他各種社會排斥的根源。
(2)公眾的社會責任感缺乏。西方發達國家殘疾人的就業權益和其他權益能得到較好的保障，是與它們充分的社會責任感和濃郁的慈善意識分不開的。在西方，受基督教神學中的“恩寵論”的影響，人們從小受到感恩觀念熏陶和回饋社會的教育，培養了公民的公益意識。而由于受傳統人倫道德的影響，中國人的慈善觀是由血緣人倫向外推及的慈善，難以產生對素不相識的人的關懷，缺少現代公益的基因。據一份慈善公益組織的調查顯示：國內工商注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即99%的企業從來沒參與過捐贈，只有1%的企業曾經參與捐贈。因此，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殘疾人慈善事業起步還較晚，缺乏民間基礎，加之一些部門領導不太重視，或是分而不管，或是表面應付，又或是對執行殘疾人的優惠政策不感興趣，尋找各種理由拒不執行，扶殘助殘意識淡薄，這種現代公益基因的缺失，使本就遭受偏見和歧視的殘疾人更是孤立無援，在無助中，被推向就業市場的邊緣。
綜上所述，殘疾人的就業困境主要是多重社會排斥的后果，因此，要改善這種狀況，促進殘疾人融入主流的就業體系，必須盡量消除社會排斥的影響。首先，作為公共產品的提供者，政府應充當合理規則的制定者，建立完善的殘疾人就業制度，為殘疾人就業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其次，在資源配置方面，完善殘疾人就業信息服務體系，加強無障礙設施的建設，建立明確、權威的法律制度，讓殘疾人遇到教育不公問題時有法可依；最后，應通過多種渠道培養人們正確的價值觀，消除對殘疾人的偏見和歧視，培育社會責任感，共同關心殘疾人的生存與發展，但偏見的消除是個雙向互動過程，需要公眾和殘疾人的共同努力。
作者單位：貴州民族學院社會發展學院
參考文獻：
[1]景曉芬.“社會排斥”理論研究綜述[J].甘肅理論學刊,2004,(2):15-18.
社會經濟學理論范文4
一、微觀經濟學在經濟學課程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
(一)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地位
從理論地位來看，微觀經濟學一直是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研究內容。從亞當·斯密(1776)在國富論中首次系統地闡明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論證市場機制的運行效率成為經濟學研究的基礎。馬歇爾(1890)奠定了經典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在完全競爭、產品同質、信息充分等前提條件下，將單個消費者和單個生產者的需求和供給相加分別形成單個局部市場的總需求和總供給，各種單個市場相互關聯，形成了一般均衡的市場體系。薩繆爾森(1947)進一步夯實了市場均衡分析的微觀基礎。將消費者的需求看成是最大化效用均衡結果，將生產者的供給看成是利潤最大化的均衡結果。微觀經濟學理論在20世紀30年代之后，一方面自我否定、持續更新，先后經歷“壟斷競爭”理論革命、“不確定性”理論革命、“信息、激勵和不完全性”理論革命以及“異質性、搜尋、匹配與機制設計”理論革命，微觀經濟學不斷放松純理論的假設，理論愈發逼近現實世界。另一方面，相對于其他社會科學而言，突出的可證偽的學科特點使是微觀經濟學的比較優勢。因而，微觀經濟學思維和理論邏輯被其他學科不斷接納，交叉融合后形成了許多新興交叉學科，掀起了向其它學科滲透的“經濟學帝國主義”浪潮。
(二)微觀經濟學的課程地位
從課程體系來看，微觀經濟學課程的教學質量對于其他專業課程的學習質量至關重要。微觀經濟學對于許多經濟管理類學科提供了重要支撐，能夠為學習其他專業課提供有效地經濟學邏輯訓練和基礎理論。許多專業課程都是微觀經濟學理論內容的細化、延伸和應用。消費者剩余理論和消費行為理論對于市場營銷課程形成了直接有效的基礎理論支撐；產業經濟學中的產業組織理論正是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的深化和應用；而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創建的D-S框架正是對微觀經濟學壟斷競爭理論的重大突破，也使之成為新經濟地理學的“四大法寶”之一。
二、微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痛點梳理
基于前文所述，微觀經濟學的教學效果至關重要，其教學痛點無法回避，必須進行深入剖析，挖掘出“其癥結所在”。經過對于微觀經濟學課程的充分調研，結合從事西方經濟學教學科研的經歷和經驗，發現微觀經濟學的教學可以數理為兩大痛點。
(一)學生對于微觀經濟理論普遍理解程度不深
學生對于關鍵概念的含義和經濟理論的經濟含義理解不足，尤其是理論假設條件的內容與合理性。諸如機會成本概念和帕累托效率等重要概念，這些充分體現經濟學理性人思維和社會福利分析思維的重要概念對于經濟學思維的形成至關重要，不少學生的掌握僅僅停留在應對考試的瞬時記憶。學生對于理論的理解深度往往僅停留在幾個簡單數學公式的演算中，如在消費者行為均衡求解中，學生能夠由基數效應論和序數效應論分別求出最優消費數量，但并不能理解序數效應論對基數效應論的理論前提的改變和進步，更不能理解顯示偏好弱公理和顯示偏好強公理中消費者偏好和消費者行為相互推導的邏輯關系。另外，偏好和效用函數的關系理解不深刻，無法理解效用函數形式的正仿射變換除了簡化計算優勢之外的經濟學本身的含義。
(二)學生對于微觀經濟學理論缺乏體系整體認知
在微觀經濟學教學的過程中，發現這樣一個突出的現象：許多在本科階段期末考試成績優異的學生在研究生入學面試時仍然基本不具備經濟學的思維，不能夠有效利用所學經濟學知識來分析具體問題。經過課題組反復研究發現，學生在學習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微觀經濟學的時候，一方面對于知識的記憶具有突出的碎片化特征，只是零碎地掌握微觀經濟學的知識點、考試的重點和難點，卻考出高分。另一方面，學生根本就沒有理解微觀經濟學的邏輯體系，對于概念定義機械記憶，對于微觀經濟學邏輯框架缺乏整體認識。大多數學生記住市場能夠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的結論，知道微觀經濟學的內容包括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行為理論、市場結構理論、一般均衡理論與福利經濟學、市場失靈理論等內容，卻沒有形成微觀經濟學是如何闡明市場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邏輯論證，不清楚這些章節內容的邏輯關系。
三、微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痛點的四大根源剖析
(一)理論抽象與現實世界有距離，學生無法理解純理論對于現實世界的抽象
微觀經濟學具有突出的純理論特征。鑒于社會經濟現象的多變性和結構的復雜性，經濟學家們從錯綜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中抽離出最本質的內涵和變量之間最基本的相互關系。運用相對獨立于其他社會科學的范式，借助數學工具研究和分析基本經濟變量相互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福利的變化。相對于其他經濟管理類的課程，微觀經濟學更多體現出的是研究的理論平臺和經濟學的思維方式，表現出更突出的抽象性和理論性。因而，初學者接受起來需要清晰準確的理解其理論前提假設條件和理論內部的邏輯體系。從學生本身的情況來看，一方面，許多本科生剛剛經歷了封閉式管理的高中階段，缺乏對社會經濟現象足夠的觀察和思考，社會認知和生活常識略顯不足。另一方面，微觀經濟學理論的抽象特征要求學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維能力，許多文科教育背景的學生在中學階段的抽象思維訓練相對不足，從問題層面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論分析的理性認識往往遇到困難。
(二)經典案例與中國實踐有距離，學生缺乏直觀理解教學經典案例的土壤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有許多經典案例，為學生接受微觀經濟學理論知識提供了大量優質素材。但這些素材普遍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普遍采用美國經濟社會的案例，有些國內知名的教材在案例選擇也直接從曼昆、薩繆爾森等學者編寫的《經濟學原理》、《中級宏觀經濟學》等知名教材的案例材料中引用過來。西方經濟學理論源于西方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選擇的經典教材也無疑能夠作為準確闡釋西方經濟原理含義的載體。但是，東西方社會經濟制度的差異、社會文化的顯著差異會增加對于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社會經濟現實情況缺乏了解的本科生的理解。比如在消費者行為理論中的消費券常用于預算約束、預算集的解釋，也經常用來作為習題對學生進行訓練。在中國消費券發行時間晚、發行規模小，很多學生沒有機會接觸到。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發育程度提高，我國也有許多恰當準確的案例可以被選擇，便于學生直觀理解。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有助于堅持“四個自信”，強化微觀經濟學課程思政與思政課程發揮協同效應。
(三)理論背景與理解能力有距離，無法形成經濟學思維
學生對于關鍵概念的含義和經濟理論的經濟含義理解不足，尤其是理論假設條件的內容與合理性。諸如機會成本概念和帕累托有效等重要概念，這些充分體現經濟學理性人思維和社會福利分析思維的重要概念對于經濟學思維的形成至關重要，不少學生的掌握僅僅停留在應對考試的瞬時記憶。學生對于理論的理解深度往往僅停留在幾個簡單數學公式的演算中，如在消費者行為均衡求解中，學生能夠由基數效應論和序數效應論分別求出最優消費數量，但并不能理解序數效應論對基數效應論的理論前提的改變和進步，更不能理解顯示偏好弱公理和顯示偏好強公理中消費者偏好和消費者行為相互推導的邏輯關系。另外，偏好和效用函數的關系理解不深刻，就無法理解效用函數形式的正仿射變換并不重要，引入效用函數的目的在于利用嚴謹的數學推導和計算的優勢。
(四)數學教學與學習需求有距離，容易挫傷學習積極性
本科微觀經濟學的學習要求具備一定的微積分、概率論以及線性代數基礎。在微觀經濟學經典的蛛網模型案例中就需要學生具備一定差分方程的知識，否則學生不能求解出市場價格的表達式，難以深刻理解蛛網發散和收斂的條件、以及蛛網模型變動的經濟學含義。在瓦爾拉斯證明市場體系的一般均衡時，缺乏必要的線性代數系數矩陣的知識，就不能理解瓦爾拉斯利用聯立方程的個數等于所求市場價格個數的邏輯不能求出各個市場均衡時的價格向量。另外，在消費者行為理論和生產者行為理論中的效用最大化問題和利潤最大化問題都是約束條件下的極值問題。課程開設時間的錯配使得微觀經濟學的教學缺乏必備的數學支撐，如果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對此重視不足，易使得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產生挫敗感和抵觸情緒。
社會經濟學理論范文5
理論來源于實踐，流通經濟學理論同樣也要歸屬于市場經濟活動的實踐。因此，無論當前界內關于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多么匿乏，流通經濟學都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從我國流通經濟學領域的研究誤區中就可以看出，當下我國在流通經濟學的探索與發展領域已經進入到了相對困惑的時期。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的主流經濟研究學者們都普遍否認了流通經濟學的存在，這種普遍否定的觀點也有其相關的依據，那就是他們都認為流通經濟學研究內容已經包含在制度經濟學和交易費用經濟學中。但是，仍有少數的流通經濟學研究者從2005年開始至今，經過十多年的辛苦研究歷程，一直在苦苦地堅守著對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并希望通過我國商貿流通產業的進一步整合來印證流通經濟學的觀點與認知，以此來探索市場經濟以及商務活動過程中流通經濟的發展規律。由此可見，我國應加快重塑流通經濟學領域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從社會實踐角度思考流通經濟學重塑的必要性
我國新常態階段的市場環境中，商品流通領域所涉及的空間范圍日益廣泛。例如，商貿流通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活動和相關生產企業的購銷商務活動等都在擴大，而且并不是單一存在的，是相互之間逐步形成了一種體系框架，其中最具規模性代表的就是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同時，在進入21世紀以來，商務經濟取得了迅猛發展，在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與帶領下，電子商務更是以一種嶄新全面的發展狀態進入到商務發展之中，并持續發展壯大。從中可以看出，正是因為電子商務的出現與發展，才進一步促使商品流通中的信息流功能發生并實現了“質”的飛躍，最終造就了一次流通領域的生產革命。而且，在我國的新常態經濟發展階段，包括國內各市場區域的空間劃分、城鄉商貿流通中的各類問題以及我國東部和中西部社會經濟發展差距的進一步拉大等，所呈現出的也都是一種社會商業活動，而這些大量存在著的社會商業活動都亞需流通理論對其做出合理解釋，即流通經濟學理論。
與此同時，我們再從國內市場放眼國際市場，無論一個國家或是一個區域市場內的經濟發展水平質量如何、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如何，都應當是區域商務活動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一個地區商業發展規劃的需求。從各個國家的政府實際執政角度來看，政府同企業一樣，同樣存在著大量的需求，這種需求最終由當地商務主管部門來執行，其中許多管理工作在執行過程中也都需要用流通理論來支撐。再從商業發展規劃的實踐角度來看，其關鍵點就是如何界定流通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以及流通產業的業態分布和規模發展程度，而且還應重點研究考慮區域市場內流通產業空間布局等相關內容。例如，在研究與處理零供關系以及區域內流通體系如何構建等問題時，問題的表述與分析幾乎都需要運用流通理論來對其進行解讀。從企業的有效供給角度來看，企業在進行擴充發展過程中，一般都需要對企業的商業選址、物流體系搭建、商業集聚以及流通渠道、售后服務等相關問題進行較為深入的研究，其中規模較大的企業一般還會針對上述商務活動現象進行市場調研與影響因素指標分析，其目的就是根據這些商務經濟活動內容，在其中尋找到合理的解決方案，從而做出更為科學的目標決策，而且這些研究工作對于大多數企業而言，更愿意運用流通經濟學理論來解釋和分析。
(二)從經濟理論角度思考流通經濟學重塑的必要性
在商業經濟發展領域，流通經濟學與大多數產業經濟學理論一樣，都擁有著自身獨特的研究對象與探索方向。例如，在區域市場經濟的商業活動中，區域內關于流通經濟學的研究主要集中體現在對商品從生產者手中轉移到消費者手中，這是一個較為抽象的階段和過程。可以從微觀和宏觀兩種經濟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
從微觀經濟理論角度來看，這一問題實際上就是區域內商業活動中企業產品的流通渠道及其相應的服務框架構建過程。而從宏觀經濟理論角度來看，這一問題就是整個流通產業在社會商業市場經濟活動中所扮演與起到的角色功能。例如，同樣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見面的共性問題，雖然在界內有很多研究學者也都認識到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并不是一種單純的商務活動關系，但是在研究過程中還是比較慣性地將中間環節里最為關鍵的流通過程給省略掉，因此在這種感性思維和慣性思考的影響下，對流通經濟學理論的認識也就較快地偏離了商業實踐。所以，我國對流通經濟學理論缺乏一套較為全面的理解與定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市場宏觀經濟理論的影響。
因為在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中，其所涉及與參照的大多為西方經濟學，其與國際貿易如出一轍，本身就缺乏對國內商務、商貿、流通的專門研究，而且宏觀經濟學理論遵循的研究視角幾乎一致性地傾向于生產者，并沒有從消費者本身這一角度重新審視這一問題。換句話說，只考慮了企業如何擴大有效供給，沒有考慮市場如何滿足有效需求，形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所以，其探討出來的流通渠道也就缺失了內部的便利性與合理性，或者說缺乏一種經濟界的“人文關懷”。
由此可見，我國流通經濟學研究資源的匿乏正是因為這種視角的狹窄性。當然，這也說明了我國在流通經濟學理論方面的嚴重不足與研究缺陷，因為流通經濟在整個西方經濟學研究領域中并沒有被全盤否定，例如，1901年德國J·格倫采所著的((商業政策體系》、1913年J·F·謝爾所論著的《通俗商業經濟學》與《商業管理學》等經濟文獻中，都大篇幅地對當時社會流通問題進行了研究和論述。
社會經濟學理論范文6
一、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進程逐步加快，各類市場主體日趨成熟壯大，主體之間的“所有制邊界”越來越模糊，體制內的矛盾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經濟主體的行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來越多地受到微觀利益沖突的影響，人們對經濟制度的關注程度正在逐漸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得不大量增加對體制與機制的解讀，進而推演經濟制度的量變與質變。盡管說從現象到本質的認識方法符合理論認知的一般邏輯，但是，過多的現象解讀很可能誤導或弱化學生對“經濟制度”這一核心理論的掌握。比如，在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時，學生的興奮點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會保障、公平效率、價格機制等緊密結合社會實踐的命題上，而對于這些體制機制與生產資料所有制之間的內在聯系缺乏熱情。這種現象經常導致教學過程陷入“顧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決辦法是先講制度后講體制，把體制看作是制度的實現形式，很少有教師能夠在講解體制問題的基礎上，繼續深入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之間的關系問題。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受到課時量和教學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師都安排了較多的課時解讀資本主義制度的現狀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問題，相對而言，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量變與質變，以及對市場經濟造成的公有制主體地位變化等重要理論命題則“沒有足夠的時間”予以解讀。在一些經濟學科排名較高的“211學校”中，由于課時充足，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稍顯緩和，但是也同樣面臨著“體制重于制度，現象多于本質”的教學難題。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國內外的社會經濟環境、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以及各高校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定位等，但是從教學角度看，最直接的問題還是教學的方式與方法。面對“有限的課時、復雜的背景和龐大的理論體系”，講好這門課的關鍵在于：凝練教學目標，歸納內容體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體”教學法，即確立“意識形態教育、方法論教育和理論知識教育”三位一體的教學目標，并以此為導向確立內容體系和教學方法。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意識形態定位
政治經濟學應該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學目標?這不僅要取決于政治經濟學在學科體系中的地位，還要取決于社會需求以及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從學科地位來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特殊的地位決定了政治經濟學必須承擔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對此目標，部分教師認為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應歸口于思想政治學科，而不應該放在經濟學科。這種認識最主要的誤區在于對意識形態教育的界定過于狹窄。意識形態教育不僅僅是思想政治學科的任務，而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共同任務，這一界定不僅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要求，而且對資本主義和其他社會制度同樣適用。以西方經濟學為例，這些年來，中國學生和西方經濟學的學者都很推崇西方經濟學的教育，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認為西方經濟學注重分析工具的運用，而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說教。其實，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現代西方經濟學體系是效用價值論和功利主義哲學觀的結合體，其解釋力集中表現為：以稀缺性為基礎，以資本要素配置為核心，進而說明按資分配的合理性。在這一理論體系中確實沒有意識形態教育的痕跡，但是整個理論體系無一不是為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個結論：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識形態教育，正相反，社會科學是否具有科學性，很重要的一點在于能否科學地解釋意識形態的合理性。這一點正是我國政治經濟學學者應該借鑒和學習的。由此，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育不僅不能忽視意識形態教育，而且應該把意識形態教育作為首要目標，科學地凝練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增強對勞動價值論、階級性和經濟制度的專業解讀。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方法論定位
政治經濟學是國內大部分財經類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學的第一個學期開課。作為基礎課，傳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學目標的重中之重。對于應該講什么樣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異。從現有的教材版本來看，大部分教材傾向于對馬克思科學抽想法的解讀，而對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帶而過的方式。科學抽想法固然是馬克思經濟學體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卻不應該是政治經濟學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數學方法在內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釋政治經濟學理論和認識社會實踐活動方面都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課程的開篇增加對研究方法的介紹，使學生真正理解政治經濟學相對于其他學科的基礎地位。此外，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部分學者傾向于認為傳授分析工具應該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教育的重心。從根本上講，這種理解沒有錯，但卻忽視了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整體性很強的理論體系，各部分之間都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關聯性，對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對分析工具)的解讀必須聯系整體認識局部，不能斷章取義。這就要求在講授過程中，首先要給學生建立前后關聯的整體思維方法，讓學生在整個邏輯體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運用和作用。為此目的，在方法論教育方面，既要注意專業術語和分析工具的講解，還要注意思維方法的傳授。
四、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目標中的理論知識定位
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教學目標是理論知識教育。政治經濟學理論知識教育是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的基礎和載體。沒有理論知識教育，意識形態和方法論就是空中樓閣。同時，所謂的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都要融于理論知識教育當中，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獨立的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課時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統地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而只能通過精選凝練，形成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結合社會經濟實踐，理論聯系實際地解讀馬克思的部分理論內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論發展，這種方式已為國內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經濟思想的升華。馬克思經濟理論歷經兩個世紀而不衰，除了科學嚴謹的理論體系之外，還有其立意深遠的經濟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學過程中結合理論知識升華經濟思想，則很容易陷入“解釋力困境”。可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知識教育不僅要包括經濟理論與經濟實踐，還必須包括經濟思想。
五、化解教學困境的幾點建議
1.內化意識形態教育。在現有的政治經濟學課程體系中，對資本主義部分的解讀基本貫徹了馬克思的研究邏輯，但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部分的解讀則缺少對勞動價值論的貫徹。基于此，解讀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問題(特別是經濟制度問題)，有必要首先分析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特別是國有經濟的勞動過程)，在生產過程中分析公有制條件下的價值創造、價值增值，以及價值分配問題。進而突出勞動在公有制條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為基礎，凸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差別和創造性發展。
2.推動方法教育與理論體系的融合。對于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來說，政治經濟學不僅僅是一門理論課程，還應該是一門方法論課程，學生希望通過學習，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識”意義的認識方法。基于這樣的要求，政治經濟學應該強調“專業術語”、“分析工具”與“思維方法”三位一體的方法論教育。為此目標，一方面必須強調政治經濟學專業術語的規范性，既要反映理論體系的嚴謹性，又要反映相關應用學科的時代性。另一方面必須要求學生增強對專業術語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運用矛盾運動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讀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演變，讓學生更加準確地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
3.強化理論知識教育與經濟實踐的結合。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要求經濟理論既來源于經濟實踐，又能夠回到經濟實踐。這要求主講教師：一方面把握歷史資料，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認識經濟理論，并運用經濟理論分析歷史事件。另一方面緊跟經濟時事，運用經濟理論解釋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并在經濟發展中推進理論創新。再一方面注意經濟思想的解讀，基于理論又不局限于理論，讓學生掌握知識的同時，能夠更深入地理解思想，從而實現理論知識教育與意識形態教育相結合的目的。
綜上幾個方面，意識形態、方法論于理論知識教育“三位一體”教學法不僅對現有的教材體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時也對主講教師提出新的任務。具體來說，一是主講教師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論素養和更加全面的知識儲備。二是教材內容在理論邏輯上要更加嚴格遵循規范，但在內容體系上要更加能夠體現時代需要。三是統一規范各類高校和專業的課時安排。四是凸顯政治經濟學作為中國主流經濟學的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