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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范文1

[關鍵詞] 金融危機 金融監管

2007年美國次債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不斷惡化，次債危機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進入2008年以來，雷曼公司破產，百年老店美林被托管，各種不確定因素不斷增加。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全球市場需求疲軟，各大公司紛紛調整企業戰略，整合裁員不斷。據悉為應對金融危機，企業紛紛裁員，花旗、高盛將裁員1.2萬人，同樣汽車巨頭通用將裁員5100人。世界各大央行聯合行動救市，不斷降息，不斷向銀行注資。面對當前的金融危機，10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再次被提起，兩者是否有何異同，本文對這兩次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做對比分析。

一、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分析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最早出現在泰國，以索羅斯為代表的國際投機的惡意攻擊“泰銖”引發“泰銖”大幅度貶值，是亞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最后蔓延至整個東南亞。這其實只是亞洲金融危機的外在原因，諸多內在的因素早已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過快的放松管制和資本自由化

過快的資木自由化在金融休系改革、治理結構等各種配套措施尚不完善時，東盟四國在國際金融市場面臨著特定的風險。雖然資本自由化使本國機構可以到國際資本市場借款，增加了資金的來源，但如果缺乏有效監管，資本自由化可能會導致過度的對外借款和由此而造成的短期外債過度增加。這時若出現市場動蕩，就可能出現大量資木外逃，使國內產生支付危機，進而引發金融危機。

2.銀行體系不完善，金融監管缺失

與外國非制造短期資本進入對應，東盟國家對本國金融也也采取放手發展的方式，允許金融機構數目急劇擴張，取消企業的貸款限額，銀行體系監管不嚴，大量的銀行貸款被投入到房地產項目上，加之部分國家政治上的腐敗，大量銀行貸款被浪費而且很多問題又不能及時解決，危機危機的發生埋下了隱患。另一方面，各國的金融監管又十分脆弱。據統計，在1987年～1997年的10年中，銀行的貸款在逐年增加，而貸款損失準備金卻在逐年減少。

3.匯率制度僵化，不能適應金融業的發展

上世紀80年代東盟四國經濟起飛以后，其匯率制度一直采取的是與美元或者是以美元為主的一攬子貨幣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1995年以后，美元的匯率上升，由于東盟的匯率制度沒有隨之調整，造成本幣實際高估，出口增速降低，進口增加，貿易盈余減少。由于這些國家不能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采用靈活的匯率政策,而采取行政手段將本國匯率維持在扭曲的水平上(高估),必將對其經濟活動產生不正確的信號,導致巨大的“機會成本”,并帶來更大的經濟金融不穩定性,金融市場劇烈動蕩也就在所難免。

二、美國金融危機的原因分析

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的爆發乃至形成一種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并非偶然，造成危機爆發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直接導火索，也有基礎性因素，可以說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1.從宏觀經濟層面看，國際和國內的流動性過剩為此次危機埋下了隱患

在過去5年里，世界各國央行的低利率政策造成了世界性的流動性過剩，較低的資金成本壓低了美國國內住宅的抵押貸款利率，降低了貸款購房的成本，經濟的繁榮使得美國居民收入大幅度上升，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對住宅的強勁需求，從而抬高了房地產價格；同時，房價的上漲也使得房主得以抵押房產再融資的形式，將房產的升值套現以超前消費，從而支撐了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另外，國際投機資金在房地產市場中的炒作，將住宅市場價格迅速抬高到實際需求決定的均衡價格之上。

2.次級抵押貸款產品設計上存在固有的缺陷

次級抵押貸款產品是建立在房價不斷上漲及低利率假設的基礎上的，在房市火爆的時候，銀行可以借此獲得高額的利潤而不必擔心風險；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戶們的負擔必然逐步加重，當這種負擔到了極限的時候，大量違約客戶出現，不再支付貸款造成壞賬，此時，危機必然發生。另一方面，由于貸款發放機構對房地產形勢的判斷過于樂觀，為了追求短期收益，失守了風險防范的基本原則，將大部分資金都以該種形式發放了出去。

3.管理機制上存在的缺陷大大加大了危機爆發的可能性

政府把對次級貸債券這種金融衍生品的評估和監督責任完全拋給私人債券評級機構, 給這些私人機構留下太多操作空間, 結果這些機構采用的評級標準并不十分真實、準確、可靠。在錯誤信息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信貸決策必然是錯誤的決策。

次級債信息不透明。當次級抵押貸款被打包成債券銷售給投資者時, 債券投資者無法確切了解次級貸款申請人的真實支付能力。不透明時往往就會隱藏危機, 這種債務風險不斷積累, 為危機的發生埋下隱患。

三、區別與聯系

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金融危機，這兩次危機分別發生在金融體系不太完善的亞洲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和金融市場比較健全的美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從產生的原因來看，兩者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但也有相似之處。兩者的差別是危機的導火索不同，產生的基本條件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兩者也有相似之處，那就是政府對金融機構的監管不力，放松了對資本流動的監管，管理制度的缺失，以及不完善。所以我們可以說，不管金融市場多么發達，金融體系多么完善，放松對金融市場的監管，都可能會對金融安全留下隱患。

參考文獻：

[1]張保衛:亞洲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及我國應吸取的教訓.山東農業大學學報（自然版），1999.3

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范文2

關鍵詞：國際資本流動國際金融危機應對策略

國際資本流動是指資本在國際范圍內的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流動，可以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資本帳戶反映，資本流動分資本流入和資本流出兩種情況。國際資本流動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見的有國際直接投資、國際融資和國際負債三種。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的國際流動日益活躍，成為許多重大經濟事件背后的關鍵影響因素，這同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有著密切關系。這些情況其實也不外乎一種非常簡單的需求與供給的平衡關系。從需求角度來看，一是發達國家的老齡人口增加推動了養老金規模的逐步擴大，國際資本市場成為其投資和獲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場所；二是中產階層人口增加，他們的經濟實力強，對投資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為獲取更高投資收益而承擔更高的風險，于是，其收入積蓄從傳統的銀行儲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場，從而推動了共同基金的迅速發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場的管制從80年代中期以來逐漸放松，客觀上推動了國際資本市場，特別是衍生金融產品市場的快速發展。

國際資本市場的現狀

資本市場的組成不外乎兩個方面：市場的參與者和市場上的產品。20年前，商業銀行構成了整個金融市場的主體部分，而今天，盡管銀行類機構仍然是清算體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從資產規模來看已經遠遠低于投資類機構，如養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國際資本市場的參與者和產品兩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經大大豐富，從組成模式來看當前的國際資本市場呈現出一種部分之間相互聯系緊密的格局，也就是說網絡化。在這種日益凸現的網絡化趨勢中，一個重要的現象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這就是一些傳統的風險監測和管理手段受到嚴峻的挑戰，特別是所謂的對銀行8%最低資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現在看來并不“充分”，因為銀行僅僅有8%的“墊底資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資本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后果就是：實際生產部門所面臨的一些困境對銀行領域的“波及效應”被網絡大大放大了。另外一個因素：電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斷更新帶來了更復雜的資本流動形式和更大的市場波動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資本市場的資本流動速度。更多的資金以短期獲利為目的，導致市場波動性不斷增加。70年代因為石油危機導致全球發生債務危機時，如果人們對當時全球各個分割的市場之間的連鎖反應(chainreaction)還有驚詫的話，那么，在21世紀，如果由于全球資本市場體系中的某一個市場發生問題而導致整個體系陷入危機，估計大家不會再驚詫了。因為全球經濟和金融一體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沒有哪一個市場會在全球危機的狀態下而再獨善其身。

導致國際資本市場資本流動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還在于進入90年代以來開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國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應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資本流動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場上的金融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

對于中國而言，雖然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場規模很小，但已經能夠非常明顯地感覺到外部市場變化的波及效應。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介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資本流動壁壘和保護墻將逐步減少直到最終消失，這些波動的影響將變得更為直接和明顯。所以國際資本流動可能引發的問題從現在起就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國際金融危機及其成因

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資本市場對推動全球經濟發展，促進資本和技術在各個地區之間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隨之而來的波動和因此而導致的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網絡化和信息化的國際資本流動以全球金融市場的急劇動蕩為主要特征，金融資產價格波幅之大，傳播范圍之廣，為前所未見，這種劇烈的波動及其附帶的擴散效應就是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國際金融危機一般有3種表現形式。貨幣危機指一國貨幣在外匯市場面臨大規模的拋壓，從而導致該種貨幣的急劇貶值，或者迫使貨幣當局花費大量的外匯儲備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維護現行匯率；外債危機是指一國不能履約償還到期對外債務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門的債務和政府債務；銀行危機是指由于對銀行體系喪失信心導致個人和公司大量從銀行提取存款的擠兌現象。

國際金融危機離中國并不遠。從歷史上看，上個世紀末是金融危機多發時期：從最早的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再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機。其中以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最具備國際金融危機的特點，當然破壞力也最具全球性質。

作為現代經濟的血液傳導輸送系統，國際資本市場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關注。亞洲金融危機及其觸發的全球范圍的市場動蕩不安給世界經濟造成巨大的破壞，直到今天其影響仍在繼續，這足以說明國際資本流動而引發的金融危機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對它的成因以及對策的研究是關系到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穩定和發展的重大問題。

國際金融危機的成因如果簡單的列舉，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經濟過熱導致生產過剩；貿易收支巨額逆差；外資的過度流入；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和不當的匯率水平；過早的金融開放。但是在實際中這些因素往往是綜合起來起作用的。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來具體分析就不難看出，是內部和外部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結果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總爆發。具體的原因可以歸結如下：

經濟發展過熱，結構不合理，資源效益不佳。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從70年代開始相繼起飛，增長很快。但長年的高速增長也積累了嚴重的結構問題，這些國家都注重于推動經濟的新一輪的增長，忽略了對結構問題的解決。

“地產泡沫”破裂后造成銀行壞帳呆帳嚴重。東南亞各國在過去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間房地產價格暴漲，吸引銀行向房地產大量投資，銀行呆帳的增加大大影響了東南亞金融體系的穩定，在危機之前一些金融機構已經瀕臨破產。

從外部看，其它資本市場，如日本股市的復蘇和美元的持續走強，都使得一部分原來流入東南亞的外資撤離，構成了對這些亞洲國家貨幣的強大壓力。在這種形勢下,巨額國際資本的高流動性和高投機性終于攪起了這場空前的金融動蕩。

國際金融危機具有廣泛和巨大的影響。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子，它對各國都產生了程度不同的負面影響。由于在進行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中國政府的調控和管理得當，那次亞洲金融危機并沒有對中國造成直接影響。但是不管如何，我國仍然感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種種間接影響。

我國防范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減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國際經濟仍然在為成功擺脫衰退回歸繁榮而努力。另一方面國際資本市場的波動性和不可預測性仍然存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國家金融、經濟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于成功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直接波及的中國而言，分析其產生原因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同時如何抓住機遇調整結構制訂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機也是我國金融業今后發展的重要課題。

筆者認為，我國防范和化解未來金融危機的策略可以歸結如下：

防范金融風險的最佳途徑是優化本國經濟結構，強化本國經濟。各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發展中國家只有優化國內經濟結構，才能真正改善長期國際收支的狀況，確實保護自身不受國際資本流動無常變化的影響。

有計劃有步驟的開放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項目對外開放要慎之又慎。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快速發展，為了吸引外資流入，往往在條件不具備或者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貿然實行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殊不知當允許國外資金自由流入本國時，同樣也必須允許自由流出。當國際游資流入時，如果運用不當將使本國經濟陷入困難，如果一有風吹草動，大量資金外流時本國將面臨對外支付的困難。因此我國今后資本項目實行自由兌換應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條件比較充分時再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

中國的開放必須是在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條件下的開放。國家經濟安全是在世界經濟越來越融合的情況下很多國家必須考慮的問題。國家經濟安全是指大國、小國共同地融在一個大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它們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來越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風浪沖擊的能力也是不一樣的，這種保衛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國的經濟安全度。經濟安全的保衛需要本國一整套的系統，既要開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進出口資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國的企業、政府和銀行人員的經營能力與發達國家拉平，有在管理、經營、投資各方面和發達國家同等素質的人才、系統、制度。

開放金融市場要做好準備和試點，應該采取謹慎的步驟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認識到我國與發達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國的情況不能與發達國家進行簡單對比。發達國家在實現資本自由流動方面也經歷了若干歷程。發達國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完善程度和金融監管水平相適應的。同時，也是金融創新和技術進步的產物。我國由于市場基礎和市場規范還很不完善，金融監管水平也需要在開放中的動態博弈中逐步提高，對于資本自由流動這把雙刃劍，在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包藏著巨大風險，因此在目前我國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讓資本自由流動。但是資本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是大勢所趨，因此在目前我們就應該積極進行準備，有步驟地有計劃地實現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的調整，為中國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資本市場打下堅實的基礎。

為了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融入全球化市場是歷史的必然。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既享受國際資本市場和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種種好處，又同時防范和化解由此產生的金融危機風險就成為中國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關注的重大問題，它給中國金融機構、中央銀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許多政策上的挑戰。對此，只有未雨綢繆早作準備才是應對挑戰的正確策略。通過制定正確的政策措施，筆者相信中國一定能夠健康、順利地實現經濟的更大發展。

參考資料：

1.姜波克，《國際金融新編》第三版，August,2001

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范文3

十年前發生在東南亞國家的那場金融危機盡管已經逝去多時，但危機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和場景似乎仍歷歷在目。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的十年來，全球經濟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貿易與金融的自由化、創新活動的開展，以及IT技術的發展推動著經濟一體化市場的形成，單一國家的經濟和金融全球化進程在外部力量的推動下正日益加快。但同時，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失衡、流動性過剩、資產泡沫和金融市場復雜化等因素也導致新的金融脆弱性在不斷出現。對亞洲金融危機的發展過程重新建構，從歷史中尋找并理解固有的規律，審視兼借鑒周邊鄰居的經驗與教訓，可以有助于我們深入研討我國金融開放過程中的政策制定和改革方略，以此促進金融發展和經濟長足增長。

亞洲金融危機回顧

曾經有經濟學者幽默地指出，如同美女一樣，金融危機難以定義，但一旦相遇卻極易識別。實際上金融危機有一定的演進過程，一般說來，如果一些金融指標如利率、匯率、資產價格、股指和金融企業的倒閉數等在短期內急劇惡化，且出現貨幣危機、銀行危機、股市危機、債務償付危機等同時和相繼發生的現象，我們即可判斷金融危機來臨了。不過，20世紀90年代之后，多數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已經與此前表現出來的單一形式不同，具有了明顯的綜合性。各國爆發的金融危機典型特征是：首先外匯市場出現不正常波動，并進一步擴展到貨幣市場和證券市場，形成系統性的危機和經濟混亂。不過，盡管金融具有天生的弱質性，但金融危機的發生還是需要某些觸發點。研究那場危機背后的觸發點的生成和累積過程，能夠幫助我們今后在新的危機來臨時，不致深陷其中。

泰國的危機及起因

十年前的那一場亞洲金融危機首先從泰國爆發。20世紀90年代泰國經濟增長在東南亞各國一度令人矚目，在1990～1995年間，泰國GDP年均增長速度高達9.1％，年平均出口增長率為19.6％，政府預算盈余達到了GDP的3.2％，國內儲蓄占GDP的35％，宏觀經濟形勢一片大好。但同時泰國也存在著持續近十年的經常賬戶赤字，1996年，泰國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8.1％，高于此前發生危機的墨西哥的水平。但因為當時泰國經濟運行非常良好，經濟增長和出口增長強勁，國際投資者一直愿意為泰國經常賬戶融資。需要說明的是，經常項目赤字本身并不足以引發金融危機，重要的是要考察產生赤字的原因健康與否。一般而言，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經常賬戶赤字由高投資率引起，則并不值得擔憂。尤其是高投資有助于增加出口潛力的情況下，這時國際投資者將非常樂于為赤字融資。然而，如果經常賬戶赤字是由于套利和套匯交易，由以股票市場和外匯市場短期投機為目的的短期資本流入導致的，則必須引起高度警惕。

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初流入泰國的大量國外投資即是短期投機資本，這些資本很容易因為經濟轉向而撤離。由于當時日本是泰國的最大投資國，美元與泰銖間存在4％～6%的利差，而日元在1995年的大幅貶值就為在泰國進行日元的利差套利提供了便利。1996年，一些因素引起泰國出口下滑，經濟出現了局部問題，但短期資本流入依舊高企，超過了抵消經常賬戶赤字需要的數量，這引起泰國外債急劇上升，1996年泰國的外債達到1128億美元，占GDP的62％，其中的960億美元為短期資本。此外，泰國的金融體系實行銀行主導，這些銀行很多由企業和家族控制，管理不善，長期盲目擴大對房地產領域的貸款，1996年泰國出口增長率快速下降到-1.9％，經濟出現轉向后房地產泡沫破滅，大量不良債權的涌現使許多金融機構破產倒閉。而隨后恐慌性的資本外逃讓國際投機者看到了機會，發起對泰銖的沖擊，大肆拋售。泰國當局本可以通過貨幣貶值和資本管制來避免危機的進一步惡化，還可通過提高泰銖的利息率來擊退投機者。但當局投鼠忌器，擔心提高利息維持匯率將使脆弱的銀行體系經營持續惡化，而貨幣貶值又將使泰國負擔的實際外債上升，只好后來任由泰銖匯率崩潰而使危機被深化。

泰國的教訓顯示，一個健康并具有良好治理水平的金融體系至關重要，對資本尤其是以套利投機為目的的短期資本流入應實行有效的管理，另外，保持合理的債務水平也值得關注。

韓國和印尼的危機及起因

作為亞洲經濟增長的“四小龍”之一，韓國的經濟增長借助于出口拉動。韓國長期采取向外舉借外債、發展出口再用出口收入償還外債這一經濟發展戰略，此舉非常有效地提升了其經濟地位。在金融危機前，韓國的經濟形式仍屬向好。1996年經濟增長率為7％，財政收支平衡，外債占GDP的比例為30％，遠遠低于50％的臨界水平。同時韓國經濟結構具有顯著的特點，各大財團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包括大宇、現代、三星、LG在內的五大財團不僅在GDP中占有超過一半的份額，它們的活動涉及到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并延伸到政治領域，影響和主導著韓國的各項政策決策與實施。這樣的經濟結構有其優勢，例如可以借助于這些大企業對高科技領域的投資來促進技術進步，更有效率地發展經濟。但同時這一模式也隱藏著很大的弊端，由于主要商業銀行股權分散且被很多大財團控制著，而這些大企業和銀行的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能力非常有限，國家對各大財團盲目長期借外債進行擴張的做法難以進行有效的監控。受到金融自由化思潮的影響，韓國的金融管制非常寬松，曾大力支持各大財團負債進行大規模的長期投資。實際上因為韓國國內資金利率較高，企業大部分投資資金來自于所借外債，不受約束的大財團的擴張行為使韓國外債數量成倍增加，一些企業和銀行甚至通過借短期外債來向國內放貸來賺取利差。例如到1997年底，韓國最大的30個產業集群平均債務與自身凈股本的比例高達519％，遠遠高于美國的154％和日本的193％。高額的債務使韓國岌岌可危，1997年11月，韓國短期外債已達889億美元，但同期中央銀行卻只有73億美元左右的可用儲備。

大量的借入外債可能使銀行系統面臨借貸中期限錯配和貨幣錯配兩種局面，但韓國缺乏透明度和薄弱風險管理經驗的金融體系卻一慣反應遲鈍，忽視了由此引發的各種風險，這為危機埋下了伏筆。在外向型導向的經濟政策下，投資效率很大程度地受制于國際市場狀況。受到1997年日元對美元大幅貶值的影響，作為韓國的最大外國投資者和債權人，日本調減了對韓國的直接投資和借貸，這使依賴于廉價資金支持的國內供應商遇到了麻煩，導致韓國出口市場上價格下降，出口增長減緩，經常賬戶赤字擴大，一批大企業倒閉。同時金融系統隱藏的風險顯性化，于是危機來臨。

印尼的情況與韓國大致相同，危機發生前在蘇哈托的威權統治下，經濟保持了持久的繁榮。1990～1996年，印尼平均經濟年增長率為7.3％，儲蓄率達到GDP的32％，且失業率和通脹率均處于較低水平。但與韓國一樣，印尼在金融開放和自由化進程中準備工作不足，沒有掌握好時機和次序，自由化速度過快，而銀行的內部管理和風險控制又未跟上，造成了大量銀行壞賬。不僅如此，與韓國一樣，印尼國內銀行和企業在國際市場大量借貸用于國內放貸和投機的現象也非常普遍，1996年底，印尼外債已經占到GDP的54％，與國內銀行業資產總額相當。這樣的局面就是在銀行體系面臨期限錯配和貨幣錯配問題時金融治理和金融管理必須跟上，但印尼這方面并不比韓國出色，實際上也正是銀行和企業大量外幣風險敞口的存在，最后因為國內政治問題的導火索將印尼送入深淵。

韓國和印尼的教訓顯示，增強金融機構防范危機的能力，加快建立健康的銀行體制，提高其效率，并通過完全的信息披露等來建設銀行的透明度等至關重要。韓國和印尼受到高度保護的銀行系統缺乏相應管理資產和負債的良好技能和經驗，尤其難以管控由期限錯配和貨幣錯配引發的風險，是經受危機的重要原因。此外，掌握好金融開放和自由化進程中的節奏和次序也非常值得一提。韓國和印尼對資本賬戶自由化的范圍和次序管理存在較多不足之處，對金融自由化理解的片面和控制不足也導致了危機的擴大，最終只好以一定程度上喪失國內政策自主性為代價接受IMF附加多項條款的援助。

馬來西亞和中國香港的危機及起因

亞洲金融危機之所以被世界所矚目，不僅僅是因為其造成的危害和傷痛之大令人難以忘懷，而且還在于這場危機爆發的原因看上去讓人費解。與歷史上發生危機國家的經濟基本面普遍糟糕不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狀況一直表現良好，危機發生國馬來西亞同樣如此。在1990～1996年間，該國GDP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9.5％，儲蓄率達到38％，3.8％的通脹率和3.5％的失業率指標也屬良好。但當泰國的金融危機蔓延過來時，馬來西亞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低下的風險控制和管理能力的弱點暴露無遺。但比泰國和韓國要成功的是，危機初期馬來西亞發現中央銀行穩定匯率的努力失敗后，果斷地實行了外匯管制，有效地將危機控制在了一定范圍。

香港的經濟在1997年更是一派大好：經濟增長5.5％，財政盈余占到GDP的4.4％，外匯儲備超過1000億美元并幾乎沒有外債，公司負債率為亞洲最低。香港還擁有長期以來穩健的銀行體系和監管安排，本地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達到18％，壞賬率為3.7％。但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香港長期依賴巨額外資流入，造成了房地產和證券市場的泡沫。此外，獨特的聯系匯率制度也為外部沖擊留下了可能的缺口。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際投機者在香港貨幣市場和股票市場大量拋空港幣和恒生指數成分股票，希望借助于賣空股票的同時賣出港幣遠期的雙重操作手法牟利，即是利用香港政府維護聯系匯率制的預期行自身之謀。幸運的是，香港政府后來在內地的支持下大幅提高隔夜拆借利率，并利用外匯平準基金在匯市、股市和期市積極入市干預，擊退了投機者。

馬來西亞和香港應對危機的成功經驗表明，危機的非常時刻政府當局應有所為，應果斷采取處置措施，有效掌握主動權，這可以控制危機的蔓延，穩定市場和經濟。

思考危機爆發的根源

回望亞洲金融危機的形成和蔓延過程，我們應可以從中發現和總結一些規律，即：信息技術的進步和金融市場全球一體化時代，國際投機者可以迅捷地利用高杠桿的運作，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大筆資金的跨國界調動從事投機操作，這加劇了國際金融市場的內在不穩定性和監管難度，這是金融危機發生的外在原因。其次，東南亞各國在金融危機中受到打擊的嚴重程度，與該國經濟增長對全球資本市場的依賴程度，經常賬戶出現赤字的程度，短期債務與外匯儲備的比率，以及資本市場的價格泡沫等高度相關。這提醒我們防范危機應同時與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金融市場體系的建設結合起來。亞洲金融危機中，遭受嚴重打擊的國家像泰國、韓國、印尼等都追求資本密集型產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并以此作為經濟增長的基礎。但這些國家本身在發展這些產業上并無多大比較優勢，很難與發達國家的同類企業競爭，一旦展開競爭則外貿容易出現赤字。而且，東南亞一些國家的企業擴大經營和升級初期靠國內的借貸進行杠桿融資，但當企業規模擴大后則更多依賴國外借款來支撐，這造成了這些國家外債對外匯儲備的比例較高。同時，為了吸引外資流入，危機國家往往在條件不成熟時貿然實行金融市場自由化，放寬金融監管，大量容易受到市場預期和信心變化而出現急劇逆轉的國際短期資本流入房地產和證券市場，形成了巨大的金融泡沫，拖累了國內銀行和實體經濟。而反觀受影響較小的馬來西亞和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其外債余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不高，短期債務對外匯儲備的比率處于低水平，政府的財政盈余充足，外匯儲備較多，國際投機資本不易找到沖擊的突破口，這保證了它們在危機來臨時所受打擊輕微。

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和教訓

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即迅速席卷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危機中大多數東亞經濟體的貨幣和資產價值跌落30%～40%，東亞地區的銀行和企業陷入空前的財務困境。到1998年，所有受到影響的經濟體，包括金融和企業素質相對良好的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都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衰退。一場危機之所以能夠從一個經濟體爆發并迅速傳染到其他經濟體必然有其共同的外因。今天，中國金融改革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一些長期累積的深層次矛盾正逐步顯示出來。如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偏高，貨幣信貸過快增長，短期外債增長，流動性過剩背景下房地產和股票市場過熱勢頭明顯等。如何避免危機的發生，我們需要從亞洲金融危機中吸取可取的經驗和教訓，以此指導我國的金融改革和發展。

健康的金融體系是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微觀基礎

一般而言，在健康的金融體系下，通常不會發生銀行危機和資本外逃。脆弱的金融體系容易受到國內企業部門負債的影響而衍生大量不良資產，這容易引起投資者在危機期間喪失信心，并造成資本外逃，對本幣形成貶值壓力。而在良好的金融體系下，貨幣當局在危機期間可以通過提高本幣利率來捍衛幣值，阻止資本外流，而無須擔心引發金融機構和企業破產的浪潮。香港正是因為銀行體系相對較穩健，所以金融管理局敢于將同業拆借利率大幅提高阻擊投機資本。事實上，中國正是從這次危機中開始下力氣建設健康的金融體系的工作。先是加強了審慎監管體系的建設，在機構建設上落實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接著又引入海外戰略投資者入股低效率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從根本上對其進行產權制度的徹底改革。與此同時，還按國際標準的會計準則和外部審計規則披露信息，增加金融機構的透明度，并將其納入公司治理之中，進行合規監管。這些措施將從根本上解決可持續發展的金融體系的建設問題。

匯率制度應具有適時在一定區間調整的彈性

一國對于匯率制度的選擇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亞洲國家的經驗表明，固定匯率制容易給外界提供穩定預期而引起道德風險，造成過度資本流入和泡沫經濟滋生。固定匯率實行的時間過長，可能會削弱國家的競爭力，導致持續的經常賬戶赤字，并可能引發貨幣危機。并且，政府總是傾向于延緩從固定匯率制向更為靈活的匯率機制的轉軌，直到危機來臨被迫進行改革，但是當本幣受到沖擊必須貶值時，政府在決策時又往往猶豫不決，這很容易使危機真正到來時錯失處置時機。亞洲金融危機后，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一國選擇匯率制度沒有中間道路可走，要么選擇完全自主浮動的匯率制度，要么就干脆選擇如貨幣局制度的極端固定匯率制度。但考慮到貨幣局制度涉及貨幣政策自主性問題，我國不可能選擇。實際就算是帶有貨幣局痕跡的香港聯系匯率制度也深受詬病，對這一制度存廢的議論也一直不斷，并極為敏感。而浮動匯率制的前提是資本自由流動，因為中國目前未開放資本賬戶，也不可能實行匯率完全浮動。目前我國實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管理匯率制度，但缺點是彈性受到極大限制。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也認識到了靈活的匯率體制和外匯管理體制在經濟增長、抵抗危機中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匯率形成機制，將人民幣由釘住美元改為釘住一籃子貨幣，并從2007年5月21日起將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3‰擴大至5‰等。不過，在本質上，經濟基礎變動以后，基準匯率也應隨之能夠雙向變動。盡管一國的匯率制度變革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但從為外部沖擊設置保險裝置的角度考慮，我國目前還是應賦予匯率能夠經常性地根據經濟波動在一定區間內適時調整的自由，增強其彈性，這可以為外部危機的沖擊提供緩沖平臺。

在對短期境外資本的流動監管中穩定有序地實行資本管制自由化

資本流入本可以填補所在國儲蓄和投資的缺口，推動經濟的更高速增長。但危機中亞洲國家的經驗證明，如果沒有諸如金融體系改革、公司治理結構完善等各種配套措施的支持，則資本流入尤其是以套利投機交易為目的短期資本流入必須引起充分的注意。因為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完備，金融產品單一，風險對沖手段缺乏，國外資本流入時往往容易誘發金融機構對房地產和股票等市場的盲目信貸和投資，推動資產價格非正常和非持續的上漲，出現泡沫。一旦資產價格下跌時，短期資本的外逃行為將立即引起本幣貶值，加劇市場動蕩，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穩定帶來極大危害，所以加強對短期跨國資本尤其是對沖基金等流入資本的監管非常必要。可以想象，如果沒有資本賬戶管制這道防火墻，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中國將可能比泰國等國更深陷泥潭。

按照公共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大多數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等公共部門會有不顧償還能力舉借外債做大規模的傾向，而發展中國家的銀行與企業對于資產和負債期限和幣種管理的不善會使流動性出現問題，并最終演化為金融危機。所以，如果不具備良好的金融體系和靈活并富有彈性的匯率制度，以及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一國過早放棄資本管制將帶來麻煩。值得注意的是，不僅應該對短期資本流入進行監控，而且對于資本流出的控制也不應輕易放棄。我國目前對于QFII和QDII在額度和投資范圍上實行審批制，嚴格限制商業銀行開設離岸賬戶（目前僅限于交通、浦發、深發展和招商銀行），將離岸金融業務的業務范圍和賬戶管理得非常嚴格就是這一思路的體現。此外，資本管制自由化的次序還應該得以強調，必須循序漸進地進行。理想的順序應是首先放開直接投資，再放開證券投資，接著放開債券市場和銀行長期借款，最后是短期外債自由化。在此過程中每一步開放的條件和時機都應慎重決定和實施。

危機的緩釋機制建設應與金融開放同行

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范文4

藝術品市場發展考察

1929年美國開始出現了經濟危機，這次經濟危機隨后又擴散成為全球經濟的大蕭條，最后波及到全球藝術品市場的發展。我們從客觀上分析，1929年在經濟大崩盤之初，全球的藝術品市場并沒有受到太大的沖擊。但到了1931年之后藝術品市場才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跌和影響。據有關資料顯示，1931～1932年期間蘇富比拍賣公司的利潤達到歷史最低水平。在1934年佳士得拍賣行的一次拍賣上，18世紀歐洲名畫家隆尼的一幅曾于1928年以70萬美元成交的作品無人競價，最后以6.5萬美元成交。這一事件引發了肖像畫市場的跌價狂潮。從經濟危機到藝術品市場危機來看，似乎不是隨勢暴跌，而是呈現出一個間斷慣性下降的趨勢和特點。

從1987年10月19日美國股市又一次發生的崩盤情況來看。當時受到美國股市崩盤的影響，隨后倫敦，法蘭克福、東京、悉尼、香港、新加坡等地股市也開始狂跌。但是藝術品市場卻在1988 1990年之間持續繁榮，這個時期藝術品市場的表現就是高價作品的成交紀錄不斷被打破。直到1990年5月凡?高的《加歇醫生》拍出了創紀錄的8250萬美元的成交價。但從那個時候開始，藝術品市場就步入了下降和暴跌的狀態。從這次的金融危機對藝術品市場影響的分析來看，下跌的特點和規律與1929年的下跌現象有些類同。不是金融危機一發生，藝術品市場就立刻產生動蕩，而是有一個間斷的過程。 　1997年至1999年暴發了亞洲金融危機，這次金融危機快速的影響到了亞洲藝術品的銷售，使藝術品投資和市場遭到重創。例如佳士得拍賣行1997年的亞洲藝術品的拍賣總額是4112萬美元，到了1998年這一金額下降到276萬美元；而蘇富比拍賣行1997年的亞洲藝術品銷售總額是4045萬美元。到了1998年直線下降到了2500萬美元。這次危機產生的影響與上兩次有些不同，即金融危機一暴發，就立即出現了藝術品市場的狂跌。

我們從歷史上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來看，每次經濟或金融危機都會波及到藝術品市場。但在金融危機時，藝術品市場的危機通常又表現出一定的滯后性。與此同時也反映出金融危機與藝術品市場危機的差異性。

當前金融危機對中國藝術品市場

發展影響的分析

從2008年美國發生的次貸危機到暴發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來看，這次對美國經濟以及全球經濟的影響遠遠超過此前的1929年的經濟危機，也遠遠超過198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而這次低迷的金融市場對藝術品市場的影響也很快就顯現出來。 　金融危機像是一把“雙刃劍”，它沖擊或影響了藝術品市場的發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藝術品市場發展的契機。一方面當金融危機之時，藝術品市場出現急速下滑與調整，這對買方市場產生了許多有利條件，也給藏家創造了極好的機會。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機在歐美等國家的影響比較嚴重，迫于資金的壓力，許多藏家不得不將手上的藝術品出售。而中國受到的金融危機影響沒有像歐美等國家那樣嚴重，所以海外的藝術品市場此時就出現了“回流”現象。這種“回流”現象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出現“海外回流”的現象是一樣的。

因此，我認為在這個貨幣流動性泛濫的時代，利益驅使資本在各個領域流通獲利，藝術品市場作為高回報的投資領域，當然也吸引了大量的國內外資本。同時，新的金融工具開始在藝術品領域著陸與創新，藝術與金融的聯姻日趨緊密，在這場全球性金融危機中，藝術品市場受其影響也是在所難免的。但是，通過分析，發現金融危機對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影響也有兩重性。

從正面影響來看，金融危機加速了藝術品行業規范化和有序化的發展步伐。2003年至2006年這四年是中國藝術品市場蓬勃發展的階段，但其中摻雜著很多投機的因素，許多買家來自其他行業，而非真正的藏家，許多拍賣公司紛紛成立，但都并非出于推動文化藝術市場發展的目的。在這場金融危機中產生了一股無形的力量，使藝術品市場進行了一次清理，剔除了過多的投機成分之后，有利于藝術品市場的健康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場危機，迫使拍賣公司重新審視優質拍品的標準，調整價值與價格的關系，對拍賣行業推向規范和有序發展是一件好事。

這次金融危機對于藝術品的流通也是一個契機，尤其是對那些流存海外的中國古代的藝術精品回流是一次很好的機會。就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一樣，我國許多藏家利用這個機會，從海外買回來一大批藝術精品。在2009年1月2日杭州西泠印社拍賣行舉辦的藝術品拍賣會上觀察到，就發現有大量海外回流的藏品，這對收藏者來說是一個可喜的現象。金融危機促使藏品的易手，這無疑也是促使中國藝術品市場發展的一個極好機會。 　一般來說，藏品價格是呈上升趨勢的，但金融危機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時期，客觀上為收藏者和投資者“趁低而人”創造了條件。目前正是金融危機正席卷全球，但不少藏家仍充滿信心。因為金融危機提醒人們應該更多關注藝術品的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金融危機的大環境是人們走出盲目炒作、跟風運作暗影和進行理性投資的好機會。

金融危機喚醒了對藝術品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中國藝術品市場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間，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和“非典”等波折之后，特別是遇到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藝術品市場在發展中不斷的成熟起來。我們相信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藝術品成為國人追求的目標，它對喚起人們的精神追求會起到積極的作用。在當今世界，一個國家可以沒有核工業，但不可以不發展“文化工業”。這是社會發展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要，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象征。

但我們也應該認識到，金融危機對中國藝術品市場的發展也有負面影響。金融危機直接造成了藝術品市場的投放量和成交量嚴重縮水。從2008年秋季拍賣會和2009年春季拍賣會全國各大拍賣行的情況分析來看，投放到拍賣市場上的藝術作品數量明顯減少。而在相關的藝術品拍賣會上，成交藝術作品的總量甚至精品數量也明顯減少。這說明藝術品市場供過于求，主要是參加競買者對藝術品市場發展的信心不足，對藝術品市場前景持謹慎的態度，所以競買時舉牌更加理性。

另外，金融危機使得中國當代藝術品成交量萎縮。金融危機對中國當代藝術沖擊最大，有的拍賣公司當代藝術的成交減少三分之一或一半以上。例如，2008年倫敦蘇富比秋季拍賣會上，中國當代藝術品成交203件，平均成交價格 較春拍降低了32％。國內其他拍賣公司成績也不理想，一是拍賣品成交價明顯回落，二是拍賣現場人氣驟減。2009年的春季拍賣會上，一部分拍賣公司撤掉了當代藝術拍賣專場，這說明人們對當代藝術信心不足，主要原因是前幾年人為的炒作過度，對當代藝術的價格表示懷疑。 　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之后，必然會傳導到藝術市場，對購買力和信心兩個方面產生影響。特別是有的人在證券和房地產投資上資金被套牢，很難將資金轉向藝術品市場。所以藝術品拍賣市場成交量和價格出現一個慣性的下滑，這個過程估計要比股票和房地產市場滯后半年左右的時間，實際上也是一種滯后的縮水現象。

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在中國藝術品市場中，除了中國的古代書畫和瓷器等品種外，其他種類的藝術品與當代藝術都出現不同程度的縮水。因此，各地拍賣行在拍賣活動的過程中都相應地調整了拍賣的定位和拍品的結構問題，使藝術品拍賣出現一個結構性質的變化。

金融危機下中國藝術品市場

出路的反思

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范文5

【關鍵詞】匯率制度 貨幣攻擊 匯率穩定

2016年初，索羅斯在達沃斯論壇聲稱，全球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并且看空美國股市的同時也在做空亞洲貨幣。1月20日，港幣和港股雙雙下跌。觀察此次香港匯市與股市的突然下跌，可能原因是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預期傳導至香港市場，但更大的原因是國際貨幣投機者利用固定匯率的低風險高收益的優點，趁機惡意做空香港市場，從中牟利。

一、泰國案例分析

（一）內部環境

1997亞洲金融危機由泰銖貶值開始，隨后蔓延至整個亞洲，波及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導致東南亞許多國家出現經濟衰退的現象。泰國在1990年打開資本市場，實施資本市場自由化，同時允許泰銖在小范圍內波動。這種固定匯率制度成為了國際投機者優先攻擊的薄弱環節。1996年泰國國內已經出現資產價格泡沫、國際收支經常賬戶赤字等問題；另外，泰國銀行短期外債較多，短期外債通外匯儲備比例為128%。種種因素表明泰國內部金融環境不穩定越發明顯，國際投機者窺探已久。

（二）攻擊手段與應對措施

1997年2-3月，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從泰國銀行買入150美元的遠期泰銖合約，隨后多次拋售，5月，國際投機者再度打擊泰銖，泰國央行進行干預，但由于外匯儲備有限，7月，泰國被迫宣布放棄和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泰國央行做出三項抵抗措施：首先在遠期市場做出反向操作，大量賣出遠期美元，買入泰銖；其次聯合亞洲其他國家貨幣當局在即期市場買入泰銖；然后發出規定禁止國內銀行把泰銖拆借給國際買家，同時大幅度提高銀行間同業隔夜拆借利率。

二、香港案例分析

（一）內部環境

香港與泰國相比，財政穩定，經濟健康增長，官方外匯儲備充足，債務較少，香港市場化程度完善，內部金融環境穩定度高，聯系匯率制度信譽良好。但隨著美元升值和泰銖等東南亞國家危機的相互傳導，香港的匯率穩定存在嚴重壓力。

（二）攻擊手段與應對措施

盡管香港的經濟基本面要好于其他東南亞國家，但是危機之間相互傳導的機制也使得香港受到了猛烈的貨幣攻擊。香港金融市場受到了多方面的攻擊，投機者獲利方式主要依靠股市下跌，通過做空港幣造成了股市、匯市、利率的惡性循環。投機者通過發行債券籌集港元；同時，在股指期貨市場上大量賣出空方頭寸；并且耐心等待，到達適當時機拋出之前籌集的港幣，推高利率，引起股市的大幅波動。8月13日，香港政府突然出手干預，毫無預兆的利用官方儲備強行干預股票和期貨市場。同時，伴隨著一系列政策出臺，限制拋空港幣；限制股票和股指期貨的交易期限；降低股指期貨的杠桿率；增收期貨投資者高額的保證金。

三、對中國啟示

在危機來臨時，市場化調節方式顯然效果有限。泰國政府采取措施在遠期外匯市場買入泰銖，香港政府直接救市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出臺相關政策，禁止拋售港幣等。港幣在此次貨幣戰爭中得以保存，聯系匯率制度防守成功，是東南亞經濟危機中僅存的獲勝者。面臨貨幣攻擊時，攻擊手段多在匯市、股市集體做空，因此，危機防范需要在外匯和股票等市場上同時進行。危機應對過程中，市場常常失靈，所有市場化干預手段可能被市場曲解，非市場化手段資本管制和救市等方法往往奏效。

匯率是兩國經濟的相對實力對比，傳統的固定匯率制度能夠維系，需要兩國短期經濟處在同一周期內運行，需要面臨兩國經濟潛在增速、通貨膨脹水平、國際收支情況大致相同等壓力。克魯格曼三角形的“三元沖突”的基本目標包括，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資本的自由流動。貨幣當局需要在不可能三角形中找到平衡點，推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匯率逐漸降低壓力，同時實行適當的資本管制。尤其中國現在處在增速換擋時期，匯率制度需要保持高度的靈活性，觀察兩次危機得出貨幣危機通常與固定匯率制度有關，特別在國內經濟不穩定時，易暴露出其他風險，僵硬的匯率制度無法充分反應一國的經濟實力，存在高估或低估的可能，給投機者提供做空套利的機會。

當前，中國經濟增速較快，擁有全球最多的美元儲備和黃金儲備，外債占比低，經常項目出現順差，資本項目開放不高的情況下同樣出現順差，國內金融體系健康，中國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低，并且不具備國際投機者貨幣攻擊的內在環境。但在供給側改革的宏觀背景下，須盡快化解房地產泡沫，隱性不良，重工業產能出清存在潛在風險點等問題。一國的內在環境穩定是對外開放的根本，內部推進結構調整，解決失業壓力才能為人民幣全面國際化、開放資本賬戶等改革奠定基礎。同時采取管制資本賬戶的手段加以配合，防止出現國內資本大幅度外流和被國際游資惡意做空等問題的出現。中國能夠避免亞洲金融危機的不良影響，主要因為中國金融體系對外開放有限，一旦打開將面臨更大的風險。

四、結語

國際游資之所以敢于與各國央行為敵，進行貨幣攻擊在于其低風險高收益，并且，一國經濟體內部的金融脆弱使其通常面臨內外目標難以平衡的沖突。通過泰國和香港的經驗表明非市場化方式成效顯著。在供給側改革背景下，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是一項復雜、艱巨的任務，在面臨美聯儲加息，朝鮮半島局勢緊張等一系列復雜的國際問題時，必須穩定貨幣政策，強化國內金融環境監管，加強國際金融合作，合理控制國際資本的流動，穩定人民幣匯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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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范文6

關鍵詞：國際短期資本；金融市場；沖擊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3）01010702

1引言

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短期資本流動越來越多，速度越來越快，提升了世界范圍內的資金配置效率，與此同時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市場波動和沖擊。遠到二十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90年代的英鎊危機、意大利里拉危機，以及具有深遠影響的亞洲金融危機，近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無不與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有關。同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深入發展，存在大量的隱性國際短期資本流動，避開管制沖擊中國的金融市場，給宏觀調控和宏觀經濟帶來較大的影響。新興市場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結構和制度基礎具有較大的差異，當前面對資本項目開放，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更是是關系到中國改革開放的大事，我國的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市場結構不合理，經濟結構失衡嚴重，伴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利率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入，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沖擊將會更為嚴重，如果不加以預防，其后果將難以想象，因此，研究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對金融穩定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對中國金融市場的沖擊

（1）利率市場化、浮動匯率制度和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是引發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重要因素。

從上世紀80年代，國際短期資本流動規模巨大，速度加快，給整個世界產生深刻的影響和嚴重沖擊。伴隨著各國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國際化和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以及金融創新、衍生工具大量涌現（金融衍生產品的種類達1200余種），國際短期資本流動規模迅速擴大，速度越來越快。1985年，美國十大機構投資者管理的資產總價值為9690億美元，10年后（即1995年）上升到2.4萬億美元。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資料，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之前，國際金融市場上流動的短期銀行貸款和其他短期證券至少有7.2萬億美元。國際清算銀行2004年就報告：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外匯市場日交易量從1.5萬億美元升至目前創紀錄的1.9萬億美元，這當中90%在從事國際金融投機，而用于支付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還不到10%。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再次顯示衍生金融市場的強大功能和短期資本國際流動的跨國效應。

國際短期資本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中一股最為活躍的力量，它有力的影響著國際金融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配置，改變著各國經濟運行的效率，使各類金融交易的供求關系和價格信號的可變性與不確定性明顯加大。規模巨大、流動快捷的國際短期資本對各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和各類經濟主體的微觀決策均產生了重要影響，給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帶來直接或間接影響。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規模、形式和動因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其逐利性的本質和很高的流動性給東道國金融市場、貨幣體系造成沖擊，成為影響國際金融穩定的重要因素而不得不引起各國高度重視。發達國家與新興的市場化國家都深受其害，頻繁的貨幣危機、金融危機帶給整個世界深刻教訓，墨西哥的貨幣危機、英國的英鎊危機、意大利里拉危機、亞洲金融危機乃至最近發生的美國為源頭的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造成難以治愈的經濟后遺癥，是國際短期資本影響金融穩定的最好佐證，這些教訓不斷給世界敲響警鐘，已經引起各國政府和經濟學界的高度重視。

（2）新興市場國家與西方發達國際的市場結構和制度差異化，金融市場和經濟基礎薄弱，導致了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對發展中國家的沖擊更大。

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是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沖擊的主要目標，是引發這些國家金融市場動蕩的重要因素。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為迎接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挑戰，解決國內資金短期的矛盾，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基礎作用，不斷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開放資本項目，逐步融入國際金融市場，減少市場摩擦，增加金融市場的功能效應。巨大的市場潛力和高額的資本報酬率為國際短期資本創造了良好的活動空間，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改善了這些國家的資金環境，加快了金融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進度，提高了經濟增長的速度。但投機行為產生了大量的經濟泡沫，加速了發展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流動性過剩、資產價格泡沫以及通貨膨脹，產生了大量 “熱錢”，追逐房地產、基礎資源和金融市場，形成資產價格的快速上漲，在泡沫經濟擠破前又迅速撤離，造成流動性緊縮和通貨緊縮，發生嚴重的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

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問題，一直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際關注的重點，其危害之大從亞洲金融危機足以看出。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在歷次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危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金融危機的直接導火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破壞性影響至今仍讓人們觸目驚心，盡管理論界對金融系統本身所具有的脆弱性早已達成共識，但是近年來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還是讓各國政府防不勝防。新興市場國家的市場環境、經濟環境和制度環境是產生沖擊和投機的根源，金融危機的本質就是資本流動性過剩，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總是伴隨著國際短期資本高速度、高頻率、大規模逆轉，導致一國金融市場極不穩定。在國內企業尚未成熟、競爭力較弱時，會進一步沖擊產品市場，造成國內企業的倒閉和生產倒退。同時，國際短期資本大規模流入會使本幣升值，產生擴大赤字的隱形激勵，加大爆發危機的概率。在金融市場發育不成熟的情況下，產生資金錯配，容易引發泡沫。因此，對金融穩定的研究和重視也被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3）中國存在大量 “熱錢”，對金融穩定具有潛在的影響和沖擊。

中國的資本項目逐漸開放，存在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風險，已經影響我國金融穩定。2002年以來，中國的國際資本流動由1997-2001年的凈流出轉為強勁的凈流入。相當規模的國際短期資本流入我國境內，在經濟金融運行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并成為我國“資金體外循環”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全球性的國際短期資本波動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導致了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的交替出現，也產生了金融市場的震蕩。2007年以來的股市震蕩，2006年以來房地產過熱等，從現象來看與國際短期資本的介入是分不開的，國際短期資本的非理性波動導致市場價格虛高和嚴重的泡沫。因此，目前在中國存在國際短期資本沖擊，對我國的金融穩定具有潛在的危害。

3積極應對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沖擊的意義

面對日益開放的經濟環境，中國難以擺脫通脹與通縮的困境，人民幣處于內貶外升的預期，金融危機過后西方國家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流動性過剩，導致金融市場始終受到國際短期資本的沖擊和影響，造成經濟波動和金融市場的不穩定。內因和外因共同的作用造成三大沖突的交融，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沖突、轉軌時期新體制與舊體制的沖突、開放經濟內外均衡的沖突，正是這些沖突導致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波動，并將這種波動傳導到金融市場，影響到經濟的運行和市場穩定。自從2002年以來，中國走出通脹緊縮，國際短期資本豪賭人民幣升值，房價開始上漲；2005年的股權分置改革，并行匯率制度改革，2011年控制房地產熱等等一系列制度變遷，伴隨而來資產價格飛漲和經濟泡沫的擴散和加重，使中國經濟面臨國際短期資本的沖擊和影響日趨增大。中國經濟經歷高速發展的30年，經濟結構嚴重失調，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足，匯率制度改革、資本管制的放松會給國際資本形成流動的通道，造成國際資本興風作浪的可乘之機。因此在當前國際背景下研究國際短期資本流動沖擊至為重要，加強管制，防范風險，有效梳理，合理利用減少沖擊的主線。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研究滯后，有建設性的理論和實踐研究成果不多，因此，研究短期資本流動和金融穩定問題，提升資本管制有效性，推動金融體系市場化改革，發揮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改革的協同效應，建立起市場風險防范機制，減少行政手段，以避免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是重要的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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