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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條件理論范文1
畢業設計(論文)開題報告
課題名稱:中國對外貿易條件惡化問題探討
學生姓名:
系別:經濟與管理系
專業:國際經濟與貿易
指導教師:
2006年3月5日
一、綜述國內外對本課題的研究動態,說明選題的依據和意義:
(1)國內外研究動態:
貿易條件惡化論是阿根廷著名經濟學家普雷維什在一份名為《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及其主要問題》的報告中提出來的。在該報告中,他考察了英國自1870年至1938年間進出口貿易條件的變化,發現初級產品相對于制成品的貿易條件在70年中下降了35.9%。由此他得出結論: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在不斷惡化,那些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的國家在國際貿易中愈來愈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并提出了改變貿易條件惡化的進口替代戰略。貿易條件惡化論經過辛格、伊曼紐爾等人的發展,其影響愈來愈大。他們認為,自由貿易并沒有帶來普遍的富裕,反而造成馬太效應,使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發展中國家要改變這種命運,只有實行工業化,更確切的說是走進口替代戰略之路。經過經濟學家們長期實證分析,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已經對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貿易條件長期以來趨于惡化的論點不再表示懷疑。在傳統的國際貿易格局下,發展中國家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進口以制成品為主;而發達國家正好相反,出口以制成品為主,進口以初級產品為主。由于發達國家對初級產品的進口需求趨于疲軟和發展中國家對來自發達國家的產品和技術進口需求持續強勁,發展中國家價格貿易條件也就自然趨于惡化了。由此可以看出,貿易條件惡化論比較正確地揭示了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事實,并得出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實際利益分配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這樣一個正確的結論。
既然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是不斷惡化的,那么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他的貿易條件又如何呢?是否也存在貿易條件惡化的情況呢?為此,國內許多部門和學者進行了研究。商務部的研究表明:1993—2000年,以1995年為基期的中國整體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3%,工業制成品價格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4%,初級產品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2%。2000年后貿易條件仍有惡化的趨勢。2003年價格貿易指數下降了4.6%。收入貿易條件指數上升了22.7%。目前國內各方人士對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事實已經沒有大的爭議,但如何看待這個事實卻有爭論。北京大學宋國清教授認為貿易條件惡化是貨幣匯率扭曲導致的;廈門大學國際貿易系教授范良聰指出,我國出口的產品大多數是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為主的,而外貿企業在出口時竟相壓價,導致“價格戰”硝煙四起,出口上出現增量不增價的現象;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認為,進出口產品結構的變化、原油價格飆升和我國對原油進口依存度的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間接提高了國際原材料價格,這些使貿易條件進一步惡化。應當指出,這些都是對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解釋,但缺乏系統全面的分析。
(2)選題的依據和意義:
選題依據: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貿易條件惡化的程度、原因和影響三個方面。我國對外貿易是否已經陷入“比較優勢陷阱”;是否應該按照比較優勢理論來制定對外貿易政策,還是改革進出口產品結構,發展競爭優勢;貿易條件惡化一定帶來貿易利益的損失還是也存在不確定性的一面,這都有待于進一步的分析。本文正是基于以上爭論,系統全面,地分析我國對外貿易現狀,貿易惡化的原因以及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影響,并研究了改善貿易條件的對策。
研究意義:通過對本課題的研究,本文試圖能夠幫助讀者加深對貿易條件的惡化理論和我國貿易條件現實狀況的認識,完善對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研究。另外通過研究我國對外貿易條件惡化的原因和對策,能夠給我國外貌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促進制度創新和結構創新提供理論參考,并為改變我國粗放型進出口貿易模式、實現我國乃至世界各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供指導作用。
二、研究的基本內容,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1、本課題主要研究四個方面的內容:
(1)貿易條件惡化論的發展及影響。通過對此理論的分析,介紹其對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的指導作用。
(2)實證分析我國對外貿易條件變化的現狀,列舉近期貿易條件指數數據,并據其列表說明我國貿易條件的變動趨勢。
(3)全面分析我國對外貿易條件變化的原因。
(4)根據變化原因擬訂可能的政策措施。
2、擬解決的問題
通過對以上四個方面問題的研究,希望解決對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程度、原因、影響的認識偏差問題,以至于能尋找更合理的對策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對外貿易惡化的狀況,實現我國對外貿易的健康發展。
三、研究的步驟、方法、措施及進度安排:
(一)研究步驟
課題主要從資料收集、撰寫開題報告、草擬提綱、論文初稿反復修改、論文定稿及答辯幾個步驟去完成。
(二)研究方法及措施:
研究方法:案頭文獻資料研究、案例比較研究、分析歸納法、數據模擬分析法、實證分析法,調查研究法等。(根據文章研究的需要,選用合適的研究方法)
研究措施:社會調查、文獻查閱、老師指導等
(三)研究進度安排
2009年10月;確定選題收集資料寫開題報告
2009年11月—2010年2月通過對資料進行進一步研究撰寫論文初稿
2010年2月交初稿接受指導老師審查
2010年3月—4月上旬通過指導老師對初稿的意見對論文進行修改
2010年4月接受指導老師再次審查對論文再次修改
2010年5月交論文終稿準備進行論文答辯
四、主要參考文獻:
[1]郝紅.景華揚,談如何在我國建立有效的薪酬激勵公有制遼寧經濟職業技術學院20034,24—25
[2]井士鋅,現代企業的薪酬激勵煤礦現代化20043
[3]樊錢濤,如何運用薪酬激勵員工企業人力資源管理2003327—28
[4]王少東,張國霞建立自助式整體薪酬體系人力資源200435—36
[5]徐曉明,公司管理中的薪酬激勵機制河南化工2003645—46
[6]張濤,如何發揮薪酬激勵的持久性中國人力資源開發72—74
[7]程甌,將員工激勵進行到底人力資源39—40
[8]胡盈,交換中的刺激人力資源53—54
[9]董玉森,當前部分國企薪酬激勵機制存在的問題和對策研究中國人力資源開發
[10]劉穎,走出薪酬激勵的困境通信企業管理2003956—57
[11]林新奇,國際人力資源管理復旦大學出版社
[12]企業員工管理方法研究組企業員工激勵方法中國經濟出版社
五、指導教師意見:
簽名:
六、教研室意見:
貿易條件理論范文2
關鍵詞:FDI 貿易條件 工資外溢 技術外溢 機理
在當今貿易投資一體化條件下,國際投資扮演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重要的歷史角色。FDI具有促進東道國貿易數量的增長、生產要素比例的變化、生產率提高等一系列東道國效應,而這些效應又能對東道國貿易條件和貿易福利產生影響。以往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都是在傳統的框架內研究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的,例如穆勒、馬歇爾等側重于從消費角度研究貿易條件,認為一國只要面對相對占優勢的世界需求曲線,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就會有相對有利的貿易條件,從而就會在貿易利益分配中獲得更多的好處;希克斯、巴格瓦蒂等人注重生產對貿易條件的影響,認為一國生產狀況的變化會改變該國的貿易條件及其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他們都只考慮到了影響供給的國內因素和影響相對需求的國際因素,而沒有考慮到FDI的影響。本文將研究FDI流入并參與貿易商品的生產后對東道國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和機理。
貿易條件的變化與進出口價格、出口數量、勞動生產率等因素有關。我們可以用函數表示為:
TOT=f(PX,PM,QX,ZX,ZM)
其中PX為出口價格指數,PM為進口價格指數,QX為出口數量指數,ZX出口商品勞動生產率指數,ZM為進口商品勞動生產率指數。而FDI的流入可以改變東道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出口數量及勞動生產率,這些變化又與FDI的動機類型、流入量、產業投向、技術外溢情況有關。故可給出一個FDI影響東道國貿易條件的函數關系式:
TOT=f(QFDI,MT,ID,ST)
其中QFDI為FDI流入量,MT為FDI動機類型,ID為FDI產業投向,ST為FDI技術外溢。
一、FDI影響價格貿易條件的機理
(一)FDI流入數量與東道國價格貿易條件
從國際資本流量的角度分析東道國貿易福利變化的文獻比較多。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俄林在《地區間貿易與國際貿易》的修訂版中曾簡要地分析過貨幣資本流動對東道國貿易福利的影響。澳大利亞經濟學家麥克道格爾(Macdougall)在其資本流動效應模型中,得出東道國福利的增長完全是從外資利潤中轉移而來的結論。但他的模型假定外來投資的多少對貿易條件不產生影響。
本文認為,FDI通過國際收支變動效應間接地影響東道國的貿易條件。首先,外資的流入在短期內會造成國際收支盈余。如果外資不完全轉化為額外進口,外資的流入會使東道國貿易條件好轉。但從長期看,外資終究代表一種債權或利潤索取權,利息、利潤、管理費等的流出,要求國際收支的其他項目特別是經常項目處于盈余狀態。因此,東道國必須擴大出口,造成出口價格下降,會對一國的貿易條件產生不利影響。
但是,外資的流入會提高東道國的產出,也有可能會降低母國的產出,因為母國的投資由于資本的流出而萎縮。而一國的進口需求是與其國民收入密切相關的,與進口數量密切相關的貿易條件就與FDI流動產生了間接的聯系,資本流動通過這條傳導途徑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其結果主要取決于進出口商品的國內外供求狀況和不同國家國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根據俄林的觀點,在只有東道國和母國兩個國家的條件下,東道國的貿易條件的變化方向取決于兩國對母國出口品的邊際消費傾向。如果東道國對母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大于母國對該產品的需求彈性,東道國的貿易條件將會惡化。反之,東道國的貿易條件將會好轉。這里考慮的FDI流量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主要是指價格貿易條件。如果FDI促進東道國的出口增長,收入貿易條件有可能改善。
(二)FDI的工資效應與東道國價格貿易條件
在東道國,跨國公司的工資水平普遍高于當地企業,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發展中國家,也存在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普遍支付比東道國當地企業高的工資有很多原因。其一,東道國的勞動者在擇業時一般都有“本地偏好”,為吸引這些人服務于自己,跨國公司傾向于支付高工資;其二,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通常會帶來一些專有技術,為了防止這些技術因雇員離職而泄露、外傳,跨國公司往往力求用高薪留住員工,減少雇員離職現象;其三,由于對東道國當地市場的熟悉程度有限,為了將優秀人才不斷納入自身運作體系,跨國公司一般都選擇支付高工資;另外,東道國的各種政策或來自母國的壓力等其他原因,也有可能迫使跨國公司支付高工資。在一般意義上,跨國公司相對較高的工資水平會對東道國產生“工資外溢”(Wage Spillovers)效應,即推動東道國當地企業的工資提高,并使東道國的總體工資水平提高。但是如果整個經濟像阿瑟?劉易斯所說的那樣可以從“農村勞動力儲備”或城市失業人口組成的大量“勞動力后備軍”獲得勞動力供給,即在勞動力供給無限的情況下,即使跨國公司保持較高工資,東道國當地企業的工資水平也不會受其影響而趨高。在此我們只考慮一般意義上存在的“工資外溢”。
那么,工資在一國價格貿易條件變動中起什么作用呢?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在《國際經濟秩序的演變》一書中認為生產要素的貿易條件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商品的價格貿易條件,這里的生產要素專指勞動力。在劉易斯看來,工資水平的差異決定了熱帶農產品和溫帶農產品的價格差異,而物價水平差異又決定了價格貿易條件差異。對此,伊曼紐爾(A. Emmanuel)持相同看法,即“不是相對價格決定要素的報酬,而是要素的報酬決定價格”。伊曼紐爾甚至認為,“在所有其他情況相等的情況下,工資的不平等是引起不平等交換的唯一原因。”上述“要素報酬決定價格”的論點反映了產品價格形成的事實,工資作為生產要素之一――勞動的報酬,是生產成本的組成部分,在產品價格形成過程中,工資自然具有一定的決定作用。
由于工資差異能夠決定物價水平差異進而決定價格貿易條件差異,故從理論上講,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國工資水平提高會使相應產品的價格提高,如果該產品是出口品,工資水平提高會引起該國出口品價格(PX)上升,由此導致價格貿易條件(NBTT=PX/PM)改善。以此推論,FDI提高東道國工資水平這一效應,將導致東道國出口品的價格上升,價格貿易條件改善。從供給角度看,工資提高意味著勞動力成本提高,如果需求等條件不變,勞動力成本提高將導致一國出口品的供給減少,由此也會帶來該國出口品價格提高,價格貿易條件改善。
(三)FDI的產業流向與東道國價格貿易條件變化
根據雷布津斯基定理,如果商品和要素價格不變,在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中,其中一種的數量增加了,而另一種的數量保持不變,那么密集使用前一種生產要素的商品的絕對產量將會增加,而密集使用后一種要素的產品的絕對量會減少。
在兩個國家、兩種產品、兩種要素模型(2×2×2模型)框架中,假定商品價格和要素價格不變,技術水平不變,就意味著兩種產品要素投入比例K/L不變,要保持兩個行業的要素投入比例不變,就必須在兩個行業間調整資本和勞動的存量。
當資本K增加時,假定所有新增加的K全部投入資本密集行業,為了保持該行業原有的K/L,就必須從勞動密集行業轉移一定量的勞動來配合新增資本K。只要資本K繼續增加,就會不斷地把生產要素由勞動密集行業轉移到資本密集行業。生產要素存量調整的結果必然是擴大了資本密集型行業的生產,縮小了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生產,進一步提高了專業化的程度。由于資本的增加,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絕對量就會增加。如果資本密集型產品是該國的優勢出口產品,隨著資本K的增加,產品的相對優勢也會隨著增加,出口量會隨之擴大,而進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下降,進口增加,因此資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價格會下降,而勞動密集型商品的進口價格會上升,在這種出口擴張型增長的情況下東道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如果出口的是勞動密集型商品,進口的是資本密集型商品,那么資本K的增加會減少資本密集型商品的進口,進口價格下降,在這種進口替代型增長的情況下該國價格貿易條件改善。我們由此得出以下推論:
推論1:如果要素投入比率K/L不變,以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為主的發展中國家,FDI的流入將改善價格貿易條件;如果東道國的原有出口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FDI的流入會使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如果FDI的流入使東道國的K/L發生變化,那么上述結論將不能成立。
上述推論在現實中是存在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利用外資過程中,過度擴張其比較優勢行業,出口擴張,改變了國際市場的供求狀態,造成出口價格下降,引起貿易條件惡化。
推論2:如果FDI大量投入各國的相同產業,將會引起同類行業出口產品的惡性競爭,出口價格下降,貿易條件惡化,還會引起貿易戰和保護主義泛濫。
從世界范圍看,如果FDI流入的產業所生產出口的產品與其他國家的產品處于競爭關系,那么這種出口導向型的FDI流入越多,同類產品出口增長越快,與國外產品的競爭就越激烈。尤其在價格競爭導向戰略下,更容易引起貿易戰,使得貿易福利下降。
(四)FDI的進口需求、跨國公司的轉移價格與東道國貿易條件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國進口品的需求增加,會使進口品價格(PM)相對提高,從而使本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FDI在東道國的新建投資往往需要從國外進口大量的機器設備等資本品和中間品,形成超額需求。以我國為例,外商投資企業促進我國出口增長的同時,也帶動了進口的迅速增長,其進口占我國總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此外FDI企業進口的產品多為資本與技術密集型中間產品,價格較高,又受發達國家壟斷,價格往往不易下降。大量進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勢必不利于我國貿易條件的改善。黃平、索瓦羅(2003)在考察我國價格貿易條件變動時將FDI形成的超額需求作為導致貿易條件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復合一體化戰略下,國際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體系內一體化的國際生產日益結合,跨國公司以“適地生產”為原則在全球范圍內安排生產經營活動,并通過公司體系內的網絡為這些生產經營活動提供服務,從而建立起內部市場,使以內部交易形式而產生的不改變所有權屬性的新型國際貿易方式――企業內貿易(Intra-firm Trade)迅速發展。跨國公司進行企業內貿易主要是為了利用轉移價格減少稅負、轉移資金與利潤、逃避風險與管制,為了達到上述目的,跨國公司往往采取高價進口中間產品、原材料、機器設備,而低價出口制成品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進口品的價格卻降低了出口品的價格。“轉移價格”一方面造成價格信號失真,另一方面會導致價格貿易條件惡化。
二、FDI、出口數量與收入貿易條件
FDI有利于促進東道國出口。早在1990年,Rhee和Belot就綜述了外資對一系列低收入國家出口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如在印度尼西亞,韓資公司和中國臺資公司促進了當地膠合板制造業的發展及產品出口;在牙買加,與韓國的合資公司使該國服裝得以向美國出口。繼之,Aitken、Hanson和Harrison(1997)對墨西哥制造業的調查發現,當某公司與出口型跨國公司相鄰時,該公司的獲利水平就會提高,但與該國出口商相鄰則沒有這種效應。Lipsey(2000)考察了東亞國家和地區,他認為在東亞電子行業興起和發展的過程中,美國跨國公司分支機構起到了重大作用。早期數據顯示,東亞電子行業出口的四分之三應歸功于美資企業出口;外資進入還改變了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出口結構,使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減少,化學、機械等行業的出口大幅增加。同樣的效應在發達國家也存在,Ruane和Gorg(1999)指出,愛爾蘭加入歐盟后,隨著FDI大量進入,該國有了很大轉變,在制造業,該國三分之二的凈產出和近一半的就業依靠外資,而高科技行業的出口則幾乎全靠外資。Sousa、Greenway和Wakelin(2000)指出外資企業會提高內資企業的出口傾向。浦田秀次郎(2003)運用重力模型對相關經濟體FDI流入和對外貿易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總體而言,FDI對貿易的影響為正。
FDI促進東道國出口數量增加的具體途徑包括:一是FDI流入東道國的比較優勢部門;二是在跨國公司全球定位的生產經營戰略中,東道國處于上游供貨商地位;三是東道國的出口企業與跨國公司形成產業內分工關系,或以產業內水平分工為基礎,生產國外市場所需的差異產品,或以產業內垂直分工為基礎,成為跨國公司整個生產鏈中的一環;四是跨國公司采用縱向一體化直接投資方式進入東道國。
從理論上講,FDI對東道國收入貿易條件變動的影響是通過上述幾個途徑,以增加東道國出口數量的方式實現的。但是在價格貿易條件不變、改善和惡化三種情況下,FDI的收入貿易條件效應會產生不同結果。如果價格貿易條件不變,FDI通過上述途徑使東道國出口數量增加,必然帶來東道國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如果價格貿易條件改善,FDI促進東道國出口數量增加的結果,也同樣導致收入貿易條件改善;但在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前提下,FDI的收入貿易條件效應就會不確定,只有FDI引致的東道國出口數量增加的幅度大于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幅度,東道國的收入貿易條件才會改善。
同理可以推知,如果FDI不是促進東道國的出口數量增加,而是使其減少,那么除了價格貿易條件改善的幅度大于出口數量減少的幅度這一種情況外,FDI減少東道國出口數量,貿易條件隨之惡化。
三、FDI、技術外溢、生產率變動與要素貿易條件
在促進東道國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方面,FDI除了直接進行技術轉讓外,還可以通過兩個途徑發揮積極作用:一是示范效應,即跨國公司進入后,會對東道國當地企業產生一種示范作用,當地企業通過效仿跨國公司所使用的先進技術,學習其先進管理經驗,能夠帶動技術進步,從而提高生產效率;二是競爭效應,即跨國公司的進入能夠打破東道國當地市場的原有格局和均衡,對東道國當地企業形成競爭壓力,迫使當地企業采取行動保護市場份額和利潤,由此促進東道國的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在實踐中,示范效應和競爭效應往往相互交織,綜合體現為跨國公司對東道國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溢出效應”。
麥克道格爾(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應時,第一次把技術的擴散效應視為FDI的一個重要現象。Richard Caves(1974)明確提出了FDI的技術外溢問題,被認為是開創了FDI技術外溢效應研究的先河。Hufbauer和Nunns(1975)指出,跨過公司的特定優勢往往是擁有先進技術,所以跨國公司對海外子公司的技術轉讓及其對東道國當地廠商的“技術滲漏”,都會加快東道國相關產業的技術進步。Findlay(1978)認為,通過外資企業先進技術和管理的“傳染”效應,FDI可以提高東道國的技術進步率;東道國當地企業與外資企業之間的技術差距越大,后者對前者的技術傳遞就越快。20世紀80年代中期,新增長理論明確提出,FDI可以產生外溢效應,加速先進科學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使發展中國家通過學習和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培育并養成自己的內生技術創新能力。這些結論被《1992年世界投資報告》吸收。綜觀近年來的相關文獻普遍認為,東道國可以從以下渠道獲得FDI的技術外溢效應:第一,通過FDI帶來的新技術、新設備獲得技術外溢;第二,通過子公司對當地雇員的培訓獲得技術外溢;第三,通過跨國公司參與東道國競爭而產生的示范效應與競爭效應;第四,通過跨國公司國外子公司所進行的大量研發活動增強技術外溢效應;第五,從FDI企業與本地企業的技術聯系獲得。
盡管FDI對東道國生產率和技術進步的影響取決于多種因素,但在多數情況下,FDI都趨向于提高東道國的生產率和技術水平。要素貿易條件分為單要素貿易條件(SFTT=[PX/PM]?ZX)和雙要素貿易條件(DFTT=[PX/PM]?[ZX/ZM])。在價格貿易條件不變、改善和惡化三種情況下,出口商品勞動生產率(ZX)的提高會導致單要素貿易條件出現不同變化,但總的來說,只有在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幅度超過出口品勞動生產率提高幅度的情況下,單要素貿易條件才會惡化。這意味著,一般情況下,FDI都能通過促進東道國提高出口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而改善單要素貿易條件。在雙要素貿易條件中,如果假設進口商品勞動生產率(ZM)不變,那么FDI影響其變動的理論途徑和作用機制與FDI影響單要素貿易條件變動的相應途徑和機制類似。
四、結論
根據上文的理論分析,我們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如果FDI的流入能適度增強東道國原有比較優勢,則有助于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如果FDI的流入過度擴張東道國的比較優勢,導致出口數量激增,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價格貿易條件有可能惡化。
第二,如果FDI的流入能夠及時使東道國貿易結構發生新的變革,有助于增強進口替代品的生產能力,有助于貿易條件改善。
第三,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大小影響東道國要素貿易條件的變化。生產要素導向型FDI的技術轉移和擴散次數要高于市場導向型FDI。如果FDI沒有帶來技術進步效應,對東道國的貿易利益的影響則是不確定的。
第四,東道國利用外資的主要目標應該放在外資的技術含量和外溢以及產業結構調整上,僅僅盯住FDI促進出口增長、放縱外資重復建設和對原有比較優勢的肆意損耗,將會導致貿易摩擦加劇以及社會福利的損失。所以,東道國應該對成本導向型的FDI應予以高度關注,給予必要的政策引導。
參考文獻
王新奎:《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中的利益分配》,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
朱廷:《外國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貿易條件理論范文3
國際貿易生產的最主要原因是國際貿易利用伙計分工給貿易雙方帶來貿易利益,使貿易雙方的國民福利水平提高。但是在某些發展中國家,該國的經濟增長帶來的出口擴張使貿易條件迅速惡化,其結果使所得對外貿易不增反減,降低了該國國民的凈福利的絕對水平。此現象最早被美國經濟學家J.Bhagwati所發現,稱之為“貧困化增長”。
下面運用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價格貿易條件的變化予以說明:
模型引自趙偉主編《國際貿易―理論、政策與現實問題》
如圖1,橫軸代表A產品的產量,縱軸代表B產品的產量,其中X國家在A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是A產品的出口國,而且在世界市場占據極大的份額。直線P代表A國未擴大出口之前的貿易條件(Pa/Pb),其與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切點為C,在直線P上的一點D作為A國的消費均衡點。與D點相切的曲線I為社會無差異曲線。出口擴大之后,貿易條件迅速惡化,變為P',A國消費點因此移至C'點,此時的社會無差異曲線II,明顯低于社會無差異曲線I,意味著國民福利水平下降。
一、貧困化增長的發生是需要前提條件的
經過國內外專家的實證分析,主要有四點,這里我就簡略介紹:
1、該國生產能力的增長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門。出口部門的生產能力的增長,使出口擴大,由于此國在世界市場上占據很大份額,將導致世界市場上此類商品供大于求,均衡價格下降。
2、國際市場對某國生產的此類產品需求彈性很小。由微觀經濟的需求價格理論彈性,我們可知,世界市場均衡價格的下降率大于均衡數量的增長率,即價格貿易條件惡化所造成的損失大于擴大出口帶來的利益,致使該國的總收益下降,國家變貧困。
3、該國此類出口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占據很大一部分份額。此類產品的世界市場供給量很大一部分來源于該國,所以該國的出口量的大幅擴增足以影響一個市場的供求關系。
4、該國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對外經濟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貿易條件的惡化更能引起一國國內福利水平的惡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往往制定以出口導向為主的貿易政策來帶動本國的經濟發展,GDP增長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由出口增長所引起的。
分析我國貿易條件(1994年―2003年)
判斷一國是否出現貧困化增長的最主要的指標就是貿易條件(也成交換比價、貿易比價),在數值上等于出口產品相對于進口產品的價值,是一個相對概念。在實際應用中具有四種類型:價格貿易條件(NBTT)、收入貿易條件(ITT)、單要素貿易條件(SFTT)以及雙要素貿易條件(DFTT)。
這里僅介紹價格貿易條件。價格貿易條件在數值上等于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的比例。若兩者的比例增長,說明本國可以一般為出口產品對進口產品更加具有價值,貿易條件變好;若兩者比例降低,則貿易條件惡化,可能會導致貧困化增長。
二、我國是否符合貧困化增長的條件
1、“增加出口”被譽為帶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三套馬車”之一。對于處于發展中國家行列的中國來說,應該以出口導向政策為指導,增加出口以帶動經濟。其實這種政策很像晚期重商主義,政府大力鼓勵出口甚于進口。通過對我國在近些年的GDP增長率和進出口增長對對比,可以發現,絕大多數年份,我國出口增長率高于GDP增長率和進口增長率。由此我們不難推斷我國的經濟增長多半發生在出口競爭產業。
2、由于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很多企業出口的產品基本都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服裝、玩具等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由于這種產品的的勞動密集的特殊性,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可以生產此類產品出口,在世界市場上形成競爭。這將導致市場上此類商品的價格地下,而且由于競爭激烈,這也將使我國的出口產品的需求彈性小。這符合國際市場對某國生產的此類產品需求彈性很小的條件。
3、關于我國經濟發展是否依賴于出口部門我們可以看出來。我國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就高于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直接表現為外貿依存度不斷攀升,經濟越來越依賴于外貿的增長。
三、應對我國貧困化增長的策略
1、改變出口導向型政策,扶持進口產品替代企業。改變經濟增長模式,大力發展進口替代型企業。通過降低銀行貸款門檻、政府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一系列措施來扶持進口替代型企業,促進其發展。特別是高新技術的替代企業,政府應該推廣其技術,利用知識外溢和學習效應,是其他企業學習技術,從而促進整個產業的外部規模經濟的實現。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則應該給予技術上的支持,促進其生產模式的轉型。
2、提高產品的含金量、質量和多樣化性,盡最大可能滿足國際消費者需求。
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使其獲得盡可能多的滿足感,這樣有利于消費者對我國出口產品產生依賴,即所謂的“品牌效應”。這樣可以使我們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從而相對提高了消費者對我國產品的需求,有利于此產品富有需求價格彈性。
3、改變出口增長方式,以技術密集型和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代替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通過對近年來世界貿易總額的分析,可以發現發達國家所出口的資本密集型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占據相當大部分,而且這兩類產品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和壟斷力。我國要想在國際市場上長久占據份額,必須也得進行產業結構的轉變。
參考資料:
[1]趙偉主編《國際貿易―理論、政策與現實問題》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2]Paul R.Krugman著《國際經濟學―理論與政策(第八版)》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貿易條件理論范文4
(一)貧困化增長的含義美國經濟學家薩爾瓦多的《國際經濟學》(第8版)現在已經被許多高校作為《國際經濟學》雙語課程的教材,在該書第七章———經濟增長與國際貿易中,說明了貧困化增長(ImmiserizingGrowth)出現的原因。貧困化增長也稱為“不幸的增長”,由經濟學家杰格迪什·巴格瓦蒂提出,主要是指即使福利效應自身可增加國家福利,貿易條件也有可能下降很多,以至于使國家福利出現凈下降。
(二)貧困化增長出現的主要原因根據巴格瓦蒂的觀點,出現貧困化增長現象的原因與貿易條件的惡化有直接的關系,因為技術進步帶來的經濟增長使得一國的出口在貿易條件不變下大大增加;如果該國是一個大國,那么出口的增加過大會導致貿易條件惡化;若這種出口商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非常低,則會導致該國的貿易條件進一步惡化;再加上該國對貿易的依賴程度很強,以至于貿易條件的惡化引起國家福利的減少,從而出現了出口越多越窮的奇特現象。(三)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化增長”國際經濟學理論中提到的貧困化增長問題,主要容易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就中國而言,改革開放以來,其對外貿易增長迅速。據統計,2005年中國的貿易總額達到1.4221萬億美元,是1980年的78.5倍,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然而,伴隨著不斷擴大的貿易規模,貿易條件呈現出不斷惡化的趨勢。據測算,與1995年相比,2004年貿易條件下降了近35%。國內有不少學者對中國貿易條件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基本研究結論就是貿易條件呈現出總體惡化的趨勢,而貿易條件的惡化導致貧困化增長現象的產生。貧困化增長現象不僅出現在了中國的貿易領域,更有甚者,在中國的教育方面也越來越明顯。
二、《國際經濟學》雙語教學中的貧困化增長現象
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大學雙語教學試點,其規模逐漸擴大,涉獵的領域也越來越寬泛,但是隨著雙語教學的不斷成熟,其教學質量、教學效果并沒有與其規模成正比,相反教學質量正不自覺地陷入“貧困化”陷阱。
(一)雙語教學的“三多”現象
貿易條件理論范文5
關鍵詞:要素貿易條件;勞動效益系數;勞動要素貿易條件
中圖分類號:F75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6260(2008)06-0047-06
在中國外貿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貿易條件的變動一直是一個存在爭議的問題。比如,近年來商品貿易條件(NBTT)指數的下降就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普遍關注和廣泛討論。而相比之下,要素貿易條件由于計算過程相對復雜而較少被人們所關注。其實,要素貿易條件指數反映的是一國在參與國際貿易過程中貿易凈利益的變化,在更深層次上反映了一國在國際市場上的整體競爭能力,在理論和實際意義上的重要性都不比商品貿易條件指數低。可以說,要素貿易條件所衡量的是一國技術能力的變化,這一指標對于一國調整產業結構,加速技術改造,從而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加快經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文獻綜述
“貿易條件”和“比較優勢”一起被認為是國際貿易理論研究的兩個最基本的問題。就對貿易條件的研究而言,主要涉及到用什么方法來衡量比較合理,對不同的貿易條件指數如何計量和判斷,貿易條件的變動如何影響一國經濟的發展等方面的問題。
由Prebisch (1951)和Singer(1950)于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提出的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持續惡化的命題,長期以來一直是人們討論的熱點。這一命題本身包含兩方面的意義:第一,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收入彈性低,導致貿易條件持續下降。第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勞動生產率進步速度不同,勞動市場結構存在差異,導致前者獲得的貿易利益下降。同時,由于勞動市場存在過度競爭,會導致勞動要素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報酬下降。可見,Prebisch和Singer已經注意到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不只是單純的商品貿易條件下降,要素貿易條件下降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劉易斯(1984)指出,要素貿易條件決定發展中國家商品貿易條件的變化,而決定要素貿易條件的是國內的生產率水平和勞動力的供給彈性。在一個以初級產品為主導的經濟體系中,勞動力供給具有無限彈性,國內的平均工資水平增長較慢,而工資水平較低不僅影響社會的總物價水平,也對勞動生產率進步具有不良影響,進一步導致其要素貿易條件下降。
貿易條件的變動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影響。Mendoza(1997)的一項研究表明,出口商品價格的上升使得相關生產部門的投資預期回報率提高,從而加速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他的回歸結果是,貿易條件每上升1個百分點,將使得消費增長0.2個百分點。Bleaney等(2001)利用Mendoza的模型對1980―1995年間14個亞撒哈拉國家的情況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隨著貿易條件改善,投資增多,單位資本產出的GDP不斷增長。Hadass 等(2003)的實證研究也表明,貿易條件改善和經濟發展之間聯系密切。
關于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問題,目前國內外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商品貿易條件上。鄭智海等(2002)對1993―2000年間中國與美國、日本、東盟和新興工業化國家之間的貿易進行考察后得出中國貿易條件持續惡化的結論。趙玉敏等(2002)根據拉斯帕爾斯公式,分別編制了中國1993―2000年間初級產品、制成品及制成品分類以及前述所有產品的商品貿易條件指數。結論是這一期間中國整體商品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3%,其中制成品貿易條件下降是導致中國貿易條件整體下降的主要原因。張蕾 (2004)、吳亮(2001)等人認為,中國商品貿易條件指數在上世紀80和90年代呈小幅下降趨勢,與此同時,要素貿易條件并沒有明顯改善,甚至出現惡化。陳飛翔等(2005)的研究表明,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商品貿易指數在持續地下降,但收入貿易條件指數卻呈現出明顯改善的趨勢,僅僅根據商品貿易條件指數來做出中國貿易條件下降的判斷是不合適的。
到目前為止,關于中國要素貿易條件的實證研究還相當有限。這就使得國內關于中國貿易條件變動的相關討論缺乏充分的根據,至少分析的角度仍然不夠全面。因此,本文擬對近20年中國要素貿易條件的變動趨勢進行一個初步的實證分析,為中國進一步的貿易發展與轉型提供一定的依據。
二、指標測度方法的選擇與計算
為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要素貿易條件變動趨勢作詳細的分析,我們選擇了1985―2004年20年的數據。傳統的要素貿易條件僅考慮生產要素的效率,而沒有考慮生產要素的成本,因而不能全面反映一國所取得的貿易利益,不能解釋一些經濟強國勞動生產率很高,但其產品卻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現象,也不能反映中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真正競爭力。可見,要全面反映一國所獲得的貿易利益,只考慮勞動生產率還不夠,還要考慮投入要素的價格。因此,本文將對要素貿易條件進行進一步修正,結合勞動力成本提出勞動效益系數,進而計算勞動效益要素貿易條件指數。
1.單要素貿易條件(SFTT)及其計算
單要素貿易條件(Single Factorial Terms of Trade ,簡稱SFTT),計算的是每消耗一單位國內生產要素用于出口后,該國獲得多少進口,衡量的是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國內消耗單位生產要素所能換回的利益。單要素貿易條件上升,反映一國國內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的提高。
單要素貿易條件指數計算公式: SFTT=(Px/Pm)×Zx
其中:Px、Pm分別是一國的出口商品和進口商品價格指數。Zx為一定時期內本國出口商品的生產率指數(計算結果詳見表1)。(注:關于勞動生產率的計算說明如下:在現有的統計資料中,對于勞動生產率的計算大都是依據所有工業生產部門數據,但我們認為這并不能真實反映出口產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因此,要準確地衡量出口部門勞動生產率,必須依據出口部門數據,排除非出口部門。依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可以查找我國歷年主要出口商品種類,然后,在其所涉及的生產部門范圍內,依據1986―2005年多種統計年鑒獲取出口商品部門生產總值、從業人數以及周平均勞動時間等指標數據,依據下式測算我國出口部門勞動生產率指數:出口部門勞動生產率=出口部門年生產總值/(出口部門年從業人數×出口部門產業年平均勞動時間)。因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了部分附表,感興趣者可直接與作者聯系。)
單要素貿易條件表明發展中國家出口部門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實際國民收入增長可以改善“二元經濟”結構的負面影響。出口部門生產擴大可以吸引落后部門生產要素的流入,這樣,整個國民經濟生產率也會因生產要素資源配置的改善而提高,從而,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會因平均生產率的提高而得以彌補。但是,隨著一國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如果生產率提高而單要素貿易條件出現下降,就有可能出現巴格瓦蒂所說的“貧困化增長”。這時,就需要對現行的貿易結構進行調整,所以說,單要素貿易條件指數是一國結構調整的重要信號,其變動對一國外貿和經濟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2.雙要素貿易條件(DFTT)及其計算
雙要素貿易條件(Double Factorial Terms of Trade ,簡稱DFTT),計算的是每一單位的國外用于本國進口的生產要素可交換到多少單位國內用于出口的生產要素。雙要素貿易條件的變動,反映了一國國內對于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相對其他國家是提高還是降低,可以反映貿易利益在各國之間的分配情況。
雙要素貿易條件指數計算公式: DFTT=(Px/Pm)×(Zx/Zm)
其中:Zm為一定時期內外國生產本國進口品生產率指數。Zx/Zm指的是兩國相互貿易品相對勞動生產率的情況,表示需用多少單位包含在出口產品中的本國生產要素來換取包含在進口商品中的單位外國生產要素。
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國的單要素貿易條件一般都是呈上升趨勢,不能很好地反映各國間貿易利益分配的不平等現實,而雙要素貿易條件可以更準確地說明國際貿易中利益的分配。因此,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雙要素貿易條件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指數。
在中國的貿易伙伴國中,與美、日、德、韓四國的直接貿易額占總貿易額的51%,因此通過考察中、美、日、德、韓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比值的變化,可以較好地反映中國雙要素貿易條件的變化趨勢(計算結果詳見表2)。
3.勞動效益要素貿易條件及其計算
要全面反映一國所得的貿易利益,僅考慮勞動生產率是不夠的,還要考慮投入要素的價格。因此,我們對要素貿易條件進行了修正,結合勞動力成本提出勞動效益系數的概念。
勞動效益系數為:L=Y/W
其中,Y、W分別為每個勞動力在單位時間內產出的增加值和勞動力價格。
勞動效益要素貿易條件亦可同樣分為單勞動效益要素貿易條件(SLFTT)和雙勞動效益要素貿易條件(DLFTT)。計算公式分別為:
SLFTT=(Px/Pm)×LxDLFTT=(Px/Pm)×(Lx/Lm)
其中,Lx為一定時期內本國出口部門勞動效益系數。Lm為一定時期內外國生產本國進口品部門勞動效益系數(計算結果詳見表3、表4)。
三、中國要素貿易條件的變動趨勢
1.傳統要素貿易條件變動趨勢分析
過去的20年,中國的單要素貿易條件指數呈現出持續增長的趨勢,其中近10年來增幅尤為明顯,這與商品貿易條件指數的不斷下降形成了明顯的對比(見圖1)。尤其是自1995年以來,中國商品貿易條件指數處在不斷下降的趨勢中,2004年下跌到80.04的最低點。相比之下,中國的要素貿易條件指數則在2004年達到新的歷史高點。導致中國要素貿易條件指數快速上升的直接原因是工業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工業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大大超過商品貿易條件指數的下降速度,因而要素貿易條件指數保持了快速改善的趨勢。
勞動生產率的橫向比較顯示,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與美國、日本、德國、韓國存在著非常大的差距(詳見圖2)。1985年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3%,日本的3.1%,德國的3.2%,韓國的13.4%。1985―1991年間,差距進一步拉大。1992年以后,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加快,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有所縮小,2004年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相當于美國的4.3%,日本的8.8%,德國的9.6%,韓國的7%。這說明中國經過十幾年的努力,要素勞動生產率自1992年開始得到大幅提高和改善。因此,中國雙要素貿易條件變動趨勢遠不如單要素貿易條件樂觀,雖然整體是一種上升的趨勢,但表現不是非常明顯,而且波動非常頻繁,在90年代雖對韓國的改善幅度較大,但近年來相對于韓國又出現了很大幅度的下降。這表明中國與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家在制造業勞動生產率上還有很大差距,且這種差距縮小的進程較為緩慢。
雙要素貿易條件的變動僅僅反映中國在勞動生產率上的劣勢,并沒有反映中國在勞動力成本上的優勢,從而無法反映中國出口商品的真實競爭力。因此,我們有必要結合勞動效益分析貿易條件的變動趨勢。
2.對勞動效益要素貿易條件變動趨勢的分析
過去的20年中,中國的單勞動效益要素貿易條件指數總體呈現增長趨勢(見圖3),尤其自1995年開始,呈現連續增長的趨勢,2003年達到495.76的最高點,2004年雖稍有下降,但并不影響上升的大趨勢。相對同期商品貿易條件的不斷下降,中國單勞動效益要素貿易條件的上升主要得益于勞動效益的不斷提高,即勞動效率的增長快于工資率的增長。而與單要素貿易條件上升了近16倍相比,單勞動效益要素貿易條件僅上升28.87%,表明中國的工資水平同樣在這20年中有了大幅增長,導致勞動效益提高幅度有限。
同樣,當我們將中國的勞動效益在世界范圍內作橫向比較,情況就沒有那么樂觀了。從圖4中可以看出,20世紀80年代中國雙勞動效益要素貿易條件一直呈下降趨勢,90年代初雖稍有上升,但很快就因為工資率的大幅增長而重新下降,直至1997年后,中美、中日和中德雙勞動效益要素貿易條件才呈現總體上升趨勢,這表明近年來中國勞動力市場供給充裕,工資增長放緩,增長率相對勞動效率的提高慢于日、美、德。與此同時,中韓雙勞動效益要素貿易條件處于不斷下降中,表明中國對韓國的單位勞動報酬創造的增加值優勢在減弱。
3.對總體變動趨勢的整體判斷
結合相關計算與分析,我們對近20年中國要素貿易條件的變動趨勢作出如下判斷:
第一,總體上中國貿易條件是持續改善的。盡管中國20年間商品貿易條件在波動中有所下降,但要素貿易條件指數卻顯示,中國工業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大大超過商品貿易條件指數的下降速度,要素貿易條件指數獲得了較大幅度的改善,與此同時,單、雙勞動要素貿易條件整體保持一定的上升趨勢,這一點不僅從實證計算結果得到反映,也可以從對現實生活的觀察得到有效支持。事實上,為了從不斷擴張的對外貿易中獲取更多利益,中國政府和企業在完善市場機制、優化產業結構、升級換代生產技術、提高勞動力素質等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第二,單要素貿易條件的改善快于雙要素貿易條件的改善。20年來,出口部門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使單要素貿易條件指數快速上升,而勞動效益的不斷提高亦使得單勞動效益要素貿易條件指數總體呈現出增長的趨勢。但把中國國內對于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和勞動效益相對其他國家進行橫向對比可以發現,對美、德、日的貿易條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對韓國則波動比較大,貿易利益在各國之間的分配是不均衡的。
第三,貿易條件改善的速度有波動。由于中國勞動生產率的持續改善,單要素貿易條件的波動幅度不大,基本上保持持續改善的趨勢,但雙要素貿易條件的波動比較頻繁,特別是對韓國從90年代初到1999年持續改善,而且增長較快,但從2000年開始又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勞動效益要素貿易條件指數波動更為頻繁,特別是在整個90年代,出現了快速改善而又急劇惡化的過程。這主要是受到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1993年前后中國工資水平的快速增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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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條件理論范文6
中國與韓國自1992年建交以來,雙邊的經貿關系發展迅速。1992年,雙邊的貿易額只有50.3億美元,在2005年,雙邊的貿易額首次突破千億美元達到1119.3億美元的新高,2007年雙邊的貿易額達到1599.0億美元,是1992年的31倍多,15年年均增長26%,占當年中國對外貿易額的7.4%,同時韓國也成為中國第六大出口市場和第四大進口來源地。另一方面,目前中國已成為韓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是韓國第一大出口對象國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國。那么,貿易利益在中國與韓國之間究竟如何分配?也就是說中國同韓國的貿易條件究竟如何?這應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貿易條件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其長期趨勢的變化情況;二是其波動性(volatility)。并且Blattman、Hwang和Williamson對不同類型國家貿易條件的變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還發現,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貿易條件的波動相對其長期趨勢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更重要,也更值得關注。然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長期以來,國內學者對中國貿易條件的關注也主要集中在其長期變化趨勢的研究上,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有:趙玉敏、郭培興和王婷、林麗和張素芳、黃滿盈等。最近,關于貿易條件的波動性,國內學者也開始關注。黃滿盈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從進出口商品結構角度和國別角度對中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波動性進行了研究。但是,到目前為止,不論是關于中國同韓國貿易條件的變化情況還是波動情況,國內學者都還尚未涉足。一方面由于韓國在中國對外貿易當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又由于韓國是中國的重要近鄰,因此對中國同韓國貿易條件的變化情況和波動情況進行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本文將在聯合國統計司Comtrade數據庫的基礎上對中國同韓國貿易條件的變化和波動情況進行全面的分析。
二、數據說明
由于中國與韓國的經貿關系自1992年以來才開始迅速發展,因此本文也重點分析自1992年以來中國同韓國的貿易條件。本文在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tandardInternationalTradeClassification,SITC)第2版4分位數的基礎上,根據Lall對進出口商品的分類,共選擇初級產品145種、資源型制成品196種、低技術產品161種、中技術產品200種、高技術產品66種。為了保持數據的連續性和統計口徑的一致性,本文所有的原始數據(1992年~2006年)都來自聯合國統計司Comtrade數據庫(/Depts/unsd/index.html)。另外,為了反映觀測期內進出口數量變動在價格指數構成中的作用,本文在計算進出口價格指數時均采用帕氏公式(Paascheformula)。
三、中國同韓國貿易條件變化情況的經驗分析
1.中國同韓國的整體貿易條件變化情況
如圖1所示,從1992年~2006年,中國同韓國的整體貿易條件出現了小幅下降,2006年與1992年相比下降了2.6%。從1992年~1994年,中國同韓國的整體貿易條件大幅上升,并在1994年達到歷史的最高點,這很大程度上與當年的外匯體制改革有關,人民幣匯率的大幅貶值一方面增強了中國商品特別是制成品的出口競爭能力,同時有效遏制了進口的增長,從而降低了進口商品的價格。但匯率調整的影響是有限的,也是暫時的,在1995年,隨著進口價格的大幅反彈,中國同韓國的整體貿易條件快速回落。在1996年,由于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大幅改善,帶動了整體貿易條件的大幅反彈。1997年由于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同韓國的整體貿易條件大幅下降。此后,中國同韓國的整體貿易條件基本上呈振蕩走低的趨勢,并在2004年達到歷史的最低點。不過,一個可喜的現象是,在2005年和2006年,中國同韓國的整體貿易條件連續兩年出現了反彈。
資料來源:本文計算整理
2.中國同韓國的初級產品貿易條件變化情況
如圖2所示,從1992年~2006年,中國同韓國的初級產品貿易條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2006年與1992年相比下降了8.9%。在1992年~2006年間,中國同韓國的初級產品貿易條件在大多年份都小于100,也就是說,在大多年份中國同韓國的初級產品貿易條件都比基期(2000年)要差。在1996年,中國同韓國的初級產品貿易條件達到歷史的最高值,這主要是由于當年初級產品出口價格的大幅上升所造成的。在1998年和1999年,由于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同韓國的初級產品貿易條件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只是略微大于90。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自2004年以來,中國同韓國的初級產品貿易條件連續下降,并在2006年下降到歷史的最低點,這主要是由于初級產品的進口價格大幅上升所造成的。
資料來源:本文計算整理
3.中國同韓國的制成品貿易條件變化情況
如圖3所示,從1992年~2006年,中國同韓國的整體制成品貿易條件出現了小幅的下降,2006年與1992年相比下降了1.9%,其中低技術制成品與中技術產品的貿易條件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而資源型制成品與高技術制成品的貿易條件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從1992年~1994年,中國同韓國的整體制成品貿易條件不斷上升,并在1994年達到歷史的最高點,此后基本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并在2004年達到一個相對的低點,在2005年和2006年雖然出現了一定的反彈,但幅度非常小。中國同韓國的高技術制成品貿易條件在1992年~1994年間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都大于175,并且不斷上升,在1994年達到歷史的最高點,此后呈波動中下降的趨勢,在2006年由于高技術制成品進口價格的大幅上升,導致高技術制成品的貿易條件大幅下降,并達到歷史的最低點。中國同韓國的中技術制成品貿易條件在1998年以前呈波動上升的趨勢,并在1998年達到一個相對的高點,此后出現了一定的下降,但自2003年呈不斷上升的趨勢,特別在2006年,由于中技術制成品進口價格的大幅下降,從而使中技術制成品的貿易條件大幅上升,2006年與2005年相比上升了50%,達到歷史的最高點。在此,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中國同韓國的資源型制成品貿易條件自1996年以來、低技術制成品貿易條件自1994年以來都呈不斷下降的趨勢,特別自2003年以來,下降幅度非常明顯。
四、中國同韓國貿易條件波動情況的經驗分析
1.理論模型:貿易條件的分解
關于貿易條件的波動,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一方面,不同類別的進出口商品(比如初級產品和高技術產品),由于其產品特征和國際市場結構的不同,其貿易條件的波動將會不一樣,我們把由不同類別進出口商品貿易條件波動引起的整體貿易條件的波動稱為“分類商品價格”效應;另一方面,不同類別商品相對出口價格或相對進口價格的波動(比如初級產品相對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價格或進口價格)也會對整體貿易條件的波動產生影響,我們把這種效應稱為“相對商品價格”效應。下面,我們將根據這一思想來對貿易條件進行分解。
用px表示整體出口價格指數的對數,那么,
(1)
其中,pix表示i類出口商品價格指數的對數,pp、rb、lt、mt及ht分別表示初級商品、資源型制成品、低技術產品、中技術產品和高技術產品。αix表示i類出口商品在全部出口當中所占的份額,并且。
同樣,用pm表示整體進口價格指數的對數,那么,
(2)
其中,pim表示i類進口商品價格指數的對數。αim表示i類進口商品在全部進口當中所占的份額,并且。
用(1)式減去(2)式便得到貿易條件的對數,
(3)
根據前面對“分類商品價格”成分和“相對商品價格”成分的定義,通過對(3)式進行代數變換,我們可以把貿易條件表示成這二者之和,但是,表示形式并不惟一。這是為什么?我們可以這樣考慮,為了把這些“分類商品價格”成分加總到整體貿易條件當中,我們可以采用不同的權重,既可以采用出口份額作為權重也可以采用進口份額作為權重。所以,對(3)式可以有兩類分解方法,一類采用出口份額作為“分類商品價格”成分的權重,另一類采用進口份額作為“分類商品價格”成分的權重。另外,對每一類分解方法,表示形式也不惟一。這是因為對“相對商品價格”成分,我們需要選擇一種商品作為基準商品,這有五種選擇,所以對每一類分解方法,就有五種表示形式。在此,限于篇幅,我們僅列出每一類分解方法的一種表示形式。
(4)
(4)式右邊的前5項表示的是“分類商品價格”成分,分別表示的是不同類別商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后面的4項表示的是“相對商品價格”成分,分別表示資源型制成品、低技術產品、中技術產品及高技術產品相對初級產品的進口價格。
(5)
(5)式右邊的前5項表示的仍是“分類商品價格”成分,不同(4)式的是用進口份額做了權重;后面的4項表示的仍是“相對商品價格”成分,與(4)式不同的是,這4項分別表示的是資源型制成品、低技術產品、中技術產品及高技術產品相對初級產品的出口價格,而不是相對進口價格。
2.中國同韓國貿易條件的波動性
在對中國同韓國貿易條件波動的原因進行分析之前,我們先來分析一下中國同韓國整體貿易條件及分類商品貿易條件的波動性。在計算各種貿易條件的波動性時,均采用它們年度增長率的標準差來計算,這一方面是因為貿易條件的短期波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相對其長期趨勢來說顯得更為重要;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單位根的出現。實際當中,Razin、Baxter和Kouparitsas對貿易條件波動性的測算也都是這樣處理的。具體的計算結果見表1。
資料來源:根據樣本數據本文計算
從1992年~2006年,中國同韓國的整體貿易條件年均波動10.6%,其中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波動大于整體貿易條件的波動,年均波動13.0%;制成品貿易條件的波動小于整體貿易條件的波動,年均波動9.9%。所有分類制成品貿易條件的波動都大于整體制成品貿易條件的波動,其中資源型制成品和高技術制成品的貿易條件波動稍大,年均波動分別為19.2%和20.0%;低技術制成品和中技術制成品的貿易條件波動稍小,年均波動分別為16.0%和17.0%。
如果以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為分界,把整個時期分為兩個階段來考察中國同韓國貿易條件波動的變化情況,結果發現,在兩個不同的階段,中國同韓國整體貿易條件的波動性、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波動性、制成品貿易條件的波動性都有很大程度的下降。在制成品內部,除了中技術制成品,資源型制成品、低技術制成品和高技術制成品貿易條件的波動性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總的來說,中國同韓國貿易條件的波動在前后兩個階段是有顯著差異的,即加入WTO之前中國同韓國貿易條件的波動大于加入WTO之后貿易條件的波動。
3.中國同韓國貿易條件波動的原因分析
在此,我們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來對中國同韓國貿易條件波動的原因進行分析。根據前面的分析,對貿易條件的分解共有兩類分解方法10種表示形式,而選擇哪一類分解方法哪一種表示形式并無優劣之分。在此,本文選擇(4)式和(5)式對中國同韓國的貿易條件進行分解。分解時,式子的右邊共有9個方差項和36個協方差項,這些協方差項對整體貿易條件方差的影響很小,忽略它們并不影響文章的主要結論,實際當中,Baxter和Kouparitsas對貿易條件的方差分解、Rogers和Jenkins)對真實匯率的方差分解也都是這樣處理的。具體的分解結果見表2。
中國同韓國的貿易條件根據(4)式和(5)式分解的結果一致,即“分類商品價格”成分的波動在中國同韓國貿易條件的波動當中起主導作用。根據(4)式的分解結果,在“分類商品價格”成分當中,αmtx(pmtx-pmtm)和αhtx(phtx-phtm)的波動對整體貿易條件波動的影響較大,這二者可以解釋整體貿易條件波動的35%,結合表1我們可以發現,這一方面是由于αmtx和αhtx比較大,另一方面是由于高技術制成品的貿易條件波動較大引起的;在“相對商品價格”成分當中,(αmtx-αmtm)(pmtm-pppm)的波動對整體貿易條件波動的影響較大,可以解釋整體貿易條件波動的14%,這主要是由于αmtx-αmtm較大引起的。根據(5)式的分解結果,在“分類商品價格”成分當中,αmtm(pmtx-pmtm)和αhtm(phtx-phtm)的波動對整體貿易條件波動的影響較大,這二者可以解釋整體貿易條件波動的59%,這一方面是由于αmtm和αhtm比較大,另一方面是由于高技術制成品的貿易條件波動較大引起的;在“相對商品價格”成分當中,(αmtx-αmtm)(pmtx-pppx)的波動對整體貿易條件波動的影響較大,可以解釋整體貿易條件波動的10%,這主要是由于αmtx-αmtm較大引起的。
資料來源:根據樣本數據本文計算
總之,中國同韓國貿易條件的波動主要受以下因素影響:中技術制成品和高技術制成品在中國同韓國進出口貿易當中所占的份額較大、中國同韓國中技術制成品貿易的不平衡(出口遠小于進口),以及高技術制成品貿易條件的較大波動。
五、減小中國同韓國貿易條件波動的對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