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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語結構類型范文1

1．1自《馬氏文通》問世以來，有關漢語語法的論著對短語的分類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內部結構這

兩個標準來進行的，其中以內部結構為標準的分類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實，漢語短語分類中的“功能說”和

“結構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葉斯丕森和布龍菲爾德理論的影響。在結構分類方面，布氏的句法結構觀念似

乎特別適合于漢語，因為漢語詞的構成方式、短語的構成方式和句子的構成方式是那樣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

結構類型的分析可以直接應用于漢語每一層面上的語法單位的結構分析。短語在漢語語法單位中處于一種樞紐

地位，因此，短語的結構類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詞。這是漢語語法單位進行結構分析的一條捷徑，發展到頂峰

就是“詞組本位說”。如范曉先生在《說句子成分》、《關于結構和短語》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漢語的句子結

構和短語結構的構造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獨詞句外，句子只不過是獨立的短語而已。根據這種觀點，應當

是有多少種結構的短語，相應地便會有多少種結構的句子。

1．2“詞組本位說”把句法結構類型和短語類型完全對應起來，即以分析短語的結構類型為基礎，擴

展到句子結構。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處；從實際的作業上看，它也具有相當的成效。它操作起來十

分簡便，似乎可以一以貫之地分析漢語的一切“結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恰恰是這種簡便掩蓋了漢語短

語類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實質性問題，如（一）是不是每個短語都可以在結構類型中找出它的歸屬？有

的虛詞和實詞組合，其內部結構關系如何看待？（二）結構類型相同的短語，為什么其語法功能和轉換關系不

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學者討論”在結構分類中都是主謂關系，但前者能作“進行”類動詞的賓語，后者

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語限定之后作主語或賓語，后者不能。（三）許多結構類型不同的短語卻有同樣的語法功

能，這是為什么？

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的、備用的語法單位，對它內部進行分析以及據此而進行的分類，其標準與動態的、

使用的語法單位—一句子的分析不應該是一樣的，事實上，構成短語的成分和構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

的同一性。呂叔湘先生認為“從語素到句子”有一個“中間站”，即短語。②這里我們借用下“中間站”這個

說法。我們認為，如果說漢語語法單位由靜態轉化為動態有一個中間站的話，那末這個中間站不是短語，而是

句子成分。語和短語都需要這個中間站的過渡，才能由靜態的備用單位轉化為動態的使用單位。③“詞組本位

說”所做的單純的結構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單位，因而沒能解決上述問題，也就不能使短語

研究向更深的方向發展。

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學者對“詞組本位說”提出質疑，試圖把短語的結構和句子的結構區別開來，進而建

立詞法、短語法（有的學者叫“下句法結構”）、句法三足鼎立的語法分析體系，④這一步邁得很勇敢，也頗

有見地。如果把短語法單列出來，那末短語分類就和句法結構分類有了質的區別。但他們的分類如仍按短語內

部的結構關系來確定，上面提出的問題就仍無法解決。

二短語分類的原則

2．1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給短語分類。有一個原則問題必須加以強調，那

就是同劃分任何語法單位類別一樣，給短語分類也應該遵守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則：劃分出來的類別能夠有效地

服務于分析。反過來說，就是：不管用什么標準來劃分，只要劃分出來的類別可以用來有效地說明語法規律，

這個分類就應該是有效的語法分類。

基于上述原則，就我們已經掌握的語言材料進行試驗的結果來看，依據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進行的分類能

夠較好地服務于語法分析的目的，能夠較好地解決至今尚未很好解決的一些句法分析問題，如句法分析中的主

賓類問題。用這個新的分類能夠較好地說明短語作為與詞一樣的靜態單位，其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它的句法

功能以及對包括它在內的更大一級的句法結構有什么影響，而這些問題是依據結構關系分類所無法說明的。事

實上，類似這種分類的觀點已經有人在實際的語法分析中運用過，只不過是非自覺的罷了。比如許多學者分過

“受事主語句”的特點，從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意識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動作”格式和“受事—

一動作”格式加以對比，而這兩種格式正是從分析語義關系的角度確定的。我們不過是試圖把這種零散的、不

自覺地運用語義關系進行語法分析的做法當作一種理論依據加以系統化而已。

2．2我們給短語分類的標準是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當然，語義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因此這里

就需要給語義標準界定一個范圍。如前所述，從分類的目的和結果來看，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也應該是語

法分類，因為它最終是為解釋語法現象或語法規律服務的。這種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不是指個別的詞與詞之

間的具體關系，而是指某類性質的詞與另一類性質的詞之間的概括關系。

任何一種語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兩個任務：一是切分層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來的直接成分（immedi

ateconstituent）之間的關系。切分層次是對結構的處理（實際上也與語義有關），而說明直接成分之間的

關系卻與語義直接相聯系，要想完全脫離開語義關系是不可能的。由于這種事實，再加上沒有分清作為靜態的

備用單位的短語和作為動態的使用單位的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目前許多語法論著中對短語結構關

系類型的說明實際上是把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如并列關系、補充關系）和句子成分之間的結構關系（如主謂

關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語法地位（如偏正關系）糾結在一起了。

2．3有的語法學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語和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語

法單位，“其內部的詞與詞之間就只有單純的語義關系，而不存在其他關系”。并據此提出了十類語義關系，

見下：

Ⅰ并列：機關學校閱讀欣賞

Ⅱ限定：秀麗景色大膽設想

Ⅲ補充：解釋清楚熱得淌汗

Ⅳ施動：風吹人住

動施：吹風住人

Ⅴ動受：展覽書畫維修房屋

受動：書畫展覽房屋維修

Ⅵ評議：應該參加能夠勝任

Ⅶ同Ⅶ判斷：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長小李

Ⅸ描寫：衣著樸素成就輝煌Ⅹ雙受：問他問題給我知識［⑤］

就我們目前收集到的資料看，這種分類大概是第一次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短分類，比較全面地體現了短語

與句子的本質不同。我們將在這種分類的基礎上探求一下語義關系的不同是如何影響短語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響包括短語在內的更大一級句法結構的。

需要說明的是“歧義結構”，因為從語義關系的角度無法確定“咬死了獵人的狗”是限定關系還是動受關

系。“歧義結構”是短語脫離語境而產生的現象，在具體語境中，短語的內部關系只有一種，因此“歧義結構

”對我們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沒有影響。

三、驗證語義標準短語分類實用性的方法

3．1如前所述，我們所做的語義標準分類是為了揭示短語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句法結構和句法分析產

生的影響。就我們觀察的結果來看，它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一是充當句子成分時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結構的變換關系；三是如果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即成為句子時，這些句子所具

有的特點。語義標準短語分類的實用性即在于此。這里需要說明一點，在下面具體驗證的時候，并不一定在三

個方面同時進行驗證，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并不能在三個方面同時產生影響。這里只就其中的一個或兩個

方面進行驗證。

驗證的方法是比較，比如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不同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相同的，屬于這種

情況的如施動短語不同于受動短語，但兩者的結構關系；卻是相同的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不同的，與

此相反，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相同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廣義上相同于施動短語（主席團坐著／坐

著主席團），但就結構關系看卻是主謂短語和動賓短語。

3．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選擇比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義的施動動語和受動短語來比較。倘若把這兩

種短語區分開來能夠更好地分析和說明一些語法現象和規律，那就證明語義標準分類是有實用價值的，因為，

如果用結構關系標準來分，它們就沒有什么區別，都是主謂短語。我們希望這種比較能起到“管中窺豹，可見

一斑”的作用。

比較兩種事物必須以一個在外的條件為參照點，被比較的事物在這個參照點上呈現出相同或相異之處，這

樣的比較才有意義。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進行比較，也需要參照點。我們找到兩個參照點：一是兩類短語由

靜態的語言單位轉為動態的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二是兩類短語充當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下面我們分節

討論。

四兩類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在結構類型中都是主謂短語，按照一般語法著作的說法，一個主謂短語具備了一定的

語調或加上一定的虛詞就可以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轉成一個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許多語法著述都講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

事主語句，因此給人的印象是施動短語似乎更容易直接轉為自足的句子。其實不然，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

言語單位進有各自的自足條件，而各自的自足條件又呈現出明顯的對立，這種對立又主要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

。

4．1丁聲樹先生在談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時說：“……從謂語方面看，謂語往往不是一個單獨的動詞，

動詞的前后多半有別的成分”。［⑥］這個概括當然是正確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受動短語轉成的言語單位

就是受事主語句，因此，我們談受事主語句謂語方面的限制，實際上就是分析受動短語轉為受事主語句（言語

單位）時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的自足條件。

施事主語句對謂語是否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這一要求不是強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動詞作謂語，前后

可以沒有別的成分，如：

（1）明天下午的會李校長發言。（2）我休息，他勞動。以上兩例的謂語都是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

，而且這幾個動詞本身又不能帶賓語，這和動詞本身是不及物動詞有關。

但是，漢語中的動詞絕大多數是及物動詞，多數施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也是由及物動詞充當的。另一方面

，受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則必須由及物動詞充當。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句子的自足條

件完全不同。

由施動（及物）短語轉化而來的施事主語句，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否則盡管從結構上看主語和謂

語俱備，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較下面兩個例子：

（3）醫生們治好了他的病。

（4）＊醫生們治好了。

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因主語是它后面的及物動詞的受事，因此，

動詞一般不帶受事賓語仍是自足的，如：

（5）他的病治好了。

（6）這首詩背下來了。

4．2事實上，人們在理解句子時，必然會受到兩種短語的不同自足條件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下

面兩個例句來證明這一點：

（7）敵人打退了。

（8）我們打退了。

例（8）無論怎樣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們”不會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盡管“敵人”也可以

是“打退”的施事，但這個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語句時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們一定會把這個句子

的主語理解成受事。

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其主語擔負著語法和語義兩個層面的任務：從語法上看，一個句子必須

有一個話題，即主語。假如這個話題在表層結構中沒有出現，它一定被語境承擔了。話題可以是施事，可以不

是施事，受事主語句的受事就是話題。從語義上看，一個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不管這個受事在什么位

置，也就是說，受事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后面，也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前面。及物動詞的受事若不出現，它在語義

上就沒有著落，以施事、受事與同它們相聯系的及物動詞的關系而論，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這一點還可以通

過“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較中看出來。

“把”字引進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

（9）我把信寫完了（不說“我把寫完了”）而“被”字引進施事，在許多情況下施事可以省略，如：

（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說“小王被打了”）我們認為受事主語句可能就是為了滿足語法和語義兩個

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為滿足了這兩個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

不成立。又如：

（11）罪犯槍斃了。（12）行刑人槍斃了。例（11）是自足的，因為它是由受動短語轉成的句子；

例．（12）不自足，因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如果它原本是個受動短語，那末當它

轉化為句子時，動詞的前邊必須加上表示被動意義的虛詞，如“被、給”等才合乎自足的條件。當然它也可以

是施動短語，那就必須在及物動詞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總之，按結構關系標準分類，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屬同一類型，那末這種分類對揭示兩類短語因語義關系

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的語法特點就沒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語義關系標準把它們加以區分，就能很好地說明它們

各自不同的語法特點所產生的根源。

五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

按結構類型來說，主謂短語（包括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可以充當六大句子成分（這里仍沿用傳統的稱謂

）中的任何一種，但是，充當某一相同的成分時，由于二者的語義關系不同對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對短語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別討論。

5．1作謂語

受動短語作謂語要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語必須是受動短語中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發出者

（施事），另一方面短語內部的受事的范圍也比較窄，或者由泛指代詞“什么、誰”等充當，或者由遍指性名

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并且動詞前有副詞“也、都”等與之呼應。如果不是這樣，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現，

如：

（1）他什么都不說。（2）他樣樣事都會做。（3）大水……，頭也不抬，話也不說。在意念上，以上

各句的主語都是受動短語中動作的施事。從變換式上來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語可以和短語里的受事互換而

不改變句意。如：

（4）什么他都不說。（5）樣樣事他都會做。它們可以自由變換的原因大概是這類句子的格式比較固定

，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這樣的格式作標志，不會把動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

當然，除了上述兩個條件外，還有一種情況，即受動短語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如：

（6）我這輛車買貴了。（7）王師傅那套西裝做大了。（8）小劉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

語都是施事，受動短語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的，而非周遍性詞語充當的。這三句有兩個

共同的特點：一是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之間具有領屬和被領屬關系；二是充當謂語的受動短語中的動詞后

面都有形容詞補充成分。我們知道，描寫短語作謂語時，主語和描寫短語里的被描寫成分之間一般情況下是領

屬和被領屬關系，如“他性格堅強”、“李明眼圈紅了”。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對短

語內部動詞的要求是，必須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形容詞補充成分的語義指向是短語里的受事，如例（8）

的深層語義關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簡說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結構關系和語義關系與

“李明眼圈紅了”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可以說，動詞后面帶形容詞補充成分是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的一個必要

條件，如果沒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劉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詞補充成分換成時

態或趨向補充成分，句子就覺得不夠自然，如“＊小劉帽子戴過了”，“＊小劉帽子戴出去了”。

如果把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調換過來就成了施動短語作謂語。施動短語作謂語時對上述要求不是強制

性的，而是可有可無的，如：

（9）這輛車我買貴了。—一這輛車我買了。

（10）那套西裝王師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裝王師傅做了。

施動短語作謂語，一般不受這么嚴格的限制，其主語一般是非生命體，在語義上是作謂語的施動短語中動

詞的受事（這是最常見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體。如：

（11）桌子我搬走。（12）這個人我認識。

例（12）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都是生命體，可見施動短語作謂語對句子的主語和短語本身結構的

要求都不嚴格，只要是生命體作施動短語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

（13）誰的孩子媽都愛。

當然，這方面沒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補償”。從變換式上來看，許多施動短語作謂語，其主語又是

非生命體時，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換，下面例子中右側的句子都不成立：

（14）漢語我輔導，（英語你輔導。）—一＊我漢語輔導，（你英語輔導。）

（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

有的施動短語作謂語，雖然主語是非生命體，但二者仍然互換，如例（9）（10）句可變換成例（6）

（7）那樣，這可能和二者之間具有領屬關系密切相關，例（14）（15）句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之

間沒有領屬關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換。

還有一種受動短語作謂語的情況，如：

（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

這種受動短語作謂語和上文講過的情況不同，其主語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動短語中的動作的施事，而是受事

，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種事物，如“針、木刺”或“沙子、風”等等，在表層結構中它們都沒有出現。主語和

受動短語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關系，而是領屬關系。正因為二者都是受事，它們之間盡管具有領屬關

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樣互換，而且這種“O［，1］（受事）—一O［，2

］（受事）—一V”句式的謂語只能是受動短語，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

（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5．2作賓語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都可以作賓語，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們作賓語時，整個句子的謂語動詞要受

到一定的限制（這一點和它們作主語時對謂語的要求是一樣的），即很少以動作性很強的動詞作句子的謂語，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動、感覺現象或表示判斷的動詞來充當。因此，從總體上說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賓語時沒

有什么太大的區別。但是有些意義類型比較特殊的動詞作謂語，對兩類短語有不同的選擇；反過來說，正因兩

類短語的內部語義關系不同，才使其一可與此類動詞搭配，另一個不可以與之搭配。如“進行”這個動詞在意

義上表示持續性活動，在語法上它是一個形式動詞，本身不表示動作，真正表示動作的是它后面的動詞，“進

行”則在動作動詞前承擔表達時態的任務，并把后面的動詞由謂語改變為賓語。“進行”的賓語一般是動詞，

而且用作賓語的動詞本身下能再帶賓語。有時，“進行”的賓語可以由受動短語充當，但不能由施動短語充當

。如果我們按結構類型來分析，只能說有時“進行”的賓語可由主謂短語充當，這種說法掩蓋了兩類短語的不

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的語法現象。下面的兩個句子都是不成立的：

（1）＊進行干部學習（材料）。（2）＊進行我們交流（思想）。而我們可以這樣說：

（3）進行社會主義建設。（4）進行思想改造。

許多語法學者在研究句型時，運用設計框架的辦法來驗證句型的不同，這里“進行－－非名詞性賓語”也

構成一個框架，它是區別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各自不同的語法功能的一個標志。

5．3作被限定成分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如果前面沒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語和賓語，并對謂語動詞有大體一致的要求。如果

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動短語仍然可以作主語和賓語，施動短語一般不能。下面兩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動短

語充當的：

（1）1984年，我國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

（2）我們必須做好機構變動中的人員調整。為什么不能換成施動短語呢？原來，施動短語既不是名詞性

的，也不是動詞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動短語，其動詞意義比較抽象，有兼類詞（兼動詞名詞）的傾向，

如（1）（2）句中的“改革”“調整”，又如“這個村的田間管理”，“家庭領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設”等。

因此，受動短語可以以其整體功能的名詞性充當普通名詞經常充當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動短語的這種名

詞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詞序比較固定，因而又表現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兩句的受動短語一般不能

變換成相應的動受短語：

（3）＊……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經濟體制逐步展開。

（4）＊……機構變動中的調整人員。受動短語的凝固性還表現在它可以做許多學科的術語，如“苗木定

植”，“地質勘探”等等，許多刊物的名稱也是這類學動短語，如“語文建設”、“漢語學習”、“哲學”研

究等等⑧，這些學科術語和刊物名稱一般不用施動短語或相應的動受短語來稱謂。

通過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兩類短語的不同語義關系對其語法功能的影響。我們上

面分析的語法現象，恐怕是結構分類所不能解釋的，反過來卻證明了語義標準分類的實用價值。可供比較的短

語還很多，如動施短語和動受短語，評議短語和動作性限定短語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暫付闕如了。

附注：

①范曉《說句子成分》，載《阜陽師院學報》（社科）1983．1。《關于結構和短語》，載《中國語

文》1980．3。

②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商務印書館。

③參見申小龍《中國語法學方法論研究》，載《語文導報》1986．5。

④參見陸仁昌《關系·平面·成分－－漢語詞組法試論》，載《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1984

．1－2。

⑤呂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學》，載《中國語文》1982．1。

⑥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⑦此三例轉引自徐樞《從語文、語法和語用角度談“名（受）＋名（施）＋動”句式》，載《語法研究和

探索》

短語結構類型范文2

論文關鍵詞：現代漢語　語法　詞類　句子

論文摘 要：本文選取胡裕樹主編的《現代漢語（重訂本）》和黃伯榮、廖序東主編的《現代漢語（增訂三版）》兩套教材，試從語法體系、詞類、短語（詞組、結構）、句子以及其它語法層次方面入手，進行語法方面比較研究，以期對今后的教學研究有所幫助。

現代漢語是中文專業一門重要的必修課程，而關于這方面的教材也種類繁多，且各有優劣。本文就選取流傳廣泛，影響深遠的胡裕樹主編的《現代漢語（重訂本）》（以下簡稱胡本）和黃伯榮、廖序東主編的《現代漢語（增訂三版）》（以下簡稱黃廖本）這兩套現代漢語教材，從語法部分進行比較研究，分析它們的異同，試從語法體系、詞類、短語（詞組、結構）、句子以及其它語法層次方面入手，評述兩套教材的理論指導和編寫特點，以期對今后的教學研究有所幫助。

一、兩部教材版本介紹

（一）胡裕樹主編的《現代漢語（重訂本）》

本書第一版最早成書于1962年，由教育部組織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上海教育學院和復旦大學六所院校協作編寫。1978年修改再版，增加安徽大學為協作單位。《現代漢語（重訂本）》吸收了語言學界一些新的科研成果，并根據使用單位和讀者的意見，對原書做了必要的增刪和改動。

（二）黃伯榮、廖序東主編的《現代漢語（增訂三版）》

本書是編者原“蘭州本”《現代漢語》的增訂三版。1991年出版的增訂版對原來的蘭州版做了大幅調整，增補了如句群、語體風格等大量內容。1997年的增訂二版，有吸收新的科研成果，在語法章增加了語義、語用和變換分析等內容。而增訂三版在增訂二版的基礎上調整了部分章節，使教材編排顯得更加合理科學。

這兩本教材，胡本編寫的特點是簡賅扼要，通俗易懂，突出重點，方便初學者了解現代漢語這門課程概況。本書出版早，流傳廣泛，影響深遠，是學習入門的好教材。而黃廖本是目前發行量最大的一種教材，影響也較為廣泛。本書與胡本比較，可以看出其編寫詳細，幾乎囊括所有現代漢語研究的內容，而且構建的現代漢語系統也很嚴密，能夠更好地為讀者提供幫助。而且本書的修訂一直不斷，作者能夠適當地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對書中的內容做出刪改，特別是在句法分析上，基本能夠為句子分析提供合理的解釋，跟上時展的潮流。

二、語法體系比較

在胡本中，是這樣定義語法體系的：“所謂體系，包括兩層意思：第一，它不是單一的東西，是許多較小的單位組成的；第二，這些單位不是孤立的，它們互相聯系，處于一定的關系之中。”“語法體系這個術語，也可以用于另外一個意義上，那就是指‘語法學家對于語法現象的觀點，及其根據這些觀點作出的一切闡述。’”

黃廖本認為語法體系有兩個含義，一是指語法系統，即客觀存在的語法事實、語法規律的系統性。一是指語法學說的系統性。“它是研究和解釋語法事實時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分析術語等的系統性。”

從兩本對于語法體系的定義不難看出，二者對于語法體系在概念上看法大同小異，都認為語法是一個系統結構，由其下位結構單位組成，這些單位相互聯系，具有規律性。其次，我們所說的語法體系，實際上是語法學家用來分析客觀存在的語法現象所采用的一套理論體系。

三、詞類比較

胡本認為語法上的詞類，“指的是詞在語言結構中表現出來的類別。”“語法上區分詞類的目的是為了指明詞的外部機構關系，說明語言的組織規律，因此分類的基本根據是詞的語法功能。”并認為詞的語法功能首先表現在能不能單獨充當句法成分上，能夠單獨充當語法成分的是實詞，不能單獨充當句法成分的是虛詞。

據此把詞分成實詞和虛詞兩大類。實詞分為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量詞、副詞、代詞等七類；虛詞分為連詞、介詞、助詞、語氣詞、嘆詞、象聲詞等六類。

黃廖本認為詞類是詞的語法性質的分類。分類的依據是詞的語法功能、形態和意義，主要根據的也是詞的語法功能。認為單獨充當句法成分，有詞匯意義和語法意義的是實詞；不能充當句法成分，只有語法意義的是虛詞。

實詞下位有名詞、動詞、形容詞、區別詞、數詞、量詞、副詞、代詞、擬聲詞、嘆詞等十類；虛詞下位有介詞、連詞、助詞、語氣詞等四類。

從二者對于詞類劃分的標準來看，黃廖本主要依據詞的語法功能，同時以詞的形態和詞匯意義為輔助標準。而胡本在劃分上一般是詞的語法功能即以能不能單獨充當句子成分為依據。黃廖本認為“語法功能”指詞在語句中充當句法成分的能力，以及詞與詞或者短語的組合能力。胡本也基本是這樣表達。二者都采用兩分法，把詞類分為實詞和虛詞兩大類。但是，由于對詞的語法功能內涵的把握和采用其它輔助標準的側重點不同，因此兩家對實詞和虛詞所包含的范圍有不同的看法。具體表現為：

（一）胡本把實詞分為七類，虛詞六類，詞類總共十三類；黃廖本把實詞分為十類，虛詞四類，總共也十四類。

（二）黃廖本從形容詞中分出區別詞，而胡本不獨立出來。

（三）胡本把嘆詞和象聲詞歸為虛詞，黃廖本歸為實詞（象聲詞在該本中為擬聲詞）。黃廖本依據是嘆詞可作獨立成分和單獨成句；擬聲詞可以作狀語、定語、謂語、補語、獨立語等，也可以單獨成句。而胡本認為雖然它們可以獨立成句，但一般不與其它實詞發生關系，故認為它們是虛詞。

四、短語（詞組、結構）比較

胡本認為詞組是實詞和實詞組合起來的語言單位。“從廣義說，詞和詞的組合都可以叫做詞組。但是，詞和詞的組合，可以是實詞和實詞的組合，也可以是實詞和虛詞各為一方的組合。我們這里所講的詞組是狹義的，即專指實詞與實詞依靠一定的語法手段（如‘虛詞’‘語序’）組合起來的語言單位。”而黃廖本把詞組叫做短語。認為短語是意義上和語法上都能搭配而沒有句調的一組詞。

比較可知，胡本認為詞組是成句單位，而黃廖本也認為短語是漢語句子的備用單位。二者都認為短語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結構類型，，一種是功能類型。

胡本按照詞組內部的不同結構方式，把詞組分為偏正詞組、后補詞組、動賓詞組、主謂詞組、聯合詞組、同位詞組、連動詞組、兼語詞組等。除上述八種，還有其他的一些詞組，如數量詞組和方位詞組等。此外，胡本把實詞和虛詞各為一方的組合叫做結構，如“的”字結構、介詞結構等。與詞組是從不同的層面上來講的。從功能類別上把詞組分為名詞性詞組和非名詞性詞組等類型。

而黃廖本從短語的內部結構關系上，把短語類型分為主謂短語、動賓短語、偏正短語、中補短語、聯合短語、連謂短語、兼語短語、同位短語、方位短語、量詞短語、介詞短語、助詞短語（“的”字短語、比況短語、“所”字短語等）等十二類。從功能類別上把短語分為名詞性短語和謂詞性短語兩種。同時，黃廖本還根據不同的標準將短語分為固定短語和臨時短語、單義短語和多義短語、自由短語和不自由短語、一層短語和多層短語等。

比較二者異同可知：

（一）胡本的詞組概念略窄，它與結構一起相當于黃廖本中的短語，胡本中的“的”字結構、介詞結構等相當于黃廖本中的助詞短語、介詞短語等。

（二）胡本中的后補詞組相當于黃廖本中的中補短語，除上面所講的結構外，其他詞組與黃廖本中的短語大致相當。

（三）胡本在短語的結構分類上所采用的術語與詞的構造分類不相對應，講詞組的功能類別時也使用“名詞性詞組”“非名詞性詞組”“動詞性詞組”等詞法術語，不能相互形成一個嚴密的系統。而黃廖本在短語的結構分類上使用聯合、偏正、動賓、主謂等術語，這與詞的結構分類所使用的術語盡量一致。從功能類和其他方面采用劃分出的短語，也盡量做到兩分法，如“名詞性短語”與“謂詞性短語”、“固定短語”和“臨時短語”、“單義短語”和“多義短語”、“自由短語”和“不自由短語”、“一層短語”和“多層短語”等。

（四）二者在短語的分析方法上都采用層次分析法和成分分析法相結合的直接層次分析法，而在歧義句的分析上，黃廖本還引進動作的施事和受事等語義分析，更好地解決直接層次分析法的缺點。

五、句子比較

胡本認為句子是語言的基本運用單位，具有一定的結構成分、結構方式和特定的語調。按照句子的語氣，可以分成陳述句、疑問句、祈使句、感嘆句等，并把它們稱為句類。按照句子的結構和格局，把句子分為單句、復句、主謂句、非主謂句等，這些就稱為句型。主謂句的下位類型是根據謂語的結構來劃分的，基本的類型是名詞性謂語、動詞性謂語、形容詞性謂語。此外還有特殊的主謂謂語。又從謂語的結構方式上把復雜的動詞性謂語分成動賓謂語、動補謂語、連詞謂語、兼語謂語等。

黃廖本認為句子是具有一個句調、能夠表達一個相對完整意思的語言單位。根據語氣分出來的句子類型叫做句類。有陳述句、疑問句、祈使句、感嘆句等。根據句子的結構分的句子類型叫句型。首先分出單句和復句。單句又可以分為主謂句和非主謂句。根據謂語的構成材料，主謂句分為名詞謂語句、動詞謂語句、形容詞謂語句、主謂謂語句等。

根據全句主要詞語的詞性，非主謂具有可以分為名詞性非主謂句、動詞性非主謂句、形容詞性非主謂句、嘆詞性非主謂句、擬聲詞非主謂句等五種。認為句法成分是短語和句法結構的組成成分。有主語、謂語、動語、賓語、定語、狀語、補語、中心語等八種句法成分。認為主語和賓語有施事、受事、當事三種意義類型。

胡本認為句子成分除了基本成分還有特殊成分。所謂的特殊成分是指全句的修飾語、提示成分、獨立成分而言。“這三者的特色是：附麗于句，不能離句而獨立，但又不是句子所由組成的直接成分，所以管它叫句子的特殊成分。”有全句修飾語、提示成分和獨立成分三種。而提示成分又分為稱代式提示成分和總分式提示成分兩種。

而黃廖本同樣認為句子成分存在獨立語，即句子里的某個實詞或短語，跟它前后別的詞語沒有結構關系，不互為句法成分，但又是句意上所必需的成分。獨立語有四種：一是插入語，二是稱呼語，三是感嘆語，四是擬聲語。

從二者對于句子的定義以及所采用的分類標準來看，二者區別不大，都有“句型”和“句類”這兩種劃分標準。而如果具體地分析，可看出二者存在以下幾點異同：

（一）都把句子分為主謂句和非主謂句兩種。根據謂語，大致都把主謂句分為名詞性主謂句、動詞性主謂句、形容詞性主謂句和主謂謂語句。黃廖本劃分更詳細，還對非主謂句進行下位分析。

（二）在句法成分上，胡本只有傳統的六種成分，即主語、謂語、賓語、定語、狀語、補語等六大成分，而黃廖本增加了動語和中心語兩個成分，這樣顯得更加嚴密，因為謂語是與主語相對的，動語是跟賓語相對的，中心語是與定語、狀語相對的。

（三）對于主語和賓語的分析，二者都注意從語義和語用平面入手，形成句法、語用和語義三個平面的語法分析。黃廖本進一步分析了主語和賓語在句子語義上是施受關系，指出主語、賓語與施事、受事不是同一個層面的內容，把它們分為施事主語（賓語）、受事主語（賓語）、當事主語（賓語）三個意義類型。

（四）兩本教材都把“把”字句和“被”字句作為動詞謂語句的特殊形式做了深入的講解，但在黃廖本中還有連謂句、兼語句、雙賓句、存現句，在胡本中把連謂和兼語這兩個放到動詞性謂語中講，比黃廖本顯得簡略一些。

（五）胡本所說的特殊成分跟黃廖本的獨立語相當，其中的全句的修飾語，一般是作為狀語分析，屬于黃廖本中的插入語，其他兩項相當于稱呼語、感嘆語、擬聲語。

（六）在句子分析上，二者采用差不多的分析法，即采用層次分析法和成分分析法綜合起來的直接層次分析方法，與短語分析相對應。

在復句章節中，胡本認為一個復句包含幾個分句，分句與分句之間有一定聯系，而這種聯系是通過一定的語法手段——語序和關聯詞語——來表示的。按照分句之間的關系，把復句分為聯合復句和偏正復句兩大類型。認為聯合復句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句平等地連接起來的，分句之間的關系是并列的，分不出主次。而偏正復句是由偏句和正句構成的，正句是全句的正意所在，偏句從種種關系上去說明、限制正句。按照分句間的關系把聯合復句分成并列、連貫、遞進、選擇關系四種復句，把偏正復句分為因果、轉折、條件、讓步關系四種復句。

黃廖本認為復句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意義上相關、結構上互不作句子成分的句子即分句組成。分句是類似單句而沒有完整句調的語言單位。根據分句間的意義關系可把復句分為聯合復句和偏正復句兩大類。聯合復句內各分句間意義上平等，無主次從之分。偏正復句內各分句間意義有主有從，也就是有正句有偏句。聯合復句又分為并列、順承、解說、選擇、遞進五小類。偏正復句又分為轉折、條件、假設、因果、目的五小類。

從以上比較可以看出，二者對復句的大體認識相同，但在分句間的關系上存在著一些差異，胡本認為有八種復句，而黃廖本認為有十種。胡本的連貫復句相當于黃廖本的順承復句，胡本的讓步復句歸入黃廖本的轉折復句中，而假設復句又從胡本中的條件分出來。此外，黃廖本還另外分出解說和目的兩種復句。

胡本把分句間的停頓取消了，或者有一些詞語省去的復句叫做復句的緊縮形式。而黃廖本直接用“緊縮句”來表示這種形式，不過胡本只提到偏正復句的緊縮形式，而黃廖本包含聯合和偏正復句這兩大類。

黃廖本里還有句群這一說法。它由前后連貫，共同表示一個中心意思的幾個句子組成。根據句際關系，可以把句群分成并列、順承、解說、遞進、選擇、轉折、因果、目的、假設、條件等等。這與復句關系有對應關系。本書把句群編入語法部分，是從學習復句和連詞的用法角度來考慮，掌握句群知識有助于理解語言，運用語言。而胡本不在語法篇章中考慮這些問題。

六、結語

上述兩部教材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繁簡與通俗的協調上，各有千秋。由于教學對象、教學目的的不同，這兩部教材的編寫在體系框架、語法點的選擇與分析上都有各自的特點。在上述比較中我們可以做出下面一些小結：

二者在大的語法框架上，基本一致，都能吸收新的語法研究成果，對現代漢語的語法系統做出較為科學合理的解釋。其次，它們又有不同的特點，相對黃廖本，胡本較為簡約。特別在句子成分的介紹上，黃廖本用了大量的篇章來構建這個系統，建立起相對嚴密的系統，并在邏輯推理和劃分標準上盡量做到一致，使其能夠量化，可操作性更強。再次，胡本采了用許多傳統術語，并進行了一些創新，現在大多數為大家所采用，而黃廖本在術語的規范性上更加科學合理。胡本提出的句法、語義、語用三平面的嘗試，現在也為大家所采用，這在黃廖本中更進一步做出論述。在實用角度，胡本體系清晰，而黃廖本有大量的例釋，并配有詳細的圖解，具有一定的價值，能夠更好地理解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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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語結構類型范文3

關鍵詞：姓名 銜位名詞 同位短語

一、引言

由姓名和銜位名詞①構成的同位短語主要有兩種形式：A.銜位+姓名（以下簡稱A），如校長；B.姓名+銜位（以下簡稱B），如校長。兩種形式都可歸為名名式同位短語，A是“通名+專名”，B是“專名+通名”。但A、B兩類具體歸入哪一小類同位語、兩種類型有什么不同、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兩種類型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學術界還存在著一些爭議。本文綜述了學界關于這些問題的一些主要的觀點，并試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A、B形式的歸類

同位短語分類，學術界一直未能達成共識，主要是因為角度不同。學者們有根據構成成分組合方式來分的（劉誠、王大年，1986），有根據同位短語的內部構造來分的（范曉，1991），有從同位短語構成成分所指對象、所指內容的數量、指稱項的數目以及指稱項的性質來分的（黃河，1992），有從表達功能著手來劃分的（齊滬揚，2000），有按組成成分的語義類別劃分的（邵敬敏，2001），有從動態生成的角度來分類的（劉街生，2004）。

高更生和王紅旗等（1996）從邏輯語義關系出發，依據構成詞組的概念間的外延關系，將同位短語分為：絕對的復指詞組和相對的復指詞組，但這二者的邏輯語義存在混淆現象。齊滬揚（2000）按照“N1”和“N2”之間的邏輯關系將同位短語分為：N1=N2；N1≥N2；N1≤N2，但并沒有對這三種類型進行詳細描述和區分。鄧榮（2011）根據邏輯學概念之間的三種相容關系，將同位短語分為套指、等指和合指三類，并進一步將A歸為套指種屬型、B稱為合指面稱型。筆者認為該文在套指和合指的劃分時有不妥之處，比如其將總理、首都北京等劃為套指類的種屬型，前項為種概念，后者為屬概念；顛倒順序，若短語能夠成立，如教授—教授，總理—總理，前項為屬概念，后項為種概念，也為種屬關系，這一小類的同位短語按照概念間的語義關系應歸為屬種型，而鄧榮卻將其歸入合指面稱型。②可見這三類短語之間邏輯語義也存在混淆。本文主要從邏輯學角度來看待“姓名+銜位”與“銜位+姓名”兩類短語的歸類問題，主要采用齊滬揚（2000）的觀點將同位短語分為三種類型，即N1=N2；N1≥N2；N1≤N2。同時借鑒劉街生（2004）的“上位居前式”和“下位居前式”概念，將A歸入上位居前式同位短語，B歸為下位居前式同位短語。

三、A、B形式的差異

不同類型同位短語，由于句法形式的不同，它們的表達功能也存在著的差異。那么A、B兩種形式同位短語差異是什么，先請看下面兩組例子：

A B

校長 校長

教師李明 *李明教師

總理 總理

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 *顧秉林清華大學校長

對比上面A“銜位+專名”式同位結構和B“專名+銜位”式同位結構：

（1）B類組構，后項通名具有直接稱謂功能即可以用來直接稱呼對方，而A類組構其通名沒有這個要求。對比“蔡校長”與“校長”、“”與“總理”，我們發現在使用時除莊重語境或者首次提到必須使用全稱，我們一般可以用前者代替后者。可見“專名+銜位”式同位結構很緊密，具有類似于由姓和直接稱謂名詞構成的整體性，整個結構具有直接稱謂功能。A類同位短語只是傳遞信息，不具有直接稱謂功能。故B類可以直接作為稱呼語稱呼對方，A不能直接用于稱呼。

（2）A類同位短語可以自由擴展，而B類同位短語一般不可以自由擴展。趙元任（1979）認為“專名+通名”這一類是“緊密同位”。而“通名+專名”則是“松弛同位”。如“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清華大學”修飾“校長”，而不修飾“校長顧秉林”。再如“青城山風景區”—“國家著名風景區、道教圣地青城山”，而不說“道教圣地青城山、國家著名風景區”。

（3）A類與B類表達功能不同。馬慶株（1998）解釋為表敬的差異，“兩種語序有分工，焦點在后。專名在前、通名在后，也就是強調通名表示尊敬，用于對稱；通名在前、專名在后是一般形式，用于自稱”。劉街生（2004）認為“這種表敬的差異只是直接稱謂功能和非直接稱謂功能在使用當中體現出來的差異”。B類直接用于稱謂，表達尊敬、尊重或客氣、禮貌的態度。而A類不能直接用于稱謂，主要是傳遞相關信息。故齊滬揚（2000）指出A類通名必須具有[+自謙]的語義特征，B類通名必須具有[+尊他]的語義特征。

A、B兩種形式最顯著的差別就是語序的不同，恰恰是這語序的變換才引起了句法形式和表達功能的變化。同位短語具有“順序性”，在同位短語中，“前后項成分不能隨便易位，如若易位，將引起語義關系和句法結構的變化”，那么哪些因素決定同位語短語的語序呢？

四、影響A、B形式語序的因素

針對同位短語語序問題，學者們提出了很多看法，儲澤祥（1998）提出了“大小原則”和“前后原則”等，他認為“兩個指人名詞的位序遵從這樣的規律：指稱事物數量范圍大的名詞在前，指稱事物數量范圍小的名詞在后”，“位置在人名前邊的角色名詞在前，位置在人名后邊的角色名詞在后”。還因此將社會角色名詞分成三類：前單向社會角色名詞、后單向社會角色名詞和雙向社會角色名詞。姚小鵬（2010）指出“構成項指稱程度的高低是決定復指短語位序安排的主要因素”，“‘重度等級’原則局定了在復指短語中，指稱程度高的構成項要放在后面凸顯的位置。語境對構成項的指稱程度及復指短語的排序方式有一定的調控性。”從結構上來說，同位短語本身語序就充滿限制。

同時名詞本身對語序也有要求，名詞遵循“時間順序原則”和“時間范圍原則”。戴浩一在《時間順序和漢語的語序》中提出“時間順序原則”（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即“兩個句法單位的相對次序決定于它們所表示的概念領域里的狀態的時間順序”，還提出了“時間范圍原則”（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cope），即“如果句法單位X表示的概念狀態在句法單位Y表示的概念狀態的時間范圍之中，那么語序是YX”。名詞也有“時間順序義”，尤其是銜位名詞，“銜位名詞Nr與專有名詞Na可以互為先后，間接稱人相當自由，但直接稱人只用A（Na+Nr）式，自稱只用B（Nr+Na）式”。如上所說，社會角色名詞的類型不同，它對在同位短語中的位置的要求也不同。

我們再來看看下面的例子：

（1）A組織部長郭昌樂參加會議

B郭昌樂組織部長參加會議

（2）A原組織部長郭昌樂參加會議

B*郭昌樂原組織部長參加會議

在（1）中，A、B都成立，前者是一種謙稱，傳達相關信息，后者在表達一種尊敬的同時，也可直接用于指稱。對比（1）（2）我們可以看出兩個例子中A、B兩種形式結構基本一致，只是（2）中B形式不常用。

分析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對比（1）（2），兩例的基本結構一致，只是結構層次有些差異。（2）中“組織部長”前有定語“原”，它屬于前面所說的“松弛同位”，“原”不修飾“組織部長郭昌樂”。其次，從（1）來看“組織部長”和“郭昌樂”根據不同語境的表達需要，二者的語序可以互換，可見兩個名詞的時間順序義應該比較相近，都應該屬于雙向名詞。那么，為什么“郭昌樂原組織部長”不常用呢？問題還是在前面的定語“原”上，“組織部長”本就具有時序性，“原”是時間副詞，強調了時序性，“原組織部長”的時序義遠大于“組織部長”，也就遠大于“郭昌樂”，因此根據“時間順序原則”，“原組織部長”應在“郭昌樂之前”。故多說“原組織部長郭昌樂”，而不常說“郭昌樂原組織部長”。

可見，同位短語的語序既受本身結構（實際上是表達功能和語義關系）的影響，也受（作為組成成分的）名詞時序義的影響。

五、A、B形式的聯系

A銜位+姓名，B姓名+銜位，兩種形式的語序不同，它們的語義關系和表達功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但二者又有聯系，那么A、B兩類同位短語的聯系如何，先請看下列例子：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尚書·堯典》）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尚書·顧命》）

我文考文王，克成闕勛，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尚書·武成》）

褒姒有寵，生伯服，于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國語·晉語》）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左傳·文公元年》）

“帝堯”“昔君文王、武王”“我文考文王”都是“通名+專名”，據張文國（2000）研究，《尚書》里名名式同位短語只有“通名+專名”式。甲骨文中有“祖乙”“婦好”“母辛”等類似結構，先秦典籍中除上述例子之外，還有用作人名的“弈秋”“后辛”“匠石”“史籀”等等。劉街生（2004）立足于對古代漢語《尚書》《左傳》《史記》《世說新語》和現代漢語《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匯編》等語料，提出“名名式最初只有上位居前式，下位居前式是在上位居前式的基礎上由于表達功能的差異和豐富而派生出來的”。

從句法結構來分析，可概括出類似的二者的關系。A形式的產生是與人類思維發展相關的。A“銜位+專名”即“通名+專名”，通名的描述性強，能概括一類事物的屬性和意義；專名特指某一事物，但它本身無法傳遞相關屬性和意義信息。“通名+專名”，通名展現描述意義，起限定作用；專名明確對象，被通名限制。A類形式的產生符合人們認識的普遍規律，從種概念到屬概念，從大概念到小概念，順應和表現了人類思維逐漸清晰化的進程，它的進程與偏正短語的產生和發展有很大的相似性。而B“專名+銜位”即“專名+通名”，或稱為“小名+大名”，它的產生是因為在使用過程中需要突出通名，表達某種特殊的意義，如說話人對所指的尊敬、尊重或客氣、禮貌的態度等等。誠如劉街生（2004）所說，A“銜位+專名”式同位短語先產生，由于表達功能的需要，在A的形式上派生出了B“專名+銜位”同位語。

六、小結

本文對由“姓名”和“銜位名詞”構成的兩類同位短語——A“銜位+姓名”和B“姓名+銜位”——的歸類、語序、表達功能的差異和關系等問題進行述評，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期對此類同位短語有進一步地認識。由于本人學識有限，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注釋：

①銜位名詞，此術語借鑒了馬慶株先生的《順序義對體詞語法功能的影響》，馬先生將指人名詞中表示銜位名稱的名詞稱為銜位名詞。

②此處，種屬觀念的界定以鄧文的觀點出發，為與之相對應來分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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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語結構類型范文4

關鍵詞：存在句 語言類型學 結構 語義 形態

中圖分類號：H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4）08（b）-0206-02

據統計，世界上有6000多種語言，不同語言之間既具有共性，又各具個性。漢語、英語和日語在形態上分別屬于孤立語、屈折語和黏著語三種不同類型的語言，在結構上，漢語和英語均屬于SVO型語言，而日語屬于SOV型語言。這三種語言中都有存在句這一句型，以往的對比研究大都是針對漢日或漢英存在句對比分析，很少涉及漢語、英語和日語三種語言在存在句方面的對比，因此，本文主要針對這三種語言的存在句在結構、語義和形態方面進行宏觀比較。

由于漢語和日語中存在句都包括簡單存在句和復雜存在句兩大類，句式多且繁雜，而英語中的存在句只有“There+動詞+名詞短語+地點或時間短語”句型。通過搜集并閱讀資料發現，漢語的“有”字存在句，英語的“There be句型”和日語的“處所詞/時間詞に+名詞短語が+存在動詞ある/いる”三種存在句型之間具有較強的可比性。因此，本文以上述三種存在句為例，找出三種語言之間存在句的異同，便于初學者更好地學習和掌握存在句的用法。

1 漢、英、日存在句的結構特點

1.1 漢語存在句的結構特點

多數研究者表示，漢語存在句主要用來表示某處所存在某人或某物。大部分學者將漢語存在句分為A/B/C三段或前、中、后三個部分。可以用格式“……有……”來替換。這種句型廣泛應用于場景描寫中。目的是客觀的描寫存在的任何事物，不涉及任何動作。漢語存在句的常用句型模式如下。

常式句：地點狀語+存在動詞+存在主語 （即A段+B段+C段）；

次式句：地點狀語+存在主語（即A段+C段）。

變式句：存在動詞+存在主語（即B段+C段）。

特式句：存在主語（即C段）。

上述句式中應用最廣泛、功能最齊全的句型是常式句，其次是次式句，缺少存在動詞“有”；變式句缺失了存在句表示事件或空間存在的前提，是基本句型的變體形式；特式句僅包括存在主語，必須在特定環境描寫中與其他類型的存在句一起出現時才能使用。縱觀四種句式，不難發現，漢語存在句中的存在主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

1.2 英語存在句的結構特點

在英語中，存在句是一種表示“存在”的特殊句型，用來表達人、動物、概念等的存在。通常是由there和be動詞的某種形式構成的。其結構如下。

There+be+名詞短語（NP）+地點或時間短語（Locative Expression/Temporal Expression）。

如：（1）There is a cup on the table.

（2）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the hall.

英語存在句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以非重讀there作引導詞或形式主語。

第二，there在句中居于主語的位置，實義主語是后面的名詞或名詞詞組。

第三，存在句的實義主語一般都是非確定特指，即做主語的名詞或名詞詞組通常帶有不定冠詞、零冠詞及其他表示非確定意義的限定詞。但是在舉例或用于某種語法需要時也可以用the或專有名詞等表示特指性詞語。

第四，存在句的謂語動詞主要是be動詞的某種形式，可以是限定形式，也可以是非限定形式。限定形式可以是be的一般現在時，一般過去式、現在完成體或過去完成體。非限定形式是there be和there being結構。

1.3 日語存在句的結構特點

日語存在句與英漢存在句含義類似，即都表示某地存在有某人或某物。其基本句型為：A段+C段+B段，即，場所名詞に+名詞短語が+動詞ぁる/ぃる

日語存在句主要有兩個存在動詞――“ぁる”、“ぃる”，分別表示有生命事物（包括人）和無生命事物的存在。

如：（3）へゃに ぉとこがいる（屋里有人）。

（4）機の上に りんごが ぁる（桌子上有一個蘋果）.

2 漢、英、日存在句異同

2.1 漢、英、日存在句的相同點

（5）桌子上有一本書。

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

テブルの上に 本が ぁる。

從結構上講，它們的基本句子結構中都包含了存在地點、存在動詞和存在名詞。從語義功能上講，漢、英、日語存在句都是表達事物的客觀存在的句子，有“動詞”“be”動詞和“ぁる”“ぃる”動詞都是直接表示存在、不含其他語義色彩的謂語動詞，且都是不及物動詞。此外，這三種句型中由動詞連接的語義成分是一致的：空間處所、存在主體。這是語言共性的體現，因為世界上各種語言在表達存在范疇時一般也都含有這兩個語義成分。

2.2 漢、英、日存在句的差異

（6）我的書包里有幾本書。

There are several books in my bag（There+有+幾個+書+在+我的+書包）.

わたしのかばんの中に、本が ぁる（我+格助詞の+書包+の+里+に+書+が+有）。

（7）這兒有一支鋼筆。

There is a pen here.

ここに 一つ 萬年筆 が ぁる。

（8）教室里有人.

There was someone in the classroom just now.

教室に人が いた。

首先，從句法結構角度講，漢英都符合SVO結構，其所表達的存在主體都位于存在動詞之后，而日語是SOV結構，其存在主于存在動詞之前。漢語和日語結構中的處所詞位于句首，且可省略；而英語中的處所詞位于句末，there只是一個假位成分，在句中不表達任何成分和意義。此外，英、日語中的存在動詞不可省略；日語中的存在地點詞后有格助詞“に”為標志，存在主體后面有格助詞“が”為標志。從信息結構的角度講，英漢語存在句表達的新信息在謂語后，而日語表達的新信息在謂語前。

其次，從語義角度講，漢、英、日語存在句主要表現在處所詞和存在主體兩方面的差異。（1）處所詞語義差異。處所詞指英漢存在句中的地點狀語，日語存在句中的場所名詞。處所詞表現的都是一種具體的、可感的場景狀態。在大多數場合，漢語表達處所的是“介詞+名詞+方位詞”，相當于英語的“介詞+名詞”和日語的“名詞+の+方位詞+に”，例如：on the desk/在桌子上/機の上に。可見，在英語中，由漢語方位詞表達的意思包含在介詞短語之中，而日語中無介詞一說，由于日語是粘著語，所以中英文中所說的介詞一般都是由日語的格助詞粘著在實詞上構成類似的介詞短語。另外，在漢語存在句中，處所的表達方式“介詞+名詞+方位詞”常會以不完整的形式出現，形成“名詞+方位詞”或只出現一個名詞的現象，但是漢語處所詞中不出現的成分的語義并沒有消失，可以根據語境或常識推導出來。（2）存主體的語義差異。存在著的事物對于聽話者來講是未知的，是說話者要表達的新信息，故而是非確指的，所以存在的主體可以是任何名詞，只要它能與存在地點保持邏輯上的存在關系。漢語“有”字存在句的存在主體可以是名詞、名詞短語、動詞短語和主謂短語。英語和日語一般為名詞或名詞性短語。另外，漢英存在主體中的名詞一般需要加上數量詞或短語（如“一個”等）來表示第一次出現，但日語C段的名詞不需要加數量短語。

此外，從語法形式上來看，漢語存在句動詞“有”沒有時態和數的變化，而英語中的動詞可以是一般過去式、現在完成體或過去完成體，且隨著存在主語的變化發生數的變化（單數和復數），日語的存在動詞有時態變化但是沒有數的變化。

3 結語

存在句是多數語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句型，漢、英、日語三種語言分屬于不同的語言類型，本文通過對三種語言的存在句在結構、語義和形態方面的對比分析，發現三者之間既有相同點，亦有差異。有利于二外初學者更好地學習和掌握語言。本文僅從簡單的存在句著手比較異同，還有待于進一步全面詳述三種語言中存在句句型的特點并加以比較。

參考文獻

[1] 范方蓮.存在句[J].中國語文，1963（5）：386-395.

[2] 金積令.英漢存在句對比研究[J].外國語，1996（6）：10-16.

[3] 宋京生.基于語料庫的英語存在句研究[J].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2）：85-89，108.

短語結構類型范文5

[關鍵詞]旅游形象；旅游營銷；旅游規劃；廣告口號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1)03―0050―06

1　引言

旅游口號是向游客傳達目的地品牌的描述性和說服性信息的簡短語言，是用于向大眾傳遞旅游目的地主題和形象的最有效工具之一，其在目的地宣傳過程中起著關鍵的作用，更是目的地營銷活動組織過程中所圍繞的中心。旅游口號展示了目的地獨特的地理與文化特征，一句好的旅游口號能使旅游者對旅游目的地產生興趣和向往，從而影響人們的旅游去向。

盡管旅游口號在旅游市場營銷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關于旅游口號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旅游口號設計和旅游口號評價。在口號設計方面，金穎若認為，旅游形象定位及形象口號的設計應滿足獨特性、社會性、吸引性、認同性、整體性、層次性和藝術性等要求。李蕾蕾提出旅游形象口號的形成必須建立在形象調查基礎上，要區分形象定位與形象口號的區別，并要結合口號推廣的時機和目標市場，使旅游口號具有較強的科學性與時效性。余足云通過分析旅游口號的語言、句式、辭格和語辭，強調旅游口號應具備語言簡潔通俗、句式變化多樣、辭格藝術化使用和語辭典雅風趣等特點。此外，李燕琴和吳必虎提出了資源導向型和游客導向型等兩種旅游形象口號的創意模式。李山和王錚則將旅游口號區分為定位口號和營銷口號，分別用于傳達目的地的產品形象和營銷形象。在口號評價方面，里夫斯(Reeves)1961年首先提出了“獨特賣點”(unique sellingproposition，USP)的概念，認為一個有效的口號應該要傳遞出產品獨特的銷售主張。而理查森(Richardson)和科恩(Cohen)在上述USP理論框架下開創性地提出評價旅游口號的4個層次標準。李(Lee)和蔡(Cai)等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旅游口號評價性劃分為5種類別。此外，克萊農斯奇(Klenosky)和吉特爾森(Gitelson)認為，有效的旅游口號具備易于記憶、傳達了目的地的形象和正確的市場訴求等3個基本特征。在國內，曲穎和李天元認為，旅游口號不僅要滿足理查森和科恩提出的4項標準，且在表述方式上還應滿足4個相應要求，并據此標準對中國244個優秀旅游城市的口號進行了評價，結果發現，僅有6個城市的旅游口號達到理想標準。

雖然學術界已經對旅游口號的設計和評價做出積極努力，但為目的地找到一個令人滿意的口號卻仍然相當困難，迫切需要對旅游口號的創意模式給予更加多元化的研究，以便為設計一個“理想”的旅游口號找到更多可以遵循的規律。然而，一方面，現有研究對旅游口號創意模式的劃分視角較為單一，制約了“模式”對旅游口號創意引導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目的地尺度這一可能對旅游口號設計具有重要影響的因素并沒有受到關注，模糊了“模式”對旅游口號創意引導的針對性。鑒于此，本文擬在更一般的意義上來理解創意模式，拓展李燕琴和吳必虎對旅游口號創意模式“資源導向型與游客導向型”的劃分思路，從文字長度、短語結構、地名信息和訴求傾向等4個角度對旅游口號的創意模式進行分類，進一步將目的地劃分為省區、城市和景區等3種尺度，比較它們在上述4種創意模式分類下可能存在的異同。

2　旅游口號數據來源

根據研究目的，本文選取了全國34個省區(包括京津滬渝4個直轄市和港澳臺3地)、39個重點旅游城市(即列入《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城鎮居民出游情況統計的39個城市)和66個國家首批5A級景區的旅游口號作為研究對象。2008年年底，通過谷歌(Google)檢索中國期刊網和有關各省、市、景區的官方旅游網站，共收集到省區旅游口號34個(每個省區1個)，城市旅游口號36個(南昌、西寧和蘭州3個城市無數據)，5A級景區旅游口號51個(故宮等18個缺乏相對穩定旅游口號的景區不予統計，深圳華僑城下屬4個景區各有1個旅游口號)，共計116個旅游口號(城市中的4個直轄市與相應省區重復，桂林漓江景區旅游口號與桂林市旅游口號重復)(表1)。

3　創意模式尺度差異

3.1　創意模式的多視角分類

李燕琴和吳必虎根據旅游口號訴求傾向的不同，將其劃分為資源導向型和游客導向型兩種創意模式，結合李山和王錚提出的目的地品牌屬性一利益一價值的階梯劃分和旅游口號的實際情況，可以進一步將這種立足訴求傾向視角的創意模式區分為資源屬性型、功能效用型和復合型等3種類型。實際上，由于劃分依據的不同，還可對旅游口號的創意模式進行更多角度的分類(表2)。例如，根據旅游口號的文字長度可將其創意模式劃分為長型口號、短型口號和標型口號，根據旅游口號中是否包含目的地的地名信息可將其創意模式劃分為地名涵蓋型和地名脫離型。此外，還可根據短語結構的不同對一些旅游口號的創意模式進行分類。

3.2　文字長度的尺度差異

3.2.1　總體特征

經統計，所有口號的文字長度平均值為8，3字，各尺度目的地口號累積字數分布特征如圖1所示。116個口號中，8字口號的比重最高(占42％)，其次是10字口號和7字口號，分別占樣本的16％和13％，也就是說，80％的旅游口號在創意設計中使用8字、10字或7字的模式。進一步統計發現，所有的8字口號中，“4+4”標型口號組合占96％；所有的10字口號中，“5+5”組合占78％。4字短語是一種極為常見的語言形式(溯源于《詩經》，常見于成語)，早已內化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之中。口號中“感受黃山，天下無山”、“世界屋脊，神奇”這些4字短語用起來顯得非常有力度和韻律，莊重深沉，言簡意賅，加強了語言的力量。“4+5”組合則可能與我國五言律詩的傳統有較大聯系，如“拜水都江堰，問道青城山”、“神奇靈秀地，天下九華山”等等。“4+4”組合雖滿足了旅游口號易于朗讀、易于記憶 的特點，但作為一種標型口號，過多地使用會顯得語言結構單一，四平八穩而缺乏特色，不能給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時如果聽到一句“深圳――每天帶給您新的希望”則會有耳目一新的感覺，能很快抓住游客的注意力。相比之下，“4+4”組合的表達方式則可能會在形式上顯得較為平淡而缺乏新意。

3.2.2　尺度差異

景區旅游口號文字長度平均值為9.1字，顯著高于城市和省區7.8字和7.5字的水平。這可能由于不同尺度目的地在空間范圍和旅游資源豐富方面存有較大差異，旅游口號創意內容的重點和語言組織形式會有所不同。在字數分布上，省區目的地的標型(8字)口號集中度尤其明顯，占該尺度樣本總數的53％；城市尺度的口號除了標型(8字)口號外(44％)，還主要集中在4字(17％)與7字(17％)這兩種短型口號和10字的長型口號(14％)上；景區尺度的口號則有很大不同，標型(8字)口號和10字的長型口號都同樣占有很大比例，分別占該尺度口號總數的29％和22％，而且在字數較多的類別上也有一定分布。總體而言，目的地尺度越大，旅游口號創意設計中使用的字數越少，越傾向于以簡短的語言來傳達其旅游形象；目的地尺度越小，旅游口號字數越多，更多地以具體的描述性語言來表現目的地的資源特色。

3.3　短語結構的尺度差異

語言簡練是旅游口號的一大特點，很多口號是以短語結構形式出現。按短語結構分類，本文中旅游口號的短語類型主要包含偏正、聯合、動賓、主謂同位等5種詞組。由3.2節分析可知，8字口號和10字口號中絕大部分由“4+4”組合和“5+5”組合的兩個短語構成，所以筆者進一步對這類口號的短語類型組合方式進行了分析，如“奇山秀水，多彩貴州”、“浪漫之城，中國珠海”和“心愿之旅，南岳衡山”分別是以聯合短語和偏正短語(聯合+偏正)，偏正短語和偏正短語(偏正+偏正)，偏正短語和同位短語(偏正+同位)結合的形式構成。

3.3.1　總體特征

統計發現，116個旅游口號有55個口號由兩個短語構成，共有10種短語組合方式，其中“偏正+偏正”組合方式38個，占短語組合類型口號的絕大多數(69％)，如山東的“文化圣地，度假天堂”，大連的“浪漫之都，時尚大連”，雁蕩山的“神奇雁蕩，天下奇秀”等。其他類型的組合方式也有一定的比例存在：(1)“動賓+動賓”結構，如“拜水都江堰，問道青城山”(都江堰一青城山)，“走絲綢之路，游亞心之都”(烏魯木齊)；(2)“動賓+主謂”結構，如“感受黃山，天下無山”(黃山)，“享受黃果樹，健康自然來”(黃果樹瀑布)；(3)“偏正+同位”結構，如“心愿之旅，南岳衡山”等。不過，“偏正+偏正”以外的類型組合方式的總和還不足樣本數據總量的1／4。

3.3.2　尺度差異

省區、城市和景區旅游口號中由兩個短語構成的口號個數分別為18個、19個和21個(其中省區中的北京和天津與相應的城市重復，城市中的桂林與相應的景區重復)。通過不同區域尺度旅游口號的短語類型組合方式的比較發現，組合方式絕大多數屬于“偏正+偏JE"類型，尤其是省區和城市的口號，分別為83％和68％，而景區的旅游口號較省區和城市而言更具多樣性，“偏正+偏正”類型僅占52％，“主謂+偏正”、“動賓+主謂”等其他短語組合方式也有一定數量存在。我國有不少目的地的旅游口號采用某某之都、某某之城或使用“魅力”、“休閑”等作為主體修飾詞的偏正短語結構，如“活力之都”、“博愛之都”等等，這也是“偏正+偏正”短語組合方式在樣本數據中占有絕對優勢的重要原因，這類口號在短語結構上的相似性必然導致其可識別性降低。張立建和甘巧林通過對中國253個縣級以上地區459個形象定位詞的統計分析，就發現這些定位詞存在語言夸張、名實不符、定位雷同沒有特色、面面俱到、重心難找和庸俗平淡，令人厭煩等錯誤。因此，旅游口號的創意設計在把握目的地核心內容或獨特性特征的前提下，要講究語言結構組織形式的多樣性，這樣才容易被消費者從紛繁的口號中所識別。

3.4　地名信息的尺度差異

旅游口號的創意模式根據是否包含目的地名稱可分為兩類：地名涵蓋型和地名脫離型。筆者對3個尺度的目的地口號分別進行了統計，結果見圖。

統計表明，超過半數(57％)的旅游口號屬于地名涵蓋型的創意設計，而省區尺度地名涵蓋型口號所占比例顯著高于城市尺度和景區尺度(圖2)。74％的省區口號采用了地名涵蓋型的創意模式，城市和景區中地名涵蓋型旅游口號占有的比例較為接近，都在50％左右。實際上，一個旅游口號需要穿過眾多的認知屏障，才有可能促成最終消費者購買行為的發生，因此，口號設計除了滿足易于讀懂的基本要求之外，還需要包括一些易于識別的目的地要素。對于一個目的地而言，地名、區位、特產、自然風光、文化遺產、民俗風情等均可以成為獨特的目的地識別要素。我國省區口號相對城市和景區而言較多地使用地名作為識別要素，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省區名稱較城市和景區對于公眾來說熟悉度高。一般而言，熟悉度高的地名已穩固地保持在人們的長時記憶之中，這樣的地名很容易讓人與目的地建立關聯，而不熟悉的地名由于本身需要學習才能記住，更不用說對其進行有效識別。對于那些知名度(熟悉度)不是很高的目的地來說，選擇自然風光、文化遺產等作為識別要素可能要比選擇地名要素有更好的宣傳效果。

3.5　訴求傾向的尺度差異

李燕琴和吳必虎提出了資源導向型和游客導向型兩種創意模式，前者主要從目的地資源特色的角度進行宣傳，后者則主要著眼于游客需求，這種分類方法反映了旅游口號創作時所具有的不同訴求傾向。大多數目的地口號可以歸為資源導向型和游客導向型兩種創意模式，但如山東省的旅游口號“文化圣地，度假天堂”，表現了山東具有深厚“文化”底蘊(資源導向)的同時也考慮了游客的“度假”需求(游客導向)。因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依據旅游口號的訴求傾向將其劃分為3類：資源屬性型、功能效用型和復合型。資源屬性型旅游口號主要表現目的地的資源特性，如優美的自然風光、深厚的文化底蘊、獨特的名勝古跡等；功能效用型口號重點宣傳了目的地作為一種產品能夠滿足消費者欲望的能力，或者目的地能夠帶來的氛圍和感覺，即消費者能夠得到的切身利益和核心價值，如休閑度假、觀光探險等；復合型口號則綜合了前兩類口號的特點，既突出目的地旅游資源特色，又傳達出它對于游客的某種價值利益。例如湖南的“錦繡瀟湘，快樂湖南”，前半句表現了山川秀美似錦繡的湖南美景，后半句則表明旅游的目的是體驗快樂、獲得快樂，擁有美麗自然風光、豐富歷史文化的湖南，將會讓快樂駐足在每一位旅游者的心里。綜合而言，資源屬性型口號適用于自然人文景觀具有絕對優勢的目的地，對于自然資源特征不明顯，文化遺產不豐富 或缺乏獨特性的目的地來說，功能效用型口號則更具優勢。

基于上述旅游口號創意訴求傾向的分類，筆者將不同目的地尺度的旅游口號進行歸類，并分別統計出各尺度目的地中3類口號在所屬尺度目的地口號中所占的百分比(圖3)。

圖3顯示，資源屬性型口號在各目的地尺度的旅游口號中都占有相對優勢，功能效用型其次，而復合型僅占很少一部分。不同尺度目的地的差異性在于，景區尺度旅游口號中資源屬性型口號優勢尤其顯著，占該尺度樣本的69％，到了省區、城市尺度，這種優勢性明顯下降，已經與功能效用型口號所占比例相近。另外，復合型口號的數量在各個尺度中都不多，只是相對景區尺度而言，在城市和省區這兩個尺度中的比重略有增加。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景區作為一個獨立的旅游目的地，通常具有相對穩定和獨特的旅游吸引物，因此口號內容的創意設計不宜太泛化、太抽象。例如蓬萊閣的“人間仙境，葡萄海岸”，三峽大壩的“三峽天下絕景，大壩世界奇觀”直接闡述了這些景區的資源特色。省區和城市由于地域比較廣闊，資源相對豐富，很難用單一的旅游資源來準確傳達目的地的形象，因而比較適宜采用抽象的旅游功能或能給消費者帶來何種價值體驗進行概括，通常包括歸屬感、愛、自尊、成就感、社會認同、有趣一享樂一刺激、安全、后代的福利等8種類別，如“活力廣東”，“激情重慶”，“愛在此，樂在此!”(香港)等。

4　結論與討論

本文對旅游口號創意模式進行了多視角的分類，根據文字長度差異將旅游口號創意模式劃分為長型口號、短型口號和標型口號3種類型，根據旅游口號中是否包含目的地的地名信息，將旅游口號創意模式劃分為地名涵蓋型和地名脫離型兩種類型，而將立足訴求傾向視角的創意模式區分為資源屬性型、功能效用型和復合型3種類型。進一步，本文從文字長度、短語結構、地名信息和訴求傾向等4個旅游口號創意模式分類角度對省區、城市和景區等3種目的地尺度的116個旅游口號展開統計分析，研究發現：

(1)　總體上，8字長度(主要是“4+4”形式)的標型口號比重最高，而目的地尺度越小，越傾向于使用長型口號模式來進行創意設計；受語言習慣的影響，8字口號中的“4+4”組合和10字口號中的“5+5”組合占有絕對優勢。

(2)　無論哪種目的地尺度，絕大多數短語類型的旅游口號均屬于“偏正詞組+偏正詞組”的組合方式，在創意設計上具有顯著的目的地修飾導向，省區和城市的旅游口號尤其如此，而景區的旅游口號在短語組合上相對更具多樣性。

(3)　超過半數的旅游口號采取了地名涵蓋型的創意模式，其中，省區目的地對地名信息的涵蓋最為普遍。

(4)　無論哪種目的地尺度，立足資源屬性進行旅游口號創意設計的傾向均占有相對優勢，景區目的地尤為突出，省區和城市則相對較多地考慮了游客的需求，注重傳達目的地能給游客帶來的利益和價值。

短語結構類型范文6

（東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京 210096）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摘要： 本研究以中國學生和英語母語學生應用語言學碩士學位論文中的四詞詞塊為調查對象，從結構和功能角度對比分析了中外大學生在英語學術寫作中的詞塊使用情況。研究發現，與英語母語學生相比，中國學生使用了更多數量和更多種類的四詞詞塊，更偏愛使用被動結構的詞塊，較少使用介詞短語詞塊，但對“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的使用明顯不足。

Abstract： This study has surveyed the use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in Master’s theses by Chinese and English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sciplin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s reveals that Chinese students employ a larger number and a larger variety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than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and show more reliance on lexical bundles of Passive V+(complement) structure. However, Chinese students use lexical bundle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 structure less frequently and use participant-oriented lexical bundles inadequately.

關鍵詞 ： 詞塊；英語學術寫作；語料庫語言學

Key words： lexical bundles；academic English writing；corpus linguistics

中圖分類號：H310.43/.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5）02-0252-03

0 引言

美國心理學家Miller和Selfridge于20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了“組塊”（chunking）的概念，用以闡釋單個信息集結成塊的過程[1]。這個“組塊”的概念后來被語言學家移植到語言學領域，就有了“詞塊”的概念[2][3]。詞塊（或稱預制語塊、詞塊、組塊等）是由連續或非連續的兩個或多個詞組合而成的、有一定心理現實性的（即使用時可以整存整取而不經過語法生成或分析）預制語言單位[4]。詞塊整存整取的特征，大大提高了交際時語言表達的地道性、連貫性和生動性。詞塊的學習能夠減少大腦處理信息時的負擔，有利于自動識別和提取，有助于提高表達的流利性和理解的速度，語塊習得逐漸成為二語習得研究領域的一大熱點。

國外語言學界對詞塊現象進行了較為深刻的理論探討及實證研究，國內對詞塊的研究始于本世紀初，對詞塊在二語習得或教學中的作用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探索[5]。經筆者綜合檢索，發現國內關于詞塊研究的文章數量穩步增長，2009年至今，研究文獻迅速增加。國內過去十年左右時間里對詞塊的研究囊括了詞塊的定義、分類、識別，詞塊與語言水平（聽、說、讀、寫）的相關性研究，二語學習者詞塊（口語、筆語詞塊）使用特點，詞塊教學的成效性等多方面的內容。上述各類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既有理論探究又包含基于語料庫或語料庫驅動，基于教學實踐的實證研究。數十年的詞塊研究打破了結構主義語言學詞匯語法二分法的觀點，提出了以詞匯語法為其一，以詞塊為另一內容的語言習得二重模式，這是語言學研究的重大進步。

然而，綜觀國內外學術語篇中詞塊的相關研究，很多都是對比研究二語學者和本族語學者使用詞塊的差異，鮮有中國學生與英語本族語學生詞塊使用的對比研究。針對該研究空缺，本研究自建語料庫，通過對比分析2011-2013年中國學生和英語本族語學生應用語言學碩士學位論文中的四詞詞塊，探討中外學生詞塊使用的異同。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語料庫的研究方法首先自建了兩個總字數約100萬的學習者語料庫，分別命名為語料庫A和語料庫B。前者由2011至2013年中國英語學習者所撰寫的30篇碩士論文組成，后者則由2011至2013年英語本族語者所寫的30篇碩士論文構成。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為避免體裁和學科差異造成的詞塊使用方面的差異，自建的兩個小型語料庫中的文章均為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領域的英語碩士學位論文。接著，用AntConc 3.3.5w軟件提取符合條件的四詞詞塊。本研究選擇Cortes[6]較保守的20次/每百萬詞的提取頻點，并要求所提取詞塊至少分布在5個文本中。最后，根據Hyland[7][8]的四詞詞塊結構及功能分類（分別見表1和表2）對兩個語料庫中的目標詞塊進行分類，對比分析中國學生與本族語者學術寫作中四詞詞塊使用的異同點。

2 結果及討論

本小節將通過考察語料庫A和B中四詞詞塊的結構及功能分布，對比中國學生和英語本族語者的詞塊使用情況。根據統計，語料庫A共有字數約521,330，其中滿足提取條件的四詞詞塊類符總數為222，形符總數為4,325；語料庫B共有字數約528,344，其中滿足提取條件的四詞詞塊類符總數為177，形符總數為3,550。由此可見，中國學生比英語本族語者在碩士學位論文中使用了更多類型和更多數量的四詞詞塊，對詞塊依賴程度更大。

表1顯示了兩個語料庫各結構分類中四詞詞塊的種類數以及占詞塊總的種類數的比例。根據表1，在兩個語料庫中，結構為“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介詞短語+嵌帶of短語片段”和“其他形式”的四詞詞塊使用較多，其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是“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結構的詞塊種類，在語料庫B中占22.6%，在語料庫A中則多達26.1%。該研究發現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結論。如Hyland[7]發現，碩士論文前50個高頻四詞詞塊中，“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結構的詞塊最常見。相比之下，本族語學生更偏好介詞短語詞塊。在語料庫B中，介詞短語詞塊種類數的比例（“介詞短語+嵌帶of短語片段”與“其他介詞短語片段”比例之和）高達31.7%，而在語料庫A中僅為20.7%。值得注意的是，屬于“其他介詞短語片段”類型的詞塊“on the other hand”在兩個語料庫中都是最高頻的詞塊，在語料庫A、B中的標準頻次分別為205、214次/每百萬詞，說明英語本族語學生和中國學生一樣，對“on the other hand”詞塊依賴性很大。

表1顯示，中國學生碩士論文中“被動動詞+短語片段”結構的四詞詞塊明顯多于英語本族語者碩士論文。具體而言，語料庫A中被動結構的四詞詞塊種類占9.9%，語料庫B中該比例為6.2%。這一現象似乎說明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偏愛使用被動結構。Wei & Lei[9]也曾指出，同專家作者相比，中國高級英語學習者明顯使用了更多的“被動動詞+短語片段”詞塊。由表1可以看出，在兩個語料庫中，“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詞塊在語料庫A中占到3.6%，在語料庫B中稍微高一點，占到4.5%。Wei & Lei[9]發現學習者對“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結構使用的頻率明顯低于學者型作家，因而學習者，尤其是中國學生對于該結構詞塊的使用能力有待發展。“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結構性詞塊雖然數量和類型較少，但是此類詞塊可以為作者表達必要性、重要性、可能性等態度提供很好的話語資源。

從總體上看，語料庫A和B中短語類詞塊（主要包括“名詞短語+of短語片段”、“其他名詞短語片段”、“介詞短語+嵌帶of短語片段”和“其他介詞短語片段”）的種類都比句子片段類詞塊的種類多，該特點進一步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結論，即學術英語詞塊更偏短語化[9][10]。

表2顯示了兩個語料庫各功能分類中四詞詞塊的種類數及占詞塊總的種類數的比例。根據表2統計數據，兩個語料庫中四詞詞塊的種類數及比例從“研究主導的詞塊”到“文本主導的詞塊”再到“參與者主導的詞塊”呈遞減的態勢。這一現象與Hyland[7]及Wei & Lei[9]的研究發現一致，說明學術寫作中的新手作者想通過對于研究材料、研究過程等的清晰表達而非通過話語資源來證實自己的學術能力。同時，本研究中選取的應用語言學學科中的論文大多是基于實證數據的，從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研究主導的詞塊”的高頻使用。根據Hyland[7]的研究，“文本主導”和“參與者主導”詞塊從碩士到博士再到專家學者，其使用比例越來越高，該結果似乎表明“文本主導”和“參與者主導”詞塊的使用頻率隨著語言水平的提高而顯著增加。據此，中國學習者及英語本族語者都應當提高本文意識，同時注重讓讀者更好地融入文章。表2顯示，中國學生對于“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的使用同本族語者相比更加不足，只有11.7%，低了4.1%。

在“研究主導的詞塊”的五個小分類中，語料庫A和B都使用了很多類型的“描述詞塊”，該類四詞詞塊種類數在語料庫A中占到22.7%，在語料庫B中占到19.8%，遠高于“時間、地點詞塊”、“過程詞塊”、“量化詞塊”及“和研究話題有關的詞塊”的比例。這說明中國學生和本族語學生在學術寫作中都特別注重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設備、環境等信息，體現自己研究的客觀性。相比而言，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加注重該類詞塊的使用。語料庫A和B中“文本主導的詞塊”比例差不多，分別是22.5%和21.5%，差異主要體現在每個小類的數量和比例上。例如，仔細觀察可以看出，本族語學生“限制詞塊”使用最多，而中國學生比較偏愛“結果詞塊”。但是中國學生“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種類數明顯低于英語母語學生，而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對“觀點、態度詞塊”的使用上。這說明，英語本族語者使用了更豐富的詞塊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和評價。

3 結束語

基于以上研究結果可以得知：中國學生2011-2013年應用語言學碩士學位論文比同時期的英語本族語者碩士學位論文使用了更多數量和更多種類的四詞詞塊。同英語本族語者相比，中國學生2011-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中較少使用介詞短語詞塊，但是“被動動詞+短語片段”結構的詞塊明顯較多，說明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偏愛使用被動結構。中國學生和本族語學生一樣，對“先行詞it+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片段”結構使用不足，能力有待加強。中國學生對于“參與者主導的詞塊”的使用同本族語者相比更加不足，主要表現為：中國學生較少使用“觀點、態度詞塊”明確自己的立場、凸顯自己的研究身份。在詞塊功能小類上，中國學生比本族語學生更加注重“描述詞塊”的運用，來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設備、環境等信息，強調自己研究的客觀性。本族語學生“限制詞塊”使用較多，而中國學生比較偏愛“結果詞塊”。

中國學生在詞塊使用方面，和英語本族語者還存在一定差距，因而建議外語教師使用基于語料庫的教學方法，促進學生更好地認識和使用詞塊。

注釋：

①結構類別8是本研究加進去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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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yland, K. As can be seen: Lexical bundles and disciplinary variation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8b, 27(1): 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