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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摩擦范文1

“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世間萬物，易變不居，重要的趨勢變化，總有勢在必然的內因。

從內因看特朗普時代的中美經濟，雖然新型大國關系依舊可信，但貿易摩擦及其引致的貨幣博弈將成為變化集中的兩大主題。一方面，在現實訴求和歷史趨勢的驅動下，中美貿易摩擦加劇難以避免；另一方面，在經濟金融內生聯系紐帶的影響下，中美貿易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共振，金融博弈將更加復雜。

隨著特朗普時代的正式到來，中美貿易戰越發成為撲朔迷離的一個話題。悲觀來看，多名對華貿易強硬派人士獲得組閣提名，特朗普政府的鷹派風格持續強化。“利益是最現實的普世價值”，特朗普將秉持實務重利的執政路線，美國政治制度也決定總統施政不會偏離美國的現實利益。

因此，對于中美貿易走勢的判斷，不應惑于特朗普政府的表面姿態，而應考察內在動能。而基于美國經濟的現實訴求和歷史趨勢，即便貿易大戰難以發生，2017年中美貿易摩擦的加劇可能也難以避免。

特朗普的執政綱領將“增加國內就業”視為核心目標之一。而在特朗普的工具箱中，大規模減稅和基建在高赤字條件下存在內生矛盾，可行性尚不明晰。制造業回遷周期漫長，短期內難見成效。因此，若要在2017年如期實現就業增長，目前最高效的工具之一就是通過大幅加強貿易保護，激活國內現有過剩產能并迅速吸納就業。

鑒于此，中國可能將是貿易保護主義的重要標靶。

經濟系統是內生關聯的，貿易政策和貨幣政策具有相互共振的特質。對于中美各自的貨幣政策而言，2017年都將是重要節點。

此時，如果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不僅會對兩國經濟產生直接沖擊，更可能與貨幣政策產生共振，加劇兩國政策分化，并引致諸多不確定性。

第一，加快美國加息頻率。2017年中美聯儲加息一次已成為市場共識，但其后的加息節奏依然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基于兩個途徑，中美貿易摩擦可能加快美聯儲加息進程。

一方面，相較于中國，美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生增長模式，外貿依存度較低，在貿易對峙中處于相對優勢地位。在目前緊盯就業目標的貨幣政策規則下，就業數據的向好有助于堅定耶倫的行動勇氣，加快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步伐。

另一方面，由于限制了來自中國的廉價消費品供給，美國消費物價有望進一步抬升，增強通脹水平的現有上升趨勢，促使美聯儲提高加息頻率。

貿易摩擦范文2

[關鍵詞]日歐貿易摩擦日本

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崛起，其經濟的急速擴展及所取得的成就令整個世界為之矚目。“日本經濟”、“日美歐三極說”等風行一時，其原因除了對日本的強大經濟實力及未來發展的恐懼和悲觀預期外，歐美等國感受到的最現實的威脅主要是日本與歐美之間的經濟摩擦。日本“貿易立國”的戰略，以及巨大的出口能力使得日本與歐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加劇。20世紀70年代日本與歐洲共同體之間的貿易摩擦開始引人注目，20世紀80年代貿易摩擦尖銳化。但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日歐貿易摩擦趨于緩和。

考察20世紀90年代的日歐貿易額可以看到，日本對歐洲的貿易出超表面化是在70年代。從1975年至1980年，日本出超額由23億美元擴大到89億美元，增長近4倍。80年代又增長了2倍，1990年日本對歐貿易出超達到185億美元（見表1、表2）。進入90年代后，日本的貿易出超依然維持著較高的水平，并且沒有減少的跡象，最低的年份是136億美元，最高的一年達到324億美元（見表3，表4）。但日歐之間的貿易摩擦卻沉寂下來，其背后的原因很值得探究。

中國與日本雖然社會制度不同，但是同為東亞國家，近年來中國經常遭到來自歐盟國家的反傾銷，“中國經濟”也時常被提及，在日歐貿易摩擦緩和背景下，中國與歐盟的貿易摩擦有不斷激化的傾向。因此探討日本緩和日歐貿易摩擦的舉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給中國以啟示和借鑒。

一、通過政治合作促進經濟合作

日本與歐共體（歐盟）的政治經濟關系的發展軌跡大致如下：

二戰后至20世紀60年代是歐洲各國限制對日貿易的時代，日歐在政治上互不關心。70年代日歐主要發展經濟關系，日本與歐共體之間的貿易摩擦開始引人注目。80年代，由于貿易收支不平衡加劇，使貿易摩擦尖銳化；與此同時，日歐開始了政治合作的努力。90年代，以1991年發表《日歐共同宣言》為標志，日歐開始了對話溝通制度化的十年，從此日歐關系不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開始構筑包括政治合作在內的日歐全面合作框架，雙邊經濟摩擦緩和。進入21世紀以后，以2001年發表的《日歐合作行動計劃》為標志，日歐開始廣泛深入地開展具體的合作行動。

日歐之間的經濟摩擦由激烈轉為緩和是與國際大環境的變化分不開的。在冷戰的框架下，日歐關系受到冷戰體制的制約，日歐作為國際政治的主體在國際舞臺上均難以充分發揮其主動性，雙方在政治上缺少對彼此的關注，雙方關系主要是經濟關系。

進入90年代后，由于國際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歐盟的角色由追隨美國的“西方一員”轉變為致力于在全世界發揮影響力的“全球伙伴”。歐盟新的外交立場在對日關系上也有所體現。如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布里坦就曾指出，歐日關系不應再以一系列的貿易爭端為特點，而應當發展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在內的全面關系。

1991年發表的日本《外交藍皮書》提出：“考慮到歐洲從市場統一到經濟、貨幣統一以至更進一步發展到政治統一的趨勢，它在國際上的重要性將逐漸提高,日本在強化與歐共體成員國之間的兩國關系時,強化與歐共體的關系也非常重要。

由于日本和歐盟都充分認識到發展日歐政治經濟全方位合作的重要性，并且積極予以推動，使日歐關系在90年代進入政治經濟合作綜合發展時期。政治合作雖然未必與經濟合作同質同步，但是政治合作的加深會促進雙方的互信，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有助于經濟合作的開展，是確定無疑的。

二、加強與歐盟的技術和投資交流，促進產業合作深化

歐盟成員國常常抱怨由于日本市場的封閉性問題，造成了日歐之間的貿易逆差居高不下。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歐洲企業在日本開拓市場，雙方在產業合作、投資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展。

在產業合作方面，1987年成立了日本政府和歐洲委員會管理下的日歐產業合作中心。該中心是促進日歐合作交流的專門機構，專門開展人才交流、投資情報提供、支援中小企業交流、促進歐盟對日本的出口等活動。它發起的“通向日本的大門”（GatewaytoJapan）項目自1994年啟動以來，取得了明顯成效。許多著名的企業也展開了合作，1999年日產汽車和法國雷諾汽車的合作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合作范例。

在投資方面，雖然外國對日本的直接投資僅占日本直接投資總額中很小的比率，但是其中歐盟對日本的直接投資在外來投資總額中占有的比率是最高的，近年來歐盟公司大量投資于日本市場，在電信、汽車制造、零售和保險業方面，歐盟已經成為日本最大的投資方。例如法國的家樂福于2000年進入日本市場。雖然目前歐盟在日本的投資總量仍然偏少，但也足以讓歐盟對未來的日本市場充滿期待。

三、日本經濟模式由出口主導型向內需主導型的逐步轉化使日歐貿易關系得以改善

日本外需主導型的經濟模式形成于70年代。50年代，在日本戰后高速成長期，輸入和輸出的量都很大，輸入總量還略微大于輸出。但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以后，內需方面，諸如：民間消費、住宅投資、設備投資、政府支出等都大幅度下降，GNP(國民生產總值)的占有比率由9.9％減少到3.3％。輸出遠遠大于輸入，日本經濟模式成為外需主導型。比較1967年至2005年日歐的貿易額可見：正是自1974年開始，日歐之間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見表1、表2）。貿易摩擦愈演愈烈。80年代，日本方面逐步認識到了改善日歐之間貿易不平衡的重要性，1986年4月，日本政府響應歐美各國要求日本擴大內需、開放市場的強烈要求，發表了“為了國際協調的經濟構造調整研究會”報告書。報告書提出了“構造調整”的口號,核心內容是，不再以重視供給方為基本理念，而是以重視需要方為基本理念；不再僅僅重視外需，而是以重視內需為基本立場；并提出日本要從以外需為中心的經濟向以內需為中心的經濟轉變。“構造調整”實質是里根、撒切爾式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只是在一些細節上有自己的特點。它包括放寬管理制度、改善市場開放、金融市場自由化等。也被稱為“中曽根改革”。

到1992年，由于受日元升值影響（見表3，表4），日歐貿易黑字達到最高峰的312億美元。從那時起，日歐貿易黑字急劇減少兼之歐盟經濟恢復了活力，歐盟擴大也很順利，歐盟日益顯示出“大人的姿態”對日本的黑字關注度下降，促進了貿易摩擦走向緩和。

四、富有特色的日歐制度改革對話

對于造成日歐經濟摩擦的原因，歐盟方面普遍認為造成貿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國家制度、貿易慣例等制度性壁壘。

為此，日本與歐盟之間開展了改革管理方面的對話與合作。1989年，日本最先與美國就日美構造問題首次展開協商。1995年3月，日本政府發表了為期3年的制度改革推進計劃（1995－1997年）。以此為契機，日本與歐盟之間也開始了每年1次的制度改革協商。日歐積極參與彼此的管理改革，由日歐統計專家定期召開會議共同分析造成貿易不均衡的原因，商討解決辦法。歐盟與日本互相遞交了許多旨在改善雙邊貿易環境、促進經濟增長的管理改革提案，并就改革的提案開展對話和交流。雖然管理改革涉及社會模式、行政體制和市場運營等多個領域，情況十分復雜，但是有些改革提案已經被雙方一定程度地予以采納。歐洲委員會在1997年11月、1999年10月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涉及150－200個項目的制度改革提案。日本政府也于1998年11月向歐盟提出了要求改革的提案，涉及18個領域57個項目。1999年11月，日本修改了歐盟要求改革的21個領域的62個項目五、通過民間交流消除文化壁壘

在“日本經濟”風行一時的國際輿論中，有一種說法是：造成日歐經濟摩擦的原因，除了日本市場的封閉性以外，日本的社會文化如高儲蓄率、日本人的螞蟻一樣的工作精神等文化特征，使日本的產品源源不斷地輸往國外，而國內市場難以打開。雖然日本輿論認為這種說法過分情緒化，但是日本政府還是對此給予了一定關注。其對策之一是充分重視日歐民間交流，希望通過積極的民間交流，增進雙方的理解，以緩和貿易摩擦。

2001年雙方共同發表的《日歐合作行動計劃》特別強調了加強兩國人民之間互相聯系和了解的重要性，認為日歐民間的聯系還遠遠不夠，這種狀況阻礙了日歐間創造積極的和緊密的雙邊政治關系。因此《行動計劃》規劃了很多積極促進雙方人員交流和文化交流的辦法。包括旨在增長職業經驗的研修，學校、研究機關以及市民之間的廣泛交流等。

日歐民間交流的特點是：由日歐政府組織發起并參與組織，同時充分聽取專家意見，發動廣大市民參加，使日歐民間交流活動準備充分，活動豐富，參加人數眾多，成果十分顯著。

2002年7月召開的日歐首腦會議決定把2005年定為“市民交流年”，以“人與人的交流”為主題。會議還呼吁：為了促進歐盟25國與日本相互間的理解和長期交流，應該開展多種形式的交流活動。2005年全年已經登記實施的交流活動一共有1900件以上（日本大約450件，歐盟各國大約1450件），活動數量之多是空前的，已成為迄今為止日本與其他國家開展各種交流年中活動數量最多的一次。

隨著日歐之間民間交流的成功開展，歐盟主要國家對日本的關注和好感也不斷增加。2007年2月至3月，日本外務省在歐盟四個主要國家進行了關于外國人對日本的看法的第10次民意調查。調查的范圍集中在歐盟四國的知識分子中。調查結果顯示：四國被訪人士普遍對日本抱有好感，信賴程度也不斷提高，平均達到86％；對于日本和歐盟關系的整體評價持肯定意見的比例也有提高；各國都有約30%的被訪者認為歐盟和日本要不斷加強經濟和安全方面的合作。

資料來源：根據[日]《歐盟4國對日民意測驗》整理而成

總之，日本在“日本經濟”盛行的背景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經濟模式上由出口主導型向內需主導型轉化，加強政治合作以促進經濟合作，通過民間交流，促進溝通和理解，通過管理制度的改革，促進歐盟企業進入日本市場。兼之90年代日本的泡沫經濟破裂，日本對歐盟的巨額貿易黑字有所減少，“中國”在開始在歐洲抬頭。以上種種因素使得日本與歐盟之間的貿易摩擦逐漸緩和下來。

參考文獻：

[1]2000年2月15日普羅迪在歐洲議會的講話：《2000—2005新歐洲藍圖》出自：歐盟官方網站：http//europa.en/pol/cfsp/index_en.htm

[2]2002年《日本外交藍皮書》mofa.go.jp

貿易摩擦范文3

論文摘要:入世后，隨著我國產品出口競爭力的不斷提高和對外貿易的強勁發展，國外針對我國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技術壁壘、知識產權、社會責任標準等貿易摩擦不斷增加，制約了我國外貿的持續增長。入世后我國貿易摩擦多發的政府因素包括服務意識淡漠；服務功能缺位；政策行為不規范；政企互動不力等。為減少貿易摩擦，政府要調整中、長期發展戰略；加強信息指導，建立高效預警、應對機制；加大WTO知識研究普及力度；加強政府對企業的宏觀層面支持；政企配合利用談判、游說手段解決貿易摩擦。

一、目前我國對外貿易摩擦的新特點

(一)反傾銷摩擦呈上升趨勢

據2006年5月8日WTO秘書處公布的2005年下半年反傾銷調查報告顯示，在受到反傾銷調查的國家(地區)中，我國仍居首位，為33起，比2004年同期多9起。另據商務部公平貿易局數字，2006年上半年我國遭受到貿易救濟調查共42起，其中反傾銷案件29起，比2005年同期增長45%，涉案金額達到4.5億美元，同比增長45.58%。

我國遭受的反傾銷摩擦增多，客觀上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從外部原因看，首先，WTO成立后，傳統的貿易保護做法如關稅、配額、許可證等作用日益弱化，而作為WTO允許的貿易救濟措施，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簡稱“二反一保”)越來越多地被利用。我國加入WTO后，其他成員對中國原有的單邊設限(如歐美對華紡織品配額)將逐步取消，為了維護自身利益，這些成員的國內產業力圖通過反傾銷等措施來打壓中國產品；另一方面，一些進口國的政府為轉移公眾對經濟低迷的不滿，往往出于政治考慮將責任推給包括中國產品在內的進口貨。其次，國外對我國市場經濟的認識偏差，也導致反傾銷有增無減。現仍有許多國家在反傾銷調查中視我為“非市場經濟國”，繼續采取“替代國”等歧視性辦法，這種非市場經濟待遇對我出口企業確定合理定價策略及有效應訴形成很大障礙，“替代國”做法的隨意性也刺激了進口國的相關產業對中國產品動輒發難。從內部原因看，首先，我國經濟持續快速上升，現已躍居全球第三大貿易國，外貿出口額成倍增長，更多的“中國制造”正在打入國際市場，這不可避免地與國外產業間發生更激烈的競爭。而中國產品在勞動力和原材料上擁有比較優勢，使我國在競爭中明顯處于經濟有利位置，于是經營滑坡的當地產業常常視中國產品為打擊目標。事實上，曾處于經濟高速發展期的韓國和日本均先后成為反傾銷的重點國家，并且至今依然是受到反傾銷調查的“大戶”。其次，我國現有出口增長方式仍以量的增長為主，表現為較短時期內出口數量大幅攀升，但金額增長幅度較小，有時甚至下降，很容易成為貿易保護調查的對象。再次，某些國內企業本身的問題是授人以柄的又一個誘因。一些企業低價競銷致使少數地方出口秩序混亂，而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內部協調力度不夠，尚未建立有效的行業自律機制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二)摩擦領域、產品和對象不斷擴展

1．貿易摩擦逐步由貨物貿易領域擴展到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等多個領域，由產品、企業等微觀經濟層面向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體制和制度層面不斷延伸，特別是在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等方面，中國面臨的壓力增大。

2．隨著我國出口產品科技含量的不斷提高，以及出口商品結構的不斷優化，我國遭遇貿易救濟調查的產品逐步從輕工、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向高新技術產品擴展。涉及的商品范圍在22個HS二級分類產品中，除油脂、寶石、武器、藝術品和未分類產品外，其他17類產品全部被包括。其中前六位的涉案產品分別為賤金屬制品、化工產品、機電和音像設備、雜項制品、紡織品、玻璃和陶瓷制品，這六類產品案件數合計占75.8%。

3．從目前看，對我國發起調查絕對數量最多的是美國和歐盟，占總數的五分之二，但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阿根廷、巴西、南非等所提數量呈快速上升的趨勢。據商務部公平貿易局統計，發達國家對我國反傾銷立案數量比例已經從20世紀80年代的97%，降低到目前的60%；而發展中國家的立案數量比例則從過去的不到3%，快速上升到40%。

(三)摩擦形式呈多樣化趨勢

1．技術壁壘對我國外貿發展的約束性日趨嚴重。據商務部科技司調查，2002年我國71%的出口企業、39%的出口產品受到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限制，造成損失170億美元，與2000年相比，出口產品受限比例提高了56%，損失金額增加了54%。2003年遭受國外技術壁壘的出口貨物金額也超過了25%。由于技術性貿易壁壘往往打著環保、安全等旗號，具有很強的隱蔽性，隨著傳統貿易保護手段的減弱，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越來越重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使用，對我國產品的出口的影響越來越嚴重。

2．特別保障措施案成為“入世”后我國貿易摩擦的新問題。特保措施條款是WTO成員為防止我國出口產品在入世后以較低的關稅水平涌入各成員國市場，對其國內產業造成沖擊而設定的條款。《入世協定書》第16條第3款規定，受此影響的WTO成員有權在防止或補救此種市場擾亂所必需的限度內，對此種產品撤銷減讓或者限制進口。目前，美國、歐盟、韓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等國家或地區已經相繼完成了對中國出口產品實施“特別保障條款”的國內立法，為大規模運用這一機制奠定了法律基礎。截止2003年9月底，已經先后有印度、美國、土耳其和歐盟對我出口產品發起9起特保調查，針對中國發起的特別保障措施案已成為“入世”后中國貿易摩擦的新問題。

3．貿易差額、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保護以及社會責任標準等成為引發貿易爭端的新型導火索。例如，近三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啟動的61起知識產權調查案中有15起涉及到了中國47家企業。2005年上半年又有7種中國產品被立案調查知識產權，包括DVD、拖拉機、藥品、汞電池、油墨打印機等。①

二、應對貿易摩擦多發的政府路徑選擇

我國貿易摩擦多發產生于全球貿易爭端頻繁的大背景下，世界經濟形勢低迷，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加劇構成了我國遭遇貿易摩擦的外部根源；重視數量忽視效益的出口增長方式、對外貿易規模和地區的不平衡增長、企業出口秩序混亂等構成其內部根源。而“入世”后，我國政府在職能轉變、行政法治方面采取了多項措施，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我們對這一改革的成效不能高估，畢竟現實生活中還存在大量政策工具不規范等不符合現代經濟發展潮流且容易招致貿易摩擦的問題。為此，需要調整和改進政府應對貿易摩擦的策略，完善其管理功能。

(一)制定應對貿易摩擦的中、長期戰略

1．鼓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轉移貿易摩擦。

政府可出面組織跨國公司或鼓勵我國有實力的企業到國外投資，當地生產，當地銷售，把貿易摩擦的矛盾轉移到國外，這樣既可以避免關稅壁壘、開拓國外市場，又可以吸收和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另外，在對外貿易中，為了減少我國對美、歐等主要貿易摩擦國的貿易順差，還可以采取通過第三國出口的辦法，避免與其直接發生貿易摩擦。

2．建立新型外貿促進體系。在“創匯思維”和“順差思維”的指導下，過去我國側重于出口數量和金額的增長，鼓勵措施都集中在最后的出口環節，既容易造成國內的不良競爭，又不利于出口產品提高技術含量。在目前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又沒有較好投向，貿易摩擦增加的形勢下，政府應建立以鼓勵創新、提供信息和技術服務為主要手段的新型外貿促進體系，給予科研、新品種培育、農民培訓、制度建設以財政資助；鼓勵不易產生貿易摩擦的產品，如成套設備、工業設備、飛機、船舶等大型設備和具有專有技術特色的產品出口；提升產品結構，鼓勵和扶植技術-資本密集型的加工基地和知識密集型的出口基地的發展，提高出口加工產品的附加值。

3．把擴大內需作為長期的發展戰略。2003年我國外貿依存度高達60.3%，極容易引起貿易摩擦。從長遠的戰略來看，將擴大內需作為確保我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戰略，既有利于緩解貿易摩擦，又有利于避免可能的產業空洞化問題。

(二)增強政府服務意識，健全服務功能

1．進一步增強服務意識

政府部門要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度來認識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的深刻內涵，充分發揮政府部門為外貿企業保駕護航的積極作用，為企業解決外經貿爭端提供暢通的渠道。首先，政府部門應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為企業參與國內外競爭創造條件。其次，政府應通過雙邊談判積極為企業拓展海外市場，減少企業因自身力量薄弱，不得已通過低價格等不恰當手段開拓國外市場而引起爭端的可能性。再次，加強與美國、歐盟及其他主要貿易伙伴的協調，建立制度化的對話和磋商機制，避免摩擦單邊化和政治化。最后，政府要根據WTO規則完善我國的法律制度，針對主要貿易伙伴新近出現的法律，建立、健全我國的法律防范體系，使本國企業盡可能不因為本國的法律問題受到制裁，并方便企業尋求救濟。

2．加強信息指導，建立高效預警、應對機制

(1)充分利用通報咨詢制度的信息渠道，加強信息收集與分析，加快信息傳遞與協調，為廣大出口企業服務。建立國外貿易壁壘信息數據庫或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收集并提供國內產業和相關國家企業生產銷售的信息，調查貿易壁壘的最新動態和要求，及時為企業提供信息及法律咨詢服務。

(2)政府相關職能部門要建立健全出口產業安全預警、預報機制，加強企業自律。依托各行業協會、主管部門、重點省市，盡快建立包括重要產品出口數量、出口價格走勢等內容在內的動態監控系統，爭取應對貿易摩擦的主動權。特別是對重點敏感出口產品要做好出口價格、出口國家和地區的監測工作，發現有競價銷售、擾亂出口秩序的情況要堅決制止，有效地幫助各類企業、行業協會和各級政府部門及時了解并適應國際市場變化，提高商品的國際競爭能力，防范和減少貿易糾紛發生。目前，商務部對外貿易司已經開通網絡預警信息渠道，為我國企業提供預警產品的國外市場動態，各國進出口市場分析，我國預警產品的出口數據，預警報告等信息資料。2004年7月，上海也建立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第一個貿易摩擦監控預警系統，提供有關中國輸美產品出口數量和出口價格走勢、產品傾銷幅度、產業損害程度等內容的動態監控預警服務及有關美國貿易救濟措施程序規定的調查、磋商期前后和復審期應訴業務的咨詢與培訓服務等等。其它省市要盡快建立類似的系統，而一個全國性的貿易摩擦監控預警系統更應盡快建立。

(3)建立貿易摩擦快速應對機制。通過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介組織和企業的聯席會議制度，發揮有關主管部門的職能作用，形成統一協調的行政管理與行政執法運作體系；建立“四位一體”的貿易摩擦聯動機制，在應訴過程中快速高效地將政府、行業協會、企業、駐外機構及進口商組成有機整體，形成快速反應鏈條。

3．加大WTO知識研究普及力度

(1)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挑選專業人員，尤其是法律專業人員，成立課題研究組或組成專門機構，由政府提供經費，從事WTO協議規則、爭端解決機制、各國談判策略及相關案例的研究工作，跟蹤各國建立于世貿組織規則基礎上的立法動態，盡快培養和組建起一支熟諳國際法和WTO規則知識，具備分析、倡導、結盟、決策、談判等較高素質的人才隊伍，為企業避免和解決貿易爭端提供技術基礎。

(2)在普及WTO知識方面，首先要辦好針對各級政府部門和政法系統的培訓班。提高各級領導干部和法律人才在新形勢下駕馭政法工作和經貿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盡快掌握應對貿易爭端的談判技巧和必備知識。其次，在高等學校中普及WTO知識，尤其在法律專業中要加設WTO相關課程。有意識地培養既有法律專業知識又熟悉WTO規則的年青人才，為今后參與各種國際經貿活動、解決貿易摩擦打好基礎。再次，加強與WTO秘書處的聯系，邀請WTO常設上訴機構里的專家到我國來舉辦一些與WTO有關的研討會，指導國內有關部門和學生開展爭端解決的模擬活動。最后，政府和有條件的企業可以建立各種介紹和咨詢WTO知識的網站，通過網絡在全社會范圍內加速普及WTO知識。

(三)規范政府經濟行為

面對“入世”后的新形勢、新環境，著眼于減少因政府行為引起的貿易摩擦，規范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和行為應按照“規范、統一、透明、服務、效能”的原則，建立符合WTO規則要求的政府經濟管理體制，使政府經濟管理行為不與WTO基本規則和中國承諾的義務相沖突，政策行為符合國際通行做法，減少對經濟活動的行政干預，簡化審批程序，變微觀直接管理為宏觀間接管理。在對國內產業給予扶持和保護時注意與現有的WTO規則銜接，盡量使用WTO允許的、不受質疑的諸如支持科研創新、環境保護、消除地區差異類的財政、金融手段，把直接對于企業的資助轉換為對科學創新、產品開發的支持，把對出口產業的普遍支持轉向對核心產業的支持，通過這些調整，減少貿易爭端。

(四)加強政企配合力度

1．加強政府對企業的宏觀層面支持

(1)通過外交手段加大與涉案國的交涉力度，為企業提供政治支持。在摩擦解決過程中，一國外交手段的運用技巧和貿易交涉的力度，往往成為左右解決結果的重要籌碼。2003年馬來西亞政府幫助企業成功應訴美國彩電反傾銷訴訟就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例證。2003年美國發起彩電反傾銷調查時，馬來西亞企業也在其中，但在反傾銷立案調查伊始，馬來西亞駐美大使便迅速代表本國政府分別給美國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發出公函，引用世貿組織反傾銷協定的有關條文，為馬來西亞企業進行了積極的辯解。隨后馬來西亞政府又對美方的資質和證據的可信性提出質疑，并強烈要求美國反傾銷主管機關對該案進行調查時謹慎從事。而且馬來西亞政府還特別指出，包括墨西哥在內的其他國家對美彩電出口明顯高于馬來西亞，但卻沒有受到指控。由于抓住了問題的實質，馬來西亞政府的有力交涉，最終幫助其企業取得了勝利。我國政府應從中得到啟示，加大運用外交手段進行交涉的力度，幫助企業有理、有力、有節地對涉案國進行反擊。

(2)加強地緣經濟合作，聯手受害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對西方發達國家所采取的掠奪性、進攻性、侵略性的貿易行為，充分運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及時予以反擊，以保持國際經濟秩序的公平、公正，保護中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2．政企配合利用談判、游說手段解決貿易摩擦

(1)通過政府間談判，為企業提供更廣闊的周旋空間。商務部長曾表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我們的談判能力不應是“發展中”的，面對諸多發達國家，我們應該具備比較“發達的”談判能力，這樣才可能在貿易談判中維護國家利益。對貿易摩擦而言，政府需要在各個外交層面上同對手展開協商和談判，溝通彼此對摩擦的態度，減少經濟利益以外的消極因素對解決結果的影響。例如在反傾銷訴訟中，通過雙方談判力爭使更多的國家將我國從“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中刪除，要求歐美等西方國家在反傾銷案件裁決中取消替代國做法，在世貿組織新一輪談判中與有關國家合作，爭取修改《反傾銷協議》的部分條款等，都可為本國企業提供更廣闊的爭端解決空間。目前，我國已任命商務部副部長高虎城為中國的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商務部部長助理易小準為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負責組織商務部內外有關單位進行經濟貿易方面的重大對外談判，這必將對成功談判及妥善解決貿易摩擦產生積極影響。

(2)政府和企業在磋商談判過程中要加強溝通，政府應清楚地了解引起爭端的國內產業的具體情況，對磋商過程中形成的初步共識或達成的初步協議應及時通過各種渠道對國內企業公布，組織企業和相關人員對其進行分析研究或以聽證會的形式進行研討，以確定其合理和需改進之處。

貿易摩擦范文4

（一）導致紡織品貿易摩擦的國外因素

第一，美國借對中國紡織品的制裁緩解貿易逆差及失業壓力。長期以來對華貿易的巨額逆差使得美國國內許多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頗為不滿，他們聲稱中美貿易中的巨大逆差有損美國利益因而應對我國輸美產品予以設限。而我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又以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產品為主，因此當美國以縮小貿易逆差為理由而采取保護性貿易政策時，作為我國出口重頭的紡織品自然是首當其沖了。2005年1月1日，全球紡織品配額制度取消后，我國對美紡織品出口額劇增。美國卻認為是低價進口紡織品大量涌入美國市場造成了美國國內產業工人的失業，盡管事實證明美國國內失業率與貿易逆差之間并無直接聯系，但美國政府則聲稱鑒于“公平”起見，須對發展中國家的進口紡織品采取以抵制政策，因而作為美國紡織品的主要進口國，我國的進口紡織品成了美國國內失業問題的“替罪羊”。

第二，美國對WTO體系下的特保條款和非市場經濟條款肆意濫用。根據中國加入WTO時在《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中國加入WTO工作報告書》中做出的承諾，如果世貿組織成員在確定原產于中國的紡織品由于市場擾亂、威脅和阻礙這些產品的有序發展的話，在與中國磋商未果的前提下則可對中國的出口紡織品進行限制，而由于相關文件中對于“市場擾亂”及“威脅、阻礙相關產品的有序發展”的標準沒有做出明確規定，美國則擅自將此標準當作“自由裁量權”而加以濫用，對我國的進口紡織品肆意制裁。

在對于反傾銷和反補貼的確定上，按照WTO的非市場經濟條款規定，對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出口產品的反傾銷與反補貼的界定價格要低于市場經濟國家，這也意味著從2008年特保條款到期到2016年我國“非市場經濟國家”有效期結束的八年間，反傾銷與反補將成為美國限制我國紡織品進口的主要措施。

（二）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中暴露的我國出口紡織業的弊端

第一，出口紡織品同質化嚴重，單位創匯額低。我國出口紡織品多年以來主要有中低檔產品構成，因此在國際市場上難免要走低價競爭的道路，從而給了進口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以可乘之機。產品范圍的狹窄、營銷路徑單一使得我國紡織品出口一旦遭遇制裁往往涉案金額巨大，損失慘重。

另外，與我國其他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一樣，我國的出口紡織品也有技術附加值與品牌價值低的通病，大多數出口紡織品都是國外品牌的貼牌、定牌生產，只能賺取不到10%的加工費，而自主出口產品質量差，檔次低，雖然出口量大，但價值低廉，創匯少。

第二，我國的所謂“非市場經濟地位”是導致我國出口紡織品在美國頻頻遭遇特保調查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加入WTO議定書》中的“非市場經濟條款”已成為進口方對我國紡織品予以制裁的有力把柄，因而我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確立將對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的解決乃至化解與其他進口國的貿易摩擦都意義重大，這也是我國政府外交工作的一項艱巨任務。

第三，出口紡織品行業協會調控能力欠缺。在對美國出口中頻頻遭與特保與反傾銷調查中，我國紡織品行業協會責無旁貸。紡織品出口量增長失控，出口價格失調，在貿易風險之前缺乏相關的預警信息等等，這些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我國紡織行業協會職能上的不力。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行業協會相比，我國的行業協會起步較晚，機制也欠完善。最典型的就是我國行業協會的雙重管理體制即所謂“半官半民”性，使其社會職能不明確，而且我國缺乏與行業協會職權相應的法律法規，這些都導致了我國紡織行業協會的活動范圍受限，執行力度欠缺，從而無法實現對出口紡織企業有效的宏觀協調作用。二、我國紡織品出口如何面對新一輪的挑戰

第一，從根本上改變增長方式，從量的優勢轉向以質取勝。要想讓我國出口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真正站穩腳跟的關鍵在于“質”而非量，即提高出口紡織品質量與品牌價值，提高高檔產品在出口紡織品中的比例，從而增加單位出口品的出口利潤，讓種種保護貿易政策無從下手。針對當前我國出口紡織品中貼牌生產比例大，且國內品牌價值低、數量少的現狀，政府部門及行業協會應當下大決心、花大力氣，對我國紡織品出口行業結構進行根本上的結構調整，從生產和定價兩方面著手對行業結構進行整治。在出口紡織品的生產方面執行統一嚴格的質量標準，尤其在安全與衛生標準方面向西方主流標準看齊，建立完善的監管體制；在定價方面，必須理順當前低價競爭的價格體制，通過引入相關的最低工資制度、勞保制度、稅收制度等將出口產品價格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在紡織行業內形成定價策略高度統一的“卡特爾”，對個別企業在貿易中追求短期利益的“個人行為”堅決予以杜絕，這樣才能夠保證在長期中所有企業利益的最大化。要使我國出口紡織品在海外市場能夠穩據一席之地，品牌戰略是我國紡織行業的必經之路，我國應通過技術與資金支持在紡織企業中扶持起一批自主名牌企業，通過過硬的質量和高端定價以及一系列完善的營銷網絡在進口國確立起鞏固的市場地位，扭轉國際市場上中國紡織品以往粗制廉價的形象。

第二，做好應對反傾銷與反補貼的準備。但隨著2008年特保條款得到期，反傾銷將成為許多進口國尤其是美國制約我國紡織品進口的利器，并且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逐漸被認可，針對我出口紡織品的反補貼調查也很可能會有增多的趨勢。面對可能到來的紡織品反傾銷浪潮，除了要對出口紡織行業中的價格體系進行整改以外，紡織企業的產權制度也需要得到進一步的理順，根據歐美的反傾銷法，對于傾銷的界定取決于一國政府在資源分配和定價中所起作用程度。產權不明晰是當前我國眾多國有企業的通病，因而許多大型國有紡織企業須加快股份制改革的步伐，在理順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前提下，有效地從機制上切斷產權上的政企關聯，為反傾銷的應對打好基礎。而與反傾銷相比，我國紡織企業對反補貼似乎更為陌生，在應對反補貼方面的人才相當匱乏，相關立法也欠完善，因而當務之急是在紡織行業內大力普及WTO框架下關于補貼與反補貼的法律法規，并盡快在國內培養起一批我們自己的反補貼應訴人才，盡快熟悉與適應國際反補貼應訴規則，為反傾銷應訴做好充分準備。

第三，從單一的出口貿易向全球化經營轉變。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貿易體系中區域貿易協定的比例急劇增長，據統計，2005年在自由貿易協定之下的優惠貿易已占到總貿易的一半以上，與此同時，跨區域的雙邊貿易協定也有所增加，這些都對紡織品貿易有著深刻的影響。區域貿易的一體化對我國這樣在紡織品貿易領域具有全球化競爭優勢的國家是不利的，區域貿易組織的內部貿易對我國紡織品在這些地區的出口會產生巨大的貿易轉移作用，因而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中，應當以合作貿易形式取代單一的出口貿易，通過海外生產及加工貿易的方式繞開區域貿易壁壘，從而利用其內部貿易的優惠安排增大在這些地區的貿易額。

三、結語

伴隨著中國紡織品出口走過了一段布滿荊棘的道路后，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僅僅依靠低廉的價格和大量的銷售額已經很難在國際市場上立于不敗之地了，紡織品貿易競爭的關鍵所在已經不在于誰掌握有低成本的勞動力，而在于生產中的專有技術、高質量高品位的產品、完善的營銷網絡和良好的信譽、服務等等。另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區域貿易集團化的浪潮下，僅僅靠一國國內的生產和出口來占據海外市場的難度越來越大了，要想最大限度的避開貿易壁壘、降低成本賺取利潤，就得本著“大市場”的理念在廣泛地參與各個領域的國際分工與合作，而這些都是新時期國際貿易中綜合競爭力的體現。中美紡織貿易爭端暴露了我國紡織品出口的軟肋，也讓我們意識到要想成為在國際紡織品市場上穩若磐石的貿易強國，提高出口紡織業的綜合競爭力是必經之路，也是關鍵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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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譚勁松.中國紡織經濟［M］.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1.

貿易摩擦范文5

一、中美貿易摩擦的現狀分析

中美貿易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到八十年代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但是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美貿易開始出現越來越大的不平衡。2000年我國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據我國統計，2005年中美貿易順差為1141.7億美元；據美國海關統計，中美雙邊貿易達2853.0億美元，較上年增長23.3%，其中美國對我國出口418.4億美元，增長20.4%，我國對美國出口2432.6億美元，增長23.8%，美中貿易逆差2016.3億美元，增長24.5%。

中美貿易摩擦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出口方面；二是我國沒有比較優勢的進口，即技術以及知識產權方面。在我國出口產品方面，我國遇到的貿易摩擦主要有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等手段。而其中美國是發起對我國貿易摩擦案件最多的國家。在我國進口方面，美國為了維持其長期的經濟增長、保持世界霸主地位，保護知識產權、抑制其他國家的技術進步。在我國加入WTO之前，美國主要通過301條款對我國進行這方面的調查。但隨著我國知識產權法的健全、加強對違反知識產權行為的打擊力度，美國已經越來越多地利用337條款對我國進行調查。

我們可以看到，中美貿易摩擦中大多數都是美國對我國的投訴、調查，我國處于被動地位；而且在美國對我國的投訴當中最多的是指責我國出口產品傾銷和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另外，貿易摩擦涉及的產業不斷擴展，農產品和紡織品成為摩擦的焦點。

二、中美貿易摩擦的原因

我國現在是美國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國，美國認為是我國的巨大貿易順差導致了美國的國際收支不平衡，經常項目出現巨額逆差。而且，美國還面臨著某些產業萎縮、工人失業、就業率下降、收入下降等問題，美國將這一系列問題歸結為我國出口產品的沖擊。再者，如前所述，美國為了維持其長期的經濟增長、保持世界霸主地位，在我國經濟不斷迅速增長的情況下，把我國作為戰略對手抑制我國的技術進步。所以，中美貿易摩擦的主要原因為：

（一）國際收支不平衡。我們可以看出，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我國對美國的順差確實占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中美貿易順差是如何產生的呢？首先，統計方法不同，我國統計的中美貿易順差要遠遠小于美國統計的美中貿易逆差；其次，產業轉移，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把越來越多的生產加工轉移到我國，使它們對美國的順差減少，我國對美國的順差增加；最后，加工貿易，加工貿易產品出口占我國出口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大量的加工貿易產品在我國的增值幅度卻不高。

（二）就業。美國認為我國的大量低價產品造成了美國某些產業的萎縮、工人的失業和收入的相對下降。但是美國工人的失業是不是由進口產品引起的并無定論。

（三）知識產權。美國為了保持其技術上的優勢地位，維持經濟長期增長，進而保持它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一方面限制對我國技術產品的出口，另一方面不斷地要求我國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是正當的，如果對發明創造者的知識產權不予以保護，就會抑制科技的進步。但是，由于知識生產的邊際成本為零，它的市場價格是很難正確判斷的。所以，在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盜版盛行的主要原因就是正版的價格太高，消費者承擔不起這樣的高價格。同時，打擊盜版的成本太高，政府力不從心。

三、中美貿易摩擦對我國的影響

首先，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方面。為了減少我國對美國的順差，可以通過增加我國對美國的進口、減少出口，這樣對我國的經濟不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美國要求我國通過調整匯率來改變這一情況，如果匯率調整幅度稍大，可能會對我國的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而且這種方法并不能真正解決不平衡的問題。

其次，美國通過“兩反一保”等手段限制我國某些產品的出口增長。如果被限制的產業屬于傳統產業，這種限制有可能在短期影響就業，但長期會迫使我國加快產業升級，并使勞動力和資源轉向現代產業；如果被限制的產業屬于現代產業，那會對我國的經濟造成較大的影響。

最后，美國限制對我國的技術出口和知識產權方面。美國限制對我國的技術出口會抑制技術在我國的傳播、影響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另外，如果我國完全按照美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法來保護知識產權，我國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四、我國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對策

面對中美貿易摩擦，我國應該沉著冷靜地應對。具體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首先，要讓美國政府了解，中美貿易的不平衡是由很多原因引起的，不能片面地認為是我國的出口造成的。同時，我國應該積極地調整國家的投資和貿易戰略，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增加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減少出口的惡性競爭，減緩和消除我國對美國的貿易逆差。

其次，我國應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美國一直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因為它認為中美貿易不平衡可以通過調整人民幣匯率來解決。雖然我們認為這種方法并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但我國也有必要加快外匯市場的發展，推進人民幣的可自由兌換，討論人民幣的合理升值問題，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供貨幣支持。

再次，我國應該對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有全面的了解。站在美國人的角度認識和思考中美之間貿易摩擦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美貿易政策和運作技巧。這樣可以避免與美國交往和處理貿易糾紛的過程中產生不必要的糾紛，使對美貿易政策與對策更具有針對性和有效性。

第四，處理中美貿易逆差時，我國可以采取自動出口限制等貿易政策措施。這種貿易政策可以對美國起到有效的安撫作用。同時，又可以把限制出口的主動權掌握在我國手里。既減少了貿易摩擦，又達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五，我國可以積極組織、實施對美國的直接投資。這樣，不僅可以避開貿易壁壘，大大減少貿易摩擦，而且通過投資建廠可以更有效地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

貿易摩擦范文6

（一）貿易摩擦是中國崛起的伴生現象經過三十多年的持續高速發展，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不斷上升。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中國貨物進出口僅206億美元，居世界第32位。35年間，中國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16.4%，幾乎每4年翻一番。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中國取代穩坐60多年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交椅的美國，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中國的崛起不僅改變了亞太地區的經濟格局，而且在國際經濟上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2006年美國是127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而中國是7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僅僅5年之后，兩國的地位就互換了，中國成為124個國家的最重要貿易伙伴，而美國的數字減少至76個。2014年前9個月，中國對海外投資額同比增長了22%。投資分布從非洲到拉丁美洲、從美洲到歐洲。2014年全年，中國對海外的直接投資將首次超過外國對中國的投入。中國將在國外擁有大量股本，成為美國越來越強勁的競爭對手，對美國產生了無形的壓力。因此，美國采取多種手段延緩中國崛起的步伐。加之，美國當前正處于金融危機之后制造業回歸和再工業化的關鍵時期，國內貿易保護主義者認為對華巨額貿易逆差是失業率上升、經濟增長乏力乃至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的重要原因，所以對華實行貿易救濟調查等的貿易保護愈演愈烈。據統計，在中國2001年入世之后，美國已經15次把中國告上世貿組織，是該組織其他成員中國次數的兩倍還多。在2014年年初僅44天中，美國平均每4天發起一場對華的貿易調查或爭端。

（二）中美貿易持續增長，依賴加深中國在過去35年能實現令世界矚目的迅猛增長,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于美國大量進口中國產品。中美兩國互為主要貿易伙伴，1981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僅為50億美元。2013年，中美雙邊貿易額5590億美元。在21世紀以來的13年中，中美貿易年均增長17.6%。即使在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加劇的情況下，中美貿易也不減反增，中國已經連續10余年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在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國際貿易增長乏力的情況下，美國對華出口仍增長迅速，這為其創造出許多就業崗位，對降低失業率和經濟復蘇有著重要意義。

二、中美貿易摩擦成常態，合作互利是主旋律

（一）中國與美國差距依然巨大，美國在世界的優勢地位將繼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的研究報告中預測，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2014年的GDP將達17.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17.4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到2019年，中國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20%。但是，按人均計算，中美差距仍很大。按IMF數據，假設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的人均GDP（購買力平價法）年均增長速度是6%，美國是3%，中國要趕上美國還需52年。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已經持續了一百三十多年，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美國的產值占世界的份額一直在1/4左右。雖然受經濟危機沖擊，美國經濟增長乏力，但仍居世界強勢地位，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其強大的經濟實力、軟實力、世界一流的科研創新能力，無以倫比。

（二）中美貿易摩擦將長期存在，呈常態化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和貿易上地位的不斷強大，以及中美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美國從維持自身全球霸主地位和全球戰略考慮，都將在各個領域打壓中國，阻礙中國在世界上影響力的增長，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間的貿易摩擦將只會增而不會減，而且必將長期存在。縱觀歷史發展，經貿關系密切的國家產生摩擦是一種正常的經濟現象。美歐之間、美日之間等都曾有過貿易摩擦的經歷。

（三）與中國合作是解決美國經濟脆弱問題的出路歐盟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是世界經濟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與美國一直有良好的經濟關系。但是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使歐盟經歷了宏觀經濟的嚴冬，失業率一直高企，正處于6年來第三次衰退的邊緣，走向停滯和通縮。奧巴馬政府為復蘇美國經濟，提出大力振興國內制造業，推動出口大幅度增長的再工業化戰略，美國產品的出口只能倚重中國正在迅速擴大的市場和強大的購買力。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2013年美國對華出口比2012年增長10.15%，美國對歐盟出口比2012年減少1.22%。“中國需求”能為美國經濟和民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能實現經濟繁榮，創造眾多就業崗位，增加收入。中國正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需要美國大量的服務產品、高技術、人才和經驗，是美國的重要機遇。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3年美國對中國出口1220.2億美元，增長10.4%，占美國出口總額的7.7%，提升0.6個百分點；美國自中國進口4404.3億美元，增長3.5%，占美國進口總額的19.4%，提升0.7個百分點。從投資領域看，截至2013年底，中美雙向投資累計已經超過1000億美元。美國企業對中國的依賴程度達到10年來的最高水平，英特爾、百勝餐飲集團等37家標準普爾500指數成份股公司約18%的營業收入來自中國。中國始終穩居美國最大債權國地位，持有美國國債約1.3萬億美元。中國是支持美國經濟穩定的重要力量。

三、理性處理貿易摩擦，促進中美貿易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