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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紅樓夢范文1

［關鍵詞］《紅樓夢》 生態翻譯學 適應 選擇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2）07－0064-02

作為四大古著之一，《紅樓夢》不僅有著深厚的文學價值，還是一本濃縮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目前學術界對《紅樓夢》英譯本比較認同的有兩部，一部是楊憲益夫婦的譯本，另一部則是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譯本（下文將分別簡稱為楊譯本和霍譯本）。縱觀幾十年來《紅樓夢》的英譯研究，筆者發現，學者們已運用了包括功能對等理論、譯者主體性理論、隱形話語權、接受理論、目的論、多元系統理論、認知語言學等各種翻譯理論對兩個譯本進行了比較研究。本文將從一種全新的翻譯分析維度——生態翻譯學視角出發，通過兩部譯本比較的方法，分析翻譯如何以譯者為中心，從譯者的主體性出發，通過多維度適應與選擇來產生譯文，概括出生態翻譯學在《紅樓夢》兩種英譯本中的策略體現其對文學翻譯評析的重要意義。

一、生態翻譯學

生態翻譯學是關于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互動的整體性研究。翻譯生態環境的要素包括原語、原文和譯語系統，是譯者和譯文生存狀態的總體環境，它既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集合，又是譯者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前提和依據。即翻譯生態學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原文—譯者—譯文”的體系，以譯者為中心，從譯者的主體性出發，譯者通過多維度適應與選擇來產生譯文。

譯者的中心地位體現為譯者在翻譯前和翻譯過程中均進行了適應與選擇。在翻譯前，譯者對原文的解讀便是一種適應，根據自己立下的翻譯目的，結合出版社的要求，適應性地選擇出自己的翻譯標準、策略和風格。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要進行“三維”轉換——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在轉換中，譯者要充分發揮主體性，適應性的選擇最恰當，最能體現原文思想和靈魂的翻譯。

二、譯者在翻譯之前的適應與選擇

（一）譯者對原文的適應與選擇

譯者對原文的適應就是對原文整體結構上的理解把握。沒有對原文的理解，就談不上譯者適應性選擇出的翻譯標準和策略。在理解適應的基礎上，譯者作為橋梁，要把握原作創作的時代背景，“設身處地”考量作者的意圖。下面便以《紅樓夢》的英譯書名為例，分析楊憲益和霍克斯對這部巨作的適應與選擇。

楊將書名翻譯為：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則譯為：The Story of the Stone。楊憲益保留書名中的“紅”，將“樓”翻譯為復數“mansions”，用詞精準。首先，“mansion”的釋義為“a large, stately house”, 符合原著里描寫的大院豪宅。更讓人拍案叫絕的是，譯者對小說內容及背景的準確把握，因為《紅樓夢》主要圍繞著榮寧二府，楊憲益則采用復數形式，可謂傳神。而為了避免西方讀者對“紅”產生誤解，深諳中西文化差異的霍克思取《石頭記》作為譯本主書名，作為補償措施，以《紅樓夢》為別名，譯為：THE STORY OF THE STONE also known a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巧妙融合兩者在封面上。這既適應譯語文化和譯文讀者需求又照顧到原著及作者意圖（此譯文書名出現在第一、二、五卷）。《紅樓夢》是章回體小說，故而只有分章沒有分卷，霍克思出于對原書內容邏輯上的適應與選擇，在翻譯時創造性地按照小說的內容自行分為五卷，并根據每卷具體內容另行命名。例如第一卷覆蓋原文第1～26回，譯本命名為“The Golden Days”。譯文五卷本的卷名既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系，增強了譯本可讀性，減輕了讀者閱讀負擔。

（二）對譯者翻譯目的的適應

譯者在翻譯原文時，均會帶有不同的翻譯目的。楊憲益翻譯《紅樓夢》旨在向逐漸開啟中西交流的西方人傳播文化，一定程度上是帶有政治任務的。霍克斯則純粹出于個人愛好。霍克斯是個性情中人，崇尚文學，尊重具有才華的文學家。他說《紅樓夢》“是一位偉大作家嘔心瀝血的結晶”，他嘔心泣血只譯完前80回，而把后40回的翻譯交由他的女婿漢學家閔福德(John Minford)完成。面對蘊含文化特色的中英譯時“楊譯本情系文化，霍譯本面向讀者”：楊譯本忠實于原著，完整地傳達了中國文化的價值觀；霍譯本則更符合英文習慣，不拘泥于原作的字句結構，很好地融合了雅致與創新。

（三）對出版社要求的適應

應企鵝出版公司的邀請，漢學家霍克斯于上個世紀70年代著手翻譯《紅樓夢》。企鵝出版公司的一貫風格就是要求譯文有很強的可讀性，要通俗易懂。霍克思將自己的翻譯靈感和翻譯方法發揮到極致，被公認為是“學術成分較少、英語讀者更加喜歡”的譯本。

楊譯本的市場定位則針對專業讀者，讀者群體就沒有那么廣。戴乃迭1980年評價《紅樓夢》翻譯時則表示：“我們的靈活性太小了。有一位翻譯家，我們非常欽佩，名叫大衛?霍克斯。他就比我們更有創造性。我們太死板，讀者不愛看，因為我們偏于直譯。”

三、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適應與選擇

（一）語言維的適應與選擇

霍譯本語言地道，活潑生動，多采用意譯，更符合譯入語習慣，易于讀者接受；楊譯本語言正式，措辭精美，多采用直譯，保留了中國傳統文化，有利于民族文化傳播。兩本譯本都可堪稱是翻譯史上的佳作。筆者將從以下三個方面分析兩個譯本。

1.章回目錄的翻譯

解讀紅樓夢范文2

關鍵詞：時間地理學；活動路徑；小說人物行為空間

中圖分類號：K9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1569(2011)06－0273－11

一、研究背景

自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以地理學科學化為目標興起的計量革命為契機，學術研究根據研究的對象不同被分為許多領域的固定不變的說法被人文地理學瓦解了。到上個世紀的80年代，研究者們關于文學作品中都市論研究就是對文學作品進行地理空間解讀的嘗試。Pocock(1981)編撰的論文集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Essays on the Experience of Place出版。Yi-Fu Tuan(段義孚1985)，對柯南道爾所描寫的英國大都市尤其是倫敦所體現出來的都市病的研究后，指出：柯南道爾結合犯罪以及犯罪所產生的環境來描寫的英國都市病，揭示倫敦等都市病態的一面，是一種環境決定論。杉浦芳夫(1992)選取了與東京近郊有關的文學作品，在介紹相關文學作品的前提下，結合東京的自然環境和歷史，通過對地理空間解讀的實踐，達到向讀者說明“New Geography”的目的。遺憾的是，在我國關注以地理學方法對文學作出地理空間解讀的嘗試還處于起步階段。暖(2009)等以《水滸傳》中塑造人物的實際文本為出發點，通過建立人物行為評價體系，運用因子分析對天罡星的行為特征進行共性概括和類型劃分，歸結出36天罡星豪杰氣概、好漢氣性、猛將氣勢的群體總特征，分出5個行為特征比較明晰的大類，并從文化地理的角度對天罡星行為特征的共性和差異進行分析探討。再就是在2010年6月21日香港中文大學的林琿教授曾在講座中提到過目前有研究者試圖從地理空間視角對張愛玲小說文本中提到的地方進行研究。張光英(2010)在國內首次將行為地理學研究方法引入文學文本研究領域，從地理學微觀個體行為的視角，在理論和方法論上對《紅樓夢》大觀園的主要人物行為空間進行思考和研究。

基于我國關注以地理學方法對文學作品作地理空間解讀的研究非常之稀少，本研究選取典型小說文本中核心人物的行為活動路徑，運用時間地理學研究理論，通過地理學空間的閱讀試驗，嘗試把文學文本的閱讀和新人文地理空間研究結合在一起，進行文學關于地理空間解讀的嘗試。

二、時間地理學的概念與方法

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以哈格斯特朗為代表的時間地理學，把人放在時間、空間中考慮，時間地理學對人物時空間結構的研究需要有必備兩個條件，其一，需要有關人物出行活動的資料；其二，需要掌握人物一天內24小時連續進行的所有活動情況。路徑、結構，可以通過將空間壓縮為二維平面，用縱軸代表時間在圖上加以表示。時間地理學認為時空框和制約是時間地理學的關鍵詞匯。個人為了謀生或滿足其獲得信息、社會交往及娛樂等方面的需求，就在個人路徑或者軌道中移動，每個人在時空間移動中所遇到的環境。一個人要滿足需要，一般要從一個駐所移動到另一個駐所，然而，移動受到了許多制約，這制約可以歸為三類：能力制約、組合制約和權威制約。可見，在時間地理學研究框架下，活動被作為一種常規發生的習慣行為來研究，強調了移動在行為空間中的重要性。

三、關于《紅樓夢》核心人物研究綜述

《紅樓夢》是中國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大約成書于1784年(清乾隆帝四十九年)，以刻畫人物眾多，反映社會生活廣泛、深刻而著稱。曹雪芹現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是由原作者曹雪芹寫的前80回和續作者高鶚完成的后40回組成。自《紅樓夢》出現的二百多年來，“紅學”界從“索隱”“發微”“釋真”“考事”等或文學、或史學的角度研究紅樓夢，研究《紅樓夢》中核心人物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等人物形象，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形成了世界漢學界鼎立而三的顯學之一――“紅學”。關于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三個主要人物的研究視角二百多年來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脂硯齋為代表的人物點評分析研究

脂硯齋是第一個研究《紅樓夢》的人。周汝昌(1953)認為一部《石頭記》，脂硯齋不啻給作者作代言人，盡拽底奧，此人之重要較之雪芹本人幾乎要劃等號了。楊星映(1982)認為脂硯齋還在曹雪芹的寫作過程中，他就多次反復研究、評點，應當說是第一個紅學家。李燃青(1985)認為脂硯齋在評點中，充分地肯定了《紅樓夢》在展現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方面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并且提出了頗為深刻的美學見解。

(二)以為代表的“索隱派”人物原型分析研究

索隱派出現在20世紀初，以為代表。索隱派不認為小說就是小說，而認為它是一部借“假語存”隱寫的一段真實歷史，事件有原型，人物也有原型。索隱派有獨特的文藝觀。(孫偉科)認為寶玉就是胤初，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故事就是胤初和董鄂妃的故事“如董妃逝而世祖出家，即黛玉死而寶玉為僧本事。”新時期的劉心武就是“索隱派”研究方法的繼承者之一。

(三)以、俞平伯為代表的考證派人物研究

的《紅樓夢考證》認為“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者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俞平伯是的學生和追隨者，但俞平伯從文學的角度著眼，采取“以書為證”的方法進行《紅樓夢》考證，提出“釵黛合一”的理論。新時期周汝昌先生的“新自敘說”是對“自敘說”的修正和發展。

(四)以王昆侖(太愚)為代表的唯物史觀人物分析法

1948年王昆侖結集出版的《紅樓夢人物論》，以階級定性為主的人物分析，將人物分為衛道者和叛逆者兩大對立陣營，薛寶釵屬于衛道者陣營，賈寶玉、林黛玉屬于叛逆者陣營。以后何其芳、蔣和森、吳組緗的紅學研究是這一種研究方法的代表。

二百多年來對《紅樓夢》核心人物的研究已經相當系統、深入、全面。《紅樓夢》關于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三位核心人物的研究主要在各個流派研究思想

的語境下進行的。縱觀歷來的研究成果主要都是以小說敘述的故事情節作為理解《紅樓夢》核心人物的依據，但人是敘事的主體，小說創造的人物活動空間與人之間存在全方位的互動關系，日常活動空間在滿足人們的生存需求，還反應了人與空間的互動關系。人與空間的互動關系體現在人物對行為空間的能動選擇上。理解了《紅樓夢》核心人物的行為空間的意義，就能理解曹雪芹賦予《紅樓夢》核心人物的獨特的敘事意義。因此，本文則嘗試從核心人物行為空間視角來解讀核心人物。

四、研究思路與方法

文學就是以現實世界的事物為原型進行的創作，文學中描寫的東西并不是現實，是作者感知的印象化的現實。小說要塑造人物、構造情節、推動矛盾沖突發生、發展直至矛盾沖突的解決和消亡，都離不開核心人物的活動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行為空間。在小說中核心人物的空間移動通常表現為每日的活動。小說核心人物的日常行為空間反映個人與環境最直接最經常的交互過程，行為空間成為小說特定的典型事件下個人層面上長期和短期的選擇和制約多重作用的結果，并且通過核心人物個人活動之間的移動將分散的活動地點連接起來形成核心人物活動行為體系。因此，文學家也如地理學家一樣也是通過作品中核心人物的空間移動來完成文學中行為空間的描寫。這樣，如果地理學家的時間地理學視角的人物活動分析法是正確的話，自然利用時間地理學視角的人物活動分析法，通過核心人物日常行為空間移動的研究，以地理學視角對小說核心人物行為空間進行解讀，進而完成對小說文本的一種地理學方法的研究解讀就是可行的。

(一)研究對象的數據化

本文研究的數據基礎是基于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校本》文本中第5回至79回這一段時間內，根據行為空間信息要素的需要，截取核心人物在文本時間范圍內的空間信息和活動信息，把核心人物在哪一回目、到達何地點以及同一回目中指明到達次數進行統計，合計得出核心人物在5回至79回地提到并到達的典型的、可評價的空間活動節點為：賈寶玉166次，林黛玉88次，薛寶釵81次，三個人共計335次(表1)。

(二)人物總體行為空間特征分析

根據表1提供的數據，將人物總行為空間進行匯總并空間化(圖1)。行為空間是行為主體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空間，主體的要求是整個行為的出發點。核心人物在某一個空間中停留一次，就在該空間中標出一個節點，節點的多少可以反應出核心人物在該空間的活動情況。

核心人物總體行為空間特征表現出如下特點：1、核心人物的主要行為空間集中在賈母院、王夫人院、怡紅院、瀟湘館、蘅蕪院五個地方；2、從所占有行為空間大小的視角來看，賈寶玉行為空間范圍最大，最為明顯的體現在賈母院、王夫人院、瀟湘館和寧國府；3、賈寶玉的行為空間最為廣闊，他的活動空間范圍基本上涉及到了賈府及大觀園的各個角落；4、賈寶玉和林黛玉屬于兩個人活動的行為空間比較多，相反，單獨屬于賈寶玉和薛寶釵的活動空間則沒有。

(三)核心人物典型活動路徑分析

以上核心人物總體活動空間的匯總，為找出核心人物在小說故事發展中日常行為空間分布的一般性特征提供了強有力的途徑，也為我們尋找到遮蔽在行為空間視角下的人物性格特點和命運特點刻畫和解釋提供了可行的手段。那么，通過核心人物在故事發展中某些典型的活動路徑的分析，揭示在一天時間尺度上個體生活活動的特征，探討小說核心人物個體在制約條件下的日常生活活動路徑，可以使在小說敘事學整體研究中被掩蓋的個體的差異性得到顯現。在活動路徑的時空圖中，橫軸表示被簡化為一維的空間，縱軸表示時間，(鑒于小說描寫在時間上的虛擬性，不可能精確到幾時幾點，所以在時間表示上以文本中出現的上午、中午、下午、傍晚這樣的總擬時間為節點。)橫線或斜線表示人物移動，不同的柱體表示人物在不同的空間。

1、典型路徑1分析

第8回是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三位核心人物在賈府空間會合后，作者第一次正面描寫他們之間正式見面的章節，所以活動路徑具有典型性。此時三人雖然都住在賈府，賈寶玉、林黛玉住在靠近賈母的地方，薛寶釵和母親一起住在梨香院，但在此之前作者并沒有描述過他們三人一起見面的情景，所以本章核心人物在賈府空間的第一次完整出場就別具意義。

圖2很清楚的反應出核心人物此時的路徑特點：賈寶玉涉及到6次空間位移，林黛玉涉及到7次空間位移，薛寶釵則沒有進行空間移動。賈寶玉和林黛玉空間表現出明顯糾結，第一次糾結在于兩人在家長的安排下一起到寧府參加活動，于中午的時候和賈母一起回到榮府；第二次糾結在于薛寶釵的住處，隨后，賈寶玉到了薛寶釵的生活空間中，林黛玉隨后跟來，核心人物三人在薛寶釵的住處回合，顯然，林黛玉的活動是緊跟著賈寶玉的，由于薛寶釵的到來，而且有金玉姻緣之論，造成林黛玉的戒備心理，所以，一旦賈寶玉去了薛寶釵的空間，必然引起林黛玉的高度緊張，那么林黛玉緊隨賈寶玉之后就是一種必然。從圖2可以看出，林黛玉和賈寶玉在某一空間中的活動都是前后時間的事情，薛寶釵沒有空間的移動。第5回作者寫到，因為寶釵的到來，“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寶釵卻渾然不覺。”此時，賈寶玉感受到林黛玉對其活動空間的制約，在空間唯一上可以看出，此時賈寶玉在林薛兩者之間是無所偏向的，所以，去完寧府回來，就會馬上想起去探望薛寶釵。此時的寶釵穩坐家中沒有移動的。

2、典型路徑2分析

第20～21回寫到賈寶玉因飯后閑逛，二度拜訪薛寶釵，是小說文本第一次正面描寫薛寶釵到賈寶玉、林黛玉的空間活動。由此小說文本描寫了三個核心人物一天的活動路徑具有典型性。(圖3)

圖3反應了在這一天的完整活動中，同樣以賈寶玉拜訪薛寶釵開始，賈寶玉有9次空間移動，林黛玉是5次，薛寶釵為7次。林黛玉在自己住處的活動更多一些，賈寶玉在薛寶釵、賈母、林黛玉三處反復活動，與圖2林黛玉活動路徑緊跟賈寶玉之后相比，圖3薛寶釵活動路徑和賈寶玉重復明顯，往往緊跟在賈寶玉之后到達林黛玉的空間，但在與薛寶釵空間重復后，賈寶玉在活動路徑上又表現出反復到林黛玉空間中，可以看出彌補的意圖。另外，薛寶釵的活動路徑明顯復雜起來，圍繞著林黛玉相對固定的空間活動，充滿糾結的。

3、典型路徑3分析

31－34回，“寶玉挨打事件”是《紅樓夢》故事發展的一件大事，圍繞這件典型，核心人物的活動路徑因此具有代表性。(圖4)

圖4圍繞著賈寶玉挨打事件，核心人物的活動路徑各自特征明顯。首先，三個人的空間移動次數是不一樣的。在這一天中，賈寶玉涉及到9次空間之間的移動，林黛玉涉及到6次，薛寶釵涉及到11次空間移動，薛寶釵的空間移動最為頻繁；其次，寶玉挨打前后，林薛的活動路徑各具特點。最先三人從各自的空間匯聚到賈母院中后，林黛玉和賈寶玉有三個不同空間點的重合，是在挨打前的恰紅院和在怡紅院外邊，以及挨打后的怡紅院探視，薛寶釵和賈寶玉也有三次空間的重合，分別在寶玉挨打前的王夫人院、挨打后的賈母院、恰紅院探視。此時的

路徑安排顯然意味深長，在賈寶玉挨打前，賈林有兩次路徑重疊，切都是避開旁人的，而賈薛的路徑重疊均在賈寶玉挨打之后，都集中在長輩的視野之下；最后，從活動路徑的完整性來講，林黛玉顯然活動路徑最為簡單，活動空間最為狹小，薛寶釵活動路徑最為曲折，活動空間最大。顯然，賈寶玉挨打，薛寶釵的糾結在活動路徑中明顯表現出來，而且薛寶釵的空間技巧更為明顯，雖然作者明著寫薛寶釵靜若處子，但卻讓人物在活動路徑上給予一覽無余的展示。

4、典型路徑4分析

第77－78－79回描寫賈寶玉的知己晴雯死后第二天，核心人物連續的活動路徑。丫鬟晴雯是賈寶玉的知己，晴雯是抄檢大觀園的最直接犧牲品，抄檢大觀園是赫赫賈府由盛到衰的轉折點，所以此時三位核心人物的活動路徑也具有典型性。(圖5)

1、晴雯死后賈寶玉可謂失魂落魄。晴雯死后第二天，賈寶玉空間位移達到15次，除了早上的一段時間是被家長安排外出以外，其他時間都在大觀園內游蕩，還偷偷去了一趟晴雯家。2、林黛玉的空間移動也減少了，主要集中在自己住處、薛姨媽家、但是她還是記掛著賈寶玉，所以賈寶玉、林黛玉在怡紅院外邊有共祭芙蓉誄空間；3、薛寶釵再次回到母親家，唯一保留一點聯系的就是姨娘王夫人的空間，她果然靜若處子。晴雯死了，大觀園即將走向消亡，煙消云散了，賈寶玉最為糾結，薛寶釵是關心的是自己是否會因此受累，搬回母親家，不再活動，唯有林黛玉深知寶玉，所以才會共同出現在怡紅院外邊共祭芙蓉誄的空間中。

五、結論與展望

解讀紅樓夢范文3

關鍵詞：紅樓夢；音樂；藝術；《紅樓夢》

作為我國古典文學巨著，自問世以來就是人們普遍關注的焦點。隨著科技的進步對于《紅樓夢》這部文學作品的解讀也越來越多樣化，從最初的文本解讀到后來的《紅樓夢》連環畫小說，以及到如今的各種版本的《紅樓夢》影視劇作品解讀。這一系列對于經典的解讀都說明了《紅樓夢》的重要價值，每一種解讀都有著其獨特的風格。而87版《紅樓夢》則是最為人熟知的影視作品，縱然有些人沒有讀過《紅樓夢》原著，然而也一定看過影視劇《紅樓夢》，這就是影視劇《紅樓夢》的魅力所在。除此之外，戲曲《紅樓夢》里的經典唱詞“天上掉下個林妹妹”也是眾所周知的經典橋段，即使不熟悉戲曲的人，也一定聽過這樣一句經典唱詞。這就是源自上海越劇團出品的越劇《紅樓夢》，主演徐玉蘭和王文娟塑造了戲劇界最為經典的一對賈寶玉和林黛玉。

一、影視劇《紅樓夢》與越劇《紅樓夢》音樂藝術概覽

紅樓夢的音樂藝術與紅樓夢的文化內涵密不可分，例如87版電視劇紅樓夢的《葬花吟》是大家所熟知的音樂橋段，林黛玉以弱柳扶風之姿裊裊娜娜葬落花，配合畫面響起悠揚而傷感的音樂，情景交融中讓人體會到黛玉傷春的少女情懷，同時也能在音樂中走入林黛玉的內心世界。當然，除此之外，《枉凝眉》也是一首廣為人知的曲子。音樂緩緩流淌而出，曲詞道盡了林黛玉與賈寶玉的前世今生，卻又讓人在音樂藝術中感知到人生的無奈與蒼白。總之，這些紅樓夢音樂藝術大多以中國傳統的宮、商、角、徵、羽”（即1、2、3、5、6）五音階特色為主，然而又不局限與中國傳統的音階。為了使得樂曲更加哀婉動聽，王立平往往采用“7”這個半音來增強感彩。總之，影視劇《紅樓夢》音樂作品一共包含了13首曲子，分別是：《序曲》《引子》（紅樓夢曲）《好了歌》《紅豆曲》《枉凝眉》《葬花吟》《晴雯歌》《紫菱洲歌》《秋窗風雨夕》《聰明累》《題帕三絕》《分骨肉》《嘆香菱》。紅樓夢的音樂藝術隨著人物性格不同而采取不同的音樂特色，有隨著抒情主人公的故事情節而不斷推進，眾多精彩華章夠了紅樓夢音樂藝術的大觀園。越劇版《紅樓夢》從劇場藝術特點出發，更為強化劇目的音樂性，使得舞臺劇的演出樣式精致化、典雅化。越劇《紅樓夢》則更為注重音樂與戲曲唱腔的配合，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唱腔基礎上，借用音樂的藝術魅力，打造經典唱段，塑造戲曲作品的音樂藝術。越劇版《紅樓夢》采用音樂主題的表達方式，利用音樂來統帥全劇，借用音樂的表達方式來塑造人物。這就使得融歌舞為一體的戲曲，更加突出其音樂的強大作用。通過寫意的音樂表現，演繹了寶黛初相見“天下掉下個林妹妹”的經典唱段。同時，以高亢而悲壯的音樂元素，為《寶玉哭靈》這一折戲曲增加了更加打動人心聽覺震撼。

二、《紅樓夢》音樂藝術特色

解讀紅樓夢范文4

，1917年他出版了《石頭記索隱》一書，提出《紅樓夢》是一部“政治小說”，并開啟了“索隱派”的先河。1921年發表《紅樓夢考證》，旗幟鮮明地反對的觀點，并開“新紅學”之先河。兩人對后來的“紅學研究”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魯迅對于《紅樓夢》的評論集中于《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說”和《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中的第六講“人情小說”中。魯迅對《紅樓夢》的研究則采用小說史的范式來解讀，將其納入整個中國小說歷史中間進行考察，在紅學史上無疑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著名書法家沈尹默熟讀《紅樓夢》，對書中的詩可謂爛熟于心。據說他常讓人用手遮住紅樓詩中任意一字，由他來猜該用什么字，基本上屢試不爽。當日本學者問他學詩師于何人時，他說：“我寫詩不曾拜過師，若說有，那就是曹雪芹了。”可見他對紅樓詩的用功之深。

吳宓有“紅樓癖”，自比“怡紅公子”。在西南聯大時，他與同在聯大任教的劉文典教授為講《紅樓夢》“大擺擂臺”，掀起了聯大的“紅樓熱”。特別是吳宓，竟為一家名曰“瀟湘館”的餐館大動干戈，并勒令其改名，其癡若此，可見一斑。

至于作家中精研《紅樓夢》的人那就更多了。如茅盾能背誦《紅樓夢》；蕭紅自稱是“《紅樓夢》里的人（香菱）”；張愛玲8歲開始讀《紅樓夢》，并熟知《紅樓夢》的不同版本，后半生用了10年的時間對《紅樓夢》進行了版本的考證和研究，最終寫成了《紅樓夢魘》一書。端木蕻良說：“我從八歲偷看父親書箱里的《紅樓夢》。”其一生的“紅樓情緣”也就此展開。1933年，年僅21歲發表其代表作《科爾沁旗草原》時，就明顯帶有《紅樓夢》的影子，晚年寫了三卷巨作《曹雪芹》……

解讀紅樓夢范文5

關鍵詞: 《紅樓夢》 《源氏物語》 社會性差別 女性人物

駒尺喜美女士在其作品《“魔女”解讀源氏物語》一書中,以現代新女性的觀點重新解讀了《源氏物語》。駒尺女士認為,《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不僅僅是一位普通的女性文學家,還是她那個時代的女權主義者,紫式部不僅關心女性,而且率先意識到了男女之間的差別,通過《源氏物語》一書詳細描述了當時女性們的悲慘生活與遭遇。在《“魔女”解讀源氏物語》一書中,駒尺女士認為《源氏物語》并非旨在記載光源氏一生的輝煌戀愛史,而是以光源氏為線,貫穿描述其周邊女性的生活與境遇,且以源氏物語時代背景下的上層女性和中層女性為例,指出女性無論身份高低卑賤,都過著悲慘的生活,而其悲慘生活的根源就在于“gender”的存在,即社會性差別的存在。具體表現為:一是無婚姻自;二是男權社會;三是正房妻子的悲哀;四是社會主流輿論的毒害。

我在閱讀《紅樓夢》與《源氏物語》時發現,從社會性差別角度重新解讀兩部作品的話,兩部作品中描寫的女性,其悲慘生活與境遇的根源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如:兩國女性均無婚姻自,兩國均屬男權社會,兩國正房夫人具有同樣的悲哀。同時,雖然均處于社會性差別之下,兩國女性又存在若干不同,如:觀的差異、財產繼承權的差異。

以下,我基于社會性差別角度,從無婚姻自、男權的強盛、正房妻子的悲哀與社會主流輿論的毒害等方面,以兩部作品中的具體人物為例,探究當時女性悲慘命運的根源,同時通過比較指出兩國女性存在的觀念差異和財產繼承權的差異。

一、無論是《紅樓夢》還是《源氏物語》,兩部作品中的女性無論身份高低貴賤,均無婚姻自,而婚姻自的喪失,是導致女性悲慘命運的根本原因。

根據駒尺女士的分析,光源氏的第一位妻子――葵上,其父為朝廷左大臣,葵上與光源氏的結合是左大臣與天皇之間的約定,這樁婚姻不是光源氏與葵上的感情結合,而是“父權婚”下的政治婚姻,當事人葵上對自己的婚姻沒有一絲決定權,該種婚姻形式本身就預示著葵上的不幸人生。細究歷史會發現,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女子婚姻由其父親決定,父親死后決定權轉移至母親,母親死后決定權再轉移至兄長……

《紅樓夢》中的女性亦是如此。女主人公林黛玉由外祖母賈太夫人養大,自己的婚姻決定權自然掌握在賈母手中,即便黛玉與寶玉兩情相悅,但如若無賈母同意,黛玉依然無法與寶玉結合。當時的女性不僅沒有婚姻自,就連喜歡誰也絕不能說出口,否則立刻被視為不守婦道、寡廉鮮恥。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黛玉只能將對寶玉的愛藏于心底,最終由于無法與寶玉結合而抑郁身亡。無獨有偶,賈府二小姐迎春因父命嫁給中山狼孫紹祖,不堪折磨,終至年少身亡……《紅樓夢》中此種故事數不勝數。

究其根源,都在于兩國女性沒有婚姻自,婚姻自的喪失直接或間接導致了當時女性們的悲慘境遇。

二、男權的強盛,即女性在男權社會因男權強盛而遭受的種種危害。

在《源氏物語》一書中,根據駒尺喜美女士的分析,女性不僅遭受父親、丈夫的壓迫,甚至可能遭受外界一切男子的危害。例如,空蟬被光源氏侵犯,年幼的紫上被光源氏強行擄走,女三宮遭到了柏木的侵犯……此種事例舉不勝舉。

《紅樓夢》中描寫的女性同樣深受男權之苦。但是所不同的是《紅樓夢》中女性所遭遇的男權壓力主要來自于三個方面,一為父權,二為夫權,三為,即來自男性主人的權力壓迫。例如二小姐賈迎春在嫁給孫紹祖之前就知道孫紹祖乃一介紈绔,兇殘好色,卑鄙下流,然而出于父命,迎春只能含淚出嫁,最終遭遇了悲慘的婚姻生活;而嫁給孫紹祖后,飽受凌虐,卻礙于夫權,無法脫離苦海,只能隱忍度日。迎春的悲劇淋漓盡致地展現了當時的女性面對強大父權及夫權時的無可奈何,也充分顯示了這種父權、夫權強盛的制度給女性帶來的痛苦與危害。《紅樓夢》女性中所遭受的另一種男權――(男性主人的權力)的壓迫,更是不枚勝舉。

三、正房妻子的悲哀。

在一夫多妻制度下,正房妻子與否,都逃不脫悲慘的命運,而即使貴為正房妻子,也有著其特有的悲哀。

如《源氏物語》中所描述的,男性對于正房妻子的要求,不僅僅是出身高貴、美麗大方,才德兼備,甚至還要求她沒有任何妒忌心理,無怨無悔地愛著自己的丈夫。如果正房妻子得不到丈夫的認同,那么她的正房地位也就岌岌可危。譬如光源氏的第一位正房妻子――葵上。而如果正房妻子成為丈夫眼中合格的妻子,得到了丈夫的贊賞,那么她能夠獲得幸福嗎?答案顯然是否定。原因在于合格的正房妻子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滿足丈夫要求、受到丈夫寵愛于贊賞的同時,也讓女性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女性的特質,成為了丈夫的附屬,這樣的角色似乎與幸福無緣。譬如光源氏精心培養的妻子――紫上,就是最好的證明。紫上在擔任好主母一角,備受光源氏寵愛和尊重時,自己卻陷入無限惆悵與悲哀之中,終日抑郁寡歡。

《紅樓夢》中對于正房妻子的要求與《源氏物語》中的要求大同小異。根據《紅樓夢》的描述,成為賢惠夫人最重要的莫過于寬容。如果正房妻子對丈夫納妾的行為加以阻攔的話,不僅會受到丈夫的責難,甚至還會受到社會輿論的指責。《紅樓夢》中最符合這一標準的夫人莫過于王夫人了。王夫人上孝敬婆婆――賈母,中順從丈夫――賈政,下寬待下人。王夫人憑著前兩點獲得了婆婆的寵愛、丈夫的信任。而與王夫人的“賢夫人”形象相對的正是鳳姐的“醋壇子”角色。王熙鳳漂亮能干,打理賈府上下家務井井有條,備受尊重,而王夫人對鳳姐唯一一點擔心就是鳳姐“賢惠”不夠。在王夫人看來,鳳姐阻止其丈夫賈璉納妾,賈璉身邊妾室不夠多,正是鳳姐為人的一大缺陷,會使鳳姐遭人話柄,受到多方責難。而當知道鳳姐主動為賈璉接進尤二姐時,王夫人才放心下來。

從這一點上看,當時中日兩國社會輿論對待正房妻子,都要求她們戒忌戒妒,心甘情愿地接受丈夫妻妾成群,并幫助丈夫努力平息妻妾間的糾紛……而這種對正房妻子的要求,注定女性在當時的婚姻制度下很難得到幸福,也鑄就了女性悲慘的命運。

四、《源氏物語》和《紅樓夢》中女性雖然在婚姻自、男權等方面其境遇有著驚人的相似處,但在觀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別。

根據《源氏物語》的描述,我們得知當時日本女性雖然無法掌控自己的婚姻,但是戀愛生活卻是較為開放的。既可以選擇喜歡的人,又可以與喜歡的人私通。對于日本女性來說,與自己喜歡的男性發生關系似乎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有時僅憑鴻雁傳書、未曾謀面就可能發生性關系,而周圍的社會輿論對此似乎又過于寬容。例如,右大臣的女兒朧月婚前曾與光源氏發生性關系,后來事情敗露后,朧月未曾受任何處罰或責難。此外,《源氏物語》一書中與光源氏產生戀情的女性,有很多均待字閨中。從這一點我們不難看出日本女性的觀十分淡薄。

《紅樓夢》中描述的中國女性們卻與此迥然相異。中國女性的觀異常強烈,女性本身如此,周圍的社會輿論亦是如此。不用說與男子發生性關系了,即使是與男性產生不好的傳言,也會遭到嚴厲的指責,甚至遭受種種責罰,略有不甚即可能淪為人們口中的“”“”,而再無面目立足于世。例如賈寶玉的侍女――晴雯,姿色出眾,心靈手巧,尤其受到寶玉的喜愛,與寶玉的關系似乎更為親密些。而當王夫人得知這一切時,晴雯不僅遭受種種羞辱和奚落,而且被趕出大觀園,最后含恨而亡。丫鬟如此,身份高貴的女性在感情方面所受的約束愈加深重。大觀園中的小姐們完全沒有戀愛的自由,也絲毫不得表露任何與情與愛相關的感情,黛玉因偶吟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悅目誰家院”而受到寶釵的諄諄教誨,而賈母在元宵節上也大力批駁《鳳求凰》的內容,抨擊追求戀愛的小姐們“人不人,鬼不鬼”。該書的女主人公――林黛玉,也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深深掩埋起自己對寶玉的一段深情。從這一切都可以看出,中國女性的觀極強,不僅視重于性命,而且重名節勝于性命,在這種輿論氛圍中,女性拼命壓抑自己的感情,誓死捍衛自己的。

綜上比較,我們可以說中日兩國女性在觀上具有根本性差異,兩者對待男女之情的態度也如天壤之別。

通過從社會性差別角度重新解讀、比較《紅樓夢》和《源氏物語》,我們不難發現,兩本書不僅僅描寫了纏綿悱惻的愛情,更向我們揭示了封建社會制度下女性悲慘的生活與命運。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在一夫多妻制度下,女性備受壓迫,被各種社會制度和社會輿論牢牢束縛著,喪失了婚姻自,喪失了自由的意志,面對強盛的男權,女性們只能隱忍度日,無論何種身份、何種地位,皆難獲得幸福。從社會性差別角度來看,《紅樓夢》和《源氏物語》正為我們展現了當時女性的此種社會形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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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胡.『平安族の婚姻と源氏物.房,2001.

解讀紅樓夢范文6

關鍵詞：《紅樓夢》張愛玲小說

《紅樓夢》和《金瓶梅》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兩大禁書曾一度被張愛玲尊奉為其創作的源泉和圭皋，尤其是似曾相識的《紅樓夢》場景在張愛玲的小說中俯拾即是、左右逢源。年少便與《紅樓夢》結緣的張愛玲早在中學時代就比照《紅樓夢》的敘事手法獨創了《摩登紅樓夢》，以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對《紅樓夢》進行了重新定位與解讀。而后張愛玲又作的《紅樓夢魘》不僅是其對曹雪芹的《紅樓夢》傾盡畢生的心血注解，更是其對人生事象亦真亦假、反復無常的個人化感慨。可以說曹雪芹的《紅樓夢》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張愛玲，張愛玲也豐滿、充實了《紅樓夢》的意韻。至于《紅樓夢》對張愛玲小說創作的影響，本文將試圖從以下三個方面做出簡要探究。

一、題材的相似

張愛玲（張愛玲祖母為李鴻章的女兒，母親為黃軍門的孫女）和曹雪芹同為顯赫貴族之后，兩者均親眼目睹了日漸式微的家族衰敗，親身經歷了從高貴顯赫到頹唐蒼涼的巨大轉折。幾乎相似的遭遇和經歷也是張愛玲惺惺相惜于曹雪芹及其《紅樓夢》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兩者的文學創作同為建構于貴族家庭式微衰亡之上就不難理解了。在《紅樓夢》中，曹雪芹以全面的創作視角同時納入賈、王、薛、史四大家族的發展變遷，尤其以賈家的興衰成敗為主線鋪陳了封建制度的腐化與漸趨沒落。和曹雪芹有著相同烏衣非王謝身世之悲的張愛玲頗得《紅樓夢》文風之遺緒，她的小說同樣也是圍繞江河日下的貴族家庭展開，以華美、深刻、犀利的筆調觸及衰頹時代中悲戚的世俗人生和蒼涼的家族史，無論是其《傾城之戀》《茉莉香片》《金鎖記》還是《沉香屑――第一爐香》無一例外都是行將就木的沒落家族的縮影。在《茉莉香片》中描述聶傳慶家時張愛玲寫道：“他家是一座大宅，他們初從上海搬來的時候，滿園子的花木，沒兩三年的功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陽光曬著，滿目的蒼涼。”衰敗、荒涼、悲戚其實不僅只是聶慶家的寫照，而是其筆下所有家族的“通病”，共同譜寫著一曲曲無可奈何繁華去的哀歌。

二、對女性的關注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創造了一個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的女性世界，對金陵十二釵的著墨之多暫且不提，文章中大大小小的丫鬟（襲人、平兒、晴雯等）、婆子（劉姥姥、馬道婆、張媽媽等），也是各有千秋、形態迥異。正是由于對不同女性細致入微的形象塑造和命運安排，才有了黛玉焚稿斷癡情的幽怨、熙鳳反誤了卿卿性命的聰明、寶釵獨守空門的孤寂以及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原應嘆息”的悲劇人生等，所有的美好和如花般有情有義的年輕女性一一走向隕滅和消亡，鋪陳交織出《紅樓夢》殊途同歸、浮生若幻、終歸一夢的主題。受《紅樓夢》影響，張愛玲也將文學觸角伸及女性內心和世界，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她以孤傲、犀利、冷僻、悲涼的文筆塑造了一系列人格失常、心理變態的形象，有《傾城之戀》中把婚姻當做賭注的情場高手白流蘇、《沉香屑――第一爐香》中自甘墮落的女學生葛薇龍等。

三、悲劇意識的繼承

可以說，《紅樓夢》是一部悲劇，悲在一切有價值的美好的毀滅，悲在“情”與“愛”的轉瞬即逝、各自飄零，這種世事無常的無奈積聚在曹雪芹的筆下噴薄出濃得化不開的悲戚和蒼涼。細細品讀她的作品“仿佛華美紛紜的人間悲劇在廢墟上上演，沒有燈光，只有慘白的月光，沒有熱鬧的音樂，只有一支幽咽的短笛吹奏，等到劇終人散，留下的仍是曠古的荒涼。”[2]文中顯而易見的“荒涼”是張愛玲作品一以貫之的底色，親情的冷漠、婚姻的虛假、欲望的處處彰顯著衰頹時代的荒誕和瘡痍。如《金鎖記》中的曹七巧為了金錢賣身于姜家委身于殘疾人，做了黃金枷鎖下的奴隸，財欲的膨脹和的壓抑終使她精神分裂、心理扭曲，并成為一步步埋葬了兒女幸福的罪魁禍首。

結語

通讀張愛玲的作品，無論是在小說取材、對女性命運的關注以及文章整體彌漫的悲劇意識等方面都和曹雪芹的《紅樓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可以說，張愛玲畢生對《紅樓夢》偏執的愛戀以及數十年的考據、研究使得《紅樓夢》的精髓早已淋漓滲透進她的小說創作中，她在文壇地位的奠定以及文學成就的取得離不開《紅樓夢》源源不斷供給的靈感，同樣她也以另一種方式成就了《紅樓夢》的傳承和延續。

【參考文獻】

[1]于青.論傳奇[J].當代作家評論，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