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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歌行陳乃榮范文1
建安文學研究可分為古代和現(xiàn)當代兩個時期。古代建安文學研究幾乎與建安文學創(chuàng)作同步進行，這主要表現(xiàn)為詩人之間的互相品評評論。較有系統(tǒng)的是曹丕的《典論·論文》、《與吳質書》等。曹丕等人既是詩人，又對別的詩人頗為了解，他們的評論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六朝時期，陳壽、沈約、摯虞、顏延之等均極重視建安文學，特別是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鐘嶸的《詩品》對建安文學作了精辟的論析，一些觀點被后人視為定評。唐代的王通、駱賓王、陳子昂、李白、杜甫、元稹、皎然、李商隱、吳兢等詩人、學者對建安文學都有獨到的見解。宋元明清時期研究繼續(xù)深入，主要表現(xiàn)有：其一，涌現(xiàn)出大量詩話，對建安詩人及其詩作從不同側面進行評論。著名的有《歲寒堂詩話》（張戒）、《升庵堂詩話》（楊慎）、《四溟詩話》（謝榛）、《姜齋詩話》（王夫之）、《圍爐詩話》（吳喬）、《歷代詩論》（吳景旭）、《隨園詩話》（袁枚）等。其二，出現(xiàn)了許多選本，如元人劉履的《選詩補注》明人鐘惺、譚元春《古詩歸》，清人吳淇的《六朝選詩定論》，王夫之的《船山古詩評選》，沈德潛的《古詩源》，陳祚明的《采菽堂古詩選》等選本中選錄、評論了許多建安詩篇。其論析簡明扼要，閃爍著真知灼見。其三，對建安詩文的整理，最出色的當推明人張溥，他的《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收錄了建安時期三曹和孔融、王粲、阮瑀、陳琳、劉楨、、應璩等十人的集子，為建安詩文的保存、流傳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四，明清學者還為建安作家集寫序題辭。如張溥為三曹集分別題辭，李夢陽、徐伯虬、李楨、毛一公、張炎、陳朝輔為《曹植集》作序。其五，對建安詩文進行考訂、論述，葉燮的《原詩》、何焯的《義門讀書記》、朱乾的《樂府正義》、張玉谷的《古詩賞析》、方東樹的《昭昧詹言》、丁晏的《曹集鑫評》、劉熙載的《藝概》、吳汝淪的《古詩鈔》等尤為突出。
總體說來，古代學者的研究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一如他們的全部文學批評一樣，對建安文學的研究也顯得零散、片斷、缺乏系統(tǒng)全面的論述。其中試圖全面把握建安文學特征的只有劉勰、鐘嶸、嚴羽等數(shù)家。劉勰《文心雕龍》對建安文學作了多角度的論述，他認為：
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時序》）慷概以使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明詩》）
他把三曹樂府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述酣宴”，另一類為“傷羈戌”（《樂府》）。鄴中文士“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明詩》），“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時序》）。劉勰對建安文學的論述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他能夠聯(lián)系漢末時代背景來探討建安文學的成因，識見高遠；二是他對建安詩人作出了前無古人的高度評價，這些評價大多是較為中肯的；三是他第一次論述了詩歌的“風骨”，為后人提出“建安風骨”創(chuàng)造了條件。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他具有濃厚的宗經(jīng)思想，他說：
至于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jié)平。觀其“北上”眾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戌，志不出于，辭不離于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樂府》）
將曹操反映戰(zhàn)亂之作和曹丕游子思婦之詞一概斥為“鄭曲”，不言而喻，論者是站在封建正統(tǒng)詩教的立場上的。
鐘嶸的《詩品》使詩學脫離經(jīng)學而獨立，成為純文學性質的詩學。他首次提出了“建安風力”：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為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孫綽、許詢、桓、庚諸公詩，皆平曲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總論》）
他將從漢至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詩人分為三品，上品共十一位，建安詩人就占了三位（曹植、劉楨、王粲），列入中品的有曹丕、應璩，列入下品的有曹操、曹睿、曹彪、徐干、阮瑀。他認為曹植之作“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劉楨之作“真骨凌霜，高風跨俗”，最足以表現(xiàn)“建安風力。”
宋人嚴羽《滄浪詩話》首次提出“建安風骨”，他說：
黃初以后，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以下。（《詩辯》）
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支摘葉。（同上）
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悲壯，曰棲婉。（《詩辯》）
嚴羽認為建安風骨的特征在于氣象雄渾，格調高古，這主要是針對“近代諸公”－－江西詩派而言的。他說：“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詩辯》）
據(jù)上可知，古代學者對建安詩歌總體特征的把握，因時代與歷史的局限，與我們今天對建安詩歌的理解是有差距的，但古代學者的研究為我們今天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參考材料。
到了現(xiàn)當代，建安文學研究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首先，在詩文整理，詮釋方面出現(xiàn)了許多高質量的校注本，為研究者提供了較為理想的文本，如黃節(jié)的《魏武帝魏文帝詩注》、《曹子建詩注》，余冠英的《三曹詩選》，夏傳才的《曹操集注》，夏傳才、唐紹忠的《曹丕集校注》，趙幼文的《曹植集校注》，郁賢浩、張采民的《建安七子詩箋注》等。此外，張可禮的《三曹年譜》，河北師范學院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編的《三曹資料匯編》為后人了解三曹生平創(chuàng)作和檢索古人研究建安文學的論述提供了方便。其次，出現(xiàn)了許多論述建安文學的著作。在五十年代之前有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朱自清《經(jīng)典常談》，王瑤《中古文學史論》。五十年代后大陸地區(qū)出版的專著有張可禮的《建安文學論稿》，王巍的《建安文學概論》，鐘優(yōu)民的《曹植新探》等，許多歷史學家和古典文學專家都對建安詩人和詩作作了深刻的論述，他們的研究代表了建安文學的最高水平。
從對建安文學總體特征研究的角度看，近代影響最大的當推劉師培與魯迅先生。劉先生擯棄了舊的研究方法，首先系統(tǒng)地研究建安文學，功莫大焉。他將建安文學的特征概括為“清峻、通脫、騁詞、華靡”，并分析了出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的社會思想因素。他的失誤在于過多的重視了形式而忽略了思想內(nèi)容。其后，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將建安文學風格概括為“清峻、通脫、華麗、壯大”，認為“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這時代的文學的確是有點異彩。”他對曹氏父子和孔融等建安詩人進行了分別論述：
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曹操）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
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的“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所以曹丕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于華麗之外，加上壯大。
魯迅先生的論述頗為精采，他對曹操、曹丕等人的評價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但我們也有必要指出：二十年代后期，政治舞臺和思想領域內(nèi)都極為復雜，作為斗士的魯迅先生在他的學術活動中不能不帶上自己鮮明的感情和強烈的情緒，而且《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是一次講演稿，與冷靜的客觀的學術著作（如《中國小說史略》、《兩漢文學史》等）是有區(qū)別的。我們今天不能脫離時代而盲目地照搬魯迅先生的論斷。當然魯迅先生的研究對我們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建國后大陸地區(qū)對建安文學的研究，或可概括為兩個派別：一是“現(xiàn)實派”，一是“覺醒派”。現(xiàn)實派的觀點長期流行，影響最大。游國恩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對建安文學特征的根括可視為現(xiàn)實派觀點的簡明表述：
他們的創(chuàng)作一方面反映了社會的動亂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現(xiàn)了統(tǒng)一天下的理想和壯志，悲涼慷概，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建安詩歌這種杰出成就形成后來稱為“建安風骨”的傳統(tǒng)，為五言詩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我們認為：現(xiàn)實派的概括抓住了建安文學的主要方面，但同時又在有意無意間忽略了大批“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之作。強調了詩風上慷概悲壯的一面，忽略了委婉綺麗的另一面。該派以“建安風骨”來概括建安文學的總體特征是欠準確的，這一點已為有識之士所指出。張可禮先生認為：古代講“建安風骨”，都是對建安文學某些特點的概括，而對于某些特點的概括，又多是側重在藝術表現(xiàn)方面，強調的是建安文學明朗剛健、古樸自然的藝術表現(xiàn)。至于建安文學對當時社會現(xiàn)實的真實描繪，建安文人抒發(fā)的消除動亂、恢復封建治世的理想和抱負等特點，則基本上沒有涉及。因此，現(xiàn)在學術界流行的所謂古代提出的“建安風骨”“是對整個建安時代文學的面貌的概括”的說法，與古人講的“建安風骨”的含義是方圓不合的。［（1）］
“覺醒派”在新時期出現(xiàn)，近年來頗為盛行。該派認為魏晉時代是一個“人的覺醒”時期，魏晉文學主要表現(xiàn)了“性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悲傷”，“這種對生死存亡的重視、哀傷，對人生短促的感概、喟嘆，從建安直到晉宋，從中下層直到皇族貴族，在相當一段時間中和空間內(nèi)彌漫開來，成為整個時代的典型音調”。“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為這一歷史時期哲學和文藝的中心。”［（2）］“在這以前的文學，許多都重在政教，……但都并無尊重個性的要求。提出這一要求，實從這時期的文學開始。”“在魏晉南北朝文學里，最值得注目的一點，是自我意識的加強。”“由于自我意識的加強，文學的社會使命感減弱了。文學的創(chuàng)作首先不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要－－政治、教化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獲得心靈上的。”［（3）］“覺醒說”的出現(xiàn)使許多歷來被曲解被忽略的問題被凸現(xiàn)出來，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但本文并不能完全同意“覺醒說”，因為在漢末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士風－－詩風有數(shù)次大的變化，就建安時代而言：建安士－－詩人與西晉士－－詩人的人生觀并不相同；“性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悲傷”并不是建安詩歌的主調；建安詩人在關注個性的同時，亦關注著政教和功業(yè)。
二
在前修時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結合漢末士風的走向，將建安詩歌的總體特征歸納為“一體兩面”。
一面是，與昂揚奮發(fā)的時代風尚相應，建安詩人創(chuàng)作出了反映社會動亂，描寫人民苦難生活，抒發(fā)建功立業(yè)、重建天下宏偉抱負的詩篇。此類詩篇的風格是康慨悲壯，剛健豪邁，語言質樸。從創(chuàng)作時代上看，多完成于曹操平定北方之前。本期內(nèi)建安時代的主要詩人尚未集中，正如曹植所云：“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璉發(fā)跡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與楊德祖書》）曹操的《薤露行》《篙里行》，王粲的《七哀詩》其一，孔融的《六言詩》等為此期的代表作。到了曹操平定北方之后，建安主要詩人云集鄴城，年輕詩人曹丕曹植兄弟走向成熟。本期內(nèi)題材廣泛，詩風多樣并存。反映動亂現(xiàn)實和人民苦難的作品還在不斷涌現(xiàn)。曹操的《苦寒行》寫士卒行軍之苦，表現(xiàn)不得已而用兵的悲哀；曹植的《送應氏》其一寫洛陽城的殘破荒涼；女詩人蔡文姬痛定思痛，以自身的經(jīng)歷為素材創(chuàng)作了長篇五言詩《悲憤詩》，哭訴戰(zhàn)亂帶給人民的災難。表現(xiàn)統(tǒng)一天下之志，展示奮力搏擊之情的詩篇始終是建安時代的最強音。步入老境的曹操，為求得“天下歸心”的局面而效法“周公吐哺”，思賢若渴，從而老且彌堅，不墜青云之志，唱出了“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慷慨之歌。曹丕亦多“壯思”，以“我獨何人，能不靖亂”而自勵，曹植則以“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英雄為榜樣，志在“建金石之功，流惠于下民。”王粲陳琳等人亦表示“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建功不及時，鐘鼎將何銘？”充滿了英雄意識與功業(yè)思想。
“慷慨”是建安詩風的主要特征，曹操詩云：“慨當以慷，憂思難忘”（《短歌行》），曹丕詩云：“余音赴迅節(jié)，慷慨時激昂“（《于譙作詩》），曹植詩云：“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箜篌引》），“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薤露行》）。劉勰《文心雕龍》概括建安文學特征時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時序》），又說：“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明詩》）。“慷慨”的原義既有充滿正氣，情緒激動之意，又有感嘆唏呈，傷心不已之意。可后項意義往往被人忽略，遂對“慷慨”有了狹窄的理解。建安詩作中既有慷慨激昂的因素，也有悲涼傷心的成份。前者主要體現(xiàn)于表現(xiàn)理想壯志之作，后者主要存在于再現(xiàn)苦難現(xiàn)實的作品中。
其二，與建安士風相應，建安詩歌中出現(xiàn)了許多表現(xiàn)生命意識的作品，同時建安詩人為了消解生命悲劇意識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飲宴之作、游仙之作，山水池苑之作，男女歡愛相思之作等。沈德潛云：“孟德詩猶是漢音，子桓以下，純乎魏響。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古詩源》）曹操與曹丕父子的區(qū)別也正反映了建安詩歌前后期的區(qū)別。此類詩的涌現(xiàn)集中在鄴下時期，曹丕曹植兄弟及王粲劉楨等人以抒情性代替了寫實性，從對社會現(xiàn)實的描摹轉向對士人心理的展現(xiàn)，對自我意識的渲染，從而進入了“文學的自覺時代”。曹丕《典論·論文》的出現(xiàn)是文學進入自覺時代的宣言，從此，文學名正言順地成為抒情寫意的藝術。詩人開始講求文彩，注重雕飾和煉字。并注意到了音律的特點，格調婉曲、清新、明麗。鐘嶸認為曹丕“‘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瞻可玩，始見其工。”又贊美曹植之作“詞采華茂”、“體被文質”（《詩品》），明確反映出建安詩風從率真自然走向華麗綺靡的過程。
此外，建安詩人創(chuàng)作了大量五言詩，“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心雕龍、明詩》）。五言詩的盛行，論者多從其自身特點考慮，常借用《詩品、總論》中的一段話來解釋，即：（四言）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五言）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這只是內(nèi)因。從外因考察，則五言詩的盛行亦與建安士風相關。摯虞《文章流別論》云：五言者，……于俳諧倡樂多用之。黃侃《詩品講疏》亦云：凡非大禮所用者，皆俳諧倡樂，此中兼有樂府所載歌謠。建安士－－詩人沖破了傳統(tǒng)禮法思想的束縛，不以采用俳諧倡樂為恥，大膽地將民間俗樂及五言句式，引入音樂與文學的大雅之堂，使五言詩成為抒情寫意的主要形式。
上述兩面共存于建安時期，共同組成了建安詩風的特征。其中，以關注漢末社會政治，再現(xiàn)漢未動亂現(xiàn)實，抒發(fā)以天下為己任，昂揚進取之雄心壯志，詩風以慷慨悲涼、壯懷激烈的一面為主，以展現(xiàn)建安詩人對生命意識的體悟及消解，詩風委婉華麗的一面為次。這兩個方面互相滲透，互相關聯(lián)，同時存在于建安詩人的創(chuàng)作之中，共同構建了建安詩歌系統(tǒng)。
這與建安士風之特征恰恰對應！
注：
（1）張可禮：《建安文學論稿》，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頁。
（2）李澤厚：《美的歷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