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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逆差范文1

摘 要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日貿易是關乎亞洲乃至世界經貿格局和未來趨勢的關鍵,文章分析認為真正影響中日雙邊貿易收支逆差的因素是日本的國內需求和政治因素。

關鍵詞 中日貿易 貿易逆差 匯率

一、中日雙邊貿易狀況

(一)中國對日本進出口情況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第二大發達國家,中日兩國早已成為十分重要的貿易伙伴。目前,日本是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最大的進口來源地、第四大出口市場、第三大貿易逆差來源地;而中國在2004 年也超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根據日本海關統計,2008 年,中日雙邊貿易額為2667.8億美元,增長13%,中國繼續保持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地位。2002至2009 年中國對日本總體上維持貿易逆差的格局,且逆差幅度較大,呈逐步擴大的趨勢。自2006 年以來出現了轉變,特別注意的是,2007年中日雙邊貿易額為中國向日本進口1339.5億美元,增長15.8 %;中國向日本出口1022.7億美元,增長11.6%,到了2009年又出現了中日貿易的順差。

(二)中日貿易結構性變化

1.中國傳統的對日出口商品在對日出口中的比重有所下降

首先,初級產品的出口所占比重下降較快。以第一類(活動物及動物產品)、第二類(植物產品)和第四類(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及煙草代用品制品)為代表的農產品出口增長較緩。1992年這三類產品的出口額為26.36億美元,其中第一類商品出口9.38億美元,第二類商品出口10.82億美元,第四類商品出口6.16億美元,到2009年,這三類商品的對日出口額只達到2.1億美元,第一類商品出口1.06億美元,第二類出口減少到可忽略,第四類商品出口0.95億美元,三類商品的出口占中國對日出口的比重也從2003年的10.04%下降到2009年的2%。其次,以第五類(礦產品)為代表的礦產品的出口出現徘徊增長的局面,2003年該類商品的對日出口為27.53億美元,占當年全部對日出口的4.63%,到2009年,該類商品對日出口20. 85億美元,所占當年對日出口的比重也下降到2.7%。再次,第十一類商品(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的對日出口從2003年的144. 58億美元下降到2009年14.77億美元.其占中國全部對日出口的比重也從2003年的24.34%降到1.9%。

2.中日之間的工業制成品貿易額增長迅速,尤其是在中國對日本的出口中,工業制成品的貿易額急劇增長,比重也日益增加

首先,第十六類商品(機器、機械器具等)在中國對日的出口中增長迅速,并且在中日之間貿易額中占重大比重。1992年該類商品的中國對日出口額僅為5.1億美元,2001年就突破100億美元大關,2003年這一數字增長到195.57億美元,占中國對日出口的比重也從1992年的4. 36%迅速增加到2009年的41%,成為在中國對日出口中最多的商品。其次,第十五類商品(賤金屬及其制品)和第十八類商品(光學、照相等器械及其零件、附件)在中日貿易的中國對日出口中的金額增長較快。1992年,中國對日出口的第十五類商品金額為4.84億美元,第十六類商品為1.14億美元,到2009年,這兩類商品的出口額分別達到106.8億美元和312.8億美元,相應的兩種商品在中國對日出口中的比重也分別從1992年的4.14%和0.97%上升到4.68%和3.62 %。再次,第六類商品(化學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產品)和第二十類商品(雜項制品)在中國對日的出口中也有較大增長,在1992年,這兩類商品的出口額分別為5.29億美元和2.23億美元,到2009年則分別增長到73.9億美元和5.52億美元。

3.從中國對日進口的情況看,在1992-2009年間,中國從日本的進口還是集中在工業制成品,排在進口前十位的商品基本上沒有變化,并且從日本進口的前十類商品占中國對日進口的比重一直高達97%以上。其中,中國對日進口的第十六類商品(機電產品等)所占比重最大,1992年該類商品的進口額為58.55億美元,占當年對日進口總額50.05%,2003年達到400. 87億美元,所占比重也增至67.47%,然后到了2009年下降到328.18,所占比重降至37.3%。

二、形成中日貿易逆差的影響因素

(一)作為亞洲的兩個經濟大國,中日在產業分工與貿易結構上有很強的互補性

從雙方制成品的貿易構成來看,雙方制成品貿易在總貿易中所占比重在入世后一直處于上升態勢,2005 年已達91.69%。根據產業貿易指數的分析,中日兩國制造業產業內貿易的總體水平比較低,兩國之間的貿易以產業間貿易為主,同時存在相當部分的垂直型產業內貿易,但產業內貿易主要是基于產品的差異,這說明中日兩國貿易互補性主要是由于兩國資源稟賦和產業結構存在明顯的差異。正是由于這樣的貿易結構特征,決定了人民幣對日元貶值的情況下并不會改善貿易逆差。

(二)引進外資導致貿易順差出現轉移,中日貿易逆差與日本對華投資有著密切的關系

20 世紀80 年代至90 年代初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期,日本對華投資曾經連續多年增長速度達50%左右,日本已成為中國第二大外資來源地,大量用于投資的機械設備從日本進入我國,導致我國進口速度迅速增長;另一方面,外商投資企業仍為對日貿易主體。2007 年前3 季度,我國外資企業對日進出口總額1228.5 億美元,占同期中日雙邊貿易總額的71.4%。其中出口501.5 億美元,增長11.2%;進口726.9 億美元,增長17.1%。

(三)日本的貿易保護增加了對中國的貿易逆差

進入20 世紀90 年代,由于日本的經濟持續處于低迷,使得日本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不斷的采取貿易保護措施。由于日本的關稅水平較低,在關稅方面日本再沒有更大的保護空間。因此,日本更多采取非關稅壁壘手段,如農產品和紡織品的各種技術壁壘(“綠色壁壘”)。2004 年中國對日本的礦產品、農產品、輕紡產品出口占對日出口總額的43%以上,這些措施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中國產品的對日出口。

(四)除了日本的貿易保護以外,中日貿易逆差與日本對華投資有著密切的關系

日本對華投資曾經連續多年增長速度達50%左右,截止2007年10 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累計到位金額已達607.8 億美元,成為中國第二大外資來源地。加工貿易出口的平均進口依存度大約為60%。也就是說在“中國制造”的加工貿易出口商品價值中,有六成來自日本的進口,只有四成才是真正的出口。因此,在中日經貿關系發展過程中,已經逐漸形成經濟增長、市場需求以及貿易逆差三者之間形成了緊密的聯動性。

(五)根據傳統的赫克希爾―俄林資源稟賦定理,中國的自然資源和勞動相對于日本豐裕,而資本和技術相對稀缺

中國主要出口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主要進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這符合中日的比較競爭優勢。正是由于這樣的貿易結構特征,決定了人民幣對日元貶值的情況下并不會改善貿易逆差。再者,中日貿易結算中,使用日元的比重并不很高,考慮到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幅度高于日元,在日本進口的美元價格不變的條件下,中國從日本進口的人民幣價格反而會下降,從而增加中國對日本的進口。

(六)中國經濟的發展對日本一些產品需求量不斷擴大,促進了逆差的增加

中國從日本進口的主要是信息技術產品和機械設備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2004 年,中國自日本進口機電產品651 億美元,占自日進口總額的69%。其中高新技術產品進口298 億美元,占自日進口總額的32%。綜合以上因素,我們可以看出中日貿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性因素造成的,所以短期內匯率對中日貿易收支的調節作用相當有限,匯率變動對中日貿易逆差的調整作用較慢。

三、對中日貿易的政策建議

一是維持現行的中日匯率水平,促進中、日雙邊經濟、政治關系的持續、健康發展;二是加強兩國在經濟政治領域的互惠合作;三是依據國際分工向優勢產業轉化;四是時值全球經濟復蘇的機遇,中日兩國應該充分發揮兩國貿易互補性的優勢;五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格局下,中日經濟合作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兩國的范圍。今后,積極組建優勢互補、合理分工的西太平洋經濟區,加強已有的合作形式,研究和探討新的合作可能性都應成為中、日兩國工作和相互合作的重點。

參考文獻:

[1]G.甘道爾夫.國際經濟學.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

[2]李玉珍,孔慧珍.中日經貿關系探析.社會科學論壇(學術研究卷).2007(05).

貿易逆差范文2

【關鍵詞】貿易逆差 美國 經常項目逆差 政府消費和投資缺口

一、理論研究

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家認為造成美國經常賬戶赤字的根本原因是投資儲蓄缺口的擴大，但筆者經過分析研究之后發現投資儲蓄缺口并不是造成經常賬戶赤字的根本原因，其背后是美國政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下消費和投資的推動。

在開發經濟條件下，經常項目下恒等式可表示為

S＝1+CA

S＝Y-C-G=(Y-T-C)+(T-G)=SP+SG

S=SG+SP=I+CA

CA=SP-I-(G-T)

SP表示私人儲蓄，SG表示政府儲蓄，Y表示國民收入，C表示家庭消費，G表示政府購買，I表示私人投資，T表示稅收，CA表示經常項目，S=SG+SP=I+CA從經濟學意義上表示一國經常賬戶余額是國民儲蓄與國民投資之間的差額，經常項目赤字的出現表明一國私人投資的增加超過了該國的儲蓄水平,由于產生了投資儲蓄的缺口，因此不得不借助國際資本的流入以彌補本國儲蓄的不足。

數據來源：美國商務部和美國總統報告

通過對29年間私人投資、總儲蓄和經常項目余額的數據分析發現，經常項目余額從1982年開始出現了持續的赤字，但是從1987年開始經常項目赤字占GDP比重開始減少，并在1991年出現了盈余，從1992年開始到2008年赤字再次出現并持續增加，但是在1980年到2001年的期間內，總儲蓄水平在絕大部分時間內高于投資水平（除了1986年和2000年有少量缺口），即使在2002年到2008年，投資儲蓄缺口與經常項目余額并沒有表現出很強的相關性，因此投資儲蓄缺口并不能完全解釋1980年到2008年29年間經常項目產生赤字的原因。為此筆者將原模型調整為

CA=SP-I-(G-T)

在保持政府財政余額不變的前提下，對私人投資、私人儲蓄和經常項目余額的數據分析發現，從1980年至1996年儲蓄水平超過投資水平，經常項目余額從1982年出現了持續擴大的赤字水平而從1987年經常項目赤字占GDP比重開始減少，并在1991年出現盈余，在此期間私人投資與私人儲蓄缺口并不存在。從1992年開始經常項目再次呈現赤字并持續擴大，私人投資水平占GDP比重從1992年的13.64%上升到2000年的17.81%，而儲蓄水平則從5.32%下降到-0.3%，缺口的擴大導致經常項目赤字占GDP比重從0.81%上升到-4.81%，1992年到2000年，投資儲蓄缺口與經常項目余額表現出較高的相關性。2002年到2003年，投資儲蓄缺口再次消失后，經常項目赤字占GDP比重并沒有減少，相反成上升態勢。這種現象在2008年再次出現，盡管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投資水平同比2007年下降了0.46%，并在2003年之后首次低于私人儲蓄水平，但是2008年私人儲蓄水平同比2007年卻上升了2.72%。為此筆者加入政府財政赤字因素重新分析。

數據來源：美國商務部和美國總統報告

發現從1980年到1996年，私人儲蓄水平高于私人投資水平。從1997年到2008年，隨著私人投資水平的增長超過了私人儲蓄水平，但是總缺口的擴大主要是由政府消費和投資缺口造成的。1980年至1990年盡管私人儲蓄水平超過私人投資水平，但是這一時期政府消費和投資水平缺口超過了私人儲蓄與私人投資的盈余，造成了國內總投資與私人儲蓄的缺口，這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這一時期盡管不存在私人投資與私人儲蓄缺口卻依然存在經常項目赤字的原因，到了1991年政府消費和投資缺口消失的同時經常項目出現了盈余，1992年政府消費和投資缺口盈余開始減少，經常項目出現了赤字，之后政府消費和投資缺口的持續擴大導致了經常項目赤字的擴大，盡管在1998年到2001年財政出現了盈余，但是聯邦債務水平依然維持在3萬億以上規模，政府消費和投資部分并沒有降低，這期間政府投資的增長率分別達到4.16%，9.32%，5.88%，5.82%，占GDP比重為2.99%，3.07%，3.06%，3.13%，此同時2002年和2003年私人投資的迅速擴大和私人儲蓄水平的下降彌補了政府消費和投資的下降，而2007年到2008年，政府消費和投資的上升又彌補了私人投資的下降和私人儲蓄的上升所造成的私人投資儲蓄缺口的縮小，同時美國開放的資本市場為世界資本的流入提供了條件，國際借貸占GDP比重與經常項目占GDP比重呈現出高度一致性。但是這并不表示全球儲蓄過剩是導致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國際資本的流入是投資儲蓄缺口所引起的外生變量，同時也不能簡單的將原因歸結于美國政府的赤字政策。所以筆者認為財政赤字和投資儲蓄缺口都不造成經常賬戶赤字的根本原因，是通過投資儲蓄缺口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美國消費和政府投資推動了經常賬戶赤字，為了驗證上述觀點，對相關因素進行了計量檢驗。

二、實證計量分析

（一）數據準備和分析框架

本文將采用協整理論，格蘭杰因果檢驗和回歸分析方法對美國經常項目與政府投資缺口進行實證分析，主要采用的數據是1980年至2008年美國經常項目數據，美國GDP，美國私人總儲蓄，美國私人總投資，政府消費和投資總額。數據來源于美聯儲，美國商務部和在這些數據基礎上計算所得，政府消費和投資缺口=美國私人總儲蓄-美國私人總投資-政府消費和投資。

（二）平穩性檢驗

在進行協整分析之前必須檢驗各個變量的平穩，只有各個變量是同階單整是才能率協整關系。這里對經常項目變量（CA）和計算所得的政府投資缺口（GCIG）采用ADF單位根檢驗。

得到如下結果：

表1 CA和GIG單位根檢驗結果

從檢驗結果看，在1％、5％、10％三個顯著性水平下，CA單位根檢驗的Mackinnon臨界值別為-2.653401、1.953858、-1.609571，t檢驗統計量值為-3.209422。在1％、5％、10％三個顯著性水平下，GCIG單位根檢驗的Mackinnon臨界值別為-3.699871、-2.976263、-2.627420，在5%的顯著性下，CA和GCIG的t檢驗統計量值都小于臨界值，所以都拒絕擁有單位根的原假設，可以采用協整分析。

（三）CA和GIG的協整分析

以CA因變量，GIG為自變量，采用OLS回歸方法估計回歸模型：

CA=0.1658444025+1.017756465*GCIG

t= (5.53) (6.43)

r=0.60 R2=0.59

對殘差項進行ADF單位根檢驗，在5%的顯著性下，殘差項的T值為-4.255250小于臨界值-3.587527，拒絕具有單位根的原假設，表明殘差項是穩定的序列，從而表明CA和GCIG存在協整關系，即兩者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即政府消費和投資缺口每擴大1.018%，經常項目逆差就會擴大1%。

（四）誤差修正模型

計量檢驗表明CA和GCIG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表明兩者之間有長期均衡關系。但從短期來看，可能會出現失衡，為了增強模型的精度，可以把協整回歸式中的誤差項看作均衡誤差，通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把經常項目余額(CA)的短期行為與長期變化聯系起來。誤差修正模型的結構如下：

ΔCA=α+βΔGCIG+γ■t-1+εt

ΔCA=-0.001434976934+0.4397190051*ΔGCIG-0.0746921766*■t-1+εt

t=(-1.462170) (3.980550) (-0.772200)

r=0.41，R2＝0.361473,DW＝1.451459

上述估計結果表明，經常項目余額的變化不僅取決于政府消費和投資缺口的變化，而且還取決于上一期經常項目余額對均衡水平的偏離，誤差項的估計系數-0.074692體現了對偏離的修正，上一年經常項余額的7.4692%將在本年度的到修正，在短期內政府消費和投資缺口每擴大0.44%，會引起經常項目逆差擴大1%。方程的擬合系數0.361473表明在短期內還有大量的因素會影響經營項目變動，入匯率，經濟發展情況，對外貿易政策，通貨膨脹需要加入到模型中。

三、結論

本文采用經典計量方法對美國從1980年到2008年29年間影響經營項目變動問題作了研究，全文沒有采用傳統的研究方法，對可能影響到經營項目的各個要素進行研究，而是將各個可能的影響要素的最終結果，即通過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經常項目恒等式作為基礎，對其進行分解轉化，從而得到影響經營項目也就是消費，投資，儲蓄和政府購買等基本變量，其他所有的影響因素都將通過這些因素表現出來。發現政府消費和投資缺口是影響經營項目的重要原因，政府消費和投資缺口的擴大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經常項目余額的變動，從長期來看政府消費和投資缺口擴大1%就會導致經常項目逆差擴大1%。而在短期內，政府消費和投資缺口對經常項目變動產生決定性影響這主要是因為在對外貿易中，匯率，對外貿易政策政策，通貨膨脹等因素會直接影響經營項目的短期變動，但是在長期的經濟發展中，要改善龐大貿易赤字的境地必須要有效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控制政府自身的消費和投資。鑒于本文作者學術能力有限，對相關影響因素還無法展開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周瑋,美國經常項目逆差與美元指數[J].世界經濟情況，2010.7.

[2]余永定.全球不平衡條件下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J].國際經濟評論,2007(1-2).

[3]李稻葵.中美貿易順差:根本原因在哪里[J].國際經濟評論,2006(9-10).

[4]劉海云,吳強,楊波,解析美國巨額貿易逆差形成的原因[J].國際貿易問題，2007.3.

[5]Gruber,J.W.andKumin,S.B.,Explaining the global pattern of currenta ccountim balances[J]. Jour―nal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07,(6):500―522.

貿易逆差范文3

內部需求旺盛、貿易條件持續惡化是出現貿易逆差的關鍵原因。一方面,投資刺激政策刺激我國對鐵礦石等基礎原材料需求大幅增長;汽車等消費刺激政策及股市、房地產價格大幅上漲,產生了一定的財富效應,也刺激了居民消費需求,尤其是部分奢侈品消費需求。我國對外部需求的上升要遠大于境外對我國需求的恢復程度。一季度,銅、鋁、汽車及其零配件、原油等原材料產品金額累計增速較快,而高新技術及機電產品增速則基本保持穩定。3月份,我國進口鐵礦砂5 901萬噸,同比增長13.3%;進口原油2 106萬噸,同比增長28.9%;進口大豆401萬噸,同比增長3.9%;進口初級形狀塑料244萬噸,同比增長20.2%;進口未鍛造銅及銅材45.6萬噸,同比增長21.7%;汽車及汽車底盤進口量更是猛增,當月進口達85 271輛,環比增長125%,同比增幅更是達到269.7%。

另一方面,能源原材料等進口價格大幅上漲使我國總體進口價格已持續大幅上漲,而我國出口總體價格水平仍同比小幅回升,帶來的我國貿易條件持續大幅惡化,是當月出現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一季度,主要大宗商品進口均價普遍出現明顯回升,鐵礦砂進口均價為每噸96.3美元,上漲20.7%;大豆進口均價為每噸456.9美元,上漲15.1%;原油進口均價同比上漲更達88.1%。由于出口價格回升大大落后于進口價格的上漲,我國貿易條件持續大幅惡化的狀況并沒有得到顯著改善。

3月份,我國出口價格指數為101.4,進口價格指數達117.6,貿易條件指數僅為86.2。僅僅由于貿易條件的惡化,3月份我國付出的代價就達150億美元左右,大大高于72.4億美元的月度貿易逆差金額。那么,同時考慮到對境外基礎能源原材料等需求的大幅提高和貿易條件的大幅惡化,我國出現月度貿易逆差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以進口原油為例,3月份,我國原油進口總額高達115.9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達61.6億美元,僅此一項就已接近當月貿易逆差總額。

面對人民幣升值壓力,我國政府可能加大境外采購以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貿易逆差的產生。數據顯示,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已連續5個月降低。3月份,中國對美國出口同比17.5%,增幅比上月降低21.7%,進口同比52.7%,增幅比上月上升33.7%。

與此同時,主要經濟體失業率居高不下,消費需求的真正恢復尚需時日,境外對我國的需求恢復較為緩慢。統計顯示,3月份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品、玩具的出口增幅分別低于整體17.4和9.8個百分點,服裝和鞋類出口甚至分別出現了19.8%和6.5%的下降。

今后幾個月月度進出口在平衡點的狀況將是常態,仍有出現月度貿易逆差的可能。考察此次出現較大規模月度貿易逆差的原因,主要體現為境內外經濟復蘇程度差距較大,以及我國貿易條件的極度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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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貿易逆差；國際產業分工；貿易一體化；協整檢驗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8)10-0018-05　收稿日期：2008-06-16

一、問題的提出及文獻回顧

自2004年起，歐盟就始終保持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與此同時，歐盟還是中國最大的技術轉讓來源地和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然而，隨著近年來中國價格低廉的貿易品大量涌入歐盟市場，歐盟的貿易保護主義呈現上升趨勢，貿易摩擦日益凸現，主要體現在歐盟對我國出口的農產品與工業制成品實行的愈演愈烈的技術壁壘、知識產權訴訟、普惠制“畢業機制”以及由來已久反傾銷調查和訴訟(到目前為止，歐盟已成為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最多的世界貿易組織成員)，而其中最受雙方關注的就是歐盟對華貿易赤字問題。此外，人民幣匯率問題也接踵而至，歐盟改變原來的低調做法，轉而與美國相呼應，公開要求中國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

長期以來備受學術界關注的中國貿易順差問題主要集中在美中貿易逆差的討論方面，但是隨著歐盟代替美國成為中國貿易順差的第一大來源地，繼美中貿易逆差之后，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問題正逐漸成為國內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之一。李俊等(2007)從供給、需求以及貿易政策環境三個方面，通過對1996-2005年中國與歐盟貿易宏觀數據的時間序列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出中國與歐盟制造業的相對勞動生產率差異和非美國國際資本流入是中國對歐盟貿易順差擴大的本質因素，同時短期內貿易政策環境的變化也推動了雙邊貿易的失衡，然而需求方面的匯率因素并不顯著。陳仲常、余翔(2005)認為，歐盟現行的經濟政策與歐元的持續升值為歐盟對華貿易赤字的不斷擴大創造了條件，而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提升了中國整體出口競爭力，優勢產品在歐盟進口市場份額的擴大的同時伴隨著其他主要供應國市場份額的萎縮，從而逐漸形成“貿易逆差的集中效應”，加之歐盟全球化資源配置的需要，共同導致了歐盟對華貿易逆差的持續擴大。中國商務部“中國對歐盟貿易順差研究”課題組(2006)從產業間的國際轉移的角度，認為國際直接投資替代了貿易。日本和韓國等新型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通過直接投資把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生產過程轉向中國，通過中國這個加工生產基地向歐美輸出產品，導致中國對歐盟貿易順差中的一部分實際上是由東亞主要經濟體對歐盟的出口“轉嫁”而來。

本文將貿易逆差、國際產業分工、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國內需求以及貿易一體化納入一個統一的研究框架下來分析歐盟對中國貿易逆差形成的深層次原因，運用數理工具構建計量模型進行基于時間序列的經驗研究，考察各因素對貿易赤字的實際影響。

二、經驗觀察與數據說明

(一)經驗觀察

從圖1可以看出，歐盟對華貿易赤字表現出先降后升的趨勢，1997～2001年，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呈現收斂態勢，逆差總額逐漸縮小，其中2001年為53.3億美元，貿易總體最為平衡。然而，隨著中國加入WTO，2002年以后人世效應逐年擴大，歐盟對華貿易逆差總額隨之迅速增加，歐盟對華貿易逆差不斷上揚，由2002年的96.3億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1314.3億美元。我們認為，中國對歐盟總體貿易失衡的來源主要是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中國從事的國際產業分工鏈中“兩端在外”的加工貿易的持續增長，以及國際資本(主要來源于東亞)通過國際產業轉移的渠道加速進入中國市場，推動了中國對歐盟貿易順差規模的不斷擴大。在國際產業分工的格局中，中國位于全球生產網絡的低端，是勞動力、自然資源等初級要素的主要提供者，主要專業化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以及從事加工、包裝及組裝工序，而日本、韓國、臺灣、香港等東亞新型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則專業化生產中高等技術、高附加值零部件，并進行產品研發以及提供金融貿易服務(邱斌等，2007)。基于技術及要素稟賦上的比較優勢，這些國家和地區紛紛通過直接投資將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國際生產體系末端低技術水平的加工組裝工序轉移到中國，從而形成中國自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半制成品及零部件，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并將最終的加工制成品出口到歐盟的貿易格局，這種貿易格局實際上是東亞各主要經濟體對歐盟出口的“轉嫁”。歐盟對華直接投資則以水平投資為主，以中國國內市場為重心，在華企業的生產替代了一部分歐盟對華出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劇了中國對歐盟的貿易失衡狀態。

其次，在對外貿易政策進一步開放的同時，中國貿易一體化水平的持續上升，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結構，從而塑造了中國工業制成品的出口競爭力，加速了歐盟對華貿易赤字的上漲趨勢。當國際分工細化到行業內分工和產品內分工時，“市場一體化”與“生產過程分散化”相統一就產生了垂直專業化現象(Grossman and Helpman，2002、2005)：發達市場國家的跨國公司開始將初級產品的生產、中間品提供，尤其是加工制造工序“外包”(outsourcing)給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使得這些國家形成了以“來料加工”為特色的貿易方式。中國目前參與國際垂直分工的主要是外資企業，這些企業通過進口中間投入品，依托本國的比較優勢從事加工組裝活動，中間品貿易量隨之不斷上升，投入產出的循環積累效應不斷擴大，推動了中國貿易一體化總體水平持續上升。隨著貿易一體化水平的提高，最終加工工業制成品的出口占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不斷攀升，形成了中國在工業制成品出口的競爭優勢；而最終加工制成品出口貿易量的上升的主要表現為中間投入品進口量的增加，進而又推動貿易一體化水平不斷升高(劉志彪等，2006)。歐盟從中國的進口在加工貿易和貿易一體化的這種循環效應中被加速擴大。

(二)數據說明 變量選取方面，歐盟對華貿易逆差記為tb，歐盟對華直接投資總額記為euf，東亞四國及地區對華的直接投資總額記為eaf，中國加工貿易出口總額記為pte，中國外資企業出口總額記為ofe。同時，以中國社會商品零售價格總額表示國內需求。記為rs，此外，模型中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根據據公式REER=BNERix(Pd，Pi)求得，記為reer，其中BNERi是人民幣對歐元的雙邊名義匯率，Pd與Pi則分別表示本國與i國的商品價格水平，在我們構建的模型中，Pd由

中國的RPI代替，Pi則由歐盟的HICP代替。最后，貿易政策變量用貿易一體化指數代替，根據劉志彪等(2006)關于貿易一體化定義的擴展，我們選用貿易依存度作為貿易一體化指數，記為td。此外，考慮到國際資本流人的外溢具有時滯效應，國際直接投資不僅影響本期的貿易失衡，而且會對此后各期產生影響，因此在模型的構建中引入FDI存量概念。

由于暫不考慮歐盟對華貿易順差時期的情形，并且假設人民幣對歐元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與歐盟對華進出口貿易總體變化之間存在關聯性，因此為了避免小樣本回歸產生的偏差，我們選取了1999年至2007年9月的季度數據并采用X12方法進行季節調整。為了消除模型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現象，我們對季節調整后的數據進行對自然數化處理，對數處理后的變量分別記為1tb、leaf、lofe、leuf、lpte、lrs、lreer和ltd。原始數據均取自歐盟統計局數據庫、中國商務部、中國海關統計資訊網以及《中國經濟景氣月報》和《國際貿易》相關各期。

三、單位根檢驗與協整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

為了避免由非平穩時間序列造成的偽回歸，在進行協整分析前先采用ADF單位根檢驗方檢驗各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1(本文所有計量分析均通過EViews5.0軟件完成)。由表1知，各變量的時間序列在顯著水平10％的ADF單位根檢驗中均不能拒絕序列存在單位根的零假設。經過一階逐期差分，各變量序列都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即I(1)序列，滿足以下協整分析的前提條件。

(二)協整分析

我們采用Johansen(1988)、Johansen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多變量系數矩陣Ⅱ的極大似然比檢驗方法分析各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設矩陣Ⅱ的特征

其中，入i為特征根軌跡統計量，依次檢驗這一系列統計量的顯著性：若η0不顯著，則接受H00(r=0)，即存在k個單位根與0個協整向量；若η0顯著，則拒絕H00。表明至少存在一個協整向量，必須繼續檢驗η1的顯著性，這樣依次進行下去直至接受Hr0，即最多只有r個協整向量(高鐵梅，2006)。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見表2。

根據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可知各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且協整向量的個數為五個。我們對第一個協整向量估計出經過標準化的協整關系式如下：

(1)式所列協整關系系數估計值下面括號內為t統計量，所有系數都通過10％顯著性水平的t檢驗。可以看出，長期內，國際產業分工與貿易一體化通過FDI、中國加工貿易出口、在華外資企業出口等途徑對歐盟對華貿易逆差有顯著正向影響。具體來看，與歐美直接投資相比，來自東亞四國和地區的對華直接投資對貿易逆差的影響更為顯著，東亞四國和地區與歐美FDI存量每增加l％，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分別擴大3.57％和0.4％；中國加T貿易出口每增加1％會帶來歐美對華貿易赤字1.25％的上揚；外資企業出口1％的上升將增加6.54％貿易逆差的擴大；貿易一體化指數每上升1％，貿易逆差將擴大3.81％。以直接標價法表示的人民幣實際匯牢對貿易逆差有正向推動作用，匯率每貶值1％，中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將上升0.39％。中國國內需求對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存在負向作用，國內消費需求1％升高將減少6.14％的貿易逆差。

四、向量誤差修正模型與Granger因果檢驗

(一)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通過Englee和Granger(1987)構建的含有協整約束的VAR模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我們可以在各變量存在長期穩定均衡關系的基礎上考察各解釋變量的短期波動對歐盟對華貿易逆差短期變動的影響。在以上協整檢驗的基礎上建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這里仍然使用序列和協整方程都有線性趨勢的檢驗形式。我們可以剔出統計中不顯著的(系數在10％顯著水平下未通過t檢驗)滯后差分項，估計出VECM如下：

以上括號中數字為t統計量，ect-1是誤差修正項，其系數-0.32符合反向修正機制，反映將變量之間偏離長期均衡的狀態調整到均衡狀態的速度。

從(2)式來看，短期中，國際產業分工不會通過國際直接投資這一渠道對歐盟對華貿易赤字產生顯著影響。滯后一期的中國加工貿易出口、在華外資企業出口、人民幣對歐元的實際有效匯率和貿易一體化指數均對貿易逆差規模的擴大有正向推動作用，短期彈性分別為1.05、6.55、1.4和0.72。國內消費需求與貿易逆差之間的短期波動與長期均衡狀態不一致，長期內中國國內消費需求的增加會引致歐盟對華貿易逆差額的上升，而短期內滯后一期的國內消費需求提高將會增加貿易逆差。由模型各變量系數可知，只有人民幣實際匯率對貿易逆差的長期影響弱于短期，其余各解釋變量的長期影響均強于短期，

(二)Granger因果檢驗

我們基于均衡VAR模型檢驗短期中各個解釋變量對歐盟對華貿易逆差之間是否存在顯著的Granger因果關系。

從表3的檢驗結果來看，短期中，來自歐盟和東亞四國和地區經濟體的國際直接投資、中國的加工貿易出口規模、在華外資企業出口、中國國內的消費需求、人民幣對歐元的實際匯率，以及中國的貿易一體化指數均是歐盟對華貿易逆差的Granger因；其中，外資企業出口、國內消費需求與貿易逆差互為Granger因。這一檢驗結果與前文闡述的國際產業分工與貿易一體化是歐盟對華貿易赤字的主要來源一致。

五、結論

基于以上對歐盟對華貿易赤字的形成機制的邏輯推理和經驗研究，得出下述結論：

(一)國際產業分工對貿易赤字規模的促推路徑主要來源于中國與歐盟在國際分工產業鏈中所處的位置不同，以及南全球產業轉移而導致的加工貿易方式轉變。由于資本、技術等要素稟賦的限制，大多數位于國際生產體系低端的中國企業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以及加丁、組裝工序這類加工貿易活動，加之中國的出口越來越受到產業內貿易格局的影響，隨著全球產業內貿易的專業化分工越來越多，程度越來越高，中國的加工貿易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肯定會繼續上升，那么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就可能持續存在。同時我們發現，在華外資企業的出口顯著加劇了歐盟對華貿易逆差，位于國際產業分工鏈高端的歐盟母公司紛紛在中國設立生產組裝基地，以供應全球市場，因此，中國對歐盟的出口一部分來源于外資企業出口的轉嫁，中國外貿出口中半數以上來自外資企業出口，包括歐盟企業在內的外資企業是中歐貿易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二)中國貿易一體化水平的持續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國工業制成品的出口競爭力，隨之而來的中間投入品進口量的不斷增加又推動貿易一體化水平的進一步提升，這一循環效應顯著加速了歐盟對華貿易赤字的上揚。

(三)人民幣對歐元的實際匯率不是中國與歐盟貿易失衡的主要因素。中國與歐盟的貿易順差擴大受諸多因素影響，其中只能部分歸咎于匯率因素，但人民幣升值并不會對中國對歐盟貿易順差基本格局的轉變起到主導作用。中國的出口對匯率是缺乏彈性的，中國的勞動力以及其他一些要素價格比較廉價，這些價格可能比匯率更重要。從根本上看，中國國內儲蓄率遠遠高于歐盟內部。無論貿易是順差還是逆差，一個最根本、也是比匯率更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兩個經濟體之間的相對儲蓄率。因此，匯率只是造成中國與歐盟貿易失衡因素中的很小部分，即便人民幣對歐元略有升值，也不會在很大程度上緩解歐盟與華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趨勢。

(四)中國應當進一步發展與歐盟的產業內貿易，擴大自歐盟進口，促使雙邊貿易趨向均衡。當前中國與歐盟的分工形式以產業內貿易為主，呈現出較強的垂直分工模式，并且存在較強的互補性，中國對列歐盟的出口產品主要體現為勞動密集型特征，而歐盟對中國的出口產品主要體現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特征，中國應當在加強互補型貿易關系和挖掘比較優勢產品的同時采取可行性措施進一步擴大進口規模，尤其是對歐盟優勢產品的進口，進而改善貿易欠衡狀況。此外，中國也應繼續呼吁歐盟取消高技術出口。

貿易逆差范文5

關鍵詞：中泰貿易；貿易逆差；泰方逆差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9-0170-02

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開始影響全球經濟。由于中國保持著適度的金融開放，因此此次危機對中國的金融影響較小。至于泰國隨著中國狀況而受金融危機較小，但進出口都出現情況，泰國對華進口和出口在2008年伴隨著金融危機和人民幣匯率升值而大幅增長，泰方逆差增長到了187.76億美元。2009年泰對華出口稍微下降，泰對華進口同時也大幅度下降，使2009年泰方逆差額為9.1億美元，較2008年下降了77.07%。這整個貿易增長率趨勢也反映了兩國經濟形如“一贏一輸”的形式。

表1 泰中雙邊貿易統計（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泰國商務部（Ministry of Commerce）網站在線調整。

一、中泰貿易逆差的現狀

自中泰進行雙邊貿易以來，泰方每年都處于逆差地位，特別是2008年，貿易差額由2001年的8.23億美元激增到39.66億美元，2010年逆差也已達到27.66億美元，占到從中國進口商品總值的11.11%。此外，表1顯示，近年泰國對中國的進口增長率都高于出口增長率，但進口增長率和出口增長率的相差越來越小，逆差惡化的形式有所好轉。兩國貿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難免的，但若是這種不平衡持續存在并一味擴大，終將會影響雙邊貿易的健康發展。2008年金融危機在全球爆發，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升值，兩國間的貿易往來受此影響，貿易不平衡問題有所減少。

隨著后危機時代經濟形勢的好轉，中泰之間的貿易逆差問題再次顯現出來。據泰國商務部的數據，2009年泰對中的貿易逆差僅為9.1億美元，這是自2003年過后泰方逆差額最少的一年。2010年中泰貿易又恢復原樣，進口額和出口額都迅猛增長，使泰方逆差達到27.66億美元。從逆差的變動率可以預測，中泰貿易逆差還會長期存在。

二、泰對中貿易逆差長期存在的原因

中泰貿易在過去的十年里，確實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由于人民幣匯率升值而導致泰幣跟著升值等原因，泰國從中國進口增長迅猛，而對華出口稍微緩慢，從而造成泰對華貿易逆差較大。

1.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產業結構逐漸的升級，對高技術含量的產品需求大幅度增加；而泰國在多年的發展之后，其科技水平和資本充足度都低于中國，中國的機電產品、電器及配件、電腦配件、化工產品在泰國的出口市場排名第一，從而導致了泰國對這些產品的大量進口，致使泰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快速增長。

2.中國資本要素較豐富，而且很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如紡織服裝、電子電器組裝、玩具、鞋類、皮草加工等行業，從國際分工的角度而言，從中國進口來的成本比在國內生產的更便宜，所以很多投資者都會選擇從中國進口，而不是自己生產，這勢必會造成泰國對中國進口的進一步增加。另外，中泰兩國由于社會制度不同，人們在意識形態、生活方式、道德標準、價值觀念等方面存在差異，泰國的私企與中國的私企在經營理念、管理模式、運作機制等方面也存在差異，泰國企業由于對中國市場了解的不充分，不能根據中國市場的特點、人民的消費習慣等細分市場，也不能及時對自己的生產策略和計劃作出相應的調整，致使生產出來的產品不能適銷對路，從而造成了泰國對中國出口的減少。

3.受泰總體經濟形勢的影響，由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滯后負面效應尚在延續。另外，受從中國進口來的勞務過多，平時政府不給外來普通勞務發放工作準證，可是聘用他們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國的勞務人員工資比國內的要便宜。至今中國對泰輸出勞務每年在2 000人次左右，其中有近一半系通過承包工程輸出，其余為當地稀缺工種，如紡織、電子、冶煉、港口運行工程師、管理人員及珠寶加工、中文導購等。

自從兩國通過中泰果蔬零關稅協議、科技合作協定、海運協定、經濟合作聯合委員會協定、關于促進和保護投資的協定、關于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等，原本應該更幫助兩國貿易發展，但隨著協議的執行，進口泰國水果主要品種在中國市場上銷售價格有明顯下降，使中國消費者得到了較大經濟實惠，本國果蔬出口到中國口岸價格總體也下降了18%，雖然泰國熱帶水果對中國出口量大幅增加，但價格卻減少，使泰方貿易逆差過大。再者，泰國從中國進口的主要產品都是機電產品，而泰國出口到中國的則是初級產品，這些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是不能相提并論的。在中泰之間已經具有如此巨大貿易逆差的情況下，中國的這種市場實施無疑會進一步加劇兩者的貿易逆差。

三、應對中泰貿易不平衡問題的幾點措施

雖然目前兩國貿易有諸多問題，但其發展的基礎如文化類似、地域相近、經濟互補等依然存在。因此，從長遠看，中泰貿易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泰國要秉著積極的態度，知難而進，尋找自己的優勢，采取相應措施以改變當前存在的問題。

1.減少泰從中國進口的貿易商品，而增加出口貿易產品。我們要一方面改善泰國的產業結構，如減少機電產品零部件產品進口量，同時中國也應結合泰國經濟發展階段及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盡量降低對泰國出口的機電產品價格。為了能讓兩國果蔬貿易靈活溝通，泰方應該對中國提出：希望中國給予中泰果蔬出口分配配額，并且解決出口許可證的問題。另外除了中國出口的那些機電產品和化工品，其他出口產品泰國國內也有生產，只不過價格高于中國產品，如編織品等等。至于這點泰方也在發展自己創造的“泰國Otop = 一村一貨”的政策，只不過在投資者的眼里還不夠受歡迎。至今自中國進口產品價格低于泰國國內的多，使很多投資者不想浪費而麻煩，所以直接從中國進口來。但這也是造成泰方逆差原因之一。更何況泰國對中出口的商品總體上水平較低，多為農業果蔬、橡膠、大米和木薯制品等等的初級產品。雖然近年泰國對中國出口商品有所增加和改善，但泰方逆差還是非常明顯。因此；另一方面要注重提高出口商品的檔次，盡快從“以量取勝”轉向“以質和價取勝”。

目前可以作為參考的出口商品項目，就是泰國電視劇出口。至今泰國電視劇的流行開始進入中國內地越來越多，而且還非常受歡迎。這是好的兆頭，因為等于會幫助增加如旅游業貿易產品等諸多商品的收入，這可以更加有利于泰國貿易出口額。這樣一來泰國電視機娛樂行業會更加廣泛地發展。但泰方必須要避免推薦內容不合適的泰國電視劇出口，因為這會影響到泰國的形象，建議泰方應該建立相關組織或機構在影視作品出口海外之前而進行篩選。

2.鼓勵中國企業擴大對泰國投資。中泰兩國社會制度不同，導致中國企業在對泰國投資方面出現一些問題，主要是對當地的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還不夠充分了解，遇到糾紛難以解決。中國對一些國有企業與泰國的私營企業在經營理念、管理模式、運作機制等方面存在差異，由于對合作方缺乏了解，過于信任，上當受騙時有發生，但這不應成為影響中國企業擴大對泰國投資的因素。中國政府應繼續鼓勵中國企業擴大對泰國投資，引導企業投資“有利可圖”的領域。泰方也應該商量提出接迎中國企業進來泰國投資的機會。目前泰國是世界第一大橡膠生產和出口國，橡膠作為一重要的戰略資源，至今的價格不斷上漲。中泰合作進行橡膠的種植和開發，也是不錯的投資項目，只不過泰方應找出適當的政策來接收從中國進來的收入而預防著原料流出國的問題。

中泰兩國通過積極參與東南亞區域經濟發展的合作，能夠在以下幾個方面解決或改善兩國貿易存在的問題，促進兩國經濟的共同發展。第一，提供區內市場，為了滿足各國出口的需求。東南亞經濟經過許多年的發展，區內市場的規模已經相當大，通過區域合作，打破內部不利于貿易的各種障礙，也能夠充分發揮大市場的潛力。第二，由于兩國地理位置相鄰，自然資源各有差異，就能夠形成互有需求，良性互補的優勢，利用和發揮各地的比較優勢取長補短、擴大貿易，并可以進一步增加相互投資，會實現雙贏或少輸。第三，會吸引更多的區域外投資，這樣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通過兩國之間的協作，就能夠使中泰之間的問題得到改善以至解決。

參考文獻：

[1]許可.中國入世后對中泰貿易的影響[D].廈門：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2002.

[2]甘宜沅，黃曉，阮振華.中泰貿易分析[J].東南亞縱橫，2005，(11).

[3]王炎.貨幣升值對貿易收支的影響[D].北京：對外貿易大學，2007：11.

[4]鄭玉云.中泰經貿關系的現狀及發展前景[D].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04.

[5]嚴美姬.中泰兩國經貿關系發展空間分析及擴展路徑[J].國際貿易問題，2003，(6).

貿易逆差范文6

1．要素條件

圖書版權貿易的對象，是享有著作權法（版權法）保護的知識產權，而各國生產和提供著作權（版權）及其鄰接權的生產要素的種類和數量狀況，就是圖書版權產業的生產要素稟賦。具體來說，這些要素主要有人才資源、品牌形象和執行系統。而對于中國的圖書版權貿易產業，這些要素均為稀缺性要素，這是中國圖書版權貿易長期處于嚴重逆差狀態的原因之一。（1）中國圖書版權貿易高水平人才欠缺。圖書版權貿易是一項創造性的復雜的腦力勞動，首要和關鍵因素就是人才資源。優秀的創作者隊伍是圖書版權貿易的基礎；高素質復合型的貿易工作者更是圖書版權貿易發展的關鍵。然而目前我國相關的人員素質高低不一，高水平的圖書版權貿易專業人才嚴重缺乏。這已成為中國圖書版權貿易健康發展的制約瓶頸。（2）品牌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在圖書版權貿易中，品牌優勢越明顯，在引進中就越容易得到外國出版社的授權，在輸出版權時也容易受到國外大型出版商的關注，從而促進圖書版權貿易的達成。品牌的優勢也更能吸引優秀的品牌作者的加入，從而擴大貿易的發展，增強貿易競爭力。然而目前我國的品牌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品牌微不足道，中國作家在世界的知名度也較低，品牌作者的影響力也就相對較弱。（3）高效執行系統尚未建立。圖書版權貿易從合同簽署到新書出版，通常需要一年的時間及一系列的環節，包括定金支付、組織專門人才進行翻譯、編輯、出版并支付版稅，最后寄送樣書等。每一個環節都會影響整個體系的運行效率。擁有一套高效快速的執行系統是圖書版權貿易得以持續進行的關鍵所在。而目前在我國，高水平的圖書版權經營機構還未形成，圖書版權貿易經營管理水平較低，經營理念相對落后，加上版權運營過程中需要經過政府機構層層批準，因此造成執行系統效率低下，這影響了作品順利地推向市場，嚴重制約著中國圖書版權貿易的發展。

2．相關產業與支撐性產業

圖書版權貿易的相關產業是指與出版有關的產業，例如版權、圖書館業、運輸服務業以及零售批發等，這些產業通過圖書版權貿易的產業鏈，間接對出版業和圖書版權貿易的國際競爭力產生影響。其中的版權是我國相關產業中較薄弱的產業之一。我國的版權制度產生得比較晚，直到1988年，我國第一家版權機構才成立，到目前為止，我國經批準成立的版權機構只有28家，相比美國的600多家版權機構來說，無論在人員配備，還是規模數量，我國的版權機構都相形見絀。圖書版權貿易的支撐性產業主要指出版印刷設備供應商、作者隊伍等產業。其中，作者隊伍則是重中之重。我國的作者隊伍在人數上、結構上與發達國家相比尚有不足，這也制約著產業的競爭力。

3.國內需求條件

國內需求對于圖書版權產業競爭優勢的影響十分明顯，第一，國內需求決定產業在本國國內的市場發展空間。第二，國內需求的方向和層次有助于本國圖書版權產業開發創新處于國際版權產業的前沿。第三，國內市場需求與國際市場需求的重疊也將影響圖書版權貿易的發展。但是我國的國內需求與高速發展的經濟相比則稍遜一籌，表現出由于城鄉、東部與中西部地區以及貧富的巨大差距，導致國內對于文化產品的消費和需求的不平衡，文化產品的消費過度集中在極少數富有群體，人數較多的普通群體對文化產品的需求程度則非常低。致使文化消費結構非常不合理，國內開發原創的文化產品動力不足，繼而在某種程度上導致國內圖書產品整體質量較低，可供輸出的優質原創性圖書嚴重缺乏，最終導致我國圖書產品整體競爭力低下。

4.企業的結構、戰略和競爭

在西方發達國家，企業進入圖書版權行業十分便捷，自由競爭環境良好，圖書版權產業一直處于健康發展的良好狀態。進入21世紀以后，圖書版權產業競爭加劇，國際上許多出版企業通過聯合和并購迅速發展成大型的出版集團，公司內貿易的開展也愈來愈頻繁，整個集團的競爭力迅速提升。然而我國的圖書版權產業進入壁壘較高，存在嚴重的行政壟斷問題。因此，出版企業依靠這種行政壟斷，就可以輕易獲得高額利潤，導致競爭壓力不足，缺乏創新的動力。進入21世紀后，為了適應國際競爭，我國也成立了很多出版產業集團，但其中不少出版企業是通過行政“拉郎配”組成的，不少集團不僅“集而不團”，甚至產生了內耗現象，對競爭力的提高反而起了負面作用。總之，中國行政壟斷問題嚴重，出版業缺乏競爭、創新的壓力，嚴重影響著我國圖書版權貿易的國際競爭力。

5.政府的行為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