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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文案范文1

據《聯商網》了解，張文中案是在全面依法治國、加強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保護的大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再審的涉產權和企業家冤錯案件的第一案。

物美創始人張文中詐騙案再審

張文中系民營企業物美集團創始人，中國民族零售的發起人之一。

2007年12月25日，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檢察院向衡水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指控張文中犯詐騙罪、單位行賄罪、挪用資金罪。2009年3月張文中被法院以詐騙罪、單位行賄罪、挪用資金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服刑期間兩次減刑。

2013年2月刑滿釋放后，張文中向河北高院提出申訴，2015年12月河北高院駁回申訴。2016年10月，張文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訴。最高人民法 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再審決定，提審本案，并依法組成五人合議庭，于2018年2月12日公開開庭進行審理。直至今天正式宣布再審結果。

回顧張文中案經過

2007年12月25日，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張文中犯詐騙罪、單位行賄罪、挪用公款罪，向河北省衡水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2008年10月9日，河北省衡水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張文中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犯單位行賄罪，判處有 期徒刑三年;犯挪用資金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宣判后，張文中提出上訴。

2009年3月30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維持一審判決對張文中單位行賄罪、挪用資金罪的定罪量刑和詐騙罪的定罪部分;認定張文中犯詐騙 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與其所犯單位行賄罪、挪用資金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原判生效后，原 審被告人張文中先后向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訴。

2017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決定依法提審原審被告人張文中詐騙、單位行賄、挪用資金一案。根據法律規定和該案具體情況，合議庭決定擇期宣判。

五一假期文案范文2

厲青樺2004年從廣州大學畢業時,大學生就業難狀況已初現端倪。與同學相比,厲青樺感到壓力更大。她的老家在粵西北連州山區農村,父母都是農民,父母為了供她讀書欠下了近4萬元的債務。這筆錢對于一個農家來說,無疑是天文數字。厲青樺畢業后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想幫家里盡快把債務還上。

厲青樺在廣州找了一個多月工作,也沒找到合適的崗位。憑她身上的那點錢,只能寄居在女老鄉租住的房子里。

白天拼命參加招聘會、寄應聘信,發電子郵件,繼而參加面試,有點空就幫老鄉打掃衛生、做飯。2004年10月,經過多次面試,她成為一家廣告公司的策劃文案。該公司效益好,待遇也可以。僅僅一個月后,在厲青樺即將花光身上的最后一分錢時,她過了試用期,拿到了試用期工資1800元,其后她的月薪是每月3000元。

很快,新的壓力來了,那就是工作壓力。作為一個應屆畢業生,每月3000元的薪水可不是好拿的,要按時上班打卡,要加班,要不斷想出新點子,要寫文案,要參加內部培訓,甚至還要上街派發宣傳單。還債壓力,加上工作壓力,讓厲青樺處在了新的緊張狀態中。由于連續加班,厲青樺一度患上了神經衰弱,晚上失眠,白天頭暈,頭發掉得厲害。她擔心自己的身體會垮掉。

根據以前的生存體驗,厲青樺知道,越是壓力大,就越是要主動減壓。根據她的觀察,每個人壓力都很大,每個人都在減壓。只不過有些人的減壓方式是泡酒吧、抽煙酗酒、打麻將斗地主,她認為這是不健康的;有些人則是跑步、爬山、打太極拳,或是聚在一起交流嬉鬧,她認為這是健康的。

在健康的減壓方式與不健康的減壓方式之間,是不是蘊藏著減壓商機呢?厲青樺從這時起開始仔細考慮通過減壓項目賺錢的事。

兼職創業,“減壓交友”受歡迎

厲青樺一向謙恭待人,人緣好,她與許多同事都成了好朋友。每逢周末,她會與年齡相仿的同事們小聚,有時三五人,有時十來人,或去爬山,或去免費公園游玩,或在空地上嬉鬧。大家都想著法子讓自己開心,讓別人也放松。在朋友們一起健康地玩樂,是最好的減壓方式,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信任,彼此間信任感越強,就玩得越像模像樣。這是厲青樺的切身感受。

厲青樺不再滿足于自己和同事們玩,而是通過網絡發帖、QQ群等形式,以“減壓交友”的名義吸引更多的人一起玩。但許多人一起出去游玩,總要吃東西、喝飲料,還有路費,進入某些地方還要買門票。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厲青樺提出了每人交費20元的方式,這點錢能玩個開心,還能交到朋友,大家都不在乎。結果50多人一次玩下來,厲青樺竟有了200多元的盈余。正是這一點余款,讓厲青樺堅定繼續做“減壓交友”項目的決心。

為了節省成本,降低交通費,厲青樺曾經將減壓交友活動安排在市中心公共場所,但受到保安阻止。此后厲青樺利用業余時間,先后到天河公園、越秀公園、東風公園,甚至是番禺的長隆歡樂世界等地聯系場地。這幾個地點的負責人都認為,厲青樺組織的活動健康又安全,值得鼓勵,又能給他們增加人氣、帶來收入,因此都同意了。

厲青樺從此有了相對固定的減壓交友活動場所,她一邊上班,一邊利用周末和節假日舉辦活動,規模越來越大。而幾乎每次活動,她都會小有收入,少則一兩百元,多則五六百元,一個月總有一千多元收入。她認為賺錢多少還在其次,最關鍵的她自己也能從中減壓,并交到更多的朋友。

這種一邊上班一邊搞“減壓交友”的狀態,持續了一年多。她更多地思考了“減壓交友”這個項目,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社會上每個人壓力都很大,白領有壓力,家庭主婦有壓力,公務員有壓力,甚至上學的孩子、大公司的老板都有壓力。會減壓,才能更好地抵抗壓力。如果只承受壓力而不去減壓,人可能會“變態”,甚至會去傷害別人,“減壓交友”項目是大有前景的。

“減壓交友”創業,順應潮流生意好

2007年10月,厲青樺的3年工作合同到期,公司沒有續簽,她就順勢嘗試著搞起了“減壓交友”的創業項目。在她的計劃中,項目主要利用周末、節假日、寒暑假進行,分別針對不同的人群。周末減壓交友主要面向上班族、白領,寒暑假主要面向中學生和大學生,各類節日則根據節日內涵面向不同的人群,如情人節面向年輕戀人,母親節面向媽媽們,甚至春節也可搞小活動,面向不能回家過年的外來工等……

2008年1月1日,面向高收入白領的“新年空中大減壓”活動在長隆歡樂世界舉辦了。每位參加者交費200元,包括門票和其他各項費用,減壓內容則包括過山車之王垂直過山車、超級大擺錘、十環過山車等。當時參加活動的有200多人。其中有一位是報社的記者。作為組織者,厲青樺與記者閑聊,問他對這次活動的感覺如何。記者說:“活動挺火爆的,但形式上還是單調了點,你們以后有沒有更獨特、更有吸引眼球的活動?”

厲青樺說:“有啊,多米諾骨牌,我準備在五一節前舉行。我認為五一勞動節,本質上是減壓節,為勞動者減壓!”厲青樺解釋了什么是多米諾骨牌、怎樣玩等等。記者說:“這個好,太新奇了,我們報紙可以做事前宣傳和事后報道,跟你一起搞這個活動。”

有了媒體的參與,“減壓交友”活動可以搞得很大。搞大型活動,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問題,要是出一次事故,以前的努力就全部泡湯了。厲青樺意識到了這一點,并為此專門詳細研究、考慮了大型活動的安全問題。在仔細考慮的基礎上,她得出了幾條解決問題的辦法:第一,人多的時候,要分組、按時段舉行,避免大量人流造成事故;第二,類似“多米諾骨牌”這樣的活動,人群不應排成一個直行,而應排成計劃好的曲線,這樣人們倒下時可以避免多重擠壓,而且場面更美觀;第三,應進行事前演示,讓參加者有心理準備,了解規則和可能發生的問題,這樣就能避免出現驚惶失措的現象;第四,要讓參加者事前將自己身上的金屬物品取出來統一存放,女士在現場必須脫掉高跟鞋。

順勢推出團隊減壓套餐

2008年五一節,600多名白領齊聚長隆歡樂世界,厲青樺組織的“多米諾骨牌”別開生面的開始了。厲青樺首先進行了示范演練,向白領們傳授活動技巧和要訣。演練完畢,厲青樺一聲令下,100多人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依次向前,后人趴著前人,安全有序地按照預定好的圖形順次倒下……活動成功了。

2008年6月10日,是高考接受后的第一天,減壓活動的主題也相應定為了“甩開考試,快樂減壓”。100多名高考畢業生前來參加活動。他們將代表著考試的考卷拋向天空,寓意著拋開考試,拋開壓力,快樂減壓!

2009年3月8日國際勞動婦女節,厲青樺為女士們舉辦了減壓專場。

五一假期文案范文3

[基本案情]李某原為南京某裝飾公司的司機，后離職。2013年4月28日晚，李某趁單位五一勞動節放假，無人值守之機，利用其在單位工作期間偷配的汽車鑰匙將單位的一輛銀灰色北京現代牌轎車（價值人民幣80000元）開走，并使用該轎車到外地進行走親訪友等活動，后被公司發現，公安機關經技術偵查，在外省將李某抓獲。經審訊，李某對其偷開單位車輛的事實供認不諱，但其辯稱，自己只是想趁單位五一放假期間不備，偷開汽車用用，并在用完之后再將汽車偷偷歸還給單位，并沒有想把轎車占為己有。并且，其還交代了曾以相同的方式在2013年春節期間偷開單位車輛并歸還的事實，該事實已經查明。

一、“使用盜竊”問題的提出

對李某行為的定性，司法實務界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盜竊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為人意欲永久性地剝奪對方對財物的占有而不歸還的意思，“如果對某種財物未經物主同意，暫時挪用或借用，無非法占有目的，用后準備歸還的，不能構成盜竊罪”。[1]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并無永久占有汽車的目的，其相關辯解亦具有合理性，因此，李某的行為不構成盜竊罪。另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刑法在盜竊罪條文中并沒有規定“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沒有要求行為人需具有永久性占有的意思，只要行為人在客觀上能夠排除財物所有人對財物的占有、控制和使用即可，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李某已經在事實上排除了權利人對財物的占有，因此構成了盜竊罪。

二、對盜竊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要件之思考

圍繞該問題而出現的不同見解其實牽涉到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即“使用盜竊”行為是否構成我國刑法意義上的盜竊罪，也就是說，在行為人轉移為他人所占有的數額較大的財物之時，其主觀上存有返還的意思而非“非法占有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否認定行為人的行為屬于盜竊罪。

盜竊罪被規定在我國刑法第264條，采用的是簡單罪狀，其內涵一般被解釋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他人占有的數額較大的財物…”，[2]或者“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3]等等，在通行的刑法理論中均把“非法占有目的”作為盜竊罪的構成要件之一。因此，我們在對盜竊罪的理解中，就不可避免地需要首先明確盜竊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內涵是什么？其存在的依據又是什么？

（一）“非法占有目的”之內涵

通說認為，盜竊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一般是指行為人明知是公共的或他人的財物，而意圖把它非法轉歸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或者說“行為人排除權利人對財物的合法控制，并以自己所有之意識對所占有的財物進行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其由排除意思與利用意思兩個方面構成，“單純侵害占有的意思還不夠，還必須具有作為所有權者進行處分的意思”，[4]它需要行為人形成對財物事實上排除他人占有的支配狀態。

在“使用盜竊”行為中，行為人在客觀上造成了被害人對財物的失控狀態，該點并無異議，但盜用行為是否永久性地排除了權利人對財物的控制便不無疑問。盜竊他人財物并使用，其指向性比較單一，而“非法占有目的”則是指行為人所具有的，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非法控制他人財物的目的，盜用行為當然地在一定程度上危及或曰妨害了權利人對財物的占有和由此可能產生的一系列收益，然而行為人如果并沒有排除權利人對財物占有的主觀目的，對此，我們是否可以以“短暫的占有亦屬于盜竊罪中的占有”為由進而認定其構成盜竊罪呢？筆者認為該觀點并不妥當。

（二）在盜竊罪中保留“非法占有目的”之意義

我國刑法學界的理論通說認為，在盜竊罪的責任要素中除需要故意外，還需要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亦即“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5]盜竊罪中的主觀故意是指行為人認識到其盜竊的對象是為他人所有或占有的財物，而“非法占有目的”則包括為自己或者第三人所有。然而也有些學者認為，“非法占有目的”已經為盜竊罪的主觀方面的故意所包含，“使用盜竊”行為無法從主觀上區分是否可罰，而關鍵是要看其社會危害程度是否嚴重，[6] 因此，盜竊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并無存在的必要。

然而筆者認為，首先，刑法上的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故意只是行為人對結果的一種態度，而難以包含行為人在占有財物時的主觀目的，亦即“目的雖是犯罪構成主觀方面的要素，但并非犯罪故意的具體內容”，[7]將“非法占有目的”規定為盜竊罪的構成要件之一，也為了更好地區分各個犯罪，否則如故意毀壞財物罪與盜竊罪之間又當如何區分呢？其次，犯罪的構成要件有成文的構成要件要素和不成文的構成要件要素兩種，“根據構成要件要素的實質與機能，如果某種要素對于說明行為的法益侵害性與主觀罪過性具有重要意義，需要通過該要素來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那么，該要素就應當成為構成要件要素”，[8]保留盜竊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對于區分行為人在行為之時的不同主觀意圖進而根據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去對行為人進行罰當其罪的處罰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應當將該要件予以保留，從而使其成為指導我們區分罪名時的工具。

三、對與“使用盜竊”行為相關司法解釋之解讀

其實“使用盜竊”行為在現實生活中屢見不鮮，司法解釋對此也有相關規定，然而筆者認為，2013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共同出臺的《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并沒有很好地解決“使用盜竊”行為是否構成盜竊罪的問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刻意地回避了這一問題。

該司法解釋第10條共羅列了“偷開他人機動車”在三種不同情形下該如何處理的相關規定，然而唯獨沒有規定“偷開機動車，并將機動車送回的”該如何處理，而是在該解釋中第10條第1款中規定了具有“客觀歸罪”意味的“偷開機動車，導致車輛丟失的，以盜竊罪定罪處罰”的相關條文。在該解釋第10條第3款還規定，“為實施其他犯罪，偷開機動車作為犯罪工具使用后非法占有車輛，或者將車輛遺棄導致丟失的，以盜竊罪和其他犯罪數罪并罰；將車輛送回未造成丟失的，按照其所實施的其他犯罪從重處罰”，由于該條款與“使用盜竊”的行為方式在客觀上較為相似，并且司法解釋權也是從屬于立法精神的產物。因此，筆者認為可以參照該司法解釋的相關精神對“使用盜竊”行為予以分析。

首先，對該條款的后半部分，基于文意上的連續性，應當這樣理解“為實施其他犯罪，偷開機動車作為犯罪工具，將車輛送回未造成丟失的，按照其所實施的其他犯罪處理”，根據反義解釋，行為人的這一盜用行為應當不構成刑法上的犯罪，不然司法解釋就應規定“以其所犯之罪（盜竊罪）與其所實施的其他犯罪實行數罪并罰”了。其次，根據上述解釋，行為人為了實施犯罪行為而偷開機動車作為犯罪工具，事后將偷開的機動車送回的尚且不構成犯罪，“舉重以明輕”，行為人為“練習開車、游樂”等目的而偷開他人機動車，其主觀上的惡性更小，其行為的可譴責性更低，因此，在“使用盜竊”行為中，行為人在使用機動車之后“將車輛送回未造成丟失的”，也應作無罪化的處理。

其實，早在199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1998]4號）第12條第4款中已有了“偶爾偷開機動車輛，情節輕微的，可以不認為是犯罪”的相關規定，然而該條規定在新的司法解釋中并無相應的體現，雖然該司法解釋現已被新的司法解釋所廢止，但是在新的司法解釋對“使用盜竊”問題未有相關規定的情況下，在這份已被廢止的司法解釋中所體現出的立法精神對于指導我們理解“使用盜竊”問題仍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

四、以行政與刑事處罰之界限的視角探究“使用盜竊”問題

我國法律對廣義糾紛之處理，分為民事、行政和刑事三種方式，其中民事糾紛的處理屬于公民私權范圍，而行政和刑事糾紛的處理則屬于國家公權力的運用。關于行政與刑事處罰之界限，有學者指出“行政違法性是第一層次判斷，刑事違法性是第二層次判斷。第二層次判斷依賴于第一層次的判斷，但是經過第一層次判斷而得出的肯定結論，并不能直接推導出第二層次的結論”，[9]因此我們對于一個行為的分析應優先適用行政法上的規定，只有在對一個行為動用其他手段都不能予以解決的情況下，才考慮動用刑罰這一最后的手段來予以規制，這也即為刑法的“最后性”或者說“謙抑性”。

由于我國實行的是刑罰、勞動教養和治安處罰三級制裁體系，其中的勞動教養和治安處罰屬于行政性處罰，而刑罰則是一種司法性處罰。行政違法責任的目的在于恢復社會的外部管理秩序，這種評價往往著眼于行為人的“客觀違法”，而刑事處罰則著眼于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是基于主客觀要素而對行為人進行的一種人格評價。[10]因此，只有當一個行為不僅具有客觀違法性，而且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也較大的情況下，才具有動用刑罰權之必要。按照上述觀點來理解“使用盜竊”行為，我們不難發現，其實早在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第24條第5款就規定了“偷開他人機動車輛的”，處“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罰款或者警告”，在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中也在該法第64條第1款保留了該項規定，“偷開他人機動車的”，處“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處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款”。

因此，在“偷開他人機動車”作為一種妨害社會管理的行為而被治安處罰所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其社會危害性是否達到了動用刑罰處罰的嚴重程度呢？行為人未經他人允許偷開他人車輛進行游樂等活動，其行為在客觀上妨害了正常的社會管理秩序，符合“客觀違法性”，然而行為人主觀上卻并無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其并不具有值得刑法處罰的“人身危險性”。

五、結語

其實，在日本和德國等大陸法系國家都有將“使用盜竊”行為作為一種單獨的犯罪而在刑法中設置專門的罪行條款，英美法系國家也有類似的規定，[11]誠然，“使用盜竊”行為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社會危害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已經達到了需動用刑法來對行為人進行否定性評價的程度。然而筆者認為，“罪刑法定”才是刑法的生命，它是防止公權力濫用，進而保障國民人權的最后一道防線，在我國現行刑法理論關于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沒有修改之前，“使用盜竊”行為因不符合盜竊罪的定義而不具有刑事違法性，在該行為已被行政處罰法規所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我們就應堅守法律的底線，而不應為了讓“使用盜竊”行為入罪而對盜竊罪的構成要件做不適當的擴大化解釋。

注釋：

[1]張軍主編：《刑法及其配套規定新釋新解（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3頁。

[2]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73頁。

[3]同注[1]，第1038頁。

[4]張明楷：《論財產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載《法商研究》2005年第5期。

[5]同注[1]，第1042頁。

[6]劉明祥：《刑法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載《法學研究》2000年第2期；尹曉靜：《財產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之否定――“侵害占有、建立占有”客觀分析之提倡》，載《政治與法律》2011年第11期。

[7]桂亞勝：《目的犯之目的爭議研究》，載《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8]同注[4]。

[9]時延安：《行政處罰權與刑罰權的糾葛及其厘清》，載《東方法學》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