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過度消費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fā)你的文章創(chuàng)作靈感，歡迎閱讀。

過度消費范文1

《無間道》里面，也有句名言：“出來混，總要還的。”

“一到月底的時候，我就會整理一下自己一個月的消費記錄，盤算一下是全部還清還是只能還最低還款額。”在某傳媒公司工作的尹瑤說，她現在的生活有點金錢上的壓力，原因就是欠了太多的卡賬，“第一次的透支消費是為了買洗衣機，第二次是買了個相機，當時還認為從此告別了缺錢度日的噩夢。”這導致沒有理財觀念的她欠下了幾千元的卡賬。

在銀行還完了最后一筆信用卡欠款的某高校教師李娟打來電話，說她前幾天剛還完了所欠銀行的錢。從銀行的大門中走出來的那一刻，她“感到一身的輕松。”因為，她終于擺脫了近半年來讓她身心疲憊的“卡奴”生活。“剛才，我把最后一筆欠款還完后，就立刻把卡報停了，這半年真是折磨死我了!”她說。

隨著“用明天的錢做今天的事”的觀念逐漸普及，信用卡透支已經成為了很多年輕人生活中習以為常的行為。這種觀念多是有“未來有穩(wěn)定的收入，職業(yè)生涯不斷上升”做基礎，但一個潛在的危險是，這部分人群的抵抗風險能力并不高，一旦發(fā)生大的生活變故就很可能帶來金融風險。

有研究表明，在同等情況下，刷卡的消費者比用現金支付的消費者購物時往往要多開支五分之一左右，且經常要超過自身的經濟能力。在英國，信用卡危機已經引起了政府關注，要求信用卡的廣告一律要注明“這東西等于火中取栗”等類似于香煙廣告中的警示語。

從實際情況看，現在大多數持卡人都是較為理性的。但看看身邊日漸龐大的“月光族”隊伍，以及滿眼皆是的“負翁”們，這種“提前型消費”已經開始在我們身邊逐漸普及了。如何更好地使用信用卡已經成為了擺在每個“卡民”面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卡奴”一詞最先源于臺灣，臺灣地區(qū)金融主管部門將無力償還銀行最低還款額，且連續(xù)3個月未能還款的人定義為“卡奴”。在大陸，如果透支超出還款能力，除了信用受損外，還會因延遲還款而帶出滯納金、罰息等額外支出，從而使本已難以還清的債務越滾越多。因此，從理智的角度來說，持卡人應對當期消費進行自我控制，避免使自己陷入到“卡奴”的生活中。

中國國內發(fā)行的信用卡按年齡、薪酬等不同層次主要劃分為三類，不同的人群應該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來辦理相應類別的信用卡。

普通卡的發(fā)卡目標主要為工薪階層，由于工薪階層收入、理財水平不高，因此普通卡的透支額度較低。這類消費者不宜經常性透支，應有計劃、有限度地使用銀行提供的信用額度，合理消費。

金卡的使用者一般為有較高收入、熱衷于追逐時尚潮流的白領。持卡人因擁有較高的資產證明和理財能力，因此在享受金卡帶來的積分回饋之余，通常會將信用卡作為融資工具，充分利用免息還款期透支信用卡提供的信用額度，購買基金或通過網絡購物實現套期獲利。

作為直接定位于高端用戶的白金卡，不僅能提供6位甚至更多位數的信用額度，還會提供意外入院醫(yī)療保險及全球緊急支援等服務。其持卡人更多是將高額信用額度用作投資資金周轉，以便于后續(xù)資金流的運作。而銀行也會通過資深理財顧問對客戶的信用額度使用提供支出分析、支出管理等，以降低客戶的資金調度成本，提升盈利空間。

理財專家建議，首先不要隨意申領信用卡，不要因為追趕時髦或者替朋友幫忙而使自己手中掌握過多的信用卡，因為即使你的信用卡沒有激活銀行也要收取數額不等的年費。同時要根據自己的消費計劃、承受能力和購買力，來確定所持有信用卡的總額度。其次，盡量避免用信用卡提取現金。 然而，伴隨著銀行卡產業(yè)的高速增長，各類銀行卡犯罪也相伴而生，并且銀行卡犯罪實施過程更為隱蔽，手法不斷翻新。近期，信用卡套現、偽卡欺詐、ATM資金詐騙、短信和電話轉賬等風險案件頻頻見諸國內各大媒體。

2009年3月27日，北京朝陽區(qū)法院審理一宗偽造信用卡套錢詐騙案，犯罪嫌疑人白某稱，自己在廣東等地購買了磁卡數據采集器、讀寫卡器、空白磁卡等工具。借給客戶結賬之機，用磁卡數據采集器刷走對方信用卡信息。 沒有丟失過銀行卡，同樣可能被盜刷。廣東某地農業(yè)銀行4位儲戶在同一天被盜刷90余萬元。專家認為，這樣的案例頻發(fā)，首先和國內銀行卡太易復制有關。國內銀行卡均是磁條卡，而非更安全的IC卡。其次，和銀行后臺對賬戶管理不夠嚴密也有關系，使“克隆卡”蒙混過關。還與ATM機等銀行產品安全監(jiān)測不夠完善有關。為此，日前中國人民銀行、銀監(jiān)會、公安部、工商總局等四部委近日聯合《關于加強銀行卡安全管理預防和打擊銀行卡犯罪的通知》，要求央行應會同公安部，協調兩部門及各商業(yè)銀行、中國銀聯的力量和資源，共同成立聯合整治銀行卡違法犯罪辦公室。并首次明確，持卡人開通電話轉賬、ATM轉賬的，每日每卡轉出金額不得超過5萬元；未采用數字證書、電子簽名等安全認證方式的持卡人，其網上轉賬單筆金額不應超過1000元，每日累計轉賬金額不得超過5000元。

信用卡高風險高收益的特性，使得四大國有銀行和12家股份銀行對信用卡業(yè)務是傾情投入，國內信用卡業(yè)務一度呈現“井噴式”的增長態(tài)勢。發(fā)卡數量是增長了，各銀行市場份額也占了一些，但問題也隨之來了。

銀行提起的信用卡訴訟一般包括兩類：一種是惡意透支，持卡人打從辦卡起就可能不打算還款；另一種是無力還款。對于后者，如果說是因為對個人的風險預估準備不足，還情有可原：那么對于前者，僅憑一句對個人資料的審查不周那也未免太敷衍了。

實際上，今天國內出現的信用卡訴訟膨脹之勢，與發(fā)卡行自身有很大關系。為了擺脫對吃存貸差這種傳統(tǒng)業(yè)務的依賴，各銀行不約而同地看中了信用卡這塊令人眼饞的“肥肉”。為了搶占市場，各銀行更是拼命地跑馬圈地，無形之中放松了對辦卡人的身份審查和信用評估。

隨著競爭的激烈，有的銀行干脆實行制，將信用卡發(fā)行業(yè)務外包給一些公司。為了多攬業(yè)務，這些公司又“長”出許多二級、三級公司。本來按照與銀行的約定，商要承擔初步核查申請者資料的工作。但業(yè)務員為了跑“量”而多拿提成，實際做法卻相當簡單：申請者提供身份證、收入證明等的復印件，核查時只需打個電話和對方確認信息即可。審核走了過場，當然會有不少漏洞可鉆。

信用卡業(yè)務本來是各大銀行力拓的零售中間業(yè)務之一，何曾想到，這塊“肥肉”尚未吃好，卻被那些惡意透支者和無力還款人士“卡”住了自己。頻繁的訴訟不僅搞得一些銀行焦頭爛額，成本增加；更重要的是，因持卡人無力還款而導致的呆壞賬風險正逐步加大，而目前國內的金融環(huán)境對此風險能否有效防范還很難講。

過度消費范文2

關鍵詞：不同收入水平；居民消費；過度敏感性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4YJC790143）；揚州大學研究生科創(chuàng)基金

中圖分類號：F713.5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10月24日

一、引言

近幾年，我國居民的消費需求日益呈現出疲軟之勢，中國的消費率（最終消費支出占當年GDP的比率）從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3年的49.8%，并且低于巴西、印度、南非以及俄羅斯等典型發(fā)展中國家的消費率。由此可見，有效需求不足已是目前我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的重要問題，那么如何刺激居民消費并保持其穩(wěn)步增長成為了國家和學術界關注的話題。“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努力擴大消費需求，發(fā)揮好消費的基礎作用，順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趨勢，完善消費政策，改善消費環(huán)境，不斷釋放消費潛力，促進經濟增長。此外，學術界對于居民消費不足的問題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很多學者基于絕對收入假說（Keynes，1936）、相對收入假說（Duesenberry，1949）、持久收入假說（Friedman，1957）等經典經濟學的消費理論，提出了刺激消費要提高居民收入、降低利率、構建社會保障體系等（陳中新，2011）。還有些學者在借鑒經典消費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從居民收入的分配政策（劉國光，2002；劉欽國，2007）、消費信貸環(huán)境（陳中新，2011）、收入的不確定性（許桂華，2013）、消費者行為（萬廣華等，2001）等多方面對我國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內需不足及其原因進行了深入的探究，提出要發(fā)揮稅收調節(jié)作用，縮小貧富差距，完善信貸消費體系，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等政策建議。此外，更多的學者認為，居民的消費對收入尤其是本期收入的變動反應更為敏感，因而由謹慎消費心理而造成的消費過度敏感性是近年來制約我國消費需求增長的重要因素。國內外學者相關的理論研究及其建議，為完善經濟理論、推動經濟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目前的研究還主要集中在居民總體消費的過度敏感性方面，針對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費過度敏感性的研究相對較少。因此，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費過度敏感性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本文將對國內外與該課題研究相關的成果進行綜述。

二、消費過度敏感性研究的基礎理論

多年來，國內外的經濟學家一直都非常重視居民的消費問題，尤其對居民的消費與其收入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提出了相對比較成熟的理論。Keynes（1936）提出了絕對收入假說，認為消費與當期收入水平之間存在函數關系，消費與當期收入同方向變動。此外，絕對收入假說在解釋計劃經濟時期的消費者行為方面效果很好（臧旭恒，1994）。隨后，庫茲涅茨（1942）研究發(fā)現，消費與收入總是維持在一個固定比率，平均消費傾向相當穩(wěn)定，總是在0.84與0.89之間徘徊，這就是“庫茲涅茨反論”。在此之后，很多新的消費理論應運而生。相對收入假說認為，消費受當期收入水平的影響，同時過去的消費習慣以及周圍其他人的消費行為也會影響著消費決定（Duesenberry，1949）。

自二戰(zhàn)以來，作為西方研究消費者行為主流理論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說”（簡稱LC-PIH）指出，消費依賴于居民的持久收入而不是當期收入，其中持久收入是指跨期一生收入的平均值，因而消費的變化是可以預測的（Modigliani，1954；Brumberg，1954；Friedman，1957）。然而，將理性預期方法與消費行為理論相結合的隨機游走假說認為，消費的變化是無法預測的，消費的預期增長率與個人收入的預期增長率無關，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對消費沒有影響（Hall，1978）。此外，Hall提出的理性預期持久收入理論（REPIH）表明，本期消費只與前期消費有關，其他任何變量都無法解釋或預測消費。Zelds（1989）、Caballero（1990）運用預防性儲蓄假說詮釋了消費的過度敏感性。Carroll（2006）提出，在確定性情況下居民消費的最優(yōu)化行為取決于其一生的總收入，而在不確定性情況下其最優(yōu)化行為通常追隨收入曲線同步波動。

三、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費過度敏感性計量研究

國內外學者對于消費與當期收入關系的研究并沒有產生過大的分歧，大多數的研究結果都表明：消費對收入是過度敏感的，即消費與當期收入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Flavin（1981）對相關數據進行研究分析，最早發(fā)現了消費與同期收入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并把它稱為消費對收入的“過度敏感性”。Johnson（1983）利用澳大利亞的數據做了定量研究，也發(fā)現了消費對收入存在“過度敏感性”（Daly，1981；Hadjimatheou，1981；坎貝爾，1989；曼昆，1989；Muellbauer，1983；Cuddington，1982；Rod Alessie，1997；Tullio Jappelli，2000；Annamaria Lusardi，1997；Luigi Pistaferri，2000）。駱祚炎（2010）、尹光霞（2011）等通過研究居民的收入結構、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等對居民消費產生的影響，證明了居民消費存在過度敏感性。Deng and Jin（2008）使用時間序列數據，采用“λ假說”檢驗，提出我國城鎮(zhèn)居民對其當期收入是過度敏感的。而同樣地，我國農村居民消費也存在著過度敏感性（金曉彤，2002；隋艷穎、夏曉平，2009；高夢滔、畢嵐嵐，2010；張邦科、鄧勝梁，2012）。艾春榮、汪偉（2008）研究發(fā)現，我國城鄉(xiāng)居民消費變動對預期收入的變動呈現出過度敏感。然而，賀京同、霍焰、程啟超等（2007）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來探究我國居民的消費行為，指出：行為因素會影響居民的消費，從而使我國居民消費對收入的敏感性并不強，具有平滑性。

在分析過度敏感性方面，學者采用的分析方法相似。一種是通過理論模型來分析過度敏感性。王合緒、夏陽（2000）使用固定系數模型，隋艷穎、夏曉平（2009）和孫鳳（2002）等采用協整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的方法分析了居民消費的過度敏感性特征，消費與收入具有協整關系，但是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韓立巖，1998；杭斌，2001；趙文奇，1996）。劉欽國（2007）按照收入的多少將城鎮(zhèn)居民家庭進行分組，宋冬林、金曉彤、劉金葉（2003）運用狀態(tài)空間模型和可變參數模型對城鎮(zhèn)居民消費的過度敏感性進行了實證檢驗和經驗分析，發(fā)現在不同收入層之間，消費敏感性呈“W”形分布。高月梅（2011）采用可變系數的Panel Data模型對農村居民消費的過度敏感程度進行了實證檢驗，發(fā)現農村居民消費對本期收入存在顯著的過度敏感性，且不同區(qū)域的農村居民消費過度敏感性程度不同，具有明顯的區(qū)域差異。另一種是通過研究相關系數來分析消費過度敏感性。Campbell和Mankiw（1991）提出了“過度敏感系數”，并且對美國1948～1985年的宏觀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發(fā)現美國居民的消費敏感系數在0.4～0.5之間。杭斌和申春蘭（2004）通過構造狀態(tài)空間模型，周建（2005）采用變參分析的方法探究了我國城鄉(xiāng)居民消費過度敏感系數的情況，發(fā)現消費敏感系數較穩(wěn)定。還有一些學者探究了相對謹慎系數，李勇輝、溫嬌秀（2005）測算出我國城鎮(zhèn)居民的相對謹慎系數是5.0271，而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2008）發(fā)現我國農村居民的相對謹慎系數為11.53。張安全（2012）運用面板數據研究得出，農村居民的相對謹慎系數約為6.4，而城鎮(zhèn)居民的相對謹慎系數則為12.3。還有一種是將城鎮(zhèn)和農村居民的消費過度敏感性進行比較分析。張邦科等（2012）通過假說檢驗表明，我國城鎮(zhèn)和農村居民的消費對當期收入都是過度敏感的。王芳（2007）利用Panel Data模型研究發(fā)現，我國城鎮(zhèn)不同收入階層居民的消費都存在過度敏感性，并且呈現倒“草帽”型分布形態(tài)。李凌、王翔（2009）研究表明，城鎮(zhèn)和農村居民消費的過度敏感性反應的對稱性是不一樣的。此外，李凌等（2009）通過省際動態(tài)面板數據研究，發(fā)現我國城鎮(zhèn)居民的消費過度敏感性高于農村居民，而非耐用品支出的消費過度敏感性低于農村居民。張艾蓮、劉柏（2013）則提出，居民消費過度敏感性體現了居民消費與當期收入的關聯度，城鎮(zhèn)居民消費的過度敏感性高于農村居民，消費的短視行為比較明顯，消費行為過于謹慎。

四、不同收入群體消費過度敏感性的原因

（一）不確定性對消費過度敏感性的影響。不確定性主要是指未來收入和預期消費支出的不確定。國內外學者對不確定性如何影響消費過度敏感性這一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他們普遍認為不確定性會使消費過度敏感性增強。在不確定性影響消費者謹慎性的程度方面，Madsen和McAleer（2000）提出不確定性是導致消費者偏離LC/PIH假說的一個重要原因，居民對于未來的不確定性已經成為了決定消費如何變化的重要因素（萬廣華、張茵、牛建高，2001）。當居民面臨的收入或消費支出不確定性增強時，消費者變得更加謹慎，預防性儲蓄將會增加，從而消費對當期收入更加敏感，即消費的過度敏感性增強（Blanchard、Fischer，1989；Leland，1968；孫鳳，2001）。臧旭恒、裴春霞（2004）認為，未來不確定性的程度與消費者的謹慎動機的強度密切相關。周少杰（2010），杜宇瑋、劉東皇（2011）利用相關數據分析，發(fā)現無論從我國總體還是分城鎮(zhèn)和農村來看，我國居民都具有較強的預防性儲蓄動機。李輝、徐會奇（2011）通過實證研究也發(fā)現，我國居民消費決策具有預防性儲蓄的特征，并且城鎮(zhèn)居民和農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存在異質性。此外，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會影響我國居民的儲蓄，是抑制城鎮(zhèn)居民消費的因素之一，而農村居民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比城鎮(zhèn)居民更高（樊瀟彥、袁志剛、萬廣華，2007；王輝、張東輝，2010）。

（二）流動性約束對消費過度敏感性的影響。有一種觀點是將λ作為受流動性約束的消費者所占比例。信貸市場不發(fā)達、失業(yè)等會使部分消費者受到信貸的約束，從而無法實現消費在各個時期的最優(yōu)分配。Zelds（1989）、Deaton（1992）深入研究了流動性約束與消費行為的關系，提出信貸約束會降低居民的消費水平，并且使得消費對同期收入更加敏感。Flavin（1981）對美國的宏觀數據進行定量分析發(fā)現，流動性約束是導致消費對收入過度敏感的重要原因。王合緒等（2000）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流動性約束的存在。駱祚炎（2007）認為，流動性約束使得消費者用當期的收入進行消費，因而流動性約束下的消費與當期收入呈現正相關關系，即消費的過度敏感性。歐陽俊等（2003）提出，城鎮(zhèn)居民和農村居民消費均具有顯著的流動性約束特征，并且流動性約束是經濟發(fā)達地區(qū)城鎮(zhèn)居民家庭儲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杭斌、申春蘭，2009），對居民短期消費具有一定的制約作用（王東京、李莉，2004）。杭斌等（2004）認為，降息對消費的刺激作用的強弱與流動性約束和預防性儲蓄有很大的關系。降息的收入效應大于替代效應也是產生消費過度敏感性的原因（駱祚炎，2007）。但利率不是產生消費過度敏感性的主要原因（劉欽國，2007）。居民通常為了避免在下期受到流動性約束而選擇在當期不動用儲蓄甚至是增加儲蓄，因此消費就呈現出了過度敏感性的特征。

（三）其他因素對消費過度敏感性的影響。近幾年來，國內外學者從不確定性、流動性約束以及綜合這兩者甚至文化與習慣等多方面對消費的過度敏感性進行了研究，豐富了居民消費行為研究的成果。王合緒、夏陽（2000）認為，統(tǒng)計中的總計誤差、短視行為、預防性儲蓄以及流動性約束等都可以解釋消費的過度敏感性。消費的過度敏感性還可以用不確定性與流動性約束來解釋（彭文平、杭斌，2001；申樸、劉康兵，2003）。還有學者提出，城鄉(xiāng)居民的消費習慣差異是影響我國居民消費率的重要潛在因素，而消費慣性則會影響居民家庭消費和儲蓄的決策，消費慣性的增強會降低居民平均消費傾向，進而影響居民消費過度敏感性（鄒紅、喻開志，2011；杭斌、郭俊香，2009；杭斌，2011）。此外，有些學者認為，居民家庭債務的過度膨脹也會影響居民的消費水平（Dynan and Kohn，2007；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2）。陳太明、杜兩省（2014）則提出，剝離全國層面城鄉(xiāng)居民消費和收入的總體波動后，省級城鄉(xiāng)居民的消費過度敏感性明顯降低，封閉經濟約束假說適用于解釋我國省級居民消費過度敏感性的變動。

五、政策建議

（一）政府政策的制定應該注意對不同收入等級的居民區(qū)別對待，實施差異化的刺激消費政策。不同收入層次的消費者，其消費行為也不盡相同，因此要根據不同收入水平消費者的實際情況來制定政策，提高各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費需求，從而擴大社會的總需求。

（二）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健全包括教育、醫(yī)療、住房、養(yǎng)老、失業(yè)等社會保障制度，穩(wěn)定居民收入的增長預期，改善信貸環(huán)境，倡導信貸消費，促進我國消費信貸市場的發(fā)展，降低居民收入的不確定性和消費的流動性約束。

（三）完善宏觀體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加大收入分配政策的調節(jié)力度，縮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平衡居民的消費結構，促進國內消費需求，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主要參考文獻：

[1]J.Y.Campbell and N.G.Mankiw.The Response of Consumption to Income，a Cross-Section Investigatio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1.35.

[2]Zeldes S.Consumption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9.2.

[3]駱祚炎.城鎮(zhèn)居民收入結構、收入初次分配格局與消費過度敏感性[J].財貿研究，2010.2.

[4]申樸，劉康兵.中國城鎮(zhèn)居民消費行為過度敏感性的經驗分析：兼論不確定性、流動性約束與利率[J].世界經濟，2003.1.

過度消費范文3

也許我們不愿意承認我們生活的時代已經深深地消費化了，但毋庸置疑，中國的文化產品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符號化”“娛樂化”傾向。社會層化現象明顯，“二代”大量存在并不時地顯示出他們的權利占有，這些讓我們深感社會壁壘的存在、社會層間邊界的固化和社會個體自由流動的不易。區(qū)域分割和階層發(fā)展不平衡使繁華之上應有的意識傾向，尚未獨立出現或是出現卻裹帶著很多斷痕。經濟的發(fā)展不均衡所帶來的社會發(fā)展不均衡這一至關重要的影響是前提性的，我們的社會制度安排以及與之相應的接受心理、接受環(huán)境還沒有形成，當代中國與消費社會也自然不會完整和全息。“中國向消費型社會轉型最缺的就是制度——有利于居民消費的法律、規(guī)定和嚴格的市場管理。”①所以，判定中國是否進入消費社會可能為時尚早。但是，“遠”和“無”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中國經濟基礎的有效支撐，多元社會思潮的交互作用，這些共同體現到當下的文化存和審美走向上，讓我們對“消費”已然撲面而來的事實不能視而不見。消費社會所帶來的符號、快餐、平面化的產品已相當普遍，雅與俗、地域差別、受眾的年齡差別都在日漸消解。盡管消費社會不完全屬于我們，但“消費社會”的效應已隨處可見，且已經成為我們討論電影生產和傳播的最主要語境之一，它與傳統(tǒng)的儒學理性觀念一起構成了分析受眾審美心理的基本場域。

 

現代與后現代在電影文化中的博弈

 

在符號表征已經完全取代了主體價值，過分逼真的虛擬，完全籠罩了客觀現實的“大潮”面前，有人提出：美學時代終結了。他們認為現代意義上的美學，已經不再是藝術和美的學科，而是一種感覺、感性的匯聚和體驗。現代性的審美包含三個基本訴求，“一是為感性正名，重設感性的生存論和價值論地位，奪取超感性過去所占的本體論位置；二是藝術品代替?zhèn)鹘y(tǒng)宗教的形式，以至于成為一種新的宗教和倫理，賦予藝術以解救宗教的功能；三是游戲式的人生心態(tài)，即對世界所謂的審美態(tài)度”②。現代審美突出了“消費”特征，經濟與文化在某種程度上結成了已經相當的默契。與傳統(tǒng)美學主張相比，它不再崇尚嚴格和審本文由收集整理慎批判技術理性，不再希望經由高揚詩意來實現主體價值，不再建立在近代科學和技術理性的基礎上，也就不能在支撐沉重的精神結構和徹悟內容了。于是，美學死去了。當然，這是所謂的傳統(tǒng)美學遁形。

 

與之相反，有人則把這種傳媒及其產品向“大眾”“消費”走近的過程，看作是一場新的美學革命。大眾文化的興起一定是植根于我們獨特的歷史的和文化的既定語境，他的出現對于之前我們一直強調的文化的政治性、墨守傳統(tǒng)，止步不前，是有極其重要的革新的使命和作用的。這種文化樣式的出現是與現代化的建設，社會的深入開放、文明同步的，對人們文化市場意識的出現有著很大的引導和帶動作用。③而美學是主體的思想體驗和理性批判，一切觀點和主張都應該立足和著眼在個體的無拘束和個性充分發(fā)散上。這樣看來，消費社會語境下的美學恰恰迎合和體現著這一訴求。只是美的體現方式和存在狀態(tài)，聯同批判它的時性都在發(fā)生一些不可捉摸但又實實在在的改變。從本質上看，改變是形式和包裝，體驗和感覺卻是類似的。只是，這類體驗可能是淺表的，是可能被更多的社會個體所感所受的，是略微地消除了某些差別的。

 

不僅如此，當下電影美學的抉擇還體現在主導思潮的矛盾和悖論上。一直以來數千年儒文化傳統(tǒng)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的電影，這種影響，可能從生產、傳播到接受每個環(huán)節(jié)都必須自覺和不自覺地遵從某種規(guī)范。道德、倫理的自律和主流的倡導一直壓制者非理性的、感性的審美實踐。或者說這些非審美的要素無時無刻不在規(guī)定著我們的審美活動。當消費社會來臨，這些東西并未霎時消退，土崩瓦解，而是在持續(xù)地發(fā)揮著作用。這兩類思潮體現在電影中，一方面是現實社會中不能提供給人們的那種對產品和服務的完全占有和“過分”需求，如果沒有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供給，人們便會期待在影視作品中能夠得到。這種期待是人們對完整、完美期許的體現。《我的雷人男友》中對男友的期待，《非誠勿擾》中對大齡愛情的祝愿便是這樣的反應。年輕的群族對精神的渴望漸漸弱化，高揚崇高理想的思維不再成為他們的至高理想。這樣的前提下，過于強化直覺的感觸和不求深刻的光影刺激，過去所言之娛樂片和藝術片的區(qū)隔已經相當模糊，甚至不再存在，而作為定型化的一些征兆反而表現出來；另一方面，戒狂暴，貴領悟，重經驗，輕邏輯，好歷史，戒玄想，這些儒家長期倡導的實用理性，又一貫地塑造了國人既定的思維形態(tài)。這些碎片雖常被遺忘，但在特定的時候會讓人們的選擇和喜好出現某種類同。《耳朵大有福》《瘋狂賽車》《斗牛》《小武》等對平民的關注，正是如此的一種體現。中西文化碰撞，傳統(tǒng)理性與消費社會的非理性觀念的滲透互動共同形成了中國電影審美的基本意識生態(tài)。在悖論和矛盾中我們的電影是堅持傳統(tǒng)美學，強調超驗，還是流入大眾文化，成為消費品或準消費品？電影似乎遁入各種矛盾和抉擇中。

 

審美接受：解讀當下電影生存狀態(tài)的邏輯起點

 

電影審美是人們對電影的一種認同和審視，是人類發(fā)出的，與電影有關的社會行動的最高形式。審美接受則是這種行為的轉入思想界域的源點。電影的審美其實質是人類思想、心理在光影和聲音之中的自由運動。也就是說“電影藝術作為審美對象，必須納入人類的價值目標體系內來實現，即將之視為對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的促進、對人的提升”④。如此，對電影的評鑒，要實現或貼近這一目標，電影審美才能完成他自身活動必須的整個鏈條。而人的思想變化和自由提升又有賴于美感的產生和體驗，美感又發(fā)端于主體的接受和品評。這種接受既源于“期待視界”又來源于“眼前的刺激”。 不僅電影是呈現人類心性和行為的，電影藝術本身也是人類用來交流思想感情的。若只有情感信息發(fā)出者而沒有接收者，交流便無從談起，電影的短期或終極的功能也將無可發(fā)揮。一部影片如果深埋于庫房，或是拒絕受眾的接受，它們就將是永遠未曾進入思想流通領域以兌現其價值的案頭之作。所以電影藝術功用的發(fā)揮和價值實現，無法離開接受者的介入。

轉貼于

審美接受是電影傳播鏈條上的最后環(huán)節(jié)，也是最負荷最重，最具制約性的環(huán)節(jié)。從傳播主體、信息源、介質到受眾的接受，傳播過程的完成，傳播效果的檢驗等都要以受眾的接受為終端。不僅如此，這一環(huán)節(jié)還包含著對作品的再造，包含著過濾性的修正。審美接受過程中的主體再創(chuàng)造，也是一種對藝術創(chuàng)造主體審美體驗的主觀物化形態(tài)和呈現。在這種體驗中，接受主體和創(chuàng)造主體一樣在體驗著情與理，同樣可以展現自己的智慧和心靈，并將自身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到電影作品之中，以獲得愉悅和提升。這種再造不僅蘊涵著作品的本義，也反映了接受群體的歷史、文化、地域、年齡、性別、信仰等諸多信息。這樣一組包容完整的信息要比單純的傳者意識值得審看得多，也將更有現實意義和時代價值。

觀照當下的中國電影，深入研究審美接受是理解電影生存狀態(tài)和發(fā)展傾向的關鍵。消費社會語境的存在和人們按消費社會的邏輯采取去的電影生產行動，使電影內涵從厚重走向膚淺，“一方面生產者不斷重復、引導觀眾習慣這種電影模式，另一方面觀眾的習慣更強化了這種電影的模式，從而使電影變成了某種固定模式的標準產品，人的欣賞思維活動也變得單一而僵化”⑤。如此延伸，中國電影正在喪失其復雜性和豐富性，剩下的僅是一種斷裂的、膚淺的、平面的電影符號。不僅如此，更多的信息還呈現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的電影在拼命式地耍弄各種符號，加劇著電影的消費屬性。繼2002年張藝謀的《英雄》之后，一種被稱為“中國式”大片的影片類型大量噴涌。不管是本土還是港臺，具有十足引領力的導演們紛紛推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品，從飽受批評《十面埋伏》（2004）到被戲耍的毫無顏面的《無極》（2005），從難以下咽《夜宴》（2006）到過分強調造型的《滿城盡帶黃金甲》（2006），還有香港導演陳可辛的《投名狀》（2007），張之亮的《墨攻》。吳宇森《赤壁》總投資高達6個億，把“中國式”電影的各種參數和指標發(fā)揮得淋漓盡致。但這些現象是中國電影之幸嗎？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中國式”大片一窩蜂地出現，大有非此不可之勢，但一般都披上中國古代歷史武俠的外衣，借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形式來表達一種人類的普遍情感和體驗，在過度地渲染一種浪漫，絢麗乃至奢華風格的同時，刻意追求達到感官上的新奇和愉悅。這些電影除了給人們留有一點視覺和語言的刺激外，余韻寥寥。這只是問題的一角。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哪？當我們對這些進行嘆息和反思時，我們難道該埋怨編導，埋怨演員，埋怨院線？似乎都過于狹隘。對明星的追慕、超高的票房、擁擠的影院和看后滿滿的罵娘聲，也許會給我們一些啟示。也許真的該認真解讀一下受眾，從受眾的審美接受中反觀我們的電影生態(tài)。

過度消費范文4

    (一)金融消費者保護不力的前車之鑒

    忽視金融消費者保護,從表面上看僅僅會打擊金融消費者的消費積極性,使金融市場發(fā)展緩慢,例如上世紀90年代,日本進行金融“大爆炸”制度改革,在實踐中沒有給予“公平”原則應有的重視,造成許多金融消費者遭受損失。然而往深處探求,金融消費者保護不善可能是誘發(fā)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根源。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為例,之所以廣泛的次貸危機會爆發(fā),正是因為金融市場過度信用累積了太大的信用風險,美國銀行的次級抵押貸款總數已經遠遠超出了公眾的還款能力和風險承受水平。可見,就是因為美國的金融監(jiān)管機構太過縱容金融機構的市場濫用行為,忽視了金融消費者的應有保護,最終釀成了大禍。為此,國際消費者聯合會副會長彼得森就指出,針對金融消費者的有效、明確和預防保護應該成為解決金融危機的核心內容。[3]

    (二)金融消費者保護對我國的現實意義

    首先,我國金融消費者保護不足的弊端已經逐漸體現。在各類媒體上,金融消費者對于小額存款賬戶管理年費的私自扣除,理財產品風險提示不足等一系列的問題的投訴已經屢見不鮮。金融市場的細胞就是金融消費者。因此,我們只有盡力維護公眾對金融業(yè)的信心,才能維護金融市場的穩(wěn)定,從而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發(fā)展。其次,完善金融消費者的保護也是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實際需要。金融消費者的數量正在成幾何倍數增長,而金融市場中的問題又往往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一點疏漏便會造成成千上萬金融消費者的損失。加之近年來中國社會中的“群體性事件”不斷涌現,若是金融消費者保護環(huán)節(jié)的漏洞引發(fā)了“蝴蝶效應”,就會對整個社會的穩(wěn)定產生不利影響。

    二、我國金融消費者保護制度的現狀及問題

    (一)我國金融消費者保護的現狀

    1.我國立法及監(jiān)管部門已經關注到金融消費者保護的問題2003年,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受理證券市場虛假陳述行為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確立了證券市場虛假陳述行為的民事賠償規(guī)則,改變了我國金融立法對投資人民事權利的長期忽視狀態(tài)。2005年,我國《證券法》的修改全面規(guī)定了民事賠償責任,加大了對金融消費者的救濟力度。2006年銀監(jiān)會頒布實施的《商業(yè)銀行金融創(chuàng)新指引》首次使用了“金融消費者”這一概念,并以專章篇幅規(guī)定“客戶利益保護”規(guī)則。[4]2.我國金融消費者保護仍存在許多盲點和問題作為消費者權益保護基礎上位法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于與新興的金融市場消費者有關的內容沒有任何涉及。而《人民銀行法》、《商業(yè)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等金融法律存在很多立法空白,關于金融消費者保護的規(guī)定屈指可數。不僅如此,近年來,我國金融消費者權益受損害的情形和糾紛逐漸增多,在司法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索賠難仍然是廣泛存在的問題。

    (二)我國金融消費者保護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1.從監(jiān)管角度而言,金融消費者的概念并未納入法律體系,也并沒有切實有效的監(jiān)管制度首先,正如上文論述,目前我國的正式立法尚沒有規(guī)定“金融消費者”的概念和范圍,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于金融消費者這一新興的消費者群體更是鞭長莫及,金融消費者的權益一旦受到損害,無法向法律尋求實質性的保護。其次,目前的金融監(jiān)管大多從監(jiān)管金融機構的組織管理和具體制度的角度出發(fā),注重金融機構自身的效率和穩(wěn)定,對于金融消費者權益的訴求缺少實在救濟。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也未設立專門機構和明確制度。[5]2.從行業(yè)自律角度,金融機構內部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缺乏足夠的重視,行業(yè)協會未發(fā)揮實際作用[6]首先,我國的大多數金融機構與金融消費者溝通、聽取其投訴的渠道并不暢通,部分金融機構甚至連法律明文規(guī)定的信息披露義務、合同說明義務都不能完全履行,保護消費者更無從談起。其次,各行業(yè)協會并沒有發(fā)揮其在消費者保護中的重要作用,行業(yè)協會和國家監(jiān)管機構側重點相似,往往限制了只金融機構自身的制度和組織機構,而忽視了規(guī)定金融機構對金融消費者保護的義務和不履行義務應承擔的責任。3.從金融消費者教育角度,對于金融消費者的教育沒有落實到位監(jiān)管機構和金融機構沒有良好的途徑向金融消費者提供金融消費的基礎教育,使金融消費者切實了解與自己金融消費有關的基本知識,了解自身擁有的權利和權利受損時的救濟,這樣金融消費者很難行之有效的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三、我國金融消費者保護制度的完善建議

    (一)明確金融消費者的概念和范圍,確定立法原則,將金融消費者保護正式納入法律體系

    正如上文所述,英國在《金融服務和市場法》138條中,已經明確規(guī)定了金融消費者的概念和范圍。而除了英國,日本也在其法律中明確了金融消費者的定義,《金融商品銷售法》中指明,本法保護的對象為信息處于弱勢一方的當事人。不僅如此,日本還把金融消費者分成兩類:具有專業(yè)金融知識的特殊投資者,例如上市公司、機構投資者、銀行等和不具有專業(yè)知識的普通投資者。[7]從上述外國的金融消費者保護措施來看,提供法律保護的第一步必然是明確金融消費者的具體范圍,確立對金融消費者保護的立法原則,將金融消費者的保護正式納入法律體系,真正使金融消費者的保護能夠有法可依。

    (二)完善已有金融立法,加大對違反信息披露制度行為的懲罰力度,加大法律責任中民事責任的比重,為消費者提供實在救濟

    依據英國1986年《金融服務法》第150條至152條規(guī)定,因為上市說明書或補充上市說明書中存在不真實或有誤導性的陳述或遺漏了必須載明的事項使投資人遭受損失的,包括發(fā)行人在內的負責人應當支付損失賠償金,但若發(fā)行人能夠證明已經盡了充分的注意義務,有部分情形可以免責。這就體現了在英國的不實披露,金融機構將承擔過錯推定責任。[8]在我國,雖然近年來對發(fā)行人規(guī)定了虛假陳述的無過錯責任,但是在信息披露的其他很多方面都缺少民事責任來給予金融消費者實際的救濟。而且由于配套的民事責任法條規(guī)定不完善且懲罰力度不夠,就會出現違法現象屢禁不止且消費者索賠難的情形,這都需要我國借鑒外國的先進經驗來完善金融立法。

    (三)金融機構、監(jiān)管機構、行業(yè)協會、消費者保護協會四管齊下,通過專門機構的設立,確實保障金融消費者權益

    英國的《金融服務與市場法》中明確規(guī)定,由金融服務監(jiān)管局負責統(tǒng)一監(jiān)管各項金融服務。并在金融服務監(jiān)管局的統(tǒng)一領導下設置了多層且互不隸屬的金融消費者權利救濟執(zhí)行機構,從點到面的保護消費者權益。德國在其聯邦金融監(jiān)管局又下設“消費者和投資保護司”專門處理消費者投訴,保障金融消費者的利益。美國依據最新的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案設立了金融消費者保護局,為消費者借款、存款及獲得其他金融服務和產品提供保護。可見,在金融消費者保護機構方面,我國所做的與發(fā)達國家相去甚遠。然而,我們應該清楚,只有立法、執(zhí)行兩手抓,才能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過度消費范文5

大小非是通過影響預期破壞市場信心，進而影響市場

人民論壇：有人把“大小非”問題形容為股市中的堰塞湖。但是“大小非”問題卻比堰塞湖更難解決。那請問教授形成“大小非”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

徐洪才：毫無疑問，“大小非”問題是目前滬深股市跌跌不休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絕對不是唯一的原因。目前我國股市一瀉千里的局面，既是國際、國內宏觀金融經濟形勢的反映，也是對過去兩年里“超級大牛市”的“矯枉過正”，是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大小非”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現在集中解決，是履行股權分置改革時的承諾，“言而有信”是市場經濟的基石。現在有一種不好的傾向，有人想否定股改成果、動搖這個基石。客觀上講，“大小非”是在股改之前15年積累下來的，集中在幾年之內徹底解決，又遭遇到目前國際、國內金融經濟不好的形勢，致使市場難以承受之重，改革之初我們對困難確實有些估計不足。

但是，“小非”不足懼，“大非”問題的確要引起重視。如果“大非”蜂擁而出，必然會引起投資者信心動搖、甚至崩潰，因為“大非”變現意味著“大股東”自信心不足，這必然引起中小股東跟風拋售，從而導致上市公司市值急劇縮水，此時利益受損最大的肯定是大股東。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目前市況下國有大股東首先應承諾“鎖倉”、甚至逢低增持，而不是相反。在此示范下，其他“大非”紛紛效仿，則可在一定程度上穩(wěn)定“軍心”。至于“小非”問題，我們可以通過綜合治理和多種金融創(chuàng)新措施予以化解、并使“沖擊”減小到最低程度。

葉 檀：“大小非”問題的關鍵，是破壞了A股資本市場的估值體系，使價格下跌不可扼制。我國的“大小非”與其他國家限售股不同，存在成本低、數量大的特點。

成本低是戰(zhàn)略投資者或者財務投資者入股時，基本以每股一元左右的價格購買，通過送紅股、現金分紅，成本在一元以下。這就意味著，無論股價跌到多低，只要在“大小非”的持股成本、機會成本之上，“大小非”拋售都能獲利。每股一元左右的成本將使中國A股市場的估值體系趨于崩潰，并直接拖累H股市場，使中國的企業(yè)在國際市場上變成比垃圾股價格更低的股票，這對中國經濟是毀滅性打擊。

數量大是指限售部分是流通部分的2倍，超過了所有風險投資所能接受的比例。源源不斷制造出來的天量“大小非”，破壞了二級市場的投資者的預期，使二級市場徹底失去投資價值。誰入市，誰就在給“大小非”接盤，從機構到個人投資者，除了個別炒短線者這外，很少有人入市。資本市場失去投融資功能。

“大小非”是通過影響預期破壞市場信心，進而影響市場的。減持的公司股價基本下跌，這給了投資者最直觀的教育。實行鎖一爬二政策，小非鎖定一年、大非要在三年后才能上市交易，看起來滿足了供求關系的要求，延遲了股票供應數量，可以緩解資金緊張的局面，但這樣做使投資者永遠處在大小非解禁的壓力之下，不能緩解。

政府部門應該有更大的作為

人民論壇：“大小非”解禁后將會給中國股市和中國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政府是不是應該救市？

徐洪才：“大小非”解禁意味著一個股權全流通股票市場的形成，全體股東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權利平等，并因此有了一個共同利益的平臺，這對中國股市來講意義是深遠的。隨著資本市場“融資、投資和資本定價”功能的逐步實現，資本市場將逐步發(fā)揮經濟“晴雨表”的功能，同時也將促進中國經濟快速健康發(fā)展。眼下我們遇到了暫時的困難，但改革只能往前走，絕對不能后退。如果大家集思廣益、齊心協力、順利度過“大小非”解禁這道“坎”，中國資本市場的未來發(fā)展前景一定是光明的。我一直主張政府果斷出手“救市”，因為救市就是救自己，政府部門應該有更大的作為。

葉 檀：政府應該救市。因為現在的股票市場像998點一樣，已經無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走出頹勢，只會向下尋找價值支撐點。并且，我國的資本市場由于信心不足，缺乏流動性，貨幣緊縮政策加劇了流動性的不足。即便我國所有的存款入市，也無法為“大小非”接盤。

從合理性上說，天量“大小非”是制度形成的，而不是市場自動形成的，不是市場的缺陷導致，恰恰是行政干預的缺陷在市場上的投射，市場的價格體系反映了制度干預之下的價格缺失。此時，政府責無旁貸，理應盡快入市，改進制度，改變市場預期，增加市場流動性，多管齊下，解決“大小非”問題。

保護投資者信心最為關鍵

人民論壇：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琨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指出，目前股票市場的問題主要是制度因素引起的，不是憑市場運行之力能夠解決的，也不是僅僅靠投入資金所能“救”的。制度因素您認為表現在哪幾個方面？

徐洪才：李琨博士的這個判斷是符合實際的。若要扭轉目前我國股市的被動格局，單靠投入資金肯定是不行的。這里面有兩個問題要進一步搞清楚：第一，我國股票市場到底有哪些制度性缺陷；第二，怎樣才能將場外“過剩的流動性”引入資本市場？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近年來我國證券監(jiān)管部門在狠抓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質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完善證券市場功能方面卻乏善可陳。比如對于“股指期貨、融資融券和備兌權證”等“三項創(chuàng)新業(yè)務”，一直是“雷聲大雨點小”，致使證券市場中“理性的力量”難以發(fā)揮作用，致使在轟轟烈烈大牛市、當上證綜指達到4000點時，一些基金經理由于缺乏“做空”手段，只能被動追隨中小散戶一味地“做多”；而當泡沫破滅、股指一潰千里時，基金經理由于沒有避險工具，在眾多“基民”們集中贖回的壓力下，也只能被動地“做空”；實際上，機構投資者不僅沒有發(fā)揮穩(wěn)定市場的應有功能，相反起著“助漲助跌”、加劇市場震蕩的作用。

就第二個問題來講，保護投資者信心最為關鍵。但是如何保護？我認為，一定要下決心扭轉眼前的被動格局，要有賺錢示范效應，當然不能像前兩年那樣瘋狂地賺錢。目前，在人民幣升值和流動性過剩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國際競爭對手日子不好過這一有利時機，如何充分發(fā)揮多層次資本市場這個“蓄水池”吸納過剩流動性的積極作用，在國際金融市場形勢復雜多變的情況下如何提高我國政府部門的快速應變能力，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

葉 檀：李琨所述基本正確。“大小非”所持股權，是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配置的結果，沒有經過市場交易環(huán)節(jié)。這種情況與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yè)通過競爭獲得原始股溢價權有著本質的不同，理論上并不具有在二級市場上進一步獲得股票溢價所得的權力。

“大小非”分成幾種，一種是國有控股部分，占比在70%、80%左右，除了匯金入股銀行類上市公司等少數案例外，這些國有控股的大非大部分實際上沒有拿出真金白銀的成本。所以，這部分大非減持，其實是國有股減持歷史問題的延續(xù)。

戰(zhàn)略投資者與財務投資者，這些作為風險投資進入，但由于當時中國上市公司議價能力不行，因此，上市公司大多參照凈資產為基準定價，以一元、二元的價格出售。

最惡劣的是利益輸送，個別公司上市預期已經非常明確，還以極低價格向內部人輸送廉價股份，甚至以內部貸款的方式代為解決資金，一些小非屬于這一類的利益輸送，讓這些小非賺取一級市場與二級市場的價差。

這種不同性質的股票不能放在同一交易平臺上交易，兩種股票根本就不具備平等交易的基本條件。現在“大小非”可以在二級市場出售，意味著將這兩種不同質的股權放在了同一個交易平臺上。

暴利稅該不該征收

人民論壇：李琨指出，解決“大小非”問題在于盡快建立規(guī)范的大宗交易平臺和對“大小非”征收暴利稅，應是推進股票市場健康發(fā)展的有力抓手。您對此有何看法？

葉 檀:征收暴利稅有助于維護社會公平，未必能夠提振資本市場，如果要征收，應該按照持股年限與資本利得按照累進制征收。

把“大小非”全部挪到在宗交易平臺，建立批發(fā)市場，由券商做市商，這樣，由大宗購買者與券商與大小非股東進行價格博弈，不失為較好的辦法。關鍵是要活躍做市商，找到大宗股權交易的投資者，建立中國的股權交易平臺。

徐洪才：首先，必須重申股權分置改革方向是正確的，當初非流通股支付“對價”時，流通股是有“承諾”的，現在不能言而無信。否則，證券市場的誠信基礎就動搖了，這是十分危險的。

第二，應該肯定，建立大宗交易平臺或采取“二次發(fā)行”都是階段性的“緩沖”措施，對于平衡市場供求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對其積極作用不應過高估計。至于人為地框定“兩類股票市場”，我認為這是對股權分置改革的一種否定和歷史倒退。

第三，對“大小非”征收暴利稅，雖然起到了“殺富”的作用，但是不能“濟貧”，還破壞了市場公平。而且，征收這種“暴利稅”既缺乏法理依據，也不利于保護投資者參與各類投資活動的積極性。

第四，在目前國內經濟和股市低迷之際，政府減稅并提供政策扶持應是主流方向。近年來我國稅收出現的“超經濟”增長，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

采用“休克療法”與“三項創(chuàng)新業(yè)務”

人民論壇：您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大小非”難題，有哪些建議和更好的解決方式？

葉 檀：建議之一：采用“休克療法”，一次性度過陣痛期，所有發(fā)行上市的新股，允許大小非即時流通。由此可以形成市場明確的預期：市場不會出現像紫金礦業(yè)那樣在低迷市道中高得離譜的發(fā)行價；也不會出現“雙低”發(fā)行的南車股份仍然遺留巨量“大小非”的遺憾。發(fā)行市盈率不會溢價到離譜。

建議之二：也是比較長遠的辦法，制約上市公司回報股東最好的辦法，是將強制性的現金紅利制度與融資聯系起來，目前允許以股票形式分配利潤，與融資掛鉤，為上市公司投機打開了方便之門。強制性的現金分紅，可以使中國資本市場投資回報與股息、債息結合進來，不會產生一些分紅公司除權后貼權現象，損害投資者的利益。

徐洪才：我一直在呼吁，在目前熊市里推出“股指期貨、融資融券和備兌權證”等“三項創(chuàng)新業(yè)務”，可一舉激活國內股市。有史為鑒，1994年7月底，為了挽救當時的中國股市，中國證監(jiān)會宣布“暫停新股發(fā)行；嚴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采取措施擴大入市資金范圍”等“三大政策”，并將第三條具體闡述為：一是發(fā)展投資基金,培育機構投資者；二是試辦中外合資基金管理公司,逐步吸引外國基金入市；三是對管理好的證券機構融資。“三大政策”出臺之后，立即引發(fā)了股市的井噴行情。

眼下，如果及時推出“股指期貨、融資融券和備兌權證”等“三項創(chuàng)新業(yè)務”，我相信也會一舉激活國內股市。但考慮到目前國際國內宏觀金融經濟形勢復雜和“大小非”解禁這一實際情況，由于有了這些較強的制約因素，加之“股指期貨、融資融券和備兌權證”等“三項創(chuàng)新業(yè)務”都是完善市場定價功能之舉，同時具備“做多”和“做空”機制，此時引發(fā)大級別飆升行情的可能性很小。

過度消費范文6

讀報:外媒評蘋果CEO向中國消費者道歉

劉罡

蘋

果公司CEO庫克周一向中國消費者道歉，有外媒援引花旗分析師的話說，如果中國針對蘋果的打擊行動持續(xù)下去，該公司有可能喪失在中國的一半市場份額。

英國《衛(wèi)報》4月1日的報道說，蘋果公司首席執(zhí)行長庫克周一向中國消費者道歉，此前中國媒體曾嚴厲譴責蘋果未能傾聽他們的關注。中國政府經營的媒體從上個月起開始抨擊蘋果的客戶服務，這場爭執(zhí)成為了蘋果的心頭之痛。報道說，這是庫克接任蘋果公司首席執(zhí)行長以來第二次重要的道歉行動，去年他曾為蘋果地圖災難性的推出向客戶道歉。

報道說，《人民日報》周一報道說，國家工商總局正針對蘋果公司的保修政策組織一場打擊行動，因為有投訴說蘋果在中國的售后服務不及蘋果在世界其他地區(qū)的售后服務。中國消費者協會已要求蘋果公司“徹底改正其問題”。

英國《每日電訊報》4月1日的報道說，蘋果首席執(zhí)行長庫克向中國消費者道歉之前，有分析師曾暗示說，如果中國針對蘋果公司的打擊行動持續(xù)下去，這家科技業(yè)巨頭在中國市場有可能損失130億美元的銷售收入，與此同時，蘋果公司最大的活躍股東富達反向基金已經將自己在蘋果的持股減持了10%。

報道援引花旗集團分析師Glen Yeung 的話說，如果蘋果此次在中國受到的負面影響與惠普公司2010年受到的那次打擊一樣嚴重，蘋果公司有可能喪失其在中國市場的一半份額，相當于損失130億美元的銷售收入，而蘋果的品牌價值也會受到長期負面影響。

美聯社4月1日的報道說，雖然蘋果公司得到了中國消費者的強大支持，但中國國有媒體抨擊蘋果的猛烈程度以及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似乎已促使蘋果采取措施來緩和它與中國消費者和中國政府的關系。報道說，蘋果一直抵制與中國成立合資企業(yè)并將研發(fā)活動轉移到中國的趨勢。它還對中央電視臺和《人民日報》等中國國有媒體采取了不理睬的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