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世紀后半葉以來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文獻中，重點強調的是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東道國經濟的影響（Borensztein，1998；Cohen，2005；Moschos，2008），而研究母國即投資國的文獻非常少，僅有的也只是從實證上分析了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對外投資對于母國產業升級的影響，而對轉型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研究得較少。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處于轉型時期的經濟體，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沒有直接的經驗可以借鑒，必須在學習其他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投資的實際情況，找尋適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道路。不同的對外投資水平和數量對于投資國產業升級的影響不同。但是對外直接投資過程因素也會對產業升級產生影響，即使在對外投資額相同或相似的情況下，由于對外投資過程中的變量不同對于產業升級就會產生不一致的結果。為了研究這個問題，文章擬從兩個角度進行論證，一是在沒有引入過程變量的影響下，考察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接著把對外投資“走出去”的過程作為調節變量，也就是把對外直接投資和過程變量做交互項，來衡量其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升級的效果和程度；二是由于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帶來的市場化程度不同，使對外投資過程因素對產業升級的效果產生不同的影響，這里進一步地用對外投資額、對外投資過程變量和市場化程度的交互項來表示和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影響產業升級的效果。   二、文獻綜述   在國際投資理論的研究中，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赤松的“雁行模式”和小澤輝智的“增長階段模式”理論，都不同程度地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母國產業升級的機理和作用，日本學者小島清通過考察20世紀50-70年代的對外直接投資現象，把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原則運用到國際直接投資上，認為按照“邊際產業”的順序進行對外投資，既可以實現產業的國際間轉移，也可以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雁行模式”理論是日本學者于20世紀30年代創立的關于對外直接投資和產業結構關系的一個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國家某一產業的發展大致上要經過進口、本地生產、開始出口和出口增長幾個階段，該模式先是在生產低附加值的消費品產業中出現，然后在生產資料的行業中出現，最后在整個制造業都會呈現出雁行變化的趨勢；小澤輝智的“增長階段模型”理論是在研究“邊際產業擴張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把對外投資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結合到一起，用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去解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時期后，如何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從而促進產業轉型和經濟發展。這個理論為欠發達國家提供了一個趕超先進國家的機會，也為發達國家轉移產業和生產技術創造了機會。   從實證研究方面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產業升級既有正向的推動作用也有反向的抑制作用。從正向作用看，Hiliey（1999）通過研究日本20世紀70-90年代對東盟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踐發現，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日本將其處于比較劣勢的紡織和機械工業轉移到東盟國家，從而促進了日本國內生產要素從劣勢產業到優勢產業的轉移；Blomstrom（2000）用計量模型的方法驗證了日本20世紀后半葉的對外直接投資有效促進了日本國內經濟結構的變化和產業結構的調整；Advincula（2000）通過對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發現，其對外投資有助于企業從價值鏈的低附加值低端環節向高附加值的高端環節攀升，從而促進企業生產結構的優化和相關產業的升級；從負向作用看，Davis&Huston（1992）提出，制造業是一個國家的基礎產業，它出現空心化現象將會導致就業人數和工資的下降，并做了實證研究①。通過對歐洲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量的研究發現，空心化會造成國際貿易逆差和就業下降（Barrell&Pain，1997）。Blomstrom通過對美國經濟的研究發現，由于對外直接投資，造成了美國失業率的上升（Blomstrom，1997）。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影響最大的就是國內的出口，而出口的變化又會引起就業和產出的變化（Ramstetter，2002）。   三、假說的提出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始于改革開放，先后經歷了探索期、起步期、發展期和成長期等，到2010年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和存量分別達到了688億美元和3172億美元，是對外投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是否促進國內產業的快速升級，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一個問題。由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過程表現出明顯的波動性和不穩定性，因此過程變量對于產業升級是否會有不同的影響，這是本文擬研究的第二個問題。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和市場化程度不一致，這些因素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是否有影響，這是第三個要研究的問題。本文基于以上擬研究的問題，提出了四個假說：   假說1：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對投資國產業升級起促進作用。   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進行國際經濟合作和交往的一種重要形式，對外直接投資按投資動因可以分為市場尋求型、資源尋找型、技術尋求型和戰略資產尋求型四種類型，這幾種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推動產業升級的路徑可以歸納為：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擴大產品的市場容量，轉移國內過剩產能，帶動相關原材料、中間產品和設備的出口，并為其他產業的發展釋放相關生產要素；可以獲得國內產業發展所需的自然資源，促進國內因資源短缺而不能較快發展的瓶頸產業和有關國計民生產業的發展；可以通過兼并、并購等形式獲取東道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專利和管理經驗，以較低的成本在較短的時間內為國內產業發展提供所需的技術力量，促進產業整體技術水平和管理質量的提升；通過合資、收購等形式可以獲得企業深度發展所需的戰略性資產，有助于企業在整個價值鏈環節中進行攀升，從而提高該產業及相關產業在國際生產體系中的地位等。這些企業或者產業因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獲都可以通過產業間競爭、產業關聯和產業內競爭效應促進投資國的產業升級，不同規模和水平的對外投資額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是不同的。   #p#分頁標題#e#

假說2：快節奏的投資過程會制約對外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   即使在相同的對外投資額的情況下，對外投資對投資國產業升級的效應也可能會不同，這取決于對外直接投資“走出去”過程的因素。本文把這個過程因素用節奏和不規則度來表示②。對外投資“走出去”的節奏是相對于對外投資的數量而言的，主要是反映在一定時期內一國或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快慢程度。VermeulenandBarkema（2002）認為較慢節奏的國際化速度可以獲得較大的對外投資效果。較快節奏的對外投資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對外投資產生負面的影響：一是較快的對外直接投資會加速相關原材料、設備和技術的出口需求，使國內企業在較短的時間無法適應和滿足激增的需求變化，需求增加對國內企業引致效果沒有充分發揮；二是技術的學習、模仿和創新是需要一個過程的，較快的對外投資使技術尋求型的對外投資企業在短時間內難以吸收消化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投資效果沒有充分發揮；三是對外投資企業的國內外投資環境是不同的，較快的走出去使得有些跨國企業難以很快適應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和挑戰，對外投資的產業間競爭、產業內關聯等效應不能有效發揮推動企業技術進步和國內產業升級的作用，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果。   假說3：不規則的投資過程會制約對外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   對外投資的過程不僅可以用節奏來衡量，還可以用不規則度來衡量。對外投資“走出去”的不規則度主要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對外直接投資的不穩定性、不連續性和不規律性。VermeulenandBarkema（2002）認為不規則度會因為“時間擠壓效果”對對外投資的效果起到一個負作用。有計劃、規則的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使得對外投資發揮較大效應，投資國企業有規則、連續的對外投資可以使國內企業有預期的調整產品的生產，有步驟的學習新技術、新工藝，有計劃的學習跨國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對外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較大限度地發揮。反之，不規則的、突然的、不連續的對外投資使得國內企業短時間不能較快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不能快速進行技術革新、不能立即生產出符合市場要求的產品和服務，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果不能充分發揮。   假說4：國家或地區的市場化程度可以正向調節：（a）對外直接投資過程的節奏效應；（b）對外直接投資過程的不規則度效應。   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其市場化程度也會不同，不同的市場化水平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節奏和不規則度的影響效果也是不同的。市場化程度高的國家或地區的企業，自我適應和調整的能力比較強，能夠較快適應市場供需的快速變化，調整自身的產品結構，也能較快吸收跨國公司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同時在新工藝、新產品和新技術的創新方面也走在前列。因此，雖然對外投資的節奏和不規則度會對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會產生負的影響，但是市場化程度高的國家或地區，可以減少或減緩這種負向的影響效果。   四、模型和變量選擇   在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產業升級的文獻中，并沒有成熟的實證模型可用，適合中國國情的更是空白，本文在研究這個論題時是嘗試在修改經典增長模型的基礎上，加入符合中國國情的因素和變量，以期得出較為符合中國對外投資實踐的結論。錢納里曾經利用100多個國家的數據，提出了一個適用研究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準結構”的產業變動模型，其影響產業結構的模型基本可以表述如下：   其中，Y表示一國經濟結構變動的某一方面如產業結構等，AGDP表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AGDP2表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平方，N表示某一時期的人口數，N2表示人口數的平方，T表示時間趨勢變量，I表示一國資源和生產要素的流動如資本的流出、進出口的變化、固定資產的增加等。本節在這個經典的模型上，融入符合本節假說需要的特定變量，被解釋變量為經濟結構變動的一個方面，這里用產業升級指標來表示，I表示一國資源和生產要素的流動，表明原模型已經考慮了資本流動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為加入對外投資變量預留了空間，這里用對外直接投資額反映資本的流動，根據中國對外投資過程的波動性和不穩定性特點，加入節奏和不規則度，市場化程度作為調節變量，AGDP、AGDP2作為控制變量處理，N在統計年限中變化微小，因此不做考察。由于模型中的T反應時間虛擬變量，考慮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統計數據年份不長，因此這里忽略這個時間變量，修正后的模型可以表示為：由于對外直接投資、市場化水平等因素對于投資國產業升級的影響會有滯后效果，因此在這里采用的是各變量滯后一期的數據。在這個修正后的模型中，擬采用中國2003-2010年各省份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數據進行面板數據分析。   被解釋變量：產業升級指標，用IND表示，主要指中觀意義上的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合理化過程，表現為產業間結構的變動和產業內結構的變動等。衡量產業升級的方法有多種，國外關于產業升級的測度方法比較完備，如霍夫曼系數、錢納里標準結構方法等，但是這些方法需要有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口徑統一的高質量數據來支持，中國產業升級的數據并不能支持這些統計方法。中國學者測度產業升級主要是采用指標法：用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衡量產業升級水平（陳靜，2003），用非農化水平來表示產業升級水平，用產業結構層次系數來定量測度和刻畫產業結構升級水平（靖學青，2005）。還有的從產業分類角度出發，賦予一二三產業不同的權重，然后乘以各自的比重水平加權后為產業升級指標（徐德云，2008）。也可以構建產業升級指標體系來衡量產業升級，如程如軒（2006）認為有三級指標來衡量產業升級優化：產業結構變動、就業結構變動和產業部門貢獻率等。這些指標有的比較簡單，如第三產業占比和非農化水平，有的指標有人為確定的權重系數，如產業結構層次法。這里借鑒周昌林、魏建良（2007）測度產業升級的方法，他們認為產業結構的演進和升級是伴隨著分工和專業化的深入而進行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分工和專業化不斷變化的結果，因此用各產業水平值和各產業產值在GDP的比重乘積之和來表示。產業水平值用產業中的勞動生產率來表示，在本模型中用一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乘以各自在GDP的比重加權后來表示，用公式表達為，i=1，2，3Li為各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用各產業增加值除以各產業就業人數來表示，為了避免產業內高低生產率的差異，在實際計算中對勞動生產率組做開方處理，Pi為各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調整后的公式為：，i=1，2，3解釋變量：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用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來表示，本模型選取10個省份2003-2010年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用字母OFDI表示。調節變量：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節奏（Pace）和不規則度（Ire），節奏是衡量投資國對外投資快慢程度的一個指標，可以用對外投資企業的數量增幅來表示，也可以用對外投資額的增速來表示。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中，沒有各省企業對外投資數量的統計，因此這里用各省市對外投資額的增速來表示。不規則度反映在一定時期內對外投資的節奏，這里用一定時間內對外投資額的殘差絕對值來表示。#p#分頁標題#e#   市場化程度是反映一個經濟體通過一系列的調整達到經濟資源配置和個人經濟權利自由化的過程。根據這一定義，可以用不同的指標來反映市場化程度，如從政府角度看，可以用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國有職工人數占在崗職工人數的比例來衡量。從經濟配置角度看，可以用非國有單位從業人員占所有從業人員比例來衡量。從貿易公平化角度看，可以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按市場調節價和政府指導價銷售的消費品的比例來衡量。從要素配置自由化看，可以用個體就業人數占總體就業人數的比例來衡量。本文分析的重點是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主要考察的是經濟主體行為對于產業結構的影響，因而采用的是非國有企業職工數占所有行業職工數的比重來衡量，用字母Mar表示。具體的調節作用如圖1所示。控制變量：國內生產總值（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平方（GDP2）。由于樣本數據區間為2003-2010年，只有8年的數據，這里不設立時間序列的虛擬變量。   數據來源和樣本單位：由于我國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省開展對外投資的水平和速度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有的省份開展的年份早，對外投資數量多。而有的省份很少或者沒有開展直接投資。如果選用全部31個?。ㄗ灾螀^、直轄市）的數據，一是會造成非平衡面板數據，二是有的省份數量少并不能解釋和說明經濟問題，而且會影響實證分析的結果。因此本文采用的是在2010年公布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前10名的省份，分別是廣東省、上海市、浙江省、山東省、北京市、江蘇省、遼寧省、湖南省、福建省和云南省作為樣本統計單位，各省份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自于2003-2010年中國商務部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其他數據均來自于2003-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市統計年鑒》。另外我國各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是從2003年才開始統計并對外公布的，因此統計數據的區間是2003-2010年，采用stata10.0作為計量分析軟件，具體的各變量信息見表1。五、計量過程和結果這里運用面板回歸分析的方法來考察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運用面板回歸分析有多種估計方法：如混合效應估計、固定效應估計和隨機效應估計等。在進行估計前，首先要確定使用何種估計方法。這里分別采用F檢驗來選擇混合效應和固定效應，用BP檢驗來估計混合效應和隨機效應，用Hausman檢驗來估計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具體的檢驗結果如表2。   根據stata10.0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模型（1）到模型（6）在混合效應和固定效應的選擇上，都判斷為固定效應；在混合效應和隨機效應的選擇上，都判斷為混合效應；在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的選擇上，都選擇了固定效應。根據以上的分析結果，可以判斷模型（1）到模型（6）均應采用固定效應的估計方法來進行面板回歸分析。利用固定效應進行面板回歸分析的結果如表3所示。表3顯示了面板方法中固定效應估計方法估計的模型結果，產業升級水平和各解釋變量、調節變量、控制變量之間都表現出了較顯著的相關關系，也驗證了上文的假說。但是作為面板回歸方法，這樣的結果并不能排除數據中組內的異方差和組間的自相關問題，因此還有必要對上述固定效應估計的結果做異方差和自相關的檢驗。這里采用Wald方法檢驗是否存在異方差的問題，用Wooldridge檢驗方法驗證是否存在自相關的問題。具體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從表4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模型（1）到模型（6）都存在異方差和序列相關的問題，上述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對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并不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和說服力。因此為了消除面板統計結果中的異方差和序列相關問題，需要利用廣義最小二乘法對這個問題做出修正，修正后的結果如表5。   模型（1）表示了在只有OFDI作為解釋變量時產業升級的效果，其結果顯示對外直接投資和產業升級存在較為顯著的正相關性（5%的顯著水平）。隨著對外投資的增長，隨之會表現出產業升級的效應，即對外直接投資每增加1%，產業升級的變動0.077%。在此基礎上，加入假說2和假說3的調節變量，即加入節奏和不規則度，作為調節變量解釋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考察節奏和不規則度是如何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果的。結果顯示，節奏和不規則度都會使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產生負向影響；接著為了考察不同的市場化水平對于節奏和不規則度對于產業升級效應的影響程度，設立了模型（4）、模型（5）和模型（6），結果顯示，雖然對外直接投資的節奏和不規則度會對產業升級產生負向影響，但是市場化程度高可以中和這種負向影響的程度。如果一國或地區的市場化程度越高，就使得對外直接投資的節奏和不規則度對于產業升級的負作用發揮越小，充分發揮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升級效應。六、結論和建議本文實證分析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得出如下結論：   1.不同數量和水平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母國產業升級的效果是不一致的。一般說來，對外直接投資數額越大，其對產業升級的影響效果越明顯。因為投資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帶動相關原材料、中間產品和設備的出口，可以獲得國內產業發展的稀缺資源，可以學習和模仿發達國家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可以獲得企業發展所需的戰略性資產，而這些獲得可以通過產業內關聯效應和產業間轉移等效應，促進母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   2.對外直接投資過程的節奏和不規則度可以反向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即使一個國家或地區對外直接投資水平是一致的，由于對外投資的節奏和不規則度不同可以使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是不同的，實證結果表明，如果對外直接投資的節奏越快，不規則度越大，會反向調節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果。這是因為快節奏、不規則、不連續、無計劃性的對外投資會使投資國國內企業無法迅速調整適應激增的市場需求，不能快速適應技術進步和工藝升級的要求，不能在短時間內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學習、吸收和消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使得對外直接投資對投資國的反向溢出效應不能充分發揮。反之，如果對外直接投資遵循一個較緩慢的節奏，有計劃、有規律、有節奏的進行，可以給投資國企業一個適應和調整的時間，使其能逐漸調整生產結構，適應由于對外投資帶來的原材料、產品和設備等需求的增加，漸進地學習、模仿和創新生產工藝和生產流程，逐漸地學習、消化和掌握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服務流程，提高自身的競爭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從而促進母國產業升級和經濟的發展。#p#分頁標題#e#   3.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和市場化程度不平衡，不同的市場化水平對于產業升級的效應是不同的。為了驗證這個假說，加入了市場化程度這個調節變量。實證結果顯示，市場化程度可以正向調節節奏和不規則度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程度。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對外投資的節奏和不規則度對產業升級的負向影響要小于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因為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其當地市場環境比較成熟，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可以按照市場機制進行合理配置，企業能夠較快地適應市場供需的變化，能夠較快地學習、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能夠迅捷地學習、模仿先進的管理經驗。因此即使對外投資的節奏快、不規則度高，但是由于市場和企業的適應能力強，可以迅速的調整和學習，從而可以抵消對外直接投資節奏快、不規則度高對產業升級的負向影響。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政策建議：（1）政府在制定整體產業政策和對外政策時，要特別注重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因為較高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可以較快地促進投資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的產業升級，各個國家或地區都應該把對外直接投資作為促進國內產業升級的一個重要途徑。（2）政府在考察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果時，不應僅僅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作為唯一考核指標，還應該把對外直接投資作為一個動態的過程來考察。因為即使一國或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相同，由于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節奏和不規則度不同，其對產業升級的影響效果也是不同的。較慢節奏、有計劃、有規則、有節奏的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更好的發揮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產業升級的正向效應。（3）市場化水平較高可以正向調節由于對外投資過程中節奏快、不規則度高對于產業升級的負向影響，因此政府應該在發展對外投資、促進產業升級的基礎上，進一步制定措施，加快經濟發展，為加快市場化進程提供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同時進行企業體制的改革，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和市場化程度，為提高國家或地區產業升級的水平作出貢獻。

作為從“進口替代戰略”過渡到“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而發展起來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是否提升了其貿易品技術結構？如何提升的？這些問題的回答，對于同樣依賴于出口導向路徑的中國而言尤為重要，十分值得思考。   一、韓國的貿易品技術結構及其變動趨勢   關于貿易品技術結構，Lall（2000）在三位數的基礎上，將SITC0～9類共三百多種產品按照技術含量分為五大類：初級產品（PP）、資源性產品（RB）、低技術產品（LT）、中技術產品（MT）和高技術產品（HT），然后仍按照技術含量將后四類產品進一步分為9個小類。這一方法被研究者廣泛認同。本文采用這一方法，統計出韓國各技術層次的主要產品（見表1）及貿易品技術結構的變動趨勢（見圖1至圖4）。①其中，圖1和圖3分別是較低技術層次產品（含初級產品、資源性產品RB1∕RB2、低技術產品LT1∕LT2）的出口結構與進口結構；圖2和圖4分別是較高技術層次產品（含中技術產品MT1∕MT2∕MT3、高技術產品HT1∕HT2）的出口結構與進口結構。圖中每一“柱體”的長度是該圖所涉各類產品在韓國總出口或總進口中的占比之和，而每一“柱體”中各種“圖案”的長度，則表示各類產品各自的占比。圖1表明，韓國較低技術層次的五種產品在出口中的總占比，從期初的46％降至期末的26％，其中，RB2出口比重顯著增長，LT1出口比重顯著降低。圖2顯示，中技術和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比重，從期初的51％升至期末的70％，其中，MT1、MT3和出口比重增長尤為顯著?？梢?，韓國出口結構呈現升級趨勢。圖3和圖4中，技術含量較低的五類產品的進口比重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趨勢性變動，但技術含量較高的HT2和MT3進口比重呈現較明顯的降低趨勢。韓國貿易結構的變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有待驗證。   二、計量檢驗與結論解析   （一）計量檢驗   1．模型、變量與數據來源   從前述理論分析來看，對外直接投資可能通過改變要素比例和產業結構調整，來影響母國貿易結構，由此可以推出，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結構存在滯后因素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對當年貿易的影響可能是不顯著的，因此本文構建模型如下：其中，被解釋變量tRD表示韓國的貿易結構，解釋變量fd表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考慮到直接投資存量對貿易結構影響的滯后性，本文采用其一階滯后序列；解釋變量ex表示韓元的實際匯率；β為參數，ε為隨機誤差。式（1）中，λ分別取ex或im，表示出口或進口；tech分別取PP、RB1、RB2、LT1、LT2、MT1、MT2、MT3、HT1、HT2，表示貿易結構的10個技術分類（見表1），因此該式實際上包含了20個模型。具體而言，被解釋變量TrdPPex表示韓國初級產品的出口額占韓國總出口額的比重，被解釋變量TrdPPim表示韓國初級產品的進口額占韓國總進口額的比重，以此類推。本文選取的樣本區間是1991～2010年度數據，韓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自韓國進出口銀行網站數據庫，按照表1技術分類的產品進出口數據來自韓國貿易協會數據庫，實際匯率數據來自國際清算銀行。   2．檢驗結果   對于上述模型的計量檢驗分為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和回歸分析三個步驟。①首先，單位根檢驗的相關序列包括20個表示貿易結構被解釋變量的時間序列和兩個解釋變量時間序列，檢驗結果為：在5％的顯著性程度下，22個序列的水平值都是一階單整（I（1））序列。其次，對20個被解釋變量和兩個解釋變量分別進行20組協整檢驗，結果發現，除了TrdPPim、FD、EX之間以及TrdRB2im、FD、EX之間不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外，其它18組變量之間均在5％的顯著性程度下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這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可以進行回歸分析。第三，基于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的結果，對上述具有協整關系的18組序列進行回歸分析，其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傮w來看，在18個模型中，除了以TrdPPim為被解釋變量的模型解釋力不佳外，其余17個模型的統計量都是顯著的。同時，這17個模型的擬合優度最小值為0．347，最大值達到0．948，均值為0．683，說明總體上這17個模型具有較好的解釋能力。具體來看，在出口方面，滯后一期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FD）對于RB1、RB2、LT1和LT2類產品的出口比重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對于MT1、MT2、MT3、HT1和HT2類產品的出口比重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在進口方面，在5％的顯著性程度下，滯后一期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FD）對于RB1、LT1、LT2、MT1、MT2和HT2類產品的進口比重均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實證檢驗顯示，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推動了其貿易品技術結構的提升。對于低技術層次的RB1、LT1、LT2類產品，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其進口和出口都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對于較高技術層次的MT1、MT2、MT3和HT1、HT2類產品，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它們的出口，并抑制了其中MT1、MT2和HT2類產品的進口。這與本文第一部分的理論預期基本一致：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低技術層次產品制造業的對外轉移，從而降低了該類產品的本國出口和與此相關的進口，表現為貿易替代效應；同時，國內重點發展高技術含量產品制造業，較高技術層次產品的自主制造能力得以加強，增強了該類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并減弱了其進口需求，表現為出口創造效應和進口替代效應。   （二）實證結論解析   對于以上結論，我們可以觀察韓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要素尋求特征，從中獲得進一步的事實佐證。首先，從韓國對于不同經濟體的投資行業模式來看。表4選列了接受韓國直接投資存量居于前16位的經濟體，韓國對它們的投資存量占總存量的比重超過3／4，因此這些投資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按照投資行業集中度的特征，16個經濟體可分成四組。不難發現，韓國對于具有不同要素稟賦條件地區的投資模式不同，表明了其要素尋求的多重性，既包括對低成本勞動力、自然資源等低級要素的尋求，也包括對國際銷售渠道、技術、標準、品牌、全球企業網絡等高級要素的尋求。特別是對于中、印、俄和美、德、荷的“制造業＋批發與零售業”的投資模式，反映了韓國對成熟市場與潛在不成熟市場的需求并存。其次，從對不同技術層次產品制造業的投資來看。對于處于較低技術層次的石化業（RB2類）、紡織業（LT1類）和鋼鐵業（LT2類），韓國的海外投資集中于中國、印度、越南等勞動力、自然資源成本低且市場需求大的地區。而對于較高技術層次產品制造的行業，汽車業（MT1類）在西歐、北美、東歐、中亞和大洋洲等地廣泛建立生產基地，藉此帶動國內生產的整車和汽車零部件出口，并實現海外生產體系與全球化的營銷網絡；造船業（MT3類）的投資，一類是土地岸線、勞動力資源較豐富的中國、菲律賓等國，另一類是國內需求亟待釋放的巴西、俄羅斯等海洋油氣資源大國。一方面可將較低附加值項目轉移到國外，另一方面則可在國內集中力量開發液化天然氣船等高附加值船型；電子業（HT1類）的海外投資布局同樣反映了其對低成本和市場要素的尋求：對歐美發達國家的投資以組裝廠為主、選擇發達國家附近工資比較低的國家進行投資、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以零件廠為主①。最后，從對外投資主體規模來看。韓國的大型綜合商社憑借其較為成熟的國際經營經驗和雄厚資本，多在發達地區進行資金或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開發，而中小型企業（SMEs）多集中于發展中國家，從事技術等級較低的勞動密集型項目的投資。比如韓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以制造業為主，中小企業及個人投資在項目數上占83．0％，在投資金額上占40．6％①。不同規模投資主體的組合，有利于發揮各自的相對比較優勢，從而提高要素尋求的有效性。綜上所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要素尋求方式，使其位于韓國總部的母公司得以整合全球資源，改變了韓國由要素稟賦所決定的國際分工地位，乃至提升了其貿易品技術結構。#p#分頁標題#e#   三、對中國的啟示   中國的要素結構相對失衡，在一定時期內，勞動力資源充裕，而資金、技術和一些自然資源類的要素短缺，那么，中國又是如何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去實現全球范圍的要素配置的呢？在數量上，中國已經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大國。20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居全球第五位。但2003～2010年，中國流入國際避稅港②的對外直接投資占據當年總流量的年平均比重達到76．94％。③這一結果，既可能是因為外匯管制條件下的熱錢流動，也可能來自于為了享受外國直接投資種種好處的“迂回投資”———在境外注冊再回到國內的國內資本。不妨推斷，這些投資源于扭曲性因素。同時，2005～2010年中國流入歐美地區④的對外直接投資占據當年總流量的比重年平均為4．58％；而該期間流入東盟地區的流量年平均比重為3．75％。如果說，流入歐美地區的直接投資具有尋求技術、國際銷售渠道等高級要素的動機，流入東盟地區的直接投資具有尋求自然資源、低成本勞動力等低級要素的動機，那么，這種具有明顯要素尋求特征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總流量中的占比顯然過小。因此，從區位分布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要素尋求特征并不明晰。   然而，從投資主體構成及其投資行業來看，在中國對外投資中，尋求自然資源輸入的投資行為占很大比重。特別是居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地位的大中型國有企業，近年來頻頻通過海外并購獲取海外資源，且不乏“不計成本”的并購競價案例。可以說，中國國有經濟巨頭的海外投資不單純是商業行為，具有顯著的政治經濟性。同時，中國當前的出口結構仍然主要集中在低技術和低附加值的LT1類產品方面，雖然高技術產品HT1類產品的出口比重明顯上升，但更多從事的是低附加值和勞動密集型環節，而最能反映技術深度的MT類產品、具有較高技術層次的自動化產品MT1類，以及要求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較高研發投入的高技術HT2類產品，在中國出口結構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較低（齊俊妍，2008）。由此表明，中國以對外直接投資提升貿易結構恐怕尚不具備條件?；诂F狀，韓國經驗的借鑒首先需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尋找對外直接投資中政府和企業的利益均衡點。政府與企業共同構成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雙重主體，政府應考慮如何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宏觀戰略目標下不斷調整雙方利益均衡點，政府對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介入和支持，應盡可能采取政策引導和法律支持服務等形式，同時應使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更市場化。   第二，趨于市場化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應考慮，當得自于政府的異質性資源不可持續時，如何通過合理的投資區位選擇，去實現資源的全球優化配置。可以借鑒韓國的經驗：向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近或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實行產業的“梯度轉移”；在發達國家尤其是技術資源與智力資源密集地區，建立研發機構和技術密集型合資企業，以達到跟蹤和開發高新技術，促進國內產業結構乃至貿易結構升級的效果；鼓勵擁有小規模適應性技術的中小企業，通過海外生產和銷售，有效規避貿易壁壘，帶動相關國產技術、設備、材料和半成品的出口。   第三，消除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扭曲因素。如前所述，占年均流量3／4的資金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不明，不僅容易引起人們對數據的誤判，更反映出中國資金運用低效的現狀。對此，應考慮改善國內相關制度設計，比如消除內外資企業的差別待遇、消除對民營企業的制度性歧視、完善資本市場等，從而從根本上提高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效率，為貿易結構的提升創造條件。

【摘要】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零售商加快了在全球投資擴張的步伐，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最佳的資源配置、最優的零售經營地理位置、完善的生產組織等進行市場的擴張。零售巨頭家樂福、沃爾瑪、麥德龍已經成功實現跨國經營，走出國門、邁向國際化經營已經成為我國零售業向更高層次發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將就我國零售業在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管理中存在的風險進行分析，并找出相應的對策，為零售業的跨國經營發展提供思路。

【關鍵詞】

零售業；境外直接投資；管理；風險；防控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市場開放的程度越來越高，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具消費潛力的市場，也更成為全球零售巨頭們紛紛投資的目標。目前，國際零售百強企業中，已經有一半以上的零售企業進入到中國市場中。面對與這些跨國零售巨頭同場競技的激烈局面，我國零售業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逐漸成熟起來。我國一些大型零售業已經在不斷激烈的競爭中選擇走出去的方式來實行零售企業國際化發展的路徑。例如：國美電器、北京華聯等。對于我國零售企業而言，如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提升自身的國際競爭水平？如何尋求國外零售市場擴展生存空間？如何在龐大的國際市場上獲得盈利、分得一杯羹？這些都是值得我國零售企業深思的問題。

一、我國零售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分析

我國零售業在境外進行直接投資時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風險，特別是一些來自于東道國的風險，如政治風險、文化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等。這些風險的存在將一直伴隨零售業境外投資的全過程，面對這些錯綜復雜的風險，我們必須正視并對風險進行認真分析。

摘要：裝備制造業的發展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工業實力的重要體現，又是決定其在國際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而常態對裝備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產生著深遠影響。本文通過調研上海69家裝備制造業上市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相關資料，主要從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行業、主體以及目標國家等四個方面進行研究，研究發現，新常態下上海裝備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自身發展特點，針對這一發展現狀特點，對未來如何發展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裝備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上海

一、研究背景

我國經濟自2003—2007年一直保持10%以上的增長率，2008年金融危機后，經濟增長速度減慢，2014—201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平均為6.8%，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轉入中高速。國家主席同志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時首次提出“新常態”，并在同年11月9日的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進一步對新常態進行了系統論述：“中國經濟新常態特點主要表現為：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我國將較長時間處于“新常態”的經濟狀態，它對三大產業的發展將產生深遠影響，其中也包含第二產業中的裝備制造業。裝備制造業是生產資料的行業，為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簡單生產和擴大生產提供技術裝備。它的綜合實力直接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份額。上海是我國的老工業基地之一，裝備制造業發展水平位于全國前列，已形成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從生產規模、技術創新、產業集聚到參與國際競爭等方面都具有優勢。2007年上海裝備制造業產值為12554.41億元，占上海工業總產值的54.33%。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國際經濟陷入低谷，國內外市場規模萎縮，導致上海裝備制造業企業生產經營困難、效益急劇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產值跌至最低，只有8915.61億元，比2007年下降29%。隨著中央制定的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擴大國內市場需求以及調整經濟產業結構戰略方針的逐步實施以及世界經濟的慢慢復蘇，我國裝備制造業開始逐漸走出低谷，經濟效益平穩回升。上海也出臺了裝備制造業升級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助推上海裝備制造業的復蘇。2017年，上海市工業總產值達到36094.36億元，其中裝備制造業產值為20392.03億元，占工業總產值的56.5%。根據上海市商務委員會所提供的數據，2016年，上海實際對外直接投資額達251.29億美元，較2015年大幅增長51.7%。而2017年在上海關于裝備制造業發展政策的引導和整個世界環境的共同影響下，上海企業對外投資金額有所降低，備案和核準中方投資額127.07億美元。2018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和上海相關政策的鼓勵及完善，上海對外投資規模實現了較大增幅，中方備案投資金額168.7億美元，比2017年增長57.03%，占全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例近13%，繼續處于領跑地位。上海裝備制造企業也逐步開始對國外目標市場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其中，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自2014—2017年年底，通過并購或綠地新建共投資58.88億元（按投資當年貨幣平均匯率折算），投資目標國家（地區）涉及美國、南非、馬來西亞、俄羅斯、中國香港、土耳其、韓國、印度、巴西、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二、上海裝備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現狀

本文對裝備制造業的相關數據統計，主要包括工業部門中的八個二級分類：主要依據裝備制造業中有代表性的上市企業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根據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統計，截止2017年年底，上海裝備制造業上市企業共69家，比2014年增加24家。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一）近三年裝備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規?；酒椒€

摘要:本文采用協整模型，分析我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額、研發投入和投資額變化率對國內產業演化的影響;研究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顯著提升了第二、第三產業的產值”;研發投入具有滯后效應，但影響顯著。大部分的OFDI研究集中在投資成效、區位選擇和出口效應。本文將從更加宏觀的角度來研究OFDI對國內三大產業演化的影響。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OFDI);協整模型;產業演化

一、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擴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越來越受到關注。對于重要的貿易伙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是解決貿易逆差和化解貿易摩擦的有效途徑，對于母國來說是加快產業演化和提升經濟效益的主要方式。產業演化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從當期的投資額度、長期研發投入和投資節奏的角度來整體研究才能更好地了解產業演化的過程和規律。當期的投資額可以反映資金流向的產業和地域，研發投入可以反映長期產業結構的演化過程，投資節奏能平滑一些特殊年份的沖擊更加客觀反映產業演化的變化規律。從目前的研究來看，母國產業結構演化還無法量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從多大程度上促進了產業演化也不清楚。比較多的研究集中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分析(田巍、余淼杰，2012)、(李逢春，2012)就省級層面的數據發現投資變化率和市場化程度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以及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帶動效應(蔣冠宏、蔣殿春，2014)、對外直接投資對制造業的提升(賈妮莎、申晨，2016)。本文的主要貢獻:第一是建立數理模型通過內在機制解釋OFDI對母國產業演化的影響;第二是采用近10年的數據通過協整檢驗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在投資額、研發投入和投資節奏的視角下，量化產業結構的演化效果，為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國外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Melitz(2003)，他在論文中提到對于不同生產效率的企業有不同的選擇，生產效率低的企業一般在國內銷售產品，生產效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企業選擇出口產品，生產效率最高的企業既可以出口也可以在國內銷售，可見獲取技術和市場的OFDI一般都是本國生產效率比較高的企業選擇的方式。另外有代表性的是鄧寧(2007)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他把對外直接投資分為市場尋求型、資源尋求型、技術尋求型和效率尋求型。以上的研究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但對于國內產業演化的相關研究還有不足。第一是單一采用各個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例作為衡量標準，這個做法不能充分體現技術和生產效率的變化情況;第二是產業升級也代表著一個國家產業產值貢獻率的變化;第三是OFDI的時間長度和變化速率都是產業演化影響不可忽略的因素。綜上所述，本文將在模型中重新選擇變量來衡量產業演化升級的標準。

二、模型設計和變量選取

從文獻中可以看出，現成的模型是沒有的。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模型只有通過現實情況來改造，這樣才能得到滿足要求的模型。本文使用CES生產函數推導模型。(1)Y表示產業產出;y為人均產出;A為技術函數;K為資本存量;L為勞動力總量;δ1和δ2為比例參數;ρ為替代率，取值范圍－1＜ρ＜!，m為規模參數。c和ω為K和L的價格。從以往的文獻中可以發現，研發投入和投資頻率會對產業結構的升級有影響，以此將這兩個因素加入到模型中，可以推導得到:(2)模型中的變量分別依次解釋為:被解釋變量lnyi，t代表i產業在t年的人均產出;解釋變量lnofdii，t代表i產業在t年對外投資的數額;以及三個調節變量lnchi，t代表i產業t年的投資節奏(以數據選取的第一年為基年)，該變量主要反映對外投資數額的變化情況;lnrdi，t代表i產業在t年所申請的國際專利數量;其中作為模型中最重要的被解釋變量y本文做了如下修正:鑒于目前沒有統一的測量產業結構變化的指標，如果單一采用各產業產值在GDP中的占比來衡量不太適合，因為產業結構的變化必然有生產效率的變化和就業人數的變化。數據選取了我國從2004年到2016年連續13年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數據主要來自商務部和統計局的《中國對外投資公報》《中國統計年鑒》和《境外投資企業(機構)名錄》。Li代表i產業可以吸引到的就業人數，Di為i產業的平均勞動生產率。(3)各產業之間有不同的勞動生產率，就我國而言，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比其他產業的較低，為了避免這類差異同時提高產業結構變化的靈敏度，在這里進行開方處理。

三、數據整理與計量分析結果

提要:近年來，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老撾政府出臺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規，其中最吸引投資者的是經濟特區法令，因為它使外資企業對老撾的投資程序更加簡化，外商投資制度更加透明和公平化，正是因為老撾外資管理制度的不斷修正與調整，促進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對老撾經濟發展起到十分積極的促進作用，體現在促進GDP增長、帶動外貿出口、生產技術水平提升、就業率增加等方面。本文基于對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發展現狀分析，從積極的視角探討外商直接投資對老撾經濟發展的影響。

關鍵詞:老撾；外商直接投資；現狀；影響

多年來，老撾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不斷加強，對外經貿關系不斷擴大的同時，吸引外資的環境也逐漸改善，并且頒布和不斷調整了外資法，這體現出了老撾政府以更加包容和開放的姿態來吸引外商投資者。2012年，老撾正式成為WTO成員國，這為老撾參與國際分工以及經濟的進一步開放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自從老撾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吸引外商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一躍成為東南亞地區新興外商直接投資地區，經濟增長速度也成為全球最快的國家之一。

一、老撾吸引外商投資現狀

（一）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增長速度。為了擺脫不發達的經濟現狀，提升老撾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老撾政府開始從商業環境、法律法規以及基礎設施等方面著手，為吸引外資創造更好的條件。自從老撾新外資法實施以后，外商直接投資環境得到了進一步改善，外國投資者的法律保障更加穩固，外資準入要求也更加寬松，使得老撾外商直接投資數量快速增長。當前，老撾已經建設有12個經濟特區，共計覆蓋面積達1.96萬公頃以上，成為老撾吸引外商投資重點區域，截至2018年年底，老撾經濟特區吸引投資額共計16億美元左右，共計包含國內外投資企業539家，其中外國投資企業474家。由此可見，外商投資占大部分比例。（圖1）從圖1可以看出，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額從2001年開始不斷上升，尤其是到了2005年和2010年分別取得了量的突破，而且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也沒有縮減，但2011年以后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數額起伏不定，然而整體仍保持較高的水平。除此之外，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企業數量也不斷增多。（圖2）從圖2可以看出，老撾自2009年開始吸引外資企業的數量一直保持在300家左右，與2001年的61家外資企業數量相比增加了很多。整體而言，老撾吸引外商投資規模呈現出了不斷擴大的趨勢。

（二）老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自從20世紀90年代老撾頒布外資法以后，在老撾投資的企業共計來自世界40多個國家。據統計，從2001年開始截至2018年，老撾吸引外資總額累計為318.6億美元，但是這其中的大部分投資額來自于東亞周邊國家。其中，截至2016年，中國企業對老撾投資項目共計830個，泰國企業對老撾投資項目為746個，越南企業對老撾投資項目為421個。截至2016年，這三個國家是老撾吸引外資的前三大來源地。其中，中國企業占老撾外資比為38.7%；泰國企業占老撾外資比為16.8%；越南企業占老撾外資比為9.6%。除東南亞周邊國家以外，還有來自日韓以及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投資，其中，2016年韓國企業對老撾的投資額排名第四位，法國和日本分別位居第五、第六位，分別占老撾外資比為9%、4%和3.6%。

（三）外商直接投資在老撾的投資產業結構。隨著老撾吸引外資數量的不斷增多，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老撾投資的行業也表現出了逐漸多樣化。例如，以老撾吸引外資的12個經濟特區為例，吸引外資的產業結構已經涉及到政府投資、開發商投資以及零售商投資，其中建筑行業的開發商投資額較大，零售商投資份額其次。2018年，開發商投資額高達12.7億美元，零售商投資額也高達3.49億美元。從具體行業結構分布來看，商業占外資比例的28%；工業占外資比例的32%；服務業占外資比例的40%，農業等其他產業幾乎為零。

摘要：近年來我國農業境外直接投資發展迅速，但企業在進行投資時也遇到了一些問題，本文主要從金融支持的角度談如何幫助農業“走出去”。

關鍵詞：境外直接投資；農業“走出去”；金融支持

1我國農業境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1.1我國農業境外直接投資的基本情況

我國是農產品進口大國，相對有限的自然資源決定了我國農業需要“走出去”。在國家政策上，2017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人民銀行、外交部等四部委聯合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引導和規范境外投資方向的指導意見》，在鼓勵開展的境外投資項目中，明確指出“著力擴大農業對外合作，開展農林牧漁等領域互利共贏的投資合作。”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指出：“積極支持農業走出去，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糧商和農業企業集團。”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走出國門，進行農業境外直接投資活動。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中國對外投資報告》，2016年，我國農、林、牧、漁業境外投資金額為32.9億元，占比1.7%；歷史存量投資金額為148.9億美元，占比1.1%。農業境外投資占整個境外投資的比例偏低。開展農業境外投資的企業當中，民營企業占絕大多數，但民營企業的平均投資金額較小，且大部分為中小型企業。亞洲和歐洲是主要境外投資目的地。

1.2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管理體制

當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管理主要由發展改革部門、商務主管部門、外匯管理部門等三個部門負責。發展改革部門和商務主管部門是進行境外投資外匯登記的前置部門。發展改革部門主要負責境外投資項目的備案和核準，商務主管部門主要負責境外投資企業設立的備案和核準。除涉及敏感國家和敏感行業需要進行核準外，其余絕大部分境外投資只需進行備案即可。在外匯管理方面，國家外匯管理局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不斷簡政放權。從2015年6月1日起，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無需到外匯管理部門進行行政審批，目前除金融機構進行境外直接投資需行業主管部門出具相應的批準文件或者無異議函外，其余企業可憑發改部門的備案通知書或者核準文件、商務部門的企業境外投資證書等材料直接去外匯指定銀行進行外匯登記，外匯指定銀行在進行合規性等審查后為企業完成外匯登記和資金匯兌。外匯管理部門則把工作重點放在對業務登記和資金匯兌等環節的事后核查。境外直接投資業務管理部門的簡政放權，極大促進了境外直接投資的便利化，減輕了企業的負擔。

一、有關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傳統理論

（一）發達國家的成本論

內部化理論：1976年Buckley，Casson在借鑒Coase交易成本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市場內部化理論，在存在著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前提下，跨國公司內部化可以規避市場不完全而造成的交易成本偏高的問題，其內部化理論也涉及到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問題：跨國公司傾向于選擇在內部化成本低于市場成本的地區開展直接投資?？鐕緦ν庵苯油顿Y的本質是企業管理、控制權的擴張，通過跨國公司的內部機制代替不完善的外部市場機制，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克魯格曼、赫爾普曼認為，到東道國開展直接投資的一個目的是為了減少直接貿易帶來的運輸成本，繞開當地的貿易保護。Friedman等也認為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地理距離大小直接影響到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績效，跨國公司傾向于就近投資，以降低運輸成本、搜尋成本。

（二）發達國家的優勢論

1．壟斷優勢理論

1960年美國學者Stepsen　Hymer首先提出“壟斷優勢”理論，70年代后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Kinderburger做了補充和發展。在東道國市場“不完全”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利用自身的壟斷優勢排斥自由競爭，獲得超額利潤。他們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是跨國公司利用壟斷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前提。指出“不完全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產品市場不完全，主要是商品性能、商標、市場技能存在差異；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性，各種生產要素的性能存在差異；由于規模經濟引起的市場不完全；還有由政府關稅等政策造成的市場不完全。他們認為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主要體現在：市場壟斷優勢，如產品性能差別、特殊銷售技巧、控制市場價格的能力等；生產壟斷優勢，如經營管理技能、融通資金的能力優勢、掌握的技術專利與專有技術；規模經濟優勢，通過一體化生產，擴大生產規模，降低成本；信息網絡技術優勢。壟斷優勢論解釋了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所具有的壟斷優勢，也從另一個角度解釋跨國公司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所在。跨國公司要根據自身的壟斷優勢決定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應選擇在能發揮自身的生產、市場、規模經濟等壟斷優勢的區位。

2．相對優勢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