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肖霜 單位：中共廣東省委黨校

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在當時發揮了巨大作用，對我們今天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也有相當的借鑒作用，但時代在變化，大眾的構成和需要也在變化。因此，這就需要我們從實際出發，在“取其精華”的基礎上推動和實現當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對此，筆者提出幾點建議:這里的“教育主體”主要是指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傳播，以期推進其大眾化的人。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育主體大眾化是由大眾化的對象所決定的，即大眾對象的多樣性、層次性決定了教育主體的多樣性，換言之，就是決定了教育主體的大眾化。然而以往的人們大都有一個認識誤區，認為只有具有一定知識水平的經過馬克思主義理論正統教育的學者才有能力，才有資格去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而于其自身則往往妄自菲薄，亦或自謙為不知或知之甚少。殊不知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是哲學家，并且都可以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者，因為只要我們在思考，在實踐，就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分不開，從這一程度上說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打交道，也就是說我們都可以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育主體，當然在理論水平方面我們會稍遜于受過正統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的學者，但在實踐中，我們并不一定低于他們的水平，甚至強于那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條化、本本化的“象牙塔”里的學者，因為他們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所以，要樹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主體的信心和決心，使人們意識到自身對于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價值意義，而一旦他們有了這份意識，便會自覺自愿地去學習、理解、相信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

這里的“教育客體”是指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的對象。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客體大眾化從根本上說是由其本身決定的，因為“大眾化”本身就是要求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普遍化，使之為大眾所掌握和認可。但現在一提到教育，人們往往會把范圍縮小到學校教育，殊不知“活到老，學到老”，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的對象，并且事物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亦然，也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要在變化中不斷學習，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所以從更寬泛的維度上著眼，我們都是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的客體，而不應拘泥于某一群體，也只有使人們意識到作為教育客體的必要性及其精神所需，才能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真正內化為人們的意識。

這里的“教育介體”是指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的內容和方法。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育介體大眾化主要是指要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內容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和人們喜聞樂見的方法來表達，使其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真正為人們所用。對此，我們應做到教材生活化、語言通俗化、形式多樣化。教材生活化。這是《大眾哲學》給予我們最深刻的啟示，在當時《大眾哲學》之所以能把那么多的人引進哲學天堂，進入馬克思主義世界，就是因為教材的通俗易懂，它能以人們現實生活中的事物為例，講得貼近實際，雖然作者在《自序》中講過“要說的話不能直說，要用的字不能不用別的字代替，要舉的例子也只好不舉”［1］。但是他通過舉諸如“雷峰塔的倒塌”、孫悟空的“七十二變”、“笑里藏刀”等家喻戶曉的典故或成語來滲透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讓人們覺得哲學其實并不神秘和陌生。所以“并不是只有深奧的哲學著作才能發展馬克思主義，科學的、通俗的讀物同樣可以深化、發展馬克思主義，甚至贏得更多的讀者。”［2］

因此，筆者認為現在很有必要出版一本結合現代語境和語義的大眾化讀物，把人們引入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語言通俗化。語言文字是理論的承載者，理論知識由最初的“口耳相傳”，再到后來的“文字記載”，才可能代代相傳，也才會有文明的延續、進步和發展。在我國要想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教育主體就得用中國式的語言和人民喜聞樂見的方式來表達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人總以為語言越說得艱深晦澀，讓人不知所云，學問就越大。所以，當初在艾思奇同志出版《大眾哲學》后，就有很多所謂的“學者”攻擊其語言過于生活化，缺少專業性和學術性，并且滿帶諷刺地說自己不屑于寫如此通俗的著作，認為通俗會流于庸俗。其實恰恰相反，能用簡單準確通俗的語言講清復雜深刻的道理才是最難的。而艾思奇就做到了這點，試想如果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沒有深刻的理解和扎實的研究功底，是根本不可能用自己的語言，更不會用群眾的語言來表達的，最多只能是引章摘句，用一些生硬的言語照本宣科。只有在理論上博大精深的學者，才能把抽象的哲理講得深入淺出，引人入勝。

至于“通俗會流于庸俗”，筆者認為應該首先厘清二者的本意，再看看其間是否有必然性。“通俗化”要求理論的表述易懂但不能偏離本意;對于“庸俗化”，鄧小平曾經諷刺“這些年把一些人養成懶漢，寫文章是前邊摘語錄，后邊寫口號，中間說點事”［3］，可見，一方面“庸俗化”是口號式的，無實質性內容、理論可言，另一方面“庸俗化”與“通俗化”相比，可能“易懂”，甚至“有趣”，卻有可能偏離甚至歪曲理論本意。固然，為了“易懂”，“通俗化”也往往需要借助一些生動形象的比喻、故事或者俚語等作為鋪墊，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論證的“學術性”，但“底線”是決不能“犧牲”理論的真實性和準確性，決不能因為追求理論的“易懂”而“失真”，陷入真正的“庸俗化”。可見，二者含義完全不同，其間也沒有必然性，并且《大眾哲學》的成功，也是對這一懷疑的最好論證。實現形式多樣化。這是因為當今時代，一方面人民群眾的思想、價值觀趨于多元化，加大了理論傳授和宣傳的難度。另一方面，我國人口眾多，隨著分工的日益細化，不斷呈現出新的社會群體，而各群體所需、所想有質的區別，應該格外關注，做到具體群體具體分析，這就需要我們在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過程中采取不同的形式，適應不同群體的需要。

#p#分頁標題#e# 這里的“教育環體”是指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的社會環境及其所提供的教育支撐條件。從國際上看，當今社會是國際化、信息化的社會，這樣就把世界各國愈加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使得各國相互影響愈加深刻，而來自其他各國的影響亦使我國的社會環境愈加復雜。從國內看，網絡的興起正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網絡已經成為新世紀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新工具和手段。它就像一把“雙刃劍”，以其獨特的優勢吸引著廣大人民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不少挑戰。所以客觀上，網絡已經成為我們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亟待攻克的一片陣地。如何在網絡上對“網民”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正確引導，推動其大眾化也成為了我們不得不面臨的重要問題。但網絡具有虛擬性、開放性、隱蔽性等特點，這就使得我們工作的難度加大。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概念

在對馬克思大眾化的根本概念完全明確后，就需對哲學大眾化的概念進行明確了。所謂馬克思哲學大眾化，即是指將其抽象化轉變為形象具體化。大眾化中所說的“大眾”是指人民大眾，其自身具有突破政治、經濟、地域、年齡、性別等限制的特點。自改革開放后，現今社會的進步發展使得我國開始出現一些新型的社會階層，他們同樣歸屬于人民大眾的范疇中。在社會現代化建設中，對于群眾的理解也需跟隨時代的發展而改變，促使其具有一定的時代性特色。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人民大眾能夠對馬克思哲學理論靈活運用并用其對各類實踐、改造活動進行科學指導，進一步實現自身的全面發展。與此同時，運用各類實踐活動操作中所積累的豐富經驗進一步改進完善馬克思哲學理論，推動其良好發展。

二、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科學途徑

（一）積極增強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意識

歷史與現實均表明，在現今的社會中，大眾化哲學的存在極為必要。所以，廣大的哲學研究、教學者及人民群眾需積極樹立增強哲學大眾化的意識，進一步增強對馬克思哲學的信念。長時間以來，在我國出現了極為突出化的群眾不懂哲學，學生不喜哲學、哲學招生淡薄、不注意加強哲學宣傳的情況，最終導致出現馬克思哲學被完全忽略，相關世界觀、方法學說空洞、無力的問題。此種情況出現的主要原因為：大部分人未將哲學作為一門與實踐活動相關聯的科學，還未將哲學的概括、抽象性及現實、革命性進行有機結合。歸根結底，是這些人未對哲學的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充分了解掌握，對實踐活動與哲學的引領作為未完全明確。相關哲學工作者在推進其大眾化時，需做到有的放矢，對社會實踐中存在的新問題、情況充分認識及解決。另外，在馬克思大眾化的推進中，對于“庸俗化”的擔心是完全不必要的。大眾化并不等同于庸俗化。馬克思哲學大眾化是在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進行的一項具有高度政治意義的事業。所以，廣大哲學工作人員必須將自己從課堂中解放出來，對自身的歷史使命完全擔負。

（二）多形式的開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宣傳活動

馬克思哲學大眾化是一項系統化的活動，需要相關研究部門、媒體、學校的共同努力。我國的哲學工作人員需加強自身與實際之間的關聯，積極選取一個恰當適宜的課題。開展哲學大眾化的研究，如哲學大眾化推進的必要性；哲學大眾化與中國化、時代化之間的聯系；哲學大眾化的實質、特點等。而相關出版部門則需組織編寫一些不同風格、類型的大眾化哲學讀本。可以對《大眾哲學》、《學哲學，用哲學》等書中進行借鑒。各家新聞媒體則需積極開展一些有關于哲學大眾化的宣傳活動。學校是馬克思哲學大眾化推進的主要地區，思政課便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載體。所以，各大高校的思政教學需進行科學化的創新、改革，進一步提升其實效性，對學生進行理論、實踐有機結合的哲學教育，幫助其進一步樹立起一個正確的辯證唯物主義立場、觀點。

2019年7月，《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將“健康知識普及”列為其首要任務［1］，并倡導傳播健康知識、提高民眾健康行為和技能是全社會的共同職責。醫學期刊作為醫學研究成果的重要平臺，具有重要的媒體屬性，應充分利用自身行業優勢承擔起這一社會責任，在健康知識普及中發揮應有的作用。既往研究中，雖有國內醫學期刊通過出版科普增刊和開辟科普欄目傳遞健康知識的寶貴經驗［2-3］，某種程度上彌補了科普雜志在內容上不夠嚴謹和權威的劣勢;但長期以來，醫學期刊特別是我國的醫學期刊，并未在健康知識傳播的舞臺上擔當重要角色。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新媒體已成為人們獲取健康知識的首要途徑［4］，在當前網絡知識來源蕪雜，健康科普亂象叢生的現狀下，醫學期刊有責任為普通大眾傳遞權威的健康知識。臨床醫學期刊不僅具有嚴謹求精的科技期刊屬性以及實時更新的以病人為研究對象的醫學論文寶庫，還擁有由眾多優秀醫學工作者組成的臨床專家團隊，因此在健康科普中獨具優勢。本文通過《協和醫學雜志》辦刊過程中的實踐經驗，闡述臨床醫學期刊如何借助新媒體平臺發揮自身優勢，在健康科普中發揮重要作用。

1健康科普的重要性及現狀

1．1健康科普是減輕疾病負擔，緩解醫患糾紛的重要途徑

2016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數據顯示，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已占我國傷殘調整生命年的83.4%［5］，這會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疾病負擔，而公民提高健康知識儲備、改變健康行為，對減輕疾病負擔至關重要。“2017微博健康醫療影響力論壇暨中國健康科普聯盟成立和中國醫師協會科普分會年會”亦透露，我國猝死的搶救成功率僅為1%～2%，卒中死亡率是歐美國家的4倍，這與我國公民健康知識水平、疾病管理能力均較低有直接關系。2018年中國公民科學素質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公民具備科學素質的比例僅為8.47%，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4］。通過健康科普不僅可提高公民疾病預防意識和疾病管理能力，也是從根本上減輕醫療機構壓力、減少醫療資源“浪費”的重要舉措。此外，由于公眾對疾病認識不足、對醫生職業期望過高，導致我國醫患矛盾越演越烈，傷醫事件頻發，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專業、客觀地向公眾宣傳醫學知識，提高患者對疾病的認知，進而為醫患順暢溝通創造前提，是和諧醫患關系逐步建立的基礎。

1．2我國健康科普“含金量”亟須提高

隨著人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公民對自身健康日益關注。2018年我國6萬177人參與的調查結果顯示，公眾最感興趣的新聞話題即是“生活與健康”，這一比例高達92.9%［4］，這必然促使人們通過各種渠道獲取所需要的健康知識。第4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8.29億，網民通過手機接入互聯網的比例高達98.6%［6］，其中微信(95.8%)、騰訊網/新浪網/新華網等門戶網站(82.6%)、百度/搜狐等搜索引擎(79.6%)、果殼網/科學網/百度百科等專門網站(67.6%)已成為公民獲取科技信息的主流渠道［4］。但目前網絡信息來源蕪雜，很多自媒體為了追求傳播效應，往往有意夸大甚至歪曲科學事實，以博取大眾眼球;同時，由于醫學內容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媒體在報道時如果理解不充分、不精確，也容易產生誤導大眾的情況。比如，2018年10大科學流言中，就有8條與健康相關［7］，因此我國健康科普的“含金量”急待提高。美國的皮尤調查結果顯示，75%的美國網民不檢查信息來源和日期就盲目相信所檢索到的信息［8］，我國未進行過相關調查，但結果可能也同樣不盡如人意。這一現象既表明了互聯網監管的重要性，更凸顯了權威健康知識傳播平臺的重要作用。

2臨床醫學期刊開展健康科普的優勢

一、學科合并之合理性:學科整合

把“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兩個學科合并為一個學科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成立比較文學系,這些問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引起學界思考和爭論。筆者以為,將“比較文學”放在師范院校中文系,并將它與“外國文學”合并為一個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種學科合并具有合理性,合并以后的中文系,其實就是比較文學系。從學科知識結構建構看,將“比較文學”放在中文系,相對于放在外語系,更為合理。這既是因為中文系諸學科具有接受“比較文學”的學科基礎,還因為這樣做有助于整合中文系諸學科。外語系的文學學科,僅僅是外國文學,而中文系的文學學科,既有中國文學,又有外國文學,還有文藝學等,在學科知識板塊基本設置上具備了在漢語語境下比較文學學科應該具備的基本知識結構。在中文系中,“外國文學”的設置本身,給中文系學科整體帶來一個可與中國文學互照互識的參照,使學生具有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基礎。但由于沒有“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各門課程雖然在知識結構上具備整合基礎,卻各自封閉,缺乏溝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合并以后的中文系,通過輸入新學科———“比較文學”,使原有的“世界文學”知識結構有了整合的學科理論,可以對整個中文系原有諸文學學科知識板塊加以自覺整合。合并以后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賦予該學科整合中文系諸學科的功能,提升了“外國文學”在中文系的學科地位,使“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成為中文系諸學科整體中的結構要素。確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是中文系學科整體之結構要素,意味著認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性質不局限于其自身,而要放大影響到中文系所有學科,使中文系諸學科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規定的基本性質下相互作用轉換生成一個結構整體,具有傳統中文系原來所不具備的新的性質和功能。

這種整合后的中文系之整體性質和功能是什么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世界文學”知識結構與視野、“比較文學”異質文化文學互照互識的基本方法,以及中西詩學核心概念等,將使中文系諸文學課程整體具有“世界文學”之整體性質。這種“世界文學”整體性質放大影響中文系諸傳統學科,將使中文系原有諸學科相互作用轉換為一個整體———培養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國語文工作者的載體,將使傳統中文系培養的能說會道的“筆桿子”,具有當下語文工作者應當具備的“世界文學”基本知識結構和全球視野。因此,“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在中文系之合并,在全球化時代,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怎樣整合中文系原來分散孤立的諸學科呢?首先,從中文系本科一年級開始,由“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主持給學生講“學術導引”課,讓學生明白在本科四年學習過程中的總體要求,并與其他學科商討確定讀書寫作的具體要求:文學課程要求背誦的基本篇目以及背誦要求、細讀基本書目以及細讀要求、學科小論文寫作基本規范與基本要求、中國古代文獻閱讀基本要求、英語文獻閱讀基本要求等,讓學生明白做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語文工作者應該在哪些方面打好扎實基礎。

在中文系諸學科中,只有“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具有主持這種“學術導引”課程的宏觀視野和整合能力。誠然,國別文學學科就具體文學事實研究可能更加深入,文藝學學科可能就具體理論研究更加具體,但應看到,封閉的國別文學學科不具備“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知識結構上貫穿中外、古今的跨越優勢與互照互識的視野,傳統的文藝學學科不具備“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文學實證基礎。所以,在主持“學術導引”課時,“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雖應與其他學科充分交流溝通,尊重其它學科的意見,但還是由“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主持統籌兼顧這種“學術導引”課程更為適宜。雖然由“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主持“學術引導”課程,但學生“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建構卻不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一個學科的任務,而應由中文系所有課程共同承擔。中文系一、二、三年級專業基礎課程,應落實各學科的背誦要求、閱讀要求,以及學科小論文寫作要求。在此基礎上,通過三年級(或四年級)“比較文學概論”課程講授比較文學基本精神、基本方法等,使中文系所開設的專業學科相互溝通,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漢語語境下的“世界文學”。一年級的“學術導引”課,與四年級的“比較文學概論”互相呼應,因此,“學術導引”課程可以視為“比較文學”課程的一部分,課時由“比較文學概論”課時撥出。最后,通過四年級畢業論文寫作,學生在漢語語境下“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基礎上選擇題目,嘗試獨立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并表達自己觀點。學生四年級畢業論文題目未必涉及中西文學比較,但是,由于學生論文題目是在漢語語境下“世界文學”總體知識結構基礎上對某一具體問題的選擇,這樣訓練出來的學生,與傳統的中文系學生相比,通常具有更自覺的世界眼光,具有跨文化語境的知識結構和學養,具有與世界溝通的能力,更適應21世紀全球化發展的跨文化交流需要。

二、學科合并方式:學科獨立

“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合并?目前的現狀是不同學校處于各自嘗試階段:有的學校把比較文學的內容放在外國文學課程中講授,有的學校嚴格堅守兩個學科的各自邊界,兩門課程分開講授,并強調各自學科的獨立性。皮亞杰在《結構主義》中指出,子結構保持自己的結構邊界、結構平衡、結構轉換規律參與更大結構構造的自我調整性,是結構的三大特點之一。[1](1-11)從理論上講,如果“世界文學”知識結構是一個整體,“外國文學”、“中國文學”等國別文學,文藝學、比較文學等理論課程,都是其中的部分。各學科要參與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建構,都應該保持自己作為子結構的結構邊界、結構構成元素以及結構要素等。“世界文學”作為更大結構對中文系包括外國文學、中國文學等課程整合,不是打亂各學科的邊界,隨意改變各課程的特定對象,而是中文系諸學科保持各自學科獨立性、自足性前提下的結構轉換,在保證各自學科的學科邊界與獨特學科對象穩定性前提下整合。學生跨越異質文化的知識結構與世界眼光,是中文系各獨立學科以“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為核心相互作用轉換生成的新的整體結構性質與結構功能。在這個意義上,中文系諸學科不僅需要各自保持自己的學科獨立性,還要保證自己學科的扎實基礎,這既是中文系諸學科整合之絕對前提,也是“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學科合并之絕對前提。沒有各學科之獨立邊界,“比較文學”主觀隨意地放在國別文學課程中講述,學生沒有各自學科的扎實基礎,很有可能不同學科知識混同于一大鍋漿糊。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可以把比較文學有關基本概念說得頭頭是道,但不僅學不好國別文學,比較文學也不可能學好。從文學知識結構看,只有在完整的中外國別文學基礎上,才能完成“世界文學”知識建構。如果中文系學生只具備“中國文學”的知識結構,沒有相應的“外國文學”知識結構,就缺乏“世界文學”觀念上互照互識的基本參照,不具備進一步學習“比較文學”的基本知識準備。反之亦然。如果學生不具備完整的外國文學知識結構,這時給學生講授“比較文學”課程,對學生來說,就只是能指的游戲,學生根本不具備接受這些概念的期待視野。#p#分頁標題#e#

三、學科基礎:雙語雙文本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提升”①。2017年10月18日，在報告中進一步指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學術期刊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構成，開展并深化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滿足讀者需求及進一步提升出版質量具有重要意義。鑒于目前這方面研究還不深入，②本文嘗試從學術期刊宏觀結構性改革、學術期刊形式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學術期刊內容的供給側改革及學術期刊出版模式的供給側改革四個方面進行研究。

一、學術期刊宏觀結構性改革

學術期刊供給側改革不僅要進行微觀層面的改革，還要從組成結構、編輯人員專業構成等方面進行宏觀層面的改革，只有實現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改革的密切配合，消除互相制約的不合理因素，才能達到最佳改革效果。

（一）組成結構改革

1．增加專業性期刊數量，限制綜合性期刊數量

目前，我國學術期刊的整體格局是以綜合性期刊為主。綜合性期刊往往涉及幾個學科，學科邊界模糊，影響了讀者信息索取的便捷性與靶向性及期刊品牌建設，繼而影響期刊自身的影響力和競爭力。專業性學術期刊因其專注某一學科，期刊定位更為準確、整體結構更為合理、欄目設置更為細化、選題更為前沿新穎，從而對特定學科學術水平的推進更為有力，更能彰顯學術期刊的價值和使命。因此，從國家層面來說，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要做好頂層設計，一方面加大對專業性期刊的審批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積極出臺相關政策督促和指導現有綜合類學術期刊向專業性學術期刊轉變。比如，高校綜合性學報，要從為學校辦刊向為學科辦刊轉變，即依托本校優勢學科影響力積極向專業性期刊轉變。原《武漢理工大學學報》（信息與管理工程版），要依托本校安全、管理學科影響力于2018年更名為《安全與管理學報》，成為安全、管理及交叉學科突破性理論進展和創新成果的發表陣地。

2．逐步增加英文學術期刊數量

引言

高校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成果傳播和交流的主要平臺，長期以來對我國教育、科技、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據統計，中國現有科技期刊5000多種，主要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協系統主辦，中國科技期刊已呈現“三分天下”之勢，高校學術期刊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學術期刊中堅力量的高校期刊，近年來發展迅猛，整體質量逐步提高，對促進科技進步，推動國民經濟建設，提高國民科技文化水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國高校期刊能在國際學術期刊中擁有話語權的則是鳳毛麟角，能被國外重要檢索系統收錄的更是屈指可數，離真正國際化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這種狀況與作為教育大國和科技大國的我國是不匹配的，沒有真正反映出目前的科技和教育水平。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高校學術期刊呈現出發展與繁榮景象。21世紀以來，網絡、計算機等技術的大量使用，革新了高校期刊傳播技術，同時也加強了國內高校期刊與國外優秀期刊的聯系。我國期刊要想在國際期刊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必要前提是提升國內高校期刊的影響力，因此有實力的高校以創辦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期刊作為重要目標并為之努力，創辦英文科技期刊成為與世界接軌的快車道[3]。據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統計，20172018年度其共收錄的來源期刊中，英文期刊201種，中文期刊1028種。目前，許多有實力的高校已經創辦了中、英文雙版期刊，在論文的排版格式、表格形式和摘要等方面都模仿國外主流期刊，以期引起國際優秀期刊及作者、讀者的關注，增加被國際知名檢索系統檢索的成功率。但在求變中也出現一些問題，英文期刊刊登的論文大部分只是將中文論文翻譯過去，并沒有真正形成學術交流的互動。隨著我國科技和經濟的快速發展，高校期刊國際化不僅是搭建中國與外國平等學術交流的平臺，也是適應國際現代期刊出版業的發展潮流，更是提高自身實力的必然選擇。因此，探索提高我國高校期刊國際影響力的路徑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1提高高校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的意義

1.1展示中國科技與經濟發展情況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科技的快速發展，科學技術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逐步提高。2018年1月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指出，2017年我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57.5%。科學技術已成為國家快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目前，我國高校有2000多所，創辦期刊有2500多種，但高校期刊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是不相符的。在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國際上迫切希望加深對中國的了解，而我國也需要更加開放和擁抱世界。然而，我國學者對世界上發生的重大問題發表的見解往往不被國際所關注，更談不上理解，中國在國際上的一些訴求也難以被認同甚至被曲解。此時，只有通過交流平臺和渠道的建立，高水平的學術交流溝通，才能讓中國和世界彼此了解。2013年，中國科協、財政部、教育部等多個部門為落實中央書記處關于“打造具有國際專業水平的學術期刊等高質量水平交流平臺”的指示，共同組織和實施了《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對科技期刊進行了力度很大的專項支持。國家投入技術和資金創辦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媒介，已經不單純是傳播文化，更是推動經濟的更快發展和提高國際競爭力的現實需求。為了順應這一需要，較為可行的方式之一就是把中國學者優秀的研究成果，以國外讀者能夠讀懂的文字表達方式傳播出去。而高校期刊平臺，正是世界了解中國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的一個窗口，擔負著一定的重任。因此，提高高校期刊國際影響力，對促進國家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2適應現代期刊出版發展需求

隨著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優秀期刊率先將信息技術運用到編輯出版中，通過大眾媒體、建立網站或者與成熟的平臺合作，及時將最新研究成果出去，讓世界各國互相了解，分享科技與經濟成果。例如，國際知名出版集團會將所屬期刊的內容共享到社交網站上，有些期刊通過開通博客或自媒體將期刊內容發表到博客上，吸引讀者，宣傳期刊。中國知網創辦的“OKMS機構知識管理及協同創新平臺”形成了全媒體、沉淀知識資產的知識倉庫，成為集研究、學習、創新、共享于一體的，面向具體問題的多媒體、多模式、多終端的群體實時協同研究、研討和創作平臺，實現了機構內外各種知識資源的一站式發現和獲取[5]。當前，高校期刊已逐步認識到信息及數字化技術發展對提升期刊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性，正充分利用信息科學技術，提升自身實力，追趕優秀，以適應現代期刊出版發展的需求。

摘要:這篇論文主要是在研究設計符號學在兒童游樂產品當中的運用。了解兒童游樂玩具和設計符號學的具體內容并通過符號學中語用學、語構學、語意學三個方面來探討對符號進行編碼需要遵循的規則。找尋設計符號在兒童游樂產品當中的應用。又通過兒童游樂產品設計過程的符號審視的三個方面來進行調查。符號是設計的一個表達，任何設計都是設計師在向大眾來傳遞信息。

關鍵詞:設計符號學;產品設計;兒童游樂產品;符號傳達系統

現在市場上大多數兒童游樂產品都是千篇一律的而且缺乏自主研發的創新能力。這主要也是由于大多數企業很少去聘請專業的設計師，進而去選擇參照國外歐美的優秀產品制作出產品模具，并將這些產品大量生產進行銷售。企業如果想要蓬勃發展下去就需要設計先行。但是這些企業缺少一些系統的理論指導，所以我就將設計符號學放入到兒童游樂產品設計當中。

1設計符號學

人們在日常生活和生產勞動中，會隨時面對大量不同的信息要去識別、感受、理解和判斷。在生活中有許許多多的符號，正是因為這些符號才進一步溝通了人與世界的橋梁和精神媒介。將設計符號學運用到兒童游樂產品當中去，可以提高設計的價值以及體現出設計符號的重要性。而且這樣還可以增強設計師在兒童游樂玩具方面的創新。

1．1設計符號學相關理論。設計作為一種規劃構思和形式創造活動，是當代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設計是把一種設想通過合理的規劃和周密的計劃通過各種感覺形式傳達出來過程。符號學就是研究事物符號的本質、符號的發展變化規律、符號的各種意義以及符號與人類多種活動之間的關系中。“符號是信息的載體，是一種可以通過視覺、聽覺等感管系統所感知的對象，它可以與事物結合起來，而且符號可以代替文字向大眾來傳達信息，這是一種無形的信息。”

1．2符號學的發展背景。隨著工業化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設計符號學這個學科應運而生，設計符號學是一個邊緣性學科，它涉及在設計心理學、行為科學、美學學科等各個方面。設計符號學的出現為設計師提供了一些設計理念和想法。符號學包括索緒爾符號理論、莫里斯符號理論、皮爾斯符號理論。現代設計符號學的創始人是皮爾斯和索緒爾。皮爾斯說“只有被理解為符號才是符號”。

一、文學語言基本特性研究   就這一方面來說,仍然是一種原地踏步的狀態,是對1989年以前認識的重復,1989年以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學概論教材中,具體來講:文學的語言除必須以全民語言為基礎,賦予它以普遍使人理解的特質(普遍性)之外,還須賦予它“使人感受”、“使人共鳴”的力量。這種有“使人感受”、“使人共鳴”的力量表現方法之一,即是語言之形象性、具體性與感應性。[2]文學作品語言的第一個特點是形象化。……文學作品語言的第二個特點是凝煉含蓄。   ……文學作品語言的第三個特點是新鮮多樣。……文學作品語言的第四個特點是富有音樂性,即音調和諧,節奏鮮明,讀得流暢,聽得明白,具有聽覺上的美感。[3]文學語言是藝術的語言,它的首要特征是形象性。……其次,是精確性。……第三,文學語言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第四,是音樂性。[4]文學語言的心理特征:一、情境性;二、貼切性;三、暗示性;四、口語性;五、音樂性;六、獨創性。[5]“節奏感”和“音樂性”成了形容80年代文學作品語言特色的常用語。……文學語言區別于其他科學的語言,它的語言特性首先表現為形象性,其次表現為情意性。就語言的模糊性來說,80年代的文學與過去的文學并無不同。所不同的是它的語言的模糊程度加大了。[6]隨著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理論的引入和運用,學界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一段時間對文學語言特征的認識開始深化,表現為較重視語言的內在性和陌生化,特別是陌生化概念使學界對文學語言特性的認識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獲得了較大飛躍。而在這之后,理論界的研究則陷入停滯狀態,研究的同語反復現象較為嚴重,主要集中在形象性、陌生性、音樂性、豐富性、獨創性、模糊性、含蓄性、美感性、精確性、變異性、口語性、內指性、本色化等十幾個范疇。　這種對文學語言特性研究的突出問題是仍限于一種靜態化研究,反復標舉語言作為文學形式要素的音樂性、陌生化、模糊性等,停留在傳統思維形式與內容的二分法上,很少注意語言形式本身的內容性。事實上,中國語言特別是文學語言的能指和所指是很難機械分割的,能指本身便是所指的一部分,不僅是達到所指的途徑,更重要的是對所指有一種延伸作用,就以聲調的變化為例,不同聲調的變化是與人的情緒密不可分的,仄聲適合表達激昂的情緒,而平聲則是利于表達平緩的情緒。“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7]。   “陽聲字多則沉頓,陰聲字多則激昂,重陽間一陰,則柔而不靡,重陰間一陽,則高而不危。東、真韻寬平,支、先韻細膩,魚、歌韻纏綿,蕭、尤韻感慨,各具聲響。”[8]可見聲調本身就具有表達情感、表達內容的潛能,所以古代文人多注意平仄的和諧搭配。這在古代的詩句中表現尤為明顯,以賀鑄的《青玉案》為例:“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它的平仄情況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其中“許”、“草”、“絮”、“雨”都是仄聲,看上去似乎不符合古典詩詞的平仄規范,但聲調與意象的情感色彩卻形成了一種張力,全詞的感情基調無疑是低沉的,“煙草”、“風絮”、“雨”本是極蕭瑟的意象,然而聲調上卻有高亢之感,這就使“閑愁”更耐人尋味,似乎給人一種“愁”而不“怨”、“愁”而不“懈”的感覺。另外每個句子的平仄對仗也較為工整,有一種流暢的音樂性,而沒有使用拗句和奇特的意象,這更加深了人們對該詞情感基調的把握,這種絕對不是像李清照在《聲聲慢》中表現的晚年絕望之愁。   語言形式具有內容性的另一個表現是它具有文化承載性。這與中國文字的表意性是相關的,人們熟知的《紅樓夢》中黛玉臨死時“寶玉你好……”這句話,除了能體現出作者的創作技巧和黛玉的性格之外,也展示出了一直以來教育“淑女”的傳統文化特色。另外就單個詞語而言也是如此,比如“家”這個詞,《說文》的解釋是“家,居也”,在甲骨文中的“宀”是房子的意思,因此當在文本中看到“家”的時候,便會自然產生一種對居室的想象,而這是英文中“home”無法達到的。再以中國古代的對聯為例,如:   身無半文,心憂天下;書破萬卷,神交古人。———左宗棠   白首壯心馴大海,青春浩氣走千山。———林伯渠   通常情況下上聯是以仄聲收尾,下聯則馬上收以平聲,這多少是與怨而不怒、含而不露的儒家中庸傳統相聯系的,作者高昂的情感最終要歸于平和,因為古代的對聯多為題贈或重大場合、節日的產物,所以這種處理方式是最合乎處世之道的。就是說,語言形式的文化承載性是基于榮格所說的“集體無意識”基礎上的。   除此之外,語句的長短配合,詞語的倒裝,關聯詞語運用與否,標點符號的使用,都不是純形式化的,語言形式絕對不是孤立的表意工具,而是與內容水乳交融的整體,在這一交融過程中往往會產生一種更高層次的審美意蘊,這也就是格式塔心理學指出的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   對于上述文學語言形式的最基礎方面,學界仍然沒有形成一種系統的研究格局,更多的是對西方理論、文化研究等的青睞,甚至國內有限的幾位形式研究者也沒有對語言形式加以足夠的重視,更多的是鐘情于體裁、新興媒體、試驗文體等方面的研究,其中趙憲章教授在《〈靈山〉文體分析》和《形式美學之文本調查———以〈美食家〉為例》中分別以《靈山》和《美食家》為對象,從細致的文本調查入手分析文學作品的意義構成,這無疑是一種有效的語言形式研究方法,但趙先生也只是把語言分析當成一種工具,而沒有試圖形成語言形式的相關理論(此處與趙先生商榷)。對此,筆者認為形式研究的根基應該是語言形式研究,這樣才能將形式與內容很好地聯系起來,進而更深入地了解文學語言的本性,因此建立一套語言形式的系統理論是十分必要而可行的。#p#分頁標題#e#   二、文學語言的組織結構研究   筆者認為文學語言之所以具有陌生化、形象性、音樂性等特點,關鍵問題是如何組織語言。就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呈現出一邊倒的狀態,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首先,對以小說為代表的敘事性文學語言結構的研究超過對詩歌、散文語言結構研究;其次,在語言組織技巧方面,倒向宏觀的詞語、段落的物理結構研究,對修辭問題的關注不夠。   就第一方面來說,西方敘事學的研究在近10年的時間中大行其道,其實這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文學體裁發展的不均衡性,詩歌、散文甚至戲劇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逐漸開始衰退,直接導致對這些文體的語言問題的研究熱情也隨之消減。第二個原因則是學界對本土理論的不自信,其實中國有著源遠流長的敘事文學傳統,從先秦諸子散文—魏晉志怪小說—唐傳奇—宋話本—明清小說,這在無形中也孕育了較為成熟的敘事理論,例如:《典論•論文》、《文心雕龍》、《藝概》以及明清的小說評點中都有相關理論主張,尤其需要提到的是《文心雕龍》和明清小說評點,系統地討論了樂府詩、賦等20余種文體的特點和寫作技巧,涌現出葉晝、金圣嘆、張竹坡、脂硯齋等一系列小說評點家,并總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敘事規律。   受西方現代派一系列作品的影響,新時期文學的敘述模式發生了改變,中國傳統的敘事被無情解構,人稱、時間、地點等原有的敘事要素變得不再重要,整個作品成了能指盡情狂歡的試驗田。就敘事作品來說,敘事學的興起為文學語言的研究提供了獨特的工具。敘事學雖然表面看來是研究敘事結構形式的學科,但任何敘事作品的結構形式說到底仍然是語言的結構形式,按喬納森•卡勒的說法,西方的敘事學主要有兩種傳統:一是由法國學者創立的符號敘事學,二是由英美學者創立的修辭敘事學[9]。在這里無論是符號還是修辭其實都是語言問題,這也就是羅蘭•巴特指出的“人類文化所有的領域都是一種語言”[10]。學界自1989年至今與敘事和語言有關的論文有189篇,經過篩選,其中專門討論敘事中語言問題的文章有46篇(其中學位論文2篇)。這些文章主要集中討論三類問題:第一類是關于西方敘事學中語言問題,如肖錦龍《語言的陷阱———試論西方的符號敘事學理論及思想范式》(2005年)、《文學敘事和語言交流———試論西方的修辭敘事學理論和思想范式》(2005年)等3篇,占總數的6.5%;第二類是論述小說敘事理論中語言問題,如封宗信《小說中的元語言手段:敘述與評述》(2007年)、徐德明《現代小說敘事的語言邏輯與人物關系》(2007年)、趙卓《中國小說敘述視角的語言審美功能》(2006年)等26篇,占總數的56.5%;第三類是文本個案研究,如任一鳴《后殖民小說敘述語言:塞穆爾•塞爾文的〈摩西登高〉》(2000年)、劉明《論汪曾祺的敘事方式及其語言風格的民間性》(2001年)等11篇,占總數的24%②。由此可見,語言無論在顯性層面還是在隱性層面都是敘事學關注的對象和天然土壤,進而可以認為,敘事人稱、敘事視角、敘事結構、敘事時間的復雜變換實質上就是作品語言的結構和重組過程。   然而必須看到,敘事學的細致文本分析和結構主義方法將文本加以機械化分割,用類似于科學分析的方法消解了文學機體的活力,在這一過程中語言變成了單純的能指,成了僅供擺布的符號,所以,可以認為敘事學對文學語言組織和結構方式的研究是一種抽象化的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說的,“事實上語言和文學敘事是兩種性質狀態完全不同的文化形式,而西方符號敘事學家們卻將二者混為一談,張冠李戴,將其理論建立在一個與文學敘事的實際狀況完全脫節的模板之上,一開始就錯位,因而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11]。筆者認為如果在語言的組織研究中能兼顧西方分析式的研究思維和中國感悟式的研究模式,會更適合對中國文學的語言組織研究。   目前,在語言組織問題的研究中,另一個問題是對文學語言的修辭研究遠遠不夠。文學語言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有超越日常語言的張力,能指呈現給人的是一種遠遠超過所指的巨大空間,這一效果的獲得取決于對語言的錘煉和潤色,這樣才能營造一個蘊含豐富的文學意義場。卡西爾說“人是符號的動物”,如果說語言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符號形式為人們提供了生存的空間,那么文學語言則為人們營造了一種詩意的存在空間。而文學語言之所以具有如此力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學修辭的運用。文學修辭就其本質來說可以理解為一種語言的組織技巧,而當下的敘事學對語言結構的研究偏重于對詞語位置、詞語結構的物理學層面的研究,并且學界對之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對修辭研究的重視。另一個現象,近20年來學界對廣義的隱喻較為重視,關于隱喻的文章不下上千篇,按照霍克斯的說法,隱喻是一種特殊的語言過程,即一個對象的諸方面被“傳送”到或者轉換到另一個對象[12],隱喻的雙方應該是具有相似性的事物,同時這種“相似性又被看作同一性與差異性的統一體”[13]。可以理解為凡是用A來表示B,且B的外延大于A的都可以稱為隱喻,這樣隱喻的所指范圍大大超過了比喻與象征這些傳統的修辭范疇,事實上研究界關于文學語言傳統修辭范疇的研究確實鳳毛麟角。隱喻這一范疇自20世紀80年代引入學界以來,確實對文學語言的微觀研究以及篇章結構的宏觀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這一范疇的適用性也較廣,不但適合于當代文學研究,而且可以將中國古典文論中的一些特定范疇如風骨、雄渾甚至比、興等悉數囊括在內。但問題是這種籠統的歸納方式卻取消了很多固有范疇之間的差異性,不妨以中國古典詩詞為例: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孟郊《登科后》   這兩組詩中提到了“春風”和“花”,目之為隱喻都可以說得通,但兩者無論是整體結構還是修辭方式都存在差異,前者“春風”更接近于“比”,后者“春風”更接近于“興”,這樣兩句的修辭結構就是“比+比”和“興+比”,這說明兩句雖然都可以稱為隱喻,但具體詞語的安排以及修辭結構都迥然不同,這種現象在以《詩經》為代表的古代詩歌中大量存在。#p#分頁標題#e#   其實這又涉及西方概念如何與中國文學實踐相融合的問題。筆者認為對于理解層面的認知可以泛化,而對于研究層面的認知則不應一味泛化,這樣,只有看到文學修辭共性同時也才體會到差異之美。   三、文學語言的泛化和大眾化研究   大眾文化背景下出現了對廣告、網絡文學、短信文學等語言問題的研究,這是伴隨文學作品語言規范化而產生的,20世紀90年代初期文學語言是漢語規范化的模板和工具,其結果是文學語言的高雅化和單一化,這在無形中是對文學作品文學性的消解。而新媒介時代的到來在某種程度上給文學語言的本色化和大眾化帶來了契機,在這一過程中文學語言呈現為多元性和豐富性,因此,進入新世紀以來理論界對這些現象進行了關注。如上面統計,從2000年開始從理論層面研究網絡文學語言、短信語言的文章有20余篇,其中研究網絡文學語言的18篇,研究短信文學語言的1篇,研究廣告語言的1篇。從這些新興媒介的文學語言研究來看仍是集中于對語言特點的考察,如劉亞平《網絡文學語言的“狂歡化”特色》(2007年)、力小鯤和陳善茂《論網絡文學語言的雜糅性》(2005年)、王耀輝《短信文學語言幽默因素解構》(2003年)等。   從大量的網絡文學語言研究來看,的級別普遍不高,文章明顯缺乏理論深度,并且所用材料基本相同,下述幾則材料幾乎每篇文章都可見到:   (1)“我見過很多菜鳥,從沒見過因為太菜而送命的菜鳥。”“嗯,這件事該列入新手指南中。”(JuhanWang《水藍藍131犯站殺人事件》)   (2)他們說:“網蟲又回來了!”……我……其實仍然是一個平凡的網人,避免不了喜歡上那個和自己聊得津津有味的網友。別人,也許早就將這定義為愛情、網戀。(應帆《網上病人》)   (3)漓江煙雨:我幫你找個MM聊,我知道這里面哪些是MM哪些是GG。   無聊:什么是MM?老兄請講。   漓江煙雨:MM就是妹妹啊,GG就是哥哥。   (漓江煙雨《我的愛慢慢飄過你的網》)   除此之外,甚至存在觀點雷同現象,可見學界對網絡文學語言的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其中原因,從外在層面來看:一方面,人們尚無法確定究竟什么樣的網絡文字才可以稱為“文學”,并且“從網絡文學的現狀來看,還看不到有什么作品具有思想和藝術上的經典意味”[14]407。另一方面,大多數具有一定實力的研究者對網絡文學不愿涉足,這是導致研究的深度和力度不足的重要原因。從網絡文學語言內部來看:首先,網絡文學語言消解了傳統文學語言的崇高性,錯字、白字、數字(如521)、拼音(如MM)、符號(如*_*)等都摻雜在文學語言之中,真正實現了語言的狂歡,一些生造詞大量出現,如“?”。另外,由于利益的驅動,有些作品中的語言充滿挑逗性和色情味,這與傳統語言樣態存在巨大差異,勢必在認同和研究上都會帶來難度。其次,網絡語言在追求通俗化的同時,必須保持文學語言特有的審美性和蘊含性,不排除有些實力派作家追求語言大眾化的努力,但更多的網絡文學缺少必要的文學基礎訓練,對傳統文化的精髓知之甚少,這必然使他們筆下的語言成了一種快餐性符號,能指所指涉的范圍變得狹窄化。   再次,與網絡文學語言的大眾化和通俗化相關聯,這種傾向的極端形態是語言的私密化和小圈子化,兩者并不矛盾,大眾化的價值取向是語言運用的多樣和平等,這樣就容易使很多作品的語言變成自說自話式的自足體,還有一些作品的內容和語言局限于某一行業甚至某一種游戲中,沒有相關知識的人很難讀懂,這種文學語言的實踐方式也會給研究帶來困難。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隨著文學語言認同的泛化,文學已經不限于傳統的語言文字的維度,圖像也已經成了文學語言的有機部分,圖像研究介入語言研究領域是對傳統的語言中心主義的反撥,使原來文學語言的線性結構變成了一種立體性結構,正如歐陽友權所指出的“在網絡時代背景下,文學的存在方式,文學的功能方式,文學的創作、傳播、欣賞方式,文學的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以及文學的價值取向和社會影響力等方面,都發生了或正在發生著諸多變異”[14]45,那么如何處理語言與圖像的關系則顯得尤為重要,從而使文學語言研究不至于滑向文化研究中的視覺文化研究領域,并暗中向文化研究投降。因此,拿捏好研究的邊界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正如上述,近20年來文學語言研究表現出一定的規律性,當然也存在各自的缺陷,縱觀這些不足,還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是盲目套用西方概念,普遍采用西方理論加上中國例證的方式進行研究。巴赫金、巴爾特、詹姆遜、克羅齊等西方理論家關于語言問題的言論是經常被征引的對象,而且往往是斷章取義式的運用。缺少與中國固有理論的整合,其實討論中國文學語言問題運用本土理論往往更有效,比如,“比興”、“意象”、“意境”、“風骨”、“雄渾”、“優美”等范疇都可以用作對語言問題的研究,另外,像《文心雕龍》、《藝概》這樣的理論著作都有關于語言問題的理論。從這方面來看,學界仍存在一種理論的不自信心理。目前,國內學者中王一川、趙毅衡等對這方面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從本土語言現象和理論著手來構建語言研究的理論體系,他們對“語像”的研究無疑是具有建設性意義的貢獻。   二是機械跨學科性,往往應用哲學的觀點解釋中國語言現象,停留在概念層次的研究。西方自維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學以后,開始了對語言問題的討論,甚至將哲學問題歸結為語言問題,并將其上升到本體論高度,后來的結構主義乃至解構主義都是圍繞這一問題而展開的,所以可以認為西方現代哲學是一種語言哲學。但中國情況則恰恰相反,漢語的特點決定了抽象思維的不可能性,就是說,用西方哲學層面的語言觀來研究中國語言問題是存在南轅北轍的危險的。#p#分頁標題#e#   三是缺乏整體觀。這體現為三方面:首先,沒有在語言的內容化方面達成共識,仍然停留在形式方面的單一考察;其次,對中西語言理論缺乏系統的整合,停留在自說自話的層次上;再次,文學語言研究缺少中國整體文化的認同性,沒有從文化史和文學史的角度進行當下語言現象研究,對古代文學語言考察的嚴重缺失就很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語言研究應該是形式以及其他領域研究的基礎,因此不能舍本逐末,必須加以重新重視,并從總體上看待文學語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