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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原理研究：構建“世界文學”體系

作為一門歷史并不悠久，尚在成長中的學科，比較文學尚有許多原理性的“疑難雜癥”，如定義、根本屬性、可比性和中國學派等未獲有效解釋。比較文學家們往往會根據自己的志趣和專長，擇取其中一二加以考辨。自踏入比較文學界以來，胡良桂對比較文學基本理論進行了持續性和系統性的關注，只不過他側重于另一個原理性問題的探索：“世界文學”。1996年，他發表了第一篇比較文學論文《“世界文學”的成因與現代意義》[1]，拉開了追問“世界文學”奧秘的序幕。該文被人大復印資料《外國文學研究》同年第6期、《文藝理論》同年第12期全文轉載，還被《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同年第6期轉摘。這些熱烈的反響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廓清“世界文學”概念對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的重要性。胡良桂繼續用系列論文和42萬言的專著《世界文學與國別文學》，從“何謂世界文學”、“世界文學提出的背景”、“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的關系、“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以及“世界文學的共同規律和特殊規律”等角度，構建起一個自成一家的“世界文學”體系。胡良桂以“世界文學”為中心和起點，通過建構“世界文學”體系來建設他的比較文學理論，較為符合比較文學發展的內在軌跡，因為，比較文學本身就起源于歌德在1827年所“發現”的“世界文學”：“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經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2]“何謂世界文學”？它通常有三種含義：①世界各國文學的總和。②超越族界、時代，廣為流傳的世界名著、經典。③世界各國文學將成為一統的時代，各國文學融為一體。胡良桂認為，歌德所倡導的“世界文學”顯然指第三種理解，即靜態、孤立、封閉的世界各國文學，以世界名著、經典為代表和載體，通過相互的交流、互識、互補，構建起一個動態、聯系和開放的“世界文學”。

歌德提出“世界文學”的背景是什么呢？在胡良桂看來，這一觀念的提出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產物。資本主義以世界市場為市場，以世界資源為資源，它的侵略性和開拓型客觀上推動了文化、文學的交流，也正是在這一前提下，身居德國的歌德才有機會閱讀到來自遙遠中國的《玉嬌梨》、《花箋記》和《風月好逑傳》等小說，從而領略了另一種獨具魅力的文學和文化，這也引發了歌德的“世界文學”暢想。歌德發現了“世界文學”，實際上也為后人設置了一個文學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因為“世界文學”固然呈現出一種趨勢，但是趨勢不等于現實。首先世界文學的基本構件，即“國別（民族）文學”是豐富而龐雜的，如何認識把握它們非常困難；其次，國別文學之間的交流非常有限，就像歌德那時還只能讀到三部三流的中國小說，對于李白、杜甫等主流文學還一無所知；再次，不是每一個人都像歌德那樣形成了“世界文學意識”，大部分人恐怕還只是局限于自己的民族視野。所以說，“世界文學”不僅對歌德來說是一個遠大理想，就是對今天和未來的人來說，也將是一個美好的祝愿。這并不意味著“世界文學”的提出毫無意義。對于人類而言，理想的價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希望，而人類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實際上已經完成了理念的升華和自我的超越。何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也是倔強的人類喜歡做的事情。所以歌德也向世人發出邀請，“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就算“世界文學”在事實上不可能來臨，那么，我們至少要用自己的努力來逼近這個境界，就像人類無法成為上帝，但至少應該朝著至善的方向跋涉一樣。這樣，歌德在提出“世界文學”的同時，也就提出了另一個重要問題：“國別文學”如何通向“世界文學”？“比較文學”的提出正是后人響應歌德的號召，出力促使“世界文學”早日來臨的結果。“世界文學”的基本構件是國別（民族）文學，因此，要實現“世界文學”的理想，必須從“自覺”推動國別文學之間的交流起步。如何“自覺”推動國別文學之間的交流呢？“比較文學”便“與時俱進”地誕生了。為此，胡良桂撰文《比較文學是橫向溝通的形式》[3]，清晰闡明了“國別文學”、“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的關系：“比較文學”是“國別文學”通向“世界文學”的一個必然和重要的橋梁。這樣，比較文學的基本任務和根本性質也隨之浮出水面。

胡良桂認為比較文學的基本任務在于溝通。由于異質性的存在，“國別文學”之間很容易產生沖撞和摩擦。比較文學張揚用世界的眼光看本土文學，乃至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文學，可以引導國別文學在相處的過程中求同存異、相互敬重、取長補短。比較文學需要并且能夠承擔這樣的重任，這是由它的根本性質所決定的。胡良桂認為，“比較文學”的根本性質在于它“是一種自覺的跨文化的文學關系研究與對話”[4]，簡潔而又切中要害。通常認為，比較文學的性質在于“四跨”：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5]這樣的表述很容易造成語義上的重疊和含混。首先，“跨民族”的未必“跨文化”，如美國是一個多種族文化國家，但不同種族的文化都屬于“美國文化”。其次，“跨語言”的未必“跨文化”，如印度有上千種不同的語言，光法定語言就有十六種，但印度的十六種語言不等于十六種獨立的文化。再次，“跨國界”的未必“跨文化”，如韓國和朝鮮是兩個國家，但他們屬于同一種文化。最后，“跨學科”則使得比較文學的學科邊界變得模糊不清，容易讓比較文學研究走向非文學的研究。因此，把“跨文化”視為比較文學的必要條件，較好地解決了比較文學的學科定位問題。作為個體的比較文學學者，由于語言、身份、學識等方面的局限，無法跨越所有的異質文化，但如果每個學者都可以立足自己的文化語境，跨越兩種或以上的文化，那么，無數個體的跨文化交融在一起之后，“國別（民族）文學”也就面向“世界文學”的方向，遙望、爬行、最后有節奏地大踏步了。在追尋“世界文學”的路途中，如何處理好“民族（國別）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胡良桂為我們提供了幾種思路：第一，“民族文學”應該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世界文學”是“民族文學”的終極目標，但這并不意味著民族文學完全丟棄自己的民族性，臣服于某些抽象的世界性。民族文學走向世界文學，不單純指民族文學認識、學習他人，也指民族文學走向世界舞臺，被他人所認識和學習。第二，世界文學既是民族文學的目標，也是民族文學自我完善的動力。“民族文學”的演進有縱向的動力源，它來自民族文學自身的傳統，還有橫向的動力源，它源于異質文學之間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只有兩種動力的“合力”才能造就更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學。第三，要努力揭示民族文學的世界性，即通過民族文學的相互參照，揭示民族文學的共通因素，這些共通因素也就構成了世界文學的共同規律，而民族文學的民族性則構成了世界文學的特殊規律。#p#分頁標題#e#

二、“平行—貫通”法：超越“X比Y”模式

世界文學的共同規律和特殊規律是胡良桂致力于探索的一個領域。為此，他發表了《世界文學中的20世紀意識》[6]、《文學的人類性、世界性及其與民族性、時代性的關系》[7]、《異化：一股世界性的文學思潮》[8]等論文，并在專著《世界文學與國別文學》中設置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總體人類關懷”、“全球化：世界文學的總體形成”、“世界總體文學的發展脈絡與階段性特征”、“世界文學共同體的形式選擇模式”等章節。這些總體性的探索顯然不是“X比Y”式的兩項或兩極對比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多項、多極的旁征博引的比較研究才能承擔。在比較文學提供的研究方法中，平行研究運用最廣，由于它常常只涉及兩種異質文學之間的比較，因此被稱為“X比Y”模式。不少比較文學專家對這種模式批評多于認同。比如季羨林就認為：“試問中國的屈原、杜甫、李白等同歐洲的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等有什么共同的基礎呢？……勉強去比，只能是海闊天空，不著邊際，說一些類似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的話。這樣能不產生‘危機’嗎？”[9]錢鐘書對平行比較也充滿擔憂：“看到人家大講‘比較文學’，就記得小學里造句：‘狗比貓大，牛比羊大’；有個同學比來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師一頓罵。”[10]平行研究之所以飽受詬病，并不是比較文學不需要這種研究方法，而是因為人們由于視野和能力的局限，常常將平行研究機械化、簡單化成為兩國文學（包括作家、作品、文學思潮等）的簡單比附，缺乏問題意識和深度挖掘。至于多國、多民族文學現象之間的關聯，自然讓這種“X比Y”模式無能為力，而世界文學的共通規律和特殊規律則更讓它束手無策了。錢鐘書不僅在語言上揶揄這種平行比較，他更是用實際行動為超越這種“X比Y”模式作出了表率。王向遠正是以他的《管錐編》為范本，提煉出一種完善版的平行研究：“平行—貫通”法。[11]

王向遠發現，《管錐編》在論及古今中外的文學時，很少使用直接的、表面的比較，它們更多是把多種文學現象連綴在一起，不做過多的展開和發揮，給人留下了許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間。這種“比較”類似于修辭學上的“排比”，即用一連串相關和類似的材料來反復強化和凸顯同一主題、同一觀點或同一結論。這些材料本身來自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體系，一般沒有事實聯系，但一旦在特定的議題下把它們擺在一起，它們就成為一個活的有機體，各條例證材料之間就能相互顯發，有了密切關聯。通常的“平行比較”常常流于“X比Y”式的兩相比較，而《管錐編》運用的則是“X1∶X2∶X3∶X4∶X5……”這樣的多項式“排比”；一般的“X比Y”式“平行比較”只是說明被比較雙方的“異”和“同”，而錢鐘書先生的多項式“排比”卻不是簡單地求同存異，而是發現和呈現隱含于這些材料中的某些規律性現象，在材料例證的連綴和排比中，古今中外就被“打通”了。一般的“比較”常常缺乏可比性，未必能有“打通”之效，不免穿鑿附會，流于皮相之見，而錢鐘書的將古今中外匯而通之的方法，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而然的“打通”，也是一種更深層次的上下貫穿、左右相連的“平行貫通”。來自不同民族、不同語種的材料，在表達內容與表達方式上竟如此相似和相通，就不由地使讀者產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化認同感，而作者的觀點也就自然呈現，有時無需多費一詞，便有很強的說服力。[12]在《世界文學與國別文學》的后記中，胡良桂表達了對《管錐編》的敬意，“原計劃這是一部百多萬字的多卷本，很想寫成像錢鐘書《管錐編》那樣———古今中外囊括于中———探索人類文學共同規律與特殊規律的皇皇巨冊。”[13]雖然該著作的規模離《管錐編》還有一些差距，但在某些方面確實深得《管錐編》的神髓，比如在尋找世界文學的規律時，它同樣將“平行—貫通”法運用得自然和充分。不過，錢鐘書偏愛于靜態的案例類比，不喜做理論和價值判斷，這一點，胡良桂表達了不同的意見。在談到《管錐編》、《談藝錄》中的比較方法時，他認為“類比與對比雖有簡潔、明確和方便的優點，但也有其局限性。它的思維方法基本上是線性的，是在一個層面上直線式地分辨一物與它物的同與異；而且，隨著參照系的變換，比較所得的結果也往往大相徑庭。”[14]

為了避免靜態類比的不足，胡良桂不僅繼承了《管錐編》的“平行—貫通”法，而且通過大量的案例，從學理上對多種世界性文學現象做出了明確的價值判斷。不妨以他對“20世紀世界文學的演變軌跡與基本特點”的探索為例[15]，從中可以看出胡良桂確實擁有宏闊的視野、豐富的學識和出眾的理論建構能力。胡良桂首先提出了“20世紀世界文學觀”，即從宏觀上來關照世界文學發展的共同規律和特殊規律。其次，他從這種“世界文學觀”出發，通過審視拉丁美洲文學、日本文學、法國文學、蘇聯文學、美國文學、德國文學、中國文學等多國文學的發展狀況，尋求20世紀世界文學的演化軌跡。第三，從多國文學的發展狀況中，他再次提煉出20世紀文學的基本特征：主觀內傾化、非人化、理性化、沒落化、分析綜合化、方法的變革與藝術上的發明。最后，他理性思索了20世紀世界文學的局限和問題。盡管錢鐘書慣用的渾然天成的“平行—貫通”法遠比一般的“X比Y”模式優良很多，但長時間以來，鮮有比較文學理論家發現它。王向遠雖然發現并且推介了這種方法，卻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因此“X比Y”模式的論著依然層出不窮，成為平行研究的主流。其深層原因恐怕還在于很多“比較文學學者”缺乏足夠的“世界眼光”，也缺乏橫跨和駕馭多國文學的能力。所以說，胡良桂對20世紀世界文學的整體把握，盡管還有進一步完善的可能，但顯然是比較成功的，其“比較方法”不露痕跡的運用，更是一種境界。#p#分頁標題#e#

三、世界眼光：張揚比較文學精神

比較文學有兩個層次：方法論和本體論。作為方法論，它提供了影響研究、平行研究等諸多切實可行的方法，用以探尋異質文學之間的關聯。作為本體論，它在潛移默化中培育著人們的比較文學精神：全球視野、多元意識、廣闊心胸等。樂黛云先生將“比較精神”命名為“和而不同”，胡良桂則將“比較文學精神”稱之為“世界眼光”。可以說，張揚“世界眼光”是胡良桂所有論著的一個共通目標。人的眼界不外乎有四重：第一重，用本土眼光看本土問題；第二重，用本土眼光看世界問題；第三重，用世界眼光看本土問題；第四重，用世界眼光看世界問題。比較文學是沒有國界的，所以它的終極追求是第四重境界。可是比較文學學者是有國界的，所以，在他們身上，往往是世界眼光和本土立場交融在一起。其實，“比較文學的發展始終貫穿著世界主義胸懷和民族主義情緒的二律背反。”[16]法國學派之所以力挺影響研究，因為當時法國是歐洲文學的中心，影響研究的結果便是用大量的實例論證了法國對他國文學的影響，極大地提升了民族自信心，因此，法國學派的法國中心主義傾向非常明顯。美國學派之所以對影響研究冷嘲熱諷，因為這種研究方法恰好觸到了它的痛處：美國歷史短暫，其文學基本在別人的影響下產生和發展，如果運用影響研究，也只能證明美國文學是如何模仿借鑒他國文學的，不免傷害了民族自尊心。因此，美國學派之所以推崇平行研究，是為了證明美國文學和他國文學不僅是平等的，而且還是可以相互對話的。平行研究的提出暗含著一種自我保護、自我確認的文化相對主義策略。當然，在美國學派的視野中，能和美國文學“平行”的主要是歐洲文學，東方文學還沒有進入他們的視野，因此，美國學派在沖破法國中心主義的同時，又陷入了西方中心主義的牢籠。中國學者試圖避免比較文學的法國中心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局限，提出了中國比較文學的特色便是“立足于中國文學的中外比較文學研究”[17]。

中國的比較文學過于強調自己的“中國特色”，似乎有“中國中心主義”的嫌疑。曹順慶則認為中國比較文學要堅持走“跨文明”比較的道路，尋求東西方文化的對話。[18]不過，將東西方對立起來，且以東方人的視角來跨越東方，很容易走向“東方中心主義”。回顧了比較文學發展過程中的民族文學之間的博弈后，我們對胡良桂一方面提倡用世界眼光看世界問題，另一方面張揚用世界眼光看中國問題不僅要表示理解，還要表示敬意，因為在比較文學學者的身份還無法全球化的時候，在意識形態還無法消除的時代，比較文學學者運用世界眼光看待本土問題，不僅是無法避免的，也是現實所必需的。2001年，胡良桂發表了《世界文學背景中的中國文學選擇》[19]，用一個比較文學學者的世界眼光，回顧了中國文學在走向世界文學的過程中所經歷的陣痛和涅槃，對中國文學如何保持民族特性，并繼續融入世界文學大家庭提出了諸多建設性意見，體現出了一個中國比較文學學者應有的民族憂患意識。2002年，胡良桂又推出了另一篇代表性論文：《先進文化與世界眼光》[20]。這篇論文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強烈的現實關懷精神和應有的使命感、責任感，它的核心便是在現實文化建設中提倡比較文學精神：第一，我們要把中國的發展同世界的發展緊密相連，從世界格局的高度和人類歷史發展的深度來思考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第二，既立足中國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視國情現實又放眼未來，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同世界大和時代主題結合起來。也就是說，在胡良桂看來，比較文學不僅是個體人格修養的武器，更應走出狹窄的象牙塔，為社會提供先進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