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論市場結構市場績效與企業的創新行為，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在Arrow模型中，在位企業，不管是壟斷者還是所謂的競爭性企業，都只是針對于產品市場而言的，而在研發市場上，它們卻沒有區別，都是完全的壟斷者，因為只有在位企業可以進行創新活動。比如說，在討論“競爭性”企業的創新激勵時，Arrow只是考慮了這個企業完成創新之后利潤變化，但沒有解釋為什么這樣一個預期利潤的存在不會吸引其他“競爭性”企業也從事該創新活動。由于在位企業不受進入威脅（比如，受行政性進入壁壘保護），技術創新只是在位企業提高在位利潤的工具，進而會出現“替代效應”的結果。而在Gilbert?Newbery模型中，不管是壟斷者還是競爭性企業，它們都是可能進行創新活動的，即可以投標購買第三方的替代技術。換言之，在Gilbert?Newbery模型中，研發市場是競爭性的，而潛在進入者一旦研發成功，就可以借此進入產品市場與在位壟斷者進行雙寡頭競爭。面對這種進入威脅，壟斷者就必須通過創新活動來“維持”其在位壟斷利潤。既然此時創新是一個企業進入市場或者阻礙競爭者進入市場的工具，而考慮到競爭總會導致租金耗散，壟斷者“維持”壟斷地位的激勵就要強于競爭者“打破”壟斷地位的激勵。

無論是Schumpeter、Arrow還是Gilbert和Newbery，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認為市場結構與創新之間存在簡單的線性關系。但也有其他一些學者認為市場結構與創新之間存在著更加復雜的非線性關系。比如，Scherer［3］、Mansfield［4］和KamienandSchwartz［5］就認為市場結構與創新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當企業規模小于某個臨界值之前，企業的研發強度是其增函數，但一旦企業規模超過這個臨界值，企業規模增加，其創新激勵就反而變小了。從某種意義上講，倒U型假說可以看作是對前面兩種經典模型的一個折中結果。除了理論研究，人們也就市場結構與創新激勵的關系做了大量的經驗分析。但對應于不同的計量方法或樣本數據，人們并沒有得到一致的研究結論。Horowitz［6］、Hamberg［7］以及Comanor［8］的經驗研究支持了Schumpeter第一假說。他們發現，研發密度，即研發支出與企業規模的比值，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大而增加。他們對此給出的解釋主要有兩種：第一，由于資本市場的不完善，大企業在研發融資方面具有優勢，因為企業規模與內部融資的可行性和穩定性是正相關的；第二，研發活動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因為技術一旦研發成功，其市場價值與市場范圍正相關，而大企業通常具有很大的市場占有率。但是，Geroski［9］，Nickell［10］以及Blundell，Griffith，VanReenen［11］的實證研究結果卻指出創新與市場競爭程度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隨后，Aghion，Harris，Howitt，Vickers［12］對熊彼特模型進行了擴展。在他們的模型中，創新激勵不僅僅依賴于創新租金，更依賴于創新前后的租金差異（在基本模型中，創新來源于外部企業，故創新前的租金為0），在這種情況下，更高的市場競爭程度將同時減少創新前后的租金，但是創新前的租金減少幅度要更大些，從而有利于創新和增長。也就是說，競爭可能提高創新的增量利潤，從而鼓勵了研發投入并“逃離競爭”，同時使得行業內實力相當的企業越來越多，寡頭廠商也將面臨更加相似的產品成本，并且產品成本越低（高）的企業更愿意成為技術領導者（追隨者）。Greenstein，Ramey［13］在其模型中假定消費者更偏好新產品，壟斷者能通過市場隔離對新舊產品進行差別定價，從而能從產品創新獲得更高的利潤，因此壟斷廠商比競爭廠商具有更高的創新投入。但是，Czamitzki，Kraft［14］通過對德國企業的研發行為研究，發現新進入者比在位者的研發投入要高。而Schmalensee［15］認為，隨著企業規模的變大，管理層對企業的控制能力開始下降，而這又會削弱企業的研發效率；與此同時，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研發人員更難從自身努力中獲得相應的報酬，他們的創新激勵也就因此而大打折扣了。

Scherer［16］的早期分析支持了倒U型關系假說。他用研發人員數目來表示企業研發投入，并用四廠商集中度（CR4）來表示行業集中度，發現在控制行業變量后，研發投入隨著市場集中度的提高而增加；但當CR4超過50％～55％后，研發投入不再隨行業集中度的提高而增加。進一步，CulbertsonandMueller［17］對食品行業的分析發現，研發投入與行業集中度之間倒U型關系的臨界值CR4約為60％。Aghion等［18］利用英國1973～1994年近20年的上市企業數據研究了市場結構與專利數量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兩者之間是呈倒U型關系，因為競爭既會增加來自創新的額外利潤，又會削弱落后者的創新激勵。

此外，還有一些研究就市場結構與創新激勵之間的關系得出了更加微妙的結論。Scherer［19］采用美國聯邦委員會（FTC）1974年的行業應用項目的數據，發現所有行業數據中，只有20％左右的樣本的研發密度是隨企業規模增加而增加的，而對于其他行業則沒有檢測到企業規模對研發的效應，并且他還提出美國小企業比其他國家的小企業更具有創新動力。Boundetal［20］采用了比以往學者更大更全的美國企業數據，并在企業層面上去研究規模—創新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企業規模與研發支出之間的非線性關系是U型而非倒U型，即研發密度先隨企業規模增加而下降，然后再隨企業規模增加而增加，比起中等規模的企業來說，小企業和大企業的研發密度都要更高些。AcsandAudretsch［21］的研究表明小型和大型企業的研發投入可能依賴于行業狀況特別是市場結構，他們指出在行業集中度比較高的條件下，大企業的創新強度更高些，而對于小企業來說，在行業集中度比較低的不成熟市場條件下的創新強度要更高些。Dorfman［22］通過對4家電子企業的比較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盡管在國外，市場結構與創新激勵之間的關系是一個老話題了，但在國內，受制于數據等各種原因，相關研究還不是很多。近年來，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一個代表性研究是聶輝華、譚松濤、王宇鋒［23］。他們的研究表明，企業規模與研發投入之間的確存在倒U型關系，國有企業相比其他類型的企業具有更高的研發強度，并且規模越大，創新動力越足。平新喬等［24］運用中國制造業222家企業連續5年的微觀面板數據研究了產品市場競爭對企業研發的影響，發現行業集中度衡量的產品市場競爭度與企業專利水平間呈正U型結構。Hu［25］運用北京海淀區的813個高科技企業數據，發現不同產權特征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差異并不明顯。安同良等［26］的研究則發現不同性質產權類型的企業所具有的研發投入存在較大差異，最高為外國企業，其次是股份制和有限責任制以及港澳臺企業，最后才是國有和集體所有制企業。張翼［27］根據中國工業企業統計數據做出的結論則是私有企業的研發激勵最大，國有企業次之，最后才是外商投資企業。#p#分頁標題#e#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經濟仍處于轉軌過程之中，市場經濟制度尚不完善，產權結構不甚清晰，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還相當嚴重。所以，人們如果要基于中國數據研究市場結構與創新激勵的關系，就需要考慮上述轉軌特征的影響。根據上述理論與經驗研究，本文根據我國2004～2007的工業統計數據構建了平衡面板數據，并結合新產業組織學中的SCP分析范式，利用Tobit模型對企業研發與市場結構、市場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并重點討論了企業規模、行業集中度以及企業市場份額等對企業研發強度影響作用。具體內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紹模型設定，數據來源以及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第三部分介紹計量檢驗的主要結果和主要結論；第四部分是穩健性檢驗；最后是結論部分。

本文也是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考察市場結構與創新激勵之間的關系。考慮到企業的研發投資具有截斷性質，我們利用Tobit模型對影響企業研發強度的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發現，企業規模和市場集中度與研發強度之間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這意味著在一定范圍內，規模的增長和競爭的加劇是有利于創新的。從企業產權特征來看，與其他所有制相比，股份制和有限責任制企業的創新投入激勵要更大些，而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的效應則不明顯。此外，壟斷者的研發積極性也更高。除了市場結構影響創新投入外，市場績效也影響著企業的研發強度，其中，企業的利潤積累能促進研發支出，且研發支出也隨新產品產值比重的提高而增加。

與既有文獻［23，27］相比，本文主要有四個方面的不同。首先，根據以往的文獻，對于企業創新行為的影響因素方面的研究，大多僅集中在對市場結構的探討，很少將企業的市場績效納入其中。其次，為了更加靈敏地反映廠商規模分布對市場集中度的影響，本文采用的市場集中度指標是赫芬達爾—赫希曼（HHI）指數。再次，本文采用三位數行業分類法，以便能更好地獲得企業微觀信息，從而克服二位數行業分類在個體特征上反映不足的缺點。最后，全面考慮影響企業研發投入的因素，同時納入研發產出、市場結構因素和市場績效因素，控制產權結構和地理位置因素，同時，與傳統的經濟區域劃分不同，本文采用的是“十一五”期間提出的八大經濟板塊的劃分方法。

數據

（一）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2004～2007年的中國工業企業統計數據。該數據庫的統計對象為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所收錄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95％左右。由于不同樣本具有不同的企業代碼，因此將企業代碼匹配作為樣本匹配的第一道工序，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行業代碼、產權屬性、郵編等指標的匹配，之后再刪除異常值。本文刪除異常值主要有6大標準：第一，將關鍵指標（銷售額、職工人數、總資產或固定資產凈值等）缺失的樣本剔除；第二，根據謝千里等［28］，職工人數少于8的樣本缺乏可靠的會計系統，對此進行刪除處理；第三，根據Bai等［29］的數據處理標準，刪除了利潤率在0．1％～99％之外的觀測值；第四，剔除了總資產小于流動資產和固定資產凈值以及累計折舊小于當期折舊的觀測值；第五，刪除了實收資本小于等于0的觀測值；第六，根據官方關于“規模以上”的界定標準，刪除了銷售收入在500萬以下的觀測值。依照上述程序，本文構建了從2004～2007年的平衡面板數據，觀測值大約為4萬多個，按照三位數行業分類，行業包括從61到462共186個行業，變量包括研發強度、行業集中度、企業規模、行業特征和地理位置等。

（二）變量定義

通常，衡量企業研發強度的指標有研發支出、研發人員占比或者科技人員雇傭數等，但這些指標都有一定的測度問題，例如研發支出可能會涉及到避稅問題而難以區分，而研發人員在統計時包括所有參與研發的人員，要從中劃分出專門的研發人員難度極大，科技人員的統計口徑過于狹窄，很可能遺漏具有研發貢獻的人員。綜合考慮，本文使用研發支出占比作為企業研發強度的測度指標，即用當年的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值，強度越高所代表的創新力度也越強。

從市場結構因素來看，所涉及的變量有行業集中度、企業規模、產權結構等。衡量市場集中度的指標有很多，其中絕對集中度通常是按四廠商集中度（CR4）或八廠商集中度（CR8）來表示，從目前的研究文獻來看，采用最多的也是該指標。但是，這種指標的不足之處在于不夠全面且反映的是行業的靜態特征，忽略了行業內企業規模的分布情況，也無法反映產業內幾個大企業之間的相對規模以及市場份額和產品差異化的變化情況。為了更能靈敏地反映廠商規模分布對集中度的影響，本文采用的指標是赫芬達爾－赫希曼（HHI）指數。赫芬達爾－赫希曼（HHI）指數是一種衡量產業集中度的綜合指數，是用特定市場上所有企業的市場份額的平方和來表示的，計算公式為（略），其中X表示市場的總規模，Xi為i企業的規模，企業規模可以用資產總額或銷售額表示，本文采用的是銷售額。HHI指數包含了所有樣本企業規模信息且對大企業集中度的影響很敏感。進一步，為了檢驗市場集中度與廣告強度可能存在的非線性關系，我們加入HHI指數的平方項作為解釋變量。

根據Scherer［30］的研究，銷售額能夠反映市場短期需求的波動，因此是衡量企業規模最客觀的指標。同樣，為了檢驗企業規模與廣告強度之間可能存在的非線性關系，解釋變量中引入企業規模的平方項。另外，單個企業擁有的市場份額不同，所具有的研發激勵也不一樣，從而可能導致企業的研發投入存在區別，衡量企業市場份額的指標用單個企業的銷售收入占行業銷售收入的比例表示。

企業行為除了研發活動外，還包括廣告和人力資本投入。無論是研發支出還是廣告和人力資本投入都屬于企業的競爭行為，但是廣告和人力資本投入與研發活動之間可能存在互補關系也可能存在替代關系，張翼［27］的研究證明人力資本投入的增加以及廣告費用支出的提高與研發投入之間存在著互補關系，為了驗證研發與廣告和人力資本之間的關系，本文也將兩者作為解釋變量。其中，廣告費用支出用當年的廣告費用與銷售收入之間的比值表示。由于企業在人力資本的投入不僅僅是表現在企業職工的數量上，而且也表現在職工持續性的知識積累上，為了反映企業對職工的培訓力度，本文人力資本投入用職工教育費與銷售收入的比值表示。#p#分頁標題#e#

從上世紀70年代起，諸多經濟學家，如Tirole［31］在傳統的SCP理論基礎上發展形成了新產業組織學派的SCP分析范式，研究重點已經從市場結構轉向企業行為，在研究方法上，他們肯定了市場結構對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的影響，但更認同三者之間雙向動態的內在關系，從而打破了傳統的單向、靜態的分析框架。實際上，市場績效通過市場反饋作用也會影響技術水平和市場結構，如科技進步有利于技術水平的提高，利潤率影響著市場容量，從而也影響著市場結構。通常，作為研發行為產生的市場績效，測度指標主要有專利數量和新產品產值，但都有不足之處。對于專利而言，除了難于統計外，對于不同行業，專利的重要性和申請難度都不一樣，且申請專利的動機各異，一些重要的創新并沒有以專利的形式表現出來。用新產品產值衡量創新產出也存在諸多爭議，首先就是新產品并非都是研發產生的，有可能是某個車間新技術的改進，也可能是某項新工藝的使用。但考慮到本文使用的數據庫統計缺少專利統計這項，且相對統計值更能說明研發對產出的貢獻，故使用滯后一期的新產品產值占總產值之比作為衡量研發成果的指標。

同時，資本積累與研發創新之間動態關系備受理論界關注，郭玉清［32］在ADF和PP單位根檢驗等實證分析框架下，發現從短期來看，資本積累與研發創新具備顯著的雙向因果反饋效應。此外，研發需要較大的資金投入且大多來自于內部融資，對于單個企業而言，當期的研發投入將受企業利潤積累的影響，本文采用滯后一期的銷售利潤率作為控制變量。在中國的制造業或工業中，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占去了相當大的比例，中國特殊的產權結構可能會影響到企業的廣告行為。此外，根據產權理論，由于不同產權特征產生的激勵作用不同，從而導致經理人不同的努力程度和經營效果，因此，產權特征對于廣告的影響不容忽視。本文將產權類型劃分為國有企業、私人企業、外商投資企業、港、澳、臺投資企業以及股份制和有限責任制企業。由于創新存在外溢效應，不同地區產業的集聚可能具有不同的創新激勵，因此本文將地理位置作為控制變量。對于地理位置的劃分，聶輝華等［23］采用的是世界銀行的標準，按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將全國31省級行政區域劃分為六個經濟區域。張翼［27］則是采用《中國統計年鑒》的劃分標準，將全國劃分為東、中、西三個區域。近年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認為傳統的東中西劃分標準已經不合時宜，并在“十一五”期間將中國大陸劃分為東、中、西、東北四個板塊，進一步細分為八大綜合經濟區，具體包括東北綜合經濟區、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東部沿海綜合經濟區、南部沿海綜合經濟區、黃河中游綜合經濟區、長江中下游綜合經濟區、大西南綜合經濟區和大西北綜合經濟區①。根據變量定義，研發強度具體回歸方程②可以寫成如下形式：（略）

（三）描述性統計

表1給出了模型中各個變量的名稱、定義和代表符號。表2是從2004年到2007年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情況。

回歸結果

在本文所構建的平衡面板數據中，由于研發投入這一項的數據多為0，企業的廣告支出與人力資本投入也具有相似的數據特征。聶輝華等［33］指出，研發費用顯示為0的情況大致有三種情況，一種是企業確實沒有進行研發活動，因此研發支出為0；第二種情況是在統計時企業任意填報；第三種是統計人員對沒有填報此項的樣本統一賦值為0。在不考慮第三種情況的前提下，第一、二種情況更可能發生在中小規模企業身上，于是在進行數據處理時，我們剔除了銷售收入在500萬以下的樣本，在剩下的觀測值中，研發費用為0的樣本占比約為89％。考慮到研發強度為0的樣本分布極廣，使用隨機效應的Tobit模型是最佳的回歸方法，但是，由于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著相似的數據特征，因此在進行回歸過程中出現迭代無效的情況，因此，只好選擇次優的Tobit模型作為本文的檢驗方法。

在計量分析中，我們同樣控制了人力資本投入、產業特征虛擬變量、地理位置虛擬變量以及產權虛擬變量，重點分析市場占有率、企業規模、新產品產值、利潤率以及市場占有率對研發強度的影響。我們一共構建了4個模型，模型1只考慮了企業規模和市場集中度兩個變量對廣告強度的影響，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單個企業市場占有率，模型3則在模型2的基礎上再加入利潤率、新產品產值占比，模型4在模型3基礎上考慮了廣告投入、人力資本投入、產業特征虛擬變量、地理位置虛擬變量以及產權特征虛擬變量。

Model1為基本模型，檢驗結果如表3，回歸結果表明：（1）單個企業的規模與研發強度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倒U型關系。這一結論是對熊彼特假說的一種修正，企業規模與研發強度之間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在一定范圍內，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加確實能增加研發投入，在這一階段，大企業自身所具有的優勢，如規模經濟、充裕的資金以及資源優勢促進了研發投入。但是，當規模到達一定的臨界值后，大企業的產業創新率以及熟練勞動力占比已經很高時，增加研發反而使企業得不償失，因此，此時研發投入并不會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加而增加，相反卻存在下降趨勢。這與目前國內外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如周黎安和羅凱［34］。（2）市場集中度與研發強度之間也存在著顯著的倒U型關系。早期研究認為市場集中度對研發投入之間存在著簡單的線性關系，且存在著爭議。后期研究則認為兩者存在著非線性關系，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市場集中度對研發投入存在著二階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Arrow的競爭有利于研發投入的觀點，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Demsetz［35］的壟斷有利于創新的觀點。從實證結果看，市場集中度HHI的臨界值為0．054，即當市場為競爭型市場時，隨著競爭程度的加劇，研發強度會減弱，而在寡占型市場條件下，競爭的加劇反而會促進研發強度的增加。（3）企業的市場份額能顯著促進研發投入強度。市場份額的大小決定了企業在市場中的談判地位，市場份額越高，企業就越有定價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能為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這與Gilbert＆Newbery［2］得出的結論相一致，他們的模型假設企業創新投入越多所獲得專利的可能性就越大，專利帶來的新技術可以將競爭者永遠排除在外。這有點類似拍賣市場的情況，企業會不遺余力的加大創新投入獲得專利。對于在位者而言，研發成功獲得專利所帶來的利潤要遠高于其他競爭者，因為專利可以為他帶來源源不斷的壟斷利潤，即使失敗也可以成為雙寡頭之一。但競爭對手則不同，所獲得的專利一般并不太會打破市場競爭格局，他將繼續與在位者展開競爭，所獲得的最大好處只是申請專利帶來的額外利潤。既然競爭對手獲得的專利將帶來重大的技術革新，并可能威脅到在位者的壟斷地位，那么在位者更愿增加研發搶先拿到專利，因此，Gilbert＆Newbery［2］認為在位企業要比競爭對手具有更高的創新激勵。可見，市場地位越高的企業所投入的研發也越多，為了避免被別的企業搶占市場份額并鞏固當前在市場中的地位，在位企業將比競爭對手具有更高的創新動力。（4）企業的利潤積累有助于研發投入的增加。一般來說，研發是一項投入周期比較長、資金需求量較大的企業活動，一項成功的研發決策，不僅需要做好創新人才的準備，還需要充裕的資金投入。這種資金來源既可以是企業自己積累的資金，也可以是從銀行貸款而得到的。在資本市場不完備的情況下，企業利用自留利潤的風險和成本相對來說要更低一些；進一步，自留利潤更多的企業，從銀行獲得貸款也要更加容易一些。回歸分析顯示，企業的利潤積累對下一期的研發強度具有正的影響，這正是反映了中國資本市場比較不完善的性質。（5）企業的廣告和人力資本投入與研發活動投入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企業人力資本投入與研發活動投入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同樣作為企業行為，人力資本投入的增加有利于員工素質的提高，為企業研發做好了“人的因素”方面的準備，從而有利于企業的研發投入。這與主張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學者如Lucas［36］、Romer［37］、Mankiw等［38］的研究結果相一致，他們認為人力資本是企業的隱形財富，也是決定企業研發支出的主要影響因素，人力資本的積累能夠顯著促進企業的研發強度。Dakhli等［39］利用了59個國家的數據同樣證實了人力資本投入有利于研發強度的提高的觀點。實際上，在《中國企業家隊伍成長與發展調查綜合報告》所調查的企業經營者中，有59．4％的調研對象認為阻礙企業創新投入的首要因素是缺乏創新人才，其次才是創新的資金投入。可見，人力資本對研發強度的重要性。同樣的，廣告與研發投入之間也存在著互補關系。（6）企業上一期的研發產出對下一期的研發投入有促進作用。通常，如果企業以往的研發投入能夠轉化成其內部生產力，最終對企業的產值提升有很大貢獻，那么企業將有動力繼續進行后續研發甚至開展新的研發活動。如果研發投入轉化的效率越高，下一期的研發強度將越大。（7）企業的產權結構對研發投入的影響是混合的。從實證結果來看，港澳臺產權特征對研發強度的影響不是十分顯著，私人企業、國有企業對研發強度的影響都非常顯著，只不過私人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影響是負向的，而股份制和有限責任制企業對研發強度影響是正向的。這一結論與聶輝華等［23］和張翼［27］得出的結論都不一致，考慮到股份制和有限責任制企業具有多元化的投資主體，遵從市場化邏輯建立起了現代企業制度，將產權界定到個人，從而使得企業內部形成了有效的激勵體系。加之我國的股份制和有限責任制企業多為上市企業，市場競爭程度較高，公司大部分信息需要對外公開，從而使得企業追求利潤的積極性更高，有利于企業的技術創新以及制度創新。（8）從地理位置虛擬變量對研發投入的影響來看，長江中下游綜合經濟區的創新力度最大，大西北綜合經濟區的創新力度最低，這說明了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對企業的創新活動存在很大影響。由于沿海地區或者離港口近的地區多為外向型經濟，產品主要通過外貿出口，創新是最好的參與國際競爭的方式。#p#分頁標題#e#

穩健性檢驗

本文使用的2004～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層面上的平衡面板數據，樣本數量為43139個。在數據整理過程中，2004～2006年期間都出現在數據庫的有效樣本數為52030，而2005～2007年期間有效樣本數為64832。由于統計原因，只有那些業績良好的大企業才能保證連續四年都出現在數據庫中，因此為了檢驗樣本變化對回歸結果的影響，本文分別構建了2004～2006年和2005～2007年的平衡面板數據，并使用Tobit模型進行分析，結果為模型6和模型7。結果表明，模型的主要解釋變量的系數符號以及顯著性都沒有本質上的改變，這說明模型5的結論對于樣本范圍是穩健的（見表4）。

其次，為了檢驗異方差性對回歸結果的影響，本文進行了穩健異方差回歸，結果為模型8。結果表明模型的主要解釋變量的系數符號以及顯著性都沒有本質上的改變，這也說明了模型5的結論是穩健的。

結論及建議

創新活動作為企業行為之一，對企業的持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與傳統的SCP分析范式不同，本文側重研究市場結構、市場績效對企業研發行為的動態影響。我們利用2004～2007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統計數據庫，使用Tobit模型對我國工業企業的研發投入進行了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企業規模和市場集中度與企業的研發支出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倒U型關系，這意味著在一定范圍內，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加，企業的研發投入也隨著增加，從而驗證了熊彼特假說中關于大企業更有利于創新的觀點以及早期學者關于企業規模與研發投入之間關系的研究結論；但是，當企業規模超過臨界值以后，研發投入并不隨企業規模的增加而增加，這表明企業規模與研發投入之間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同樣，市場集中度與研發投入之間也不僅僅是簡單的線性關系，當壟斷程度很高時，鼓勵市場競爭有利于激發企業的研發投入，但隨著競爭的加劇，研發空間越來越有限，企業的創新動力也越來越小。同時，企業的市場份額對研發投入存在著顯著的正向影響，在位企業為了維持自身的市場地位，就必須進行不斷創新，增加研發力度。我們的分析還表明，越有財力的企業越有動力進行研發活動，從而印證了企業的利潤積累會促進研發投入。此外，企業的廣告和人力資本投入與研發投入之間也存在著互補關系。

從企業的產權結構對研發投入的影響來看，與聶輝華等［23］（他們認為的國有企業更有創新動力）以及張翼［27］（他認為的私人企業研發投入最大）的結論不同，港澳臺產權特征對研發強度的影響不是十分顯著，私人企業、國有企業對研發強度的影響都非常顯著，只不過私人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影響是負向的，而股份制和有限責任制企業由于更適應市場化環境，內部形成了有效的創新激勵體系，擁有更高的創新投入，因而對研發強度影響是正向的。從地理位置來看，八大經濟板塊對研發投入的影響都十分顯著，其中長江中下游綜合經濟區的創新力度最大，大西北綜合經濟區的創新力度最低。由此可見，外向型經濟更傾向于做研發。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果，我們對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活動提出如下一些政策建議：首先，要打破行政性壟斷。從理論邏輯上講，一旦在位企業通過行政性壁壘獲得了壟斷力量，它們就不用擔心其他企業通過技術創新而進入市場了。對這種在位者來說，它們就會因為前述的“替代效應”而缺乏創新激勵；而對潛在進入者而言，因為它們即便實現技術創新無法進入市場，其創新激勵也就自然降低了。現階段，許多大型國企依靠行政性壁壘而坐享高額壟斷利潤，但這些高額利潤并沒有轉化成它們的創新動力。其核心原因之一就是，沒有進入威脅時，技術創新乃是一種自我替代。所以，從市場結構的角度看，放松管制、打破或降低各種行政性行業進入壁壘是促進創新的關鍵所在。

第二，政府對兼并重組應該慎行。縱觀近些年制定和實施的一些產業政策就會發現，中國各級政府致力于通過兼并重組而鼓勵企業“做大做強”。其基本邏輯是，通過兼并重組，行業集中度提高了，企業規模變大了，企業利潤就變多了，因而創新能力就更強了。但是，有創新能力并不等于有創新激勵。特別地，如果兼并重組之后的國企享有很強的行政性壁壘，它們的創新激勵有可能不會增加，反而會下降。當然，我們并不是一概地反對兼并重組，有時候兼并重組可能產生很強的協同效應，內化無謂的租金耗散。關鍵之處是，政府不應該在推動兼并重組的同時設立相應的行政性進入壁壘。

第三，放松對中小企業的金融約束。如果說許多大企業是因為缺乏創新激勵而不創新，那么，很多小企業則是因為缺乏創新資源而無法創新。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企業的上一期利潤留存對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這表明它們具有創新激勵；但在現行體制下，中小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又面臨著嚴重的融資歧視。綜合起來可知，如果政府能夠降低乃至消除金融歧視，他們的創新投資將必然會增加。

第四，加強對企業商業機密的保護，防止人員的過度流動。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以職工培訓費／銷售收入為度量的人力資本對企業的創新投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企業對職工培訓激勵的強弱，又取決于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占有由此帶來的好處。如果受訓員工可以很容易帶著研究成果跳槽到競爭對手那里，企業對員工進行培訓的激勵就會受到很大的打擊。鑒于此，不但企業需要切實保護自己的商業機密，政府也需要切實落實合同法和勞動法等，進而在知識傳播（通過鼓勵正常的員工流動）和知識創造（通過限制過度的同業挖墻腳行為）達到合理的平衡。

最后，消除地區壁壘，打擊地方保護主義。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新產品市場占有率對創新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所以，消除地區壁壘，統一全國市場，不但有助于減小地區差異，還可以使符合市場需求的新產品能夠盡快提高市場占有率，進而起到鼓勵企業創新的作用。（本文表略）

本文作者：寇宗來 高瓊 單位：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