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科技水平的不斷提升，我國科研工作者在各種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已經成為一種慣例。然而，我國學者投稿的大部分學術期刊，基本上是由一些國際著名出版公司所擁有。這些出版公司委托專業能力強、且有一定期刊運行經驗的專家團隊（主編、副主編等）負責論文質量把關，同時配備專業管理人員協助論文審稿和出版工作。這些國際學術期刊沒有明顯的學校、學科屬性，而是按照國際化規則進行審稿、運營，依靠期刊自身建立起的學術影響力維持正常運轉。因此，總體上看，期刊只有學術屬性。然而，隨著我國“雙一流”（國際一流學科和一流大學）建設的不斷深入，無論是科研成果的發表，還是科技創新力的不斷提升，都需要更加緊密地圍繞學科建設這個主題開展。科技期刊不僅是科研成果記錄和交流的載體，更是科技發展和學科建設的風向標，其兼具科研成果首發、學術評價把關、學術發展和學術傳播推動等多方面作用[2]。一個國際一流的學科必然擁有一流的科研成果和人才隊伍。是將這些成果零散地在已有的國際期刊上發表，還是結合自身的優勢，強力打造與自身定位和發展相匹配的新的國際刊物？這兩種做法從表面看似乎區別不大，但實際上涉及科研成果的話語權、影響力、認可度等多個方面，是我國在學科建設中必須認真考慮的一個問題。本文主要以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建筑技術科學系于2008年創辦的英文學術期刊《建筑模擬》為例，闡述創辦高水平國際學術期刊對學科建設與國際化的推動作用。

1《建筑模擬》國際學術期刊創辦背景及運行經驗

1.1期刊支撐學科簡介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建筑環境與能源應用”學科是《建筑模擬》國際學術期刊的主要支撐學科。該學科于1952年正式成立，目前有全職教師23人，其中教授9名，副教授11名，助理研究員3名。教師中有中國工程院院士1名、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1名、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2名、北京市教學名師1名、中組部“青年千人”1名、國家優秀青年基金獲得者2名、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5名。本學科的主要研究方向為人工環境科學與工程，包括建筑環境科學、建筑環境設備與系統、城鄉能源系統和國情政策與戰略4個主要方向。經過60多年發展，尤其是近20年來伴隨著我國快速城鎮化進程，學科也步入高速發展的快行線。迄今為止，本學科在國內外該領域具有較高的學術影響力及知名度，擁有“建筑環境與建筑節能”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創新研究群體、清華大學建筑節能研究中心（教育部工程中心）、室內空氣質量評價與控制北京市重點實驗室等多個國家及省部級研究平臺。此外，還與多個國外知名大學和研究機構建立了良好合作關系，主辦IndoorAir,BuildingSimulation等國際系列學術會議，擔任國際能源署建筑與社區節能委員會（IEA-EBC）執委和中國代表，近十位教師在行業國際期刊中擔任主編、副主編、編委等職。本專業教師和研究生平均每年發表學術期刊論文100多篇，其中SCI收錄的國際期刊論文50~60篇。與國際著名高校和科研機構的頂級研究人員與研究生進行常態化的密切交流。經國際評估，本學科被認為是在建筑節能與建筑環境領域與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丹麥技術大學齊名的三大國際一流學術研究團隊之一。

1.2期刊創辦背景簡介

2008年，基于多年的學術積累以及學科發展的需要，我們認為創辦自己的國際學術期刊的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但是，本學科是一個傳統學科，盡管十幾年來不斷添加新的跨學科元素，該領域創新性研究成果的發表基本上被幾個有50年左右歷史的大型國際學術期刊所壟斷。因此需要尋找一個合適的突破口。恰好，2007年本專業在北京成功主辦了建筑模擬領域的國際學術會議BuildingSimulation2007。本專業又長期在建筑模擬領域有深厚的積累，開發了國際上認可的數個建筑模擬軟件平臺。因此決定以此為主題，創辦國際上首個專注于建筑性能模擬的國際學術期刊。期刊英文名稱定為BuildingSimulation：AnInternationalJournal,簡稱BuildingSimulation。由一個并不算大的學科創辦國際學術刊物，這在當時國內仍是個新鮮事物，沒有任何先例可以參考，也招來一些懷疑的聲音。幸運的是，該想法得到了清華大學以及清華大學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清華大學建筑學院迅速組織了具有辦刊經驗和熱情的教師團隊開展前期調研及可行性論證，清華大學出版社與國際著名出版社Springer（斯普林格）作為聯合出版方，對期刊定位、出版、發行等進行了大量細致的工作，并派出了精干的出版和編輯隊伍參加期刊籌備及后續運行工作。出版發行所需經費也主要由清華大學出版社承擔。2008年3月，經過半年多的緊張高效的籌備，《建筑模擬》首刊正式發行。期刊聘請清華大學建筑學院“長江學者”楊旭東教授為主編，清華大學江億院士、比利時列日大學的JeanLebrun教授、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AliMalkawi教授（現為哈佛大學教授）為副主編，聘請清華大學青年教師趙彬、燕達、夏建軍3位副教授為助理編輯（現趙彬教授為期刊副主編，后又分別聘請了在美國工作的青年學者BingDong和YixingChen兩位博士擔任助理編輯），協助主編和副主編工作。聘請了建筑模擬領域40多位國際頂尖學者為編委會委員。清華大學出版社派出由曾潔編輯領銜的編輯出版隊伍、斯普林格出版社也派出一位高級編輯參加期刊的各項工作。期刊分電子版和紙質版同步發行，為保證紙質版的出版效果，采用四色印刷，額外費用全部由清華大學出版社承擔。開始發行時為季刊，每期發表10篇論文，按照主題分5個固定欄目（A、B、C、D、E）。5年后改為雙月刊至今。

1.3期刊運行及管理

1145年，安條克公國派出的使節于格(Hugh)向羅馬教皇講述了“約翰長老(耶律大石)的事跡”，“當約翰長老的傳說遠播到西亞和歐洲的時候，十字軍正處在極端的劣勢之中，一個又一個堡壘陷入穆斯林手中，絕望的思想開始在軍中漫延”。而“上帝派來的同盟軍‘約翰長老’打敗了最強大的敵人蘇旦•桑加爾(SultanSanjar)”的消息對十字軍而言無疑是天大的喜訊，軍中士氣一時無比振奮。他們把挺進東方尋找契丹，與“約翰長老”會師聯盟當成了終極理想。然而東西方之間橫亙著的穆斯林勢力卻阻斷了東西方交往的通道。

1236—1237年，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和速不臺繼1218年(宋寧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再度指揮蒙古大軍主力繼續向西進攻，攻無不克，打通了中西方的陸路通道。通道打開以后，羅馬教皇并未想與東方韃靼人決一死戰，而是千方百計地想與之建立聯盟以消滅宿敵穆斯林，數次向東方派遣攜帶其親筆書信的使者以游說蒙古王公。1245年，羅馬教皇派出了首位赴蒙古使節柏朗嘉賓(JohedePlanoCarpini)，該使節著有《柏朗嘉賓蒙古行記》存世。該著作詳細介紹了蒙古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風土人情，并首次向西方社會介紹了契丹;1253年5月，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濟會傳教士盧布魯克(GuillaumedeRubruquis，約1215～1270)攜函去見蒙哥。盧布魯克著有《盧布魯克東行記》，該著作詳細描述了蒙元社會和契丹人的情況，指出“契丹是一個國家的名字，哈拉契丹(Kara－Catay)就是黑契丹，以此來區別前者。契丹人居住在東部臨海的地方”。書中描述了契丹的富庶和居民的特征，“契丹的居民住在那里很久了，叫做塞里斯人(Seres)，塞里斯是一個城鎮的名字。我所得到的確切的信息說，那個國家的墻是用銀子做的，防御工事和塔是用金子做的。他們與印度隔海相望。這些契丹人身材嬌小，說話用鼻音。有著東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這些契丹人都是優秀的工匠，學有各種各樣的手藝，其醫生對草藥的藥理極為精通，通過按脈來診斷疾病。”盧布魯克在書中還經常提及他所遇到聶斯脫里教徒和景教徒，還特別提到哈拉和林“城端有一座教堂，天主教教堂”。盧布魯克之后，約有100余位西方人進入中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孟高維諾(MonteCorvino)和馬可•波羅(MarcoPolo)。孟高維諾是第一位成功在北京傳教的西方人。馬可•波羅則是最有影響力、最有爭議的西方傳奇人物。《馬可•波羅游記》以大量的篇幅介紹了契丹，稱其土地遼闊，富庶無以倫比。

當然，上述游記中所說的契丹是指中國，而不是真正的契丹人或遼朝。契丹的稱謂可能是沿襲了中亞和俄羅斯(俄語的中國即Китай)人對中國的稱謂。“契丹”一詞通過陸路和海路向歐洲國家傳播的時候，因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產生了許多變異，其主要拼法有:Kitan/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等，但無論怎么變，都未與“契丹”的漢語本音相去太遠，這些拼寫方法上的變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口口相傳的痕跡和西進的歷程。Kitan在古俄語及一些匈牙利的編年史中經常出現，是14世紀拉丁文對契丹一詞的寫法;Kitay是穆斯林的寫法，按《古蘭經》經文的習慣，經常用y取代n或?，很有可能是土耳其斯坦人通過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土耳其人的媒介作用而采用了他們的習慣稱謂;最早的拉丁文的Kitay可能源于1245年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首位西方使節柏朗嘉賓之手，在其《柏朗嘉賓蒙古行記》契丹皆寫為Kitay或NigriKitay(黑契丹，即哈喇契丹，有文獻將其寫為Charakitay)。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認為柏朗嘉賓的Kitay中的i取自于俄語，但這種說法顛倒了契丹向西傳播的先后次序，俄語Китай先是由土耳其傳入的，因而柏朗嘉賓的Kitay應來自于土耳其語;Katay(可能源自法國人盧布魯克對契丹的稱謂，他在其《盧布魯克東行紀》中把契丹稱為Katay，而Citay、Cathay、catai則是其英文拼寫上同文異體寫法;Katan則是阿拉伯語言對契丹的拼寫方法。契丹在不同的語言中有多種不同的拼寫方法，這正說明契丹的確曾在西方世界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基于上述游記對契丹的美好描述和西方社會對東方世界的合理想象，契丹被神化成“烏托邦”的代名詞。這個令西方人無限神往的東方古國成為西方社會航海探險的終極目標。地理大發現正是在尋找契丹的原始沖動下展開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都展開了尋找東方契丹的航海行動。航海者出發時都攜帶著“致居住在東北方向的國王、王子和其他統治者的信，航海的最終方向就是偉大的契丹國”。在契丹夢的引領下，哥倫布懷揣著《馬可•波羅游記》踏上了尋找契丹之旅，代表西班牙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葡萄牙人達•伽馬開拓了從歐洲繞過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麥哲倫完成了環球航行，英國人卡博特在尋找東北航路中發現了紐芬蘭……18世紀以來，隨著航海者地理學知識的豐富以及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沿海城市直接貿易的達成，還有入華西方傳教士的反饋，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認識到西方世界的契丹就是中國。但是仍然有部分西方學者，特別是英國學者認為契丹仍然是客觀存在的一個尚未被發現的地方。

早在17世紀末期，西方社會出現了一些有關契丹的研究著述。英國人彌爾頓著有《莫斯科簡史及其東部一些不太知名的最遠至契丹的國家》(AbriefhistoryofMoscoviaandofotherless－knowncountrieslyingeastwardofRussiaasfarasCathay，gather＇dfromthewritingsofseveraleye－witnesses/byJohnMilton．London:1682．)。彌爾頓以目擊者的筆觸對俄國莫斯科及其以東地區作了簡單介紹。但彌爾頓所言的契丹仍是指不確定的東方理想國。西方學界真正開始研究遼史及契丹史則是從近代以來才開始的。最早引起西方學者興趣的是有關契丹語言文字和族系的研究。法國學者克拉普洛特(JuliusKlaproth)在其《亞細亞民族語匯集》(1823年，巴黎)中論及了契丹語言文字的特性和語系問題，成為近代以來西方學者研究契丹語言文字的肇始。1870年，德國學者戈斯塔夫•奧波特(GustavOppert)發表了《關于契丹與哈喇契丹》“OntheKitaiandKara－Kitai”(TheJournaloftheEthnologicalSocietyofLondon(1869－1870)，Vol．2，No．21870)一文，這是研究契丹及西遼契丹歷史的首篇專題論文。該文討論了契丹和哈喇契丹名稱的來歷、曾經的疆域和統治及其后裔的流向等問題。還特別提到了西遼王耶律大石與西方傳說中的約翰長老(Presby-terJohannes)之間的關系。該文曾在倫敦民族學會舉行的1870年1月11日的例行會議上宣讀，引起了與會者的矚目。1877年，德國著名的語言學家漢斯•蓋博萊恩茨(Hans．C．vonderGa-belentz)譯自滿文的《大遼史》(GeschichtederGrossenLiao)出版，這是首部遼代通史性的文獻被直譯成西文。繼漢斯之后，德國學者R．A．Stein(中文名石泰安)再次以帶有注解的形式翻譯了部分遼史史料］。這些原始譯文的出版引起了學界同行的注意，為遼史研究者提供了諸多便捷的參考資料。1881年，英國學者亨利•霍沃斯(HenryHoyleHoworth)發表了他的長篇文章《中國北疆，第五部分:契丹與契丹人》(《皇家亞洲學會會報》，N．S．13，1881年)，詳細論述了契丹民族史和遼朝的興亡過程，分析并說明了契丹與契丹人之間的關系和差異。#p#分頁標題#e#

進入19世紀以后，相關研究逐漸豐富。英國著名漢學家亨利•玉爾(SirHenryYule)首先發表了近代西方的東方學名篇《契丹及其彼岸之路》②(CathayandtheWayThither，London，1913)。本書分上下兩卷，收集整理了中世紀及以前東西方交流遺留下的所有關于東方國家的史料。該著還對西方社會尋找契丹的動機、到達契丹的航路和契丹社會進行了詳細的注解分析。但該著作中的契丹更多的是指中國。用契丹作題目而內容卻是寫中國的西方著作有很多。如馬丁(W．A．P．Martin)《契丹傳說:或稱中國知識》(TheLoreofCathay:Or，theIntellectofChina;F．H．RevellCompany，1901)、威廉姆•阿皮萊頓(WilliamW．Appleton)、《契丹圈:十七十八世紀的中國熱》(ACycleofCathay:TheChineseVogueinEnglandduring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ie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1．)，還有《拉伯雷與地理發現第三部:通往契丹的捷徑》(RabelaisandGeographicalDiscovery．III:TheShortWaytoCathay．”TheModernLan-guageReview，Vol．5，No．1【Jan．，1910】)等著述。

進入19世紀20年代后，專業性的契丹研究開始呈現。1925年，波蘭學者科特威約茲《契丹和契丹字》，重點論述了契丹民族的歷史和語言文字的特性。匈牙利學者李蓋提的《契丹及其語言》(《匈牙利語》第23卷，1927)是研究契丹族屬問題、消亡經歷和語言文字的專題性文章。1922年法國神父閔宣化(一譯牟里，Mullie，Jo-sephL．)至內蒙古巴林右旗遼慶州城遺址北約10公里大興安嶺中王墳溝中挖掘遼慶陵;1922年6月21日，比利時神父凱爾溫雇人盜掘了慶陵三陵之一，首次出土了刻有契丹小字的哀冊4方。隨后不久，閔宣化發表《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①(LesAnciennesVillesdel’empiredesgrandsLeaoauroyaumemongoldeBarin．T’oungPao，21［1922］，pp．105－231．)。該文詳細記述了法國牧師閔宣化在中國西部及北部的遼代古城遺址及陵墓等地的考察經歷，共包括有潢河石橋、饒州古城、祖州舊城、上京、懷州、慶陵等二十余處遺址和陵墓。1933年，閔宣化還發表了《遼慶陵考》(《通報》30卷第1、2期，1933年)，進一步考證了遼慶陵墓主人生平及其新出土哀冊的含義。凱爾溫則發表了《道宗皇帝陵———一個令人感興趣的發現》(《北京天主教會公報》第十年第118號，1923年)。這些論著的相繼發表標志著國際學術界對遼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即從利用二手資料進行間接性研究轉向以實地考察攫取第一手資料進行開拓性研究。戈斯塔夫•艾克(GustavEcke)《金代石塔的建筑特性:基礎研究第二章:遼式磚塔》(StructuralFeaturesoftheStonebuiltTingPagoda．APreliminaryStudy．ChapterII:BrickPagodasintheLiaoStyle．Monu-mentaSerica，Vol．13，(1948)，pp．331－365)是首篇對遼代石塔建筑的構造、含義及現存狀況進行介紹和分析的論文。

摘要:在當今的信息化時代，建筑學教育需要多元化發展。藝術類院校中的建筑學專業教育應抓住建筑設計范疇中與自身辦學特色契合的關注點，充分發揮藝術類院校人文藝術特長，注重培養學生的人文藝術素養，提高學生在建筑文化、藝術方面的造詣。

關鍵詞:藝術類院校；建筑學；辦學特色；人文藝術素養

人類社會在經歷了農業經濟時代、工業經濟時代后迎來了知識經濟時代。著名建筑學家、城鄉規劃學家和教育家吳良鏞先生在《北京憲章》中稱：“這是一個人類從未經歷過的偉大而進步的時代，又是史無前例的患難與迷惘的時代。”首先，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使得資訊快速互通，各種設計理論、案例信息呈爆炸式增長，使人應接不暇。同時，安藤忠雄、隈研吾、扎哈等國外優秀、成熟的建筑師來到中國施展才華，建筑領域開始呈現出全球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在這樣的時代洪流中，中國建筑師擁有更廣闊的創作空間，也面臨更嚴峻的挑戰。那些具有全球化視野和極高專業素質并且具備終生學習能力的人才能在未來的建筑市場占有一席之地。本科教育作為建筑師培養的起點，須適時調整人才培養目標，并探索出一套與之相適應的人才培養方案，以提升教育與社會和時代的同步性。藝術類院校中的建筑教育尤其應該重新審視、調整辦學特色和人才培養目標，充分發揮優勢特長，培養具備較高人文藝術素養兼具技術能力的特長型人才。

1.時展需要多元化的建筑教育

1671年，巴黎皇家藝術學院成立的時候，其教學重點在于研究和描繪古典建筑樣式。建筑設計以模仿和傳承為主，旨在培養為宮廷和貴族服務的建筑師。工業革命以后，這樣的建筑學教育已不能滿足新興資產階級審美需求和工業化生產的要求，新的建筑教育模式應運而生，這就是著名的包豪斯學校。到了20世紀50年代二戰結束后，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建筑學院的教師在古典主義建筑教育和包豪斯之外提出一套以空間設計為核心的建筑教育方法，史稱“德州騎警”。在我國，20世紀20年代，歐洲、美國及日本學成歸國的留學生把學院派建筑教育帶回中國，就是巴黎皇家藝術學院“布扎”體系。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前蘇聯也對我國的建筑教育產生深遠的影響。到了改革開放時期，1980年代，作為東南大學前身的南京工學院展開了本科一年級的教學改革，引入蘇黎世高工的教學模式。總之，每一次建筑教育改革都與時代和社會背景息息相關。如今，全球正處于高度信息化和多元化的時代，建筑市場空前開放和包容，各種建筑形式百花齊放，建筑教育也理應百家爭鳴。在2017年全國建筑學本科教學改革研討會上，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劉克成老師提出，各建筑教育院校應像一個“江湖”，各自開宗立派、著書立說并堅持己見、自圓其說，促進建筑教育領域的多元化，從而進一步促進建筑設計多元化。我國開辦建筑學專業教育已有近百年的歷史。最早的建筑學科是1923年成立的蘇州工業專門學校建筑科。后于1927年成立的東南大學建筑系是我國第一個正式成立的建筑院系。之后，許多大學陸續開辦了建筑學科。在經過多年發展和擴招后，建筑學專業隊伍得到了壯大。截至2017年5月31日，根據教育部公布的名單，全國共有高等學校2914所，其中有289所大學開辦了建筑學專業，約占10%。值得一提的是，在這289所大學里面，有六所院校是教育部批準的獨立設置的本科藝術院校（截至2017年）。它們分別是中國美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四川美術學院、山東工藝美術學院、廣州美術學院、云南藝術學院。在所有開辦建筑學專業的院校中約占2%，可謂數量稀少。這些為數不多的藝術類院校有的辦學歷史悠久，例如中央美術學院和中國美術學院。這兩所院校開辦建筑教育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28年，屬于國內第一批開辦建筑教育的院校。后經過一系列合并重組，分別在2002年和2003年正式成立建筑系。有的屬于年輕的探索者，例如四川美術學院建筑系成立于2000年；山東工藝美術學院2004年開辦建筑學專業；廣州美術學院建筑藝術設計學院成立于2010年9月；云南藝術學院設計學院2010年新增建筑學專業。因此，這些小眾院校中的建筑學專業應在當下的多元化教育洪流中擔負起差異化教學的任務，充分發揮自身特色，對建筑學人才培養目標范疇進行有益補充。

2.藝術類院校建筑學科的人文藝術特色

藝術類院校的建筑學教育應如何在這樣一個寬泛的領域找到自己的關注點與各校的優勢特長、師資力量密切相關。比如農業大學，其主要學科是農科，其建筑專業就可以向農業建筑方面發展；再比如理工科院校可以側重參數化設計、建筑節能、新型材料等方向，因為他們有強大的技術力量作為后盾。目前國外的建筑院校本科教育或注重建造及工學教學內容或注重城市空間營造，都結合院校自身教學傳統和優勢特色。［1］藝術類院校則應依托學校各專業的人文藝術優勢，大膽地把空間與形態的人文藝術性當作自己的專長，重點培養學生人文和美學素養，作為對建筑行業人才培養缺口的補充，利用自身優勢在建筑行業占有一席之地。因為：

建筑學，作為國家一級學科，其下設有建筑歷史與理論、建筑設計及其理論、建筑技術科學等3個二級學科，均是以圖紙繪制作為學科的研究基礎，因此建筑學期刊的論文，最顯著的一個特點是圖文并茂。作為學科特色，建筑學專業的論文配有大量的建筑圖片，而且種類繁多，有工程圖、技術圖、效果圖、模型圖、實景照片、歷史圖片等。建筑學期刊是圖片的載體，有的論文中圖片往往占文章很大篇幅。比如《南方建筑》（中國科技核心期刊），有時一篇文章字數為6000字左右，文中的圖片就達30～40幅。從版面上來看，圖片多的文章，圖片往往會達到篇幅的一半，可見建筑學期刊論文的圖片，有著不容忽視、舉足輕重的作用，如果圖片出錯，影響整篇文章的質量，進而誤導讀者。因此，圖片的質量直接影響到整篇文章的質量，也與期刊的學術質量息息相關，為此，結合建筑學期刊論文中圖片普遍存在的問題，探析圖片編輯與校對的改進措施。

1建筑學期刊論文中圖片普遍存在的問題

1.1圖片為網絡圖片，非作者自己的一手資料，欠缺清晰度和說服力

很多作者在撰寫論文時，不去實地或現場做調研，不拍攝照片或者繪制圖紙；有的作者則缺乏做學問的精神，閉門造車；不重視圖片的收集與保存。在投稿時，許多期刊又要求作者必須提供插圖，圖文并茂。這些作者于是就自作聰明，也為了貪圖方便，直接從網絡上下載相關圖片。由于版權問題，多數網絡圖片并非原圖，清晰度不夠，影響文章質量，而且如果一篇學術文章中過多使用網絡圖片，缺乏作者原創，文章顯然也缺乏創新性，文章的學術質量亦會因此大打折扣。

1.2歷史圖片的清晰度不夠

許多建筑學期刊論文，尤其是建筑史學方面的學術論文，不可避免會使用到歷史圖片，紙質歷史圖片多出自于圖書館、檔案館、資料室等收藏的相關書籍或者舊圖紙。由于年代已久，紙質圖片本身就陳舊、發黃，加上要轉化為電子文件，不可避免要使用拍照或復印等手段，于是導致圖片更加模糊、不清晰，嚴重者甚至無法看清圖中內容。

1.3技術圖片過于細致，導致看不清內容

摘要：文中采用歸納法、比較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國內外文獻數據庫收錄的有關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的文獻，以及國內外的相關專業書籍，旨在對目前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研究領域的研究進展有較為全面的了解，為今后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理論和依據。

關鍵詞：可持續；室內環境；人文

1傳統室內環境設計中可資借鑒的研究成果

在室內環境設計領域，人文可適當地理解為深厚的文化性和帶有廣泛意義的人性化的設計要素，也在說明人是設計中的出發點和歸宿。人文在室內環境中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國內外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人文內涵研究產生了很多成果，都具有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可持續理念向室內環境的注入，使室內環境的絕大部分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有的人文理論在難以再適合于表達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特質，比如我們的室內設計都是講求以人為本，但以人為本的方式在可持續室內環境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革命性的進步。但作為室內環境這一領域范圍內的研究，傳統室內環境的人文觀點仍有一些是本課題值得借鑒和參考的，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思想是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一種揚棄。例如，錢麗竹在《室內環境藝術設計中人文關懷與人文精神的解析》（2011年）一文中指出，室內裝潢的主要目的是讓在其中的人感覺舒適、自然，設計的最終目的是讓生活或工作的人感到舒心、愉悅，只有將人貫穿于設計的始終才能完成一項完美的作品。錢麗竹［1］文中的“自然”是指人感受的愉悅和自由自在，這是對人類情感的關懷，也是可持續室內環境所應有之義，可以作為研究結果的借鑒，可持續還使“自然”富有更廣泛的含義，使“自然”顯得更加真實、更加自然而然。吳美芳在論文《現代室內設計中的人文情結》（2003年）中，以人類征服自然的傳統思想為依托，解釋了現代技術手段的進步以及對建材領域的不斷拓展，使建筑室內環境向人工化、智能化的方向發展，建筑室內環境可以擺脫自然因素的限制，充分滿足人們對舒適度的要求。并以我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大型購物超市這種購物模式為例，說明了技術為人們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情感化室內環境感受。吳美芳［2］文中對高新技術的未來展望，是可持續室內環境的技術觀念的一個反映，智能化是可持續室內環境的高技術路線，它的目標之一就是高情感化。諸如此類的文獻，都說明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文思想是對傳統室內環境的一種批判性繼承，有新的觀念融入，對一些人文提法有新的解釋，也有少部分的保留，特別是在人性化和高情感化的人文關懷的研究中，傳統室內環境的研究成果對可持續室內環境領域的研究能起到些許參考和借鑒。

2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中的人文研究現狀

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產生已逾半個世紀，目前國內外對可持續室內設計實踐方面的理論研究產生了一些成果，如已出版的著作和發表的論文有周浩明的《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理論》（2011年），SianMoxon（英）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2年），洛麗•丹尼斯（美）的《綠色室內設計》（2012年），路易絲•瓊斯（美）的《環境友好型設計：綠色和可持續的室內設計》（2014年），SusanM.Winchip（美）的《SustainableDesignforInteriorEnvironments》（SecondEdition）（2011年），PilatowiczG.（美）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等。同時產生了不少成功的設計案例，如美國新墨西哥州陶斯縣的土船住宅，日本建筑師坂茂（ShigeruBan）設計的紙質住宅，讓•諾維爾（JeanNouvel）設計的法國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英國赫特福德郡的BRE未來辦公室等。相比較于可持續室內環境的設計實踐及相應理論，人文方面的研究明顯落在了后面，呈現出發展失衡的態勢。只有部分設計理論的文獻對人文方面稍有涉及，并且數量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1）周浩明的《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理論》（2011年）一書中的第二章第二節的第五部分，和第九章第一節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可持續室內環境的審美特性；在第九章第一節的第一部分，周浩明闡明了他對可持續室內環境的人本觀的個人看法，周浩明認為應本著“以自然為本”的思想來重塑室內環境的人本觀念；在第二章第二節的第四部分論述中，指出可持續室內環境應該具有動態的可適應性，整個生命周期要能滿足更多人的需求；第六部分還強調了要鼓勵大眾參與可持續的設計過程，可以更全面地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更好地營造一個屬人的可持續室內環境。（2）梁麗娜、高金鎖的論文《可持續發展觀念與可持續室內設計》（2003年）中，提到可持續室內環境設計應蘊涵著平等、發展、公平和民主原則等最基本的哲學思想，應能在提高生活質量的同時，使資源、環境、人、社會、經濟五大系統相互協調，共同進步［3］。（3）古佐夫斯基（美）的《可持續建筑的自然光運用》（2004年）一書中的第七章，闡釋了自然光與環境、社會、精神、心理愉悅之間的生態聯系；第八章闡釋了自然光可以改變我們的行為，并提高我們的生態意識。（4）布萊恩•愛德華茲（美）的《綠色建筑》（2005年）一書中的序言三，談到如何以生態倫理的觀點來把控技術；以及建筑空間對本土傳統的保護等所能負擔的社會責任；并認為室內環境應該吸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文明的傳統和文化精華，以西方現代化科技結合東方傳統思想來尋求出路。（5）郝琳在《建筑先鋒•綠見未來》（2014年）一書的綠見未來的理論部分，用永續設計的理念，為我們預測了未來建筑空間可能為我們提供的生活方式，他認為好的設計應該是可持續的，未來的永續建筑是看重匠藝的傳承（文化）、自然的保育（環境）、產業的變革（經濟）、人的生活（社會），通過高科技和智能化，永續的目標是把庶民、人文風物、自然生態升華為“無心”的日常氛圍。（6）林憲德（臺）在《綠色建筑》（2011年第二版）一書的第九章第一、四部分，用熱力學第二定律，解釋了營養能量向上層傳遞時的急劇減少，著了保護環境和有效資源，降低熵值，提倡我們過簡單的生活方式，住宅、建筑、城市都不能太過復雜，一句話，越簡單的建筑系統越是好的可持續性的。在第九章第三部分，論述了適宜技術的社會價值和可持續意義，用現有的材料、技術、施工、設備水平下，發揮最大的地球環保功能，并且保護了當地的傳統工藝的活力，使地域文化傳承發揚；還借用生態經濟學大師舒馬赫的觀點，論及了“適宜”這一人文性概念：不應該一味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生產方式、消費標準、價值體系，否則會更加依賴富裕國家而不能自拔，發展經濟應當適可而止、追求效率或生產力應適可而止、使用非再生資源應適可而止、細密分工應適可而止、以科學方法替代常識也應適可而止。（7）大衛•伯格曼（美）在《可持續設計要點指南》（2014年）的最后部分，“可持續設計的未來”中，分析了可持續暫時不被人們認同的原因，因為新生的可持續策略具有異于傳統的形式，讓人產生陌生感，有的思想進步人士又害怕人們異樣的眼光，而對可持續望而卻步。就像早先的汽車設計成馬車的模樣，是用熟悉的形式，慢慢讓人們接受新事物。大衛•伯格曼認為“透明的綠色”手法在建筑和室內空間中具有可行性，生態元素依然在那里，只不過沒有那么明顯，當可持續設計不再有一個樣子，它就不再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不再是一種宣言，不再針對一些特殊的（少數的）群體。但他也指出“透明的綠色”會失去生態化策略對人們的教育意義。（8）來增祥在《可持續發展與室內設計——兼談綠色室內環境的營造》（1998年）一文中點出了可持續室內環境具有社會性、歷史、地域文化性，可持續發展除了涉及土地利用、生態、環境、能源等所謂“硬件”的經濟技術領域之外，同樣也還與社會文化、歷史文脈等“軟件”因素有關，例如對風景名勝和文物的保護，對地域文化和地區人文景觀延續性的重視等等。可持續發展著眼于對環境的尊重和溝通，對資源的節省和珍惜，在技術上除了運用高新科技手段外，也樂于采用因時、因地制宜的“適用技術”。同時還指出可持續室內環境是對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敬，可持續發展從哲學上可與我國傳統“天人合一”的哲學觀相溝通，這里的“人”——可視為自我或群體，“天”——是否可認為是除自身或人群以外的客觀自然環境或人工環境，天人合一是人與物的共生，人與環境的“對話”、溝通和融合［4］。（9）DanielJauslin在論文（2012年）中引述了三位建筑師對可持續美學的看法和談論，并指出可持續設計的美學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它能在何種程度上得以實現，現在還上不清楚，但自然美學、生態美學在未來的可持續設計中必定有相當的發展空間［5］。（10）GrazynaPilatowicz在論文《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中指出：致力于建筑環境可持續的努力不僅要集中在建筑系統性能和保護資源上，還應當是基于對人的身體和心理精神需求的理解，這才是一個優良的環保設計決策的必要出發點［6］。（11）YaserRezapour等在論文《CulturalAspectsAnalysesinSustainableArchitecture》（2012）中研究了可持續建筑與文化、行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影響，認為可持續的生活方式才能促成可持續的社會，可持續的社會才能產生可持續建筑；可持續建筑應該作為一個文化背景來建立我們最佳的可持續文化，可持續建筑內涵著可持續文化，它對可持續社會的形成有重要作用［7］。

3可持續建筑人文研究中的相關研究成果

摘要：

為什么西方的許多建筑大師都是經典產品的設計師呢？例子屢見不鮮，本文就是研究做好環境藝術設計是否會對產品設計有啟發。

關鍵詞：

產品設計；環境藝術設計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驚奇的發現，國內外許多有名的產品設計大師同時也是建筑大師，而國外的建筑師也同樣是室內設計師，本來八竿子打不著的兩個專業，卻神奇的在歷史當中融合到了一起，有頗多讓人不解之處，本文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兩個專業之間的關系。

要說建筑設計，那其歷史追根溯源就要說到很遠了，但是要是說產品設計，我們的歷史就可以推進到工業革命開始時算起了。最早剛開始興起工業革命的時候，社會上是有兩種聲音的，一種聲音認為美學在工業設計中是沒有任何作用的，這對傳統手工業者來說是致命的打擊，大批量的工業生產取代了他們的生計，產品的實用價值在當時社會來講是要高于產品的藝術審美的。就像當時美國的工程師柯本，他在一篇題為《機車工程與鐵路機械化》的論文中，表明了一種毫不含糊的實用主義，“商業上的成功是工程的主要目標,因此不必慮及與此無關的因素。”他藐視美學的作用，堅持任何一位渴望成為工程師的人都不應鼓勵在純粹機械的形式和比例上玩弄花哨，而應專注于最佳的機械方式，使得任何既定的目的得以實現。我認為他的觀念是偏執的，是目光短淺的，工業剛開始興起，人們的生活要求和經濟水平都不能達到一定高度，對產品的需求自然只是停留在功能滿足一切得高度上，但當人類社會進一步發展，生活水平提高的時候人類必定不會再滿足于純粹的功能；而另外一種聲音，則是認為應該正視藝術與工業的關系，就像德國的建筑師、藝術評論家戈特弗里德•散帕爾，他在1852年出版的《科學、工業與藝術》中提出：新藝術應建立在接受和采用機械化的基礎上。所以當時發明的蒸汽機的框架上就應用了古典柱式——塔斯干柱式作為裝飾，這也是最早將建筑裝飾元素應用到產品中的例子，可見那時建筑和產品之間就有了聯系。后來，隨著時展，又出現了很多順應時展變遷的優秀產品設計師，他們的身份都不單單只是產品設計師而已，他們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就是建筑大師，例如密斯•凡德羅，說他是最偉大的建筑大師也不為過，他設計的巴塞羅那椅至今仍是經典并有銷售，他少即是多的理念更是很多著名產品設計大師所信奉追隨的理念，DieterRams就是其中一位，還有后來的烏爾姆布勞恩等。DieterRams是德國現代主義之父，拉姆斯曾經闡述他的設計理念是“少，卻更好”，他與他的設計團隊為百靈設計出許多經典產品，包括著名的留聲機SK-4，素有“白雪公主之棺”之昵稱，和高品質的D系列幻燈片投影機D45、D46。他也為家具制造商Vits?設計606萬用置物柜系統（1960年）而聞名。他的許多設計，諸如咖啡機、計算機、收音機、視聽設備、家電產品與辦公產品，都成為世界各地博物館的永久收藏，包括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還有像與密斯•凡德羅齊名的建筑大師勒•柯布西耶，他設計的工業產品如真皮沙發、躺椅、扶手工藝椅、咖啡桌與LC7椅等，至今也是極其經典的家具產品。沃爾特•格羅皮烏斯，是第一代現代建筑經典大師，也是20世紀最重要的建筑教育家，他在1923年為包豪斯校長辦公室設計的一件扶手椅，也是當時的經典產品。什么是好的產品設計？好的產品設計就是能抵制得了時間的推敲，不論時代如何變化，都能適應時代市場，這其實也是產品設計的生態觀，不用更新換代的產品自然能夠節約成本，節約資源。而這些產品都是建筑設計師設計出來的，為什么呢。其實，不論是建筑設計、室內設計還是產品設計，都是跟藝術分不開的，只要人類的藝術理念一樣，那么他們就是共通的，就會使擁有同樣藝術觀念的人之間產生共鳴，因此無論是環境藝術設計還是產品設計，肯定也是互通的，當環境藝術設計沒有想法的時候我們可以在優秀的產品設計理念上找靈感，當產品設計沒有靈感時我們可以在環境藝術設計中找觀念。有時往往用這種方法可以找到更好的創意創新，找到僅限于單一專業時找不到的好理念，這也是為什么建筑大師設計的家具產品能經典流傳的原因了。

設計也不是藝術人所獨有的，是涉足到社會方方面面的，而工業產品設計指的是把設計導入到工業產品學科之中，建筑設計則是改善人類的生活環境與格局。不論是產品設計還是環境藝術設計，設計的出發點都是以人為本，設計是服務于廣大人民群眾的，工業產品設計和環境藝術設計都是為了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促進社會經濟與文明更好更快的發展，非常時期甚至能幫助國家走出經濟的蕭條局面，例如德國的魏瑪包豪斯學院的創始人格羅皮烏斯針對當時德國工業革命以來所出現的大工業生產“技術與藝術相對峙”的狀況，提出了“藝術與技術新統一”的口號，這一理論的提出，帶動了當時德國的經濟發展。工業產品設計同時具備科學性、藝術性和實用性。其科學性來自于新材料新技術的運用，還來自于先關學科的研究，如人體工程學；藝術性則來源于共通的藝術審美高度，不但與環境藝術設計共通，甚至可能與音樂和純美術共通，不論是什么專業什么設計，他們在藝術一點上都是一樣的理念，同一時代采用的更都是出自時代產物下的藝術理論；實用性更是體現在所有設計之中，不論什么設計，第一服從都是功能性與實用性。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精神的需求產生了。設計的多樣性主要來自對人們需求的探索，需求在不斷推動設計領域向前發展，影響和制約設計領域的內容和方式。發現人們的需求卻也是設計師的主要思維方向，新產品、新建筑形式裝飾形式的出現，大多數是從需求角度發現的。設計由簡單實用的生活化到除實用之外蘊含有各種精神文化因素的人性化走向，正是美國行為科學家馬斯洛提出人類需要從低到高分成五個層次逐級上升的反映，無論是在產品上還是在環境設計上，他們都是在生活化的基礎上注入人性化元素，都是人類需要的自身特點對設計的內在要求，這就是產品設計和環境藝術設計為什么共同的原因了。

摘要：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住房不再滿足于單純的功能性居住，而是希望獲得精神上的享受，因此室內設計的焦點開始轉變為“追求情感”。解讀了中國傳統文化，并結合其在室內設計中的應用，探討了傳統文化在室內設計中的情感表達方式。

關鍵詞：

傳統文化；室內設計；情感表達

21世紀，人們的消費觀念與消費方式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展現個人品味與格調的室內設計，也呈現出了新的時代特征，如綠色設計、文化回歸設計、人性化設計等。其實，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獨特的特點，且都有繼承性。比如，歷史上的印度文化、俄國文化、西班牙文化、日本文化等都曾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但最終還是保持了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根據資料記載，我國室內設計在發展初期也受到過外來文化的影響，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室內設計流行模仿國外的設計風格。但改革開放以后，富裕起來的國人又開始關注本土文化，注重在室內設計中加入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基于這些研究背景，下面主要探討傳統文化在室內設計中的情感表達問題。

一、我國室內設計的發展概況

近20年來，我國的室內設計得到了快速發展，逐步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并在設計風格上打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加入WTO后，我國的室內設計狀況令人擔憂，設計過度注重造型。值得慶幸的是，在業界設計組織與設計人員的努力下，文化最終回歸到設計當中，成為了室內設計的靈魂。

民國時期是我國舊時“藏書樓”文化逐漸走向近代圖書館學發展之路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其時，圖書館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圖書館學譯介作品的大量出版與傳播，而譯介作品的重要載體之一則是圖書館學期刊。我國民國時期有三種重要的圖書館學專業期刊，它們分別是：《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圖書館學季刊》、《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這三種期刊在中國圖書館發展歷程及學術研究當中承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是三種期刊中發行時間最長的，從1925年到1948年，時間跨越24年，共出版21卷102期；《圖書館學季刊》為民國時期中華圖書館協會的會刊，創辦于1926年，1937年因七七事變而被迫停刊，共出版11卷42期；《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為中國第一個圖書館學專業學校——文華圖書科所創辦，從1929年到1937年，共發行9卷36期，其中1929年到1931年該刊名為《文華圖書科季刊》。本文試圖通過對這三種圖書館學期刊上所發表的譯介文章的整理、分析和研究，探究譯介作品在我國圖書館學術發展中產生的影響及其重要作用，以及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者“洋為中用”，通過借鑒與揚棄逐漸形成中國圖書館學理論的發展脈絡。

1.譯介作品的概況

1.1譯介作品的數量

經統計，這三種圖書館學期刊刊載的全部篇目為2293篇，去除著者略歷、紀載、新書介紹、會務紀要、本刊消息、同門零訊、校聞及啟示等等非學術性文章401篇，余下論文篇目總計1892篇，其中譯介作品184篇，占比約為9.7%。在這三大期刊共184篇譯作中，《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上刊載了23篇，《圖書館學季刊》刊載42篇，《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刊載數量最多，計119篇，其因是《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分別在1934年和1935年辦了兩期譯作專號，即：《世界民眾圖書館概況》和《世界各國國立圖書館》。前者介紹了47個國家和地區的公立民眾圖書館的概況，這些文章皆譯自“ThePopularLibrariesoftheWorld”一書，1933年由美國芝加哥美國圖書館協會出版，原編者是美國著名圖書館專家鮑士偉博士(ArthurE．Bostwick)[1]。原編共有三百多頁，由徐家麟與毛坤負責整個翻譯工作的組織，參與者則是文華的十四位同學，他們協力合作、分工完成。原書與譯作出版只相差一年，所述為各國民眾圖書館最近的情形，內容上可以說具有相當的時效性，這些譯作涉及他國公立民眾圖書館的定義、其制度產生的特殊方式、圖書館建筑與設備、讓讀者多利用圖書的方法等等，我國圖書館業界人士可以及時了解不同國家“專家們的經驗和閱歷”，從而“可作我們的借鑒，我們可以找尋許多指示”[2]。第二年，文華師生再接再勵，又出了一期《世界各國國立圖書館》的專號，譯自“NationalLibrariesoftheWorld”，原著者是阿倫德爾•埃斯代爾（ArundellEsdaile，1880-1956)，他是一位著名的圖書館學者、目錄學專家，同時擔任多項職位——英國大英博物館的秘書、英國圖書館季刊社總編輯、英國圖書館協會主席（任期為1920-1945年）。此書對于世界各國國立圖書館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觀察和系統的研究，尤其是歐美各國的國立圖書館，其宏偉建筑、豐富書籍、充足經費、完善組織等等都值得我國國立圖書館借鑒的。當代的圖書館學期刊幾乎少有譯介作品的刊載，更多的是本國學者的原創，或者說對于國外圖書館學領先的理論和技術，一般只是在文章中進行引用，從而達到推介與借鑒的效果。而民國時期，直接翻譯自國外作者創作的文章約占全部期刊論文的十分之一，平均下來幾乎每期都有刊登，由此可見，無論從相對值還是絕對值來說，譯介作品在民國時期較為普遍，這與我國圖書館學起步晚，急需借鑒吸收國外先進經驗有關。

1.2譯介原著者

全部184篇譯介作品中，被翻譯最多的原著者是ArundellEsdaile，前文提到他是《世界各國國立圖書館》那期專號原書的著者，其次是鮑士偉博士有6篇，向達翻譯了T.F.Carter的4篇，另有5人各有2篇作品被譯介（見表1），有1篇作品被譯介的原著者則高達100位，此外還有40篇譯介沒有署原著者之名。印度著名圖書館學家阮岡納贊（S.R.Ranganathan，1892-1972），對于我國圖書館界來說非常熟悉，他創制的分面分類法——冒號分類法（ColonClassification，簡稱CC），“作為一種新的分類理論的實踐，有著相當大的典型意義”【3】。鮑士偉博士（AuthurE.Bostwick）同樣對于中國圖書館界是不陌生的，1925年，他代表美國圖書館協會訪華，歷時一個多月，他調查了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情況，在各處發表演講，介紹美國圖書館的發展，傳播公共圖書館理念，是近代對中國古代藏書樓觀念沖擊最大的一次學術活動【4】。1930年他的《近代圖書館之意義》由李繼先譯介到國內，1933年李鐘履翻譯了他的《圖書館與兒童》，他的《美國公共圖書概論》由姜文錦譯出刊登在1937年的《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上，前文提到了文華所譯《世界民眾圖書館概況》專號，其書籍原編者也正是鮑士偉博士。塞耶斯，（W.C.BSayers，1881-1960)，英國圖書館學家。1898年起任伯恩茅茨公共圖書館助理員，1904年起任克羅伊登圖書館副館長、館長，曾任英國圖書館助理員協會名譽秘書、主席等職，他還在倫敦圖書館學專業大學執教32年，專門教授分類法。主要著有英國最早的兒童圖書館專著《兒童的圖書館》、《分類規則》和9次再版的《圖書館分類引論》以及3次再版修訂的《分類手冊》等，共出版12都專著，撰寫了數百篇學術論文。【5】畢夏普，（W.W.Bishop，1871-1955），美國圖書館學家，曾任密歇根州立大學圖書館館長，1919年在底特律召開的美國圖書館協會專業聯合會議，被選為大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之一。另一位美國圖書館學家弗萊克斯納（J.M.Flexner，1882-1944），是一位女性，她曾服務于路易斯維爾圖書館，始終致力于倡導和推動圖書館的發展應以讀者為中心，而不是傳統的以圖書為中心的理念。她的書《公共圖書館的流通工作》（CirculationWorkinPublicLibraries），1927年起成為圖書館學校的教科書。1928年，她在紐約公共圖書館擔任讀者薦讀顧問，并成立了以她為首的讀者服務中心【6】。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漢學家卡特（T．F．Carter，1882—1925），以其《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最為著名。服部宇之吉，（1867-1939），是20世紀前期日本思想史和中國學史領域中一位極為重要的學者，是日本漢學演變成早期中國學的關鍵人物之一【7】。另外，從原著者的國別上，可以看到主要原著者大多來自英美的圖書館學家，余下有少許鄰國日本的圖書館學者，這與我國圖書館史上已經形成的一致觀點——“圖書館學早期主要是翻譯自日本，后來翻譯自歐美”相吻合。一方面由于中國第一代的圖書館人無論是以庚賠資助留學或是中外館際交換方式或是自費留學的，所去之地多是英美，隨著他們自1925年以后陸續歸來，將西方的圖書館學思想也帶入國內。與此同時，圖書館界人士也逐漸認識到日本的圖書館學歸根到底源自美國，無論從受教育角度還是語言能力的角度，西方的圖書館學著作被更多關注，翻譯作品自然也越來越多地源自英美的圖書館學者。另一方面，譯介作者中有很多出自文華圖專的圖書館學人，而文華圖專的創辦人美籍校長韋棣華女士，以及后來的沈祖榮校長，他們的教育經歷都與美國圖書館界及圖書館學思想有著密切的關聯，其對學生后輩的影響亦可想而知。

1.3譯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