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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文化史導論》寫于抗日戰爭時期,正是中國文化陷入桎梏時期,如何讓人們系統地認知中華自己的文化并未沒落與湮滅極為迫切,這本著作錢穆以文化縱向軸為線索,從最早的地理背景談及各國家的文化形成,到中西文化接觸文化更新,沒有采用普遍的時間橫向軸與朝代的演變來闡述,而是一直以傳統文化為明暗線,深入感知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結合歷史的演進,形成獨特的“史”。錢穆先生也在書中序言說道,“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所以此著作從全部歷史的客觀方面來指陳中國文化的真相。
【關鍵詞】中國文化史;錢穆;文化多元;文化創新
錢穆先生從一開頭便先闡釋了文明、文化的不同。對人類生活而言,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于精神方面。文明是可以向外傳播與學習的,而文化不同,它是由群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中國文化中認為人類歷史的運行,不是一種變動,而是一種轉化,是一種綿延。因而中國在面對各種動蕩仍能前進,亦是當前世界和平的維護者。
一、地理環境:中國文化之“輪廓”
錢穆從地理背景入手探索文化最初形成的環境因素,同埃及、巴比倫、印度古老國國家相比,指出中國與其不同之處,其他國家皆因地理環境慢慢走上獨立發展的路徑。而中國文化也很孤立也很特殊,其他三個古老的國家皆在一個小地面產生,獨有中國文化產生在特別大的地面上,四大古國的發展均有賴于河水灌溉,好使農業易于產生。但不同的便是水系,其他三個國家均賴以一個水系,如埃及的尼羅河、巴比倫的底格里斯河與阿付臘河,印度雖地形復雜,卻也只有在印度北邊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中國則有復雜的大水系,之間既可相互獨立,又可靠大小水系之間的連接親密頻繁接觸,中國文化便是在這樣的地理環境下醞釀了獨特豐富的文化體系。對照全世界人類文化以往成績而論,便只有西方歐洲文化和東方中國文化兩大體統算得上源遠流長。但細看仍有其很大不同,歐洲文化發源地為希臘,希臘各政府獨立,中華由中央分封、有聯系。細觀歐洲和中國整個古代歷史,中國往往是內部的政治變動、改朝換代,是一種變化形式的承接,大體而言依舊是“中國”,而希臘文化則相當于被其他外來者征服,是一種覆滅,西方的政治變動則是轉變與脫節。從文化方面講中國屬于轉變,意為核心不變,外在形式發生變化的“綿延”,是豐富與更新,即使是后來佛教的傳入。西方則是變動,從內到外的改變。談及上述不同,就要追溯到生產方式的不同,因為地理原因,中國人大多為農業生產,這種生產方式則是安定,而西方因著地理因素常常進行商業貿易,錢穆先生將此概括為“富而強”,但往往有著不穩定因素,西方人也則是對于“我”與“非我”看得十分清晰,任何事物都看作是兩個對立,包括他們自己也是“身體”和“靈魂”的兩個對立。但是中國因著穩定的生產方式,更注重向內看,看人生和社會也往往是渾然一體的,其根本是小我與自然的融合,也是中國人所謂的“天人合一”。如此觀念的形成,便可以理解多少年過去了,中國實力、國力大增的情況下,為何仍以和平為發展道路,自古以來,中國便有“小家”“大家”的觀念,如果可以,整個世界都是一個家。但西方往往就是挑戰、各方面征服,非我即是對立。
二、國家、民族、宗教:中國文化之內核
錢穆認為人們往往對中國有著文化單純與保守的印象是基于兩點,一是中華文化史由中國人民所獨創,民族和國家在中國史上是融凝為一的,二是由第一點發展而來的,正因為第一點,其文化演進常見為一線相承,傳統不輟,擴展豐富方面較多,而轉變較少,所以顯得保守。但實際中國文化,一樣有著他豐富的內容和運動的步伐。在歷史上的國家凝成和民族融合這一過程,先生的觀點可概括為四個時期。第一時期,從上古迄于先秦,這是融合與凝成的基業完成時期,以華夏族為主干,納入許多別的部族。第二時期,自秦、漢迄于南北朝,在此期內又融匯了許多新流,進一步形成隋唐時代的中國人。第三時期,自隋、唐迄于元宋。第三次民族融合全盛,因而有明代的中國。第四時期則是清朝至現代,又融合了滿、羌、藏等,無疑又是新的中國民族融和。而國家凝成和民族融這兩大功業是基于五個階段完成,禪讓制度、王朝傳統制度、父子相傳(兄終弟及)、繼世承繩。中國文化中的一大收獲便是有這一理想的“世界政府”出現,而不是像西方文化在歷史的演進中,歷經了多個單位與中心,中國始終是一脈相承的。錢穆先生對于古代觀念的民族觀念展開敘述,提出中國民族其實并沒有清楚的民族界限。例如商周之戰時,周王室所發的種種文告,并無根據民族觀點的通告,也不絲毫有流露商、周互為異民族的意識。但古代觀念上有另一個分辨的觀點,古人所謂的華夷,一是生活方式不同,非農業社會,非城市國家。二是未參加和平同盟,因為中國自古就具有包容性,不單單在意血統,更注重思想的融合,因而崇尚和平,希望天下大同。宗教觀念在商周觀念為下界的王為上帝的代表。中國民族的宗教范圍總在政治圈里,這是中國一大特色,在商周時期的政治力量已經超于宗教之上了,相傳此種制度為周公所定。即便如此,也不能片面地認為中國古代的宗教是一種為政治服務。中國人觀念的宗教是大眾群體所公共的,是不與小我直接感通,包括皇帝在內,換言之中國人觀念里的上帝并無意志與態度,即以地上群體的意志為意志,因此中國的宗教是具有現實性的,但并非是興趣狹窄的限于塵俗的,而是混合成整體,亦是中國人的“天人合一”。中國人的國家觀念也非常寬容,甚至于有一個“天下觀念”超乎國家觀念之上,中國常常愿意超越國家的疆界,來求天下太平,全不束縛于狹義的國家觀念里。內在而積極的觀念則是“家族觀念”,中國人的家族觀念往往建立在孝這一觀念上。生活狀況則是前文提及由于地理背景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農耕與游牧方式,后隨著國家規模擴大,發展為士農工商兵。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兩個最顯著的特征:新民族的羼雜、新宗教的傳入。中國史之所謂異域指著一種生活方式與文化意味不同的人,中國對外政策往往采用懷柔政策,讓人心悅誠服。魏晉南北朝是繼春秋以后完成了中國史上第二次的民族融合,這之后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北方士族抱有天下統一世界大同的潛在希望,北方很快統一。南方士族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宣傳人和推廣人,也同樣在推進民族融合的步調。由于新的民族融合背景,儒家思想作為社會領導中心的功用又漸次墮退,新的社會問題產生,而已有思想體系無法解決矛盾,人心無所依托,便有新的思想傳入。印度佛教則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觀念最為契合,即使傳入中國,也從未取代中國的傳統文化體系,而是出現了一種調和和完整的新境界,因為在中國史上,沒有不可泯滅的民族界線,亦無不相容忍的宗教戰爭,宗教的傳入擴大了思想領域新境界,中國也一如既往地用吸收、融合的方式來接納新事物。宋元明清的社會動蕩比起魏晉南北朝是有過之無不及,但此時的宗教已不會再興起。首先是因為佛教已然中國化,宋代新儒學發展使得中國又回到以儒學為中心的氣象,佛教思想已不像之前能夠成為中國人內心的向導與指引。其次是因為新的平民學者崛起,書院林立,平民思想盛行,也重新掌握了人生大道的領導權。最后就是文學藝術的發展有代替宗教的功能。前文說到中國對外政策一直以懷柔為主,教化是向內向外的終極目標。在復雜的地理背景下以及隨技術發展,交通便利,這兩大優勢為文化移植、文化融合提供了有利條件。因而對內進行文化融合、對外進行文化移植,中國人天下太平與世界大同的理想似乎也在一步步向前發展。隨著造紙術印刷術的發明,使得文化傳播成本更小,平民社會也就能接觸的更多。文化方面白話文興起,戲曲盛行,音樂小型化、平民化,使其更加通俗易懂,也更利于普及到平民社會。美術方面例如陶瓷業、絲織、刺繡、雕梁畫棟、園庭建筑、工藝精品等都可稱得起“匠心獨運”四字,注重自然與實用,也使得中國藝術審美走向純凈樸素、精致化。
三、文學、藝術:中國文化之代表
作者認為與其說是孔子與儒家思想規定了此下的中國文化,不如說是中國古代文化的傳統里,自然要產生孔子與儒家思想。學術體系中重要的便是《詩經》《尚書》《易經》《禮》,這其中既有政治、民眾百姓生活、哲理性及代表天地間自然界乃至人世界種種的復雜情形??傮w來看,中國學術是一般注重實際的,但又同時想擺脫外面重重的束縛,用空靈淵微的方法直入深處,這也是中國文化的特征之一??鬃颖救思捌鋵W術理論也為中國帶來文化百花齊放的時代,其中墨承接于儒家,但與其思想不同,其實細讀墨家基本理念會發現過于理想與不現實,且其不像儒家有可行措施,一味地提倡節儉卻忽略了美的藝術等。再細看道家學術理念,在歷史的長河里總有儒家流弊暴露時,道家便加以挽救。道家多人生哲理與政治哲學,卻最終并不能走上自然哲學與科學的路,因而中國文化的大傳統,又回歸于以儒家學術體系為中心來。中國文字的特征為最先象形,后到意象。那么結合中國學術,會發現他們在走統一的路徑,想以簡單代表復雜。從古至今的文字發展同時具備簡易和穩定兩個條件,這也是中國特征的藝術性,空靈象征具體,不由欣賞古人的創造性,藝術美感與實用兼具。作為中國人,一直令我們驕傲的時代便是唐朝,因而在世界上唐人二字便是繁榮的象征。錢穆在書中將唐代比喻為中國史上的宗教革命與文藝復興。唐代的詩文書畫皆登峰造極,散文詩文韻詩極盛。這一切皆與禪宗的盛行關系密切,運水擔柴,莫非神通。嬉笑怒罵,全成妙道。十六個字便將當時文學藝術活潑自然空靈灑脫的境界體現出來。“唐代人對于文學、藝術的種種趣味與漢朝對于政治社會的種種計劃,是中國文化史上兩大骨干。后代的中國,全在這兩大骨干上支撐。”而其個性發展也不僅僅局限于文藝美術,亦有制度的伸展,唐律與新的選拔制度,都是新的創新。經唐的創新,宋的承接發展,自此以后社會趨于相對穩定,也沒有新的貴族形成,科舉制的產生也使得傳統文化始終保留在官員身上,因為選拔考試的相對公平,使得社會整體文化水準上升,適于中國傳統文化發展。
四、交流與創新:中國文化之未來
近代時期亦是中國文化繼續擴大與融合。不可否認我們這一時期的確落后于世界發展,深究其因,當時的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是非常有自信的,也是愿意學習外族異文化的,但當時的西方文化并不對中國文化的胃口,因而我們將科技發展一并排除在外了。且中國人從未講究研究“物之性”,而不注重“物之構造”。這也是中國千年以來文化源遠流長的原因。作者在文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何中國傳統文化機構里沒有科學的地位,那么學習是否可能,是否會折損自身。先生回答道不是沒有科學的地位,只是近年來步步落后。中國人民也普遍對科學理念較為平淡,再者在應用上,中國人對外武力征服觀念薄弱。曾經有人用這樣一句話來諷刺中國,中國發明火藥是用來看煙花的,而西方則用來發明武器。但歷史告訴我們,崇尚和平也需要有保護這一切的外甲,不然就是軟弱。至于折損自己本有的,更是無稽之談,中國傳統文化一向是高興接受新元素,在于中國強大的中和性與包容性,因而擅長吸收變通,應該還能在此基礎上開新,我們學習西方文明更是為了豐富繁榮我們自己的文化。
五、結語
錢穆先生見解獨到,胸襟寬闊。首先,這本書字里行間可以看出錢先生自內而外、貫穿始終對自己國家歷史文化的自豪感。其次著作條理清晰,宏觀條分縷析,字里行間流露出中國仍有其內在尚新之氣概。先生最開始只從復雜地理背景來闡釋,看來有些片面。但隨著看完整本書,從不同的角度都可以找出答案。最后,錢先生這本書的脈絡像在回答兩個哲學問題,我是誰?我從哪里來?無論作為哪一代的人,都應該清楚地認識自己的國家,認識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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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敏 單位:延安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