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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以徐復觀為代表的新儒家在面對西方文化的外來沖擊，中國傳統文化瀕臨滅絕之際，他們以儒家“禮樂”精神為核心，提出了“禮樂復興”的新儒家音樂藝術觀，力圖在以儒家文化的基礎之上會通儒、道、釋以及西方哲學，以此來建構他們的龐大、精深的文化哲學體系。徐復觀以文化視角探討中國藝術精神和儒家音樂觀，在對中國古典音樂分析研究的同時，重新挖掘并注入了當代價值，對于改善“浮躁”的藝術心理問題，促進和諧社會的建構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徐復觀;儒家;禮樂;“浮躁”心理;和諧社會

在消費時代的大背景下，隨著金錢在審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顯，“物”的價值在無形中被提升到了很高的位置。對于人類而言，人的個體價值與意義也正在受“物”的侵蝕而逐漸異化，以一種低迷的態度迎接著充滿欲望的生活世界。原先溫暖的人與人、人與物的社會關系正在被冷漠的物物關系所替代。而徐復觀早在50年前就已為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困境指明了方向，他清晰的指出藝術之于現實生活的作用，并斷言諧萬民、和邦國的樂教才是儒家營造出大同社會的中心，也是我們今天培養和諧人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因此，挖掘儒家樂教中優秀的傳統文化精神，于當下而言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

一、改善“浮躁”的藝術心理問題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談到：“我同幾位藝術家交談過，問當前文藝最突出的問題是什么，他們不約而同地說了兩個字‘浮躁’。”[1]“浮躁”問題現已成為文藝界的普遍現象，藝術家在藝術創中過度追求數量的上升必然會導致藝術作品質量的下滑，于是市場上便出現了一批是非不分、善惡不明、以丑為美、低級媚俗的藝術作品，這種粗制濫造、急于功利的文化“垃圾”，不僅對文藝發展是一種傷害，而且對于人類精神文明建設也是一種摧殘。大量研究表明，無論是當下我國文藝界出現的“浮躁”問題，還是20世紀的臺灣文藝界出現的種種問題，究其根源，都可以說是人性出了問題。現代藝術家之所以變得越來越“浮躁”，正是因為心性中的“仁”被外在的誘惑所掩蓋掉了。因而徐復觀針對當時人性問題提出的以“禮樂”精神重建人類精神家園的思想，對于當今藝術發展而言仍然具有值得借鑒的理論意義。徐復觀認為儒家的“禮樂”教化，就是以中正平和的音樂之美陶冶人，引起主體生命根源處“仁”的共鳴，潛移默化人格精神，從而培養“易直子諒”之心，這也就是儒家所說的“致樂以致心”。在此需要強調一點，“仁”雖然是一個人的天性，但它仍然只是一種可能性，卻不是現實性，這就需要通過儒家“禮樂”的修養功夫，將可能轉換為現實，徹底落實“仁”的本性。此時于主體而言，道德理性不再是一種對立的存在，而是逐漸消融于主體的心性之中，主體對于“仁”的這種狀態也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而是主動地在人生中去享受它，感知它所帶來的快樂。可以說，儒家樂教對于當下“浮躁”的社會心理而言，就恰如一杯清涼的飲料，使藝術家“浮躁”之心沉寂下去，以便進入到一種“性如朗月，胸次悠然”的審美觀照之中。我們再來看看，從先秦的孔、孟、老、莊，到宋明的程、朱、陸、王，再到現代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徐復觀等人，其文學藝術理論無不是包含著對天地萬物深切的關懷，雖其關懷方式各不相同，但其作品都是思想精深，具有豐富的價值內涵。欣賞他們的作品，可以說是蕩滌玄鑒，精神明朗、血脈激燃，如沐春風。但是當下，在“浮躁”風氣的影響下，藝術家往往都是無病呻吟的居多，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少之又少，因此才會出現大量良莠不齊、千篇一律的藝術作品。筆者認為，徐復觀從心性論出發的音樂觀，可以從根源處去解決藝術家“浮躁”的心理問題，正所謂“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2]以心性論為核心的“禮樂教化”在塑造中華民族的性格與心靈方面影響巨大。

二、促進和諧社會的建構

當前我們黨和國家正在努力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其中主要包括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社會的和諧。顯然這與禮樂文化中“和”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徐復觀認為儒家的禮樂教化不僅僅在于修身養性，更重要的是對“和諧社會”的建構有重要的作用。儒家的“禮樂”教化正是在“克己復禮”的基礎上實現“天下歸仁”的境界，走的是一條“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路線。“樂合同，禮別異”，這是和諧社會形成的基礎。徐復觀認為，“禮”規范著日常生活中人們的行為舉止，“樂”調和著日常生活中的民風民俗，“禮樂”并舉才能實現“天下歸仁”。換言之，儒家樂教的最終目的是構建人與天地萬物和諧共處的“大同社會”，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屬于共產主義社會的一種。針對我國的法律制度已經很完善，但人與社會之間仍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沖突與矛盾，筆者認為這應該是我國公民“德育”的欠缺。在當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構中，我們不僅需要具有強制力的法治，同時也需要貫徹精神文明的德治。所謂“德治”，就是以德治國，這也是儒家積極推行的。徐復觀認為，儒家政治主張“先養后教”，就是通過樂教的手段，首先完成個體的人格修養，然后再配以適當的“禮”的教育。個體人格修養的完善是社會和諧的前提與保障，“一個人根據其心理感應能力，可以產生道德行為，但是只有對方做出積極回應，這種道德行為才能真正發揮調節人際關系的功能，產生應有的社會和諧效果。”[3]從個人的人格和諧到社會的和諧，這主要依靠的是儒家“達則兼濟天下”濟世情懷。儒家強調“修齊治平”，從個體人性的完善出發，追求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在今天，我們重提儒家樂教，是將其當作“德治”的一種手段。筆者認為“德治”為先，然后附之以法律，這將會更有利于法治社會的建設。強制性的法律往往會給人一種壓迫性的錯覺，板著面孔的道德說教也經常使人覺得不勝其煩，而音樂以其詩情畫意的美感，總是使人積極主動地去迎合它，從而實現“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的太平盛世。[4]徐復觀認為，通過樂教可以使民眾自覺的遵守禮儀規范、法制法規，在日常生活中能主動的以“仁”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并在生活中去享受“仁”所帶來的美感。他進一步認為，“由禮樂所發生的教化作用，是要人民以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人格，達到社會（風俗）的諧和。”[5]儒家樂教的目的，就是通過個人修養的整全，達到整個社會的諧和與安寧，這是徐復觀針對臺灣社會危機所提出的一項“治世”之策，體現出其作為新儒家“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政治學術目標。筆者認為，這項“治世”理念對于如今“和諧”社會的建構具有方法論和目的論的啟發。通過樂教的方式與手段，普遍提升人格修養，恢復“仁”的道德主體，不斷追求以“德”為內核的“善”，完成自身對于社會的責任感，肩負起“達則兼濟天下”的責任感與擔當。如此一來，“和諧社會”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

三、結語

綜上所述，以徐復觀為代表的新儒家所倡導的音樂觀對于今天的中國而言是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經過批判性的繼承與轉換，完全可以作為現代中國建構“和諧社會”的重要文化資源。從另一方面來說，在當下重提徐復觀儒家藝術觀，也讓我們重新思考和關注人類存在的真正價值、道德規范和精神修養等問題。筆者認為，徐復觀關于儒家藝術觀的闡釋，最重要的是教會了我們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式，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DB/OL].人民網,2018-01-03.

[2][明]邱浚.大學衍義補(上)[M].北京:京華出版社,1999:362.

[3]鄧思平.“克己復禮”是為和諧[A].國際儒學聯合會學術委員會編.儒學與世界和平及社會和諧[C].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441.

[4]王威威.荀子譯注[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233.

[5]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34.

作者:邵媛 單位:浙江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