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十八大報告中強調，解決好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報告又進一步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中國有80%的人口住在農村。農村婚姻家庭是保持農村穩定、構建和諧農村的關鍵。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離婚率逐年上升，農村婚姻中存在許多問題，嚴重影響社會發展。農村婚姻問題的解決必定要依靠《婚姻法》，而現有《婚姻法》在農村婚姻方面的規定有所缺失。本文通過研究獨店鎮村民婚姻中存在的法律問題，提出相關建議，使其在構建新農村的過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關鍵詞】農村調查；婚姻現狀；法律建議

一、獨店鎮基本情況

獨店鎮位于靈臺縣東部，居于陜甘兩省交匯處，交通便利。全鎮共轄21村168個合作社，總人口三萬余人，面積172．22平方千米。獨店開發較早，有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針灸鼻祖皇甫謐誕生于此。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穩步提高，果品產量達到7506噸，獨店磷肥廠、靈泉酒廠等一批企業不斷改革，進行優化。以農村淘寶為代表的電商迅速發展，加強了商品流通，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近年來，獨店鎮黨委重視黨建工作，堅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鄉村振興為契機，實施依法治鎮，加強文化建設，全鎮政治穩定，經濟不斷發展，人民群眾安居樂業。

二、獨店鎮的婚姻狀況

此次調研采用隨機發放問卷的形式，一共發出了問卷100份，有效問卷100份。在100例被調查對象中，20歲至50歲的占82．2%，其余年齡段共占17．8%，女性占58．9%，男性占41．1%，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占60%，其余學歷共占40%。從調查問卷中得到的數據來看，絕大多數的人對婚姻法的基本知識有所了解，但大多數的受調查者對婚姻法的相關專業性較強的知識基本上不了解；11．1%的受調查者對自己的婚姻不滿意，感到不幸福；有近一半的人存在潛在離婚的想法；有68．89%的村民認為彩禮收1萬—10萬較為合適；在發生了家庭糾紛后，有76．7%的人是自行和解的，只有13．3%的人會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家庭糾紛；發生家庭糾紛時，人們的解決方法依次是口頭協商、書面協商、調解仲裁、最后是訴訟程序。通過對上述一系列問題的調查研究，了解婚姻法在我國農村地區的適用情況，促進對農村地區的普法活動的開展，從而不斷完善法律，構建和諧社會。

三、獨店鎮婚姻狀況之評析

土地革命時期根據地的法制教育活動

根據地法制教育是主體運用一定方法將根據地的法制傳送給大眾，影響大眾身心的活動及其過程。因此，法制教育涉及到誰教育誰接受、教育什么以及如何教育的前后邏輯相繼的三個要素，即法制教育的教育者與受教育者、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根據地法制教育的教育者。根據地法制教育的教育者非常廣泛。從政權組織系統來說，根據1931年的《地方蘇維埃暫行組織法(草案)》的規定，鄉、市級蘇維埃、革命委員會作為最基層的政權組織，是法制教育的教育者。在軍隊系統，根據1929年《古田會議決議》的規定:“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重要的任務。”［4］(P2)而具體承擔宣傳群眾、進行法制教育的組織是中國工農紅軍各級政治機關，其中最基層的黨的連支部、黨小組是直接承擔者。在紅軍中還專門設立宣傳隊，進行包括根據地法制在內的宣傳工作，如《紅軍紀律歌》中的“打土豪，分田地”等均是根據地法制的重要內容。此外，政權其他各級組織或部門在自己的職責范圍內，以及其他群眾性組織等，也都承擔著法制教育的責任，如選舉委員會承擔著“宣傳選舉法”的職責;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十家代表”承擔宣傳根據地法制的職責。除上述正式組織是法制教育的教育者外，有關政策和法規還明確了干部、黨員、團員、積極分子等都承擔著根據地法制教育的職責。如鄉(市)蘇維埃代表作為個體，負有將上級蘇維埃的命令、指示和法律法規傳達給其所代表的居民的職責。又如“村是基層行政單位，……其下設‘十家代表’，即每十家工農群眾選出一名代表”，代表負責“宣傳政府法令。”［5］(P187)組織和個人的法制教育責任相結合，既保證根據地法制教育的嚴肅性、權威性和完整性，又保證根據地法制教育的普及性、自我教育性、相互教育性。

根據地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大眾。土地革命時期，雖然仍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但大革命的失敗證明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已不能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完成革命任務，中國共產黨只能獨立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勢力之社會基礎是無產階級、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的聯盟。因此，相對于大革命時期法制教育受教育者的廣泛性，土地革命時期法制教育受教育者的范圍開始縮小。《湘鄂贛邊革命委員會革命政綱》使用“民眾”概念，其范圍限定于“工農兵”。1931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使用“勞動群眾”、“勞苦民眾”概念，其范圍是“工人、農民、紅色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2］(P8)。軍閥、官僚、地主、豪紳、富農及一切反革命分子，不屬于法制教育受教育者的范圍，而屬于專政對象。表面看，受教育者的范圍非常明確。而實質存在一些“邊緣人”，他們究竟是受教育者還是專政對象?不同時期曾有過爭議。在“左傾”路線時期，常常把農民中的中農、富農，城市貧民即城市中小商人與學生、游民等排除在受教育者之外。1931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一條對蘇維埃共和國目的的規定是“……團結廣大貧農群眾在它的周圍，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專政。”［2］(P8)而到1934年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修改《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時將第一條修改為:“……團結廣大貧農群眾在它的周圍，同中農鞏固的聯合，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專政。”［2］(P13)上述對受教育者范圍的確定是宏觀的，而作為受教育者的個體，在社會中存在角色差異，有的仍舊是普通民眾，有的可能成為黨員、干部、政府工作人員、積極分子等。普通民眾毫無疑問是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但對于非普通民眾，誠如上文所言，他們還負有向普通民眾進行法制教育的責任。因此，非普通民眾具有雙重角色，既是根據地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也是法制教育的教育者。當他們是后一種角色時，法制教育就成為典型的大眾自我教育模式。

土地革命時期根據地制定了包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1931、1934)、《勞動法》等在內的幾乎涉及了憲法、行政法、刑法、經濟法、民法、社會法、訴訟法等所有部門法的革命法制。面對如此豐富的根據地法制內容，斗爭形勢的嚴酷性，以及法制教育的目的是動員大眾參加革命，不可能將全部法制內容詳細地教授給作為受教育者的大眾。因此，法制教育選擇了“切合群眾的斗爭情緒”的內容，并針對不同對象確定教育的重點。主要針對勞苦民眾最關心的政治地位、土地、工酬、勞動時間、婦女地位等，重點教育《憲法大綱》及蘇維埃代表選舉法、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法、刑法，而其他的法律法規則相對較弱。在上述法制中，也主要宣傳教育法制的核心價值觀。如，土地立法不僅明確規定了沒收土地的對象、沒收范圍、對被沒收土地者的處置，而且規定了分配土地的對象、分配辦法、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查田等諸多具體制度。勞動立法具體規定的內容也非常豐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1931)共12章75條，規定了勞動法適用的對象、雇用手續、集體合同和勞動合同、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工資、青工及童工、勞動保護、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地方組織、社會保險、勞資糾紛的解決等。有關婚姻的立法，不僅《憲法大綱》有明確規定，而且在有關婚姻法中規定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原則外，還具體規定了結婚的實質要件、形式要件、離婚、軍婚制度等。但法制教育則主要傳授反映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法核心價值觀的內容，如原川陜蘇區反映土地法的紅軍石刻標語是“打土豪分田地”，“實行土地法令”，“雇農、貧農、紅軍家屬、定要分好田，中農的土地不夠要補足，雇農要領導貧農、聯合中農加緊查田運動”。反映勞動法的標語是“實行勞動法令”，“工作八小時制度”。反映婚姻法的標語是“男女平等”，“婦女在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與男子一律平等”，“實行一夫一妻制”等［6］。

根據地法制教育的主要載體。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先后創辦了許多報刊、雜志，出版了大量書籍，最著名的報刊當屬《紅色中華》。這些報刊、雜志均是法制教育的重要載體。但相對于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時期最有特色的是墻壁、巖石、木板、門板等載體，以及各種培訓教育載體、群眾性的法制實施活動載體和大眾化的司法活動載體。墻壁、巖石、木板、門板是隨處可見的存在物，不易毀壞，而且公開性及持續性非常強，以此為載體進行法制教育，可對大眾施以持續且持久的影響，傳播面也非常廣。因此，受到當時教育者的重視，如福建省尤溪縣發現的當年紅軍刻在木板上的宣傳標語，其內容是:“工人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青工每日工作6小時;童工每日工作4小時。”［7］標語至今仍清晰可見。在贛南一帶的許多農村老屋的墻壁上至今還保留有大量當年的法制教育標語、漫畫。各種教育培訓活動是法制教育的特色載體之二。當時，中央根據地、地方蘇維埃政府和紅軍根據需要與可能，創辦了培養干部的學校，以及提高大眾文化水平的各種教育、培訓組織，如識字班、讀書班。這些眾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機構，教育、培訓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根據地法制，如1932年中央人民委員會第6號命令要求，文化程度稍高的政府工作人員“要成立讀書班，以中央頒發的訓令、通令、法令、條例和《紅色中華》為教材。”［1］(P220－221)又如1930年初，紅七軍在右江革命根據地恩隆縣平馬鎮舉辦一個培訓班，“宣傳土地革命政策和土地法制”，培訓內容主要有《右江蘇維埃政府土地暫行條例》和《右江蘇維埃政府共耕條例》等［8］(P46)。根據地法制實施活動是法制教育的特色載體之三。根據地法制實施即法制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的活動。根據地法制實施主要是實施選舉法、蘇維埃組織法、勞動法和婚姻法等。在法律的實施過程中，不斷地向大眾宣傳根據地法制，并且嚴格執行根據地法制，“在實踐中宣傳和執行民主法令”［9］(P13)，使大眾分得了土地，得到八小時工作制，實現了婚姻自由，從而切身感受到根據地法制給自己生活帶來變化，當然就更深刻地理解和認同根據地法制。大眾化的司法活動是根據地法制教育的特色載體。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提出“蘇維埃法庭的群眾化”，可以說是今天“大眾化司法”的最初表達。大眾化的司法審判主要體現為人民陪審制和公開審判制。由職工會、雇農工會、貧農團及其他群眾團體選舉產生陪審員，與司法人員一起進行案件審理。《革命法庭條例(草案)》還規定:“在未判決之前，主審應向群眾征求對該案之意見。”［10］(P330)而大眾化司法審判的另一種形式是公開審判。要求審判前公開審判案件的情況，審判公開，允許群眾旁聽，甚至召開群眾大會公審。此外，還組織巡回法庭，“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依靠群眾查清案情，迅速及時地處理案件，擴大人民司法教育群眾、威懾敵人的作用。”［1］(P470)大眾化的司法不僅確保大眾監督司法，更通過大眾化司法讓大眾了解根據地法制的具體規定，以及根據地法制的價值觀。上述載體的運用常常結合在一起，綜合運用。如根據1933年8月9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22號訓令的規定，對選舉法的宣傳就綜合運用了大眾傳播媒體、墻壁木板門板等特色載體、教育培訓活動載體、根據地法制實施活動載體等。#p#分頁標題#e#

根據地法制教育的表達形式。當時，根據地法制教育的表達形式多樣，主要有文字語言、口頭語言和文藝形式、美術形式等。美術形式即通過圖畫、漫畫等方式進行法制教育，現贛南一帶的農村墻壁上還可發現一些當年宣傳根據地法制的漫畫。文藝形式包括所言的“化裝宣傳”，通過戲曲、歌曲等形式宣傳根據地法制。口頭語言即通過演講、座談、談話等形式以聲音、形象等符號進行法制教育。應當說這種形式在當年應用得最多，是通過廣大共產黨員、干部、共青團員、積極分子等進行面對面的艱苦的根據地法制宣傳教育，取得巨大的成效，但由于非物化性而較少保存下史料。“文字宣傳根據革命形勢和任務的需要，適時印發宣傳資料及報刊專著，印發傳單，捷報、墨書文獻，標語口號，鏨刻標語。”［6］其中最具特色就是大量的口號、標語。由于作為受教育者的大眾普遍文化水平較低，甚至是文盲，因此，針對這種情況，不能教育根據地法制的全部內容，而應如同志所提出的要有針對性，簡潔。口號、標語簡單明了，易于傳播，而且傳播速度快，也易于大眾所接受。因此，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非常重視宣傳口號、標語，一方面明確規定了宣傳標語、口號。1928年《湖南省委通告》規定的宣傳口號是:“工廠歸工人管理，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一切土地，分配農民耕種。”［11］(P157)至今保留在贛南一帶的許多農村老屋墻壁上的標語有“實行婚姻自由，反對買賣包辦婚姻”;“反對翁姑虐待媳婦”，“廢止童養媳”［12］。另一方面對標語、口號的書寫提出規范。1929年4月紅四軍政治部134條標語的同時，特別規定了九條書寫標語的注意事項:不要寫草字、省筆字。慢一點寫，力求寫得好看，不要性急亂涂。不要寫錯，不要遺落字，……一律用筆寫上墻壁，不準偷懶改用紙貼等。1929年10月，紅四軍前委宣傳科編寫了《宣傳須知》，標語不僅被列為第一個宣傳方式，而且再次明確了標語宣傳的技術［12］。

土地革命時期根據地的法制教育對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教育的啟示

一、思想教育功能

思想教育的內涵包括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法律觀，主要是進行觀念教育。而誠信就是法制觀在市場經濟中的體現。市場經濟也可以說是誠信經濟，市場依靠合約的約束，而合約的履行依靠的就是誠信。讓大學生懂得誠信是做人之本，是成事之基的道理。不論是做事還是做人，都要講求誠信。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說過:“說真話的成本是最小的。”在他創業過程中他是這樣做的，在他點評“贏在中國”時，讓我們更深刻體會到這一點。在大學生未來就業、創業的時候，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警示。加強大學生的法制觀，也就是要求大學生行為要誠信。從市場經濟角度看，法律的遵守就是履行合約。買東西是履行交易合約，教學合同的實現也就是教師與學生共同履行教學合約。安全公約的簽訂就意味著學校與學生之間達成一致約定，學校在什么情況下承擔責任，學生在什么情況下承擔責任。學校在什么情況下不承擔責任，學生在什么情況下不承擔責任。一紙合約，一錘定音。

二、道德教育功能

道德教育的內涵就是通過培養正確道德認識、道德情感，建立正確的道德意志、道德行為和道德習慣，從而使學生的道德品質趨于完善。生活中，法律與道德是存在一定的內在的聯系的，法律凌駕于道德之上，而道德對法律有一定的補充，兩者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在課堂上培養大學生的道德自律精神，好的法律觀念必須有好的道德自律觀念。發揮“法律基礎”課的道德教育功能，要做到:首先，在教學中引導受教育者分清法律和道德的關系。認識到法律與道德內在的一致性。與其他課程中道德教育想比較，在“法律基礎”課中融入道德教育將得到更好的效果。在教學過程中貫穿道德教育，可以使學生在增強法制意識的同時，提高道德意識。第二，強化道德觀念教學。具備了道德自律觀念的同時才能有較強的法律意識。因此，老師在教學中可以結合法制教材內容的同時注重培養大學生的道德觀念。如講授《婚姻法》時，締結婚約的雙方必須是真實的意思表示，即雙方自愿的締結婚約，這種自愿很大程度上由道德范圍來調整?！痘橐龇ā分械馁狆B老人的義務，結合地方的法規，沿海地方年贍養費高達人均3000元，贍養兩位老人是6000元，這相當于農村低收入家庭的年總收入量。很顯然，法官在處理類似案件時，只能酌情遞減。這種于法應當而于道德不合理的情況，只能由法官依事實酌情判決。法自身的特點是硬性規定，而道德是軟規定，靈活處理。法律的作用離不開道德的補充，而道德輿論無法控制的情況只能交由法律來解決。

三、法紀教育功能

法紀教育其目的就是強化法紀觀念，從而培養遵紀守法的觀念和行為習慣;明確認識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學會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身利益。高校“法律基礎”課通過以下幾條來實現其的法紀教育功能:第一，在教學中灌輸法律平等的意識。平等的觀念是現代法律所崇尚和追求的目標，中國許多行業已進入國際行列，平等和爭取平等的觀念已日漸深入人心。而法律在實現自己職能的同時所努力達到的就是趨于平等或者盡可能的去接等。做任何事不得超出法律所規定的范圍，不能凌駕在法律之上。大學生日后都將走上自己的工作崗位，必須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第二，樹立遵紀守法的觀念。在法律基礎課的日常教學中必須強調對大學生的法紀教育，培養遵紀守法的觀念和習慣，這樣在明確知道法律規定的同時，才能逐步養成遵紀守法、依法辦事的良好習慣。大學生只有具備良好的法紀素質，才能在走向工作崗位后正確地發揮作用，在步入社會后得到自我價值的實現?？傊?，要根據法律教材，認真開展法律基礎課，有針對性的組織教學，貫穿德育教育，充分發揮“法律基礎”課的以上五個德育功能，響應當前黨和國家領導人關于和諧德育教育的號召。

作者：張敬眾 單位：山東成全律事務所

摘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社會養老保險的一個重要組成元素，它的存在可以為農村老年人的老年基本生活提供一定的經濟或物質保障，從而使農村老年人能夠安享晚年。文章通過對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相關規定的分析，總結出現行規定中存在的問題，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一些相對應的對策或措施，以使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法律規范得以完善。

關鍵詞：社會養老保險；農村；法律規范

一、我國現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相關規定

（一）憲法和法律層面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經投票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根據該修正案的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并著力發展公民所需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當公民遇到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時，國家和社會會提供物質幫助?！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它賦予了我國公民基本的社會保障權。2001年4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進行了修正。該修正案指出，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受到法律維護，子女有義務贍養扶助其父母?！吨腥A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是我國一部保護婚姻家庭的部門法，具有法律約束力，它保護了我國公民尤其是老年人的正當家庭權益，體現了憲法原則之一———基本人權原則。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并決定于2011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根據該法規定，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繳費由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和政府補貼三部分組成，待遇則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兩部分構成。除此以外，該法還規定，參加此類養老保險的農村居民，只要符合國家規定條件的，就可按月領取待遇。《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是我國唯一一部社會保障層面的基本法，具有法律強制性，它規范了我國公民應履行的社會保險義務和應享有的社會保險權利。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進行了修正。該修正案指出，國家建立養老保險制度，是為了保障老年人的晚年基本生活，有關組織必須按時足額繳納養老保險，不得無故克扣、拖欠或者挪用。另外，經濟條件尚可的農村，除了根據實際情況建立養老保險制度外，還可以憑借著未承包的集體所有的部分土地、山林、水面、灘涂等設立養老基地點，該基地點的收益則全部用于老年人養老所需?！吨腥A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出臺，具有法律權威性，它不但為老年人的正當權益與老齡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法律準繩，而且傳承了中華民族尊老的優良傳統。

（二）部門規章層面

1992年1月3日，國家民政部下發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該方案指出，國家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為了保障全體農民的老年基本生活。該方案將年滿60周歲的市城鎮戶口、不由國家供應商品糧的農村人口作為保險對象，并規定繳納保險年齡為20~60周歲。在基金方面，本保險采取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方式進行籌集，并實行以縣為單位統一管理。除上述內容外，本方案還對繳費的標準、支付及變動，基金的保值增殖，立法、機構、管理和經費等內容做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1995年10月19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民政部《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意見》的通知。該意見總結了自1992年民政部下發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以來的實踐成果，指出了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提出了五點建議，即統一認識加強領導、從實際出發分類指導、推廣規范操作逐步完善管理體系、切實加強基金的管理與監督，以及加強宣傳工作改進工作方法，以推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健康有序發展。

抗日根據地的法制教育活動

法制教育活動包含了教育者與受教育者、教育內容、教育方法等基本范疇，體現了誰做，為誰做，做什么，如何做的前后相繼的邏輯關系?？谷諔馉帟r期，由于各根據地被分割開，沒有形成適用于所有根據地的統一的法制法規。法制教育的規定也有所不同，但各根據地對法制教育及教育者有相應之明確規定。如有的根據地法制明確規定：“區公署（所）作為縣政府的助理輔佐機構”，其主要職權之一就是“傳達”上級命令、法令等事項［3］（P345）。行政村村公所，根據工作需要一般都設有文教宣傳部門，承擔著宣傳根據地法制的任務。各根據地對政府干部的獎勵條件之一是“廣泛宣傳并具體實現邊區施政綱領及政府其它政策法令”［3］（P366）。監獄管理制度中堅持教育原則，“主要是組織犯人學習邊區政府的重要法律文件”，如抗日民主政府施政綱領、主要的刑事法規［4］（P563）。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在1941年5月10日的《對各縣司法工作的指示》還規定司法人員承擔向普通民眾進行法制教育的義務，規定獎勵的條件之一就是“廣泛宣傳，并積極執行施政綱領和政策法令成績優異者”。根據這些規定，根據地法制教育的教育者主要是政府組織中的區公署（所）、行政村村公所、法院、行政機關、教育機關、監獄管理機關等，它們在自己的業務范圍內承擔著相應的法制教育責任。黨組織依據黨的綱領、政策也是法制教育者。此外，中國共產黨員、干部和其他積極分子也是法制教育的實際擔當者。由于法制教育是為了動員和組織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行抗戰，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就應當是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而就受教育者的具體范圍來說，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認為是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鄉村富農、小地主、學生等在內的“革命營壘”。

1937年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中則使用了“人民”、“人民大眾”的概念，應當同上述“革命營壘”的范圍相同。而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使用了“民眾”概念，指出要“動員社會的下層民眾加進這個統一戰線去”［2］（P348）。顯然，此處所言之“民眾”應當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這些社會下層百姓。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使用了“大眾”概念，是指“工農兵”。而在根據地法制中，使用得較多的是《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1939）、《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財權條例》等文件中提到的“人民”概念；而《山東省人權保障條例》則使用“國民”概念。雖然使用了不同概念，但根據法制教育的目的和法律依據來說，作為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大眾”應當是擁護抗日和贊成民主的人，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大地主中的部份擁護抗日和贊成民主的人，但主要群體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從反向來界定，“大眾”應當是除那些與日本侵略者同流合污的人以外的中國人。

“據不完全統計，抗日戰爭時期，各根據地的法律文件共約1　150余件”［3］（P358），涉及憲法、民法（包括婚姻法）、社會法、經濟法、行政法、刑法、訴訟法等幾乎所有部門法，而且法律法規數量龐大，內容十分豐富。但是根據地法制教育的目的決定了法制教育的主要內容是憲法、民法中婚姻法、社會法中的勞動法，以及經濟法中的土地法、刑法中的漢奸罪；并且主要教育法律核心價值。

第一，憲政的民主性與人權性。具有憲法性質的法律主要有各根據地的施政綱領、人權法、選舉法等，如《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1939、1941）、《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施政綱領》（1941）、《山東省人權保障條例》（1940）、《冀魯豫邊區保障人民權利暫行條例》（l　941）等。但法制教育卻非常精準地抓住了憲法性法制的核心價值，即政權的民主性和保障人權。政權的民主性體現在一方面保護大眾都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徒與通信之自由；另一方面宣傳大眾的選舉和被選舉權；三是宣傳政權組成的“三三制”。三個方面的宣傳均將法律條文的規定提煉成非常簡練的語言。保障人權也是抗日戰爭根據地法制的特色之一，法制教育當然要將這一特色作為重要內容。各根據地的人權法規規定的人權內容較為豐富，如《山東省人權保障條例》規定了平等權，選舉、罷免、創制復決之權，居住與遷徒、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與通訊、信仰、宗教與政治活動之自由，以及如何保障這些人權之實現。《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財權條例》還規定了對財產權的保護。盡管各根據地之人權立法內容豐富，但在法制教育中則將人權概括為平等權、選舉權、自由權、財產權等予以宣傳教育。

第二，經濟法中的減租減息。為團結包括地主、資本家在內的一切可以團結之力量形成抗日之合力，中國共產黨改變了土地革命時期沒收土地分配給農民的策略，而實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并在《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1940）、《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1941）、《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施政綱領》（1941）、《對于鞏固與建設晉西北的施政綱領》（1942）、《山東省戰時施政綱領》（1944），以及土地立法中確定了“減租減息”制度。土地立法還涉及諸如土地所有權、使用權、減租減息辦法等。法制教育時，教育者充分提煉該制度的核心價值，一是明確“減租減息”之目的是“借以改善農民的生活，提高農民抗日與生產的積極性”；同時“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借以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5］．二是盡管有關政策和根據地法制表述比較豐富，但教育者以“減租減息”概括這一制度，一般直接以“減租減息”為口號或標語進行法制教育。

第三，社會法中的工人勞動保護。有關勞動立法主要有施政綱領中的原則性規定，以及《晉冀魯豫邊區勞工保護暫行條例》、《陜甘寧邊區關于公營工廠工人工資標準之決定》、《晉西北工廠勞動暫行條例》等法規。這些法規涉及到勞動法的原則、勞動合同、勞動時間、勞動保護、工資、女工保護、勞動者的權利、勞動爭議解決等各種具體的勞動制度。但勞動法的教育集中于勞動時間、勞動工資以及勞動保護這些重要的制度，一方面通過相關政策的宣傳來傳播這些制度或原則，另一方面直接宣講有關根據地法制對這些制度或原則的規定，目的在于“調節勞資雙方利益，鞏固階級團結”［1］（P46）。#p#分頁標題#e#

作者：孫瑩 單位：沈陽師范大學

在法律知識的組成結構、法律意識的強弱程度，以及二者在考評體系中的權重并不完全等同。由于普通公民受教育程度參差不齊，對法律知識掌握的程度存在著差距，對于普通公民的法律知識評價要素的內容，應當適度放低底線，以與生活密切相關的民法、刑法為宜。相對普通公民，大學生受教育的程度較高，他們通過網絡、報紙、電視等媒體，獲取大量的法律信息，加之高校一般都開設了《法律基礎》課程，在校期間均接受了普法教育。因此，對于大學生法律知識的考評設置，應當適當抬升底線，其法律知識不限于民法、刑法，還應拓展至行政法以及與社會熱點問題相關的其他部門法領域。對于法律素質的考評設置，針對不同的主體要有所區分。就大學生而言，應當側重法律信仰、權利意識、法律思維方式和能力的考評。一個只有法律知識，卻不信仰法律，缺失權利意識、不善于從法律角度思考的大學生，即便知識再豐厚，法律素質也是殘缺的。法律知識和法律意識在考評中的權重也應不同，普通公民，應當側重于法律知識，而大學生應側重于法律意思。盡管普通公民在豐富的生活經驗中容易形成和積累一些與法理精神一致的基本觀念，但他們并沒有太多機會集中學習法律知識，因此，法律知識應當作為考量該群體法律素質的一個重要變量。大學生恰好相反，他們沒有很多社會生活經驗，習慣于接受二手觀念的灌輸，極易形成偏頗的法律觀念和法律心理，因此，法律意識更能反映大學生法律素質狀況。

大學生法律素質的評價方式———問卷調查主要是大學生法律素質評價的主要方式，問卷內容的設置又是大學生法律素質評價機制的核心。設計調查問卷，首先要界定調查對象，即調查客體，因為這涉及到問卷類型的劃分。

民法婚姻法知識掌握較好，其他部門法掌握一般?；橐龇ɑA知識，正確率83％，勞動法基礎知識，正確率52％，行政訴訟法知識，正確率41％。調查結果表明，大學生在汲取法律知識方面往往偏重實體法，忽視程序法；偏重休戚相關的法，忽略事不關己的法。主要因為大學生對法律知識缺乏系統性學習，法律知識的獲取往往基于自身的實際需要和臨時的興趣。

法律信仰不夠堅定。對權力與法律關系的認識，54％的學生認為“權力高于法律”；遇到法律糾紛時，58％的學生選擇了“找關系把事擺平”，21％的學生“對司法機關持懷疑態度”。調查發現，大學生并不十分理解權力與法律在法理上的應然關系，即便他們理論上理解權力不能沖破法律的原則，但心中卻仍然懷有崇拜權力、看重“關系”、情法糾結的俗世情懷。究其原因，年輕的大學生在理論結合實踐的途徑和方式存在一些問題，他們對驗證法理學理論的實踐，主要來自于間接社會經驗，“現實社會中發生的涉法事件，以及新聞媒體報道的案例，往往成為他們初步了解法律問題的主要途徑，當那些以權壓法、人情案、關系案等反面案例轉化成他們的第一手資料時，他們往往不經過深層次的理性分析與思考，而僅僅根據事件的表象，就情緒化地得出‘權大于法’、‘情重于法’的結論。”這也表明了大學生對法律的認知不夠成熟、對法律的信仰不夠堅定。

運用唯物主義系統方法論，堅持統籌兼顧恩格斯贊同世界“是過程的集合體”（即系統）的觀點，并將這一思想譽為“一個偉大的基本思想”。系統方法論突出整體，強調事物之間以及事物內部普遍聯系、永恒發展、相互制約、相互轉化的關系，整體性是系統論的重要原則，而統籌兼顧正是著眼于事物的整體，全面考慮問題，做出適當安排。統籌兼顧就是要求我們要把發展看作是各方面共同推進、彼此協調的過程，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發展速度與效益、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改革發展穩定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一系列重大關系，把推進經濟建設同推進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統一起來，促進經濟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統籌兼顧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根本切入點和實現途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概括和提升，是我們黨為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中的諸多矛盾提出來的，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創新和發展。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最根本的是要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關系，切實做到統籌兼顧，既要總攬全局、統籌規劃，又要抓住牽動全局的主要工作、事關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照例推進、重點突破。遼寧在實踐過程中堅持統籌兼顧、注重發展的協調性、整體性，促進工業與農業、服務業協調發展，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協調發展。

提出抓住東北振興和沿海開放雙重機遇，著力推進大中型國有企業改革，全力推進“一個中心、兩大基地、三大產業”，構建“五點一線”沿海經濟帶，實施遼寧中部城市群一體化發展戰略，實現沿海與腹地良性互動。堅持用中國裝備支撐中國制造，以發展縣域經濟為載體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從實施民心工程入手構建和諧遼寧。遼寧經濟實力大幅攀升、經濟活力明顯增強、人民生活明顯改善、群眾滿意度不斷提高，自然生態環境明顯改善，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成績，遼寧老工業基地進入全面振興的新階段。

一、城鄉社會救助體系不斷完善，民生保障水平明顯提高

（一）城鄉低保工作穩步提升

1、根據管委會、區政府2013年第13次常務會議紀要精神，針對近年來物價上漲和消費指數增多等因素，結合我區經濟和社會發展實際，積極開展城鄉低保提標工作，自2013年7月起，我區將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單人戶從280元/月提高到330元/月，多人戶從260元/月提高到300元/月，計生戶從270元/月提高到310元/月。據統計，目前我區(不含瑯岐鎮)共有城鄉低保人員871戶2260人，城市居民月發放低保補助25.6萬元，人均月補差180.3元，農村居民月發放低保補助15萬元，人均月補差181元，全年發放城鄉最低生活保障金190萬元，提升了城鄉低保的保障水平，使全區困難群眾共享開發區經濟社會發展成果。

2、加強了城鄉低保工作的規范化管理。城鄉低保工作嚴格按照“三審兩公示”制度規范運行，不斷完善救助制度、規范救助行為、提高救助水平。健全和完善城鄉低保動態管理機制，足額匹配城鄉低保資金，提高了城鄉低保優質服務和規范化管理水平，做到“應保盡保、應退即退”。全區共有72戶187人退出城鄉低保，同時將58戶128名困難人員納入城鄉低保，切實做到了人員有進有出、標準有升有降，達到了保障基本生活、有效促進社會穩定的目的。此外完善了的全區城鄉低保檔案，對全區的城鄉低保對象全部建檔，日常管理隨時歸檔，檔案保管安全有序。

3、繼續抓好弱勢群體的臨時性困難救助和日常生活補助。為解決因自然災害、因疾病、因突發性事件和其他特殊情況致使群眾生活困難的問題，我局設立了專項救助資金，加大了救助力度，全年發放臨時性困難救助金 3萬元，救助人員300人次。同時，為減輕困難群眾的生活困難，我區繼續推行醫療救助、減免困難群眾子女學雜費、減免家庭生活水電費和電視收視費等方面一系列的低保對象優惠政策。切實做到“為民解憂，凝聚民心”。

（二）救災救濟能力不斷加強

1、根據《區城鎮特困居民醫療救助管理暫行辦法》和《區農村特困居民醫療救助管理暫行辦法》，今年共為城鄉低保戶336人次發放醫療救助金9.6萬元，其中農村居民21人次4.9萬元，城市居民315人次4.7萬元，緩解特困居民的醫療難問題。

一、回顧:家庭教育法制化進程的發展演變

1.第一階段:家庭教育法律的模糊表述。

從1979年到1985年間，我國延續傳統的家庭觀念，仍然把家庭教育作為個體私人領域的問題，因此家庭教育的法律規定主要出現在《婚姻法》等中。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在1950年婚姻法基礎上進行了修改，把原來的“夫妻間關系與父母子女間關系”合并改為“家庭關系”。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在1954年規定的“父母有撫養、教育未成年子女的義務”的基礎上，通過虐待罪、遺棄罪等對家庭成員間的違法犯罪行為作了新的規定。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首次在法律中對家庭關系和父母教育義務的模糊表述。

2.第二階段:家庭教育法律的明確規定。

家庭教育作為三大教育形態之一，重要特點在于其歸屬于教育的范疇。從1986年到1991年間，我國教育法律中開始出現家庭教育的相關規定，尤其是有關家庭中教育職責的明確規定，標志著我國家庭教育作為教育領域的問題而受到重視。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指出家庭依法保障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詳細規定了未成年人監護人的界定范圍以及監護職責。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規定了家庭對未成年人的教育目標、責任以及保護等。

3.第三階段:家庭教育法律的系統規劃。

家庭教育伴隨著人的一生，主要集中于兒童、青少年時期。1992年到1995年之間，在我國婦女兒童法律法規中出現了關于家庭教育的系統規劃，為之后家庭教育工作專門計劃的制定提供了指導。1992年，我國首部兒童發展行動計劃《九十年代中國兒童發展規劃綱要》中規定，到20世紀末使90%兒童(十四歲以下)的家長不同程度地掌握保育、教育兒童的知識。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和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均規定，適齡兒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有義務使適齡兒童、少年接受并完成規定年限的義務教育，并應當提供必要條件。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強調家長應當對社會、后代負責，講求教育方法，培養子女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行為習慣。1995年《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年)》中具體目標之一便是提倡夫妻共同撫育子女，并利用多種形式向父母傳播正確教育子女的知識與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