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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徽商倫理精神是徽商在長期的商業活動中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分析徽商倫理精神形成的原因及其內涵，對于當代大學生的道德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徽商；徽商倫理精神；大學生；道德教育

一徽商倫理精神及其形成原因

所謂徽商，顧名思義，指的是徽州商人。但是，“這里所說的徽商應該是指以鄉族關系為紐帶所結成的徽州商人群體，而不是泛指個別的零散的徽州籍商人”[1]?；丈套鳛榕c中國歷史上的晉商、陜商、閩商、浙商等并稱的一個商幫，崛起于明朝中葉?；丈叹袷腔丈淘陂L期從事經商活動中逐漸形成的思想意識、道德操守和價值取向。概括起來，徽商精神主要包括吃苦精神、開拓精神、人文精神等等。其中，人文精神是構成徽商精神的核心。而在徽商的人文精神之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徽商的倫理精神。徽商倫理精神作為其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與徽商的“賈而好儒”是分不開的?；丈袒蚴窍热搴筚Z，或是先賈后儒，或是亦賈亦儒。儒家傳統倫理思想是構成徽商倫理精神的深層根基，并對徽商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概括起來說，所謂徽商倫理精神，就是指徽商在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下、在進行商業實踐中日積月累所形成的具有倫理價值和意義的道德品格。而正是因為擁有這種優秀的道德品格，徽商成為明清時期商界的大商幫之一，贏得“無徽不成鎮”的美譽，并在中國歷史上縱橫馳騁了三百余年之久。徽商倫理精神的形成，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徽商需要儒家倫理思想為其從事商業活動的理論上的依據。中國古代歷來是以農耕為主的農業社會，農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社會的根本。因此，“重農抑商”一直是封建社會的一項基本政策。清朝雍正曾提出：“四民以士為長，農次之，工商其下。”由此可見，在封建社會，商賈別視為“四民之末”，處于社會的最底層。那么徽商如何為自己的經商行為尋找理論上的依據并以此來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呢？他們在儒家倫理思想中找到了答案?！吨芤住酚醒裕?ldquo;天地之大德曰生。”宋學家程頤將其解釋為“生生曰仁”。既然天地間最高尚的美德是愛護生命，那么徽商以維系生存為目的的經商也便是符合“仁”的事情了。“徽商巧妙地利用儒家的民本思想，強調治生謀生為人們生存的首要需求，這樣就可以把對商業的理性認識與儒家的倫理觀念融為一體，彰明經商的合理性與社會性，也因此為徽州人的商業行為求得社會以及心理平衡的依據”[2]。另一方面，徽州的文化傳統使得徽州商人形成了儒商的性格。首先，在中國古代，戰亂不斷，中原的世家大族和平民百姓為了躲避戰亂，紛紛南遷，徽州也是他們所選的地方之一。“從中原遷徙到徽州的移民無疑都攜帶著儒家文化的基因。它們保持著宗族的組織結構，傳承著儒家文化的血脈”[2]。其次，留居徽州的官員本身就是儒家文化的繼承者和傳播者，他們對徽州人的教化使得儒家傳統倫理思想深深扎根于徽州這片土地。最后，新安理學的重要影響。朱熹作為新安理學的奠基人，其祖籍就是徽州婺源?；罩莨蚀硕蔀槔韺W發展的重要園地，并號稱“東南鄒魯”。在徽州，理學思想得到廣泛的傳播，無論是讀書人，還是平民百姓，都以朱熹的理學規范來指導自己的言行舉止?；丈坍斎灰膊焕?，他們不僅在經商的過程中以儒家倫理道德規范作為自己的言行標準，而且在獲得成功之后對于財富的使用也是遵守傳統倫理規范。不過，從根本上來講，徽商倫理精神的形成和發展是由當時的歷史環境和階級關系所決定的。也就是說，徽商倫理精神作為一種社會上層建筑，其根源在于那個時代特殊的經濟基礎。列寧說過：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到生產關系中間去探求社會現象根源，必須把這些現象歸結到一定階級的利益”[3]。由此可見，徽商倫理精神乃是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體現和折射。徽商的“賈而好儒”不單純是其個人的主觀偏好，而是為了適應地主階級利益的需要。

二徽商倫理精神的內涵

徽商雖然是商人，但是他們似乎又不是商人。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們在“賈”與“儒”之間，更重視的是“儒”，而不是“賈”。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徽商從事商業活動只是為了實現他們“業儒”目的的一種有效手段。具體來說，徽商倫理精神作為徽商的一種內在品格，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涵：

（一）誠信之道

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4]孔子用形象的比喻說明了誠信對于做人的重要性，即人不信不立。孟子說：“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4]孟子的這段話同樣也是強調了誠實不欺、真實無妄的重要性。誠信作為儒家倫理規范之中的一項重要原則，也成為了徽商從事商業活動所遵循的重要倫理原則。關于徽商誠信的記錄文獻有很多，比如《巖鎮志草•里祀鄉賢紀事》中記載道：“梅莊佘先生文義，家貧素，弱冠行賈，誠篤不欺人，亦不疑人欺。往往信人之誑，而利反三倍。中年積著累數千金，居鄉以長厚聞。”這位叫做梅文義的徽商特別講究誠信原則，不僅不欺騙別人，而且也不懷疑別人會欺騙他自己。就是因為這樣，他所獲得的利潤反而比正常情況下多三倍。明代徽商吳南坡的經商原則是“人寧貿欺，吾寧貿信。終不以五尺童子而飾價為欺”。歷史的實踐證明，徽商正是因為重視誠信的倫理原則，才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贏得了最大的經濟利益。

（二）重義輕利

義利之辨是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重義輕利、貴義賤利向來是儒家倫理思想中義利觀的主要觀點?？鬃诱f：“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4]孟子說：“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4]漢儒董仲舒對儒家的義利觀進行了新的發展，他說：“天之生人也，使之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于心，故養莫重于義。”[5]儒家傳統倫理思想雖然并沒有否定“利”對于人的重要性，但是就“義”與“利”的關系來說，它總是強調先義后利、重義輕利的。受儒家傳統倫理觀念的影響，徽商在從事商業活動中形成了“以義為利”的義利觀。道光年間，黟商舒遵剛從商人的立場對義利關系進行了鞭辟入里的總結，他說：“生財有大道，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在他看來，錢財就像流水一樣，有源泉才會有流水。如果以狡詐生財或者吝惜錢財而不用或者濫用錢財，就是自斷其流；如果以義為利，不但不會斷其流，反而是豐富了源頭。這就是生財的大道。實際上，舒遵剛的闡述正是對徽商在長期的經商實踐的高度歸納和概括。廣修路橋，救濟窮人，捐資興教等等都是徽商“義”的體現。

（三）宗族制度

徽州人趙吉士在《寄園寄所寄》中說：“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一雜姓攙入者，其風最為近古。出入齒讓，姓各有宗祠統之，歲時伏臘，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朱子家禮，彬彬合度。”趙吉士的話充分地說明了徽州以血緣倫理為紐帶而形成的宗族制度的特點，同時也表明了宗族制度在徽州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首先，在商業活動中，徽商建立了廣泛的人際網絡，但是因為商業利益，必然會涉及到信任度的問題。所以，徽商利用了宗族制度這一文化傳統資源，將商業利益與血緣共同體結合起來。余英時在他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中，對徽商利用宗族制度發展商業這一行為模式給予了高度評價。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全新而普遍的制度，以規模和組織言，以前中國史上實無前例。其次，修建宗祠、修訂家譜，乃是對于世族先祖的“孝”的體現。祠堂在徽州人的心理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徽州宗族文化的重要載體，而家譜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汪大章的《梅林汪氏宗譜》認為：“家之譜猶國之史也，國之史所以記其圣君臣制作辭命之典實，家非譜不能記其人之賢愚不肖，孝悌忠貞之美惡。”一個家族不能沒有家譜，就像一個國家不能沒有歷史那樣。最后，徽商對于教育的重視與其宗族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系。徽州有這樣一句俗話：三世不讀書，等于一窩豬。在儒家傳統倫理思想的影響下，徽州人認為，只有考取功名進入仕途才是光宗耀祖的唯一正式途徑。因此，“在供養自家子弟讀書之外，徽商對宗族教育的大力投入，也集中體現了他們對家族利益的重視”[2]。

三徽商倫理精神對新時代大學生道德教育的啟示

王小錫教授說：“財富既有有形的，也有無形的，既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道德是無形的，精神的財富。”[6]徽商倫理精神之中所蘊含的倫理思想同樣也是一種無形的財富和資本。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我們更加應該重視中華傳統優秀道德對于促進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具體來說，徽商倫理精神對于當代大學生的道德教育啟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講究誠信

眾所周知，誠信對于做人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道德原則。同樣的道理，對于從事教育活動的主體和客體來說，誠信也是一項重要的倫理規范和準則?；丈淘陂L期的經商活動中，始終堅持一條原則，即講求信義。比如徽商江承封，他不僅自己極為重視誠信，還請名流撰寫《信錄》一書，記述祖先誠信的美德，教育子孫和他人要講究信用。他為族人經營，幾十年沒有從中贏得過私利。在新時代條件下，為進一步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我們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美德。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之中，新一輪科技和工業革命正在孕育，新的增長動能不斷積聚。在倫理文化方面，我國目前的道德教育方面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各種問題，其中敬業精神稀缺、信任基礎薄弱、信譽意識不足等就表現的非常突出。因此，為了促進我國教育事業的良好發展，我們必須通過道德教育來增強大學生的誠信觀念，使誠信成為大學生自覺遵守的倫理規范和準則。

（二）注重整體

徽商的宗族制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個內部關系相對和諧的有機整體，整體內部的各個成員之間都能夠很好地處理好個體與整體之間的關系。雖然封建整體主義原則與我國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原則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但是在個人與整體關系的處理上有著相同或相似之處。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原則調整的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道德關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辯證統一，促進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良性互動、共生共榮，是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原則的核心內容和最高追求。當然，集體與個人是統一體的兩個方面，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矛盾是一種客觀存在。在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沖突和對立且不能兩全的情況下，需要個人自覺地顧全大局，以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甚至犧牲個人利益以維護集體利益。因此，培養大學生的集體主義觀念，正確地處理好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系，對于大學生道德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仁愛之心

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哪個商幫能夠像徽商那樣對社會公益事業熱切的關心和支持。徽商在致富之后，并不是獨自享受榮華富貴，而是積極地投身于家鄉的公益事業。他們通過廣置族田、義田，救濟本族或家鄉窮人；他們還贊助家鄉的各種建設，比如修城、筑路、架橋、浚河、救災、賑荒、興辦學習等等?；丈痰倪@種熱心家鄉公益事業的舉動，不僅提高了徽商的知名度，也使得徽商的美譽傳遍天下。實際上，徽商的這種公益活動是社會財富的一次再分配，其有助于縮小貧富差距、最大限度實現社會的公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學會推己及人，常懷仁愛之心，這是當代大學生道德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綜上所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在新時代條件下，積極汲取徽商倫理思想之中的精華對于當代大學生道德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雖然徽商在經歷了發展和繁榮之后走向了衰落和消亡，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而忽視其本身存在的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各種倫理思想和道德規范。簡言之，只有在教育活動中不斷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道德，才能實現新時代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張海鵬、王廷元.徽商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2]朱萬曙、謝欣.徽商精神[M].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5.

[3]列寧.列寧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480.

[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5]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4.

[6]王小錫.道德也是財富[J].群眾,1999.(1).

[7]王小錫,李志祥.論經濟全球化對中國企業的倫理挑戰[J].南京社會科學,2001,(2).

作者:任兆妮 李文濤 單位:江蘇開放大學 南京郵電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