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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論文范文1
全省地方志系統論文征集評獎活動已經圓滿結束。首先，我代表省地方志辦公室向參加今天會議的同志們表示熱烈的歡迎！向獲獎的各位作者表示衷心的祝賀！向組織籌備此次活動的各級地方志工作機構和工作人員致以誠摯的感謝！
此次論文征集活動在各市（地）地方志辦公室和省（中）直各有關部門的熱烈響應和積極參與下，征集了近百篇論文，內容涉及地方志系統的各個研究領域，既有涉及地方志工作熱點、難點、重點問題，又有地方志基礎理論、學科建設、應用理論、發展史及編纂理論的研究，同時在地方志體制機制和依法修志問題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議。許多論文觀點新穎、論據充分、內容充實，既敢于創新有能言之成理，充分反映了作者有良好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實踐能力。
今天在這里組織獲獎的論文作者代表進行廣泛、深入的討論與交流，就是為了進一步活躍我省地方志系統理論研討氛圍，研究探討在全省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下，地方志工作如何發揮積極作用，實現加強理論研究，促進學術交流，推進方志學科建設，提升地方志工作質量的目的。希望通過此次討論會的相互交流，能夠在學術研究和實踐操作中達成共識，實現突破，推動我省二輪修志工作和地方志各項事業的全面發展。結合工作實際，談幾點意見。
一、要把論文征集評獎活動作為新常態
地方志工作必須要有正確的理論指導來進行，但目前地方志成體系的理論還不完整，需要加強和創建，只有我們本身的理論體系完備，才能有效的具體指導地方志的工作。這就要求方志工作者在理論創新和業務實踐上多動腦，多思考，研究新問題，加強方志人員的寫作水平提高，這不僅有利于地方志工作的前進和發展，對提高方志業務的能力和工作效率都有很大的幫助。要把論文征集活動經常性的開展下去，建立機制，完善規則，使之成為推動全省地方志系統理論研究的新動力，展示成果的新平臺，發展事業的新常態。
二、要把終身學習作為方志工作者的新常態
21世紀是知識爆炸的時代，知識更新加速，社會變化急劇，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地擁有足夠的知識，終身學習是自身發展和適應職業的必由之路。作為方志人，更應該理解學習的重要性，只有通過不斷地學習，才能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適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自覺地把思想從當前形勢任務不相適宜的種種模糊認識中解放出來，自覺把思想從小富即安、暮氣沉沉、不思進取的無所作為狀態中解放出來。希望同志們能夠樹立終身學習的新常態、新思維，通過學習，進一步增強責任意識，以形勢逼人、不進則退，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工作勁頭，積極投身于地方志工作的改革與創新，推進地方志事業的發展繁榮。
三、要把加強事業心和責任心作為方志人的新常態
從事地方志工作，必須要有堅定的事業心和責任心。要按照總理和陸昊省長的重要批示要求，秉持崇高信念，不斷增強責任感、使命感，以更加飽滿的熱情、以求真存實的作風，以對事業、對人民、對歷史高度負責的精神，努力做好地方志工作。無論是志書的編纂還是論文的撰寫，都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反映事物本質特征和規律，形成具有較高實用價值、有助于科學決策和指導工作的志書與論文。同時，希望同志們充分利用《黑龍江史志》這個陣地，積極向刊物投稿，把自身的所想、所悟、所得，訴諸文字，以文章的撰寫來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與綜合能力，在我省地方志系統形成“人人能動筆，人人會寫作”的良好格局，將積極開展理論研究、努力推進事業發展的勢頭一直延續下去。
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論文范文2
論文關鍵詞 抗訴 調查取證權 邊界
檢察機關審查民事抗訴案件時擁有一定的調查取證權是其履行法定職責的必然要求，檢察機關能否進行有效的調查取證是維系抗訴正當性與有效性的關鍵所在。離開了調查取證，民事行政檢察工作則會成為對人民法院審判過程的簡單復核，難以實現有效保障司法公正的目的。既然調查取證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那么到底賦予檢察機關多大范圍的調查取證權才是合理的，對此我國民事訴訟法未作規定，理論界和實務界看法也很不一致。2001年，高檢院制定了《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辦案規則》（以下簡稱辦案規制），該規則第十八條規定了檢察機關在辦理民事抗訴案件中可以行使調查取證權的四種情形。這一由司法解釋對檢察機關民事抗訴中調查取證權邊界的劃定，雖未上升到法律層面，但其在抗訴實踐中的積極意義顯而易見，確立了有限的和規范的調查取證原則，體現了權力防控的自我意識和限制權力的法治精神。然而，隨著政治環境的變遷、審判制度的改革完善和法治進程的加快推進，檢察機關的這一司法解釋沒有做出系統性的修改，無法體現司法解釋鮮活流動的本性，致使檢察機關的這項職權在實踐中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權進行重新梳理和整合，盡快進入民事訴訟法規制層面，以適應司法實踐的需要。
一、檢察解釋中調查取證權行使情形的梳理
《辦案規則》第十八條規定了檢察機關可以調查取證的四種情形，其中有“（一）當事人及其訴訟人由于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證據，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證據線索，人民法院應予調查未進行調查取證的；（二）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互相矛盾，人民法院應予調查取證未進行調查取證的。”筆者認為這兩項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第（二）項的這條規定實際上是我國民事審判事實探知絕對化理念的具體體現。傳統訴訟制度以客觀真實作為訴訟的首要目標，強調審判人員認識案件事實的能力和責任，并在當事人雙方提供的證據互相矛盾時，要求審判人員以職權調查收集證據。長期以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導著我國的法制建設，并且這種路線滲透到法律制度本身之中。這種政治路線與民事司法實踐相結合的具體產物就是法官對民事案件客觀事實的執著追求，并逐步演變為指導民事審判的理念。這種事實探知的絕對化理念違背了民事訴訟的特征和客觀實際，并成為阻礙我國民事審判制度發展的瓶頸。隨著民事審判方式的不斷完善和現代民事訴訟理念的引入，2001年最高法通過了《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摒棄了這種理念，而是吸納了事實探知相對化的理念，確立了法律真實的價值追求，使證明責任從概念轉化為民事訴訟制度。《證據規定》第73條的規定集中體現了這一點。在當事人舉證互相矛盾以致難辨時，法院不是必須對該事實存在與否做出主觀判斷，而是通過“證明責任”這樣一種“裝置”將真偽不明的事實擬制成“真”或“偽”并做出裁判。相應地，檢察機關也必須按此規則行事，而不應越俎代庖、包攬調查，去探索和查證客觀事實。這樣既違背程序公正，也降低了訴訟效率，不符合現代司法理念。由于《辦案規則》的制定先于《證據規定》，《辦案規則》在設定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時仍然建立在事實探知的絕對化理念之上。在理念發生轉化的情況下，這一規定已經失去存在的基礎。對于第（一）種情形，2007年民訴法修改時已經列為檢察機關的抗訴事由，即遇到法院應當調查取證而未調查取證的，檢察機關可以直接提出抗訴，無需補充調查取證，這主要體現了實體與程序并重現代司法理念，對法院侵害當事人程序權利的通過再審程序予以救濟，凸顯了程序正義的獨立價值，是民事抗訴制度的一大進步。
二、現代檢察監督理念與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
檢察機關在代表國家進行法律監督時，須堅持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原則，以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檢察機關是憲法規定的專門法律監督機關，擔負著維護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使命。檢察機關由人民選舉產生，理應執行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人民利益的宏觀表現則為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因此，檢察機關有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神圣職責。民事抗訴制度作為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為價值追求是理所應當的，這也是現代檢察監督理念的重要內容。由于抗訴權與調查取證權之間的主從關系，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制度與抗訴制度兩者的價值追求應當是一致的，也就是說調查取證制度也要以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為價值追求。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社會經濟活動日益復雜化，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也常常受到損失。因此，應當賦予檢察機關在辦理民事抗訴案件中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調查取證權。這一點在《辦案規則》中未有涉及，應該說是一大遺漏。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司法理念，更在《證據規定》中得到了印證。《證據規定》第十五條規定，涉及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人民法院可以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賦予了法院主動調查收集證據的職權，實質上采取了國家干涉主義，以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中立是法院的生命，法院調查取證實質上有違中立的法律地位，因為證據本身就具有黨派性，要么支持一方訴訟請求，要么反對另一方訴訟請求，反之亦然。司法解釋之所以賦予人民法院主動調查收集證據的職權，這表明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是比保持中立更重要的價值。既然作為中立的裁判者的法院都有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義務，作為專門法律監督機關的人民檢察院更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三、抗訴事由的修改與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
承認法律程序的獨立價值是現代民事訴訟理念的重要特征，程序正義受到了理論界和實務界越來越廣泛的認同。正如有學者所言“程序正義具有自身的獨特優勢，是可以把握的具有可檢閱性的法律規則。”法治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程序之治。由于我國法治社會尚不成熟，程序的獨立價值還未得到廣大法官特別是基層一線從事審判工作的法官的內心認同。因此，民事審判實踐中法官違犯法律規定，侵犯或剝奪當事人程序權利的情況常常發生。鑒于此，在程序與實體并重的立法理念下，2007年民訴法對檢察機關抗訴事由的規定突出了程序的重要地位，細化了法官違反程序的具體情形，使得程序的獨立價值在立法層面得以體現，并將檢察機關抗訴的事由由原來的4種拓展為15種情形，和當事人申請再審的事由統一。立法的這些變化必然影響到抗訴中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的設置，這是因為調查取證權依附抗訴權，并為抗訴服務的。因此，在民訴法對檢察機關抗訴事由作出修訂的情況下，有必要對檢察機調查取證權行使的具體情形做出進一步的規范和明確。從司法實踐來看“（八）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應當回避的人員沒有回避；（九）無訴訟行為能力人未經法定人代為訴訟或者應當參加訴訟的當事人，因不能歸責于本人或者其訴訟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的”，檢察機關需要調查取證才能查證是否屬于法定情形，有必要賦予檢察機關調查取證的職權，否則抗訴事由的規定只能停留在紙面上。這是因為認定審判組織的組成是否合法，需要查明審判人員是否具有審判資格，對這一問題的調查，需要檢察機關到相關機關調閱個人檔案材料來證明；對于審判人員是否存在法定的回避事由，需要查明審判人員與當事人的具體關系，這既是一個極具隱蔽同時又是一個錯綜復雜的問題，需要檢察機關尋找證人或調閱戶籍等材料認定，對這些問題的證明都是申訴人所無法完成的；當事人有無訴訟行為能力是個極具專業性的問題，必須通過專業機構來進行鑒定，同時，對于應當參加訴訟的當事人為何原因未參加訴訟通過審查案卷也是不能完成的，需要檢察機關找相關證人了解情況，以便判斷是否屬于客觀原因。
四、程序彈性與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
證據收集本身的復雜性決定了在立法層面很難窮盡檢察機關應當調查取證的所有情形。為了提高立法的科學性，防止漏洞出現，有必要提高立法的程序彈性，賦予檢察機關一定的調查取證自由裁量權。程序彈性在現行的立法中有兜底條款、形容詞條款、基本原則條款和漏洞四種表現形式。設置檢察機關調查取證程序彈性條款時，可以這樣表述“人民檢察院在辦理民事抗訴案件中認為有必要調查取證的其他情形”。我國1991年的民事訴訟法在設定法院調查取證邊界時就采用了這種模式來提高程序彈性。實踐證明在對證據收集的規律認識還不到位的情況下，采用這種模式能夠避免立法漏洞，有力地提高法律程序的彈性和包容性。筆者認為在借鑒這種立法模式的同時，更有必要吸取其經驗教訓。現行的民事訴訟法雖然賦予了法院一定的調查取證自由裁量權，但是未能設置條文其予以限制，以致在后來的司法實踐中出現權力濫用的問題。鑒于此，筆者認為應當在立法層面對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自由裁量權予以限制，防止其濫用。從民事訴訟的基本原理和民事抗訴的基本規律出發，應對這種自由裁量權作如下限制：（1）不能代替當事人舉證；（2）維護審判權威；（3）不能破壞法定的舉證責任；（4）檢察機關不調查取證有損公平正義的法律精神的；（5）保障訴訟程序的正常進行。
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論文范文3
論文關鍵詞：誠信；道德教育；道德規范
誠信是一個古老的道德范疇命題，當今社會對誠信教育的關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會交往中頻頻出現的誠信缺失現象。誠信缺失在趨利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包括經濟、文化、政治，甚至是教育體系本身。自我黨確立實行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綜合國力大大加強，國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社會發展日新月異，國際地位日益提高。然而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系列與社會發展相伴隨的社會問題，社會誠信就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一個方面。如果我們對這一問題不能加以高度重視，不能提出切實有效的解決辦法和途徑，勢必影響我國的經濟建設，影響社會安定，影響人民的幸福生活，甚至消解我們以往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中所做出的努力。因此，我們應當而且必須從多角度研究社會誠信問題，研究提高社會誠信意識的措施，落實“以德治國”的治國方略，提升全體公民的道德品質。
自然科學的學習和研究，是排斥主觀性、排斥主體“我”自身的。越少主觀性，科學的研究也就越接近客觀真理。道德的學習和修養則必須與主體自身緊密相聯系。孔子和荀子都曾經把道德的學習和修養稱之為“為己之學”。這種學問的特點是“入乎耳，蓍乎心”，造就和提升自己的人格。修德首先就是要有一顆誠心。所謂誠，用古人的話說就是“毋自欺”，“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誠是心靈、理性、情感、意志的內在合一，是自我身心的統一。它是一種精神的狀態和境界，同時也是一個修習的過程。
人是一種社會動物，總要與他人交往。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主要是通過言行來進行的。成于中必顯于外。心有誠意，口則必有信語；口有信語，身則必有慎行。一個人能夠長期地堅持以誠信待人處世，就會形成誠信的人格。具有誠信人格的人，就會贏得人們的普遍信賴。自尊者人尊之，自敬者人敬之，自信者人信之，這是人際交往的必然規律。
一個人誠信與否，是以行為和時間來檢驗的。孔子曾講，“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一個有道德的人，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自己誠信故而也相信別人的誠信。然而，人并不都是言而有信、言行一致的，因此要聽其言而觀其行。有的人自以為很高明，認為人都很好欺騙，故而長于言而短于行。但是，人畢竟是不能靠欺騙生活的，當其欺騙的把戲被人們普遍知曉的時候，這種人就變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沒有欺騙的市場。童話中講的“狼來了”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中庸》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在隱蔽的地方，在微小的地方，常常能夠看出一個人的真正的面目。即使偽裝的再高明，總是會露出破綻和馬腳的。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情況：內在德性誠實的人一般都從來不表白自己的誠實，而慣于說謊的人總是誠懇地向人表白自己說的不是謊；誠實的人總覺得人人說的都是實話，不誠實的人總覺得別人都不誠實；厚道的人常常認為人人都厚道，工于心計的人常常認為人人都工于心計。具有豐富人生經驗的人，不需費很大的氣力就可以通過言談洞察一個人的德性。
誠信作為一個基本的道德規范。與人相交往，自己首先要保持誠信。然而，正常的、和諧的人際關系的維持則需要雙方或多方都講誠信。信字還包含同心相知、彼此信任的意思。如果雙方當面說一套，背后搞另一套，友好的關系不可能得到維持。彼此以誠信相待，不因偶然事件而動搖，不因時光流逝而褪色，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誠信。
值得指出的是，誠信作為一個最基本的道德規范，每個人都不可須臾而離，但是這也不能看成是絕對的。誠信是一個基礎性的道德，它需要以正義的道德原則來統帥。一個人為人處事，一言一行，都要以義為原則；義所當為則勇往直前，義所不當為則退避三舍。孟子曾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對于一個病人膏肓的人，你不必告訴他實際的病情；對于一個別有用心的人，你不必告訴他他不該知道的秘密。從大義出發，該說實話的時候說實話，該說謊話的時候說謊話，這并不妨害一個人誠信的品格。
在人類社會生活領域，誠信具有重要的價值。
l、誠信在人類個體生活中的價值
關于誠信在人類個體生活中的價值，歷史上的思想家們有過許多論述。孔子曾經多次談到誠信的極端重要性。他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又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論語·衛靈公》)認為一個不講信用的人，喪失了做人的起碼的資格，是不能在社會中立足的。孟子很重視仁、義、禮、智四德。據郭沫若先生的研究，與其自然觀上的五行思想相配合，其道德觀上除了仁義禮智四德之外還應有一個更核心的德，這就是誠或信。誠或信在其道德系統中的地位，就像土在五行中的地位一樣。名著《中庸》大大地發揮了“誠”的思想，提出“不誠無物”的命題，把誠看成是一切道德的根基。人之于誠信，如同魚之于水，不可須臾而離。北宋的周敦頤也表達過同樣的意思：“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通書·誠》)
2、誠信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價值
人類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結成社會，為了特殊的利益和信仰建立國家，形成了不同于私人領域的社會政治關系。一個國家和一種政治秩序的維系，一般來說要靠兩個方面，一是道德，二是法律。
在這兩者的背后還有一個更基礎性的東西，這就是誠信。孔子與其高足子貢談論政治時曾經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這是就社會的統治者和政府而言的。認為一個不講信用的統治者，一個沒有信用的政府，是不可能很好地治理民眾的，更不可能長久地存在下去。如果一個國家的制度形同虛設，有法不依，最高統治者朝令夕改，老百姓就無所適從。因此，孔子認為，民眾對于統治階層和政府的信任，比強大的軍備和充足的食糧都更為重要。如果一個政府沒有起碼的誠信和信用，它所頒布的每一項政令、所設立的每一項制度都將沒有任何的權威性。一個沒有信用的政府是不可能獲得民眾的擁戴的，而不受民眾擁戴的政府也是難以長久地存在下去的。
3、誠信在經濟生活領域的價值
經濟活動中雙方能否建立誠信的關系，對于社會的經濟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借鑒了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毋庸諱言，在市場活動中，謀利是人們的重要目的。有些人認為，市場活動就是要講賺錢第一，在他們看來，黑心才能賺錢，誠信只能賠本。在這種思想觀念的指導下，一些人急功近利，無所不為，從而使社會的誠信水平急劇下降。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彼此提防，從而無形之中提高了市場交易和人際交往的成本。由于人們包括外商在內對于某些經濟政策的不信任，對于預期回報沒有信心，從而在投資過程中畏首畏尾；由于社會信用的缺失，金融業陷入了日漸困難的境地；由于人們對于假冒偽劣產品的恐懼，使得某些商品難以銷售，從而造成了財富的極大浪費；由于某些商品制造商的不誠信，以次充好，使得劣質產品出口到國外，嚴重地影響了中國商品的信譽，給中國未來的商品出口和市場的開拓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惡劣影響；由于企業管理者和職員之間的互不信任，造成了某些企業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的低下，使企業日漸萎縮，滑向倒閉的邊緣。諸如此類的現象是相當普遍的。現實中大量的事實說明，經濟領域中誠信的缺失已經給我國的經濟建設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影響，這是一種不可估量的社會損失。
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論文范文4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本質；思想政治教育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5194(2010)06―0119―05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設進程的推進，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一個元問題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研究的重要領域。據我們收集的資料，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的專著還很少，目前所見較為系統地探討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著作主要是李合亮所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探本――關于其源起及本質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其他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的觀點主要散見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種專著中。通過中國知網(CNKI)搜索合乎條件11(以“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為題名，模糊搜索，時間自1980年1月1日至2010年9月20日，全選范圍)共有紀錄104條。搜索合乎條件2(以“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為主題，模糊搜索，時間自1980年1月1日至2010年9月20日，全選范圍)共有紀錄375l條。文章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20世紀80年代共234篇，90年代共610篇，2000年至今共2846篇。在博士文庫中，中國優秀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共五篇，層次上以碩士學位論文居多，時間上集中于2001年以后，有鄧曉霞《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論》、潘傳林《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論》、唐桂娟《從日常生活理論看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功能》、袁曉東《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探析》。李合亮的博士學位論文已以專著形式(見前文)正式出版。由此可見，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問題的研究不僅關注度正日益上升，且研究層次也在不斷深入。
一、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中的主要觀點
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是什么?學界對此爭議頗多，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進行了闡述：
(1)政治性說。改革開放條件下，同志指出：“什么叫政治?從根本上說，政治問題主要是對人民群眾的態度問題，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真正掌握和實踐了群眾觀點、群眾路線，也就能真正掌握和實踐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徹底的唯物論，也就從根本上懂得了政治”。有學者從這一認識出發，得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是政治性，它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內容是什么。”也就是說，政治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主要是就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而言的。這一認識也得到了一些學者的認同。如有學者認為：政治性科學地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從“時間先在性”(對經驗事實或科學事實的陳述，它所表達的是經驗對象之間在時間排序上的先后順序)而言，先有政治后才有或至少同時伴有思想政治教育；以“邏輯先在性”(事物之間在“邏輯”上的優先地位)來說，政治都較之思想政治教育現象具有邏輯上的優先性。
(2)意識形態性說。有學者認為：政治性不宜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規定，因為政治性主要體現了政治教育的本質，卻難以體現意識形態中包含的受政治制約的思想、道德等內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因此意識形態性相比于政治性，比較全面地體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規定。進一步言之，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單純的思想教育和單純的道德教育，是因為它們都不是把意識形態中的政治內容作為主要內容，而且都不能全面反映思想政治教育這一整體概念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同于政治教育，因為政治教育只反映了意識形態中的政治內容，而不能體現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意識形態中的思想、道德等內容。因此說意識形態性相對于政治性不僅更全面，而且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有屬性。
(3)灌輸論。有學者認為：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的研究，可以開辟一個新的角度，即“觀察它的實踐方式，由對它的理論本質的研究進入到對它的實踐本質研究。回答這項實踐活動是‘做什么’的，就是我們探討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本質的出發點。‘做什么’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怎么做’是指它完成任務的方式。我們認為，二者結合起來，規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這就是‘灌輸’。”確切地說，“意識形態灌輸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質。”
(4)人的工作論。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象是人，也是由人來開展的工作。有學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不是永恒的，而是歷史不斷生成的，故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就是做人的工作。具體些說，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本質是對人的理解和尊重，是對人的價值和地位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本質是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平等，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是解放人的思想、啟迪人的智慧。
(5)階級利益論。有學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是階級利益性。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運行的動因、目的性指向及其屬于意識形態范疇三個方面都服從服務于階級利益，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現象的共性體現為階級利益性。
(6)價值導引論。有學者認為：在階級社會里，思想政治教育一直都有強烈的階級性、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而所有這些特性都可以歸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黨性。黨性是階級性的集中體現，是階級斗爭發展的高層次產物。“自思想政治教育的誕生那一天起，它就是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為黨的政治任務服務的，它自然具有很強的黨性。從思想政治教育的黨性來看，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帶有強烈的價值導向色彩。”
(7)政治性與科學性有機統一論。有學者從事物本質屬性應貫穿事物活動始終、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據出發，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應為政治性與科學性的有機統一。因為政治性不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階級屬性，且是貫穿思想政治教育始終的一個特有屬性，而科學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客觀實踐屬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發展的內在規定性。
(8)工具性和目的性相統一論。有學者認為：“探討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既需要考察其滿足階級與社會需求的一面，更需要回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去追尋它的屬人性，既看到它的工具性本質，也要看到它的目的性本質。”并認為：“工具性與目的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單純強調任何一點，都是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誤解與對其運動規律的違背。”
(9)目的性、實踐性、超越性論。有學者從思想政治作為一種有目的、具有超越性的實踐活動出發，得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目的性、實踐性和超越性，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指向性或價值取向性(在階級社會里，表現為階級性或黨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現實性和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實現的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面向未來的發展性及社會實踐活動和 人的行為的先導性。
(10)階級性、服務性、工具性、啟蒙性多維度論。有學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單純以意識形態性為本位難以獲得人們的內心認同；即使以科學性為本位，也難以滿足后工業社會來臨給人們帶來的多樣化需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上應從多維度來解讀。即政治維度的階級性、倫理維度的服務性、社會維度的工具性、個體維度的啟蒙性。
(11)個人與社會思想政治關系論。有學者認為：個人的思想品德與社會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不僅存在于外部的矛盾關系之中，而且存在于內部聯系中，成為溝通思想政治教育內外部聯系的橋梁和統一的基礎。也就是說，個人與社會的思想關系構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而這種個人與社會的思想關系的核心是政治思想關系。因此說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是調節個人與社會的思想政治關系，促進個人與社會的思想政治關系，促進個人的思想品德和社會意識形態同質發展，以實現個人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的實踐活動。
以上思想政治教育本質闡述可分為幾個類型：
(1)(2)(5)(6)是比較傳統的說法，但是很有代表性和影響力，反映了早期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探索。
(3)是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方法論或原則，在現代社會條件下，人們的思想多樣化，堅持灌輸論原則是必需的，但并不能將這一方法論或原則直接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質。
(4)主要是從人學的角度而言，但忽視了思想政治教育和人學的差異性。
(7)強調了政治性與科學性之間的有機統一性，卻對兩者之間有機統一的社會基礎以及兩者間存在的一定緊張關系關注不夠。
(8)(9)(10)是多學科視角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闡釋。
(11)對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的認識狀況作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并由這一路徑出發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作了新的探索，但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的表述則顯得有些冗長。
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中的方法論
研究者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認識上的差異，主要是因其各自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論不同所造成的。這些研究的方法論大致有以下四種類型：
(1)系統論。有學者認為：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個系統，因此在討論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時，一方面要“根據它自身的結構、功能、過程來認識它”；另一方面，因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又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系統有著廣泛的聯系，故還要“從歷史發展的視角，從它與人和社會的關系層面，認識和理解它的特殊性質”具體些說，一方面從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內部出發，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規律和功能。因為思想政治教育規律揭示和反映了其本質，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其本質的集中表現。另一方面從思想政治教育系統與其他系統之間的關系出發，從其本源上揭示出人和社會為什么需要思想政治教育。
(2)矛盾論。“凡一切實存的事物都存在于關系之中，而這種關系乃是每一實存的真實性質。――而關系就是自身聯系與他物聯系的統一。”澤東在《矛盾論》中也指出：每一物質的運動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質，為它自己的特殊矛盾所決定。故大多數學者認為：認識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需要從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出發。
(3)多學科論。有學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是什么，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即是說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不是“一”，而是“多”。或者說，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是多重的，因此不能從單一的學科視角出發，應采取多學科視角加以剖析。
(4)多層次論。有學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于思想政治教育哲學范疇，它是哲學原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應用。因此認識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就是要將哲學本質及有關原理的哲學方法論與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融為一體，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關系，以建構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理論的邏輯基礎。具體些說，就是“從思想政治教育與其他事物間的關系來考慮、從思想政治教育內部矛盾來考慮、從思想政治教育學體系的中心概念來考慮、從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運行來考慮”，即通過多層次的研究方法來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是什么。
我們以為，認識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不能僅僅從其自身出發，也不能停留在對相關學科概念的直接移用上。系統論這一方法看到了這一點，但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內部的各要素之間關系研究還缺乏深度，更多地停留在思想政治教育規律、功能層面來討論其本質，但又因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各要素之間的內在的關系研究得不夠細致，致使對其規律與功能的研究陷人了“原地踏步”的狀態。矛盾論方法常用來揭示某一事物的本質，但問題在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目前大部分學者都將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作這樣的界定：“一定社會、一定階級對人們思想品德的要求與人們實際的思想品德水準的矛盾。”這一界定很難將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同教育的基本矛盾加以有效區分。因為教育學中一般把教育定義為：“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會或階級要求，有目的、有計劃地對受教育者身心施加系統的影響，以使受教育者發生預期變化的活動。”這也正是長期以來我們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探討局限在教育本質研究之中的重要原因。多學科論不滿于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作單一性界定，嘗試著用多學科方法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值得肯定。但不足的是對相關學科的概念沒能很好地甄別，即在缺少對相關學科概念的適用范圍、適用條件進行考察的情況下就匆匆地將其移入了思想政治教育學科中，造成了許多概念的非法移用。如哲學中關于事物本質屬性規定有三個屬性，就將其直接移用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中，即將哲學中事物本質規定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直接等同起來，而沒能認識到哲學上關于事物本質規定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之間是一定程度上的契合關系，而不是簡單的等同關系。多層次論嘗試著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諸多關系加以分層次剖析，但因思想政治教育內部矛盾、中心概念的不明確等，致使這一研究方法所取得成效也實為有限。
三、我國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問題研究的總體評析
縱觀這些年來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成果，學界立足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設所處的現實境遇，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問題進行了審思與探索，取得了比較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缺乏系統性，暴露出顯而易見的局限性，有待繼續深化。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的概念相混淆。大多數研究成果中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并沒能加以嚴格區分，致使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中出現了用本質屬性代替本質的現象。如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中經常將“某某性”直接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事實上，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并不是一回事。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決定著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和發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現象存在的依據。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屬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性質、特點。當然，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同其 本質屬性是密切聯系的，但這種聯系并不意味著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之間的等同。
其次，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的認識還不成熟。意識形態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相比較于政治性雖更全面，但一方面因意識形態性在其內容上的極其廣泛性，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喪失學科邊界；另一方面意識形態雖具有先導性，但同時又具有很強的滯后性，即“意識形態作為社會存在的反映總是落后于社會存在的，社會存在即人們的生活過程總是處于不斷發展和變化中，而意識形態一經形成就具有相對穩定性，直到社會存在發生根本性變化時，意識形態才會或遲或早地發生劇烈的變化。”因此意識形態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性，將可能使思想政治教育難以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
工具性(政治性)和目的性(屬人性)相統一這一說法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和教育之間的矛盾，但工具性終因受目的性的制約，即是說政治性在其根本上受制于屬人性，從而最終磨平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教育之間的差別。因為教育終究在于實現人由“實然”向“應然”的轉變。
有的研究者還沒能區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規定性與思想政治教育質的規定性，致使提出的觀點欠成熟。一切事物的本質總是要表現在一定的現象之中，而任何事物的現象也總要反映相應事物的本質。思想政治教育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樣，也有現象和本質之分。對于前者，我們用感性認識反映；對于后者，則需要我們用理性認識加以把握。但對事物理性認識的把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馬克思曾在分析理性認識過程時指出：“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即是說理性認識分為初級與高級兩個階段。前者是對思想政治教育質的認識，后者才是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認識。確切地說，前者屬于知性思維，后者才是理性思維。知性思維不同于理性思維，主要在于認識起點的不同，前者的認識起點只能從思想政治教育的現象開始，后者卻以前者為認識的切入點，故把握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系。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質與思想政治教育本質都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內部，都以客觀必然的形式起作用，這常常在形式上給人以誤導，易將思想政治教育的質與本質相混淆，相等同。如目的性、實踐性、超越性、啟蒙性、服務性等，都是將思想政治教育質誤認為其本質，因都缺乏對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間內存聯系的把握。具體些說，目的性，實踐性，超越性關注了教育的特性，卻忽視了思想和政治的本質屬性。啟蒙性、服務性過多地關注了思想的特性，卻忽視了政治和教育的本質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