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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征明臨寫千字文范文1

【關鍵詞】中國字；中國人；書法教育；語文教學

中國書法昭示了華夏民族堅韌不拔、剛柔相濟、智慧團結、坦蕩自然之風范。傳承民族文化，弘揚書法藝術是我們中華兒女必盡的責任和義務。

然而我們的學生書寫現狀又如何呢？目前，有的中小學雖設書法課，但名存實亡，書法教育基本上已經淡出了中小學教育，多數學生的寫字水平越來越差，字跡潦草難認、錯字屢出，提筆忘字的情況十分普遍。針對此種狀況，語文教師應如何提高學生的書寫水平、加強書法教育，我根據自己的一些教學經驗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 讀書家故事，傳國學情

書法教學中，教師不能只注重書寫技巧，而要注意興趣的培養，熱愛是最好的老師。而要培養書法興趣，讀中國書法名家故事必然是我們必選的途徑。這些書法小故事如同一面面鏡子折射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燦爛光芒。蘇軾曾經說過；“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作索靖。”退筆成冢的書家不只是懷素一人，還有陳、隋間的智永，還有明朝的張鳳翼等。“墨成池”說的是張芝等人學書的故事。學習書法故事，學生們可以學得書家的苦練精神和學習的毅力。這是讀書法故事的功效之一。其功效二，功夫用在平時。聚沙成丘，滴水成河。零星時間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極其可觀了。關鍵是要堅持不懈。文征明少時“拙于書”，因為字差歲考沒通過，而后勤學書法，臨寫智永《千字文》每天一遍，終成名家。其功效三，學問在書外。愛學還要愛思考，藝術一半靠悟，張旭后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書之神；王羲之看鵝而得書之韻；黃庭堅觀搖櫓而得書之力。讀書法故事學到的豈止只有書法？

在這些故事中，學生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既會對書法產生濃厚興趣，也會得到一些成功的經驗，更能有啟發、激勵以及提高書法認識和鑒賞水平的作用。

2 賞名碑名帖，品國粹美

書法藝術是中國的國粹，區別于其它藝術類型，因其雅俗共賞性具有獨特的造型藝術和高雅的審美情趣，吸引人們揣摩和欣賞，從中感悟中華民族五千年傳統文化的魅力。隨著社會日趨信息化、國際化，數字化網絡媒體的迅速興起與飛速發展，漢字的書寫一度陷入尷尬局面，國人對書法藝術越來越生疏，甚至發展到不會寫字的地步。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持以大眾傳媒引領書法藝術傳播發展的主流，凈化書法藝術創作環境，讓人們加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和理解，讓書法藝術欣賞者能更好地理解創作者的意圖，營造良好的書法藝術生存環境，不斷增強中國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促進民族書法藝術的發展，要拓展當代書法藝術的社會價值，挖掘藝術與科學合流的價值，實現書法藝術可持續發展。

書法欣賞不僅能夠培養我們的審美鑒賞能力，而且還是我們提高書寫水平的前提條件。

要寫好字，要學習書法，我的主張是必須先學會欣賞，這是前提條件，不會欣賞，眼睛不會看，如何去指揮手？會看才可能會寫，不會看是不可能寫好字的。欣賞水平的提高可以指引創作的方向，在創作時自己就是老師，如果創作水平高于欣賞水平，就要時刻找別人指點，豈不麻煩。欣賞和創作相輔相成。書技的提高跟實踐關系很大，顏真卿一生創作了多少碑文，這樣的實踐為一位曠世楷書家的出現作了鋪墊。

3 寫篆隸行楷，愛中國字

要讓學生真正練好字，需做到以下兩點，第一教學生打好基本功，從楷書練起。第二有基礎后要引導學生學習喜歡的字體，練習名帖。現實教學中出現的問題：一是專業老師少，教師書法技能本身存在缺陷，教起學生來有很多誤區，事倍功半；二是好多老師鑒賞水平低，學生們練習書法得不到正確引導，沒把書法當成一種藝術，因此難以幫學生選擇正確的帖子。“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

漢字是中華文明的結晶，是中國藝術的瑰寶。為了培養學生的寫字興趣，寫出規范、端正的漢字，很多學校就提出“寫規范字，做中國人”。要求全體語文教師重視學生的寫字，充分利用寫字課，認認真真教，扎扎實實抓，力求每個學生能寫好方塊字。教育部《關于在中小學加強寫字教學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指出：“規范、端正、整潔地書寫漢字是有效進行書面交流的基本保證，是學生學習語文和其它課程，形成終身學習能力的基礎；熱愛祖國文字，養成良好的寫字習慣，具備熟練的寫字技能，并有初步的書法欣賞能力是現代中國公民應有的基本素養，也是基礎教育課程目標之一。”因此，把寫字課落到實處，對學生嚴格要求，培養其良好的寫字習慣，寫出一手端正、規范的漢字。

4 泛墨海之舟，養浩然氣

文征明臨寫千字文范文2

《石渠寶笈》是什么樣的書

《石渠寶笈》是清代乾隆、嘉慶兩朝編纂的宮廷收藏的大型著錄文獻。《石渠寶笈》主要收錄為自晉、六朝、隋唐直至清朝當代的書法、繪畫、碑帖、版本、緙絲等。兩書各有初編、續編和三編，總數為255冊，所收書畫家（合作作品不計）名頭共863人，其中《石渠寶笈》收錄作品計7757件。

《石渠寶笈》著錄的法書名畫，主要來源于清代開國以來到乾嘉時期歷朝皇帝的收集、臣工仕子的捐獻。該書根據作品的等級，按照作品在宮中貯藏的地點為次序，以“千字文”字頭編號來編纂的；書中詳細記載了作品的名稱、質地、尺寸、款識、前代鑒藏印記、題跋以及清內府印記、乾隆皇帝過目的題跋詩文等。

《石渠寶笈》著錄的書畫并非都是真跡，更非全是精品。這是國內文物鑒定界的共識，尤其是國家文物局所組建的書畫專家鑒定組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全國文物大普查以來，他們將各省、市博物館、文物店的收藏都進行了詳盡、權威的鑒定和篩選，不僅從中發現了許多以往不為人知的佳作，同時，更起到去偽存真的功效。在大量被否定的古代書畫中，經《石渠寶笈》著錄過的作品為數不少。以故宮為例，在書法、繪畫庫中被歷次專家審查后降級為參考資料的繪畫作品就有唐?李思訓《采蓮圖》、元?錢選《洪崖移居圖》、明?陳淳《寫生花鳥圖》、清?王《仿云林荊溪清遠圖》等自唐至清歷代畫作不下200多件；其中既有明末“蘇州片”，也有清當代作偽的古代“巨跡”或當時“四王”的“名筆”。更有少數人如高士奇，他故意把自己收藏中的精品留在家中另立秘冊，而將偽劣、價廉之品進呈給皇帝，其中一些也入了《石渠寶笈》著錄。所以說，乾隆、嘉慶兩朝的內廷鑒定水平是相當有限的。

不僅如此，文臣的鑒定還時時受到皇帝個人眼力、喜惡的制約，如被明代鄒之麟譽為“右軍之蘭亭，神而圣也”的元?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真跡現分藏臺灣故宮和浙江省博物館），傳世的明清兩代名家摹本多達10余本，乾隆就曾先是將摹本當作了真跡，反復題詠，并編入《石渠寶笈?初編》，后來真跡出現了，皇帝的尊嚴既不允許他當眾承認自己“沒眼”，又不能眼睜睜讓好東西跑掉，只好命詞臣梁詩正將黃公望真跡題為偽品，后來，此卷亦被編入《石渠寶笈?三編》。又如，乾隆喜愛蘇州的名園“獅子林”，他一生中6次南巡，5次都必到此園，并先后4次親筆摹仿元代倪瓚款《獅子林圖》畫意作圖，題詠多達9疊韻，百余首。實際上，這件在乾隆二次南巡前就已入《石渠寶笈》的手卷，是清初王的手筆，并非元人畫。類似的《石渠寶笈》著錄作品散藏于國內外的各大博物館及私人手中，如元人偽李公麟《臨韓獅子圖》在遼寧博物館、明人偽蘇軾《御書頌》在北京圖書館、南宋人畫后加燕文貴款《秋山蕭寺圖》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等等。可見，“《石渠寶笈》著錄”并不能為書畫的真假、優劣作十分的保證。如果不去對一位書畫家的創作規律做深入、精細的研究，不客觀地看待《石渠寶笈》作為清代宮廷對古代藝術的一種總結記錄所存在的片面性，那么，對于一件作品的總體把握就會有偏差，甚至以假當真，以次為精。

《石渠寶笈》中宮廷詞臣、畫工的作品

除了唐宋元明的古代名跡，如何看待現今人們較為熱衷的《石渠寶笈》所著錄的清代宮廷繪畫，似乎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首先，雖然這些作品也是古代優秀傳統的組成部分，它或以詳實細膩的筆觸和視角記錄了史實，或以絢爛逼真的花鳥、講求謹嚴法度的山水等體裁裝點了宮苑和帝后生活。《石渠寶笈》和《秘殿珠林》中著錄了康熙、雍正、乾隆和嘉慶皇帝等人以及活躍在當時的宮廷畫師、文學侍臣和皇室貴胄的書畫作品。如西洋畫家郎世寧的繪畫入《石渠寶笈》著錄的有53件，乾隆的兒子親王永的作品有38件，詞臣張照的作品167件……但從整體地位看，它只是以文人畫為主流的中國繪畫史上的一個小小分支，從宮廷繪畫的數量上講，也是滄海一粟，對于任何一位畫家一生的創作來講，更是只鱗片甲。

許多著名的宮廷畫家的精品并沒有進入《石渠寶笈》，有的是因為皇帝并不十分欣賞；有的因為尺幅巨大的貼落，包括不少繪有乾隆及其他皇帝形象的，如郎世寧的不少各種背景的《弘歷行樂圖》，本來是作為裝飾畫被貼在避暑山莊或圓明園的一面墻上，后來被揭下裝裱成軸。又如著名的《平安春信圖》以及郎世寧與中國畫家合作完成的《弘歷射虎圖》、《弘歷哨鹿圖》等大批反映宮廷生活實景的畫作也都未入《石渠寶笈》著錄。它們的未入《石渠寶笈》，并不是題材和水平的問題，更多的是因為皇帝命人創作這些作品的初衷，并非是要“賞玩”，而是看重它們的紀實功能，許多帶有皇帝形象的杰作，都是作為廳堂裝飾貼在墻壁上的。未經著錄的大多還有的是原來被皇帝相中的作品，而且水平確實好的畫作，有的都已經鈐蓋了“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等印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沒能最終入編《石渠寶笈》，甚至一些作品畫心上的“乾隆御覽之寶”印章又被用小刀摳去，只留下一個淡紅的印痕，如故宮藏李世倬《木蘭秋景圖》冊，此冊以淡墨輕色，描繪皇帝出塞狩獵的場景，關山綿亙，駿馬疾馳，帳幕聳立，野炊裊裊。畫中以一個隨駕文人的視角，既真實又寫意地再現了帝王的巡游生活，是難得的山水、人物畫佳作，但最終也并未入《石渠寶笈》。李世倬出身漢軍，自其祖、父輩輒隸屬在怡親王胤祥門下，他自己也擔任過如湖北布政使、大理寺卿等職。為官之余，創作了大量的繪畫，其中很多是以描寫帝王出巡、游獵場景的作品，是一個多產且多才的文臣，《石渠寶笈》僅收錄了他的12幅作品，《中國古代書畫圖目》收錄的就更少得可憐。與存世的近百件作品相比，這些并不全是他最精的，也并不能代表李氏藝術的全貌。由此可見，單單以一個書畫家的作品是否被《石渠寶笈》著錄過來判別它的優劣是很幼稚的，會使人與許多優秀的作品失之交臂。

清代皇帝的書畫

在《石渠寶笈》中，順、康、雍、乾、嘉五朝皇帝的書畫著錄的數量也多達數千件。這些特殊作者的特殊作品，從它們所包含的人文內涵、創作數量以及藝術水準都是最為精良的，單單看它們的裝潢形式和材質，都是極盡瑰麗奢華，在藝術性與工藝性的完美結合方面也是任何朝代無法比擬的。但是，由于皇帝書畫絕大多數都保留在北京故宮，外間流傳極少，即使偶爾出現三、五件，并不一定都是經《石渠寶笈》著錄過的，藏家對于這些作品的熱情明顯的不如有《石渠寶笈》著錄的高。實際上，帝王書畫只要是其親筆就有其獨特性，是否經《石渠寶笈》著錄并不是首要的因素。

皇帝書畫的鑒藏尤其講究是否為皇帝的親筆，是因為皇帝書畫存在普遍的現象，因此，不能以文人畫的標準來衡量作品優劣，畢竟他們不是職業的書畫家，也沒有受過長期、艱苦而系統的繪畫基本功訓練，因此，往往那些看去寫、畫得極不在行的才是皇帝親筆真跡。

順治皇帝的書法的情況不多，因順治篤信佛教，故其存世作品以書寫習字帖和佛家偈語較多。至今，北京故宮還保存著順治習字時的字頁，現存的順治帝習字帖類似兒童用的描紅，不少在作品邊側記有寫作日期，大致是從順治十三年秋至順治十五年夏，可見他開始學習漢族文化的年歲并不早。帖的每個字邊還有漢文師父的圈點。順治的書法經《石渠寶笈》和《秘殿珠林》著錄的共20件作品，其中以御書禪語軸、御書七佛偈卷、世祖御書語錄卷等為一類，以御臨蘇軾滿庭芳詞卷、御書王維詩軸等為一類。故宮現藏的順治書畫數量本極有限，而經《石渠寶笈》或《秘殿珠林》著錄的更是稀少。

順治皇帝的繪畫的人是戴明說，善畫墨筆竹石，亦工山水，受董其昌影響較多。其畫墨氣淋漓，筆致飽滿，為一時名家，受到了順治皇帝的破格賞識。如鑒藏家徐宗浩題戴畫時所說：“詩名德業重當時，余事朝朝寫竹枝。世廟錫章真異數，大哉尊寵一人知。”現存的順治款繪畫，從繪畫的筆墨水平看，基本是經過戴明說或潤色的。大致有兩種面貌，一是墨竹，一是多用披麻皴的墨筆山水。雖然一些清人筆記中和畫史中有關于順治帝也能書、畫甚至能指畫的記載，但考察現存順治款的繪畫，筆墨較為稚拙，并不十分在行。

據清人筆記及觀察《石渠寶笈》等書，可知康熙皇帝也是能書善畫的，但是，他的單件繪畫作品極其少見；書法作品存世數量也不算多，如行書凱旋聞雁詩軸、行書塞外新秋五律軸、小楷臨趙平泉圖記卷、楷書避暑山莊記冊等在研究康熙的生活及其施政都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其作品從書法藝術的角度看，他的書法主要取法明代董其昌、文征明，不論是結構還是用筆，都大氣磅礴，以骨力取勝，達到了相當的水準。

雍正皇帝是不太能畫的，他的書法經《石渠寶笈》著錄的數量也很可觀，共48件。雍正以行書見長，書法穩健凝重。他的云龍黃絹本《行書柏梁體詩序卷》現藏北京故宮，卷中表達了“朕繼大統，惟朝乾夕惕，兢兢仰法……欲昭圣祖養育之恩”的心情，是反映雍正繼位初期政治和宮廷活動的寶貴史料。雍正的長幅對聯真跡外間并不多見，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在北京嘉德公司拍賣時被一位華裔藏家以15萬元的價格購得。

乾隆皇帝的書畫在清代帝后書畫中占據了最大數量，也代表了最高質量。現存故宮博物院的清宮舊藏乾隆繪畫約計2000件（套），有明確紀年的約占總數的一半。而書法數量更為龐大。排比分析乾隆的繪畫也可發現，除了每年新正養心殿試筆寫“福”字、書《心經》、作《歲朝圖》等應景之作以及仲冬月為皇太后壽辰作畫之外，乾隆繼位之初的10年間書畫作品很少，他的創作頻率與題材漸次增多和豐富是在乾隆十三年之后，直至乾隆四十五年，是他書畫創作的極盛期。此后，作品逐年減少，乾隆五十二年以后到他去世，每年除新春《歲朝圖》之外或無作品，或只一、二件而已。即使在他創作的多產期內，遇有特殊的年份或重大事件也都有很多變化，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孝賢皇后崩、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太后崩，都是他作品大量減少的年份。

乾隆的書法數量龐大，除了大量的即興詩文和臨古之作的卷軸外，更有數以千計的對聯、匾額。其書法主要取法趙孟的秀媚瑰麗，并影響和帶動了整個宮廷書法的審美取向。在書法上，他的作品也不少，尤其是長篇巨制或匾額一類。乾隆的畫作，有創作年份可考的最早是雍正十年（1732年）秋所作《三余逸興圖卷》和《九思圖卷》，時年僅22歲；最遲的是作于嘉慶三年（1798年）的《戊午歲朝圖軸》，年88歲。在這些作品中，花鳥、雜畫小品在數量上占2/3還強，其次是山水、再次是人物、佛像及仕女畫，另外還有一部分寫生、紀游的花卉、山水、走獸畫。乾隆的書畫經《石渠寶笈》和《秘殿珠林》著錄的是清帝中最多的。但凡是署款是他的書畫，未必就是他的親筆。比如山水有董邦達，人物“開臉兒”有郎世寧，衣紋有金廷標、丁云鵬等。雖然如今我們還是將這類作品歸為乾隆的“御筆”，但即使是這樣的作品入了《石渠寶笈》，也只能算是為皇帝“圣學”之“淵博卓絕”、“神動天隨”的把戲，增加了些許虛假的光環而已，這類作品的價值并非在于“御筆”，而更多的是在宮廷畫院的研究上的資料價值，它們被無知者或“有心者”在近一、兩年逐步炒高的價格，今后會隨著藏家對中國古代書畫全面、深入的學習而顯現出其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