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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范文1

關鍵詞：第二次轉型期； 群眾體育； 運行模式； 群眾體育運行

中圖分類號：G8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315（2013）1-169-001

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后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和趨勢來看，至少應包括兩次大的轉型與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開啟的經濟體制改革，其主線是經濟體制轉軌，目標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和做大經濟總量；第二次轉型的主線是發展方式轉變，目標是形成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走向富民強國。這關系到未來幾十年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在這個大背景下，“十二五”將是中國發展方式歷史轉折的關節點，也是第二次轉型與改革的歷史起點。[1]

群眾體育是體育的重要部分，它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它依托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社會的分化、社會的變革，促進社會的不斷發展，也促進了群眾體育的不斷發展。同時它又對社會的發展起促進作用。

一、相關概念

1.群眾體育運行

是指群眾體育自身的運動、變化和發展，其運行大體包括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縱向運行是指群眾體育自身的變化、發展，橫向運行指群眾體育發展的某一階段上，群眾體育諸要素、系統與社會諸系統的交互作用。

2.群眾體育運行模式

是指國家運用行政的、法律的或社會的等手段對群眾體育的運行進行調節和控制的方式。

3.第二次轉型期

為區別以1978年開啟的，其主線是經濟體制轉軌的經濟體制改革，本文所指的第二次轉型期是指以“十二五”為歷史起點的，以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的經濟體制改革。

二、其他國家群眾體育運行模式比較

1.以社會指導和市場調節為主的運行模式

這種模式主要以美國、巴西、德國為代表。這種模式不是運用行政手段予以干預，而是通過法律、法規等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從總體上規定群眾體育運行的方向，建立運行框架和基本準則。它運用經濟政策改變群眾體育市場運行條件來誘導群眾體育符合宏觀計劃目標。

2.以政府行政干預為主的運行模式

這種模式典型的國家有加拿大等。這是一種比較集中的群眾體育管理模式，國家集權行政直接干預群眾體育的運行，社會組織和市場只起到輔助調控作用。

3.以政府行政干預與社會組織干預相結合的運行模式

這種模式的典型國家有法國、日本和韓國等。群眾體育在政府和社會兩股力量的調控下，在既集權又社會化的中間狀態下運行。

三、第二次轉型期之前的群眾體育運行模式分析

1.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時期群眾體育運行模式分析

計劃經濟時代，我國的體育發展主要強調國家的需要和一元化管理，體育事業曾長期被當作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的內容列入政府工作計劃。采用由國家對體育統一計劃、統一管理、統一撥款、統一發展的運行模式，這種模式是傳統國家行政垂直管理模式，是在當時生產力低下，經濟極其落后的情況下集國家有限的人力、財力、物力來最大限度地發展體育事業，這種集中力量辦體育拿金牌的以競技體育為中心的體育運行模式與我國當時的國情基本相符。

2.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群眾體育運行模式分析

改革開放初期1980年至1986年間，國家體委確定的體育改革的重點依然是發展競技體育，當然這與所處的歷史有關。1986年的《國家體委關于體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草案）》提出推進體育社會化的改革，但是在“現行的領導體制基本上是可行的”前提下提出的，突出體委系統的主要行政領導地位，即強調國家的行政干預，倡導體育是全民的事業，各行各業體育工作應由其主管部門負責。

四、群眾體育運行模式選擇依據

1.社會經濟基礎條件

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基礎制約著群眾體育的發展。當一個國家社會經濟基礎低下，國民溫飽尚待解決時，社會是無法也無力發展群眾體育時，政府就成為群眾體育運行的主要承擔者和支持者。當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到相當水平，國民富裕，具備群眾體育運行的經濟和物質環境時，才能談得上群眾體育社會化。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國家政府到老百姓個人，對體育健身的重視程度逐步加強。為群眾體育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群眾體育工作正逐步走向社會化，但也存在不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經濟發達地區、城市的群眾體育開展廣泛、社會性強，產業化、市場化程度較高，而有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特別是農村的群眾體育發展緩慢。

2.群眾體育自身的社會基礎狀況

群眾體育的自身社會基礎狀況包括群眾體育自身的性質與發展程度。群眾體育的自身性質是群眾體育的社會功能和對國民和國家的影響，群眾體育自身的性質對其運行模式的選擇是關鍵性的。

五、第二次轉型期群眾體育運行模式選擇建議

綜上所述，第二次轉型期中國群眾體育運行模式是政府干預為主的模式，逐步向以政府行政干預與社會組織干預相結合的運行模式發展，并將最終走向以社會指導和市場調節為主的運行模式的道路。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群眾體育的社會化不可能一步到位，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因此，我國群眾體育運行模式的選擇不能一概而論，應具有多元性，對于社會經濟基礎好，群眾體育自身社會基礎好，群眾體育開展廣泛，社會化、市場化較高的地區、城市，可采用社會投資，社會指導和市場調節的運行模式。對于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群眾體育發展落后地區、農村，可采用政府投資和行政干預的運行模式。

參考文獻：

[1]楊軍.經濟發展方式如何轉變——專訪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J]南風窗，2010，（21）：31-33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范文2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梢勻我庋竦模僑【鲇諶死嘍宰勻喚緄娜鮮凍潭群透腦炷芰Γ瓷Φ姆⒄顧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攬俊叭說囊覽倒叵怠崩湊絞ぷ勻唬闋隕淼男枰餼褪僑擻胱勻恢淶摹白勻瘓謾筆逼冢壞鄙Φ姆⒄鉤魷至松緇岱止ぃ卑樗胬投曬辛聳S嘍接兄埔院螅擻胱勻壞奈鎦時浠還叵稻鴕⒃凇耙暈锏囊覽敵暈〉娜說畝懶⑿浴斃問繳希慈嗣峭ü吧唐方換弧鋇男問嚼詞迪致闋隕淼男枰嬤死嗌緇峋沒疃男問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謾狽⒄故逼冢壞鄙緇嶸Φ母叨確⒄梗股緇岵聘壞囊磺性慈汲浞鐘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諞恍枰接兄埔菜嬤觶鋈說玫餃娣⒄梗鞘比死嗌緇峋沒疃問驕筒恍枰ü敖換弧鋇男問嚼詞迪鄭簿筒恍枰凹壑怠輩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蔥璺峙洹鋇男問嚼綽闋隕淼男枰傭搿安肪謾鋇姆⒄菇錐巍?/P>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沼詒蝗鮮讀說謀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潁緇岬納拚刺腿夢揮詘湊丈緇嶙芴搴兔扛齔稍鋇男枰隕械納緇岬撓屑蘋牡鶻凇！盵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經濟”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問題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內容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梢勻我庋竦模僑【鲇諶死嘍宰勻喚緄娜鮮凍潭群透腦炷芰Γ瓷Φ姆⒄顧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攬俊叭說囊覽倒叵怠崩湊絞ぷ勻唬闋隕淼男枰餼褪僑擻胱勻恢淶摹白勻瘓謾筆逼冢壞鄙Φ姆⒄鉤魷至松緇岱止ぃ卑樗胬投曬辛聳S嘍接兄埔院螅擻胱勻壞奈鎦時浠還叵稻鴕⒃凇耙暈锏囊覽敵暈〉娜說畝懶⑿浴斃問繳希慈嗣峭ü吧唐方換弧鋇男問嚼詞迪致闋隕淼男枰嬤死嗌緇峋沒疃男問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謾狽⒄故逼冢壞鄙緇嶸Φ母叨確⒄梗股緇岵聘壞囊磺性慈汲浞鐘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諞恍枰接兄埔菜嬤觶鋈說玫餃娣⒄梗鞘比死嗌緇峋沒疃問驕筒恍枰ü敖換弧鋇男問嚼詞迪鄭簿筒恍枰凹壑怠輩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蔥璺峙洹鋇男問嚼綽闋隕淼男枰傭搿安肪謾鋇姆⒄菇錐巍?/P>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沼詒蝗鮮讀說謀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潁緇岬納拚刺腿夢揮詘湊丈緇嶙芴搴兔扛齔稍鋇男枰隕械納緇岬撓屑蘋牡鶻凇！盵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范文3

一對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的再認識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1]爭論由此產生。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對“生產方式”的解釋：一是“生產關系說”，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說”，三是“生產的技術方式說”。對此，許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兩種意見來認識“生產方式”，那么，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規定就存在著邏輯上的毛病，而馬克思是通曉邏輯的。如果按第三種意見來理解“生產方式”，那么，《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就是生產的技術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樣一來，上述規定雖然不存在邏輯上的問題，但它卻同馬克思的下述論斷發生了矛盾。馬克思講：“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財富的特殊社會形式，或者不如說是財富生產的特殊社會形式。”[2]生產的技術方式是一個生產力的范疇，不屬于生產的社會形態，因而不能列入《資本論》的研究對象。

最近，吳易風教授在他的《論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一文中，提出了“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吳教授認為這一原理是“理解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的關鍵”。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即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傭勞動和資本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3]。吳教授將人們所熟知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原理拓展為“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的確深化了我們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認識。并且，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解釋為“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一步解釋，即“即”與“也就是”后面的內容，仍然使人感覺到它與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的規定之間有或多或少的聯系。“資本主義條件下”是否可理解為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為勞動力與生產資料以生產資本的形式相結合，從而資本家雇傭勞動者呢？如果這樣，那么，生產方式等于生產關系。如果這樣，這豈不是也將《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狹窄化了嗎？

因此，問題的關鍵仍然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不是“生產方式”作何理解。

我們認為，盡管馬克思在整個《資本論》中，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范疇，是從多種含義上使用的。但是，從《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角度使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范疇，其含義是確定的，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過程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或者說，社會生產的存在和發展采取資本經濟的方式。因此，《資本論》所研究的是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51章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一含義作了明確的論述。馬克思講：“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卻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獨特歷史規定性的生產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產方式一樣，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定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而這個條件又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并且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現成基礎；同這種獨特的、歷史規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即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中所處的各種關系，——具有獨特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4]。這個居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中間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指的是什么呢？緊接著，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開始就有兩個特征。”[5]“第一。它生產的產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產方式相區別的，不在于生產商品，而在于，成為商品是它的產品的占統治地位的、決定的性質。”[6]“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個特征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7]很顯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社會生產在價值的自行增殖過程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就是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不僅如此，馬克思在論述資本經濟方式與生產力的關系時指出：“這種為了價值和剩余價值而進行的生產，像較為詳細的說明所已經指出的那樣，包含著一種不斷發生作用的趨勢，要把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也就是把商品的價值，縮減到當時的社會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將成本價格縮減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勞動社會生產力的最有力的杠桿”[8]，在論述資本經濟方式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關系時，馬克思指出，在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條件下（即在生產資料與勞動者分離、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的條件下），資本經濟會把這種所有制再生產出來，并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由這種所有制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馬克思講：“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生產條件的這種一定的社會形式為前提，那末，它會不斷地把這種形式再生產出來。它不僅生產出物質的產品，而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產品在其中生產出來的那種生產關系，因而也不斷地再生產出相應的分配關系。”[9]很顯然，我們決不能認為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及由其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得以運動和實現的物質載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之間只能是一種“相適應”的關系。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者更明確地說，對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作進一步的考察。

馬克思講，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是每一種資本作為資本所共有的規定，或者說是使任何一定量的價值成為資本的那種規定[10]。這是抓住了與所有其他財富形式或（社會）生產發展方式相區別的資本的特征的一種抽象[11]。這就是說，首先，資本是一定量的價值，它以商品經濟的存在為前提，在理論上，價值概念先于資本概念[12]，在歷史上，“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13]。因此，資本具有歷史性。“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14]

其次，價值并不必然就是資本，只有當商品流通同時成為以增大自身為目的的價值流通時，才會有資本的存在。歷史地看，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兩種資本形式。“不僅商業，而且商業資本也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得早，實際上它是資本在歷史上更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5]

第三，資本的存在并不必然使資本支配社會生產。要使資本支配社會生產，從而成為社會生產的具有歷史規定性的獨特生產方式，還必須具備一系列條件，其中關鍵性的因素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二者的分離反映了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對生產者與勞動者分離的客觀要求，即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或其人成為生產者，勞動力的所有者成為勞動者。能使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分離的所有制不僅僅是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生產資料的聯合勞動者所有也能使、也必須使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分離，從而使聯合勞動者成為生產者，勞動者個人成為直接勞動者。在二者分離的前提下，要實現他們的結合以生產物質產品，勞動者的勞動力既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比如計劃配置下的勞動力）。在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勞動力只能采取商品的形式。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是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充分條件，但絕不是充要條件。在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情況下，生產者要進行生產，只有到市場上去購買勞動力并將其并入生產過程才有可能實現，“G-A發展到什么程度，G-Pm也發展到什么程度”[16]。從而，資本也在什么程度上支配社會生產，以價值增殖為目的的社會生產在什么樣的程度上取代以直接或間接滿足自身需要為目的的社會生產。因此，勞動力成為商品是產業資本產生、從而社會生產的資本經濟方式產生的前提條件。

第四，資本是一種財富的存在形式或一種（社會）生產的發展方式。歷史上出現過的物質財富的存在形式，有自然形式、商品和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7]與財富的存在形式相適應，人類社會經歷了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資本經濟等社會生產的不同發展方式。自然經濟以滿足生產者自身的需要為社會生產的目的，商品經濟以交換、從而交換價值為社會生產的目的，資本經濟則以價值的不斷增殖為社會生產的目的。資本經濟以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但是，它的以追求價值增殖為目的的運動會加速商品經濟的發展，從而使商品經濟成為資本經濟的外在表現，使資本經濟成為商品經濟的內在靈魂和本質。資本生產方式的趨勢是：“盡可能使一切生產轉化為商品生產；它實現這種趨勢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產卷入它的流通過程；而發達的商品生產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8]

第五，資本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但它并不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資本不是物”。它作為社會生產的一種發展方式，的確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但是，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同，進而資本的所有制不同，資本所體現的經濟關系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資本只追求在價值的運動中增殖，并不要求價值為什么會增殖，或價值增殖的源泉是什么。要探尋價值增殖的源泉，必然涉及到與此有關的社會經濟關系。在任何社會，價值增殖的源泉只能是勞動者的剩余勞動，但是，不同的剩余勞動的生產和占有關系卻能夠使資本體現不同的經濟關系。很顯然，資本究竟體現哪一種經濟關系，這取決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有制決定了雇傭工人生產、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生產資料的聯合勞動者所有決定了勞動者個人生產、聯合勞動者整體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

最后，長期以來，理論界一直將資本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同資本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完全視做同一的東西，這在認識上還有其他根源。當生產資料普遍地以資本的形式存在，并且歸于它的私人所有者資本家，由此，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種歷史的存在形式。資本的所有者天然不是資本家，但資本家天然是資本的所有者。正是由于資本家天然是資本的所有者，人們在觀念上自然也就會把資本的所有者等同于資本家，從而將資本等同于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進而將資本要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等同于資本必然體現某一經濟關系，即雇傭工人生產，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的關系。

二對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初步分析

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從17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古典革命”，使資產階級有了第一個系統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即古典經濟學。其代表人物是英國的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法國的魁奈及布阿吉爾貝爾等。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具有這樣一種特征：他們把經濟制度下階級關系的研究同既定制度下的資源配置過程，諸經濟變量之間的作用機制的研究加以結合，把經濟制度本質的分析與既定制度下經濟運行過程數量的分析結合起來[19]。亞當·斯密在其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一方面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部聯系，發現了工資和利潤、利潤和地租的對立，論述了資本主義財富增長的原因、條件、途徑；另一方面也初步闡述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機制和規律，提出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李嘉圖進一步發展了斯密的這種研究。但是，薩伊、馬爾薩斯、詹姆斯·穆勒、麥克庫勒赫等人則在“通俗化”的形式下，將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制度本身的分析與對既定制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量的分析割裂開來，把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量的研究。最具代表意義的是約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這本教科書，在該書中，穆勒一方面盡量維護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另一方面主張國家調節收入分配，改善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思稱之為“沒有生氣的混合主義”。

19世紀70年代以后，以門格爾、杰文斯、瓦爾拉、帕累托、馬歇爾等人為代表的邊際學派，完全拋棄了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身及其運行機制的古典經濟學傳統，使經濟學成了一門以論證市場機制能夠使資源有效率配置為中心的知識體系。他們從消費者行為出發來研究價值問題，認為價值決定于個人的心理過程。在此基礎上，他們用數理方法建立了關于消費者在謀取最大效用，生產者追求最大利潤的刺激下如何通過市場機制實現一國生產資源有效配置的理論。他們相信市場力量能有效地調節經濟活動，從而在生產和消費之間建立起均衡的力量。其中的杰出代表是1890年出版的馬歇爾所著的《經濟學原理》。

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地將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規定為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是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他在1932年發表的題為《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文中說：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羅賓斯的這一定義既代表了自邊際革命以來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對經濟研究對象的認識，也符合當時西方經濟學對經濟問題研究的實際。羅賓斯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這一規定發表以來，先后遭到了許多經濟學家的批判。但是，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在其所著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基本上接受了這一規定。比如說，最近出版的薩繆爾森所著的《經濟學》（第14版）和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經濟學》都延襲了羅賓斯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規定。

薩繆爾森講：“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使用稀缺資源來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把它們在不同人之間進行分配。”[20]斯蒂格利茨說：“經濟學研究的是：我們社會中的個人、廠商、政府和其他組織是如何進行選擇的，這些選擇又怎樣決定社會資源如何被利用。稀缺是經濟學的一個顯著的現象：因為資源稀缺所以選擇是必要的。”[21]盡管二人在遣詞造句方面各有自己的特點，但是，我們仍然不難發現他們二人在經濟學研究對象認識上的共同性。這種共同性包含兩層基本的含義：第一，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或者說是社會用稀缺資源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為誰生產的問題。第二，社會如何配置稀缺資源，或者說社會用什么樣的技術方式和社會制度（體制、運行機制）來配置稀缺資源，以解決這個社會經濟的基本問題。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或者說體制）對這個基本問題的解決，其方式不同，效率也不一樣。“不同的社會面臨著通過各種可供選擇的經濟制度而發生變化的需求，同時，經濟學研究一個社會可以用于配置稀缺資源的不同機制。”[22]

如果我們把資源配置問題看做是社會生產問題，那么資源配置方式問題就是一個社會組織生產的方式問題。因此，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可以進一步引申為：它研究一個社會組織生產的方式和方法。薩繆爾森等人面對的是資本主義經濟，而資本主義經濟天生就是市場經濟，資源配置問題主要靠市場經濟這種體制方式來解決。因此，他們將研究的側重點放在市場經濟的研究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盡管薩繆爾森列舉了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等可供選擇的資源配置的體制方式，但它要論述和證明的卻是市場機制對于資源的有效率配置。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所做的事情。實際上，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不管是宏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不外乎在于論證市場經濟是如何配置資源、發展社會生產的。當然，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和其他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樣，只是在市場經濟、在經濟體制層面上研究資源配置方式、社會生產方式，并沒有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從制度層面上探討資本主義的資源配置問題。他們把資本主義所有制當做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論。許多同志探討了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據此而認為，西方經濟學把生產方式逐出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實際上，西方經濟學時時處處都囿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

三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問題上的共同之處和對立性

我國學者在比較、分析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時，一般都揭示二者的對立性，很少分析二者的共同性。其實，只有在弄清二者共同性的基礎上，才能說明他們的對立性。馬克思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西方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配置稀缺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表面看來，二者毫無共同之處。前面的分析告訴我們，馬克思所講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社會生產在價值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方式，或者說就是資本經濟方式，或者說社會生產的市場經濟方式。

那么，資本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我們知道，資本經濟是社會財富存在和發展的一種方式，它以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以價值的不斷自行增殖為目的。它的存在和發展，它追求價值增殖的運動又會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技術市場等市場體系的形成。市場經濟就是“借助于市場交換關系、依靠供求、競爭、價格機制、組織社會經濟運行，調節社會資源配置和人的利益的經濟，簡言之，在市場調節下運行的經濟。”[23]“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調節方式，這種經濟運行形式通常叫做市場經濟。”[24]“市場經濟是一種私人和私有企業制定關于生產和消費的主要決策的經濟。價格、市場、盈利和虧損、刺激和獎勵的一套制度解決了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25]“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資源私有，經濟決策高度分散。……，這個制度是通過內在聯系的市場網絡和價格協調的。”[26]“今天，市場的概念包括如何進行交易的場合，盡管這些交易未必完全符合村鎮市場。……，所有這些交易過程都包括在市場經濟這個概念里。”[27]由此可見，一方面，資本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資本經濟；另一方面，資本經濟是市場經濟的內在實質和靈魂，市場經濟是資本經濟的外在表現。因此，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處就在于此。

可見，無論是馬克思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更確切地講，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他們都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都研究資本經濟，都把資本經濟看做是人類社會生產存在和發展的一種方式。換言之，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因其生產目的有別而可區分為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資本經濟、計劃經濟（或者叫做別的什么經濟）等，資本經濟只是其中的一種。在這里，之所以列出了資本經濟，而不講市場經濟，是因為資本經濟在生產目的上有別于其他生產方式，而市場經濟并不能表明其生產方式的目的何在。衛興華教授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的差別性所引出的理論思考》一文中指出：至于說商品經濟是相對于自然經濟而言的，市場經濟是相對于計劃經濟而言的，表面上看很對稱，很清晰，但經不起推敲。試問：市場經濟難道不與自然經濟相對立嗎？難道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互不相關的兩回事嗎？如果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對立，商品經濟為什么就不與計劃經濟相對立呢？衛教授是對的。因為，盡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等范疇都是對社會生產方式的理論概括，但這種概括的理論層面是不一樣的。要使我們對不同生產方式的劃分清楚明確，必須堅持標準的同一性，而最常用的標準就是社會生產的目的。馬克思就是這樣做的。

但是，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問題上依然存在著嚴格的對立性，具體地講：

第一，馬克思經濟學不僅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且研究與此相適應的生產資料資本家所有制，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在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暫時性的同時，揭示了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制的歷史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對抗性。西方經濟學并不研究資本主義私有制，相反卻把它作為研究市場經濟的既定前提。他們雖然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源配置的一種體制方式，但卻試圖證明它是配置資源的一種最有效率的方式。由于他們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同市場經濟看做是不可分的，因而，試圖證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永恒性，調和資本主義私有制所產生的各種矛盾。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范文4

關鍵詞：“先市場”機制；“后市場”機制；收入分配；效率公平觀

中圖分類號：F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8-0061-02

1 現階段的效率公平觀不應忽略“先市場”機制

1.1 “先市場”機制的存在及介入的需要

任何一個經濟生活中的問題，都離不開其所嵌入的社會生活網絡。從傳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跨越，無疑是我國經濟發展中極為關鍵的一步，然而探討我國現今的問題，并不能在單純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間進行簡單切換，而是要認識到，這兩個階段之間存在著一種過渡狀態。盡管這種過渡狀態在不同的階段可能會有所變化，但卻能提醒我們在看待改革中的問題時，切不能將問題簡單化。首先應當看到的是，在這種過渡階段中，市場機制不斷得到培育。在市場機制中，只要競爭規則是透明公正的，那么先天條件不同所帶來的差距，便不能說是不公平。但何謂先天條件不同？這是問題的關鍵之處。假如說這種“先天不足”是由權利、資源等分配不公而導致的資源占有不均，那么其所引起的貧富差距便不能歸結為“先天條件不同”。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資源應指生產性資源，而非消費性資源。“關于資源創造和分配的含義頗復雜且絕不是完全清楚的。然而，沒有某種最低程度的資源基礎，許多人將無法享有選擇不同行動方式的能力。沒有最起碼的資源，他們將極度脆弱和依賴他人，無法作出完全獨立的選擇，也無法利用表面上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機會。” 雖然這一問題并不僅僅存在于進入市場前的階段，但為了將這種早在進入市場前就存在的權利、資源等分配不均區分開來，權且將其稱為“先市場”機制。“先市場”機制的問題不僅僅關系到生產要素分配本身，更會延伸至整個生產過程，并影響生產成果的分配。

1.2 有利于減少探討效率公平關系時的偏差

有學者指出，在分析收入差距擴大同經濟改革的關系時，需要防止兩種傾向，“一種是把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出現的問題都簡單歸罪于經濟改革本身；另一種是把收入差距的擴大簡單地歸結為經濟改革所應該付出的代價”。 一方面，輿論對收入差距過大的批評，往往不僅是針對收入差距本身，而更是針對產生過大差距的一個重要前提，即進入市場時機會的不均等，如果這些輿論被片面渲染，便容易出現將收入差距擴大簡單歸罪于改革本身，而完全否定效率的局面。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擴大確實也不能簡單歸結為改革應該付出的代價，并因此完全否定公平，在我國這種過渡型的漸進改革中，付出代價可能不可避免，然而在今后如何破除“先市場”機制的弊病，并使這種公平在進入市場后得到延伸，減少不必要的代價，是現階段必須考慮的問題。

2 “先市場”機制中的效率公平觀

（1）“先市場”機制的公平是前置性的公平，如不能使各經濟主體真正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由此產生的“效率”將缺乏正義的根基、缺乏應有的人文關懷。對此的第一個疑問是，“先市場”機制中公平的缺乏，對進入市場后“效率”的影響是否被夸大？筆者認為，“先市場”機制中的公平具有決定性作用，權利分配和資源占有的差異，將導致經濟組織間或個體間付出近似的成本，卻會獲得差異較大的酬勞，在這種情況下，“先市場”機制中公平的缺乏始終牽制著市場機制。第二個疑問是，解決“先市場機制”的問題難以一蹴而就，何不放開這一問題，轉而在進入市場后的分配中進行彌補，以找到更加現實、可行的解決途徑。然而筆者認為，一方面，如前文所述，這種解決思路可能導致忽視問題的本源，而將矛盾中心轉移至市場機制本身；另一方面，進入市場后階段所能進行的彌補是有限度的，如果國家能在分配權的行使中逐步賦予經濟組織間和個體間起始的公平，才能帶來根本的收入分配格局變化。再者，如果僅在分配階段尋求解決方案，那么在“先市場”機制中處于不利地位的群體將得不到及時扶持，缺乏終極關懷的制度，即使創造出巨大的財富，其本身的合理性也將備受質疑。

（2）擴大“先市場”機制中的公平，需采取系統的解決方案。除了運用法治的力量加大對違法、違規現象的懲處外，擴大“先市場”機制中的公平，需要多方面手段的配合。①主導性手段。即逐步從制度上破除市場進入條件的不平等，也就是要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首先，在企業等經濟組織之間，除了被賦予公共職能的企業外，其他經濟主體間的壟斷須被逐漸破除，這同時也將影響不同經濟組織內部的收入分配。其次，在個體之間，需要培育和健全勞動力市場，特別是城鄉之間可以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市場，以逐步消除勞動力流動的種種障礙，為人們在參與收入和財產的分配過程中提供比較平等的機會。 更加科學、人性化的勞動力流動體系，將賦予個體間更多的公平。②配合性手段。解決了經濟組織間和個體間表面的機會不平等或許遠遠不夠，因為種種問題都與其背后的許多話題息息相關。首先，應賦予起步者更多的扶持和引導。對弱者的扶持并非應一概放在再分配階段考慮，如對于中小企業等處在起步階段，并給社會經濟帶來巨大效益的經濟組織，在現階段應給予其法律、政策上更多的支持，并充分考慮其特殊性，為其獲得更公平的準入機會提供助力。其次，應完善人才培養體系。賦予個體更充分、平等的教育資源，破除一些僵化的體制，將會惠及眾人，并為個體進入市場創造更多平等的機會。

3 市場機制中的效率公平觀

3.1 對效率的充分尊重是保持企業競爭力、維護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基礎

探討市場機制中的效率公平觀問題時首先要辨明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概念，市場機制的運行必然產生一定的收入差距，而分配不公是在先市場機制中的不公平、再分配中公平難以落實等綜合因素下產生，其與單純的收入差距不能混同。在區分先市場機制和市場機制的前提下，對于市場機制來說，選擇市場就是選擇效率。效率不應成為權利分配不公、資源占有不均的替罪羊。市場機制中的競爭帶來優勝劣汰，帶來資源的優化配置，諱言效率無益改革。唯有尊重社會成員在競爭中獲得的勞動成果，才能引導整個社會走向更加寬闊的發展道路。故而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市場機制中的初次分配仍應是以效率為主導的。有學者認為，“政府的職責是創造一個能充分激勵財富創造的社會環境……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分配上，只堅信‘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去激勵人們創造財富，到最后就沒什么東西可分了，分配只是解決貧富問題的一個方面，不是全部。”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在1956到1976年，國家實行了工資和物價的“雙凍結”，這種僵化的分配機制導致了非常不利于青年一代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勞動者積極性被遏制的情況下，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也難免會成為一潭死水。

3.2 這一時期的調整應著重制度的完善，并確立理性的目標模式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表述，似乎隱含了在初次分配中也要注重公平的涵義。第一，總的來說，進入市場機制后的初次分配仍應是以效率為主導目標的，而現階段調整的重點應放在相關制度的完善上，如確立各項標準和保障制度。因為如果缺乏制度支持，部分主體現有收益的獲得也將缺乏保障。這種制度完善有特殊的時代背景，因而具有過渡性質。例如相關報道指出，《工資條例》可望在年內出臺，其核心內容是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以及支付機制，旨在解決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和欠薪現象。 第二，這里強調的公平應當是一種“適度公平”、“理性公平”。首先，在處理這一問題上切忌一刀切，應當在區分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規模的基礎上來“限高”、“擴中”和“托低”，從而在不同地區和行業中逐步形成穩定的收入分配結構。舉例來說，目前我國私營制造業的平均利潤率僅為5%-6%，如果在較短時間內大幅度提高這些企業員工的工資，企業將有可能大量倒閉或裁員，這樣就會使得這種努力是得其反，也不利于產業升級。 其次，從生產單位等內部來看，“限高”、“擴中”和“托低”宜被處理成“一體兩翼”的關系，即著力擴大中等收入者隊伍，并在此基礎上合理限制較高收入，提高最低收入的標準，形成“橄欖型”的收入分配結構。假如在內外都能理性地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那么其與效率目標的沖突便可以緩和，而這種過渡性的調整也將沖淡進入市場前資源占有不均、權利分配不公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3.3 效率與倫理觀的沖突與融合

在如今的市場機制中，“效率”目標日益被賦予了其他的要求，如在公司法制中的企業社會責任，金融法制中的“社會責任投資”、“綠色金融”等等，都從正面或反面要求經濟主體能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還要逐漸承擔主體內外的倫理責任。有觀點指出，效率與公平背后，實際上是商業社會、經濟活動是否存在道德的問題，比起“非道義理論”來說，“道德同一論”更值得贊同，即認為商業社會也是社會的組成部分，故應遵守社會的常道，受社會倫理綱常的激勵和約束。 從經濟組織的角度來看，效率的獲取與其被賦予的倫理責任存在一定沖突，然而，如果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效率被賦予倫理責任或許確有其內在動因，并且可能會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

4 “后市場”機制中的效率公平觀

“后市場”機制描述的是在市場階段之后，由政府主導的，通過稅收、財政和社會保障等手段，對收入分配進行的再調整。在這一階段，國家分配權的行使明顯地向公平傾斜，即為縮小收入差距而進行一系列的事后調整，以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增進。首先，前文論及，“先市場”機制中問題的解決，依賴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而如能在再分配階段逐步推進相關問題，并與先市場機制中的配合性手段相結合，如再分配階段中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完善，便能夠為市場主體提供有力的支撐，逐步創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進而推動整個收入分配體系的良性循環。其次，隨著“后市場”機制和“先市場”機制的良性循環，以及市場機制中各保障制度的落實，市場機制所背負的包袱將逐漸減輕，其對“效率”目標的追求也將贏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范文5

一、激勵客體和對象趨向集中于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

在以往的激勵工作乃至當前的改革中，凡涉及激勵，往往著眼于對一般職工的獎懲和精神激勵，而對于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企業經營者來說則缺乏理論探討和實踐。其實，對于普通員工的激勵，相對來說是較為容易而次要的。由于勞動分工和生產專業化的存在和深化，每一職工的操作和工作越來越單

一、明晰和有形，確定性的工作表現為工作方法、方式、工業流程的標準化。這種細致的分工意味著可以比較容易地確定一系列準確、精密和具體的涵蓋其工作數量、工作質量和工作速度等方面的考核指標體系，并以此為基礎，確定對職工的獎懲方式和獎懲程度，合理地分配組織激勵資源。而相對來說，企業高層經營管理人員其工作主要是決策、計劃和人力資源開發，其經營管理工作的直接成果主要是主意、指令、宗旨、目標、規范、制度，是軟性的、無形的，同時其努力程度、能力、風險態度、投資傾向和決策正確性等內涉及變量和滯后顯示變量囿于信息、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很難及時準確地用簡單的考核指標來衡量。其次，企業經營者的間接勞動成果（即企業表現）具有非常復雜的背景和歸因。其可察變量（如資本利潤率、企業成長和增長速度、全員勞動生產量、產值、成本、技術進步和生產率）其特性或根源往往不是一維而是多維的，企業經營管理工作量是個復雜動態的系統，其可察因素往往是多維因素非線性作用的結果。這時偏倚、強調某一因素和特性會產生不適當的刺激作用，因此平衡各方面的因素，進行恰到好處的激勵決定著激勵機制的制定、激勵資源的合理導向和配置。再次，企業經營者的勞動成果——企業表現，非但隱含著異常復雜的背景（如努力程度、能力、風險態度）而且還受到不少非經營者所能控制因素的影響（如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混合體制下由于企業目標多元化和行政指令的干涉而導致的激勵不準確、不規范、不公平和證券市場投機行為等）。因此，對于企業經營者的激勵和誘導日益成為現代激勵理論的研究重點。

二、對企業經營者進行有效的激勵和約束

已有的激勵理論主要是從心理學和組織行為學的角度來展開研究的，激勵被認為是通過高水平的努力實現組織的意愿，而這種努力以能夠滿足個體某些需要和動機為條件。因此，流行的管理激勵理論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人的心理需求和動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激勵理論，這包括默里的需求理論、麥克萊蘭的成就激勵理論、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阿德佛的ERG理論、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另一類是以人的心理過程和行為過程相互作用的動態系統為研究對象的激勵過程理論。這種理論以系統和動態的目光來看待激勵，這主要包括弗魯姆、波特和勞勒的期望理論、亞當斯的公平理論、邁克爾·羅斯的歸因理論和軌跡控制理論、斯金納的強化理論。激勵過程理論體系較之于激勵內容理論體系從系統性和動態性的角度來說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但從根本上來說仍以對人的心理特征和以此為基礎的行為特征為出發點。而人的心理需求難以加以觀察、評估和衡量，屬于內涉變量；同時心理特征必然因人、因時、因事而異，并處于動態變化之中，各種激勵方法實施的可重復性差，由此而難以把握；再次隨著人們對于激勵條件的適應性，任何激勵因素都會變成保健因素，致使管理組織激勵資源的稀缺性和激勵因素（如工資、獎金）的剛性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沖突，使得管理激勵難以持久。因此，激勵往往被認為是屬于管理藝術和領導藝術的范疇，是一種令人敬而遠之、望而生畏的工作。

激勵，尤其是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一直是世界性的難題，以往的激勵理論和實踐中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就是最好的說明。但激勵是現代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一項職能，并依附于其他職能（如決策、計劃、人力資源開發、指揮、控制）及其衍生的目標，激勵歸根結底是在對其他職能履行狀況的評價的基礎上促進其他職能更好地開展的職能。因此，激勵工作的真正科學性在于以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性質和規律為依據，設置合理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對企業經營者進行有效的激勵和約束。

事物的性質和規律是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區別于其他事物的特征和聯系。管理工作的性質和規律是指管理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區別于一般勞動和其他工作的根本屬性和內在聯系。目前，已經探索和歸納出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9種特性，即權力性、知識性、成果無形性、效果的間接性、效益的滯后性、隨機性、創新性、信息不對稱性和二重性。企業經營者只有遵循其管理工作的性質和規律才能做好企業經營管理工作。

同時，對企業經營管理工作性質和規律的研究，也給我們提供了解決激勵和約束問題的方法論。我們可以從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性質和規律出發，設計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如根據企業經營管理工作效益的滯后性，即企業經營管理工作主要是決策、計劃和人力資源開發，與一般勞動和技術工作相比，管理工作的時效更強，其效益具有滯后性，企業管理工作的成果與失誤可能經過若干年后才能顯示出來，企業當前的效益可能得益于當前管理決策的正確，也可能是以犧牲今后的長遠效益為代價的。我們可以設計出年薪制、遠期收入制、股票購買權、長期雇傭制、資產連帶制、決策責任制等激勵約束機制。又如企業經營管理工作具有權力性，管理就是通過其他人來完成工作，是籌劃、組織和控制一個組織或群體的工作。凡是直接生產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獨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管理工作具有權力性，即指揮別人的權和強迫別人服從的力。管理要通過各種職能機構和人員的職、權、責活動來進行，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無論職位高低、責任輕重，都擁有一定的權力。人們除了擁有對企業的控制權力以外，還不同程度地對企業資產享有剩余索取權（包括股權、債權、紅利、獎金、薪金），合理地擁有權力是做好管理工作的有效激勵因素。因此，又可以設計出團隊生產、民主管理、參與式管理、工作擴大化、工作豐富化、股份合作制、管理激勵和產權激勵的適度結合等多種方法方式。

三、從激勵方法、方式的研究過渡到對經濟機制的設計和研究

打開企業“黑箱”并加以抽象，企業作為有機聯系的自組織系統主要包含和充斥兩種主要的關系——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處于管理系統中的核心位置，通過四通八達的信息網絡與物（包括生產資料、生產設備、資金、運輸工具等）和其他人相聯系。一方面，在人與物形成的對立統一中，人與物之間主要存在著知識的信息不對稱。由于真正的生產力是作為死的勞動的物的因素和作為活的勞動的人的因素相結合的產物，而且生產力的大小即物的因素在生產力中所起的作用取決于人的能力的發揮，因此，激勵就必須使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首創性得到充分的發揮，不斷努力學習和創新，使人減少對物的知識的不對稱，最大限度地使自己的認識與客觀物質世界相一致。另一方面，在人的組織系統中也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在企業經營管理中，企業經營管理工作者處于信息交匯中心，與企業外部管理層，如企業資產所有者或上級主管部門相比，企業經營者（即人）掌握的信息多或具有信息優勢，而委托者掌握信息少，或處于信息劣勢，同時企業內部各個階層之間也存在著這種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包括動機不對稱和知識不對稱，從理論上講，知識不對稱是可以解決的，而動機不對稱則難以克服。信息不對稱又必然導致逆選擇行為和敗德行為。新晨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范文6

在以往的激勵工作乃至當前的改革中，凡涉及激勵，往往著眼于對一般職工的獎懲和精神激勵，而對于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企業經營者來說則缺乏理論探討和實踐。其實，對于普通員工的激勵，相對來說是較為容易而次要的。由于勞動分工和生產專業化的存在和深化，每一職工的操作和工作越來越單一、明晰和有形，確定性的工作表現為工作方法、方式、工業流程的標準化。這種細致的分工意味著可以比較容易地確定一系列準確、精密和具體的涵蓋其工作數量、工作質量和工作速度等方面的考核指標體系，并以此為基礎，確定對職工的獎懲方式和獎懲程度，合理地分配組織激勵資源。而相對來說，企業高層經營管理人員其工作主要是決策、計劃和人力資源開發，其經營管理工作的直接成果主要是主意、指令、宗旨、目標、規范、制度，是軟性的、無形的，同時其努力程度、能力、風險態度、投資傾向和決策正確性等內涉及變量和滯后顯示變量囿于信息、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很難及時準確地用簡單的考核指標來衡量。其次，企業經營者的間接勞動成果（即企業表現）具有非常復雜的背景和歸因。其可察變量（如資本利潤率、企業成長和增長速度、全員勞動生產量、產值、成本、技術進步和生產率）其特性或根源往往不是一維而是多維的，企業經營管理工作量是個復雜動態的系統，其可察因素往往是多維因素非線性作用的結果。這時偏倚、強調某一因素和特性會產生不適當的刺激作用，因此平衡各方面的因素，進行恰到好處的激勵決定著激勵機制的制定、激勵資源的合理導向和配置。再次，企業經營者的勞動成果——企業表現，非但隱含著異常復雜的背景（如努力程度、能力、風險態度）而且還受到不少非經營者所能控制因素的影響（如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混合體制下由于企業目標多元化和行政指令的干涉而導致的激勵不準確、不規范、不公平和證券市場投機行為等）。因此，對于企業經營者的激勵和誘導日益成為現代激勵理論的研究重點。

二、對企業經營者進行有效的激勵和約束

已有的激勵理論主要是從心理學和組織行為學的角度來展開研究的，激勵被認為是通過高水平的努力實現組織的意愿，而這種努力以能夠滿足個體某些需要和動機為條件。因此，流行的管理激勵理論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人的心理需求和動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激勵理論，這包括默里的需求理論、麥克萊蘭的成就激勵理論、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阿德佛的ERG理論、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另一類是以人的心理過程和行為過程相互作用的動態系統為研究對象的激勵過程理論。這種理論以系統和動態的目光來看待激勵，這主要包括弗魯姆、波特和勞勒的期望理論、亞當斯的公平理論、邁克爾·羅斯的歸因理論和軌跡控制理論、斯金納的強化理論。激勵過程理論體系較之于激勵內容理論體系從系統性和動態性的角度來說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但從根本上來說仍以對人的心理特征和以此為基礎的行為特征為出發點。而人的心理需求難以加以觀察、評估和衡量，屬于內涉變量；同時心理特征必然因人、因時、因事而異，并處于動態變化之中，各種激勵方法實施的可重復性差，由此而難以把握；再次隨著人們對于激勵條件的適應性，任何激勵因素都會變成保健因素，致使管理組織激勵資源的稀缺性和激勵因素（如工資、獎金）的剛性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沖突，使得管理激勵難以持久。因此，激勵往往被認為是屬于管理藝術和領導藝術的范疇，是一種令人敬而遠之、望而生畏的工作。

激勵，尤其是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一直是世界性的難題，以往的激勵理論和實踐中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就是最好的說明。但激勵是現代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一項職能，并依附于其他職能（如決策、計劃、人力資源開發、指揮、控制）及其衍生的目標，激勵歸根結底是在對其他職能履行狀況的評價的基礎上促進其他職能更好地開展的職能。因此，激勵工作的真正科學性在于以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性質和規律為依據，設置合理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對企業經營者進行有效的激勵和約束。

事物的性質和規律是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區別于其他事物的特征和聯系。管理工作的性質和規律是指管理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區別于一般勞動和其他工作的根本屬性和內在聯系。目前，已經探索和歸納出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9種特性，即權力性、知識性、成果無形性、效果的間接性、效益的滯后性、隨機性、創新性、信息不對稱性和二重性。企業經營者只有遵循其管理工作的性質和規律才能做好企業經營管理工作。

同時，對企業經營管理工作性質和規律的研究，也給我們提供了解決激勵和約束問題的方法論。我們可以從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性質和規律出發，設計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如根據企業經營管理工作效益的滯后性，即企業經營管理工作主要是決策、計劃和人力資源開發，與一般勞動和技術工作相比，管理工作的時效更強，其效益具有滯后性，企業管理工作的成果與失誤可能經過若干年后才能顯示出來，企業當前的效益可能得益于當前管理決策的正確，也可能是以犧牲今后的長遠效益為代價的。我們可以設計出年薪制、遠期收入制、股票購買權、長期雇傭制、資產連帶制、決策責任制等激勵約束機制。又如企業經營管理工作具有權力性，管理就是通過其他人來完成工作，是籌劃、組織和控制一個組織或群體的工作。凡是直接生產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獨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管理工作具有權力性，即指揮別人的權和強迫別人服從的力。管理要通過各種職能機構和人員的職、權、責活動來進行，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無論職位高低、責任輕重，都擁有一定的權力。人們除了擁有對企業的控制權力以外，還不同程度地對企業資產享有剩余索取權（包括股權、債權、紅利、獎金、薪金），合理地擁有權力是做好管理工作的有效激勵因素。因此，又可以設計出團隊生產、民主管理、參與式管理、工作擴大化、工作豐富化、股份合作制、管理激勵和產權激勵的適度結合等多種方法方式。

三、從激勵方法、方式的研究過渡到對經濟機制的設計和研究

打開企業“黑箱”并加以抽象，企業作為有機聯系的自組織系統主要包含和充斥兩種主要的關系——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處于管理系統中的核心位置，通過四通八達的信息網絡與物（包括生產資料、生產設備、資金、運輸工具等）和其他人相聯系。一方面，在人與物形成的對立統一中，人與物之間主要存在著知識的信息不對稱。由于真正的生產力是作為死的勞動的物的因素和作為活的勞動的人的因素相結合的產物，而且生產力的大小即物的因素在生產力中所起的作用取決于人的能力的發揮，因此，激勵就必須使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首創性得到充分的發揮，不斷努力學習和創新，使人減少對物的知識的不對稱，最大限度地使自己的認識與客觀物質世界相一致。另一方面，在人的組織系統中也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在企業經營管理中，企業經營管理工作者處于信息交匯中心，與企業外部管理層，如企業資產所有者或上級主管部門相比，企業經營者（即人）掌握的信息多或具有信息優勢，而委托者掌握信息少，或處于信息劣勢，同時企業內部各個階層之間也存在著這種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包括動機不對稱和知識不對稱，從理論上講，知識不對稱是可以解決的，而動機不對稱則難以克服。信息不對稱又必然導致逆選擇行為和敗德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