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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長制工作典型案例范文1
近年來，浙江省扶持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卓有成效，特色鄉村、美麗鄉村、民宿經濟一直走在全國前頭。浙江省財政廳總結試點經驗，梳理出了浙江村級集體經濟十大發展模式及經驗典型案例。這10種模式是：資源開發型、物業經營型、資產盤活型、資本運營型、基金運作型、村莊經營型、產業發展型、生產服務型、村落建設型、土地股份合作型。有些值得借鑒參考。
近年來，浙江省深入開展扶持村級集體經濟發展試點工作，積極探索村級集體經濟實現方式，取得顯著成效。
近日，浙江省財政廳總結試點經驗，梳理出了浙江村級集體經濟十大發展模式及經驗典型案例，并對外公布，以期互相學習、共同提高。
一
資源開發型
憑借土地、山水、田園等特色自然資源，開發增收項目，實現村級集體經濟穩定增長。
【典型案例】
開化縣長虹鄉霞川村大石龍水電站增效擴容技改項目
霞川村由原霞塢、河灘村調整新設，地處開化縣西部邊陲，毗鄰江西省婺源縣江灣鎮東頭村。由于位置偏遠、交通不便、地寡林茂，霞川村村集體無經營性收入，全村70%以上的青壯年外出務工，是十里八鄉“有名”的經濟薄弱村。
為增強村級集體經濟的“造血”功能，近年來，霞川村積極探索實踐多元化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有效途徑，將目光瞄準了村里現有資源——大石龍水電站。水電站建于上世紀70年代，前幾年因機器老化故障、承包到期無人維護等原因關停，2017年大石龍水電站增效擴容技改項目列入省級扶持村集體經濟發展試點，總投資近300萬元。經過規范化、專業化的設計建設，大石龍水電站發電機順利完成改造，發電能力可達320千瓦，于2018年正式投入運行并成功并網發電。
大石龍水電站通過增效擴容技改，每年為村集體帶來40萬-60萬元的穩定收入，使霞川村一舉摘掉了集體經濟薄弱村的“帽子”。同時，霞川村的水能資源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有力改善了當地生態環境和村民生產生活條件，實現了農村水電持續健康發展。
二
物業經營型
引導、扶持村集體利用集體所有的非農建設用地或村留用地，興建標準廠房、專業市場、倉儲設施、職工生活服務設施等，通過物業租賃經營等方式，增加村集體收入。
【典型案例】
縉云縣溶江鄉洪坑橋村農貿市場遷建工程
洪坑橋村位于縉云縣東部，距縣城16公里，是溶江鄉政府所在地。按照當地習俗，每逢農歷“一”“六”是溶江鄉的集市，由于無固定經營場所，集市時馬路沿邊擺滿攤位，被稱為“馬路市場”。至今，“馬路市場”已存在30多年，交通安全、環境污染問題日益突出，每年需花費維護成本近10萬元。
為徹底取締以路代市、占道經營的“馬路市場”，溶江鄉政府、村兩委積極謀劃洪坑橋村農貿市場遷建工程，按照縉云縣南鄉最大農貿市場、茶葉交易中心的目標定位，安排建設用地8畝，新建一個停車場、攤位、公廁、水電設施等基礎設施完備的農貿市場。項目總投資180萬元，其中省級扶持村級集體經濟試點資金128萬元，地方財政資金10萬元，村級自籌42萬元。
經過溶江鄉政府、村兩委和當地村民的共同努力，2018年，歷時5個月的新農貿市場順利建成并投入使用，共有200余名攤位業主入駐新農貿市場，實現村集體經營性收入近28萬元。此外，通過收取集市臨時攤位租金、茶葉交易場地租金、夜宵攤租金等方式，新農貿市場為洪坑橋村村集體經濟輸入了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
三
資產盤活型
對村集體閑置的會堂、廠房、祠堂和廢棄學校等設施，通過公開拍賣、租賃、承包經營、股份合作等多種方式進行盤活，增加村集體收入。
【典型案例】
東陽市六石街道張麻車小區文化創客項目
六石街道張麻車小區現有村民165戶、586人，多次獲得“東陽市五好（示范）農村黨支部”“六石街道招商引資先進村”等榮譽稱號。
六石街道張麻車小區文化創客項目總投資425萬元，其中財政補助200萬元，村級自籌225萬元。項目利用小區及周邊閑置房屋、廠房、老電影院等資源，委托公司統一管理、統一設計、統一施工，以美化提升村居環境為基礎，著力打造獨具特色的休閑文化旅游街區。小區按照“修舊如舊”理念對原有建筑進行修整加固，并在此基礎上融入虛實互動3D視覺墻繪，將泥墻、赤膊墻和水泥墻裝扮成一道道靚麗的風景線，顯著提升道路兩側及周邊的村居環境和商業品位，提高街區房屋總體租金水平。同時，小區引進專業文創公司，策劃打造青年創客社區，發展集娛樂、休閑、辦公于一體的輕奢眾創社區，助力青年創業創新，實現居民小區和創客社區輻射互動。
項目建成后，張麻車小區從一個老舊街區蛻變成為集文化、休閑、創業于一體的優選之地。通過游客觀光、餐飲、商鋪出租、承接影視劇拍攝等方式，實現年營業收入30多萬元，有力帶動第三產業發展，幫助村民就業、增收。
四
資本運營型
將村集體歷年積累的資金、土地補償費等貨幣資產，通過參股經營等方式轉為經營資本，獲取股金、利息和資產增值等資本運營收入。
【典型案例】
金華市婺城區：集體經濟發展小微企業創業園項目
婺城區西南山區是省內典型的飲用水源涵養功能區，有5座中型水庫，是百萬市民的“大水缸”。為更好保護飲用水源，關停了周邊的民宿、農家樂、鄉村旅游等經營項目，導致部分村集體“返薄”。
飲用水源涵養功能區行政村以“飛地”形式參與婺城區村級集體經濟產業園項目，推進飲用水源涵養功能區村級集體抱團致富。項目總投資1.28億元，其中，國有資本6000萬元，村級入股6800萬元，涉及參股村85個。為降低經濟薄弱村參與項目的融資成本，村級入股的資金中包含省級試點資金1350萬元和區財政配套補助1350萬元。同時，婺城區政府與當地農商銀行聯合推出金融消薄產品——“鄉村振興·富村貸”，經濟薄弱村可按3.625‰的月息享受基準貸款利率，額度最高可達50萬元；此外，對參與集體經濟發展項目的經濟薄弱村，給予70%的貸款貼息。產業園重點發展汽摩配產業，委托第三方運營團隊開展廠房出租、小微企業入駐、基礎設施維護、消防安全等日常經營管理。
“飛地抱團”項目形式，打破了地域、資源限制，讓更多行政村得以參與。園區建成后，可供10個左右汽摩配小微企業入駐，每年可產生租賃收入約1000萬元，減除稅費、運營成本等必要開支后，85個參股村平均每村每年可獲得經營性收入5萬元以上。
五
基金運作型
利用各級財政扶持資金和村級自籌資金組建發展集體經濟基金池，由政府國資公司負責運作，營利收入返還給納入扶持范圍的經濟薄弱村。
【典型案例】
三門縣：基金式扶持為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添磚加瓦
三門縣的經濟薄弱村數量多、資源匱乏，主要通過異地建造或購置物業來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為加快經濟薄弱村脫困轉化，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三門縣探索推行基金式扶持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模式，確保村集體獲得穩定收益。
通過省以上財政補助資金1500萬元、縣級配套資金200萬元、村集體自籌資金設立基金，由三門縣農村綜合改革領導小組管理，用于扶持經相關部門確認的經濟薄弱村。基金運作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對于目前無自主發展項目的經濟薄弱村，經有關部門確定列入三門縣村級經濟發展有限公司股東的，基金暫存該公司，公司再將資金委貸給縣國司，國司給付的利息收入每年以股東紅利方式拔付給股東，作為經濟薄弱村的經營收入；二是對于列入基金式扶持的經濟薄弱村，有較為成熟的發展村集體經濟項目的，經有關部門審核同意，可退回其投資款，專項用于項目建設。
基金設立6年以來，共取得利息收入近1100萬元，支付扶持村分紅1025萬元，消除了38個無區位優勢、無資源優勢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薄弱村，村集體每年至少有5萬元的穩定收入。
六
村莊經營型
充分利用美麗鄉村建設成果，大力發展美麗經濟，拓展集體經濟發展空間，打造村域景區、農家樂、民宿經濟等，把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
【典型案例】
桐廬縣：莪山畬族鄉新豐村“空心村”二次創業試點項目
桐廬縣莪山畬族鄉是杭州市唯一的少數民族鄉，新豐村戴家山自然村是一個位于海拔600米高山上的偏遠畬族小山村。由于地處偏遠，村級集體經濟薄弱，戴家山自然村的青壯年基本都外出務工，常住人口多為空巢老人，一度陷入“空心村”困境。
新豐村戴家山自然村環境幽靜，大氣負氧離子充沛，有千年古樹群、萬畝竹海和畬族風情，非常適合發展休閑旅游業。為盤活村集體閑置資源，發展村級集體經濟，戴家山自然村通過統一收儲、統一招商的方式經營開發特色民宿，以1.5畝集體留用地入股，由企業出資新建4幢民宿，村集體固定分紅30年、保底300萬元，每年可直接增加村級集體收入10萬元。為增強企業投資的熱情和積極性，村集體還與企業簽訂了500萬元風險共擔協議，明確對不可抗力致使企業遭受損失的，由村企共擔風險。
此外，村集體還投資建成了村旅游集散中心、民宿住宿服務中心、會議活動場所、停車場等功能區，有償為戴家山民宿提供配套服務，助力其可持續健康發展。
目前，除集體留用地入股每年可保底分紅10萬元以外，村旅游集散中心、民宿住宿服務中心、會議活動場所等每年可創收50萬元左右，為戴家山自然村集體經濟注入了新鮮“血液”，使這個沉寂的小山村迸發出全新的生命力和朝氣。
七
產業發展型
把加快村級集體經濟發展與推進農業兩區建設、提升現代農業發展水平相結合，與塊狀經濟發展相結合，在促進產業發展中增加村級集體經濟收入。
【典型案例】
臺州市黃巖區：高橋街道下浦鄭村米面產業發展項目
高橋街道下浦鄭村位于高橋街道東北面，全村共有393戶、1265名村民。下浦鄭村制作米面已有100多年歷史，米面口感爽滑、米香濃郁，銷售量占臺州市米面市場份額的60%以上。下浦鄭村的米面產業以低、小、散加工作坊為主，整體加工程度不高，生產設備及技術落后，品牌、質量效益不強，環境污染問題日益突出。
為助推下浦鄭村米面產業轉型升級，高橋街道借助省級扶持村級集體經濟發展項目，通過資源整合、產研結合、農旅融合三股合力打造集生產加工、參觀體驗與三產融合于一體的特色農副產品加工示范高地。項目按照一堂一坊一園一區一館（文化禮堂、制作工坊、米面公園、體驗區、展示館）的規劃，興建占地1500多平方米的特色米面產業園區，內設10個生產車間，統一配置米面加工設備，建造廢水處理設施，全面杜絕米面加工廢水入河，保護村莊環境。
園區順利建成后，先后有十余家米面加工作坊入駐，通過共享廠房、設備、水電等，實現米面產業規模化、集約化發展。同時，通過塑造米面生產基地、米面文化展示館、米面文化節等米面主題文化，推動農旅深度融合，以米面產業發展帶動村級集體經濟增收。
隨著下浦鄭村米面產業規模化進一步成型，米面文化節等活動吸引游客1.3萬人次，新增經濟效益400萬元，實現了米面產業和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振興。
八
生產服務型
圍繞村域產業化經營，創辦多種形式的村級經營實體，為農戶提供生產資料、農業機械、病蟲害防治、技術咨詢等服務，或開展聯結龍頭企業和農戶的中介服務，或興辦農產品等專業批發市場，通過開展購銷服務增加村集體收入。
【典型案例】
桐鄉市：梧桐街道安樂村村領辦勞務專業合作社及建造配套設施項目
桐鄉市梧桐街道安樂村位于城郊結合部，區域面積5.5平方公里，現有農戶808戶，戶籍人口3000余人，新居民約2.3萬人。村內房產出租現象十分普遍，大量新居民涌入村中，環境衛生臟、亂、差問題較為突出。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環境衛生和管理問題，安樂村以省財政扶持村級集體經濟發展試點工作為契機，成立勞務專業合作社，提供衛生保潔、綠化養護等服務。勞務專業合作社注冊資金359萬元，村合作社投資71.8萬元，占股20%。
項目總投資702.8萬元，由村合作社建造一幢8間四層樓的生產管理用房，占地面積約600平方米，建筑面積約1800平方米，同時購買相應機械設備，建造配套設施。勞務專業合作社采用企業化管理模式，實行“路長制”與“河長制”包干，明確每位保潔員的責任區域和工作要求，實現村內自我保潔、自我管理。
自2018年起，村合作社按市場價格將建好的管理用房租賃給勞務專業合作社，累計收益116.48萬元；勞務專業合作社通過承接物業管理、小區道路保潔、綠化養護等服務，實現年創收200萬元。如今的安樂村，村居環境干凈、整潔、優美，村級集體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取得了民生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
九
村落建設型
以歷史文化村落、中心村建設為載體，通過保護開發、宅基地整理復墾等途徑，增加村級集體經濟收入。
慶元縣：長礱村扶持集體經濟試點項目
慶元縣淤上鄉長礱村，東接五里根生態自然保護區，四季分明、氣候適宜，生態環境優越，入選省歷史文化保護村落重點村。
為增加村集體經濟收入，長礱村充分利用閑置農房、閑置土地等資源，通過土地民宿入股、保底分紅、集體提成等方式，引導和組織村民合理流轉土地、聯辦產業基地。
省財政安排200萬元專項補助扶持長礱村村集體經濟發展，長礱村將其中的150萬元用于修繕民宿，按古村落標準重新規劃管理，再承租給公司經營，每年收取15萬元租金；剩余的50萬元用于向村民流轉25畝土地，承租給長礱農業開發有限公司。該公司共流轉全村1000多畝土地，與村集體合作發展鄉村旅游、現代農業和其他產業，頭三年村民按每畝300元收取土地租金，隨后每年遞增。此外，村民還可在該公司從事藍莓種植、管理與采摘等工作，最多每年可獲得4萬余元收入。
據統計，項目實施第一年，長礱村村集體經濟收入達26.5萬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1.46萬元，較試點前分別增長137%、8%。目前，長礱村共有3幢古村落民宿、床位15張；1個大型藍莓基地，年產量達3萬多斤，可為村里創收約15萬元。
十
土地股份合作型
通過村集體領辦土地股份合作社，推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著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實現土地經營收益最大化。
【典型案例】
衢州市衢江區：蓮花鎮扶持村級集體經濟試點項目
蓮花鎮為省級農業特色優勢產業強鎮，是衢江區的主要糧食生產區之一，下轄23個行政村，全鎮農作物播種面積6.8萬畝，土地流轉率達50%以上。蓮花鎮扶持村級集體經濟試點項目惠及下轄的10個行政村、1.92萬人。
林長制工作典型案例范文2
關鍵詞：自發秩序；制度變遷；競爭
本文試圖提出如下觀點：1、秩序在競爭中產生；2、新秩序（或制度）是行為主體預期在新規則下的收益高于舊規則下才做出改變舊規則的償試。一旦在新規則下，行為主體的實際收益低于預期收益甚至低于在舊規則下的收益，行為主體就會改變規則，甚至回到舊規則。對新規則的“破壞”來自行為主體自身也可能來自外界的其它因素。3、要維持新規則的正常運行，一方面靠行為主體的可信承諾，另一方面不能有外界的破壞。自身監督或外部監督可能會延長制度的運行時間。
需要強調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自發秩序的概念，我們強調的是其自發過程，即它們是如何形成的。制度經濟學中的制度變遷理論是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和變遷的，因此，自發秩序和制度變遷這兩個詞在本文中可以交替使用。
全文結構如下：第一部分是對一些已有的重要文獻作簡要的評述；第二部分是一個真實的案例描述；第三部分是對案例作理論分析；第四部分把理論用來解釋一些具體的制度變遷，最后為簡單的小結。
一
簡要的文獻綜述
關于自發秩序的理論，哈耶克作了有力的論證。而關于制度變遷的理論，諾思的觀點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了解和認可。制度的變遷理論中，有學者把它分為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兩種。對于制度的變遷還有一種是演進論的觀點。要對這些理論（其著作多不勝數）作全面的評述，是一部厚厚的專著的工作而非本部分所能及的。本文只能挑出部分作者認為重要的論著作簡要概述。
（一）自發的與設計的
各種制度的形成是人為設計的還是自發形成的，這一爭論由來已久。哈耶克是后者的堅定支持者和重要闡述人之一 ，他在一系列的著作中（哈耶克，1963，1966，1967，1960，1970，1979） 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哈耶克（1967）把人為設計的觀點追溯到了古希臘“……不過它的淵源卻是一種非常古老的錯誤的分法，它來自古希臘，至今仍是正確理解理論和社會政策這一具體任務的最大障礙。”（哈耶克，1967，P521）而直到18世紀的弗格森才明確“……它們雖然可歸因于人的行為卻不可歸因于人的設計……”（哈耶克，1967，P522）為什么是自發而非設計的呢？在哈耶克那里，要設計出社會普遍的制度，就要求行動者對所有相關的事實擁有完全的知識，這顯然是不可能的。而建構論者卻認為并非如此，他們的觀點影響廣泛并使得“現代人已經變得極不愿意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在知識上的構成性局限實是他們不可能經由理性而建構社會整體的一個永恒的障礙”（哈耶克，1973，P12）。因此，在他們看來，多數制度是一些“精英”們通過深思熟慮設計而成。然而這在根本上是錯誤的，因為，“我們沒有能力把深嵌于社會秩序之中的所有資料或數據都收集起來，并把它們拼湊成一個可探知的整體。所有因建構論唯理主義這一知識進路中所產生的‘如此井然有序、如此明晰可見、且如此易懂’的漂亮計劃而被它們迷惑住的人們，實是前述‘籠而統之的幻想’的犧牲品，而且他們也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這些計劃之所以具有表面上的明確性，實是因這些計劃的提出者根本無視那些他們不知道的事實所致”（哈耶克，1973，P12）。個人或某些組織都沒有辦法獲得所有的知識。每個人的行為只是根據自己掌握的信息在自己的知識水平下作出的，在個人極大化自己利益的行動中會形成一些共識，使人們能自覺的遵循一系列規則行動，而自發秩序正是“源出于其要素對某些行為規則的遵循”（哈耶克，1973，P63）作為一種整體性的制度，沒辦法進行設計。而作為行為者的各個個人，如何采取行動至少會在腦子里做一番規劃。雖然建構的觀點是錯誤的，但我們在哈耶克的著作中找不到他清清楚楚的說明秩序到底是如何自發形成的（在多篇文章中他都強調自發性）。本文不嚴格區分是自發的還是設計的，只是要說明不管屬于哪種，都是行為者在權衡自身利益下競爭而形成的。
（二）誘致性與強制性
對于制度變遷的理由，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觀點。舒爾茨（1968）認為“……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產生了對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來滿足這些需求的。”顯然，舒爾茨所講的制度主要是人為設計的具體的制度并非與制度經濟學家所持的觀點完全一樣。而戴維斯和諾斯把制度變遷的原因說得更簡單“如果預期的凈收益超過預期的成本，一項制度就會被創新。只有當這一條件能被滿足時，我們才可望發現在一個社會內改變現有制度和產權結構的企圖” （戴維斯、諾思，1979，P274）。任何制度的轉變的動機都可以此作為理由進行解釋。真實世界里有些制度是有效的變遷而有些卻不是，還需要在執行過程中不斷的改變。這是典型的諾斯的分析方法，在諾思那里，制度總是朝著能提高效率的方向變遷，即有名的效率假設。以此為核心理論，諾斯（1981）對跨度上萬年的經濟史作出了解釋。
對于制度變遷的具體形式，經濟學上有兩種著名的分法，一種是以拉坦（1978）為代表的誘致性變遷，一種是以林毅夫（1989）的文章為代表。他把制度變遷明確的分為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拉坦（1978）的框架中包含制度的需求和供給。制度變遷也可由供求關系進行分析“制度變遷可能是由對經濟增長相聯系的更為有效的制度績效的需求所引致的，我們還假定，制度變遷可能是關于社會與經濟行為、組織與變遷的知識供給進步的結果”（拉坦，1978，P333）。而林毅夫（1989）則首先給出了誘致性和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定義，在他那里，“誘致性制度變遷指的是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創造，它由個人或一群（個）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與此相反，強制性制度變遷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實行”（林毅夫，1989，P384）。顯然，誘致性變遷與戴維斯和諾斯（1979）解釋制度變遷的理由一致，都是預期有更大的獲利機會時，參與主體才主動去推進制度變遷。而強制性變遷好像是各行為主體被迫接受了新制度，而新制度是由政府的法令形式頒布的。中國的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改革正符合這一理論。但更進一步的思考，政府為什么要制定引起制度變遷的政策？出于什么樣的目的？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本身也要考慮利益，同其它的制度變遷的理由一樣，只有政府在預期在新制度下的收益增加時才會推動制度的變遷。因為“政府也是十足的經濟人或自身效用最大化者，其制度變遷行為的唯一解釋就是追求政府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本質上與別的制度變遷主體一樣，也是受制度變遷所能帶來的收益所引誘”（黃少安，1997，P359）。事實上，政府并不是獨立于制度參與者之外的，它也是制度中行為主體之一。因此，黃少安的如下觀點是正確的“所謂的強制性變遷不過是政府作為一個變遷主體的誘致性變遷而已”（黃少安，1997，P359），因此，在作制度變遷的研究時，用不著特異的將其分為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兩種。只是要問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變遷和它是如何變遷的，它們都是行為主體在權衡自己的利益時行動的結果。
（三）制度演進論
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理論具有演進論的特點。因為社會上各個個人的知識是相當分散的，個人甚至一些特殊的研究機構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識而能設計出有效的制度來，只有各行為主體在行動中通過不斷的試錯過程逐漸形成一系列的游戲規則，在各要素遵循一定的規則行動時，秩序便形成了。在這些規則中，可以分為內部規則和外部規則。內部規則是社會成員在博弈過程中自發形成的，而外部規則則是一些人為設計的制度。內部規則是具有普遍實用性的，而外部規則的適用范圍限于組織內部。制度變遷過程可以看著內部規則與外部規則不斷調和的過程。作為外部規則的組織是要遵循內部規則的，但同時也會影響內部規則，甚至轉變而成為內部規則。作為受到普遍認可的內部規則的改變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而外部規則的轉變則較容易。周業安（2000）通過對一些案例的分析表明中國的整個制度變遷的背后，實質是內部規則的自發演化。但他如下的表達是不太準確的“……動態地看，中國的制度變遷實質上表現為外部規則的不斷退出的過程……”（周業安，2000， P10）顯然，他在這里把外部規則主要看成政府的行為。政府的行為屬于外部規則，但不是外部規則的全部，只能說外部規則的轉變是較內部規則快。
李建德（2000）為制度演進理論建立了一個分析框架。在他看來，最稀缺的要素決定一個時期社會最根本的制度（即他稱的憲法制度）。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依次經歷了氏族社會、納貢社會、土地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在各個歷史時期中，最稀缺的要素分別是勞動、勞動的保護能力、土地和資本。隨著人類利益極大化行動的轉變，最稀缺的要素會發生變化，而社會制度也會隨之而演進。用這一分析框架，李建德（2000）宣稱，除了強大的解釋力外，更可以對未來社會的發展作出預測。即隨著社會普遍的知識水平的提高，資本已經不是最稀缺的要素，取而代之的是知識，知識成了最稀缺的要素，因此，未來社會被他稱為“知識主義社會”。這實是一種對制度演進的解釋方法，但我們用它來解釋具體的制度變遷時，找出那個最稀缺的要素實非易事。我們即使同意他“最稀缺要素決定根本制度”的提法，但在解釋這個“最稀缺要素”時是有差異的。任何社會中要素都是非常非常多的，相對于社會運行來說，其中最有優勢的那種要素決定根本制度，而不必追問到底哪種要素為最稀缺。這樣來看，他的觀點和我們是一致的。 二
林長制工作典型案例范文3
關鍵詞:科層制;目標置換;組織二元性
中圖分類號:C93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49X(2010)-02-0041-03
伴隨現代社會大規模正式組織的空前發展,科層制組織已成為現代生活的主流。
韋伯是科層制組織研究的奠基人,韋伯的科層制是一個理想類型,一個精心建構的完全理性和充分效率的理想組織模式,他強調了科層制的許多正面功能,但對具體社會條件下的科層制組織缺乏經驗研究,對科層制的負面功能、影響因素未進行深入探討。另一些學者,如彼得?布勞(Peter M?Blau),馬歇爾?梅耶(Marshall W?Meyer)對現代社會的科層制進行了較系統的研究,分析了科層制的歷史發展、運作機制、權威、組織結構及環境中的組織、科層制的反功能等。但對于科層制的負面效應及其調適方法,沒有做系統、深入研究。
由于意識形態、階級因素的影響,中國70年代末以前的政治家、學者對科層制持否定的態度。隨著開放程度加深,認識到科層制是一種有效的組織原則。事實證明,科層制在現代工業社會已經獲得了廣泛的成功。順應中國社會的發展潮流――組織的正式、復雜程度日益加深,科層制蓬勃發展。國內學者對現代(科層制)組織的研究開始于80年代,處于借鑒西方國家理論的階段,對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層制組織的研究較少,對其負面效應及其調適研究力度不夠。
本文試從科層制組織的一個負面效應――目標置換現象入手,深入分析其產生的條件、原因、相應的對策及對科層制研究的一些思考,以期克服科層制組織的負面效應,充分發揮其優點,提高其運作效率,因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與啟發作用。
一、對現代科層制組織的理解
科層制(Bureaucracy)是建立在馬克斯?韋伯的組織社會學的基礎上的,它體現了德國式的社會科學與美國式的工業主義的結合。按照通行的解釋,科層制指的是一種權力依職能和職位進行分工和分層,以規則為管理主體的組織體系和管理方式,這既是一種組織結構,又是一種管理方式。①
現代科層制具有以下幾個主要的特征:
第一,現代科層制表現為一整套持續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從關系。各級官員由于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對他們最主要的肯定評價是技術性要求),下級必須依靠其上級的首創精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科層體制是法律化的等級制度,任何官員的行動方向是由處在更高一級的官員決定的。
第二,上述從屬關系一般是由嚴格的職務或任務等級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這里,權力矩陣并不反映在權力的個性特點方面,而是基于職務本身的組織構造。在科層體制內部,每一個個體單元被分割成各自獨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個人的情感糾葛。對權力義務體系的規定細致而明晰,使得每個個人都能夠照章辦事而不致越出權力義務體系范圍。個人在科層體制中已經被物化與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運轉良好的行政機器,它要求其成員只是做好自己份內的事,即使在一些情況下過分的程序化可能導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第三,現代科層的非人格傾向。科層制權力來源不是出自血統的或世襲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實踐理性基礎上的形式法學理論和形式法律規定的制度,科層運作的主要指標是可操作性與效率,實證主義有時甚至是功利主義占了上風。個人的性格和意志淡化,人身依附關系因為科層內部流動的物化標準與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現代科層制不易遭受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沖擊,官員的體制內流動,取決于制度所規定的行動的程序化、客觀化,個人的年資、工作經驗、責任心和敬業精神等可以在形式上加以量化。用純粹理性主義的觀點看,個人的服從對象不再是擁有特定職務的個人,而是個人擁有的特定職務,換句話說,他為客觀的非個人的組織和組織目標服務。
第四,現代科層的技術化傾向。它擁有極為完美的技術化程序和手段。在技術化取向的支配下,現代科層不僅愈益倚重各類專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徑上也越科學化、合理化。組織行為的科學化業已成為各類科層的共識,現在受到專家指導的科層的行動方式更加一絲不茍,科層的日常工作大部分與信息,各種知識,對信息的收集整理歸納、多個可行的決策方案的提出以及對這些方案的進一步的徹底的論證等等相關。不僅組織行為技術化了,而且組織目標及這些目標的確立過程也技術化、合理化了。②
總結科層制組織的基本特征是專門化、等級制、規則化、非人格化和技術化。由此,我們可將現代科層制組織定義為:是人們為了達到組織的共同目標,將成員的職位按等級制原則依次排列,并明文規定每個人的崗位權限與職責,將權力依職能和職位進行分工和分等;運用技術知識、以法令、條例、民主參與等規則為管理主體的組織體系。基于現代科層制的特點,從純技術的觀點來看,它能為組織帶來高效率,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說實行強制性科層制是最合理的已知手段,它在嚴密性、合理性、組織行為穩定性和適用性等方面都優于其他任何形式,科層制在實現各種各樣的社會目標,維護平等與理性,在復雜的當代社會中,實現許多民主的目標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
盡管科層制已被證明是與現代工業社會相適應的一種組織形式,但在科層制的運作過程中也產生了許多逆向機能。羅伯特?K?默頓(Merton, R?K)指出,科層制的意圖在于增強組織的可靠性和可預測性,它在強調通過規定和權力進行控制時也可能會鼓勵行為僵化,不愿意做出“有風險的決策”,從而使整個組織中個人和各級群體普遍存在防御性態度。菲利普.塞爾茲尼克則論證說,官僚制實行控制所需要的授權可使組織中的下屬單位產生狹隘的自我服務的觀點,造成了對整個組織績效不利的后果。另外科層制組織可能產生結構上的臃滯和僵化,專業上的無能和徒有其表的權威,造成儀式主義和組織目標的扭曲,帶來人性的喪失和異化,壓制不同意見并使人們機械地執行指令。
其中,現代科層制組織的一個最常見的負面效應是“目標置換”現象,引起了當前許多學者的極大關注。
二、現代科層制組織“目標置換”現象分析
“目標置換”現象是指組織員工更加關注組織本身的存續和他們在組織中的位置,而不去關心是否與組織的實際目標相符合。即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對于如何完成目標的關切,致使漸漸地讓方法、技巧、程序、信息、遵從等問題占據了一個人的心思,反而忘了整個目標的追求。”③據美國管理學家約翰?卡那做過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所有影響組織目標達成的因素中,“目標置換”因素占了67%以上。(關制鈞 談“目標置換”)科層制組織出現目標置換的情況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當組織成員的地位、組織規章制度本身成為目的時。即組織中等級結構森嚴,等級報酬相差懸殊、地位分化現象嚴重、規章制度涉及面過寬、過細、過嚴。組織有極嚴格的懲罰制度,過于苛刻。在這種情況下,組織成員更愿意保全自己的利益、遵守規范而不是組織的需要,因為違反組織的規章制度將受到嚴厲的懲罰。這種組織主要依賴于實際的或潛在的物質性力量來確保組織控制之下的成員的服從。特別是當組織成員是非自愿性吸納時,如監獄、工讀學校。
第二,雇員之間非正式結構的發展,即當非正式關系網絡較強大時和人們私下進行的活動頻繁時,對組織的整體目標,實際目標有一種抵制作用。表現為組織中的小集團現象嚴重。如“限制產出”是許多組織中的普遍現象,有學者對美國西部電器公司進行了調查,發現大多數工人認為正式的產出標準比他們實際的產出能力低10%,但又強烈地反對有人超過或大大低于他們自己的非正式產出標準,即生產的效率是由工人們默契地達成一致的標準,這樣對組織的目標實現起一種抵制作用。
第三,從“目標”本身的角度分析大致有兩類情況。一類是客觀上的、具體表現為:一是目標過于抽象、籠統、寬泛、目標不明確、缺乏實際操作性,對目標的完成在數量、質量、時限、標準等方面規定得比較籠統,使目標缺乏方向感;二是目標過高,超出了組織的實際實力或過低激不起人們的興趣,難以起到真正的激勵作用;三是目標的制定比較僵化、目標實現周期長,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環境的改變,達成目標的現實條件逐漸喪失;四是出現了不可預料的事件,分散了目標實施者的精力和注意力。
另一類是主觀因素,具體表現:目標實施者對目標的理解出現偏差,無意中使自己的行為偏離了既定目標;組織成員因循守舊、思維僵化,不敢變通和創新,生怕“越雷池一步”;缺乏團隊精神,難以得到上級或同事的有力配合與支持,或實際操作能力低,缺乏達成目標的相關方法與手段;或是缺乏信息意識,不能積極了解目標的實施進展情況并通過負反饋來及時調整和糾偏。
“目標置換”是科層制組織中較易出現的一種現象,是與現實矛盾突出的一個問題,它是實施目標過程中一種“偏差”行為和“錯位”現象,若不及時發現和矯正,必然阻礙組織整體目標,實際目標的實現,降低科層制組織的運作效率,使組織凝聚力降低,處于一種渙散的狀態,形成保守的組織氛圍,對革新有巨大的抵制傾向,當組織成員更關注自身在組織中的地位時,客觀上強化了社會階級差別,適應變化的環境能力差,而不是根據具體條件、環境的變化、實現組織的實際目標,當手段變成目的時,科層制組織必然面臨窘迫局面。
三、“目標置換”現象的應對策略
第一,高度重視非正式組織的作用,特別是志愿者協會或興趣小組、彈性組織。這些組織的特點是成員參加組織是自愿的,將組織目標當成了個人自己的目標、組織可以獲得成員的最大支持、組織資源可以得到高效利用。如志愿者協會⑤(個體自由地尋求共同利益,如家長教師協會、教堂、婦女選民聯盟、書法愛好者協會、工人俱樂部),這類組織有利于員工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才能,培養富有創造力的思想等,它為組織成員提供了某種追求社會目標的機制,在大規模的科層組織和個人之間構建橋梁。另外,應重視彈性組織的作用:該類組織提倡新的產品設計和系列產品之間的差異而不是由科層組織所提供的標準化產品,重視組織成員的創新思維,因而該組織適應變化的環境能力很強,主要包括彈性時間(組織員工根據自身需要可自由選擇工作時間)和工作分享(組織員工可選擇多個工種、工作類型、避免工作單調、乏味)。
第二,合理發揮組織中的非理性因素作用:組織內部產生的信條、信念,即美化的神話或美化的意識形態,在大多數大型組織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創造群體的共同目標來加強成員的責任感和忠誠度,建構一種在團體成員中以非正式的途徑傳播的使命感,通過賦予某些活動以很高的威望,美化組織傳統的共享信條,有助于創造一種“神話”即精心創造的社會性整合的神話(信條、意識形態),這些“神話”用道德凈化和理想主義的語言來告訴人們,這個企業獨特的目標和工作方法是什么,成功的組織通常可以宣傳說:“我們在本地區引以為自豪的是…。”總之,要創造一個組織環境去支持這些神話,團體哲學――使組織成員相信本組織優于其他組織,強調本組織的重要性。它可用于指導成員為組織的目標而努力,某些神話,特別是那些贊美為了自己而努力工作的神話,對組織的成功和效率極有貢獻,意識形態大大地強化了對組織的責任感并以這種和那種方式加強組織的活動和效率為組織行為、組織的理性提供一種情感支持,傳統淵源。
第三,運用提高組織凝聚力的方法,避免目標置換。加強與組織特定目標有關的團隊活動,合理運用激勵等許多方法,例如:利用員工的優勢需要(組織成員當前最想滿足的需要)對員工進行激勵,這種效果大于激勵員工已滿足的需要;善于運用物質的、精神的激勵加強組織的凝聚力,提高組織員工的積極性、增強組織的活力,為實現組織的共同目標而奮斗。
第四,合理選擇、創建現代形式的組織結構。根據組織的具體情況、組織的規模、性質、組織的特定目標、組織發展的不同階段(初級、中期、成熟階段)選擇更有利于組織目標實現的不同組織結構,從集權到分權,從以直線領導為主到能縱橫協調的多維多層的系統結構。綜合考慮、合理選擇組織的現代形式結構,如分部結構(按業務分類,設立若干事業部門)、矩陣結構、網絡結構、平行結構、任務小組、委員會形式、而不只是形式僵化的科層制結構。
第五,從目標建設方面來看,一要建立動態的目標體系:主要分為短期、中期、長期目標,在目標的設立、分解、定責等過程中要使諸目標間形成一個相互支持、關聯、照應的有機整體,總目標要成為分目標的“標桿”;另外,要使一些目標具有相應的彈性,以便在出現新情況和新問題時能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調整與完善。二要實施全方位的目標管理:目標應建立在上下達成共識的基礎之上,目標要適度,目標間要建立其支持關系,以便于目標承擔者之間的積極互動,賦予目標實施者充足的權力,并使目標與權力、責任和利益掛鉤、實現“目標激勵”。三要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管理者要為目標責任人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并與其經常進行信息交流與溝通,同時對目標責任者所采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方法和新進展,新成果要及時給予肯定和鼓勵。另外,要定期對目標的進展情況進行檢查和考評,并及時將檢查和考評的結果反饋給實施者。
四、構建和完善和諧高效的中國科層制組織
構建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科學、高效、和諧的現代科層制組織,可以借鑒以下的發展思路。從宏觀和微觀上來看:
第一,構建健康和諧的科層制組織運行的社會大環境。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實施科層制組織的環境并不好,特別是有些體制性環境。政府應加大“自上而下”的改革力度,特別是人事制度方面的改革,建立“人盡其材,各盡其能,各得其所”的社會公平機制,促成正常,合理,有序的社會流動格局,增加人們向上流動(從低的階層向高的階層晉升),平行流動的機會,打破身份制的約束(如戶籍制,人事檔案制等 )。同時,政府應建立,完善“自下而上”的監督制度,構建高效,多渠道的民意表達機制。
第二,現代科層制必須健全法規,實現由人治到法治。由于種種原因,中國社會發展狀況一直呈現高度不平衡,與此相應的組織管理方式是家長制與官僚制奇特混合。這與中國的工業社會發展不相適應,家長制的泛濫是一種社會的例退。總的來看,中國目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科層制的存在還是有相當合理性的。真正意義上的科層制在中國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若能實現科層制的法治,可大大加速現代化進程。
第三,重視對(科層制)組織的研究。隨著現代社會飛速發展,應加強對現代組織經驗性的(個案)研究,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重視對科層制反面功能的研究,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對組織的研究成果,在具體的社會條件中加強對組織的研究力度,綜合運用多種方法。如社會實驗法,典型/個案調查法,參與觀察法,追蹤研究法、文獻研究法等,使理論與經驗性研究完美結合。
第四,現代科層制必須實施科學管理,實現民主集中制和“領導例外”原則,形成一個既能克服,又能提高管理效率的完整的閉環控制系統。靈活運用目標管理方法,有時,只要員工完成既定的目標,就不必過于拘泥于形式,制度,給員工較大的自由空間。
要克服,最主要的是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實行民主而科學的現代科層制度。比如將民主參與與激勵措施有機地結合,定期召開班組討論、交流會,提高組織成員的主人翁意識、民主參與意識。所謂例外原理,其實質是:高級管理者不要將所有的權限都抓在一個人手中,而是盡可能的分權給下級管理者。高級管理人員,只需要對例外事項具有決定權和控制權,集中精力抓宏觀決策、集成管理、目標檢查、內外協調,并提高自己的選擇決策時機的能力,確保領導大權獨攬的弊端。
第五,現代科層制通過運用技術知識的優勢,形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科技社會化的新時尚。比如,對人員的錄用和培養,就必須保證素質,技術、知識和能力較為精良的人能被優先考慮。同樣,招聘的各級領導,在道德品質、實踐經驗、膽識、才能方面都應優于一般人。另外,現代科層制組織還可以采用內部晉升、公開招聘、競爭上崗和交互式輪換使用的方式,既促進員工忠于職守、勇于承擔風險,又預防權力壟斷的尋租行為滋長。
第六,在組織內部實行科層化管理與人性化管理相結合。現代管理的核心理念是堅持以人為本,滿足人的需求。如果管理制度過于苛刻,照章辦事,不能滿足員工情感(精神)方面的需求,必然造成員工士氣低落,效率低下。因此,在管理中應滲透情感,人文關懷,制度應具有一定的張力(伸縮性),在組織內部營造一種團結,關愛的氛圍,讓員工有一種強烈的歸屬感,是大家庭中的一員,主動為組織的發展提供建設性意見,而不是被動的接受管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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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長制工作典型案例范文4
摘要：“科技奧運”、“人文奧運”和“綠色奧運”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提出的三大理念，也是指導我國競技體育發展的根本理念。遵循“科技奧運”，競技體育的發展需要客觀精神和創新精神；遵循“人文奧運”，競技體育的發展需要對運動員進行人文關懷，包括他們的身體狀況、情感需要、受教育權利和退役后的出路；遵循“綠色奧運”，競技體育需要凈化，需要以“天人合一”為宗旨的中國武術這副良藥。借助北京奧運會，讓中國武術走向復興，走向世界。
關鍵詞：競技體育；科技奧運；人文奧運；綠色奧運；北京奧運
中圖分類號：G8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612(2007)02―0154－04
“科技奧運”、“人文奧運”和“綠色奧運”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提出的三大理念，也是指導我國競技體育發展的根本理念。如何按照這三大理念，來發展我國的競技體育事業呢?
1 科技奧運：競技體育需要科學精神
科技，即科學技術，其內涵不僅僅包括科學理論和技術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內在的科學精神。
競技體育的發展首先必須遵循“科技奧運”的理念，即要把科學的客觀精神與創新精神貫穿到我們的奧林匹克運動中去，貫穿到我們的競技體育中去。
1．1競技體育需要客觀精神
1．1．1 競技體育只服從事實，不服從權威 競技體育的客觀性原則，也是奧林匹克精神中的公正原則。公正原則是參與奧林匹克競爭的行為規范。奧林匹克精神蘊含了公正、平等、正義的內容，承認一切符合公正原則的優勝，唾棄和否定一切不符合道德規范的行為。公正原則使奧林匹克精神具有了極大魅力。沒有公平和公正，體育競賽就不可能正常地進行，也不可能吸引人們廣泛地參與，也就沒有當今世界性的蓬勃發展的競技體育運動。
目前，我國競技體育的發展中存在著一些有悖于客觀精神的現象和問題。在南京剛剛結束的第十屆全國運動會，是我們備戰2008奧運會的一次重要演練，然而，其間暴露出的諸多問題值得我們去關注和反思：假摔、服藥、無故棄權，不管他們的目的何在或是有何苦衷，他們所選擇的做法都是對競技體育客觀精神的褻瀆，是對公正和正義的挑釁。對此，有關方面對假摔判以重賽，對服藥判以比賽成績無效及禁賽，這些都是抵制權威、維護公正的有力措施。
早在1984年，國際奧委會就在薩馬蘭奇的倡議下，在瑞士洛桑專門成立了一個體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Sport，簡稱CAS)，專門仲裁處理與體育有關的爭議。而在雅典奧運會上，通過國際體育仲裁理事會雅典奧運體育特別仲裁院的仲裁，一些項目上的錯判漏判就得到了糾正，比如原先判給德國的兩枚馬術金牌，雖幾經反復，最終還是改由英法兩國所得。
隨著體育商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以及像奧運會這樣的大型運動會越來越受到重視，體育糾紛不僅不斷增多，而且靠舊有機制很難妥善調和。體育爭議解決機制的變革也變得迫切起來。隨著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到來，有必要加速我國體育仲裁規范的建設。
1．1．2競技體育必須遵循人體運動規律 競技體育的目的不應該僅僅是提高運動成績，而是應該為維持和促進人的身體健康服務的。許多運動員壽命短、疾病多、衰老快、運動的青春期短，主要原因就在于沒有遵循科學的客觀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違反了人體運動規律。
據法新社報道，英國的體育科研機構表示，足球運動員最容易受傷，受傷機率大大超過了網球等項目。調查發現，年輕的足球運動員中，63％的人有傷。足球運動是一項具有較高技術要求條件下的，可身體直接接觸的對抗運動，同時對運動員的力量、速度、耐力、靈敏及柔韌方面要求都較高，賽前訓練如果強度安排不科學，就可能導致疲勞的增加，使運動員在場上力量、速度、靈敏、反應能力下降，導致賽中自我保護能力降低，就必然造成損傷的發生。
競技體育如果不尊重運動規律和人體自身的發展規律，不僅不能使運動成績得到提高，甚至會給運動員帶來生命危險。例如從1960年17屆奧運會丹麥自行車選手加林在比賽中猝死，到2004年拉脫維亞冰球運動員謝爾蓋?若而托克斯在比賽中突然死亡，以及我國舉重冠軍才力死于貧病交加，排球運動員朱剛在訓練中突然死亡，都為我們敲響了警鐘。
我們知道，人體在超負荷運動時，心臟循環系統不堪重負，需要的血液量和氧氣量突然增加，而供給量卻相對減少，在這種血、氧供不應求的狀態下，運動者的心肌會出現急性缺血，繼而出現心臟停搏和腦血流中斷而發生運動性心臟猝死和腦性猝死。
提高運動成績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是在摸索、總結和遵循客觀規律的基礎上，通過科學的訓練方法來實現的，而不是依靠無視客觀規律，盲目加大運動強度和難度的錯誤做法。
1．2競技體育需要創新精神 創新不僅是科學發展的靈魂，也是競技體育發展的靈魂。為此，由國家體育總局制定的《奧運爭光科技行動計劃》中要求：針對訓練實踐中的關鍵問題，組織科研攻關，加強技術創新。
所謂創新，并不是不切實際、超越規律的胡思亂想，更不是一拍腦門，想出幾個新名詞、新理論或新方法，而是必須建立在客觀事實和科學理論的基礎上，經過嚴密的邏輯推演而獲得的新理論或新技術。
創新的途徑大體有以下三種。
1．2．1 演繹創新法 所謂演繹，就是由一般到個別的推理方法，即從普遍性的原理出發，推出個別性的結論。只要前提正確，那么它所得出的結論就是永真的。
“高原訓練法”的創造就運用了演繹法。高原訓練，是指有目的、有計劃地將運動員組織到具有適宜海拔高度的地區，進行定期的專項運動訓練的方法。
創新“高原訓練法”的理論依據(即前提)是：人體在高原低壓、缺氧環境下訓練，利用高原缺氧和運動雙重刺激，使運動員產生強烈的應激反應，以調動體內的機能潛力，從而產生一系列有利于提高運動能力的抗缺氧生理反應。
由于“高原訓練法”符合科學依據，因此，為競技體育帶來的巨大的成功。1960年埃塞俄比亞運動員Abebe Bikila在海拔2 500 m的高原上進行訓練后，以2 h15 min16 s2的成績打破了維持8年之久的世界馬拉松成績。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許多地處平原的國家都在賽前進行了高原上的適應性訓練，結果顯示耐力項目的優勝者均進行過高原訓練。到目前為止，世界各地已建成60多個高原訓練基地，幾乎所有奧運會項目的各國運動員在賽前都會進行一定的高原訓練。
1．2．2 歸納創新法 所謂歸納，則是由個別到一般的方法，即從一系列個別性的前提出發，推出一個一般性的結論。但是，它的結論不一定正確，還必須通過大量的科學實驗，去找出現象與結論之間的必然聯系。這種方法被稱為“科學歸納法”。
比如北京體育大學田麥久教授運用科學歸納法提出了
“耐力性項群”的新概念。將體能主導類項目，包括競走、中長距離跑、中長距離游泳、中長距離自行車、賽艇、皮劃艇、駛帆、越野滑雪以及中長距離速度滑冰等眾多項目歸入這一新概念中，為系統研究這些項目提供了前提。
再如我國的乒乓球項目，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秘訣就在于從各種變化中尋求新技術，如在“快、狠、準、變”的基礎上，又加上了“轉”。鄧亞萍的橫拍反膠與長膠全攻型打法，劉國梁的直拍橫打、左推右攻和直板反面發球技術，丁松的橫拍攻削結合等，都是在長期的實戰經驗中，對各種打法進行分析、總結，并通過科學實驗尋求規律，從而形成各自的風格。
1．2．3類比創新法 所謂類比法，是從個別到個別的方法，即從個別性的前提推出個別性的結論。它的結論是否正確也必須經過科學驗證。
如梁瓊的高低杠反吊屈體分腿前空翻450°越杠再握動作，就是我國首創“莫式空翻”之后的又一創新的高難度動作，是典型的移植男子單杠高難動作的創新。
可見，我們不能把“科技奧運”僅僅理解為競技體育需要科技，而是更需要科學精神，科學精神為它提供動力和指明方向。必將為競技體育帶來美好的明天。
2 人文奧運：運動員呼喚人文關懷
北京奧運會提出“人文奧運”的理念，最重要的應該是強調對運動員的尊重與人文關懷，滿足他們在人生成長過程中的需要，給予他們可持續發展的機會與條件，而不僅僅是把他們當作奪取金牌，實現國家利益的工具。
2．1關懷運動員身體狀況 專業競技體育對人體健康在某種程度上是種摧殘。據新華網調查顯示：我國90％以上的運動員是從少兒開始投入專業訓練的，常年超負荷訓練和向極限挑戰，致使絕大多數運動員留下不同程度的傷病。以山東省為例，田徑選手60歲以下死于心臟病的占總死亡人數的56．26％；排球為62．53％，舉重為67．12％，而40～60歲的退役足球運動員心臟有疾患的達到100％，這些數字大大高于常人的比例。
2000年10月21日，當時的青島海牛隊與重慶力帆隊的比賽只進行了10 min左右，曹春鵬帶球邊線出界后，往場內回走時突然倒地昏厥，經隊醫緊急搶救蘇醒，隨即被送往離賽地僅6 min路程的豐臺醫院，但在途中不治身亡，這次事件成為我國第一例運動員賽場死亡案例。
2001年1月4日，時為中國男排國手的四川佛蘭隊朱剛，在當天下午的訓練中心臟病突發，被迅即送往綿陽醫院，后轉至華西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進行手術搶救，但近12 h的手術未能挽救朱剛年輕的生命。
專業運動員中，絕大部分都是傷病纏身。尤其是一些運動員退役以后，還受著傷病的折磨。眾多觸目驚心的運動傷病調查數字，以及不斷增加的訓練、競賽中的死亡名單，都顯示出運動員的身體狀態并不像常人所想象的那樣“強壯”。
我國的俱樂部市場體育發展并未象國外那樣發達，但是，國際市場體育發達國家，各利益集團為了取得更多的經濟利益，而置運動員的健康于不顧，比賽安排對運動員的身體極為不利，造成了眾多運動員的傷病甚至死亡，這都為我們的工作安排敲響了警鐘。
健康是人存在的最基本條件。為此，我們必須首先把運動員當作一個普通個人來關照，各種短期，長期訓練計劃的制定，要以保證運動員的健康和正常的生長發育需要為最高出發點，在訓練中完善加強保護措施，使運動員能夠在正常的生長發育的基礎上，提高體能于各種技術，取得更好的成績。
2．2關懷運動員情感需要作為獨立的人，運動員和普通人一樣，不僅有生存，安全需要，還有社交、被尊重及自我價值實現的需要。
在我國封閉式的訓練培養模式中，運動員的各種人性需要都是被遏止的。封閉式訓練雖然對于運動成績的提高有一定的幫助，但我們是否考慮到對運動員真正給予人文關懷呢?不得回家、不準談戀愛、不準在訓練基地以外留宿、不準接受記者采訪、大賽期間甚至不準通電話……
各種規定林林總總，細如毛發。其目的只有一個：管住運動員。這種有點不近情理的訓練方法，結果只會把運動員變成只會考慮競技、沒有其它思想和欲求的運動機器。還有，在很多運動隊里，教練與運動員的關系并不是平等的，家長制作風容易傷害運動員的自尊。這些，從長遠來看，是不利于運動員正常發展的。
人的各種需要是平衡的，壓制了他們的社會交往需要，感情需要，尊嚴需要，他們就會通過別的破壞途徑發泄出來，這也容易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素。一部分運動員道德水平低下，出口罵人，一有矛盾就大打出手，這些都是運動員們長期壓抑后的發泄途徑。
可見，我們對運動員隊伍的管理，一定要真正落實人文關懷，充分發展他們的個性。這樣，才能進一步提高運動員的素質與修養，給他們更多的發展空間。
2．3關懷運動員受教育權利 第五屆全國城運會期間，新華社曾組織了一次“青少年運動員文化教育現狀調查”和“少年體校現狀調查”。調查顯示：體校學生的文化學習基本被荒廢，很多青少年運動員連九年義務教育都沒有完成，甚至有的世界冠軍不會漢語拼音。這樣的運動員一旦退役，在無法發揮體育特長的情況下參與激烈的社會競爭，其結果可想而知。
我國長期以來實行業余體校、地方隊和國家隊的“三級體制”。這種體制相對封閉獨立，具有專業化程度高、力量集中的優勢，曾為我國競技體育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但是，專業運動員訓練同普通教育分離，高強度的訓練模式根本不能給運動員足夠的時間進行文化課的學習。
競技體育的運動員構成好比是一個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盡享榮譽，而這幾塊金牌某種程度上是以犧牲絕大部分塔基青少年的文化學習為代價的，這不但影響了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而且造成退役運動員的就業安置困難。作為社會的一員，每個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沒有人有權利剝奪。
其實，“體教結合”的概念已經提出了近20年，但是卻一直都沒有得到有效的實施。某些部門急功近利的想法，不僅損害了運動員的基本權益，更使我國的競技體育在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舉步維堅。
在我國現階段，把所有運動員都送進大學課堂獲得和同齡人一樣的教育機會是不現實的，可行的辦法是在盡可能的加強運動員的文化基礎教育的基礎上對他們進行因人而宜的再就業培訓，使運動員在退役后都有一技之長，能夠在社會上參與競爭，實現自己的“第二次人生”。競技體育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在于加強運動員的特殊教育，提高運動員的綜合素質，把運動員的最終發展與幸福的獲得作為競技體育的最終發展目標。
2．4關懷運動員退役后的出路前遼寧舉重冠軍才力退役后由于文化素質低，沒有一技之長，一直無法找到工作，貧困交加，2003年5月由于傷病無錢醫治落寂的死去。前上海著名足球運動員唐金順，退役后也是輾轉于各個單位，由于沒有文化，生活困苦，最后只能以身試法，2003年7月因開設盤口非法，被刑事拘留四個月。
目前中國現役注冊運動員約14000人，正常年份里退役
待安置的運動員會達到3 000人左右，由于特殊的金牌戰略，在全運會年、亞運年和奧運年，退役人數還會加倍。
運動員一旦退役，就不能再享有國家津貼。然而這些運動員一般只有幾百元的工資，再加上運動員沒有后期的保障，也沒有社會的保障，他們沒有社會的“四保”，也沒有相對應的生活保障機制，所以可想而知運動員退役后會是一個什么狀態。
為了祖國的榮譽，運動員把自己的青春甚至身體都獻給了國家。可是，一旦退役，鮮花和掌聲不再，面對他們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生存下去。由于目前運動員退役后的生存狀況，一些家長已經對是否把孩子培養成體育人才產生了懷疑，這無疑會造成我國競技體育事業后繼無人。同時，大量退役運動員給社會和政府造成了極大的負擔。
我們的體育機制一直以來重獎勵而輕保障：一方面是級金牌選手的高額獎金，另一方面則是絕大多數運動員退役后為生存辛苦奔波的殘狀。高額獎金，一方面確實起到了激勵運動員刻苦訓練，奮發圖強的作用，但是也使一些運動員和省市不擇手段，破壞了競技體育的純潔。而且，這樣的高額獎金是否同運動員的實際價值相符呢?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如果國家能把更多的資金用于運動員的退役保障上，使大多數數普通運動員老有所依，老有所養，是不是起到了更好的激勵作用。保存了絕大多數運動員的繼續生存需要，就是保住了運動員的運動生涯，使他們能夠進一步發揮余熱，對我國群眾體育的發展也是促進。
3 綠色奧運：克服異化須弘揚中國武術
北京“綠色奧運”理念的提出，是試圖借奧運會的影響，提高人類的環保意識，提醒人們應該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
環境問題的出現是西方“人類中心論”導致的必然結果。“人類中心論”將人放到了自然的對立面，試圖征服自然，但結果是受到了大自然的報復。
3．1 奧林匹克的異化是“人類中心論”的產物 “人類中心論”是將人和自然分開，作為西方文化產物的奧林匹克也是將人和自然一分為二，即把人分為主體我與客體我，主體我不斷挑戰和征服客體我，從而打破一個又一個的人體極限。
奧林匹克追求“更快、更高、更強”，即在一種有限的時空里尋求人類自身最大極限的發揮。這種對人潛能的不斷挖掘，極易使人體受到摧殘，人的體能會過早地耗竭，最后嚴重威脅到人類健康。特別是在追求成績、追求金牌的刺激下，人們會不惜以生命為代價，甚至企圖通過“興奮劑”和“轉基因”取得更好的成績。
1886年，一名英國自行車運動員因過量服用興奮劑而死亡，人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1960年的羅馬奧運會上，丹麥自行車運動員克努德?詹森也因服用酒精和苯丙胺混合劑死亡。1967年，世界冠軍湯米?辛普森的死，使人們感到震驚。但是悲劇并沒有到此結束，因濫用提高成績德藥物而死亡德運動員名單在不斷擴大。據奧地利運動醫學院院長路德維希?普羅科估計，僅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至1988年，就大約有70名西方著名運動員死于非法藥物。“英國人史蒂夫?唐斯、萊爾?阿爾扎多、比吉特?德雷澤爾、約恩?保德爾、西格馬森、霍克……”。
這些名單也只是冰山一角，只是一些有名有姓的犧牲者，而還有那些未留下姓名的興奮劑冤魂。
我們現在打個比方，比如夏天的空調，可能由于負荷過重而“停電”。人類100 m跑的極限可能在9～10s，因此到了這個極限，要想提高0．01s都非常困難。利用興奮劑可能會使人類超越這種極限，但隨時都有可能像空調一樣“停電”。這在某種程度上是“興奮劑冤魂們”的悲哀，也是奧林匹克走向異化的悲哀。
另外，“轉基因”技術也給運動員的肉體和精神巨大的創傷。科學研究表明，人類從猿化到目前的狀態，是最適合人類生存的狀態。體育運動本來就是為了體現力與美的融合。而“轉基因”卻把“男人”變成“女人”，把“女人”變成“男人”，甚至在未來有可能借助“生物轉基因”使人具有動物的速度、敏捷、耐力。一切在“轉基因”技術面前亂了秩序，亂了倫理。
3．2凈化奧運需要中國的“天人合一觀” 為了抵制奧林匹克的異化，羅格一直強調要讓奧林匹克“更干凈，更人性”，北京也提出“綠色奧運”的理念，以此反對興奮劑，主張凈化奧運。
強調奧林匹克異化是“人類中心論”的必然產物，因此，要凈化奧運，首先就要摒棄“人類中心論”，而代之以中國的“天人合一觀”，這也是“綠色奧運”應有的題中之義。
“天人合一”這個成語最早見于北宋張載的《正蒙》。但“天人合一”的思想卻古已有之，而且一直作為主導貫穿整個中國文化。強調自然界與人的統一，人的精神、行為與外在自然的一致，自我身心的平衡與自然界的平衡的統一，天道與人道的統一。
在體育中，“天人合一”就應該是將分離的主體我和客體我回歸統一，讓主體我去適應客體我。這方面，中國的武術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中國武術根植于中國文化，根植于“天人合一觀”，強調兩者的統一。武術的攻防進退、動靜疾迅、剛柔虛實都要體現“天人合一”的思想，強調順其自然，自然是最美麗的，也是最具有魅力的。
武術中強調的“天人合一”，正是當今體育文化所迫切需要的哲學基礎。
3．3 中國武術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3．3．1 武術之形 通過形體的訓練和運動展現自然的力量和自然的魅力，只有在武術運動中才能夠完美的展現。
如太極運動，一方面，太極拳如長江之水姿勢連綿，一招一式柔緩、沉穩，取于自然，而又回歸自然，形神兼備，“心中無我”。另一方面，太極是練身、練氣、練腦高度和諧的身心整體運動，是在大腦的精微控制下，形體、呼吸、意識密切配合的全身運動，達到既練內，又練外，內外具練的效果，有養生、防病、抗衰老的良好效果，這已經被許多科學家所證實，目前，我國太極拳已經傳播到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太極拳已經成為世界性的健康運動。
再如形意拳中的“十二型”說，動如濤，靜如岳，起如猿，落如雀，輕如葉，重如鐵等等，這些形態是人們通過長期的對自然的觀察總結出來的自然力量，以及追求的一種自然之美。
武術的形的訓練和運動，既源于自然，又表現自然，達到“外練筋骨皮”的目的，和諧而富有生命力。
3．3．2武術之神 武術之神主要表現在精神上，以及運動的節奏上，也就是武術中講的“內練精氣神”。
“精”，主要指經過選擇或提煉出的精髓，可以表現審美意識的凝聚，聚精會神，精益求精，以達到物態化后精雕細刻的完美。
“氣”，表現為養氣，練氣，集氣，運氣，以氣傳達武術特有的韻味，太極拳把動作與呼氣和吸氣連在一起，起勢吸氣，落勢呼氣，很好地協調全身各塊肌肉，并與外界環境融合，達到了養氣健身地效果。
“神”，通過摹習某種拳種達到異常熟練的“形似”階段后，把握住該拳種且審美價值的個性特征，給予概括，提煉，透視出的生動的神態特征，在動作中傳達出武術的內在氣質，這才是武術的最高境界。
例如導引養生功一《五禽戲》，它講究“以身心合一，動靜結合”，在削弱體育運動中的競技性的同時，模仿五種動物的動作和神態，在熟練掌握動作后，將虎的兇猛強悍，猿的輕靈巧妙，鹿的矯健迅捷融入武術的精神之中，這時武術的主客體在精神層次達到了統一，客體的地位不再被忽略，主體與客體保持著親善和諧的關系。
3．4讓中國武術走向世界武術，不僅是中華民族傳統的體育項目，而且還由于它根植于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中，蘊含了深刻的中國傳統哲理的奧妙，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文化的載體，具有濃厚的東方文化背景。
武術的“天人合一”既尊重自然變化的規律性，又兼顧人類生存的需要，既注重消解人與自然之間的對峙和沖突，又注意保護自然的生態平衡和人自身的自然本性，從而避免飛速發展的現代科學技術所造成的人對自然的破壞。這正是西方競技體育所匱乏的哲學基礎。
西方競技體育的“天人相分”強調人對自身身體極限的征服，這對人本身產生了巨大的威脅，人類妄想通過征服自然的方法來超越自己，是一種肉體和精神的自我摧殘。
西方競技體育與武術產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它們是沖突的，由于二者發展水平存在著差距，因此有效利用二者的內在統一因素，尋找兩者發展的最佳結合點，這才能消除或減少二者沖突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中國武術未能進入在我們本土舉辦的2008年奧運會，這未必是壞事。假設武術進入奧運會，那我們必將按照西方奧林匹克的話語系統和游戲規則進行比賽，而武術原有的話語系統和游戲規則終將退出歷史舞臺，那么中國武術所特有的魅力和境界也隨之消失，這才是中國武術的真正悲哀。
隨著西方文化的逐漸衰落，奧林匹克運動也弊端叢生，危機四伏，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不可盲目追隨。同時，我們也應看到，中國武術正是凈化奧運的最好良藥，中國武術的復興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