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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人口流動分析范文1

關鍵詞：勞動力轉移；城鄉收入差距；述評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8937（2013）02-0015-0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城鄉收入差距也不斷擴大。1978年城鄉收入比為2.57∶1，2004年擴大到3.21∶1，相應地，城鄉消費支出比從2.68∶1擴大到3.29∶1，城鄉消費水平比由2.9∶1擴大到3.47∶1[1]。高彥彥（2010）則認為，改革初期，城鄉居民真實收入差距為2.57。之后，由于農村經濟改革的成功，1988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到1.508。然而，隨著改革的重心轉向城市和非農部門，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超過農民，城鄉收入差距又開始擴大，2007年，城鄉收入差距增大至2.633，超過改革開放初期水平。因而，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一個先縮小而后不斷擴大的過程[2]。總之，盡管不同學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結果可能有所不同，但對于城鄉差距的擴大趨勢還是形成了共識[3]。李實（2003）認為，如果將實物性收入和補貼都算作個人收入的一部分，那么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可為全球第一[4]。而從各國歷史來看，城鄉收入的系統差距最終是由于勞動力流動而消失的[5]。

1 農業勞動力轉移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

就農業勞動力轉移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來說，大部分學者都持肯定觀點。Jian et al（1996）分析中國1952～1993年的人均實際收入發現，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改革加劇了收入不平等，而勞動力和其他資源要素的流動卻弱化了不平等[6]。趙人偉和李實（1997）利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時間序列資料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對1988年和1995年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狀況所做的抽樣調查數據，對影響城鄉間收入差距的因素進行了系統研究，認為農村勞動力流動可以較明顯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而改善勞動力流動政策，就是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供一個前提——機會均等[7]。李實和趙人偉（1999）進一步研究了勞動力流動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的效應，認為農村勞動力流動，特別是流向城鎮可以賺取更多的收入，同時也有助于提高停留在農村的其他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從而增加農民收入，并縮小城鄉收入差距[8]。Justin Y. Lin et al（2004）對中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遷移進行了研究，認為勞動力遷移即使在短期內也會縮小收入不平等，而20世紀90年代大量的勞動力遷移卻沒有縮小區域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遷移的持續抑制[9]。蔡昉（2005）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過程中，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通常會產生提高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和報酬水平，降低或抑制非農產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和報酬水平的效果，從而縮小農村和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然而，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卻出現了勞動力流動和城鄉收入差距同時擴大的現象。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勞動力市場歧視，所以應深化戶籍制度改革[10]。許秀川和王釗（2008）以系統動力學模型和Vensim軟件為分析工具，對重慶市的城市化、剩余勞動力轉移與城鄉收入差距進行系統動力學仿真研究表明，加快城市化進程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11]。鄭彩祥（2008）利用1978～2005年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農業勞動力轉移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發現，農業勞動力轉移有利于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而城市導向的財政政策不利于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12]。但也有學者持不同看法，朱云章（2009）使用1983～2006年我國時間序列數據計量分析發現，城鄉勞動力流動與收入差距兩者之間只存在由收入差距到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單向因果關系，而不存在城鄉勞動力流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反饋作用[13]。朱長存等（2009）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除了一般性人力資本溢出外，還存在著更為廣泛的人力資本外溢性：一是與城市人力資本投入相比，農村人力資本投入具有更強的私人性；二是由于城市勞動力市場存在著廣泛的歧視，農村人力資本并不能獲得與其邊際貢獻相應的報酬。因而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存在著農村向城市的龐大價值轉移。實證分析表明，超過四成的城鄉收入差距是由此形成的[14]。

2 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影響研究

就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影響來說，大部分學者也都持肯定意見。朱農（2002）利用1991年湖北省的一次人口遷移和經濟發展的問卷調查數據，使用probit模型的結構方程，證實了城鄉收入差距在中國農村向城市的遷移過程中的正向作用：無論對于男性還是女性，收入差距越大，遷移概率越強[15]。李強（2003）使用其在四川、北京等地組織的一些問卷訪談數據，認為中國的推拉模式與國際相比的主要差異在于戶籍制度，由此修正推拉理論模型對影響中國城市農民工流動的因素進行分析，得出：城鄉之間巨大的經濟差異和收入差異是人口向城市流動的最主要原因；戶籍制度導致的阻力不僅對一般推力與拉力發生影響，而且使得推拉失去效力，從而使流動人口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規律[16]。吳紅宇（2008）引入“新勞動力遷移經濟學”解釋框架，利用對廣東韶關市樂昌縣廊田鎮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數據，得出Stark的新勞動力遷移經濟學對中國現實情況也有一定的解釋力，絕對收入差距也是遷移決策行為的動因之一[17]。李培（2009）以推拉模型為理論依據，利用1992～2005年省級人口城鄉遷移面板數據，構建了中國人口城鄉遷移的計量模型，得出：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與農村人口城鄉遷移存在倒U型關系；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城鎮就業崗位的增加、農村機械化水平的提高以及鄉鎮企業就業崗位的相對減少都明顯促進了城鄉人口的遷移，而實際遷移距離和“無形”遷移距離制約著城鄉人口的遷移。[18]但也有學者得出了不同的結論，盧向虎等（2006）以托達羅模型為理論基礎，用時間趨勢來反映制度因素對城鄉人口遷移規模的影響，并利用1979～2003年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到以下結論：中國城鄉實際收入差距擴大已顯著地阻礙了農村人口向城鎮的長期遷移；城鄉人口遷移規模的擴大并不是導致城鎮失業增加的原因，而城鎮失業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村人口的城鄉遷移；制度因素對農村人口城鄉遷移規模的影響是復雜的，城鄉人口遷移規模隨著制度約束的減弱而逐年增加[19]。梁明等（2007）將GDP與農村人均耕地面積兩個變量引入托達羅模型，利用1992～2004年省級面板數據，對中國勞動力城鄉遷移進行計量分析，發現：經濟增長、城鎮新增就業崗位對勞動力城鄉遷移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人均耕地面積減少是城鄉遷移比較重要的推動力量，而城鎮失業率和城鄉收入差距作用不顯著[20]。

3 總結性評論及啟示

總之，無論是農業勞動力轉移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還是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業勞動力轉移的作用，盡管學者們得出的結論并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數還是持肯定意見。而對于農業勞動力轉移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是否存在雙向互動，暫時未見有人研究，這是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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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人口流動分析范文2

>> 社會分層視野中城市居民和流動人口的公共體育服務比較分析 北京市流動人口身份認同研究 北京市流動人口發展趨勢及調控管理研究 上海穆斯林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問題研究 流動人口社會救助同城待遇問題研究 長株潭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評價及影響因素實證研究 北京市城鄉結合部流動人口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研究 流動人口犯罪問題研究 “女性流動人口”研究綜述 流動人口管理問題研究 北京流動人口已成北京人 流動人口與社會保障機制的構建 北京市常住流動人口的特征及政策啟示 淺議北京市流動人口問題 檔案助北京流動人口子女入學 淺析北京市農村流動人口就業 北京:百萬流動人口或被擠出 北京市流動人口總量和分布結構特征研究 流動人口對北京市交通的影響研究 構建流動人口利益訴求表達機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②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北京市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下冊）[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6）。

③數據來源同上。

④詳情參考湖南省計生委的《新生代與上一代流動人口發展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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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人口流動分析范文3

關鍵詞：城鄉統籌，拉美陷阱，城市化，城鄉規劃

Abstract: the "Latin American trap" the problem i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the important question, for the whole social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certain harm. The object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for "Latin American trap" the more common social problems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is article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problem put forward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measures, the practical rural and urban planning construction to have th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Latin America trap, urbanization, rural and urban planning

中圖分類號： TU9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 引言

城鄉統籌發展是城鄉一體化進程的重要舉措，在城市與農村相互協調發展的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城鄉統籌發展的內涵比較明確，它是指在當今社會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互動發展，以實行城、鄉發展雙贏為目的發展格局。其主要內涵是充分發揮工業對農業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城市對農村的輻射和帶動作用，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促進城鄉協調發展。通過城鄉統籌發展戰略措施，使得城鄉經濟發展較為平衡，城鄉之間經濟差距逐漸減小，避免城市化進程中的“拉美陷阱”出現。“拉美陷阱”最大的特點就是貧富差距過大，導致城市化過程變成社會發展的負擔，嚴重影響社會的進步。因此，如何通過合理的手段預防“拉美陷阱”問題對于保證社會穩定發展，促進城鄉統籌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 城鄉統籌發展過程“拉美陷阱”問題預防的具體措施

2.1 改革戶籍制度，實現城鄉人口自由流動

戶籍制度制度的約束一直是影響城鄉之間差距重要問題，戶籍制度的改革，必然會拉動城鄉人口之間的流動，是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重要措施。戶籍制度改革的明確目標是實現公民依法自由居住和遷徙，這是隨著城鎮化進程，逐步剝離附著在戶籍制度上的行政功能和福利分配功能，建立法制化、科學化的人口管理系統的漸進改革的過程，當前戶籍改革的階段性目標是，首先在城鎮和小城市打破城鄉戶籍壁壘，逐步推進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戶籍制度的改革方式方法多樣，具體來說應該在以下幾方面開展工作。

打破城鄉戶口的界限，實現人口流動自由。著重推進吸納和安置外來遷移人口的戶籍改革和創新，掃除農民身份變更和居住地變更的體制障礙。降低市、區遷入門檻，放寬市、區戶口政策，改變一些不相適應的管理規定、工作方法，建立起適應形勢發展的人口管理新機制。改革戶籍制度，就要取消城鄉戶口的不平等待遇，以居民身份證代替戶口制，憑身份證可以在全國自由流動，選擇或自謀職業。農民人口對城市生活的憧憬成為一種吸引拉力，促使大量小農進入城鎮就業謀生。這樣，促使人口由小農逐步地向城市化過渡。戶籍制度的改革促使了鄉村與城市的進一步接軌，鄉村城市化的目標性進一步增強，使得城鄉統籌發展的速度加快，對于社會新型城市化發展推進具有明顯的作用。

2.2 改革土地制度，建立進城農民土地退出機制

土地制度是制約和束縛農村城市化的重要因素，同時也阻礙了農村人口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因此，要全面實現農村化的任務必須進行合理的土地制度改革。而根據當地經濟發展要求，進城農民土地退出機制是一項非常有效的措施。進行，建立進城農民土地退出機制具有很好的社會效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有利于實現城鄉統籌發展。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市場化將統籌遠郊城鎮化和城區住房困境，避免縣城“公租房”和“經濟適用房”的困擾，是平衡房地產價格快速上升的有效措施；有些地區遠郊先進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必然需要大量的外來科技、高學歷人員以及普通工人，科學規劃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富余部分用于市場化開發公共配套完好、價格合理的社區，可以吸引部分年輕外來人口和部分城市人口到遠郊來購房置業，實現“產居融合”的低碳生活模式，這樣既能夠進一步增加農民的收益，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房價持續上漲的壓力；同時，有條件的農村居民也可以自由選擇到城市擇業和居住，有效實現了城鄉統籌發展；

第二，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會價值取向。城鄉土地二元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保障農村糧食生產、維護國家食品供應穩定的安全考慮，這是農村為國家做出的貢獻，是農業用地的功能。在禁止農用地流通的制度控制下，允許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給予農民補償，使農民享受到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國家福利的機會，符合全體公民應該享有平等機會的現代化發展理念。

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構建基層政府和農民自身的動力機制，一方面優化于農民的財產收入結構另一方面促進城鄉一體化目標，減小了城鄉之間的差距，實現城鄉統籌發展。

2.3 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加快金融對“三農”的支持力度

“三農”問題一直是我國工作的重點問題，城市化進程中，“三農”問題同樣非常嚴峻。雖然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措施，來惠及“三農”，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效果仍然不能讓人滿意。特別是，農村金融市場體系方面，依然是解決“三農”問題中最薄弱的環節。很多城市縣區在三農問題上，建立了適合自己發展的城鄉統籌建設措施，但是，僅靠這些有限的手段是不夠的，應該構建分工合理、投資多元、功能完善、服務高效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較為發達的農村金融市場體系和業務品種比較豐富的農村金融產品體系，為“三農”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具體措施應包括，健全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充分發揮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組織的作用，以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為主要的金融中心強化為“三農”服務的市場定位和責任，充分利用在縣域的資金、網絡和專業等方面的優勢，更好地為“三農”和縣域經濟服務，鼓勵和促進郵政儲蓄資金回流農村。同時，要制定相應政策，鼓勵和引導其他金融組織為“三農”和縣域經濟服務；推進農村金融組織創新，適度調整和放寬農村地區金融機構準入政策，降低準入門檻。大力培育多種形式的小額信貸組織，積極探索貧困地區農村金融服務的有效途徑。規范和引導民間借貸。在推進農村金融組織創新的同時，切實加強和改進監管工作，防止出現新的金融風險隱患；積極發展農業保險，完善多種形式的農村保險體系，逐步建立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和農業再保險體系；推進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適應農村金融服務點多面廣的特點，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業務準入條件和范圍，努力滿足農戶和農村微小企業的貸款需求。

3 結語

社會城市化發展使現代社會城鄉規劃建設過程中的必然趨勢，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趨勢。因此，整個建設和發展的過程中必然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文中所分析的“拉美陷進”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通過文章多方位，全面的分析，所能夠對“拉美陷進”的預防帶來一定的效果，為城鄉規劃建設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城鄉人口流動分析范文4

關鍵詞：河南省；城鄉一體化；因子分析

城鄉一體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城市和鄉村在區域分工中的功能演變，人力、技術、資本和資源等要素相互融合，優化配置，使產業間互相促進，協調發展，縮小城鄉在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非均衡發展及思想意識差距。通過以城帶鄉，以鄉促城，最終實現城鄉之間的全面和諧發展。具體到河南，作為人口和農業大省，城鄉一體化更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就是要在適宜的經濟格局上，建成布局合理、功能齊全的城鎮、鄉村經濟社會發展體系，使農村的文化、衛生、教育等公共設施和社會服務事業接近城市水平；建立有利于資源要素自由流動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公平合理的社會管理體制，徹底改變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因此，正確認識和評價河南城鄉一體發展水平，對于制定適合的發展戰略，采取積極的政策措施，構建平等和諧的城鄉關系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指標體系設計和數據選取

城鄉一體化涉及經濟社會、人類生活、生態空間等相互影響的各個方面，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它包括城鄉發展的諸多方面，包括經濟、社會、人口、空間和生態環境等多方面的因素，考慮到研究條件和數據的可獲得性，根據科學、全面和目的性原則，以能夠反映城鄉一體化的真實水平，又能體現城鄉一體化動態進程，結合河南的實際情況，本文選取1990年到2009年的數據，就河南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進行研究。為保證指標在時間或空間上的可比性，優先選擇信息量大、特征敏感型的9個比值形式的結構性指標：非農產值與農業產值比（X1）、城市就業人口與農村就業人口比（X2）、人口城鎮化率（X3）、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比（X4）、城鄉人均收入差異度（X5）、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X6）、城鄉消費品零售額差異度（X7）、城鄉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比（X8）、二元對比系數（X9）。

二、河南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因子分析

借助統計分析軟件SPSS16.0對上述指標進行KMO檢驗和巴特利球形檢驗發現，KMO值為0.725，巴特利球形檢驗的顯著性水平為0，小于0.5，拒絕原假設，認為適宜于因子分析。

為了消除因數據類型不同而帶來的分析誤差，使數據無量綱化，利用軟件SPSS16.0將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利用降維因子分析法得到因子特征值及其貢獻率。本文選擇前三個因子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作為初始因子，其特征值分別為4.843、2.064和1.291，累積方差貢獻率為91.101%，說明前三個因子基本包括了全部指標絕大部分的信息，能夠較全面地反映所有指標。因此，提取前三個因子就能較好地解釋全部變量信息。

將因子載荷矩陣除以系數i為第i個特征值，i＝1，2，3），得到各公因子的線型表達式的主成分系數和原始指標的標準化值，如表1所示。（表1）

根據分析，可以計算每個觀測量的各因子得分數F1、F2和F3：

F1=0.404ZX1-0.335ZX2+0.393ZX3-0.173ZX4+0.364ZX5+0.369ZX6+0.340ZX7-0.148ZX8+0.368ZX8

F2=0.236ZX1+0.366ZX2+0.191ZX3+0.520ZX4+0.265ZX5-0.247ZX6+0.433ZX7+0.408ZX8-0.135ZX8

F3=-0.167ZX1+0.227ZX2-0.331ZX3-0.251ZX4+0.283ZX5+0.349ZX6-0.116ZX7+0.636ZX8+0.358ZX8

根據各主成分系數（利用SPSS16.0處理后主成分得分矩陣）及他們的方差貢獻率構建綜合得分函數：

F＝W1F1＋W2F2＋W3F3

W1、W2、W3分別表示第一至第三主成分的權重，等于各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除以方差累積貢獻率。計算出權重的數值分別為：0.591、0.299、0.158。把各個主成分權重和得分代入綜合評價函數得出河南各年的城鄉一體化綜合得分，如表2所示。（表2）

三、河南省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基本判斷

（一）河南省城鄉一體化水平發展演變。根據河南省各年統計數據得出1990～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水平、二元對比系數，與上文中主成分分析得出的城鄉一體水平共同繪制圖1。可以看出，河南城市化水平一直呈平穩上升趨勢，自1995年后，城市化速度加快，并在2004年城市化水平指標達到28.9%以上，河南省開始從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換，城鄉一體化進程加速。城鄉二元對比系數和城鄉一體化水平系數波動較大，說明河南省二元經濟結構演變和城鄉一體化進程波動較大。結合三個指標的數據演變和河南省經濟社會的實際發展情況，本課題將河南省1990～2009年的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圖1）

1、第一階段，從1990年至1993年。二元對比系數從0.237降到0.168，二元經濟結構大幅度惡化，但是由于城市化水平上升態勢略微加速，河南城鄉一體化水平處于一個快速上升階段，得分從-2.340升到0.173。在此階段，由于國家對“三農”的優惠政策對于農業和農民的促進作用較小，農村經濟體制沒有大的變動，農村經濟發展進入徘徊階段，城市不能有效地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人口城市化速度放緩，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大幅下降。而各地工業迅速發展，在國家宏觀政策先抑后揚的作用下，工業化率急劇上升。河南二元對比系數大幅上升在大幅變動中惡化，二元經濟結構明顯。但在這一階段，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工業的迅速發展，河南非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工業化、城市化得到初期的發展，城市聚集和輻射作用大大促進了城鄉一體化水平。

2、第二階段，從1994年到1998年。城市化進程加劇，二元經濟結構強度緩解，城鄉一體化形勢先急劇惡化后又有所好轉。隨著國家深化改革糧食購銷體制，極大地促進了農民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提高，城鄉二元對比系數從0.181升到0.231。但糧食的連年豐產，使其價格也迅速下降，“谷賤傷農”。盡管隨后幾年內，糧食價格有所回升，但是農業生產成本的增加，使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的利益并未獲得根本性的增加，城鄉一體化水平也降到1996年的-1.753。1996年以后進入城市經濟的新一輪高速擴張期，農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加快，到1998年河南非農業人口比重已經達到17.6%，平均每年上升0.64個百分點。城市化與工業化呈現出良性互動態勢，也使河南的城鄉一體水平在波動中先下降后上升，但總體水平較低。

3、第三個階段，從1999年到2009年。城市化水平穩中有升，二元經濟結構呈波動惡化的趨勢，二元經濟結構加劇轉換，二元對比系數從0.19降到2003年的0.14，又升到2009年0.191，表明河南一直處于二元經濟結構顯著時期。但在這期間，河南省城鄉一體化水平大幅提高，由1999年的-0.965上升到2009年1.833。由于國家提出的“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政策，要求統籌城鄉發展，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對城鄉關系和發展的重新定位，極大地促進了農業收益的提高；另一方面，戶籍制度的深化改革和就業市場機制的逐步完善，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加快，農業就業比重迅速下降，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有所上升。河南這一階段的二元經濟結構轉化加快，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結果，也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結果，標志著河南省進入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階段。

（二）河南省城鄉一體化發展階段基本判斷。首先，按上述分析，河南從1999年以來，城鄉一體化水平總體呈上升趨勢，進入了城鄉一體化的平穩發展階段，但處于一體化發展的較早期階段。河南是農業大省，農業從業人口眾多，2009年底達到2，765萬人，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很強，城市對農村、工業對農業的帶動和輻射作用較小。“十一五”期間，河南省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但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農業基礎薄弱，工業大而不強，產業承接能力不強，城鄉基礎建設和規劃統籌程度不高，各種資源在城鄉市場間不能合理有效地流動，農村勞動力大多處于自發流動狀態。雖然，在1995年河南提出了“加快以鄭州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發展步伐”后，河南城鄉呈現出快速發展的新勢頭。但是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城-鎮-鄉網絡結構不合理、輻射帶動功能弱，資源利用率不高、各自為政發展、區域發展乏力等問題，還沒有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良性互動和協調運行；其次，河南城鎮化發展一直在全國平均水平之下，1990年城鎮化率15.5%，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3.8個百分點，2002～2009年城鎮人口增速加快，年均增速為6.44%，高于全國年均增長2.98%的速度，城鎮化率達到37.7%。9年間，城鎮化率年均增速為1.66%，與全國的平均水平的差距縮小為8.89個百分點。與中部其他省份相比，2009的城鎮化率與安徽省相差4.4個百分點，與湖北省相差高達8.3個百分點；最后，河南省二元經濟結特征顯著。2.99的城鄉人均收入差異度和0.191的二元對比系數都表明河南省現代產業部門和傳統產業部門二元特征對立明顯，經濟結構整體上仍是明顯的二元經濟結構。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在進入1，000美元～3，000美元時，一個國家或地區會進入經濟社會矛盾凸顯期，也是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人均GDP3，000美元標志著達到中等國家的收入水平和初步實現現代化，河南省2009年人均GDP為3，012美元，正處于二元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能否順利轉型跨越對于河南經濟社會的長期未來發展至關重要。

主要參考文獻：

[1]陳鴻彬，王兢，陳娟.河南中心城市帶動能力評價及提高對策[J].經濟地理，2010.4.

城鄉人口流動分析范文5

[摘 要]本文從流動人口的職業分布、職業持續的情況和獲得職業的渠道這三方面對流動人口的就業情況進行了探討，并揭示了經濟社會發展被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和流出地所影響，同時從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增加就業容量，區域間協調，統籌城鄉一體化這幾個方面提出了相關對策。

[關鍵詞]流動人口；就業；城市化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0.093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10-0-01

1 流動人口就業現狀

首先，從職業方面來看，流動人口占比重最大的產業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2005年進行了全面人口普查，調查資料顯示，在流動人口的總人數中，第二產業占了39.58%，第三產業占了44.3%。在對武漢流動人口數量進行調查時，人們發現流動人口從事服務業的比重大，服務業的容納量遠遠高于建筑業和建筑裝修業的容納量，然而，他們都是被一些私營企業所雇傭。還有一些人指明了制造業是流動人口主要集聚的產業，但流動人口增長最快的行業仍然是服務業；流動人口明顯下降的產業主要是建筑業，大多數流動人口從事的行業為體力型生產，這都屬于流動人口分布的特c。這些事實足以說明，一些“臟、苦、累”的活一般都是流動人口在做，而這僅僅是為了補充城市的勞動力。他們的職業經驗大多數都處于社會底層，而對一些素質要求比較高的職業來說，有一些不同。

其次，流動人口在職業持續情況方面，大多數人從事的工作都是穩定性比較差且屬于非正規性崗位。經過研究和分析可以看出，擁有被單位正式聘用的、有較高的文化程度、相對于其他人來說擁有穩定工作崗位的，這些流動人員在流動人口總數中僅僅只占一小部分。在城市就業人口中，有很多人的務工證沒有辦理，也有很多人一直沒有執照，但他們是靠租借營業執照而從事某項營業活動的。這些人不但社會文化程度低，且在職業上的狀態也不穩定。而流動人口的第三類是自己創業，但這些人只占少數。

最后，從流動人口在獲取就業渠道方面來看，大部分流動人口之所以能順利就業，是因為他們的親戚朋友或者其他方面的幫助。有些人認為，受社會網絡關系的影響，一些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都是通過職業中介、勞動力市場、緊密的私人關系和有組織的勞務輸出等這幾種路徑來實現的。放眼全國大部分地區，之所以農村勞動力憑借血緣關系、依靠親戚朋友的幫助進行就業，是因為我國勞動力市場發育并不成熟。這樣一來，勢必會造成流動人口區域群體就業特征加重。

2 解決流動人口就業問題的對策

2.1 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增加就業容量

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增加就業容量，是從根本上解決流動人口就業問題的途徑。最有能力且能使大量人口生存的是城市。近年來，發達國家的特大中心城市和發展中國家的特大中心城市中，人口占有很大比重。以美國這個發達國家為例，在美國的12個最大城市中，生活著全國的1/3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人口占了40%。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一直都在上升，我國城市化水平在1990年是26.41%，而2000年為36.09%，2000年比1990年同比增加9.68個百分點，但同發達國家75%的平均水平和世界44%的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很低。雖然我國目前的收入平均水平屬于中上等國家，但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依然低于其他一些同等國家，和其他國家相比，發展還比較落后。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吸收流動人口就業的主要產業是工業，同時它還是使人口有規律且持續性流動的關鍵。本文借助國外的經驗了解到，要想完全釋放集中在農村的巨大勞動力，就要加快工業化進程的腳步，因此目前我國工業化程度還需要進一步提高。所以，要想增加更多的就業崗位，就要加快城市化進程的腳步，使城市化和工業化并肩前進，以增加城市人口容量。

2.2 加強區域間協調工作，促進農村勞務有序流動

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和民間中介組織發育并不成熟，所以需要從實際出發，在政府跨區域發展的重要內容中，需要把流動人口的就業問題也歸納進來，行政引導力度也必須加強，這也是解決流動人口就業問題的重中之重。不同地區之間的行政“堡壘”要被打破，要構建合適的就業管理體系和制定正確的信息指引。在有剩余勞動力的地方，提高勞務輸出和加強對其他管理的正確引導，全面普查和登記對輸出地的勞動力的資源情況以及輸出人員的基本情況；對于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的合作要重點穩抓，不僅要利用“引進來”的手段，在勞務輸出地舉辦招聘會，還要利用“走出去”的方式向城市或一些發達地區，把本地的勞務輸出信息傳播出去。同時，在規劃的制定、制度的建立、加大投入力量等時，要考慮到影響流動人口的因素，盡量做到統籌兼顧。

2.3 統籌城鄉一體的勞動力市場，依托市場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

市場是解決流動人口就業問題的根本力量。相關人員必須先要在市場機制的基礎上，加快城鄉人力資源一體化的步伐，保持勞動力市場能夠自由流動，資源配置的效率提高，只有這樣，才能在根本上解決流動人口就業問題。把一些歧視就業準入條件全部取消，同時盡量組織和扶持發展多個勞務機構，并實現城鄉統一的就業登記管理制度。在推進流動人口就業的過程中，采用調節市場的手段，采用價格機制對流動人口的就業進行指引，要對人口管理進行逐步完善，這樣人口區域性的發展才能得以實現。

主要參考文獻

[1]李志，杜寧睿，宋菊芳.對武漢市流動人口就業狀況的調查分析與思考[J].規劃師，2000（3）.

城鄉人口流動分析范文6

【關鍵詞】城鄉；教育差距；收入差距；面板數據

一、引言

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城鄉間差距在各個方面日益顯著。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收入差距是城鄉差距中至關重要的一方面。據統計，1978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約為2.57：1，到2013年上升到3.03：1，這一城鄉收入差距逐步擴大的趨勢，早已引起各方的關注，因為它不僅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還會對社會穩定產生壓力。

城鄉收入差距源于多方面因素，但在知識經濟社會中，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教育及與其緊密相關的人力資本的城鄉差異，無疑會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因此，研究在城鄉不同的時空條件下，教育的不同發展情況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程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同時也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研究設計

（一）變量選擇與模型設定

廣為采用的經典的明瑟（1974）收入方程（earning function）在一系列嚴格的假定下推導了個人收入與其教育、工作經驗及其平方間的線性關系。考慮到本文所使用的數據是宏觀面板數據，不適合采用明瑟收入方程，因此本文需要重新討論收入與教育之間的關系。

本文中，我們采用類似于內生增長生產函數形式的收入函數設定了如下的基本混合OLS模型（1）

其中，被解釋變量是城鄉收入差距的對數值，而城鄉收入差距用剔除價格因素后各地區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家庭純收入的比值來代表。由于我國沒有直接公布的城鄉教育差距的數據，所以本文利用城鎮和鄉村6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來代替，其對數值為我們的主要考察變量，重點關注教育差距的系數，其含義即城鄉人均受教育年限比每上升1%，城鄉人均收入比將上升%。為了考察教育差距變量影響的動態變化，還增加了年份虛擬變量與教育差距的交乘項（），其系數的含義是，相對于基期，教育差距對收入差距的影響程度在i期的變化。但需要指出的是，對于收入差距的衡量，在此選擇的是城鄉收入比。另外，雖然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來自多個方面，但是，限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只控制了產業結構、開放程度等對城鄉差距的影響，產業結構用三大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開放程度用進出口貨物總額與GDP的比值來表示。

依次加入控制變量三次產業產值占GDP比重（indus1，indus2，indus3）和進出口貨物總額與GDP的比值（tradei）后的計量模型分別為模型（2）和模型（3），在此不再一一表示。

（二）數據信息

本文所采用的樣本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的歷年的數據。數據顯示，我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從1997年開始逐步擴大，鑒于此，并盡量保證所采用數據的連續性和統一性，故在此采用31個省級行政區（不包括港澳臺）從1997年到2012年共16年的數據組成的面板數據來進行實證研究。

三、回歸分析

在模型（1）的回歸結果中，發現教育差距的系數在0.1%水平上顯著，同時，年虛擬變量與教育差距的交叉項的系數為正且絕大部分在統計上顯著（在0.1%水平上），這意味著相對于基期1997年，在從1998年到2012年這15年間教育差距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越來越大的，而有兩年其影響雖有所減小，但后來的影響程度又在加大。

隨后，我們逐步增加其他可能影響因變量的控制變量，如產業結構和對外開放程度。從模型（1）到（3）可發現，在加入控制變量后，教育差距系數有所降低，但是交乘項的相關指標則比較穩定。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差距與年份虛擬變量的交乘項的系數隨著年份的增加整體上呈波動上升趨勢，表明隨著時間推進，教育差異越來越能作用于收入差距擴大。這基本驗證了本文的理論預期，即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的擴大對二者的收入差距擴大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關于城鄉教育投資和教育結構等的大量數據均能夠顯示，我國的教育事業在非均衡發展，城鄉差距很大，這種差距主要源于國家對農村教育投入不足、農村家庭支付教育費用能力不足、農村教育質量不高等幾方面。

而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有很多因素，其中城鄉教育不平等是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具體來看：

1.城鄉教育不平衡造成城鄉勞動力的素質差異，使得農村勞動者人力資本提高慢。根據人力資本理論，受教育水平直接關系到勞動者素質的高低，而勞動者素質狀況又直接影響到勞動效率，決定著勞動者的收入水平。

2.城鄉教育差距的存在，使得農村勞動力更難以進入非農領域。實踐證明，在我國現在的勞動力市場，非農產業比農業有著更高的勞動報酬，因而，使更多農村勞動者進入非農領域將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城鄉教育的不平等導致很多農村勞動者難以進入非農領域，獲得高報酬勞動的機會減少，從而也就擴大了收入的差距。

四、結論

以上分析表明，受國家政策和家庭收入水平的制約，城鄉勞動者無法得到平等的教育，使得城鄉勞動者受教育水平及質量的產生差異。而教育無疑是最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其差異會影響不同勞動者的生產率，并最終體現在收入差異之上。

這一結論值得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部門特別是教育部門注意。但要真正解決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和實現教育公平，需要各級政府、各級學校、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到教育改革中來。首先需要加強政府調控，實現教育機會分配均等。其次，增強師資力量，充分發揮教師在各教育階段中的作用。再次，應逐步打破城鄉二元體制，改變目前人力資本積累的單一城市化趨向，促進城鄉高素質勞動力的雙向自由流動，這樣不僅能夠縮小城鄉間的教育差距，還能夠最終促進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

參考文獻：

[1]白雪梅.教育與收入不平等：中國的經驗研究[J].管理世界，2004（6）

[2]石紹賓.城鄉基礎教育不平等與收入差異的實證分析[J].統計與決策，2008，（23）

[3]孫百才.城鄉教育差距與收入差距 [J].甘肅理論學刊，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