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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的本質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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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的本質

計劃經濟的本質范文1

【關鍵詞】經理股票期權;本土化;優化

一、引言

被譽為經理人“金手銬”的經理股票期權(Employee Stock Owner),是企業通過授予經理人未來以約定的價格購買一定數量公司普通股的選擇權,從而將經理人的個人利益同公司股價表現緊密聯系起來的新型激勵手段。為弱化委托――矛盾,對經理人員進行長期激勵,ESO作為一種薪酬形式于20世紀80年代被運用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為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國企業的薪酬與職位價值而非個人價值掛鉤,經營者激勵嚴重不足的難題,股票期權機制于20世紀90年代末被引入我國。

就在ESO在我國市場蓬勃發展之時,一些問題也暴露出來。已有實證研究表明,ESO的使用對公司業績的影響并不顯著。周立、徐立鋒(2011)以2007至2009年間公布股票期權激勵方案的上市公司為總體樣本進行線性回歸,結果表明,現階段我國上市公司的高管股票期權激勵并沒有發揮作用。ESO本身設計存在的問題和中國特殊的市場環境都給股票期權激勵機制本土化帶來了一定障礙,由此許多學者呼吁當理性看待這一舶來品。筆者認為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對ESO進行優化設計,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制度本身和相關法律政策,是真正實現股票期權激勵機制本土化,充分利用這一靈活激勵機制達到預期目的的必要思路。

二、文獻綜述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內不少學者開展了大量關于ESO在我國運用情況的研究。綜合來看,股票期權的激勵約束作用未得到充分發揮,主要基于機制本身的缺陷、亞太經理人市場的特殊性和我國尚不成熟的外部環境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機制設計方面,制度設計本身的缺陷制約了其作用的有效發揮,這一內在原因導致種種問題在ESO的實施過程中暴露出來。孫卓立(2000)認為ESO的作用主要在于激勵而不是懲罰,這種有獎無罰的特點可能會使經營者有恃無恐,向企業股東轉移決策風險。牛春巧(2005)也提出傳統股票期權激勵模式是一種單邊激勵,當公司股票價格上漲時,經營者持有的股票期權才有行權的價值;否則經營者會放棄行權,激勵作用也隨之消失。吳斯亞、羅群(2009)認為股價對公司經營狀況的不完全反映會造成“搭便車”現象。其次,亞太經理人市場的特殊性也引發了ESO在實施過程中的新問題。譚軼群、劉國買(2006)認為除企業經營業績外,行業發展前景和宏觀經濟等經理不可控制因素同樣引發股票價格波動,僅以某時點股票價格高低為評判標準給予經理報酬的傳統經理股票期權機制有失公平。張晨宇、肖淑芳等(2007)也提出,美國上市公司中應用最廣泛的標準期權模型(B-S模型)被用于確定期權收益的時點價格時易被經理人操縱。再次,我國尚不成熟的外部環境也是ESO本土化進程中的一大阻力。沈?。?002)認為我國關于經營層持股與出售的政策性限制使股票期權制度的設計變得困難。高永剛、李丹(2003)提出經理股票期權的本土化需要有適宜其生長的外部市場環境,而我國目前缺乏規范的資本市場和職業經理人市場。

針對上述三方面內部及外部原因導致的若干問題,相關文獻提出的解決方案定性分析多于定量研究;側重對加強外在約束的探索,而對從期權本身出發加強內在約束的研究有所欠缺;或者僅從一些角度提出了某種改進思想,但并未針對具體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

三、中國市場的股權激勵機制優化方案

為有針對性地解決ESO本土化過程中反映出來的種種問題,本文試圖將理論及實務界探索出的改進思想加以整合和修改,主要從強化制度內在約束作用的角度,提出針對中國市場股權激勵機制設計的具體優化方案。綜合來看,可以從以下三方面進行優化。

(一)考慮經營績效的動態行權價格

為解決傳統股票期權激勵模式激勵不充分,約束力不足的問題,增加一個以業績達標為前提的行權條件是有必要的。國內公司目前主要采用的業績評價指標是市場導向指標和公司財務指標。然而這兩種指標都有各自的缺陷,前者依賴于一個有效的資本市場,我國目前尚未達到;后者易導致經營者為獲取當前利益犧牲公司的未來發展,甚至引發財務造假。為了彌補其不足,在此我們引入經濟增加值(EVA)指標作為企業業績評價的基礎。它充分考慮了股東投資的機會成本,糾正了會計指標對真實業績的扭曲,只有當EVA>0,即稅后凈利潤扣除投入資本機會成本的余額為正時,激勵對象才為公司創造了價值。同時,為在收益中更好地反映經理人的真實業績水平和努力程度以及是否考慮到公司的長遠利益,可借鑒EVA的思想,在期權授予后根據每年的經營績效對固定的行權價格進行調整,使行權價隨利潤增長呈動態化上升。具體的調整指標為:當期行權價增加的幅度為本期加權平均資本成本(WACC)與股息率(Divend Yield,簡記為DY)之差。動態的行權價格使持有人收益與其預期表現呈現正向關系,同時增強了ESO的約束力,有助于較準確地體現經營者主觀努力的程度,使得考核指標更具科學性。

(二)剔除股價指數的影響

我國現行的股票期權激勵制度中,行權價格采取事先約定的固定價格,這種不隨股市行情變動而變動的定值化在一定程度上會助長“搭便車”的現象。于是國內外學者提出了從執行價格中剔除股價指數影響的思想,并展開了相關研究。Rappaprot Alfred(1999)根據相對業績思想和固定執行價格股票期權缺陷提出將股票期權執行價格與行業指數或市場指數聯系起來消除系統風險的股票期權指數化思想。Johonson&Tian(2000)基于股票期權執行價格指數化思想和Margrable-Fisher-Stulz(1978)提出的交換期權定價模型,構建了歐式絕對單指數化管理者股票期權。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剔除股價指數影響后,由于行權價隨大盤的變化而自動調整,使股票期權激勵在股價普遍下跌時同樣具有激勵作用,克服了傳統的股票期權激勵模式只在牛市有效的缺陷。

這一思想的運用考慮了通脹和行業因素,可避免股價對公司經營狀況的不完全反映造成的“搭便車”現象,使期權收益與經理人業績的相關程度提高。然而,筆者認為,行權價格是公司綜合考慮之前股票價格、對股價走勢預期、激勵力度等多方面因素確定的,若不斷跟隨大盤對其進行調整,有可能一定程度上扭曲原來的激勵計劃。因此,對該方法略作調整,通過對股票價格進行指數化處理以剔除大盤的影響。

(三)引入亞式期權

為解決亞洲經理人市場股權激勵中存在的投機行為,屬于強路徑期權的亞式期權被引入期權激勵制度中。其與標準股票期權的區別在于:在到期日確定期權收益時,不是采用股票當時的市場價格,而是用期權合同期內某段時間股票價格的平均值。亞式期權的收益依附于標準的資產有效期至少一段時間內的平均價格,從一定程度上規范了市場操作,在抑制期權擁有者在接近到期日時操縱公司股價、牟取暴利的行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通過綜合以上策略,將業績相對化和指數化以及亞式期權思想運用到ESO持有者收益的確定中,筆者通過一定的指標篩選和調整,設計了如下優化模型:

1.行權條件:凈資產收益率達到行業平均水平或高于行業平均一定比例;EVA>0。這一行權條件由財務指標和EVA指標共同構成,保障了股東的利益,并使經營者更關注企業的長遠利益。

2.若持有者行權,每股股票期權收益為:

Y=MAX[ (St× )-K×(1+WACC-DY),0]

其中,St表示t時刻公司的股價,K表示授權時的初始行權價格,WACC表示公司當年加權平均資本成本,DY表示當年股息率(即公司當年分配的股息與股價之比),I0,IT分別表示期權授予時和執行時公司所在行業的股價指數。優化設計后的股權期權收益將經營者的利益與公司總體效益相聯系,而不是僅與到期日的股票市值相聯系,有利于實現激勵與約束的有機結合,并使激勵具有持續性。

四、實證檢驗

(一)檢驗對象的選取

傳統股票期權激勵機制的設計使得大盤走勢對最終收益有著重要影響,為突出這一影響帶來的“搭便車”等問題,筆者意在選取大盤價格發生巨大震蕩的時期作為研究對象。2008年金融風暴席卷全球,其間上證指數曾從6124點的高點跌至1664點的谷底,近年來隨著經濟復蘇又曾回到3478點的高位。而于2006年年底推出是伊利股份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正好經歷了這一時期,其股價也發生了先下降再回升的一次大動蕩。因此,筆者選取伊利股份作為檢驗對象,驗證傳統方案的不足和優化模型的優越性。

(二)方案調整前后期權收益情況

1.公司業績變化情況。為比較方案調整前后期權收益對公司業績的反映情況,并且考慮到股票期權激勵的初衷是希望公司業績獲得增長,筆者選取了伊利集團2007年到2010年的EVA的增長率作為反映公司業績情況的指標。EVA的計算采取簡化公式:

EVA=EBIT(1-Tc)-WACC×總資本

其中,息稅前利潤(EBIT)、總資本的數據通過公司年報獲得,所得稅率(Tc)取25%,加權平均資本成本(WACC)的公式為:

WACC=債權資本成本率×(債權資本/資本總額)×(1-所得稅率)+股本資本成本率×(股本資本/資本總額)

其中,債權資本成本率取當年3~5年貸款利率的調整值(根據人民銀行公布的利率所實施的天數進行加權平均),股本資本成本率根據CAPM模型進行估算:

RS=Rf+β×(Rm-Rf)

其中,Rf取當年一年期存款利率的調整值(根據人民銀行公布的利率所實施的天數進行加權平均),β利用伊利股份2007年1月到2011年4月的股價數據根據線性回歸得到,為0.866,風險溢價(Rm-Rf)取學者估算值6.38%。由此估算出2006到2010年的WACC分別為0.0648、0.0723、0.0805、0.0681和0.0683,從而得到2007、2008、2009和2010年公司EVA相對與上一年的增長率分別為-125%、-76%、93%和37%。

2.方案調整前后期權收益情況。傳統股票期權激勵機制中,股票期權收益為:Y=MAX[(St-K),0],調整后股票期權收益為:Y=MAX[ (St× )-K×(1+WACC-DY),0]。取2007年12月28日(可行權日)到2011年5月9日每日開盤價與收盤價的均值作為當日St。初始行權價格K為13.33元,由于2007年7月3日和2008年5月22日分別進行了派息和轉股,行權價格相應調整為13.23元和11.025元。It取t時刻的食品指數,其中I0為授權日的食品指數1046.54。由此得到方案調整前后期權收益情況分別如圖1、圖2所示。

圖1調整前期權收益 圖2 調整后期權收益

3.優化模型的優越性分析。2007年較之2006年,EVA增長率為-125%,該年度經營業績明顯不佳,期權持有人不應得到收益。但由于2007年股票行情走了一波大牛市,截至2008年底股票價格仍遠高于根據2006年底股價制定的行權價,因此調整前方案中期權持有人在這一段時間內獲得了與其努力結果不符的收益;調整后的方案則直到2009年年底,期權收益一直接近零,與公司業績走勢相匹配。

2008年金融風暴來襲,公司業績較上年繼續大幅下跌,EVA增長率為-76%,股價也跌至谷底,該段時間內股價與業績走勢關聯性較高,兩種方案期權收益均為零。走出金融風暴后,伊利集團業績有所好轉,2009年較2008年EVA大幅增長,股票價格整體也走強,調整前的方案中期權持有人從2009年年初即開始獲得正的收益,并隨股價上漲一度上升,而調整后的方案中2009年收益仍為零,2010年年初開始才獲得不斷增長的正收益。從公司業績上來看,2009年較上一年的EVA增長率達到93%??紤]到行權中績效考核的前提,2009年業績達標,管理層此后能獲得相應收益。因此調整后方案的獲利時間是與這一行權條件相吻合的,而調整前的方案讓期權持有人提前得到了收益,可能無法對管理層產生正確的激勵。由此看來,調整后的方案能夠不受牛、熊市的影響,在反映業績上更具科學性和有效性。事實證明,優化模型在股權激勵中確實優于傳統機制。

五、結論與啟示

如今,股票期權激勵機制在我國上市企業中已得到廣泛運用,然而,ESO在我國的本土化進程中遇到了來自機制內部和市場外部的雙重阻礙。本文從機制本身的設計出發,針對當下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優化方案,并通過伊利股份的實例證明了該方案的優越性。當然,還有很多問題并未在該方案中得以解決,如最佳期權數量的確定、最適贈予對象等,這些問題需要結合企業的具體情況,在實踐中繼續探索和不斷調整。另外對于外部環境問題的解決,有賴于我國資本市場逐漸走向成熟,相關法律和政策進一步完善。

盡管目前中國股票期權激勵存在一些問題,但是股票期權激勵制度在我國的發展前景是樂觀的,只要遵循市場化的原則,以實踐中產生的問題為鑒,運用相對化、指數化、路徑化的思想,注重激勵與約束相結合,對制度本身的優化設計進行不斷探索;與此同時,逐步制定出與ESO本土化相適應的法律和政策,并將職業經理人市場的培育與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相結合,股票期權在中國終將發揮出其他制度所無法替代的有效激勵作用。

參考文獻

[1]魏剛.《高級管理層激勵與上市公司績效》.載《經濟研究》.2000(3)

[2]沈?。秾嵤┙洜I者股票期權方案的技術難點設計》.載《財貿研究》.2002(1)

[3]何建新.《EVA股票期權計劃研究》.載《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05(2)

[4]廖理,汪毅慧.《中國股票市場風險溢價研究》.載《金融研究》.2003(4)

計劃經濟的本質范文2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現代化;課程改革

1 政治經濟學本科教學的現代化是時展的必然要求

政治經濟學作為經濟管理類本科生的重要理論基礎課,在我國高校中開設得極為普遍。隨著時展,傳統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弊端逐漸顯露,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傳統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內容體系僵化。在傳統本科教學中,基本上延續了《資本論》的狹義政治經濟學體系,重點分析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而忽視對當代西方國家的新現象、新矛盾的剖析,忽視對轉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系統研究。這既不符合廣義政治經濟學的要求,使得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的理解狹隘化,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削弱了該學科的現實解釋力。

第二,傳統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授課方法單一。馬克思曾說:“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兩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盵1]傳統政治經濟學教材主要運用歷史邏輯分析法,側重于規范分析,缺少實證分析,缺乏現代研究工具的應用,忽略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課堂往往沒有互動、學生缺乏學習積極性,致使其課堂效果差強人意。

第三,傳統政治經濟學課程的觀點陳舊。傳統政治經濟學課程以闡述資本與勞動的對抗關系為重點,將政治經濟學的“政治”色彩強化放大,而忽視了其“經濟學”的角度,忽視對學生經濟思維的培養。以經濟危機理論為例,傳統政治經濟學仍然聚焦于社會基本矛盾和社會基本制度對經濟危機的影響,而少于論述當代經濟危機的新特點和新形成機理,從而對政府宏觀調控和微觀企業運營都缺乏現實的指導意義。

綜上,在當前的本科教學中,政治經濟學正日益被邊緣化。因此,必須從體系、方法和觀點等方面進行課程改革和創新,才能賦予傳統政治經濟學以豐富的時代感。

2 政治經濟學本科教學實現現代化的途徑

2.1 體系的現代化

從學科體系上看,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改革創新應以搭建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為主導方向。廣義政治經濟學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出來的,他說:“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并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的廣義政治經濟學尚待創造”[2]??梢?,廣義政治經濟學以研究多種社會的生產方式為核心。當前,構建廣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強化對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系統剖析。

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方面,既要考察不同的壟斷形式對社會生產關系的深刻影響,也要挖掘私人壟斷資本和國家壟斷資本實現增值的主要途徑,以便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參考借鑒。例如,當代西方國家的壟斷組織形式由初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是適應生產集中和生產社會化要求的,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科學管理的內涵;壟斷條件下利潤率平均化規律作用形式的變化對于我們理解當前我國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在新一輪的世界經濟危機仍然余威尚存的國際背景下,我們應當重點對當前世界經濟的基本格局及歐美國家的發展困境和對策進行深刻剖析,以增強我國經濟抵御危機、自我修復的能力。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方面,要致力于探討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中需要重點解決的現實問題,包括:生產資料公有制應當采取怎樣的實現形式;應當如何處理政府和企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股份制這種現代企業組織形式在國有企業改制中的利用和完善等問題。既要挖掘與社會主義本質相聯系的經濟范疇或規律,也要研究與一切社會形態相聯系的經濟范疇或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所采取的特殊表現形式。例如,與植根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規律相比,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只有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才能取得存在依據;作為商品經濟共性規律的價值規律在當前我國經濟的競爭性領域仍然發揮著調節社會資源配置的“指揮棒”作用,而且未來我們應當進一步強化其作用的市場范圍。

2.2 方法的現代化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經濟學課程不應局限于歷史邏輯方法,而應發展出多樣化的綜合性的方法論體系,將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結合在一起,加大數理方法的運用,并吸收制度研究方法、博弈分析法等現代分析工具,建立與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相關概念和范疇的聯系。

譬如,在講解商品經濟產生的基本原理時可以運用制度分析法,闡述明晰產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對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在講述剩余價值規律時可以從企業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個體理的角度加以闡釋;在講解資本有機構成概念時,可以與微觀經濟學中的生產函數概念相對比;在講解資本周轉速度和平均利潤率理論時,可以引入數學方法;在講解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時,可以構建的經濟增長模型;在講解商業流通費用時,可以梳理其與制度經濟學中交易費用概念的區別和聯系。

此外,在課堂講授時,為達到深入淺出的教學效果,應重視采用案例分析法。從價值規律的作用、貨幣的職能到資本的循環周轉,再到平均利潤率規律,都能夠在實踐中找到大量生動具體的案例,應注重相關案例的收集整理工作,建立系統規范的案例資源庫,并借助于動畫、影音等多媒體教學方式,將教學內容形象化、趣味化,以彌補傳統教學在時間、空間展示方面的不足。

2.3 觀點的現代化

從觀點上看,政治經濟學教學創新的根本任務是能夠更有效地指導當代社會的實踐活動。因此,傳統政治經濟學中的某些具體觀點應當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

首先,應將政治經濟學傳統觀點與現代企業的經營活動聯系起來[3]。例如,商品二因素的對立統一關系,可闡釋為現代企業商品經營的消費者導向;勞動力商品的相關理論,意味著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對企業經營十分重要;剩余價值的生產方法理論和資本的運動性理論都與現代企業的資本增殖息息相關 。

其次,應將政治經濟學傳統觀點與現代政府的宏觀調控聯系起來。例如,在經濟危機理論中,增加對虛擬資本特點和虛擬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有利于對政府的金融管制和貨幣調控提供政策基礎。再如,作為虛擬貨幣的比特幣的價格波動、我國當前的房地產泡沫等問題都可以用政治經濟學觀點來加以分析。

3 政治經濟學本科教學的現代化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3.1 在觀點創新時應注意區別對待“根本觀點”和“具體論斷”

所謂“根本觀點”是指今后的實踐只能進一步證明而不能的一般原理;所謂“具體論斷”是指對特定時間、地點、條件下,針對特定對象、事物、現象和過程所做出的判斷。對于的根本觀點我們必須堅持不動搖,對于某些具體論斷則可以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進行發展和創新。

3.2 在體系創新時應堅持以生產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曾在歷史上引發多次爭論。當前,我們主張將研究對象擴展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系,是出自該理論中國化、本土化的需要。在關注生產關系的同時,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也要關注資源配置,但這并不意味著把對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研究全盤置換為對生產力或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那樣的話,政治經濟學將喪失其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學科的根本立足點。

3.3 在方法創新上應注意避免陷入“去內容化”的陷阱

當前,數理方法在經濟學上的應用日益普遍,甚至出現了經濟學泛數學化的趨勢。其實,數理方法的運用只是對歷史邏輯方法的有益補充,而不是替代。數理分析本身不能創造任何思想,它只是思想或觀點的呈現工具而已。如果理論或思想本身是蒼白的,那么無論運用多么精巧的數理模型去包裝,也不可能產生鮮活的生命力。同樣,在案例運用方面,也要避免生搬硬套、牽強附會,力爭選取富有針對性和典型性的案例素材,讓案例真正能為觀點或理論服務。

總之,只有將研究視野擴展到當代經濟,反映國際和國內經濟的最新變化和熱點問題,綜合運用現代分析方法和教學手段,以實踐為導向進行觀點創新和內容創新,政治經濟學課程才能受到當代大學生的歡迎,才能在新時期重新煥發其理論的旺盛生命力。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 《資本論》第1卷,第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梅建軍. 《資本論經營智慧》.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作者簡介:

國福麗(1979—),女,黑龍江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講師,經濟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經濟學和勞動經濟學。

計劃經濟的本質范文3

關鍵詞 規劃管制;土地發展受限;基本農田;經濟補償;研究趨勢

中圖分類號 F06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07-0102-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17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實行嚴格的耕地保護政策,繼續出臺“基本農田保護區制度”、“基本農田保護條例”、“耕地總量動態平衡政策”、“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等相關制度及措施。然而,在實施嚴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分區規劃政策及耕地保護制度的同時,卻缺乏配套的補償機制設計,或僅有間接的補償政策,政策的不完全造成社會不公或滋生尋租行為,帶來相關群體利益分配關系的扭曲。在土地用途管制及分區規劃背景下,如何設計激勵相容的基本農田經濟補償機制和移轉制度,通過制度優化提高政府規劃管制效率,實現限制發展區和非限制發展區相關利益群體福利均衡,以及區域間耕地保護責任共擔、效益共享,不僅是政府亟待解決、社會公眾關注的問題,也是學術界尚未解決的重要課題。如何從政策層面上探討實現基本農田保護供給面由非均衡性向均衡性轉變的補償移轉制度及舉措,構建激勵相容的利益分配機制,設計基本農田保護的經濟補償機制,充分發揮政府管制和市場機制的雙重作用,將強制性的政府行政管理手段與自發的要素配置流動的市場機制相結合,以滿足基本農田保護的目標和促進農民增收現實需求的宏觀調控機制需求。

1 研究現狀

20世紀中期,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開始關注土地用途管制及分區規劃給農田、森林、文化古跡、自然保護區、環境敏感地等土地發展受限地區相關權利群體所帶來的福利損益效應,認識到土地用途管制及分區規劃會導致不同利用分區利益群體間福利的非均衡,給發展受限地區相關群體帶來福利損失。理論上,學者們普遍認為,土地發展受限時,如果沒有得到相應補償,會激發土地所有者的尋租行為及不正當動機的產生,造成土地利用的低效。實踐方面,在發達國家,土地發展受限得到相應經濟補償已成明文規定及不爭事實。例如,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地區,當地最高法院明文規定土地發展權被長期限制,必須給予相應補償。20世紀60年代,為避免規劃管制政策失效,消除因規劃管制所帶來的限制發展地區相關群體利益“暴損”(wipeouts),以及非受限土地的“暴利”(windfalls)的現象,歐美發達國家逐漸對利益受損者采用市場和政府相結合的福利補償及轉移政策,制定與此相應的具有經濟誘因和具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這些政策工具有代表性的當屬土地發展權移轉制度(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TDRs)和針對環境敏感區等發展限制區制定的農業環境資助政策(Agri-envimnmentaI Policies,AEPs)。當前我國農地保護面臨的政策困境與發達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時所處的政策環境極其相似。20世紀90年代以來,針對城市化進程及耕地資源流失速度加快問題,我國政府采用土地用途管制及分區規劃等相關制度措施強化對耕地資源的保護。但在管制制度執行的同時,卻缺乏考慮相應的補償制度,或僅有間接的補償政策(例如,對糧食主產區及環境敏感地區因保護農地生態環境而犧牲的發展機會成本,或承受歷史遺留的生態環境問題的成本間接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或財政轉移政策傾斜等),政策的不完全造成社會不公或滋生尋租行為。然而,我國現行的農地保護制度多作為行政任務執行,農田保護給社會帶來的糧食安全、環境保護效益為周邊地區乃至全社會共享,保護的成本卻由行為者承擔,保護者或保護地區未得到相應的補償,缺乏應有的激勵機制或作用,存在“搭便車”和“政策失效”的現實困境。尤其,農地保護的利益分配機制存在缺陷,保護權責利關系不等,致使經濟發展地區和糧食主產區、環境敏感地區之間面臨著生態環境與經濟利益分配關系的扭曲,制約著農地保護的進程及地區間的和諧發展。農地保護難以實現經濟效益,農業市縣往往是貧困市縣,保護農地意味著放棄發展機會的現實窘境,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團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規避農地保護責任,追逐短期經濟效益。國土資源部2005年對全國16個城市進行衛星遙感監測,發現違法用地的宗數占到新建設用地的60%,面積占到50%,個別地方甚至達到90%;1999年新《土地管理法》實施以來,全國的土地違法案件查處情況的統計,政府違法立案查處的政府違法的案件所占的比例大概將近20%,涉及的土地面積達60%。全國基本農田保護檢查也發現,一些地方政府為規避占用基本農田報國務院審批的法律規定,頻繁進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調整或修改,影響基本農田保護的穩定性和嚴肅性。2001年以來,全國因城鎮村非農建設用地調整基本農田面積28.36×104hm2,各類非農建設違法占用基本農田面積7.75×104hm2。

2 研究趨勢

2.1研究視角的變化趨勢

研究視角從土地用途管制及分區規劃所帶來的不同權利主體福利非均衡的經濟誘因及制度缺陷分析,轉向如何設計可操作的經濟補償或移轉機制、實現權利主體利益均衡的探討。規劃管制給發展受限區相關權利群體帶來的福利損益效應,在西方發達國家早有關注,認識到政府部門對于限制發展地區財產權進行的管制政策,會使得限制發展地區相關群體利益“暴損”,以及非受限土地的“暴利”現象。國內相關研究也認同國家采取禁止性或限制性強的保護區制度,嚴格限制或剝奪周圍群眾使用資源和空間的權利,且未提供任何形式的補償和經濟援助,影響到生態建設區和保護區內群眾的利益,違背環境公平。為此,普遍認為土地發展受限,缺乏配套的補償機制,會激發土地所有者的尋租行為及不正當動機產生。

國外學者認為引入市場機制,使限制發展地區土地權利人透過部分財產權交易,達到補償目的及效率。此外,相關群體的利益趨向及公平性也引起關注。

2.2研究內容及重心的變化趨勢

研究內容及重心從土地發展受限相關權利主體福利非均衡的補償機理討論,逐漸轉向對農地外部性、選擇價值、發展權定價及福利損失額度的測算,特別是對農地管制損失補償及外部效益財產權界定的關注上,開始考慮產權代表之間的相互作用或個體和群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對利益受損者采用市場和政府相結合的福利補償及與此相應的具有經濟誘因和具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研究。研究人員從制度層面探討規劃失效的原因,廣泛地認同管制制度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場失靈及財產權界定不明晰,且缺乏對受限地區相關利益群體提供給社會的外部效益進行量化和補償。認為糾正管制失效、市場失靈,創建環境市場和執行地區財政轉移是應對的關鍵措施。同時,研究證實農地產生重要的公共利益和外部效應,并通過CVM、I-IPM、TCM等評估技術進一步量化農地的選擇價值和外部性,揭示出農業景觀給消費者帶來的社會福利,實現農地外部性內在化。實踐方面,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采用市場和政府相結合的政策工具對優質農地、環境敏感地和景觀資源實行保護,代表性的屬TDRs。據Pruetz確定,美國30多個州采用TDRs,將近142個項目區;美國農地信托機構估計發展權移轉制度已保護近90000英畝土地,并作為成功經驗在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墨西哥和印度等地推廣和借鑒。國內關于土地發展受限所帶來的福利損失及補償研究始于臺灣。臺灣20世紀90年代末修訂的“國土綜合開發規劃”將土地經營管理區分為“限制發展地區”和“可發展地區”,期望通過對“限制發展地區”的建設,將重要資源用地及環境敏感地適當保護起來;90年代為緩解政府征購公共設施用地的財政壓力,頒布“古跡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和“都市計劃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理論方面,臺灣學者林國慶、毛育剛等認為,限制發展地區以管制方式等強制手段加以管理,造成土地所有權人或關系人福利損失,存在缺失公平的爭議;張泰煌、陳明燦、陳瑞主和吳佩瑛等認為農地財產權受限造成的損失應給予適當補償,透過法律創設農地外部效益產權,進而制定相關的“補償”措施,或允許產權交易。這些研究認同農地經濟補償的必要性,但未進一步探討農地外部效益財產權的本質,及采取何種方式實現補償。

2.3研究難點及實踐經驗的借鑒

從研究難點及實踐經驗來看,監控體系不完善、信息不對稱是耕地保護制度弱化的潛在因素,契約設計受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困擾,設立完善的督管體系以及鼓勵農戶、社區、權益相關主體與地方政府的共同參與是制度成功的關鍵。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以經濟補償激勵農民簽訂契約參與保護農地,創造公共物品“準市場”。但契約設計由于信息不對稱,受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困擾。早期的研究試圖評估補償政策的經濟效應,應用監測和評估技術定義政策改善效應。近期研究應用委托理論研究補償政策因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問題,認為監控體系不完善、信息不對稱是制度弱化的潛在因素。明顯證據表明契約設計的無效性,契約義務和責任關系不對等,會引發道德風險,誘惑農民不遵守契約。因此,決策者認識到需要設立完善的督管體系去抗擊欺詐行為和保護公共資金,同時公眾的參與能夠消弱信息不對稱。農戶、社區、權益相關主體與地方政府的共同參與是成功的關鍵。

2.4研究方法的變化趨勢

研究方法從對土地發展受限相關權利主體福利變化的定性判識轉向各權利群體福利損益及政策實施績效的定量測度,從靜態分析轉向靜態、動態分析結合,注重動態過程和福利變化的長效影響。早期研究集中體現均質農地在同樣的農地保護和發展政策下,農地發展受限引起的福利不均衡,或是土地發展受限出現的不同利益群體(地方政府、社區、農民)直接、間接可見、間接不可見損失上,甚至是制度的不完善而使得農戶的福利受損。隨后較多研究開始注重土地發展受限過程中農地外部性、選擇價值、土地發展權及補償移轉量的測度。當前研究側重關注補償機制實施對不同利益群體的福利效應,尤其體現補償政策對弱勢群體福利的影響及消除貧困的積極作用。

2.5現實需求的緊迫程度

從現實需求來看,發達國家和地區基于土地用途管制采取的.IDRs政策工具有近30年的歷史,如何結合我國政策背景和土地資源基本國情探索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基本農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迫在眉睫。TDRs的成效明顯:①創建較為公平的利益分享機制,規避規劃管制滋生的尋租行為;②較其他政策工具相比,管理和執行成本較低;③以市場為基礎,具有制度彈性的益處,有助減少農地細碎化、抑制城市增長和保護開敞空間及歷史古跡。自1961年付諸實踐以來,TDRs在美國經歷3代的成長。后期制度設計強調不同利益群體及相關成員的重要性,并將制度參與者及其傾向執行進第3代TDRs。國內針對土地利用受限對不同利益集團福利變化及損失補償的探索正開始,發展性利益分配和權利歸屬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和難點。

3 研究展望

計劃經濟的本質范文4

關鍵詞:新型工業化;范式;技術經濟范式

中圖分類號:F4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192(2008)06-0001-05

Study on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Based 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Paradigms

LIU Chang-nian, MEI Qia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makes some research on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from paradigmatic viewpoint. Firstly,it put forward one fresh topic that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should be a new model of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paradigms. Secondly,it analyzes and proves the intrinsic basis theoretically about the paradigms of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Finally,this paper explores some “sudden change”characteristics about new paradigms opposite to old paradigms from four ways.

Key words: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paradigms;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paradigms

1 引言

新型工業化是基于科學發展觀提出的,是對中國未來發展路徑的深刻揭示和準確定位,其內涵十分豐富。本文認為,新型工業化是一種新的經濟技術范式的確立,是發展觀的科學演進。與傳統的工業化范式相比較,不難發現,新舊范式之間存在某種承接和遞進關系,但更重要的是新范式所具有的“突變性”和與舊范式的內在“沖突性”,使新范式具有熊彼特意義上的“創造性毀滅”的顯著特征,范式轉換意味著技術軌道、經濟發展模式的變革和發展理念的整體性轉換。因此,從范式的視角研究新型工業化的內涵與特征,對于建設全面、協調、可持續的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具有特殊意義。

2 范式概念的提出及發展演進

2.1 范式概念的提出

范式(paradigm)這個概念在理論上的最早提出,應追溯到美國著名的科學學家Kuhn在其 1962 年出版的經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在此書中,Kuhn[1]創造性地引入“范式”這一概念,并將之視為開展科學研究活動的基礎,以及科學研究的思想工具和實用工具,進而描繪出基于范式及其變革的科學發展的動態圖景,庫恩關于范式概念的含義極其廣泛。哲學家Lakatos[2]認為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并將范式大致分為元范式(meta-paradigm)、社會學范式(sociological paradigm)和構造范式(construct paradigm)三個層次,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個部分。總體來講,范式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鄭雨、沈春林[3]研究認為:廣義地說,可以把范式看作是某個時代人們對事物的共有的見解、思考方法及思維框架的總稱;狹義的范式則可以只針對某一具體的學科領域。本文認為,范式就是指在特定時期內,根據科學共同體的理論體系和心理特征所制訂的一整套理論、原則、定律、準則、假說、方法等的總和。

2.2 技術范式

繼Kuhn之后,創新經濟學家Dosi將范式概念引入技術創新研究中,他借助庫恩科學發展范式來考察技術演化特點時提出了技術范式的概念,并將其描述為基于自然科學的高度選擇性原理的、解決特定技術經濟問題途徑的“圖景”(或模式),以及那些以獲取新的知識為目標、并盡可能地防止這些新知識過快地擴散到競爭者的特定規則[4]。根據這個定義,我們可以看出,技術范式并非某種具體的技術,而是經濟社會在一定時期由各種具體技術組成的一個技術體系?;诖?,Sahal[5]把技術范式看成是技術路標(Technological Guideposts),即技術發展通過范式的形式能夠獲得一個比較準確的選擇發展方向;同時范式又是已有知識的“蓄水池”,使得技術知識能夠不斷地得到積累并使企業通過汲取技術知識“存量”或“蓄水池”來產生創新的機會。在這里,技術范式顯然是已有知識的積累,具有Rosenberg意義上的“聚焦器”[6]特征。

2.3 技術經濟范式

1986年,Freeman和Perez在繼承Dosi“技術范式”的基礎上,提出了技術經濟范式這一概念,從而將技術范式和經濟增長直接聯系了起來。Freeman和Perez[7]把一定類型的技術進步定義為“技術經濟”模式的進步,并把影響經濟發展的技術創新分為增量創新、基本創新、新技術體系的變革和技術經濟模式的變革四種類型。

增量創新是指這一類創新并非經常性深思熟慮研發的結果,而是工程師和其他直接參與生產活動人員的發明和提出的改進意見的結果,或者在“干中學”、“用中學”時連續發生的結果,它有助于改進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且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

基本創新產生于深思熟慮的研發,常常包括一種聯合的產品、工藝和組織的創新,它在時間上是非連續的,其分布也是不均勻的。

新技術體系的變革指若干對經濟領域產生影響,同時導致全新部門出現的影響深遠的技術進步,它是增量創新和基本創新的一種組合,往往伴隨著機構創新和管理創新。

“技術經濟模式”的變革指技術體系的某些變革,由于它們的效果如此之大,進而它們對整個經濟行為都有重要影響。一種這樣的變革含有多組基本創新和增量創新,而且最終可能包含若干新技術體系。

在Freeman和Perez的眼里,“技術經濟”模式變革與前三種模式相比,無疑是一場技術革命。這種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特征是,它具有在整個經濟中的滲透效應,即它不僅導致產品、服務、系統和產業依據自己的權力產生新的范圍;它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經濟的幾乎每個其他領域”。它導致“相互關聯的產品和工藝、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和管理創新的結合,包括全部或大部分經濟潛在生產率的熟練躍遷和創造非同尋常程度的投資和盈利機會”[7]。顯然, Freeman和Perez的技術經濟范式已經突破了Dosi的技術范式所著眼的技術變革的軌跡,比創新“群”或技術系統的概念更為寬泛。

技術經濟范式中的核心概念是“關鍵生產要素”,Freeman和Perez認為,“關鍵生產要素”是技術經濟范式中的“一個特定投人或一組投入”,它可能表現為某種重要的資源或工業制成品,它決定著技術經濟范式的特征并成為劃分不同類型的技術經濟范式的依據。依據Freeman和Perez的解釋,成為“關鍵生產要素”需滿足三個條件[7]:(1)使生產成本具有明顯下降的能力;(2)在很長時期無限供應能力;(3)廣泛被應用和易于擴散的能力。

一般來說,“關鍵生產要素”并不表現為孤立的投入,而是處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迅速增長體系的核心,其中某些創新與關鍵生產要素自身的生產有關,其他則與 “關鍵生產要素”的利用有關。關鍵生產要素既是所在技術經濟范式中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集中體現,又決定著技術經濟范式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因而在各種不同的技術經濟范式中居于核心地位。如以棉花、煤炭和蒸汽動力為表現形式的“關鍵生產要素”映射出的必然是現代紡織業技術經濟范式。

2.4 技術經濟范式的演化形式

技術經濟范式的演化方式分為兩類:一是范式進步,它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是一種常態。一種技術經濟范式一旦形成,它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影響宏觀和微觀經濟的結構和運行,隨著技術經濟條件的變化,在既有范式內核基本保持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對保護帶的調整來增強范式的適應性。二是范式轉換,它是一個突變的過程,即拋棄既有的范式的內核,用一種新的內核取代原有的內核,由此形成一個新范式。范式演進的現實形態是范式進步范式轉換新范式的形成的動態演進,是漸變與突變相統一的過程,如Dosi所言:“科技進步通常是新范式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隨著舊技術范式成本和改進的困難,新范式將變得富有吸引力”[8]。

新的技術經濟范式是特定的經濟、技術變量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有跡可尋的。新的技術經濟范式確立的前提是:“只有當上一個周期的關鍵生產要素及其相關技術群,給出了收益遞減或者對于進一步提高生產率或對于新的盈利性投資的潛力已接近極限的強烈信號時”[7]。Freeman和Perez認為,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包括9種特征[7],其中核心是“關鍵生產要素”、主導技術群和適宜的組織形式等。

3 范式視角下新型工業化的本質與特征

3.1 工業化與新型工業化

工業化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每一個發展中國家其追求現代化的征程都是從工業化起步的,工業化事實上已構成各國經濟增長的主體。傳統工業化范式誕生于以蒸汽革命為標志的第一次科技產業革命,它克服了既有農業技術經濟范式在空間上的障礙,突破了手工生產的局限,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實現了人類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然而傳統工業化范式是以生產要素的持續高投入、環境退化和經濟粗放式增長為特征的,在實施工業化的過程中往往會遇到嚴重的資源瓶頸、技術瓶頸和環保生態瓶頸等,難以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其發展演進已到盡頭,破解技術經濟發展難題需要新的技術經濟范式的確立。

我國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發展戰略,這不僅是中國工業化路徑的轉型,更是一種新的技術經濟范式的確立,是我國面對信息化、經濟全球化等“多峰逼近”的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觀的創新性突破。它要求我們在加快完成工業化目標的同時疊加完成信息化時代的任務,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之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創新型國家。

3.2 新型工業化范式確立的內在依據

不言而喻,經濟增長方式的每一次轉變都是由內在的技術范式演進推動的,“技術進步是形成經濟格局轉換的基本動力”[9]。作為一種新的技術經濟范式,新型工業化范式的確立有其內在的規定性,是范式演變的必然結果。如舒馬赫所言[10],“現代工業體系盡管擁有它全部體現高度智力的先進技術,但卻在摧毀自己賴以建立的基礎。 而在舊技術范式中,靠新技術來解決舊問題是行不通的”。

新型工業化范式具有范式的一般性特征,主要表現在:

(1)科學性。范式是現實世界一定程度的客觀映像,新型工業化范式是經濟發展、科技水平、資源和環境的現實要求。當今世界已進入信息化時代,一些發達國家早已進入后工業化社會,與之相比,我國以及眾多發展中國家所進行的工業化則是“遲到的工業化”,我國的國情是人口多、科技水平低、人均資源占有量少、環境污染加劇、就業壓力大,所以,我國的工業化具有兩大戰略任務:一方面要充分把握信息技術革命帶給我們的重大歷史機遇,發揮后發優勢,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實現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要轉變工業經濟增長方式,深化工業化進程,提高經濟發展的專業化水平和現代化質量,為加快信息化發展提供物質基礎和需求源泉??梢?,新型工業化范式是工業化與信息化的客觀發展規律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現階段的必然選擇。

(2)階段性。范式的演變是隨著客觀環境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新型工業化范式既是傳統工業化范式延伸和合理成分的傳承,又是對舊范式的揚棄和超越,是特定歷史階段科技經濟發展的結晶,是工業技術范式向信息技術范式轉換的過渡階段。目前,少數發達國家如美國,經濟發展早已越過工業化的頂峰狀態,而進入“信息技術范式”。信息技術革命是以互聯網的誕生為標志,它使人類擁有了迄今最強大的信息整合平臺,進而促成了傳統的、物資能量型技術經濟范式的質變。我國隨著新型工業化目標的完成,技術經濟的發展也必將全面邁入信息技術范式。

(3)地域性。由于歷史和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影響,在不同地域生活的人們觀察問題的方式總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差異,新型工業化范式的核心內核具有普遍意義,是當今發展中國家通過工業化實現現代化的一般規律,亞洲“四小龍”的工業化成功實踐,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證。然而,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其資源稟賦、技術經濟發展水平、制度環境的差異巨大,因而,各個國家或區域其新型工業化實踐和實現路徑必然不同,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新型工業化之路是范式進步的具體寫照。

深入一步探求表明,新型工業化范式具有技術經濟范式的特殊性特征,主要表現在:

(1)關鍵生產要素。Freeman和Perez[7]認為,“關鍵生產要素”的變遷是技術經濟范式變遷的橋梁和紐帶。新型工業化范式的“關鍵生產要素”是知識、計算機芯片和互聯網等,不同于以鋼鐵、乙烯和礦產資源為“關鍵生產要素”表現形式的傳統工業化范式。

(2)主導技術群落。一定時期內經濟增長的方式、途徑和規模是由一個或幾個主導技術群所決定的。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主導技術群也會發生變化,經濟發展的技術基礎也會因之改變。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場新的技術革命正在世界范圍內興起,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航空航天技術、新材料、新能源和環保技術為主導的新技術群落已經形成,其產業化進程在深刻地改變著各國傳統的社會經濟結構,一些新型的工業化國家抓住了這一主導技術群發展的時機,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成功地實現了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傳統技術經濟增長范式的更迭。

(3)經濟增長方式。傳統的工業化范式下,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產業是主導產業,資本、原材料和能源是主要的戰略資源,經濟增長的目標主要是通過資本、設備等有形生產要素的持續投入來實現的,是一種粗放式的甚至是資源掠奪式的經濟增長范式,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環境生態代價,如巴里•康芒納[11]所言:“美國戰后技術變遷產生的,不僅是宣布了具有很多預示意義的國民生產總值上的126%的增長,而且有一個在比率上高于國民生產總值10倍的環境污染水平的上升”。新型工業化范式下,高新技術和信息產業成為主導產業,知識、智力和信息是主要的戰略資源,經濟增長主要是通過知識、智力等無形生產要素的投入來實現的,是一種集約式的可持續發展新模式。

(4)適宜的組織形式。傳統工業化范式下,股份制公司成為最普遍的企業經營模式,企業的生產經營日趨規?;?、標準化和國際化,企業的組織形式日趨復雜化,制造業成為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經濟部門。新型工業化范式下,企業中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的價值將被高度重視和合理估價,企業的組織結構日趨扁平化、網絡化和虛擬化,知識創造活動即知識創新成為組織最重要的活動,信息技術在企業生產經營各環節中所發揮的效能日漸增大,中小企業特別是高新技術中小企業大量涌現,并獲得充足的發展空間,現代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持續上升,信息產業將成為最重要的經濟部門。信息產業的發展不但會帶動傳統產業的升級和轉型,而且帶來了一系列新型產業的蓬勃興起,將極大地放大全球經濟發展的步伐。

3.3 新型工業化范式的主要特征

新型工業化范式是傳統工業化范式的“突變”,這種突變特征主要表現在:

(1)新型工業化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

傳統工業化范式其內在邏輯上具有逆生態性或與環境、自然的不和諧性。傳統發展模式是以“資源產品廢棄物污染排放”為基本特征的開放的、線性發展邏輯,它的開放性是指為追求經濟發展,甚至可以不顧一切地掠奪資源、破壞生態環境。這種發展模式主要表現為“兩高一低”,即高消耗、高污染、低利用,會造成資源的過度開采、大量浪費和嚴重的環境污染,而且經濟發展速度越快,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越大,最終將會喪失發展的后勁,是不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

新型工業化發展模式是以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作為根本目標,科學地利用、開發和保護資源,堅持技術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相銜接,為人類可持續發展提供創新技術體系。經濟發展以“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為特征,通過資源的節約和循環利用來達到緩解經濟發展同資源環境之間矛盾的目的。其表現為“兩高兩低”,即高利用率、高循環率、低消耗和低污染,實現了物質、能量梯度和閉路循環使用,最終實現了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與環境的和諧統一。

(2)新型工業化是一種工業化和信息化相融合的新模式

工業化和信息化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長河中不同的子階段,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之間雖然總體上是依次遞進的,但各個階段之間并不是完全獨立和嚴格依次單列的,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若干階段是并列存在的,呈錯落交織狀態。工業化孕育了信息化,工業化是信息化的物質基礎和主要載體,沒有工業化的發展,就沒有信息化興起;信息化是工業化的延伸和發展,是工業化的提升動力和推動“引擎”,信息化能夠助推工業化的跨越式發展,縮短工業的進程和時間。為完成工業化進程,英國花費了200年,美國、日本花費了100年,而新型工業化國家之一的韓國只花費了30多年。因此,將工業化和信息化相融合的新型工業化發展模式,對經濟社會具有“重塑”功能。

(3)新型工業化是將知識視為最關鍵生產要素的發展新模式

由于知識資源具有邊際收益遞增等顯著特性,從而使資本――這一傳統的最稀缺的生產要素逐漸失去了其主導地位,知識成為生產要素中最具創造力和價值的核心資源。在新型工業化范式下,依賴稀缺物質資源的生產逐漸轉變為依賴技術與知識的生產,社會生產圍繞知識生產知識擴散知識應用的過程展開,產業之間以知識傳導和價值實現為鏈條形成動態的經濟結構體系(如圖1所示),通過知識創新、技術創新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群的快速成長和發展。

與此同時,又以知識共享效應和收益遞增效益帶動整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不斷高級化,從而最終使整個社會經濟得以長期持續增長和發展。因此,知識就是財富,知識就是價值,知識是組織核心競爭力的根本。

(4)新型工業化是“以人為本”的發展新模式

“以人為本”就是要把人置于經濟和社會的核心地位,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人民共享的科學發展理念,從根本上改變傳統工業化“見物不見人”,片面追求GDP增長的做法。

20世紀50年代初,經濟學家Schultz創立了人力資本理論,他認為人力資本是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原因,并進一步指出人力資本就是指體現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產知識的存量[12]。1983年經濟學家Romer[13]在其新經濟增長理論中提出知識(即人力資本和新思想)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要素??梢姡诂F代經濟中,知識是科學之源,知識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在人類的社會實踐中,知識與人始終是形影不離的,人既是知識的載體,又是知識創新的主體,知識資源的源泉是人力資源,良好的人力資源將為組織提供無窮的發展動力。因此,可以說組織通過知識積累獲取核心競爭能力的過程,必然是組織獲取人力資源優勢的過程。

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改善民生,我國的國情“特質”是人口多、勞動力資源豐富,然而Romer意義上的人力資本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勞動力,認知科學的研究表明,在現代社會中,體能、技能、智能三者存在兩組簡單的等比級數規則,即對于體能、技能與智能的獲得,社會需要支付的成本分別為1∶3∶9,而人的體能、技能與智能對社會財富的貢獻則分別為1∶10∶100[14]。為此,一方面,引導、激勵和強化個體和組織的學習能力,鼓勵個體在團隊中分享知識,加強知識的擴散和轉化,不斷提高組織的知識創新能力,通過不斷提高勞動者的專業化素質,增加勞動者身上知識存量,特別是隱性知識的存量,加快普通勞動力向人才資源的轉化進程。另一方面,在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要千方百計地拓寬就業渠道,有效地解決好就業壓力,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

4 結束語

本文認為新型工業化的實質是一種技術經濟范式的確立,是科學發展觀的必然產物。21世紀人類必將全面步入知識經濟時代,創新已經越來越成為世界經濟競爭的基礎,以工業化和信息化高度融合為特征的新型工業化范式,必將成為后發國家順應世界科技經濟發展趨勢,實施跨越式發展,實現富民強國的現實路徑選擇。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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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的本質范文5

【關鍵詞】IC設計 IC工藝流程 良率 精益化成本控制

精益思想是一種先進的管理思想,把它運用到IC設計項目成本管理當中,能夠有效的控制項目成本和產品研發的周期,因為精益思想的核心就是消除浪費,減少不必要的支出。運用精益思想對企業的整個項目流程進行控制,從產品的立項、市場調研、可行性分析、研發設計、生產等階段,實施嚴格產品成本控制,從而實現產品的全壽命周期成本控制。在精益設計成本控制中運用目標成本規劃法、價值工程、質量功能展開等方法,能夠有效的控制設計成本,同時把顧客的需求融合到產品的設計當中。在精益采購成本控制階段,企業可以通過規范采購制度和經濟批量訂貨等方法來降低采購成本。精益生產階段,企業可以運用敏捷制造和全面質量管理,及時發現生產過程中的浪費現象并與改正,消除浪費,降低成本。精益物流成本控制階段,企業可以采用價值流程分析對整個流程分析,尋求不必要的浪費??傊嫠枷氲闹攸c就在減少浪費,提高顧客滿意度,從而達到降低成本,提高企業的綜合競爭力。

一、精益化成本控制的特點

(一)連續流動性

連續流動性是指價值流在供應鏈上連續不斷的進行,企業只在合適的時間,按合適的數量生產所需要的產品。對IC設計企業而言,它的上游產業是晶圓廠,下游企業是封裝測試廠,目前大部分的IC設計企業都是根據訂單來生產,同時合理備足為滿足市場不確定性需求的庫存,企業要實現理想的價值流動,就要將上、下游的各項作業從外部結構上改造成若干個包含幾項增值作業的自我管理生產單元,在這個生產單元內,設備和人力按照流程的順序來進行安排。如果不能實現這種連續的均衡生產,那么某些生產單元的生產進度就可能會落在后面,導致下游工序出現閑置時間,而另外一些時候,這些生產單元又可能停工待料。企業生產實現連續流動之后,便可縮短訂貨提前期,大幅度降低庫存,能盡早的發現并解決問題,使企業生產計劃有條不紊,持續不斷地進行。因此,在價值流管理中,首先應保證生產作業的連續流動性。

(二)價值鏈分析

實現精益生產管理,最基本的一條就是消滅浪費,而在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中,要消滅浪費,就必須判別企業生產中的兩個基本構成:增值和非增值活動。價值鏈管理就是通過繪制價值流程圖,進行價值流程圖分析來發現并消滅浪費、降低成本,贏取最高的邊際利潤。從IC設計、制造分工流程圖來看,主要包括:IC設計、晶圓生產及后段的封裝測試,在設計階段,企業必須按照項目的進度如期完成產品的開發;晶圓廠必須根據IC設計企業的集成電路布圖完成原材料的生產;而對于封裝測試企業必須在保持產品良率的前提下,及時完成產成品的交付;這些價值鏈流動的過程中,由于每個階段可能是在不同的地點完成,物流成本的控制是IC設計企業必須高度重視。

(三)研發、生產過程的標準化作業

從IC企業都是面向市場開發新產品,能后根據項目的進度和目前公司的狀況,合理安排資源,每個項目的進行必須通過產品定義、規劃、模擬仿真、布圖及后期的工程測試等,如果在這些過程中,能夠實行工作過程的標準化,將有力推動人力資源節約和按時按質完成項目。在實施標準化過程中,要遵循三個指導原則:一是與研發人員一起努力,共同確定效率最高的工作方法,并確保對此達成一致意見。二是利用標準化工作組合表來理解過程周期時間與生產節拍之間的關系。三是遵守生產節拍,這是標準化工作的一個關鍵計量指標,不要試圖通過對每個人的工作負荷做一些實質性的改變來適應生產節拍的變化,當生產節拍縮短時,應對各項工作進行合理化改進。必要時可增加人員,當生產節拍加長時,可給生產過程分配較少的雇員。實施標準化工作能夠最大限度的發揮人力和機器的效用,與此同時還能確保安全的工作條件。只要從價值流的這三個方面去理解和實施價值流活動,就能達到消滅浪費,降低成本,優化資源配置,提高運營管理水平的目的。

二、我國IC設計企業實行精益化成本控制的目的和意義

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國外資金、技術和管理理念的不斷引進,我國企業的管理水平雖已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仍未擺脫陳舊的管理模式與落后的管理手段。從整體水平來看,國內IC企業規模都不算大,但普遍都具有大量生產模式下的大企業病,即:機構臃腫、管理效率低下,企業計劃決策的速度慢,影響了企業的應變能力;企業內信息傳輸,溝通不及時、高庫存量,保證生產難以降低成本,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得不到充分發揮。

應用精益管理模式在我國半導體行業具有更特別的意義:

第一,我國IC研發設計人均資源相對短缺,技術來源大部分是通過解剖獲得,缺乏創造性,生產效率低下,資源有效利用率低,因此以消滅“浪費”為理念的精益生產方式值得采納,以便實現資源優化和可持續發展目標;

第二,精益管理本身起源于東方的文化環境,肯有較強烈的集體主義觀念,比西方更重視個人主義更容易實施,比較適合IC企業依靠團隊的力量完成項目的現狀;

第三,針對目前我國管理水平較低的現狀,低起點必然會緊跟著一個高速發展階段,精益管理將直接給企業帶來新的活力和顯著的經濟效益。

三、精益化成本控制在IC設計企業的實施

(一)全面的成本成本控制――“零虧損”

合理控制庫存,庫存是企業的“萬惡之源”,它不僅占用企業的資金,增加資金成本,更重要的是由于有了庫存,生產線上即使出現了不合格產品,工人也可以從容返修,從而放松了對“零返修庫”的追求。遵循快速調整和小批量生產原則,從而保持了較低的存貨水平。

(二)優質的售后服務――“零投訴”

及時、有效的滿足顧客的需求,是企業的根本宗旨,也是企業生存的源泉;顧客對于產品的品質的訴愿,必須高度重視并及時反饋并指派FAE工程師上門解決;在這個過程中,除了要傾聽客戶對產品品質的意見,還有要不斷改良產品的工藝和服務質量難題,企業也應從客戶的訴愿中挖掘未滿足的市場需求。

(三)合理有效利用公司的各種資源――“零浪費”

任何不直接增加產品價值的費用都是浪費,所以要盡量減少管理費用。要消除任何無增值的動作、環節和步驟。同時,建立新型的供應商合作關系,企業應當將一個自己滿意的供應商看作是自己公司的一部分,從原材料晶圓,到后段的代工商的選擇,再到滿足客戶的市場需求,共同為提高產品質量和適時供貨而努力,不光光是通過價格手段,盤剝供應商或者客戶。

(四)研發項目、產品生產實行嚴格的工期管理――“零延時”

新項目開始研發前,市場部要與研發等部門,做好前期的市場調研和可信析分析,避免盲目開發新項目或開發的項目而產品沒市場;對于確定要開發的項目,要合理為項目配置資源,明確研發項目的每個步驟的工期要求,按時按質的如期完成項目,項目如果出現拖延就是成本的浪費;

(五)實行全面的質量管理――“零缺陷”

提高質量無需增加成本,因為從長期看,提高產品質量了產品市場占有率,從而相對降低了成本,即質量成本占銷售收入百分比不斷下降,使得企業競爭力不斷加強。通過提高質量、減少浪費才能贏得利潤,質量是利潤的源泉。錯誤是一種財富,因為只有出現瑕疵才能發現生產過程的不完美,才難使之逐漸完善而不再產生疵點,即犯錯誤是為了不犯錯誤。缺陷是可以避免的,“零缺陷”是促進企業不斷發現IC產品在設計和應用中的缺陷并加以改進的一種標準。

(六)實行全面的安全管理――“零事故”

安全生產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是保證產品質量的有效手段,減少安全事故的發生,其實就是在為企業避免不必要的損失,節約成本;同時也是為企業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四、總結語

IC設計是個技術淘汰、技術更新非常迅速的行業,企業要在這個競爭非常激烈行業求得生存或者發展,必須緊密把握市場的變化趨勢,不斷的改進技術或工藝,持續不斷的通過精益化的成本控制手段,從技術上和成本上建立競爭優勢;同時充分利用國家對于集成電路產業的優惠政策,加大重大項目和新興產業IC芯片應用的研發和投資力度;合理利用中國高等院校的在集成電路、電子信息領域的研究資源,實現產學研相結合的發展思路,縮短項目的研發周期;通過各種途徑推行精益化的成本控制手段,來達到提高中國IC設計企業整體競爭實力,擴大市場份額。

以上是筆者對精益化成本控制在IC設計企業的應用的一些膚淺的認識,不當之處敬請讀者指正。

參考文獻

[1]劉勝軍.精益化生產現代IE[M].第一版海天出版社,2006:67.

計劃經濟的本質范文6

關鍵詞:供應鏈;成本控制;優化途徑

中圖分類號:F273.7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enterprise supply chain cost control has th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material purchase cost, order management cost, inventory holding cos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sts, transportation costs and the bullwhip effect of supply chain cost control factors, puts forward five ways to optimize the supply chain cost control.

Key words: supply chain; cost for control; optimization approach

1供應鏈和供應鏈成本因素分析

在“價值鏈”概念基礎上產生的“供應鏈”概念,國內外不同學者對其有不同解釋。但主要集中為以下幾種理解:供應鏈是包括供應商、制造商、銷售商在內,涉及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企業網絡系統;是通過價值增值過程和分銷渠道控制從供應商到用戶的整個過程,它以供應作為源點,以消費作為終點;是一個組織網絡,所涉及的組織從上游到下游,在不同的過程和活動中對交付給最終用戶的產品或服務產生價值。

根據以上解釋,供應鏈結構可以簡單地歸納為如圖1模型。

從圖1中可以看出,供應鏈是由所構成節點的企業組成,以核心企業為中心,在需求信息的驅動下,通過供應鏈的職能分工與合作,以資金流、物流或服務流為媒介實現整個供應鏈的不斷增值。

1.1供應鏈成本控制的內容

供應鏈管理主要涉及四個領域:供應(Supply)、生產計劃(Schedule Plan)、物流(Logistics)、需求(Demand)。所以,以同步化、集成化生產計劃為指導,以各種技術為支持,尤其以Internet/Intranet為依托,供應鏈管理圍繞供應、生產作業、物流、滿足需求來實施的。其主要包括計劃、合作、控制從供應商到用戶的物料和信息。故供應鏈管理的目標在于提高用戶服務水平和降低總的交易成本,并且尋求兩個目標之間的平衡。

1.2供應鏈成本的構成

供應鏈的成本管理體現在供應鏈的價值增值水平上,即價值增值=用戶價值-用戶成本,而供應鏈成本=供應成本+制造成本+銷售成本。由此可見控制供應鏈成本需從供應成本、制造成本和銷售成本著手進行研究。

2供應鏈成本控制的影響因素分析

供應鏈成本控制的影響因素主要表現在采購成本、庫存持有成本、MIS成本和牛鞭效應上,下面逐一進行分析。

2.1物料采購成本和庫存持有成本分析

物流的供應成本主要表現在采購成本上,而傳統的采購只重視交易過程中供應商之間的價格比較,常用的方法是通過供應商之間的多頭競爭選擇合作者即價格最低的供應商。但往往顧此失彼,減小局部成本而擴大總體成本,不能和供應商達成長期合作共贏,故不能根本上降低采購成本。

庫存持有成本產生于企業所持有的庫存量而發生的一切成本。通常包括報廢成本、損壞、保險、存儲資金和缺貨成本。如缺貨成本不但來自額外的文書工作,還來自各部門中處理訂單文書、檢貨與包裝、回答查詢的人員所化費的時間。甚至還可能包括諸如小量發貨而產生的高運費。所以庫存中任何不協調因素所產生的成本都是很客觀的。

2.2管理信息系統(MIS)成本

構成管理信息系統(MIS)的成本有:因信息傳遞系統效率低導致的信息延遲成本和客戶滿意度的下降,甚至由于延遲而影響的庫存量精確度,造成短期生產計劃的難以實施;交貨延遲成本;不確定因素成本,如訂貨期、貨物運輸狀況、原材料質量、生產周期、運輸時間、需求的變化等因素,進而造成因庫存增加或庫存不足而產生的成本。

2.3牛鞭效應

若以消費者為下游終點,那么制造商就是上游的起點。所以作為消費者對許多商品的需求是起伏不定的,雖然其變化值往往是在某一范圍內。然而,當下游需求發生變化時,由于供應鏈的固有屬性,這種變化的信號就會沿著供應鏈自下而上逐漸放大,這種現象被稱為供應鏈中的牛鞭效應,如圖2所示。

當供應鏈遭遇牛鞭效應時,會產生如下危害:

(1)制造商通常依賴分銷商,對其銷售定單進行產品預測、設計生產能力、控制庫存及安排生產時間,然而不斷起伏的需求變化對制造商而言難以管理。

(2)產生過量庫存;由于需求不確定性及需求變化,會導致供應鏈中每一個成員庫存變大,導致銷售不暢,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從而使供應鏈的潛在銷售流失。在實施賣方管理控制下,當產品在供應鏈上實施分配時,失真的需求信息常常會顧此失彼。

3供應鏈成本控制的優化途徑

3.1通過ABC分類法控制庫存成本

ABC分類法來源于人口理論中“關鍵的少數和次要的多數”,該理論應用于庫存時,將這一概念稱為ABC分類法。即假定任何庫存可區分為3個部分:A類物品:高值――其總價值占庫存總值70%~80%,物品量為總量的15%~20%。B類物品:中值――其總價值占庫存總值的15%~20%,物品占總量的30%~40%。C類物品:低值――其庫存總價值只占5%~10%,數量卻是物品的大多數,通常占60%~70%。下面以一個只有10種物品的簡化例子,來說明如何去做ABC分析,如表1。

然后,按序數排列這些物品,并計算出累計年度使用金額與累計百分數。如果任意地決定A類物品,到第五這三類物品將屬B類物品,它們占總物品數的30%。其余50%的物品將屬C類物品,如表2。

3.2通過采購優化控制采購成本

優化控制采購可以通過不斷開發供貨商,向供應商要利潤和與供應商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來實現。

因對針對供應商開發與管理,較理想的狀態是采用鯰魚效應,不斷開發更有威脅力的供貨商,讓它像鯰魚激活沙丁魚一樣,在供應商之間營造彼此競爭的氛圍。進而,談判中向供應商要利潤。并通過談判等途徑,正確地減少供應商,將供應面縮小到可管理的水平,在選擇中去粗取精直至最優。與此同時對供應商建立高標準的績效目標,將其商業道德作為評級的重要內容,并通過分享資源使供應商獲得高于競爭對手的供應商的能力,最終達到提高本企業的競爭優勢的目的。

3.3通過電子商務的應用控制訂單管理和交貨成本

供應鏈管理的主要任務是協調訂單過程和完成運輸及配送中的信息交流,即實現供應鏈功能集成,協調供應鏈采購過程、物料計劃、銷售過程,為客戶提供技術服務,以及可互發緊急通知等。所以,縮短服務的響應時間,改善與客戶間的雙向通訊流,便會吸引更多的客戶加入到供應鏈中。

3.4通過緩解牛鞭效應優化控制供應鏈成本

通常情況下,供應鏈中每一成員會通過他們的計劃傳遞其預測信息。所以緩解牛鞭效應可通過以下方法:(1)實施賣方管理存貨,即上游掌握下游需求與存貨信息,并以此預測對下游的供貨。這樣,上游便能控制上游至下游的重復供貨。(2)消除不合理的短缺博奕現象,因為當消費者毫無制造商供應信息時,短缺中的“博奕”現象會達到最高峰。故有必要實施更嚴厲的取消訂單的政策措施,這對緩解牛鞭效應是有益的。(3)實施渠道聯合,在供應鏈中除了信息共享外,加強上下游之間在定價、運輸、庫存計劃及所有權的有機整合,建立優先合作機制,如建立統一控制的庫存系統。

4結束語

綜上所述,供應鏈成本控制是一種跨企業的成本管理,其視野超越了本企業,而是將成本的含義延伸到供應鏈上各企業的作業成本和交易成本,其目標是優化、降低整個供應鏈上的總成本。因此,對信息進行精確、可靠及快速的采集和傳送,變得日益重要。供應鏈成本控制的支持技術就是為了優化業務流程、降低運行成本和費用而產生的。所以,在供應鏈結構中,各節點企業間都存在著供應與需求的買賣關系,供應鏈管理績效的好壞,取決于供應鏈各節點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企業的戰略伙伴關系對供應鏈的影響會越來越大。

參考文獻:

[1] 鐘愛軍. 基于供應鏈管理的“牛鞭效應”綜合防治[J]. 中國管理信息化(綜合版),2005(12):13.

[2] 孫惠,王愛云,馬麗. 供應鏈中的牛鞭效應問題研究[J]. 物流科技,200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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