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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區別范文1
內容摘要:與常規能源相比,新能源最大優勢是地域分布比較均衡且資源量巨大,其資源量相比人類需求來說,可謂資源無限。開發利用新能源有利于優化能源消費結構、保護生態環境、保障能源安全。同時也是拉動內需、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增加就業機會、促進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選擇。新能源大多存在能量密度低、資源分散等問題,難以在短時期內大規模替代化石能源,對其開發利用需要在技術、成本、管理等諸多方面做更大努力。本文對新能源資源潛力和總體發展現狀進行了闡述,并針對我國新能源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建議。
關鍵詞:新能源 資源潛力 發展現狀 對策建議
新能源的特征與分類
新能源是相對常規能源而言的,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尚未大規模作為能源開發利用,有的甚至還處于初期研發階段;資源賦存條件和物化特征與常規能源有明顯區別;開發利用技術復雜,成本較高;清潔環保,可實現二氧化碳等污染物零排放或低排放;資源量大、分布廣泛,但大多具有能量密度低的缺點。根據技術發展水平和開發利用程度,不同歷史時期以及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新能源的界定也會有所區別。發達國家一般把煤、石油、天然氣、核能以及大中型水電都作為常規能源,而把小水電歸為新能源范圍。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科技水平跟發達國家差距較大,能源開發利用水平和消費結構跟發達國家有著明顯不同,對新能源的界定跟發達國家也存在著較大差異。小水電在我國的開發利用歷史悠久,裝機容量占全球小水電裝機總容量的一半以上,歸為新能源顯然是不合適的。核能在我國的發展歷史不長,在能源消費結構中所占比重很低,僅相當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比發達國家的水平更是低得多,核能在我國應該屬于新能源的范圍。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把新能源范圍確定為: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氫能、天然氣水合物、核能、核聚變能等共9個品種。生物質能在廣義上分為傳統生物質能和現代生物質能,傳統生物質能屬于非商品能源,是經濟不發達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的主要能源,利用方式為柴草、秸稈等免費生物質的直接燃燒,用于烹飪和供熱;現代生物質能包括生物質發電、沼氣、生物燃料等,是生物質原料加工轉換產品,新能源中的生物質能僅指現代生物質能。傳統生物質能和大中小水電可稱之為傳統可再生能源,太陽能、風能、現代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則統稱為新型可再生能源,是新能源的主要組成部分。
資源評價
跟常規能源相比,新能源最顯著的優勢就是資源量巨大(見表1)。太陽能是資源量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即使按最保守的可開發資源量占理論資源量1%計算,每年可供人類開發的太陽能也有1.3萬億toe,約相當于目前全球能源年需求量的100倍。風能的可開發資源量較低,但開發技術難度和成本也較低,全球陸上風電年可發電量約53億kwh,相當于46億toe。生物質能可開發資源量為48~119億toe,不過由于存在糧食安全和環境問題,可開發資源量難以全部轉化為能源。地熱能的熱源主要來自于長壽命放射性同位素的衰變,每年的再生量可達200億toe以上。按照目前的技術進展情況,全球40~50a內可開發地熱資源為1200億toe,10~20a內可開發地熱資源為120億toe。海洋能資源量并不算豐富,按照全球技術可裝機容量64億kw、年利用2000小時計算,只有11億toe。天然氣水合物屬于新型的化石能源,資源量相當于傳統化石能源資源量的2倍,達20萬億toe。全球鈾礦資源量為992.7萬t,如果用于熱中子反應堆,所釋放的能量約相當于1400億toe,而如果用于快中子反應堆,所釋放的能量可提高60~70倍。核聚變所消耗的燃料是氘,海水中的氘有40萬億t,理論上可釋放出的能量為3萬億億toe,按目前能源消費量計算,可供人類使用200億年以上。氫能的制備以水為原料,燃燒后又產生水,可無限循環利用,既是二次能源也可在廣義上稱之為可再生能源。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能源資源完全不存在短缺或枯竭問題,人類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礙是開發利用的技術和成本問題。隨著技術的進步和能源價格的上漲,目前不可開發的新能源資源有可能變為可開發資源,因此,對新能源來說,理論資源量是相對不變的,而可開發資源量卻可能會大幅度增加。
開發利用現狀
不同種類的新能源在資源分布、技術難度、使用成本等多方面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因而新能源的開發利用程度各不相同。在新型可再生能源中,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和地熱能發展勢頭良好,已經進入或接近產業化階段,尤其是太陽能熱水器、風電以及生物燃料,已經形成較大的商業規模,成本也降至可接受水平。核能技術已經成熟,核電在國外已過發展高峰期,在我國則剛剛興起。核聚變、氫能、天然氣水合物、海洋能仍處于研究和發展之中,距離商業化還有較大距離。
截止到2009年2月,全球核電裝機已達3.72億kw,年發電量2.6萬億kwh,在全球一次能源結構中的比重約為6%左右。相比而言,新型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程度還很低,以2006年為例,其在全球一次能源供應量中的比重僅為1%左右,占全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也僅為8%左右。2007年,全球新型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量為1.65億kw,相當于全球電力裝機總容量的3.7%(見表2)。德國、美國、西班牙、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可再生能源產業化水平已達到較高程度,其市場規模和裝備制造水平跟其他國家相比具有明顯優勢。我國也是世界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大國,太陽能熱水器產量和保有量、光伏電池產量、地熱直接利用量以及沼氣產量都位居世界第一。不過,我國對新型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多集中在技術含量較低的供暖和制熱領域,在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水平和利用規模方面跟國外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我國新型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容量僅為905萬kw,占全球5.5%,遠低于我國電力裝機總容量占全球16%的比重。
我國發展新能源的政策建議
我國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國、第二大能源消費國、第三大石油進口國,發展新能源具有優化能源結構、保障能源安全、增加能源供應、減輕環境污染等多重意義,同時也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我國政府把發展新能源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而加以重視,陸續出臺了多部法律法規和配套措施。
從近幾年的總體發展情況來看,我國新能源發展勢頭良好,增速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不過由于種種原因,新能源發展過程中的許多障礙和瓶頸仍未消除,主要表現在:資源評價工作不充分,技術總體水平較低,成本跟常規能源相比不具備競爭力,產業投資不足,融資渠道不暢,市場規模偏小,公眾消費意愿不強,政策法規體系不夠完善。結合國內外新能源發展的歷史和現狀,借鑒全球各國新能源發展經驗,針對目前我國新能源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特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一)正確選擇新能源發展方向
根據資源狀況和技術發展水平,確立以太陽能為核心、核能和風能為重點的發展方向。太陽能是資源潛力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風能、生物質能及某些海洋能都間接或直接來自于太陽能,地球每年接收的太陽輻射能量相當于當前世界一次能源供應量的1萬倍。我國的太陽能熱利用已經走在世界最前列,太陽能光伏電池的產量也已經躍居世界第一,不過在太陽能光伏發電方面卻與光伏電池生產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符。我國應進一步擴大在太陽能熱利用方面的優勢,同時把發展并網光伏和屋頂光伏作為長期發展重點。風能是利用成本最低的新型可再生能源,風電成本可以在幾年內降低到常規發電的水平,目前已經初步具備市場化運作的條件。我國風力資源較豐富的區域為西部地區及東部沿海,屬于電網難以到達或電力供應緊張的地區,發展風電應是近期和中期的努力方向。核燃料的能量密度遠高于常規能源,核電站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大量建造,迅速彌補電力裝機缺口,最近國家發改委已經把核電規劃容量提高了一倍多。
(二)加大新能源技術研發力度
我國從事新能源技術研究的機構分布在上百個高校和科研機構,數量雖多,但由于力量分散,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建議整合具有一定實力的新能源研究機構,成立中央級新能源科學研究院。抓住當前因金融危機而引發全球裁員潮的有利時機,積極創造條件吸引國外高端研究人才。以新能源重大基礎科學和技術的研究為重點,加強科研攻關,盡快改變我國新能源科學技術落后的面貌。密切與國外的技術合作與交流,充分利用cdm機制,注重先進技術的引進并進行消化吸收與再創新,努力實現技術水平的跨躍式發展。
可再生能源大多具有能量密度低、資源分布不均衡等缺點,對其進行低成本、高效率利用是新能源開發的首要問題。顯然,可再生能源開發技術的復雜程度要比常規能源高得多,涉及資源評價、材料和設備制造、工程設計、配發和管理等多個領域,必須進行跨學科聯合攻關,這對我國目前相對封閉的科研體制提出了挑戰。國家需要在搞活科研創新機制、打造科研合作平臺、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等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營造良好的科研環境。
(三)有序推進新能源產業化和市場化進程
只有實現新能源的大規模產業化和市場化,才有可能使新能源的利用成本降至具有競爭力的水平,為新能源普及打下基礎。在新能源開發成本較高、使用不便的情況下,推進新能源產業化和市場化必須由政府作為推手。促進產業化和市場化的措施涉及電價、配額、示范工程、技術轉化、稅費減免、財政補貼、投資融資等,要對各種新能源的不同特點進行充分分析,分門別類地制定合適的激勵政策。為保證政策的長期有效要建立完善的督促檢查機制,對違規行為進行懲處,以維護國家政策措施的嚴肅性。
國家應及時更新新能源產業的投資指導目錄,引導、鼓勵企業和個人對新能源的投資。同時,也要對新能源投資行為進行規范,避免一哄而上,造成局部重復投資或投資過熱。防止企業借投資新能源套取財政補貼、減免稅費或增加火電投資配額等不良行為。約束高污染新能源行業的投資行為,尤其是多晶硅副產品四氯化硅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值得關注。
(四)及早實施“走出去”戰略
我國是鈾礦資源貧乏的國家,資源量遠不能滿足未來核電發展的需要,鈾礦供應必須依賴國際市場。有關資料統計世界上鈾礦資源豐富的國家有澳大利亞、美國、哈薩克斯坦、加拿大、俄羅斯等,這5個國家的資源量合計占全球的比重為三分之二。其中,澳大利亞和哈薩克斯坦都是無核電國家,所生產的鈾礦主要用于出口。我國與哈薩克斯坦等國家關系良好,可作為實施鈾礦“走出去”戰略的重要目的國。合作重點應該放在最上游的勘探、開采領域,爭取獲得盡可能多的探礦權和采礦權,為我國核電站提供穩定、長期的核燃料來源。
目前全球對天然氣水合物的地質工作程度還非常低,這為我國獲取海外天然氣水合物資源提供了絕好的機會。在油氣資源領域,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已經把全球的優質資源瓜分完畢,而在天然氣水合物領域,我國還存在較多獲取海外資源的機會。太平洋邊緣海域陸坡、陸隆區及陸地凍土帶的天然氣水合物資源豐富,這一地帶所涉及的國家主要是俄羅斯、美國、加拿大,應努力爭取獲得跟上述三國合作開發的機會。拉丁美洲國家沿海的天然氣水合物資源也比較豐富,要充分利用這些國家技術力量薄弱、研究程度低的現狀,加強與這些國家合作,以期能夠在未來取得這些國家的天然氣水合物份額。
東南亞處于熱帶地區,自然植被以熱帶雨林和熱帶季雨林為主,特別適合油料作物的生長,是發展生物柴油產業的理想區域。東南亞國家是我國的近鄰,可為我國的生物柴油產業提供豐富而廉價的原料。我國可采取以技術、市場換資源的合作方式,在當地設立林油一體化生產基地,產品以供應我國國內為主。
(五)調整、完善新能源發展規劃和政策措施
我國已經出臺的新能源發展規劃有《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一五”規劃》、《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年)》等,部分行業部門和地方地府也針對實際情況制定了各自的發展規劃。國家級的規劃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發展目標定得偏低,如風能到2010年的發展目標為1000萬kw,到2020年的發展目標為3000萬kw,而事實上,1000萬kw的目標已經于2008年實現,3000萬kw的目標也可能提前于2012年左右實現;二是缺乏設備制造產業和資源評價方面的目標。
國家有關部門應密切跟蹤國外新能源現狀,充分考慮新能源資源量、技術發展水平、環境減排目標、常規能源現狀等因素,對我國新能源發展規劃作出適當調整和完善,為新能源產業發展提供指導。我國有關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規定和政策措施并不比國外少,但這其中有許多已經不再符合我國的實際,應立即對不合時宜或相互矛盾的規定和措施進行清理,制定出切實可行、可操作性高的配套法規和實施細則。
(六)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新能源統計體系
做好新能源的統計可為新能源科學研究、政府部門決策、企業發展目標的制定等提供重要依據和參考。我國在新能源統計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著相當大的差距,目前對新能源的統計主要依靠行業協會或學會,但這些機構所提供的統計數據在系統性、時效性、科學性等方面很難令人滿意。迄今為止,我國沒有任何機構和個人能夠對新能源發展現狀進行系統、全面、及時地統計,許多涉及我國的新能源統計數據只有國外網站才能提供。建議國家有關部門調集各方力量成立專門的新能源統計機構,通過各種渠道收集國內外新能源統計數據,并把數據及時公布。
國際能源機構對一次能源進行統計時,將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直接換算成油當量,并不按火電容量因子進行折算。但我國有關部門在統計時,往往是按火電容量因子(約為33%左右)把可再生能源發電量進行折算,這意味著有關部門的統計結果要比國際能源機構所提供的統計結果大2倍左右,這樣極易引起誤解和混亂。國際能源機構是全球最大、最權威的能源統計和研究部門,所采取的統計方法和公布的統計數據被世界各國廣泛認可。為了便于對國內外新能源發展狀況進行對比研究,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在統計方法方面采用國際能源機構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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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區別范文2
關鍵詞：能源發電；可再生能源；投資成本
中圖分類號：P75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能源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電力能源因為其獨特的優勢，已經成為了當今社會人類生產、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元素。現階段國內外最普及、最成熟的方式是火力發電，核電、水力發電、風力發電、生物質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電，則被視為未來發電結構的重點發展對象，其特點和投資都有很大區別，了解這些，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開發和利用它們。
1 火力發電
現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是以火力發電為主。在我國，火力發電占據的比例高。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每年都會有燃煤電站開工建設。其中，投資成本低并具有節水、節能、節地、節材、環保等特點的超臨界、超超臨界機組，是主要發展趨勢。
2 可再生能源發電
2.1 水力發電
在可再生能源利用中，水力發電是目前世界上最成熟、使用量最多的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近年來，我國水電發電總量，隨著用電總量的增加，也逐年提高，對于水電站的重視程度和投資力度，也逐年加大。除了利用江、河直接發電，抽水蓄能電站也是一種發展潛力很大的水電站。在我國，水力發電擁有以下主要特點和發展趨勢：
（1）技術成熟、穩定，運行成本低，效率高（對比煤電的40%，水電高達70%～80%）。
（2）資源總量豐富，但地域分布不均，用電多的中、東部比例小。
（3）與火力發電配合，水火互濟，調峰靈活。
（4）潔凈發電，多方綜合利用，多方得益。
（5）受自然條件限制大，大型工程對環境、生態影響較大。
（6）對比火力發電站，一次性投資大，工期長，平均投資成本和配套建設差別大。
（7）大型工程具有戰略地位，事故后果嚴重。
（8）對比發達國家，我國水電發展迅猛，但是整體開發率較低，發展空間大。
2.2 風力發電
風電作為節能、安全、環保和可再生的清潔能源，已經成為全球最具潛力能源之一，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近年來，國內風電發展迅猛。風電建設標準化程度高，可模塊化加工和運行，投資成本相近。隨著政府、民眾對于可再生能源的重視，眾多企業對投資風電項目看好并積極行動，這在帶動風電裝機容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時，也導致了眾多企業的無序競爭、一哄而上、重復或違規建設、圈地占地現象，在浪費了資源的同時，對于環境建設和經濟發展都帶來了不利影響。因此近期國家和地方政府，都加大了對風電站項目的規范化管理。
現階段風電有以下的特點和趨勢：
（1）無污染的可再生能源，技術比較成熟，應用時間較長。
（2）分布廣泛，總量巨大，建設周期短。
（3）小型設備簡單相對造價低，對于偏遠地區、地廣人稀地區應用價值大。
（4）具有長期規律性和短期隨機不可控性，必須與其他形式的能源相互配合，或具有某種蓄能裝置，增加了技術的復雜性。
（5）能量密度低，裝置龐大，設備分散，占地廣，場地要求較高。
（6）對比火力發電站，建設費用高。
（7）國家政策鼓勵，大容量發電基地發展突出。
2.3 太陽能發電
太陽能被稱為“能源之母”，化石能源、風能、水能、生物質能等，都是由太陽能經過某種形式轉換而形成的。現在使用太陽能發電，包括兩種類型：一種是通過光電轉換元件直接發電，另外一種是通過太陽能聚光集熱系統獲得能量輸入，然后轉化為高溫蒸汽或者氣體，從而驅動汽輪機或者發電機發電。對于這兩種形式的太陽能發電，現在國內外的發展都非常迅速，裝機比例也提高很快。
太陽能發電屬于無污染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其建設周期短，但是受地域、氣候、天氣影響大，整體發電效率較低（一般為10%～20%之間）。
2.3.1 太陽能光伏發電
近年來，隨著太陽能技術和材料行業的發展，太陽能光伏發電的材料成本不斷下降，使得裝機規模不斷擴大。例如，在2006到2008年這3年時間里，國內的安裝量僅為5萬kW，而隨著多晶硅材料價格的迅速降低，現在有報道預測，2020年中國的太陽能光伏發電裝機容量將達到1000萬kW到2000萬kW之間，是最初規劃目標的6倍以上。
太陽能光伏發電，具有如下主要特點：
（1）可以大規模集中供電，也可以以家庭、產品為單位供電，模塊化生產、安裝。
（2）發電設備極為精煉，可靠穩定壽命長，安裝維護簡便。
（3）在人口密度稀少的偏遠地區，或者宇宙探險等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4）建設成本和發電成本遠高于火電站，對比水電、風電，現在安裝規模非常小。
（5）日常應用發展迅速，如太陽能充電器、太陽能路燈和太陽能草坪燈等。
（6）近期原材料成本大幅度降低，導致光伏發電的成本大規模降低，但是其投資成本仍然高于火電、水電、風電等。
2.3.2 太陽能熱發電
而對于太陽能熱發電，大體可以分為塔式、槽式和蝶式這3種形式。按照計算，在撒哈拉大沙漠1%的面積上，建立太陽能熱發電廠，就可以足夠滿足整個世界的電力要求。
現在太陽能槽式熱發電的成本，已經降到0.12美元/kW·h，美國能源部打算到2015年降低聚光太陽能熱發電廠的成本到0.07～0.1美元/kW·h，到2020 年則到0.05～0.07美元/kW·h，從而可以和以化石為燃料的發電站競爭。
現在太陽能熱發電的建設成本，仍然較高。以槽式熱發電為例，從1985年到1991年間，美國在加州沙漠建造了9座太陽能槽式熱發電站，其建設成本從1 號電站的近6000美元降低到9號電站的近3000美元。現在美國準備建設的世界最大的槽式熱發電站，其裝機容量為34萬kW，而其建設成本估計為20億美元。因材料、人工等方面的優勢，在國內建設太陽能熱發電的成本，要遠低于美國。
現在，中國科學院廣州能源研究所，正在建設槽式熱發電的試驗臺，而在此試驗臺上，廣州能源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提出了新的結構設想，據初步統計，可以將熱發電的建設成本控制在1萬元/kW 左右，優勢非常明顯。
太陽能熱發電的特點如下：
（1）現在大規模推廣使用的槽式熱發電，以集中模塊式大規模運行為主。
（2）太陽能熱發電廠的峰值產出時間，與用電高峰時段一致，可作為基本負荷或者間歇發電的選擇；同時太陽光照射一般也是可以預測和可靠的。
（3）太陽能電廠是可以完全以標準模塊和日常材料建成，具有大約30～40 年的使用壽命。而且大部分太陽能區域材料，是可以循環利用的。
（4）太陽能熱發電廠最好位置是陸地，可在很少被利用到區域，例如沙漠等地。
（5）太陽能熱發電廠可以設計為單獨一種太陽能或者混合能源運行，例如風能可以在峰值時段使用太陽能發電。
（6）熱發電的核心部件，掌握在發達國家，例如蝶式熱發電使用的斯特林發動機，槽式熱發電的真空管接收器等。
3 核電
核能雖然不屬于可再生能源，但是也屬于清潔能源，是一種國家鼓勵的新能源發電形式。而我國的核電發電量，在總發電量中占據的比重還不到2%，對比而言，其發展空間巨大。
總結核電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1）運行費用低，發電無污染。
（2）建造要求嚴格，安全標準高，安全性能好。
（3）能量密度高，受自然條件、地理位置限制小。
（4）我國的火電、水電資源蘊藏豐富地區與用電多地區脫節，核電可以有效彌補這方面的缺陷，節約電力運輸消耗。
（5）核電站具有戰略地位，事故后果嚴重，操作、管理、燃料后續處理要求高。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區別范文3
一、國外發展低碳經濟的主要財政政策工具
（一）財政措施
1.稅收
發達國家采取各種稅收手段對高碳資源或高碳產品征稅，以抑制其下游的消費量。從而實現低碳減排，其中最直接的政策工具是CO2稅（碳稅）。世界上直接開征與實行碳稅的國家和地區以北歐居多，一些國家間接征收的碳稅包含在能源稅、環境稅或其他稅種內。
丹麥20世紀70年代已開征能源消費稅，但征稅對象只包括家庭和非增值稅納稅企業。1992年對企業和家庭正式征收碳稅，對汽油、天然氣和生物燃料以外的所有CO2排放行為征稅。其初始的稅率較低，政府對部分企業采取稅收優惠或稅收返還，后經多次上調。1996年，開征了包括CO2稅、SO2稅和能源稅的新稅種。
荷蘭1988年對燃料開征環境稅，收入專門用于與環境有關的公共支出：1990年開征碳稅，隸屬于環境稅的一個科目。1992年開征能源/碳稅（比例各為50%），碳稅征稅范圍覆蓋所有能源，電力通過對燃料的征稅而間接納稅，碳稅收入納入一般預算管理。1996年開征資源管理稅，征稅范圍包括原油、柴油、液化石油氣、天然氣和電力，主要征稅對象是家庭和小型能源消費者：資源管理稅適用累進稅率：大型能源消費者主要通過自愿減排協議計劃降低CO2排放：稅收征繳通過能源稅單征收，資金從能源公司轉到政府賬戶：社會組織、教育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可以得到最高為應納稅金50%的稅收返還。
芬蘭1990年開征碳稅，征收范圍是礦物燃料；計稅基礎是含碳量。開始征收時稅率很低，之后逐漸增加。1994年調高了能源稅稅率，大部分能源征收燃料稅，其中一部分是混合的能源/碳稅。
瑞典1991年開征碳稅，征稅范圍包括所有燃料油（電力部門使用的部分給予豁免），征稅對象包括進口者、生產者和儲存者。稅率根據燃料含碳量的不同而有區別。1994年后指數化稅率實行，以保持真實稅率不變。
挪威1991年開征碳稅，征稅范圍是汽油、礦物油和天然氣（1992年擴展到煤和焦炭）。開征后稅率由低到高調整；對航空、海上運輸部門和電力部門（水力發電）給予稅收豁免。
德國1999年開征生態稅，對摩托車燃料、輕質燃料油、天然氣和電力征稅，2000年擴展到重質燃料油。開征后對摩托車燃料油和電力的稅率有所提高。稅收收入投入到養老基金。
瑞士2000年開征碳稅，開征基于1999年頒布的《C02法》，最高稅率是210瑞士法郎（約相當于160US$/tCO2）。
英國2001年開征氣候變化稅。對銷往企業和公共部門的電力、煤、天然氣和液化石油氣征稅，對熱電聯產單位的油類耗費和發電以及可再生能源免稅，根據產品含碳量不同適用不同的稅率。氣候變化稅制遵循稅收中性原則，是一種適用于工業、商業、農業和公共部門的能源稅。
美國2006年開征碳稅，對發電廠排放的溫室氣體征稅。2006年科羅拉多州的大學城圓石市起首通過碳稅法規。碳稅收入用于提高能源效率以及改用替代燃料等方面。
加拿大2008年基于魁北克省公布的年度財政預算案，對所有燃料開征碳稅。
日本2007年開征全球變暖對策稅。該稅種具有如下特點：稅率低起點、差異化，逐步遞增；對環保型產業減稅，而對損害環境的行為征稅：多減免與配套：社會關注與參與。2011年由環境稅獨立稅改為石油煤炭稅附加稅。2012年10月1日起開征環境稅，由使用化石燃料的各電力公司和燃氣公司支付。
2.財政支出
歐盟的碳稅收入一般是定向使用或專款專用，財政支出主要用于激勵市場主體節能減排與低碳化發展。英國將氣候變化稅收入主要撥付給服務公益的“碳基金”、投資節能環保項目的補貼、填補調低比例交納的國民保險金等。“碳基金”的職責一是排除企業在低碳生產模式轉變過程中所面臨的經濟、技術和管理障礙，幫助企業和公共機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二是對具有市場前景的低碳技術進行商業投資。拓寬低碳技術市場：三是通過信息傳播和咨詢活動。助推企業和公共部門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向社會大眾、企業、投資人和政府提供低碳經濟發展相關的大量有價值的資訊。“碳基金”資金管理實行企業運作模式，比以總體稅收為來源的財政支出方式對低碳技術的經濟性、成熟度、系統性以及社會總效用的提高更有效。德國通過國家公共財政對新能源產業創新進行扶持，培育了“Q-cell”等創新型企業。
日本在低碳化財政支出方面，增加政府財政預算，投資低碳型基礎設施建設、節能技術研發，對民用住宅、辦公大樓、學校、公共基礎設施等實施導入太陽能發電、綠色家電等節能改造，對節能家電及電動汽車的消費、企業引進先進能源設備進行補貼，并對家庭和企業的減排實施補貼：還輔以實行環保積分制度，鼓勵國民購買節能產品。
次貸危機后奧巴馬政府重塑美國經濟實力的一大措施是綠色革命。其低碳化財政投資方向主要集中于低碳型社會基礎設施及節能改造設備、低碳技術（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研發等：其財政補貼（助）的對象是州政府能源高效化、節能項目、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以及氫氣燃料電池的開發商、大學、科研機構、企業的可再生能源研發、購買節能家電商品的個人、大量銷售最佳節能電氣的零售商等。
（二）財政信用措施
日本對投資節能環保的企業提供無息財政貸款：美國對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以及氫氣燃料電池的開發商除提供上述的財政補貼外，還提供融資擔保：歐盟政府不僅對節能減排項目進行直接財政補貼低息貸款外，還利用擔保基金、循環基金以及風險基金等作為杠桿工具，引導社會資本參與各種能效項目、新能源項目的開發。英國財政部通過“減排基金”，對與財政部申請并簽訂減排協議的企業給予一定數量的無息貸款，用于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
（三）自動穩定器與相機抉擇的穩定器
1.政府采購的調整
綠色采購歷史悠久的歐盟國家政府為推動政府綠色采購開發了一系列的指導性文件和工具包。德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對可再生能源采用固定價格收購，政府提供補貼，強制性規定電力公司以高價購買利用可再生能源開發的電力。德國1979年設立了環保標志制度以讓政府機構優先采購環保標志商品，通過《循環經濟和廢棄物處置法》規定政府機構要使用有耐用性、可再利用性等特點的環境友好型商品以及服務。采取固定價格收購可再生能源產業產品。2004年歐盟委員會的《政府綠色采購手冊》將環境準則納入政府采購模式。制約并激勵供應商，帶動并營造綠色消費市場。英國政府2006年公布的《采購的未來》規定政府要優先采購可持續的產品。
2.累進稅、稅收優惠與減免、稅率與稅收起征點調整等
前已述及，國外一些國家為發展低碳經濟開征的稅種（如荷蘭的資源管理稅）適用累進稅率，以限制奢侈浪費、約束過度消費需求，引導消費者理性消費。
歐盟國家普遍實施了綠色稅制改革，相繼開征有利于控制碳排放量、保護環境的新稅種。調整原有稅制中不利于低碳化的相關規定，對節能環保實行多種形式的稅收優惠，從“誰污染、誰付費”向“誰環保、誰受益”轉變，以取得財政收入與資源配置的“雙重紅利”。
英國開征的包括氣候變化稅在內的環境稅收針對特定技術部門及使用低碳能源的企業實施優惠政策。美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生產和利用給予稅收優惠抵免：對新節能住宅、商用節能建筑、提高住宅能效利用的設備等給予稅收優惠抵免以提高能源效率：對購買節能環保型機動車允許在計征州稅和聯邦消費稅時提高扣除額、延長最低選擇稅的減免等，擴大對家庭節能投資的減稅額度，以鼓勵節能：對替代能源開發利用、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研究開發費用等給予稅收抵免、直接減免等優惠。芬蘭、美國等對企業進行廢棄物再利用給予稅收抵免、減免稅等優惠。荷蘭、美國、芬蘭、德國規定了環境稅稅收減免項目和環境稅返還項目，對增加環保、節能的投資給予稅收抵免、減免稅等優惠。德國、日本等國家是對企業購置或制造用于防治污染或廢物處理的設備給予加速折舊。
二、國外“低碳革命”財政政策工具的經驗
（一）開征碳稅或其他綠色稅種、收入預算管理與稅收中性
國外實行碳稅或其他綠色稅過程中具有一些共性，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其一，工業化先行。實行碳稅時已完成工業化，并且國民收入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標準。
其二，稅率因勢利導。基本以碳含量作為碳稅計稅依據，基于實際國情設計碳稅稅率，制定相關稅收優惠，逐步加強政策力度，并將碳稅收入納入一般預算管理。
其三，稅收中性。征稅使社會所付出的代價以稅款為限，盡可能不給納稅人或社會帶來其他的額外損失或負擔，避免干擾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避免稅收超越市場機制而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因素。歐盟的一些國家初征碳稅時，通過減少其他稅種的稅負，以及合理使用環境稅收入以使總體稅負不變，并爭取“雙重紅利”。例如，德國等國家在碳稅征收的同時降低勞動所得適用稅率，通過將碳稅收入投入到養老基金減少了個人和企業的繳費水平，由此也拉動了就業。
其四，生產環節征稅。為了減少征管成本、保障稅額的有效征收，各國或各地區的碳稅都建立在已有的稅制體系基礎上。
（二）財政支出區別補貼生產者與消費者
為推動低碳相關產業的發展，上述各國普遍施行低碳補貼――對于直接由最終需求決定產業興衰的低碳下游產業（如汽車、家電、房地產等），通常對消費者提供低碳補貼：而為鼓勵產品相對同質化的中游產業（如電力等）創新或采用節能降耗的新技術、新工藝，則主要對生產者進行補貼。“區別補貼”作為一種擴張性財政政策工具，在宏觀經濟低迷時期，發揮了防止經濟衰退、尋找新經濟增長點的功效。
（三）財政信用正面激勵、扶持與稅制設定逆向約束、規制相兼
上述各國激勵或扶持低碳技術創新的主要財政支出方式是直接撥款、補貼和政府綠色采購以及財政（無息或貼息）貸款，并通過減稅、免稅、退稅、特別折舊和投資作為成本抵扣等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低碳化生產與消費。
與正面激勵、扶持并舉的是逆向約束、規制。其方式主要是通過開征某些稅種（如碳稅、能源稅、碳關稅等）提高生產或消費成本、設定較高稅率或累進稅率等給納稅人施壓。據估計，征收能源稅和碳稅對減少能源消費的貢獻為10%：而碳關稅的開征有利于防止碳排放由發達國家向欠發達國家轉移。
（四）政府引導社會參與，相機抉擇創新各種財政政策工具
上述各國政府注重對節能減排、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等低碳化產業的財政投入和政策支持，由此帶動社會資金的投入，并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政府管制和創新的政策工具（如碳排放交易、碳基金、碳預算等）手段引導低碳革命。
（五）財政政策工具協同其他配套政策工具
低碳化的政策多種多樣，政策工具的施行從來不是單一的，而是配套協同的。與英國氣候變化稅配套的政策有“碳審計”、“碳預算”等。美國實行碳定價政策，并建立全面的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權交易體制、制定“政府節能采購指南葉旨導選擇能源效率高的產品、對在國際貿易中能源消耗量大的商品生產部門提供退款或退稅以平衡因排放權交易所帶來的成本增加，還制定了向低碳經濟轉型的法律框架《2009年美國綠色能源與安全保障法案》。日本的碳稅實踐具有“范圍廣、附加稅方式、稅率起點低與差異化、多減免與配套、全民負擔與參與”的特色，創設了再商品化與公害防治設備特別折舊制度，2008年開始施行CO，排放可視化管理制度和CO，排放量交易機制，并推行“碳抵消”制度和“碳足跡”制度。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區別范文4
德班平臺談判旨在建立2020年后適用于所有國家的減排制度框架，世界各國都需要采取大力度減排行動。《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奠定了世界各國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原則和制度基礎。但在當前國際談判中，不同國家責任和義務的分擔仍然是矛盾的焦點，反映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同的利益關切。氣候變化危及全人類生存發展，任何國家都不能幸免，應對氣候變化也必須各國共同努力，少數國家也難以獨擋大任，只有合作才能共贏。所以，氣候變化談判不應是“零和博弈”，更不是“囚徒困境”，而是共同目標和共同利益下的合作博弈，合作對彼此都可以創造更大的利益。當前國際談判中的核心問題其一是如何體現“公平”的原則，其二是如何實現合作共贏。新國際減排制度的建設不應局限于各國減排責任義務的分擔，而是突顯各國共同行動目標下合作共贏的空間和機會，探索各國合作共贏的國際機制和合作方式，這正是需要新氣候經濟學研究和解決的迫切問題。在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行動中，既要關注代際間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問題，使當代的發展不能犧牲后代的發展和福祉，必須為后代的發展留有充足的資源和環境空間。另一方面，更要強調對當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消除貧困的迫切需求，要注重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國別公平和人際公平。因此，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制度建設一方面要促進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和可持續，為后代留有充分的發展空間，保證“代際公平”。另一方面，要加強統籌協調全球范圍內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這三大支柱間的關系，使世界不同國情和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都有公平獲得可持續發展的機會，促進“國別公平”和“人際公平”。要探討世界范圍內實現可持續發展、向生態文明過渡的途徑和發展方式。工業文明可以在少數國家率先實現，而使全球付出巨大資源和環境代價。生態文明則是全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形態，必須各國共同努力，必須使大多數國家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途徑，才能從根本上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生態危機。因此，新氣候經濟學不再只注重當代與后代以及國別之間減排責任義務分擔的公平性及分配方法學，更重要的是尋求各國合作共贏的方式，共同創造和分享實現綠色低碳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經驗、技術和機會，促進世界各國共同走上可持續發展的路徑，促進全球向生態文明邁進。全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是世界范圍內的可持續發展，國際氣候制度的核心也應是促進各國形成經濟社會發展向綠色低碳轉型的體制和機制。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將引發新的經濟技術競爭，先進能源技術將成為國際技術競爭的前沿和熱點領域，作為世界大國戰略必爭的高新科技產業，也將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新的市場和新的就業機會。低碳技術和低碳發展能力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一個國家抓住了機遇，順應了潮流，就會順勢發展強大，否則會被邊緣化甚至落后。新國際制度要著眼于推動世界低碳發展的潮流，形成新的競爭機制和規則，使低碳發展不僅是實現國際氣候協議規定的減排目標，而是提升自身可持續發展競爭力驅動下的主動行為。這種機制下包括建立國內或區域性碳市場，在工業、交通、建筑等領域和行業制定嚴格的能效標準，征收碳稅等政策和措施，以有效的制度、政策手段和市場機制促進企業和全社會的自覺行動，而不僅僅著眼于各國減排目標的確立和各自責任和義務的分擔。
在公平國際制度和合理分配碳排放空間的前提下，各國也存在合作共贏的空間和機會。雖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對發展中國家因氣候變化蒙受的損失和損害給予補償，是發達國家因其歷史責任應盡的義務。但在實現機制上，也必須尋求共贏的途徑和互惠的局面。如何發揮碳生產要素的價值和減排CO2的協同效應，促進國際技術合作和技術轉讓，是實現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共贏的關鍵。全球實現控制溫升2℃目標下碳減排路徑的成本越來越高，標志著碳排放額度的影子價格也將呈較快上升趨勢，有研究估計2030年每噸CO2的價格將達50－100美元，這將使減排技術有更大效益和推廣空間。要充分利用碳減排信用的價值，發達國家無償或優惠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該技術在發展中國家推廣后產出的減排信用，可部分歸技術提供方所有，用來抵償其在本國的減排指標或在相關碳市場出售，使其知識產權的轉讓以碳信用方式得到回報。這是一種基于技術轉讓的類似于CDM的合作機制，可稱為T－CDM。通過這種機制，發達國家企業擴充了市場，得到應有經濟回報，而發展中國家也得到技術，促進發展中國家減排和可持續發展。同時減排技術推廣也促進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發揮碳減排信用的價值和碳市場作用，也緩解了發達國家直接出資支持技術轉讓的困難。打造這種雙贏和多贏局面，關鍵在于國際制度的設計和各國政府的推動，使碳生產要素價值的作用得以充分發揮，T－CDM機制可在雙邊或多邊推進和試行。另一方面，各國都可以發揮碳價和碳市場的作用，碳減排信用量的價值貨幣化，增加了減排措施的經濟回報，引導社會投資和減排技術的推廣。新國際制度應以全球實現控制溫升2℃為目標，研究不同地區有區別的碳價政策，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促進全社會減排。
2碳排放空間越來越成為緊缺資源和生產要素，要研究和發展大力提升碳生產率的途徑和評價方法學
自工業革命以來化石能源消費中CO2排放的累積，導致大氣中溫室效應增強，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形成嚴峻挑戰。當前人類社會必須探索在有限碳排放空間范圍內，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所以要把有限的碳排放空間作為緊缺資源和生產要素，大幅度提高單位碳排放的產出效益。如同工業革命中大幅度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一樣，在向生態文明轉型過程中，也必須大幅度提升碳生產率，因此要發展提升碳生產率的理論和方法學。碳生產率定義為一段時期內國內生產總值(GDP)數量與同期CO2排放量之比，與單位GDP的CO2排放強度互為倒數，反映了單位CO2排放所產出的經濟效益。碳生產率提高的速度可以用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和成效。碳生產率的概念于1993年由Kaya和Yokobori提出。近幾年，很多研究者關注CO2排放總量控制與提高碳生產率的關系。英國前首相Blair及其領導的氣候組織基于碳生產率和其他方面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解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走出困境的建議。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越來越緊迫的形勢下，碳排放空間將成為比勞動力、資本以及土地等自然資源更為稀缺的生產要素，大幅度提高碳生產率已成為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對策，這也是低碳經濟的核心內涵。全球實現控制溫升不超過2℃目標，到2030年碳排放量要比2010年減少15%－40%，相應碳生產率需提高2－3倍，平均年提高率要達3．5%－5．0%，遠高于工業革命以來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而從1990－2010年，全球碳生產率年提高率僅為0．7%，附件I國家也只有2．0%。未來10－20年是大幅度提高碳生產率的關鍵時期，否則203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會付出更大代價。碳生產率的年增長率可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的一個重要指標。根據碳生產率定義和相關數學關系，有:碳生產率年提高率≈GDP年增長率+CO2年減排率碳生產率的年增長率可近似表示為GDP年增長率和CO2年減排率之代數和。其經濟學含義即為，以提高碳生產率的途徑減少CO2排放，碳生產率的提高首先要抵消GDP增長所引起的CO2排放量的增長，然后才能降低現有的CO2排放水平［10］。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由于所處發展階段不同，在應對氣候變化中所遇到的問題、難點、重點和措施也不同。新興發展中國家處于工業化、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GDP以較快速度增長，提高碳生產率主要是抵消或減緩經濟快速增長中新增能源需求的CO2排放，其措施主要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強技術創新，走低碳經濟發展道路;發達國家在目前高經濟發展水平和高人均能源消費水平下，GDP增長緩慢，提高碳生產率主要是降低當前過高的CO2排放水平，其措施主要是改變奢侈型消費模式，在保障高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下，大幅度降低CO2排放。從2005－2010年，氣候公約附件II發達國家碳生產率的年提高率平均為2．36%，其GDP年均增長率僅為1．05%，碳生產率的提高抵銷GDP增長新增CO2排放外，尚能使CO2排放總量總體下降，其年下降率亦達1．28%。而同期中國碳生產率年增長率水平為4．9%，遠高于發達國家的水平，但由于GDP快速增長，年增長率達11．2%，碳生產率的提高尚不能抵銷新增GDP引起的CO2排放，CO2排放總量還要上升，年增長率達6．0%。發展中國家在GDP快速增長的工業化階段，盡管大幅度節能和改善能源結構，碳生產率提高幅度遠大于發達國家，但GDP快速增長仍會使CO2排放量有所上升。所以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階段特有的國情和特征，在減排CO2方面面臨更為艱巨的任務。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當前碳生產率絕對水平仍然很低，2010年中國GDP約占世界總量的11．5%，而CO2排放量占世界23．8%，碳生產率約為世界平均水平1/2。2010年我國與日本GDP總量相當，而CO2排放則約為日本的6．4倍，碳生產率水平不及日本的1/6。所以，提高碳生產率仍有較大空間和余地，這也是中國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對策和重要著力點。
提高碳生產率的途徑，其一是節約能源，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單位GDP的能源強度;其二是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進能源結構的低碳化，降低單位能耗的CO2強度。兩個因素迭加，可降低單位GDP的CO2排放強度，即提高碳生產率。根據定義和相關數學推導，有如下關系:碳生產率年提高率≈GDP能源強度年下降率+單位能耗CO2強度年下降率據此可分析節能和能源替代各自對CO2減排的貢獻率。從1990－2010年，附件I國家GDP能源強度年下降率為1．72%，單位能耗CO2強度年下降率為0．35%，對碳生產率年提高2．07%的貢獻率分別為83%和17%，節能和提高能效發揮了主導性作用。未來隨著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一些能源構成中比重的增加，能源替代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當前全球和國別的CO2排放峰值問題備受關注，全球和主要國家的CO2排放必須盡快達到峰值，才能實現控制溫升不超過2℃目標。CO2排放達到峰值，即其年增長率為零，根據上述關系，碳生產率的年提高率需大于GDP年增長率，即成為CO2排放達峰值的必要條件，即:碳生產率年提高率＞GDP年增長率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GDP年均增速都較高，單位GDP的CO2強度年下降速度盡管較大，但也難以超過GDP的增速，所以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CO2排放仍需有所增長而難以達到峰值。根據這個必要條件，可分析CO2排放達峰值的規律。首先，CO2排放峰值均出現在一個國家完成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階段之后，其GDP年均增速放緩(一般不高于3%)，經濟趨于內涵式增長，能源消費彈性處于較低水平(不高于0．4)，GDP能源強度呈持續下降趨勢。例如歐盟(15國)1980年CO2排放達峰值時，人均GDP(2000不變價)達14200美元。1973－1990年，GDP年增長率為2．43%，能源消費彈性為0．32;1990－2010年，GDP增長率為1．77%，能源消費彈性為0．30，均處于較低水平。能源消費平均增長率也相對很低，分別為0．77%和0．53%。期間再加上能源結構的調整，單位GDP的CO2強度年下降率分別達2．75%和2．02%，高于同時段GDP增長速度，所以CO2排放量可實現峰值并持續下降［11，13］。1973－1990年，美國盡管單位GDP的CO2強度年下降率達2．69%，但由于其間GDP年均增速高達2．93%，所以其CO2排放仍持續上升，到2007年才達到峰值。處于工業化、城市化的新興發展中國家，由于潛在GDP增速較高，盡管單位GDP的CO2排放強度下降較快，但CO2排放仍會呈較快增長趨勢。發達國家CO2排放峰值后，GDP年均增長率一般不高于3%，能源消費年增長率一般不高于1%。其碳生產率年提高率不足3%，仍可使CO2排放總量呈緩慢下降趨勢。中國加大節能和能源替代力度，2030年前后CO2排放有可能達到峰值，峰值時GDP增速仍可維持4%－5%左右的水平，并支持能源總需求量1．5%－2．0%的速度增長，所實現的碳生產率提高率應達約4．5%，實現CO2排放達峰值后，仍可比發達國家保持更大的發展空間和余地［14］。因此，尋求比發達國家更大幅度提高碳生產率的途徑，是新興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減緩CO2排放的根本戰略選擇，也是實現經濟增長與減排CO2兩個目標的協調統一的根本對策。
3能源體系變革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根本途徑，要研究推動新能源變革和技術創新的理論方法與實施機制
全球減排CO2的緊迫形勢，推動了能源體系的革命性變革，大國能源戰略也出現新動向。其一是更加注重節能和提高能效。20世紀70年代初的石油危機后，發達國家把節能視為與煤炭、石油、天然氣和核能并列的“第五大能源”，當前又把節能放在比開發更為優先的地位，將其視為“第一大能源”。在工業、交通、建筑等領域實施越來越高的能效標準，確立節能目標。例如歐盟制定了到2020年能效提高20%的目標。當前世界主要發達國家能源消費量大都呈現不斷下降趨勢，而其經濟仍在持續增長。其二是加速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進能源結構的低碳化。全球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和地熱能等非水可再生能源供應量2012年比2007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速19%，遠高于全球能源總消費量2．0%的增速。2012年與2007年相比，OECD國家能源總消費量減少4．1%，煤炭和石油消費量分別減少12．5%和9．0%，而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則分別增長2．8%和92%。英、法、德等歐盟主要成員國都制定了2050年電力80%以上來自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目標，可再生能源技術和產業將面臨快速發展的新局面。在化石能源中，天然氣是比煤炭、石油更為清潔、高效的低碳能源，其產生單位熱量的CO2排放比煤炭低40%以上，用天然氣替代煤炭也是促進能源結構低碳化的重要選項。特別是美國頁巖氣開發技術的突破，2012年與2007年比較，天然氣產量增長25%，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也由25%上升到30%。相應的美國煤炭消費量下降23．6%，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比重也由24．3%下降到19．8%，單位能耗的CO2排放強度下降11．2%，能源消費總量下降6．9%，而CO2排放總量下降11．2%。世界范圍內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變革趨勢日益明顯和加速，到本世紀末全球必須實現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可持續能源體系，完成能源體系的根本性轉型，使CO2排放趨近于零，才能實現控制溫升不超過2℃的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目標。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也取得顯著成效，其在一次能源中比重已由2005年6．8%增加到目前的10%。到2020年將實現15%的目標，其年供應量將超過7億tce，相當于日本或德國加英國目前的能源總消費量水平，屆時水電總裝機將達3．5億kw，風電裝機將達2億kw，太陽能發電裝機也將上億kw。可再生能源發展規模和新增投資均將位于世界前列。2030年其比重可達或接近25%，2050年可超過1/3，煤炭的比重也將下降到1/3以下，為本世紀末實現全球CO2趨于近零排放的目標奠定基礎。當前世界范圍內已出現由以化石能源為支撐的高碳能源體系逐步向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新型低碳能源體系過渡的趨向，并將引發新的經濟技術的重大變革。
大力促進能源轉型，也是發展中國家在滿足隨經濟社會發展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前提下，減緩CO2排放增長，使CO2排放量盡快達到峰值并開始下降的主要途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可降低單位能耗的CO2排放強度，并可逐漸使新增能源需求逐漸由非化石能源供應量增長滿足，使CO2排放達到峰值。與上節中碳生產率的定義推導類似，可得到CO2排放達峰值的第二個必要條件:單位能耗CO2強度年下降率＞能源消費年增長率由該式可見，在單位能耗的CO2強度年下降率大于能源消費年增長率情況下，CO2可達到峰值。也就是說，在隨經濟社會發展對能源需求增長速度較高情況下，實現CO2排放峰值需要更大的能源替代力度。由于能源結構向低碳化變革，可使CO2排放總量達峰值時間一般早于能源消費總量達峰值時間。自上世紀70年代初以來，發達國家由于核電、水電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能源結構的改變使單位能耗的CO2排放強度降低，所以在CO2排放達峰值后，能源總需求量的上升由非化石能源的增長來滿足，使能源消費總量的峰值時間滯后于CO2排放的峰值時間。1980年歐盟(15國)CO2排放即達到峰值;1980－2005年，其能源消費的CO2排放強度年下降率為1．0%，略高于能源消費年均增長0．9%的水平，所以CO2排放量呈緩慢下降趨勢而能源消費量則持續上升，直到2005年其能源消費量才達到峰值，滯后25年。發展中國家憑借后發優勢，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在非化石能源比重較高且持續快速增長情況下，可盡快使非化石能源供應量滿足總能源需求，從而使CO2排放峰值時間較大地早于能源總需求峰值時間，且早于發達國家峰值時發展階段出現。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進能源體系轉型，在減排CO2同時，也是各國突破國內資源環境制約、保障能源供應安全的內在需要，是各國實現可持續發展共同的戰略選擇，具有節約資源、減少環境污染、保護生態環境的多重功效。據測算，中國每減少1t煤炭的生產和消費，其間接環境與健康效益可達約100美元，與當前煤炭價格相當。因此要充分發揮CO2減排的協同效應，分攤CO2減排成本，促進減排技術的推廣。要充分發揮和挖掘各國節約能源、促進能源替代的內在驅動因素，調動其內在積極性促進減排。例如歐盟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減少對石油、天然氣的依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提高能源自給率、保障能源安全的考慮，美國制定電站CO2排放標準，也有支持頁巖氣開發和利用的政策考量。中國東部地區限制煤炭消費總量，首先是出于對霧霾的治理。突出和加強各國在可持續發展優先領域政策和措施對減排CO2的協同效應，更容易被廣泛接受和取得成效。應該密切結合，不宜過多強調各國的減排措施和行動的額外性。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與國內可持續發展在政策措施上有高度一致性，要全面統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打造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與國內可持續發展的雙贏局面。
要研究和發展依靠市場促進CO2減排的理論和機制，要發揮碳價和碳市場的激勵作用。碳市場機制的建立，使碳減排信用價值得到體現，先進能源技術的減排效果獲得進一步的經濟回報，提高其市場競爭力。而且碳市場的機制也向企業和金融機構展現出未來低碳發展趨勢和潮流，先進減排技術將有更好的發展前景和市場需求，激勵企業低碳技術創新，金融投資向低碳技術傾斜。同時碳市場建立促進了對企業碳排放MRV體制的建立，促進企業和公眾承擔社會責任。對碳市場不宜過多強調其價格和交易量，而更要看重其減排效果和對減排機制的促進作用。在全球能源體系變革大趨勢下，能源戰略要改變單純保障供給的傳統思路，在推進建設生態文明的形勢下，不能再單純把資源環境作為一種約束條件來考慮，而要把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作為與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同等重要的目標來權衡。所以中長期能源戰略在保障供給的同時，也必須調控和引導需求，強化節能和提高能源利用的產出效益。同時大力推進新能源技術創新，促進能源結構的低碳化，全球能源變革的趨向，使未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技術創新和發展速度可能會超出今天的預估和想象，將呈加速發展的態勢。到本世紀中葉，全球可實現大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標，使其成為在役主力能源，到本世紀末，全球將最終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可持續能源體系，能源供給將不再依賴地球有限的礦物質資源，而其CO2排放也趨近于零，從而最終實現保護全球氣候、實現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4消費方式的轉變是向低碳社會轉型的關鍵，要發展和倡導生態文明下新的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
觀念轉變對一個國家在新型能源體系革命中能否成功實現轉型起著關鍵性作用，而各國發展方式和消費方式的轉變速度和程度也可能成為重塑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引領了上世紀后半葉世界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但其以高能源消費為支撐的社會消費方式也給當前向新能源體系過渡帶來了困難。當前，美國和歐盟、日本的人均GDP差別不大，但美國人均能耗高達10．2tce，是歐盟的2．1倍，是日本的1．8倍。尤其是美國人追求大面積住房、大排量汽車和過分物質享受的奢侈浪費的消費方式，不僅使國家和大多數民眾入不敷出，經濟發展缺乏持續投入，而且成為人均能源消費和人均CO2排放最高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更為糟糕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經濟快速發展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少數先富裕的人群大都以美國人的消費方式為榜樣，對大面積豪華住房、大排量高檔汽車和奢侈型物質消費品的追求也在引領這些國家的時尚，使其沿襲美國高碳排放消費方式。加強對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的引導，是促進低碳社會建設的關鍵。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建設生態文明，也必將伴隨社會對財富觀、福利觀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傳統鼓勵獲取物質財富并獨占排他的財富觀和追求物質享受的生活質量觀念將越來越受到質疑。環境和生物圈意識的覺醒使人們越來越重視生態保護和環境質量，發展了社會財富和集體觀念的思維方式。全球氣候變暖將帶來暴雨、干旱、臺風等極端氣候事件和水資源短缺、疾病傳播、海平面上升等災難和負面影響，任何國家都無法幸免。大氣環境質量惡化和水資源的污染，任何個人都不能獨善其身。每個人的消費方式也都會直接影響他人的福祉，私人汽車排出的CO2也將累積在大氣中發揮溫室效應，尾氣排放形成的PM2．5也會成為都市霧霾天氣的一個根源。在滿足基本物質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清潔的空氣、干凈的飲水、宜居的環境已變得比個人物質享受更為重要。高水平的生活質量是大家的共同體驗和共同利益，孤立排他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得到真正高質量的生活。所以，要倡導合作意識，要把低碳消費作為社會公德，規范和制約公眾的社會行為，要引導全社會形成由片面追求經濟產出和生產率為核心的工業文明發展理念轉變到人與自然、經濟與環境、人與社會和諧和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的發展理念;由過度追求物質享受的福利最大化消費理念轉變為更加注重精神文明和文化文明的健康、適度的消費理念。以觀念的創新引導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轉型。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區別范文5
關鍵詞：光伏供電 并網 客運碼頭 太陽能 節能減排
武漢國博中心是中西部最大、全國第三大的展覽場館。武漢國博客運碼頭位于國博中心后方江灘，主要功能是為日常輪渡客運、大型展會期間游客疏散及水上旅游觀光。該碼頭采用浮碼頭結構型式，前沿設兩艘靠泊躉船，通過活動鋼引橋及固定架空觀景長廊與國博中心平臺連接。因碼頭位于國博中心景觀帶，夜間照明及亮化要求均較高，照明及亮化用電負荷也較大，采用傳統岸電供電方式設備投資較大，碼頭長期運營成本也較高。
而武漢地區太陽能資源豐富，且太陽能在轉換過程中不會產生危及環境的污染，設備投資不高，運營過程中轉換的電能在自用富余的情況下可外賣產生一定的經濟效益。因此，本碼頭照明及亮化采用了光伏并網供電。
光伏供電特點
美觀和諧。太陽能光伏組件安裝不會破壞躉船安全性能，與躉船建筑合為一體，不影響建筑外觀。安裝后躉船整體效果可視性強，使游客可直接感受到太陽能綠色照明的科技效果。
功能性強。太陽能光伏供電系統可為躉船照明亮化燈具、小功率電器供電，滿足日常照明用電需求，其景觀支架還可起到遮風、遮陽或擋雨的作用。
安全可靠。此系統采用光、電互補供電方式：光、電互補系統可做到穩定、正常的供電，在任何惡劣的天氣下都可以保證正常供電需求并且該系統具有良好的兼容性，整個轉化系統全部自動化控制，無需人員看管；保證了系統的穩定性。
示范效果。躉船采用太陽能光伏發電系統既能展示太陽能光伏景觀一體化合理運用，又能起到宣傳清潔能源、加強市民的環保意識的作用，體現兩型社會的發展需求，保證水上資源可持續性發展。
合理利用資源。風力與太陽能同屬新能源開發的范疇，但長江武漢段屬于風力資源相對貧乏地區，投資回報率小。綜合考慮投資成本因素，不建議采用風能發電，而采用投資回報率高的太陽能為當前新能源發展的趨勢。水上環境建筑物遮擋較少，光電轉換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光伏供電方案選擇
一般太陽能光伏供電系統可分為離網供電系統和并網供電系統。
光伏離網供電系統由太陽能電池板、蓄電池和充放電控制器以及離網逆變器組成，太陽能充放電控制器對所發的電能進行調節和控制，一方面把調整后的能量送往直流負載或交流負載，另一方面把多余的能量送往蓄電池組儲存，當所發的電不能滿足負載需要時，控制器又把蓄電池的電能送往負載。蓄電池充滿電后，控制器要控制蓄電池不被過充。當蓄電池所儲存的電能放完時，控制器要控制蓄電池不被過放電，保護蓄電池。
光伏并網供電系統是將光伏陣列產生的可再生能源不經過蓄電池儲能，通過并網逆變器直接反向饋入電網的發電系統。因為直接將電能輸入電網，免除配置蓄電池，省掉了蓄電池儲能和釋放的過程，可以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所發出的電力，減小能量損耗，降低系統成本。并網發電系統能夠并行使用市電和可再生能源作為本地交流負載的電源，降低整個系統的負載缺電率。同時，可再生能源并網系統可以對公用電網起到調峰作用。
為確定本項目選擇何種供電系統，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兩種系統進行對比分析：①安裝及使用成本。與并網系統相比，離網系統中需增設蓄電池和充放電控制器，成本相對較高，一般同功率離網系統報價是并網系統報價的1.5倍以上。同時，蓄電池使用壽命較短，一般在3～5年左右，更換電池成本較高。另外離網系統日常維護工作量及費用均較并網系統高。②發電及使用效率。離網系統的蓄電池在電量充滿后，電池板所發電力將會大部分被浪費，既達不到節能的目的，又降低了系統的實際運行效率。而并網系統中并網逆變器最大效率較高（可達到 97%），多余的電量可向電網傳輸產生經濟效益；并網系統中省去了充放電控制器、蓄電池，從而也不用考慮其損失的效率。③系統運行可靠性。并網系統中的設備設計使用壽命為25年，而離網系統中的設備設計壽命一般為8～10年。在較短的運行時間內，在可靠性方面也有所區別。離網系統部件較多，故障點相應增加，降低了可靠性，且蓄電池的性能會隨著使用時間有所下降；市電互補系統雖然能夠提高系統在陰雨天氣或故障情況下的可靠性，但其切換時對負載及設備本身造成的沖擊也是系統故障的重要誘因。并網光伏系統沒有任何儲能和切換單元，電力是由系統自動調配，且設備始終自動調控在最佳工作狀態下運行，性能穩定，可靠性高。④環保性。相對并網系統而言，離網系統中需要使用蓄電池對產生的電能進行存儲，蓄電池大量使用原材料金屬鉛，蓄電池廢棄處理不當時可能會對環境產生嚴重污染，而并網系統不存在這種污染風險。
綜合以上幾點，本項目選擇了光伏并網供電系統。
設計方案
在旅游觀光躉船上安裝一套獨立光伏發電系統，共安裝255Wp多晶硅光伏組件160塊，總裝機功率共計約40KWp，使用2臺20KW/AC380V并網逆變器，并配置相應配套監控系統。通過太陽能光伏組件將太陽能轉換為電能，通過并網控制系統、逆變系統將電能轉化為交流電并入躉船局域電網供給躉船負載使用，余電并網。光伏并網電氣主接線圖如圖1所示。
太陽能光伏組件通過支架安裝在躉船頂棚上，采用陣列式安裝，角度10～15°，支架地腳與躉船頂棚頂面直接焊接。躉船光伏建筑一體化既美觀大方又具有很好的防風能力，十分適合躉船的自然環境。光伏陣列安裝布置如圖1所示。
節能減排效果
該工程躉船光伏系統使用太陽能電池板總功率為40000Wp，電費按1.48元/度計算，其節能減排指標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出，與傳統岸電供電相比，本項目采用并網供電系統節能減排效果非常顯著。而系統投資成本也相對于傳統岸電供電更低。
結語
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各項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資源和環境被破壞的代價，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群眾對環境污染問題反應尤為強烈。太陽能作為可再生新型能源，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優勢，太陽能發電過程無任何有害物質的排放、零噪聲，作為綠色安全型新能源，為國家倡行節能減排、新能源開發政策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太陽能光伏并網供電在水運行業尤其是客運碼頭領域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
參考文獻：
[1] 李芳，沈輝，許家瑞，陳維. 光伏建筑一體化的現狀與發展[ J ].電源技術，2007（8）：659-662.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區別范文6
摘要：本文作者介紹了低碳經濟的概念，分析了發展低碳經濟注意的幾個問題，提出了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路徑與方法 。
關鍵詞：當前；如何發展；低碳經濟
Abstract: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low-carbon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economy noted that several issu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ow-carbon economy path.Keywords: current; how development; low-carbon economy
中圖分類號：F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2104（2012）
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發展低碳經濟正在成為各級部門決策者的共識，低碳經濟成為繼工業革命、信息革命之后又一波對當今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新趨勢。
1 低碳經濟的概念
所謂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經濟模式，與以往的高消耗、低效率和高排放的傳統經濟有本質上的區別。主要體現在：工業方面，高效率的生產和能源利用；能源結構方面，可再生能源生產將占有相當高的比例；交通方面，使用高效燃料，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取代私人交通，并且更多地使用自行車和步行；建筑方面，辦公建筑與家庭住房都采用高效節能材料以及節能建造方式。
2 發展低碳經濟注意的幾個問題
2.1 低碳經濟與新能源開發
低碳經濟的核心是開發可再生清潔能源，其深入發展勢必出現這樣的結果：世界各國能源戰略的重心將由占有能源向清潔使用能源轉變。所以，低碳經濟的背后實際是能源使用技術、經濟發展的世界支配權爭奪。可再生清潔能源有太陽能、風能、生物能、核能、潮汐能、地熱能、氫能等
2.2 低碳經濟與循環經濟
在生產過程中通過對副產品和廢棄物的再利用減少廢物的排放；在產品經過消費完成它的使用價值變成廢棄物后，不是簡單拋棄，而是經過處理后變成再生資源回到生產的源頭上。有人把這種方式方法總結為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三項原則，并把這種方式下的資源利用模式概括為“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循環利用模式。1990年英國經濟學家珀斯和特納把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概括為“循環經濟”。低碳經濟是循環經濟理念在能源領域的延伸。循環經濟是發展低碳經濟的基礎，循環經濟發展的結果必然走向低碳經濟。對于處于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循環經濟是不可逾越的經濟發展階段。
2.3 低碳經濟與節能減排
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多年經濟快速增長給資源環境帶來了沉重代價，也由此逼出了“十一五”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 10％這兩個節能減排“硬指標”。與節能減排概念有所不同，低碳概念包含節能減排以及可再生能源兩大部分。這意味著在繼續實施節能減排的同時，必須持續加大對新能源開發的力度。
2.4 低碳生產與低碳消費
低碳經濟大致分為低碳消費與低碳生產。低碳消費主要涉及消費模式的選擇。例如，倡導居民選擇環保產品、購買低能耗的家電等。后者，低碳生產，即生產一件產品所產
生的二氧化碳當量。
2.5 低碳經濟與新興產業
從目前人類所掌握的技術條件來看，最有可能成為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下的新興產業可能是，生物產業，太陽能產業，核能產業，風能、潮汐能產業，海水氫能源產業等等。認識到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下所醞釀的這種新興產業革命機遇，并在國家戰略、產業政策與技術創新規劃等領域內有所提前準備，待新興產業革命機遇來臨時能夠充分抓住這種機遇并以新興產業革命推動實現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推廣，這應該是更為重要和緊迫的。
3 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路徑與方法
3.1 將低碳經濟發展納入國家戰略
低碳經濟的理念需要將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低碳發展型”社會作為國家戰略理念和戰略目標。低碳經濟發展理念與建設生態文明、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是一致的。應把發展低碳經濟作為國家戰略來考慮,著眼于未來30～40年的國際競爭力來培養。 應制訂國家戰略層面的低碳經濟發展體系,制訂低碳經濟發展的中長期規劃,將單位GDP碳排放強度指標下降納入考核體系之中。
3.2 發展具有低碳特征的產業
我國產業結構應該限制高碳產業的市場準入,而產業結構的調整是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途徑。要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和低碳行業,一方面,現代服務業是一個能耗低、污染小、就業容量大的低碳產業,它包括金融、保險、物流、咨詢、廣告、旅游、新聞、出版、 醫療、家政、教育、文化、科學研究、技術服務等。我國現代服務業擁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我們不僅要關注“中國制造”,更應該關注“中國創造”,先進制造業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包括“ 設計制造品牌” 三個環節,我國僅僅擁有中間的制造環節是不夠的,中間制造環節正好是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大、排放大的環節。制造業前端產品的技術設計和開發是知識密集型,制造業后端的品牌是與產品的物流和銷售網絡平臺的搭建密切相關。而先進制造業的前后端都屬于現代服務業范疇,屬于高附加價值的環節。另一方面,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屬于低碳行業,如信息產業的能耗和物耗是十分有限的,對環境的影響也較小。IT產業是低碳經濟中最具發展潛力的產業,不論是硬件,還是軟件都具有能耗低、污染小的特點。
3.3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
我國化石能源的 “富煤、貧油、少氣” 的資源結構特征,決定了煤炭是能源消費的主體。當前,煤炭在能源消費總量中的比重接近70 %,比國際平均水平高41個百分點。雖然石油的比重有所上升,但只能以滿足國內基本需求為目標,不可能用來替代煤炭。因此,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難以在近10年得到根本改變。這就需要碳中和技術,在消費前對煤炭進行低碳化和無碳化處理,減少燃燒過程中碳的排放。在此格局下,加速發展天然氣,適當發展核電,積極發展水電,深入開發風能、太陽能、水能、地熱能和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減少煤炭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將是發展低碳經濟的主要方向。
3.4 構建以點帶面的低碳經濟試點區
低碳經濟也需要一些有條件的地區作為發展模式轉型的試金石。可以考慮按照不同地區和部門的特點,選擇試點區。比如,在東部和西部地區各選擇低碳經濟試點區,采取相關政策吸引研發及高端制造業投資,改造或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產業,成為發展低碳經濟的示范區。也可以在電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高能耗、高污染的行業率先試點,通過低碳技術的引入和改造,成為探索低碳經濟發展的重點領域。2008年初,世界自然基金會在我國以上海和河北保定兩市為試點,推出了“低碳城市 ”發展示范項目,希望從上海與保定這兩個試點城市的建筑節能、可再生能源和節能產品制造與應用等領域中,總結出可行模式,陸續向全國推廣,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3.5 積極參與低碳化的國際合作
一方面要強調我國低碳技術的自主創新,另一方面要積極開展國際技術合作,通過共同研發,合理轉讓等方式提高國內的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盡快縮小與先進低碳技術方面差距。 在《京都議定書》的執行框架下,相應的減排技術產業及市場正逐步形成,我國企業應當積極參與全球建立低碳領域的技術創新機制,力爭在清潔和高效能源技術方面取得突破,在國際碳減排市場中取得競爭優勢。
4 結論
綜上所述,氣候變化挑戰催生了低碳經濟理念,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已是大勢所趨。低碳經濟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出路所在,低碳經濟的實質是能源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問題,其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目標是減緩氣候變化和促進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低碳經濟指的是依靠技術創新和政策措施,實施一場能源革命,建立一種較少排放溫室氣體的經濟發展模式,以減緩氣候變化。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依賴于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及消費結構的調整,需要政策法規的支持與扶植,更需要科技創新的支撐。
參考文獻:
[1] 陳英姿,李雨潼.低碳經濟與我國區域能源利用研究[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