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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網絡詐騙如何報案范文1

2011年，電子商務持續快速發展，帶動了第三方支付產業的增長速度。根據艾瑞咨詢數據顯示，根據iResearch艾瑞咨詢的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支付行業互聯網支付業務交易規模達到22038億元，同比增長118.省略詐騙，但支付寶都沒有認真處理、及時進行維護或暫時斷開的即時到賬業務。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人還在繼續被騙。像小蕭一樣被騙的用戶在網上組建了眾多QQ群，希望團結起來維權，討個說法。

小蕭氣憤地向記者表示：支付寶沒有我的密碼確認，就把我的錢轉給了他們的合作商家，是不是合作詐騙，是不是有幫兇嫌疑?如果所有支付寶上的錢支付前都經過用戶支付密碼確認，就不會被騙。客戶的錢是從銀行網銀、密碼確認、支付寶最后到網龍游戲賬戶，這是不是支付寶的漏洞?

支付寶為與其有合作關系的客戶提供即時到賬，但作為第三方交易平臺未經用戶確認把賬戶資金即時劃款到其他網站，極易被木馬利用來行騙，這個問題已經存在好幾年了，支付寶卻沒有去理會這漏洞。不將這個交易漏洞彌補，使得更多人上當受騙。

這么多消費者的經濟損失將有誰來彌補?誰來維護他們的權益?這是記者思考的問題，更是那些血汗錢被騙的人在一個個不眠之夜渴望回答卻慢慢由憤怒到疑惑到絕望的問題。

顯然，支付寶擺脫不了顧忌自己跟虛擬商品商家的利益而間接損害支付寶用戶利益的嫌疑。

客觀的說，支付寶確實存在著不作為的動機：一個動機是為了保持規模擴張，與其合作的商業網站、企業都將是支付寶大客戶。支付寶未來的規模和實力直接關系到以后在各種業務展開時和各大銀行談判的籌碼問題，而目前，支付寶的談判資本還不是很充足。

一個動機是為了自身經濟利益，即盈利。支付寶的盈利模式比較單一，用戶使用支付寶超過免費限額的時候收取手續費，合作的企業客戶肯定是支付寶手續費獲利的一大來源。還有一項應該是常駐資金的利息。當然，支付寶作為第三方支付平臺，受銀監會的監管，更多金融投資業務還無法涉及，但是，這些資金以存款的形式保存在銀行，銀行按協議要支付它利息，一億元的資金一年的利息就幾百萬。

或許正是以上種種原因，讓支付寶更多考慮自己跟合作商家的利益，放慢了為普通消費者維權的步伐。據悉，類似的情況其實還發生在另一家第三方支付平臺匯付天下身上，只不過匯付天下在處理退款時較為主動。

支付欺詐維權難

已經不容忽視的客觀事實是，今天大大小小的網上支付欺詐事件越來越多，但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卻滯后了，各種各樣的空子、漏洞被不法分子利用，消費者受騙后，要想通過可信賴的渠道和方式討回公道，一個字，難。

使用第三方支付工具被騙的消費者，在維權時，往往像皮球被各方相關機構或責任人踢來踢去。誠信和正義感，似乎已像北京的新鮮空氣一樣稀少。

在上述案例中，公安部門不會直接受理，消費者求助支付寶相關部門，支付寶推脫給規則和木馬病毒；而網龍公司則表示被詐騙客戶如果要退回款項，需要提供當地公安網監部門的協查函方可辦理；消費者咨詢當地的網監部門，網監部門的答復是，協查函只能由當地的公安機關發函給網龍公司所在地的福州市公安部門，不能直接對網龍公司發協查函――事實上，協查函作為一種溝通性公文，本身并不能證明整個案件的真實性，所以網龍公司要求提供協查函的要求，除了增大受害者維權難度之外，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解決本次事件。

小蕭告訴記者，在他所知道的兩個QQ群里400多位受騙者中，按照網龍公司的流程索款的，無一人成功。

另一位胡女士的受騙經歷更是讓人無語。胡女士告訴記者，去年10月19號在支付寶上還信用卡，當時顯示是次日到賬，可是到直到周六查詢還沒有到賬。胡女士在支付寶首頁上沒有找到客服電話，

于是就在百度上查找，結果百度第一條電話打過去后按照他們的提示說其賬戶被凍結了，需要解凍，胡女士當時想支付寶這么大的平臺客服在百度首頁不可能有假，就相信了，然后在銀行自助機上來回操作，結果被套進去17000元。

在百度上搜索的支付寶客服電話竟然是一個騙子公司電話，胡女士謊亂之余要求支付寶客服報案，支付寶方面說他們報案公安不管，讓其自己報案。胡女士反映，當時，該騙子電話竟然還可以打通，還在繼續打著支付寶的名義行騙。胡女士想不通，支付寶是否不顧客戶的資金安全，這么大平臺難道不關注自己的客服在百度這么重要的信息渠道上被修改成別人的電話嗎?

至今，胡女士還沒收回被騙資金。公安部門目前在處理復雜的網絡欺詐案件時，還缺少更多的法律法規支撐，缺少職責界定、辦案經驗和部門支持，缺少合理的流程，缺少足夠的重視，而涉及的相關企業，更缺乏幫消費者維權的誠意。此前還曾有眾多淘寶賣家聲稱他們在使用阿里媽媽淘寶客的推廣服務時，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阿里媽媽自動設置了傭金而蒙受損失。這樣的情況，公安部門一般不予處理，淘寶相關部門也沒有承擔責任認真處理。

那些涉及金額較小的欺詐事件，維權時更是難上加難。比如，有消費者在使用財付通充值Q幣或者用網銀為財付通充值時，遭遇錢花掉了卻沒充值成功的情況，此類事件發生后，大多數消費者只能自認倒霉。

提高防范意識

在維權如此艱難的情況下，消費者只能首先從自己做起，提高防范意識。

不法分子往往通過購物網站，以木馬、假鏈接的形式或是直接以真實的獨立域名網站進行詐騙。表現形式主要以網購低價誘騙、網絡釣魚、訂票網站詐騙、團購網站詐騙以及網絡中獎詐騙等方式為主。消費者一旦點擊對方提供的此類網站并產生了支付購買行為最終就難免財物兩空。

支付平臺的一些規則設定也增加了被騙的風險，增加了維權難度。比如，很多非淘寶的外部商城可以跳過支付寶來對接網購者的網銀。用戶跳轉網銀支付的時候會產生一個虛擬的公共賬戶。這個虛擬賬戶是詐騙得以實現的關鍵。如果用戶跳轉到通過“釣魚”網站來支付，雖然輸入了自己的支付寶賬戶、密碼，但這些過程都是虛假的，實際上并不是登錄在自己的支付寶，通過這個虛擬賬戶完成了交易。用戶網銀的資金將直接被釣魚網站的賬戶劫走。

被網絡詐騙如何報案范文2

盡管計算機安全產業不懈地努力，malware(惡意的軟件)還是比任何時候都更瘋狂地蔓延。僅2008年一年，其數量就翻了三番，比過去21年內累積的總和還增加了200％。

malware會在暗中占領一臺PC，然后利用它以幾何級數向其他電腦傳播更多的malware。2008年10月，位于馬薩諸塞州貝德福的一家安全咨詢團體――RSA欺詐行為研究實驗室――發現50萬信用卡號碼和銀行賬戶登陸信息已被一個所謂的超自然計算機偷竊，該計算機由一個網上幫派遠程控制。同月，GeorgiaTech信息安全中心的研究員稱，全世界遭到botnets(通過互聯網發送垃圾信件或干擾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服務的網絡，也稱僵尸網絡)感染的聯網計算機可能將于2008年底增至25％，而2007年只有10％。這意味著多達1000萬臺電腦將有可能遭到感染，被犯罪分子用于通過互聯網發送垃圾信件和計算機病毒。

電腦科學家和安全研究人員承認，他們無法與這些襲擊抗衡。

越來越狡猾的病毒

迄今為止，人們對抗病毒的努力幾乎是杯水車薪，因為散播計算機病毒的botnets和蟲子一樣，可以從一臺電腦爬向另一臺電腦，商業殺毒軟件目前還無法識別它們。2008年11月，硅谷電腦安全公司FireEye的首席科學家Stuart Staniford指出，在36個商業殺毒產品測試里，只有少于一半的最新病毒程序被發現。

而幫派分子們仍在孜孜不倦地改良其病毒。現在，他們已寫出用于搜尋個人電腦里某種特定信息的程序。一些病毒會利用操作系統尋找用戶近期生產的文件，推定它們更具價值。而另外一些會定期監測和偷盜登陸及密碼信息，特別是客戶的金融信息。

這些程序的復雜性在過去兩年內已賦予它們以假亂真的能力。比如，病毒程序一旦感染了一臺電腦，就會定期使用其自身殺毒功能，不僅令殺毒軟件失效，還清除與其競爭的病毒程序。最近，微軟反病毒研究員破解了一個感染程序，他們驚異地發現，當它攻占用戶的電腦后，它會定期打開Windows的升級功能，保證其自身不受其他犯罪者的侵襲。

但最大的問題是人們不知道自己的計算機是否被感染了。因為病毒常常偽裝自己，逃脫殺毒軟件的視線。眼下，蘋果的Macintosh計算機或多或少能幸免于這些侵襲，但研究人員認為，隨著市場分額逐日增大，蘋果電腦會成為更大的目標。

感染驅動的時代

盡管新技術阻遏了一些病毒的侵襲，一些計算機安全專家表示，眼下水深火熱的經濟低谷有可能會導致計算機安全成為第一個被削減預算的項目，這是因為其有效性很難得到印證。而網絡罪犯卻至少和尖端的大軟件公司一樣技術先進，也更快，更靈活。當軟件公司加緊提高基本操作系統如Windows和Macintosh的安全性時，進犯者已轉移到網絡瀏覽器和程序上，如Adobe Flash和Apple QuickTime。由于資源有限，安全人員無力重新設計架構，只能力求解決現存問題，這就造成了好人被壞人牽著鼻子走的窘況，也即所謂的“感染驅動”的時代。

警惕：社交網絡中那個自稱是你朋友的人

如果說病毒是人們難以抵御的災難的話，那么很多網絡詐騙似乎該是可以避免的了，因為它們的形成大都需要兩個不可或缺的要件：騙子施騙，以及受害人上當受騙。既然此類犯罪的要素之一是人們自身的行為，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輕易避免受害了呢?

最近，澳大利亞公民Karina Wells在社交網站碰到一個酷似尼日利亞詐騙犯的家伙。此人在Facebook上發給她一條信息，自稱是她現實生活中的朋友Adrian，被困在尼日利亞拉格斯，附近找不到電話。他請求Wells匯來500美金，好讓他買機票回家。

Wells當然不肯買他的帳。她向澳大利亞當局和Facebook發出警報。兩者現在都在調查中。盡管細節還需證實，Facebook官方已經認定，有人誘使Adrian在一個虛假網址上輸入其在Facebook上的密碼，從而獲取了他的登陸信息。

Wells挫敗了這個明顯的騙局，但官方和安全專家警告，由于數百萬人每天在社交網絡中互動，人們常在越來越廣闊的朋友圈內分享詳細個人信息，這將導致類似的網絡詐騙越來越常見。“默認的信任”

FBI和國家白領犯罪中心指出，雖然e-mail仍是詐騙高手接觸潛在受害人的最常見網上手段，騙子們已日益轉向包含社交網絡的網頁。他們還指出，美國人2007年在互聯網犯罪中被卷走的金額總數增加了21％，達到空前的2億4千萬美元。在此類案件中，通過網頁被鎖定的受害人占32.7％，而2005年僅有16.5％。官方表示，社交網絡要對這一增長負局部責任。因為在這些網頁上，存在著一種默認的信任，人們感覺不到人身威脅。FBI網絡調查部門副主任Shawn Henry指出，很多罪犯如今轉向了計算機網絡，因為那里是受害人云集之地，也即機會之所在。

安全專家也被騙

最近，一對網絡安全顧問做了一個試驗，證明在Linkedln上偽裝成另一個人是如何輕而易舉。他們從他們的朋友Marcus Ranum那里得到允許，在以專家為目標讀者的網站上建立了一個關于他的虛假資料網頁。MarcusRanum是為白宮官方網站建立第一個e-mail服務器的顧問，并因此聞名。這兩個安全顧問就使用他的名字，簡歷，照片(所有照片皆來自網絡，無需任何幫助)。然后他們試圖聯系大公司主要信息官員，安全交易雜志的主編，防御產業專家，以及其他現實生活中Ranum可能知道的人。

盡管這些人都專長于網絡安全，卻大都接受了這個請求。一旦假Ranum和這個產業有了切實的聯結，他對下一個目標就顯得更可信了。這一實驗表明，社交網站的用戶對一個朋友身份信息的期待少之又少。一個名字，一張照片，一些關于他們真實生活的了解就足矣了。

2008年網絡詐騙手段排名

除冒充別人行騙外，還有數不勝數的其它門類的網絡詐騙。美國消費者詐騙舉報協會融合美國互聯網犯罪舉報中心及自身追蹤系統提供的數據，了2008年網絡詐騙統計。根據此項統計，排名前八的現行詐騙手段如下：

樂透中獎騙局：受害人會被告知他們已進入一個抽獎程序，之后他們會收到祝賀電話，恭喜其中獎。但在領獎前，他們必須繳納管理費和稅款。這里 的獎品當然是子虛烏有。任何真正的樂透也都不會在中獎人領取錢款之前，先要求其交錢。

互聯網拍賣詐騙：通常被稱為Ebay或PayPal詐騙。在此類詐騙中，或者拍賣貨品是假的，或者拍賣人收了錢而不發貨。

尼日利亞預付款詐騙：詐騙人通過信件，e-mail或傳真，提出和受害人分享巨額款項，前提是要用后者的銀行賬戶向國外轉賬。罪犯常常會使用這些銀行賬戶詳細信息提走受害人名下的存款。

身份盜竊：受害人會收到一個看似真實可信的銀行或信用卡公司的email，其中包含一個網頁的鏈接，要求受害人更新賬戶信息。但這些網頁和email都是假的，目的只是在騙取帳戶信息，然后偷竊。

致富騙局：此類詐騙會許諾你一旦收到他們的免費書籍或CD，就能了解他們致富的秘密。這些網頁本身就是詐騙，其產品更是毫無價值。他們根本沒什么秘密可言，更糟的是，他們中很多人是身份盜竊犯。

假支票：你從email里收到一張支票，看起來是真的，但當你試圖去取錢時，你會發現它是假的。你會因此而被捕!

免費信用卡報告：該網頁的名字是“免費信用卡報告.com”，但你只在申請其有償服務時才會收到一份報告。這是多么公然的欺詐!

在家中工作：當你申請了這類工作后，你將被要求付材料費，錢一到手，對方就會人間蒸發。

套用一句耳熟能詳的廣告詞，正所謂：網絡詐騙，種類繁多，總有一款適合您!

網絡安全保衛戰：路漫漫其修遠

美國政府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2008年1月，布什總統簽署了國家安全總統指示54號文件，建立了一個國家網絡安全創制權。這一計劃預計將在未來七年內花費3百億美元，旨在保護聯邦政府電腦及運營國家重要架構的系統，如石油和天然氣網絡以及電力和水系統。

目前正在參議院接受討論的2008互聯網犯罪預防法案(InternetCrime Prevention Act of 2008)提出了互聯網犯罪預防教育計劃，旨在教育家長，孩子，教育工作者及公眾如何識別和防范潛在的網絡犯罪活動。筆者認為，在互聯網犯罪愈演愈烈的今天，這類法律在全世界各國都勢在必行。因為，很顯然地，這將是一場世界范圍內曠日持久，也許永無盡頭的戰役。和現實世界一樣，哪里有利可圖，哪里就會有犯罪。隨著網絡一日千里地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別是經濟領域，其中的“利”會越來越耀眼，照出虛擬世界里的犯罪更加猙獰而真實的存在。和現實世界中的犯罪相比，也許網絡世界里的犯罪更容易，更安全，成本也更低廉。同時，有關網絡犯罪的法律還在創立和完善階段，這就為罪犯成為漏網之魚提供了條件。既然如此，一個詐騙犯何必不在網絡里詐騙呢?也許正像.com公司的興起，這是一個新興的犯罪領域，其中蘊藏著無限“商機”。所以，這不會是一場容易的仗。誰也無法預測它將如何演變。形勢也許會得到控制，也許會更糟。重要的是，人們必須要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網絡犯罪肆虐到不可收拾前，同心協力去打這場保衛戰，讓網絡時代的孩子們從小就形成網絡安全意識，讓每一個普通人都把網絡當作現實世界的延伸，以及不法分子犯罪舞臺的延伸，充分提高警惕，這樣，才會將犯罪分子的破壞性降到最低，也才能維持住已成為21世紀商業基礎的電子商務。

除了加強立法，美國還采取了一系列其他防治措施：

強制報案制度：這一制度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已經興起。比如，美國佐治亞州和猶他州在立法中規定，知道計算機犯罪事件的人、企業或者單位有向有關當局舉報的義務。佐治亞州還規定，如果報告者出于真誠，將免于承擔任何因進行報告而導致的民事責任。

成立互聯網欺詐投訴中心：為打擊計算機和互聯網犯罪，美國各種專門機構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2000年5月8日，美國政府成立了“互聯網欺詐投訴中心(the Internet Fraud Complaint Center，IFCC)”，作為聯邦調查局的分支，專門負責調查和打擊日益猖獗的網上欺詐行為，消費者可以隨時通過該中心的網站(ifccfbi.gov)進行投訴。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專門針對網絡欺詐的政府機構。通過設立這樣一個專門受理網絡欺詐的政府機構，那些懷疑受到電子商務欺詐侵害的消費者可以迅速有效地與執法部門分享有關信息。美國互聯網欺詐投訴中心在成立之初就配備了12名聯邦調查局特工和15名來自全國白領犯罪調查中心的人員，在全國范圍內履行執法任務。

此外，美國司法機關于1991年就成立了國家網絡犯罪訓練合作社，訓練地方，州及聯邦法律執行機關識別和打擊網絡犯罪。網絡欺詐罪犯可被判為重罪，面臨高達25萬美金的罰款和長達20年的牢獄生涯。

裝備專業技術警察：目前，大多數國家都裝備了專業計算機技術警察。美國的“C-37”就是偵查計算機犯罪行為的行動小組。他們的裝備不僅有手槍等武器，還配備了便攜式計算機，其任務是追蹤計算機系統和網絡空間的犯罪分子。

被網絡詐騙如何報案范文3

用戶擁有“一票否決權”

《規定》主要包含使用范圍、短信息服務規范、商業性短信息管理、用戶投訴和舉報制度、監督檢查制度等五大方面。

其中，商業性短信息管理是《規定》的一大亮點，《規定》明確提出“任何組織和個人未經接收者同意或者請求，不得向其發送商業性短信息。接收者同意后又明確表示拒絕接收短信息的，應當停止向其發送。”這是我國通信行業首次將權益交給用戶，用戶擁有“一票否決權”。違反相關規定的基礎電信業務經營者和短信息服務提供者，由電信管理機構依據職權責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處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款，向社會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十一條也規定：“經營者使用格式條款與消費者訂立管轄協議，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請消費者注意，消費者主張管轄協議無效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因此，企業在與消費者簽訂合同、用戶協議時，如未將對消費者不利的內容進行突顯標示，將可能面臨巨額賠償。

垃圾短信是個模糊的概念，由用戶來定義哪些對于自己而言是垃圾短信最為合適。但是有專家認為，盡管新規明確指出“未經用戶同意”和“非應邀”等字眼，但執行起來卻存在相應困難。例如某銀行用其端口向用戶發送理財信息，算不算商業短信？與此同時，這類短信也屬于非應邀。遇到這種情況，該如何處理？

由此不難看出，何為商業信息還需進一步細化。

《規定》并未一網打盡

有業界專家感嘆，《規定》遲到了七八年。雖然加強了對用戶權益的保護，但是對于泛濫的垃圾短信問題作用有限。

《規定》起草小組成員、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專家楊天一認為，《規定》從法律角度完善了對于通信短信息服務在事前、事中、事后的監管流程，明確了電信管理機構、基礎電信業務經營者、短信息服務提供者、短信息內容提供者和舉報受理中心的法律責任。

獨立電信分析師付亮認為，《規定》還要諸多漏洞。如：第二十三條“基礎電信業務經營者發現短信息服務提供者、短信息內容提供者違反本規定第十八條發送商業性短信息的，應當采取必要的措施暫停或者停止為其提供相關的電信資源，并保存有關記錄。”電信運營商相當于有了執法權，如何“執法”尚需探討。第六條中，把傳統短信息當做信息服務主要對象已經落后于實際發展，實際上大量的垃圾短信是通過普通手機號碼發送的，并不需“接入代碼”。

《規定》的執行落地還面臨諸多問題，對于監管而言，需要諸多部門聯合執法，從而增強監管的可行性，相關條款也仍需進一步細化，形成全面監督，綜合考慮個人用戶、虛擬運營商用戶等因素。

其他垃圾信息如何治理

《規定》第三十八條要求“利用互聯網向固定電話、移動電話等通信終端用戶提供文本、圖片、音視頻、應用軟件等信息遞送服務的，參照本規定執行。”付亮認為，此條規定可執行性較差。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由于互聯網的開放性，通過微信、微博、QQ等傳播的垃圾信息、詐騙信息愈演愈烈，詐騙案件頻發，而且此類信息更加容易偽裝，很難監管。據北京網絡安全反詐騙聯盟最新報告顯示，僅今年一季度，便接到全國詐騙報案1147例，涉案金額達831.8萬元。

被網絡詐騙如何報案范文4

12600元買了一個假香奈兒包

上海的唐先生致電武漢市口區工商部門投訴，他在“米蘭風尚”網站訂購的香奈兒28600型號黑色漆皮金鏈單肩包，成交價為12600元。收到該包并刷卡付款。可是唐先生檢查發現該包顏色明顯不正常，有假冒的嫌疑。“從香奈兒中國客服處了解后，方知香奈兒沒有出售該款單肩包。”

“米蘭風尚”跟武漢有何關系？記者登錄該網站看到，網站最下方注明“米蘭風尚隸屬于武漢詩考尼商貿有限公司，地址：武漢市口區解放大道302號”字樣。

唐先生與“米蘭風尚”在線客服聯系退貨事宜。“在線客服人員稱會對我負責，按服務理念可以退貨。”唐先生說，但時至今日，他得到的在線回應仍是“肯定會給你答復”，有時談到退貨問題時根本沒人理睬，撥打在線客服提供的售后客服電話，根本無人接聽。

為了證明自己買到的是假貨，唐先生還讓朋友在“米蘭風尚”上訂購了一塊價值一萬多元的歐米茄手表，結果貨到后與手頭的真貨對比發現，的確為高仿貨，因此沒有付款。

售假網站盜用其他公司名稱

唐先生投訴的“米蘭風尚”網站網址為http：//。

記者登錄該網站看到，網站裝飾大氣漂亮，各種奢侈品價格低廉，折扣誘人。標注市場價33000元的一款歐米茄機械男表，銷售價為22720元，標注市場價9300元的LV/路易威登男士單肩斜挎包，銷售價為5650元。

網站相關資料宣稱，這是一家世界頂級奢侈品購物網站，其商品涵蓋了LV、Gucci、Herms、Dior等數百個頂級奢侈品牌。該網站還承諾“100%正品保證”、“七天退換貨保障”。

那么這家公司實力究竟如何？武漢詩考尼商貿公司工商注冊登記信息顯示，公司注冊資本為50萬元，企業法人為許彩霞，住所為解放大道302號寶康苑4棟***室，成立日期為2007年11月6日。昨日，記者隨口區寶豐工商所執法人員實地查看發現，這是一家經營酒水的公司。

公司負責人熊經理說：“公司的名字被騙子冒用了，為此已先后兩次向公安部門報案。”在該公司的網站上（http：//），還有一則聲明：“近期有一些違法分子打著本公司的旗號進行詐騙活動，本公司在湖北武漢以外沒有任何辦事處和分公司，希望各位注意防止上當受騙。”

調查

網站曾被舉報網絡征信提示“謹慎訪問”

記者根據唐先生提供的順豐快遞單號114996393539查詢得知，其購買的香奈兒包是在10月6日當天傍晚從廣州發出的，發貨地并非武漢。

記者進入專業的“網絡社會征信網”http：//查詢，搜索http：//網址后，立即彈出“個人網站，請謹慎訪問”的提示。網站風險提示其存在歷史處罰或舉報信息。ICP備案信息顯示主辦單位為“個人”，而非“企業”。

兩位征信網網友分別于今年5月和6月“差評”稱：“本人在此網購買了一根愛馬仕皮帶和一只普拉達包。購買之前客服承諾及網站承諾保證為正品，購買后去專柜打皮帶眼，被確定為假貨，之后與客服聯系退換貨都未果。”

“上個星期在這里購買的LV包，經武漢LV店鑒定為假貨。而且這個網站里所有的評論都是托，所有評論要經過管理員審核允許后才能顯示。所以才會蒙騙這么多消費者，我相信被騙的不止我一個人。請嚴查！”

“網絡社會征信網”由上海市公安局網安部門和上海市網絡信息安全管理協會合作建設，該網站的一大功能就是網站誠信度評比，各種違法行為的網站和網民都被其納入“黑名單”。

多個奢侈品牌官方證實：該網站并非授權零售商

由于無法聯系上“米蘭風尚”負責人，記者又分別向愛馬仕、巴寶莉中國官方求證，得到的答復均為“米蘭風尚”網站并非其授權零售商。

對此，口工商執法人員表示，綜合調查的情況來看，“米蘭風尚”系冒用武漢公司名義開辦的涉嫌網絡欺詐的非法網站，提醒消費者在網絡購物時不要輕信這類奢侈品銷售網站，特別是當其價格低于實體授權門店價格時，更要留個心眼。此外，網購商品一定要通過第三方支付平臺進行交易，或者選擇貨到付款，將貨物帶到實體店進行驗貨，也可以對其網址進行網絡征信查驗，了解其信譽狀況。若上當受騙，應盡快向公安部門報案。

投訴案例

近日，上海的唐先生投訴：

花12600在“米蘭風尚”網站購買香奈兒單肩包，事后證實該包為假貨。

今年5月，一網友投訴：

在該網購買了一根愛馬仕皮帶和一只普拉達包，后被專柜確定為假貨。

今年6月，一網友投訴：

被網絡詐騙如何報案范文5

隨著電視網、電信網、通信網的功能融合，智能手機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智能手機不僅能夠提供更及時、更迅捷的數據傳輸服務，而且更方便了人們通過手機進行購買、轉賬等經濟活動。軟件下載功能使智能手機日益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終端。但是，正因為智能手機這樣的特點，利用智能手機進行犯罪的活動也日益猖獗。這類犯罪看似涉及金額小，但是其受害者范圍非常大，因此涉本文由收集整理案金額往往超出人們想象。該類行為嚴重侵害了公民的財產權、隱私權，其主觀惡性非常明顯，刑法顯然有必要對之做出調整。

一、智能手機犯罪的現狀簡析

（一）我國智能手機犯罪現狀

1.三網融合帶來智能手機犯罪的可能性所謂三網融合，是指電視網、電信網、通信網的功能融合，這使得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智能手機成為新的犯罪工具。手機惡意扣費、手機病毒的問題日益凸顯，這體現了傳統的網絡犯罪已經出現了改變，越來越多的現實社會的犯罪，諸如盜竊罪、詐騙罪開始進入網絡犯罪的空間。而傳統刑法更多著眼于更為宏觀的計算機網絡犯罪，對于在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背景下衍生的新型網絡犯罪，比如智能手機犯罪關注甚少。[1]

2.社會對智能手機犯罪的認知狀況概覽根據筆者的實際調查，我國智能手機用戶對智能手機犯罪的認知狀況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1）該類犯罪的波及面廣，大多數用戶能意識到其危害性。大多數用戶都認為自己收到的惡意吸費短信、惡意軟件是對自己權益的侵害。

（2）認為所涉金額太小，不愿意因此而投訴、甚至報案。希望能有一個代表智能手機用戶群利益的組織承擔該類訴訟責任。

（3）認為該類犯罪與傳統刑法上的網絡犯罪有不同，刑法有必要對之進行單獨調整。

從上述三點可以看出，第一，智能手機的危害已經為大多數智能手機用戶所知，可見其存在現狀日益猖獗；第二，確有必要考慮刑法對這類行為該如何調整，顯然現行《刑法》第285、286、287條對該類犯罪調整不足。

（二）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體系對智能手機犯罪案件的調整

2011年常州市警方偵破全國首例制作“娛樂伴侶”手機病毒惡意扣費案件，炮制病毒的成都某數碼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采用一種非常隱蔽的手段，利用手機病毒，向全國27個省市1159萬手機用戶發送了誘騙短信，使10多萬人的利益受到侵害，其中僅江蘇省就有3萬多人被非法扣費，從中非法獲利100多萬元。最終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刑法對傳統的網絡犯罪的規制來適用于該案。雖然該案最終成功結案，但是，我們還是會發現，計算機終端無限擴大導致的刑法評價困境。[2]

二、未來我國刑法體系應當如何評價智能手機犯罪案件

（一）關于如何定罪——針對智能手機犯罪，幾種《刑法》的修改方式

所謂刑法修改，即是指基于某種目的或者需要，由有權修改刑法的機構對現行刑法的內容作出相應調整，或者改正刑法條文中所存在錯誤的一種立法活動。[3]關于智能手機犯罪，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現有《刑法》已經不能恰如其分地適用于該類犯罪。為了貫徹“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原則，《刑法》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

1.對傳統《刑法》中計算機犯罪概念做擴張性解釋，包含智能手機犯罪在《關于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中，“點擊數量”、“注冊會員數”成為了認定“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電子信息”類犯罪的依據。但是根據對檢察院辦案的調研，我們發現，該司法解釋中的“點擊數量”并未在實踐中成為認定標準。由于現代科技的發達，一個網絡犯罪集團可能會有多個服務器，一些服務器設備甚至在外國，這就使得檢察院無法進行查處，也使得與這些服務器相關的點擊數不能計入定罪量刑因素。再者，點擊數很難證明為就是游客訪問的數量，被告往往抗辯這是他們為了提高網頁的知名度而自己或雇人點擊的，這就給檢察官舉證帶來了困難。再結合上述對全國首例智能手機犯罪案件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對傳統《刑法》中計算機犯罪概念進行擴張性解釋，并不能恰如其分地適應智能手機犯罪在我國的現狀。

2.設立新罪，專門規制智能手機犯罪有學者認為，智能手機只是傳統網絡犯罪的一種工具，其本質上仍是網絡犯罪，甚至有學者認為，利用智能手機詐騙，智能手機仍然只是一種工具，所以其本質上是詐騙罪。筆者認為，根據犯罪構成四要件說，犯罪的客觀方面顯然是決定一類行為應當歸屬何種犯罪類型的因素之一，[4]智能手機犯罪的特點就在于其工具——智能手機有著能夠波及更廣范圍受害人、通過小額的詐騙和扣費謀取大量不正當利益。所以，將智能手機看作傳統的網絡犯罪、詐騙罪是不妥的。根據我國的現實狀況，智能手機犯罪的主體主觀方面有明顯的惡意，客觀方面實施行為的手段有特殊性，客體即公民的隱私權、財產權受到了嚴重的侵犯，又因為如上所述，僅僅對現行《刑法》第285“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286“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287條“利用計算機實施犯罪的提示性規定”的內容進行擴張解釋，并不足以在定罪、量刑上對智能手機做出適當的調整。因此，我們認為，確有必要通過刑法單獨立法。一種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刑法懲罰性，便構成犯罪，構成犯罪方能受刑法調整。

三、觀點綜述

總結上述觀點，我們認為，智能手機犯罪作為網絡犯罪中的一種新類型，其后果嚴重；具有犯罪團伙，且該犯罪團伙成立的目的即為實施該類特殊犯罪；具有廣泛的社會受害群體，社會危害性嚴重，并且隨著三網融合的趨勢日漸加強，最終三網全部融合，這類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也會日趨嚴重，所以刑法有必要對之進行打擊。又根據對全國首例智能手機犯罪案件的分析以及對我國目前關于計算機犯罪的擴張解釋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僅僅對現有計算機犯罪進行擴張解釋，并不足以應對智能手機犯罪的現狀。智能手機犯罪在我國的現在存在“計算機終端無限擴大導致的刑法評價困境”、“網絡犯罪共犯形態變異引發的刑法評價真空”、“犯罪對象由服務向財產的轉變導致刑法評價無力”的特點。因此我們建議刑法能對之進行單獨調整，新增加一個條文專門應對智能手機犯罪。

被網絡詐騙如何報案范文6

互聯網地下產業鏈之所以被業內人士稱為黑色經濟，是因為產業鏈的各個環節都充斥了大量的網絡犯罪。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2013年的《2012年中國互聯網違法犯罪問題報告》顯示，中國有超過2.57億人成為網絡犯罪的受害者，造成直接經濟損失達2000多億元。2012年全國公安機關累計破獲網絡犯罪11.8萬余起，抓獲犯罪嫌疑人21.6萬余人。

近些年來，公安和司法部門不斷加大對網絡犯罪的打擊力度，普通網民的網絡安全意識也在提高，但互聯網地下產業鏈仍然保持著規模化的運轉，甚至形成網絡黑市，網絡犯罪令人擔憂。

不同時代的網絡犯罪特征

“在數量呈爆炸式增長的網絡犯罪面前，傳統的刑事立法日顯遲鈍，傳統刑事司法則更顯舉止失措，在紛繁復雜的犯罪態勢面前無所適從，癥結在于沒有認清網絡犯罪的代際演變規律，進而沒有找準刑事司法應對策略的突破口。”中國政法大學網絡法研究中心主任于志剛教授如是評價當前的網絡犯罪立法與司法實際。

在法律界，網絡犯罪本身的定義有所爭議。狹義上僅指危害電子信息網絡中信息系統及信息內容安全的犯罪，如黑客非法控制他人電腦；廣義上則還包括了利用電子信息網絡技術實施的各種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如開設網絡賭場、網絡詐騙等等。我國目前刑法中的罪名主要是針對狹義上的網絡犯罪，但這顯然無法應對頻繁出現的新興網絡犯罪。

在于志剛看來，過去十余年間，電子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使得網絡空間發生兩次大的轉變，所以網絡犯罪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第一次是網絡的代際轉型，即從“互聯網 1.0”向“互聯網2.0”過渡。在1.0時代，網絡的主導力量是商業機構和門戶網站，網絡利益集中于或大或小的計算機信息系統，所以這一時期的網絡犯罪行為基本上是個人對于大型機構所屬計算機信息系統的攻擊，也就是黑客為主。在這個過程中，網絡最初是“犯罪對象”，而法律的反應和對策就是新增罪名 ，嚴厲制裁攻擊系統，目前刑法中的幾個罪名都是這一階段的產物。

但在2.0時代，普通網民成為網絡的主要參與者，網絡犯罪也迅速改變了攻擊方向，開始以攻擊普通公眾為主要選擇。“這一階段網絡犯罪中的‘網絡’開始變得僅具有工具屬性 ，極少再作為犯罪對象出現。傳統的法律規范基本上可以繼續適用，通過一定的擴張解釋就可以解決大部分網絡犯罪問題。”

第二次是網絡結構的自我深化，以互聯網2.0為背景，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和三網融合。此時，“犯罪分子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隨時實施網絡犯罪行為，而且，受害人也可能是處于移動中的人，因此，網絡犯罪在發案規律、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間的關系上越來越趨同于傳統空間中的犯罪，網絡犯罪將逐步發展為‘傳統犯罪的網絡化’。”

在傳統犯罪網絡化的過程中，網絡在網絡犯罪中的地位也從“犯罪對象”、“犯罪工具”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網絡空間成為一個全新的犯罪域場。這或許也是網絡黑市的由來。

傳統犯罪的網絡化

同樣觀察到“傳統犯罪網絡化”這個新趨勢的還有廣東省深圳市檢察院檢察官張孟東：“傳統犯罪與現代網絡技術相結合，犯罪形式呈現網絡化、復雜化的總體趨勢。”

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傳統犯罪由‘現實空間’一個發生平臺增加為‘現實空間’和‘網絡空間’兩個平臺，一個犯罪行為既可以是全部犯罪過程都發生于網絡空間，也可以同時跨越兩個平臺存在。”于志剛解釋傳統犯罪網絡對犯罪行為所帶來的影響。

北京市師范大學教授張遠煌則認為：“網絡犯罪可以包含有許多傳統的犯罪類型，這決定了立足于物理環境下確立的傳統法律體系應對網絡犯罪具有不對稱性，必然會面臨諸多的困難和挑戰。”

這種困難和挑戰，首先來源于網絡犯罪的低發現率。

低發現率和偵破率

“2013年12月份，公安部網絡違法犯罪舉報網站共受理網民舉報有效線索3915條，依法關閉網站14家、整頓網站3家、整頓欄目1個、刪除違法信息12條、立案偵查6起、移交相關部門6件、移交相關警種202件、與網民協商解決114起。”這是《方圓》記者在公安部官方的網絡違法犯罪舉報網站信息公告欄看到的例行通報。

依據該網站統計，2013年該網站平均每個月收到的有效舉報線索都在3000條到5000條之間，但能真正被立案偵查的平均只有二三十起。

網絡犯罪的低發現率和偵破率，是學界和司法界對打擊網絡犯罪的一大憂患。

江蘇省公安廳網絡安全保衛總隊的湯錦淮和陳勇將這種立案現狀歸納為三種：一是偵查難度大，導致不破不立，鮮有作為；二是法律程序嚴，導致立而不破，消極應對；三是執法成本高導致不立不破，合理拒絕。

事實上，即便是在號稱“網絡王國”的美國，根據美國學者統計，其網絡犯罪的發現僅為1%。而在發現的網絡犯罪案件中，破案率不到10%，定罪率還不到3%。

廣東深圳是互聯網產業發達地區之一，一項數據統計顯示早在2009年其產業規模就占全國的13.4%。但深圳市檢察院檢察官張孟東統計了2011年至2013年10月深圳地區的網絡犯罪案件，發現三年案件總數為18件33人。“犯罪數量不高，但這不足以說明這類犯罪行為不多。”張孟東說，“一是網絡犯罪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不易被發現；二是對于司法人員來說，對于網絡犯罪的偵破和辦案能力不強。”

而在張遠煌看來：“實踐層面的這種‘低風險高回報’特征，也構成了網絡犯罪為何會愈演愈烈的重要解釋根據。”

網絡犯罪該歸誰管

正如互聯網地下產業鏈一樣，打擊網絡犯罪通常也遵循著一個固定的程序：公安偵查——檢察院——法院審判。這個過程中，管轄和電子證據，決定了一個行為能否被立案，以及被法院認定構成犯罪。

“有人來報案，不知道該不該歸我們管，怎么辦？”這是“2013互聯網刑事司法法制高峰論壇”上一位參會的網絡警察用紙條提給專家的問題。其實，這是很多人的疑問。

“實踐中，由于案件管轄不明，不斷發生互相推諉或搶管轄權的現象。一些案件因立案不及時錯過了破案時機，嚴重影響了打擊效率。”張遠煌指出管轄權爭議所引發問題。

通常情況下，我國刑法以犯罪行為所在地為確立管轄權的標準，但在實踐中，網絡犯罪涉及很多個連接點，例如網絡服務器所在地、網絡接入地、網站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以及被害人所在地等等。再加上網絡犯罪普遍具有跨區域性甚至跨國性的特點，判斷管轄權就不像盜竊、殺人案件一樣簡單。

以網絡詐騙為例，“案件被害人分處各地，詐騙行為分處各地，單看一個被害人可能行為人不構成犯罪，但多個被害數額的累計疊加就構成了。但被害人分處多地，聯系不便，主行為地或者主結果地均難以判定。”張孟東舉例為何管轄權確定難。

在網絡犯罪代際化演變至移動互聯網時代，這個問題無疑將更加凸顯。

電子證據：有規定，缺實踐

由于網絡犯罪發生在以網絡硬件和軟件為基礎的虛擬空間，在證明犯罪發生方面，認定網絡犯罪的主要證據就是電子證據。2012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首次將電子證據明確為證據種類，就是回應了實務界的呼吁。

然而，司法人員如何將紙面上的法律規定轉化為合法證據，仍然值得擔憂。張孟東就承認：“電子證據畢竟是一種新的證據種類，如何理解、調取及運用，司法人員的專業化水平有待提高。”

對司法人員的限制還來源于電子取證過程的專業性和復雜性。“計算機取證必須忠于法律、技術和程序，涉及法學、計算機科學、刑事偵查學、心理學等多門學科。涉及對電子證據的保存、識別、提取、歸檔和解釋，以作為證據或者作為動機分析的依據。”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網絡安全保衛學員徐云峰博士闡述了電子取證的復雜性，他對“計算機取證計算模型”的研究令很多司法實踐人員大呼“根本聽不懂”。

“電子證據不僅容易被損毀、修改和滅失，而且電子證據的提取需要較高的信息網絡和技術支持，在偵查取證環節是否嚴格遵循了收集電子數據的法律程序、方式以及有關技術規范，是否需要將原始存儲介質一并隨案移送等，實踐中都容易引發爭議 。”張遠煌指出。例如“電子證據的收集必須由偵查人員二人以上進行”這樣細節，尤其需要司法人員的謹慎。

以網絡賭博案件為例，犯罪嫌疑人常常利用境外服務器作為開設網絡賭場的數據存儲空間，不僅存在遠程取證的困難，而且電子證據要形成證據鏈的過程比傳統證據更為復雜。偵查人員登錄網站并且截圖顯然是不夠的，基于“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還需要一系列能展示賭博過程的證據予以佐證，有時還要對這些證據的真實性、完整性進行專門鑒定才能加以確定和采信。

難以核實的定罪數額

電子證據取證難帶來的另一個弊端，是違法所得數額或者造成經濟損失數額的計算困難，

刑法中的很多罪名都依靠數額來定罪量刑。例如最高法、最高檢和公安部聯合出臺的《關于辦理網絡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就專門界定了網上開設賭場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所以，能否通過電子取證來確定數額顯得至關重要。

例如，2007年熊貓燒香病毒案發生后，曾有一度有媒體報道其制造者李俊獲利千萬以上，但最后被法院認定的僅20余萬。無獨有偶，2013年浮云木馬網銀盜竊案中，最初警方認定的涉案數額也高達千萬，但由于近百位受害人無從查證，法院認定的數額僅為27萬余元。

難以核實違法的數額給檢察機關確定罪名也帶來了困擾。

張孟東舉了米游網絡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一案進行了說明。犯罪嫌疑人在米游后臺的功能設定中，將免費游戲設為收費游戲，卻不設置收費提示，騙取該軟件手機用金額上千萬。但因為該公司財務未將這筆業務收入單獨計算，所以無法確定非法所得，也就無法以詐騙罪公訴。最后，檢察機關只能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進行，但偵查機關調取的裝有米游平臺的手機數量，不能證明被裝了軟件的用戶軍備屏蔽、扣費的事實，即不能認定被非法控制手機數量。這期間的罪名、數量都會影響到最后度犯罪嫌疑人的量刑問題。

新問題與新出路

如果說上述管轄權、電子證據等問題是屬于司法實踐面對網絡犯罪時始終存在的問題，同時，越來越多的個案在處理時都面臨著代際演變所帶來的新問題。

發生在常州的手機病毒惡意扣費案，就是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所帶來的新困擾。司法機關圍繞智能手機系統是否屬于計算機信息系統產生了較大的爭議。

而于志剛認為，未來對于三網融合以后的一般家用智能電器能否擴張解釋為計算機信息系統，也將成為我國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踐必須面對的問題。

對于網絡犯罪所引發的新問題，一直存在兩派觀點，一種認為應該增設專門的法律來規制和打擊網絡犯罪，另一種則是套用傳統的刑法罪名。

司法實踐目前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式主要是套用傳統的罪名體系。例如深圳市南山區檢察院公訴的騰訊員工盜竊QQ靚號案中，收購被盜取QQ靚號的犯罪嫌疑人最后被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定罪量刑；各類網絡賭博案件中，司法機關也通常以開設賭場罪對主要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