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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較范文1

【關鍵詞】融資結構 風險 金融體制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施了系列的金融體制改革措施，金融體制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但是這種改革目前還很不完善，很不徹底，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其中，就經營性金融機構而言，最大的問題是信貸風險過高，金融機構體系和融資結構不合理；就金融市場發育而言，主要存在體系不完善、行為不規范等問題，而這兩方面的問題又是相互關聯的。

一、調整融資結構和直接融資比重是目前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1、從融資結構的現狀來看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的融資渠道主要是銀行貸款，其比重高達100%，到了20世紀90年代開始下降，但比重仍高達90%左右，直接融資比例僅10%-15%，而且近兩年又出現下降的趨勢。而在發達國家如美國，其直接融資比例卻在50%以上，另外一些銀行體系相對強大的國家直接融資比重也有20%-30%。

這種較長期的單一的融資結構和較長時期的過高的銀行融資比率，一方面使得風險不斷向銀行體系集中，形成銀行大規模的不良貸款；另一方面由于直接融資渠道的不完善，缺乏投資渠道的分流，銀行儲蓄資金占GDP比重已高達40%左右，而且還呈上升趨勢，給銀行帶來巨大的負債壓力。這種情況如不加以解決，只會加大整體的金融風險，不利于整個社會金融結構的改善。其三是效率問題，銀行對中小企業一定會慎貸，因為對中小企業貸款的風險與收益不匹配。如果大量通過間接融資方式融資，中小企業很難拿到資金，中小企業發展慢會導致就業、社會發展、社會公正、經濟發展潛力不足等一系列問題，這就是投資效率不高的表現。

2、從金融服務的接受者――企業來看

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是企業外部融資的兩種形式。一般來說，直接融資的成本較低，但所需的條件較為苛刻，這些條件包括充分的信息、良好的信用記錄和較低的風險等；間接融資的成本較高，所需的條件則較為寬松，這是因為銀行作為間接融資的提供者本身具有信息收集、項目評估與篩選、監督資金使用以及強制合約履行的能力。一個企業對融資渠道的選擇，取決于三個方面：企業的規模、企業的歷史（良好的信譽記錄）和企業的信息透明度。只有規模大、信用記錄良好以及信息較為透明的企業才可能通過發行企業債券的渠道融資，成立時間較短、信息透明化程度不高的企業通常會從間接融資渠道融資，而新興的小企業由于其成立時間短、風險大、信息不透明而很難獲得外部資金。因而，直接融資如果對所有企業都重要的話，那么對中小企業就特別重要，因為中小企業在其成長初期，風險大，對銀行來說，投資中小企業投資成功也只能收到一個利息，投資不成功可能血本無歸，風險與收益不對稱；對于直接融資而言，同樣要冒很大的風險，但如果投資成功，投資收益就可能成幾倍的增長，高風險能得到高回報，就有人愿意去投資。在東南亞國家，中小企業資金來源中70%-80%都是直接融資。而對我國來說，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具有特別意義，因為在我國發展比較好、比較快、吸收勞動力最多的，正是中小企業，它是我國經濟最活躍的部分，特別需要直接融資方式。

二、發展直接融資的障礙因素分析

直接融資的發展問題事實上就是金融體制問題，直接融資發展慢與整個金融市場、金融體系的設計有關，具體而言，阻礙直接融資發展的因素有：

1、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安排還保持著慣性影響

在計劃經濟下，資源配置都是由政府完成，對企業的資金提供也是如此。由政府通過銀行來實現對企業的融資，因而形成長期以來的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方式，即使有直接融資，也主要是由財政、由國家來直接融資，民間直接融資的機構、方式、方法非常少。經濟體制改革后，雖然在許多領域實現了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但在資金的配置方面仍保留著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配置慣性，金融體制尤其是金融體系方面亟待改革。

2、資本市場的培育比較落后，制度供給不足

近年來，我國逐步開放了金融市場，尤其是股票、債券等資本市場，但仍存在許多影響資本市場進一步發展的因素，如相應法律法規不健全，市場法制化、規范化程度不高；市場監管機制、監管手段、監管機構落后于市場的發展；民間機構性投資的發展滯后，缺乏政策引導、規范和保護等等。資本市場培育的落后，使得直接融資資金提供者和使用者雙方都缺乏有效的渠道、渠道難以暢通，從而影響了直接融資的發展。

3、國企產權不明晰、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

這些直接制約了企業通過直接融資方式，尤其是通過證券市場融資獲得外部資金的可能，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國企問題。目前的股市基本上是國企的股市，因為在90年代國企改制時，為了改變企業資本結構問題，實行了債轉股、股份制改造、上市等措施，大量的國企上市，擴充資本。雖然企業的改革促進了股市的發展，但另一方面造成了股市發展的潛在問題，即將國企改革的任務變相地壓在了資本市場的頭上，而又沒有一個真正的、全面的改革國企的制度，特別是公司治理結構，結果市場成為了國企主導的市場，國企沒有去掉的所有弊病，都傳染給了這個市場，結果這個本來應是最市場化、最先進的市場，卻成了最為行政化、最能體現傳統體制弊病的市場，從而直接制約了直接融資的發展。

三、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的幾點看法

1、注重加快資本市場的發展

資本市場的發展必須與實體經濟緊密相連，發展資本市場有幾點需特別強調的：

其一，首先著重發展一級市場。現在一級市場雖然有很大的發展，但是二級市場發展更加活躍，更吸引人們的注意力。盡管二級市場的活躍也有利于一級市場的發展，但如果過分的吸引大家廣泛的注意力，對一級市場的發展還是不利的，一級市場的發展是最基本的。

其二，要特別發展債券市場。我國的企業債券市場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有很大的發展，但到了90年代以后，重點轉移到了股票市場，尤其是股票二級市場。而在其他國家，凡是金融體制很發達的地方，都有一個很發達的債券市場，近幾年我國的金融結構發展不是很正常，債券的問題是其中的主要問題之一。在企業債券市場發展的同時，還應發展政府債券市場以及地方債券市場，對地方經濟發展將起到重要的作用。

其三，以創新方式發展直接融資市場。建立以中小企業板市場為主導，覆蓋風險投資市場、三板市場、公司債券市場的多層次的中小企業直接融資體系。在這個中小企業融資體系中，中小企業板應居于主導地位，這是由中小企業板的特性所決定的，也是由中小企業板與其他直接融資方式的互動機制所決定的。中小企業板的發展，必然會帶動和促進風險資本市場的發展，因為中小企業板提供的退出機制，必然會刺激風險資本以更大的規模進入到中小企業融資市場；風險投資市場的活躍，也會相應地提出建設多層次市場的需要，三板市場的發展就有了新的推動力，與此同時，中小企業發行注冊及豁免問題也應當提上議事日程。

其四，加快法制建設，加大資本市場監管力度，為資本市場的發展提供一個健康的發展環境。

2、發展機構性的直接融資方式

我國缺乏的主要是機構性的直接融資，要鼓勵發展投資基金、投資機構、財務公司等融資機構。其別需要的是對傳統中小企業投資的投資基金，這種基金由專業人士來操作，一方面可以保證能找到比較好的項目，回報率較高；同時能對企業提供咨詢，有利于企業吸收先進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新的技術，而且這類投資公司一般都有良好的機制和設計，能保證投資者收回投資。現在問題是怎樣推廣這種機構性直接融資，一是給予政策支持，使儲蓄者感覺到直接融資產品在不少方面比儲蓄產品更有吸引力。比如，美國的401K條款，通過免稅的支持，使儲蓄資金更多地運用養老基金方式并使資金流向直接融資；二是可先進行試點推廣，在美國就采用了這樣一個機制，民間拿三分之一的錢，政府拿三分之二的錢，組織一個投資基金，共同找一個民間管理者進行投資管理，如果5年后效益比較好，政府按銀行貸款利率把本金加利息退出，如果投資失敗，共同承擔損失。澳大利亞、以色列等國都是這樣，都比較成功，吸引了民間資金，更重要的是這種做法培養了一批投資家，向社會展示這種方式能賺錢。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較范文2

（一）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要維持正常的生產經營并求得發展，需要不斷地籌集到資金。從企業資金來源的構成來看，企業成長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兩方面：內部資金積累和外部資金投入。內部資金是指企業留利和折舊資金，由于現階段我國企業的留利水平低，企業發展主要依靠外部資金，而外部資金需要從金融市場上籌集，其中短期資本通過貨幣市場籌集，長期資本則通過資本市場籌集，按照資金是否在供求雙方調劑，可以把長期資金的籌集方式劃分為兩種方式，即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所謂直接融資，是指不通過金融中介機構，由資金供求雙方直接協商進行的資金融通。通過商業信用、企業發行股票和債券方式進行的融資均屬于直接融資。間接融資則是由企業通過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間接地向資本的最初所有者籌資，它的基本形式是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從零散儲戶或其他委托人那里收集來的資本以貸款、購買企業股票或其他形式向企業融資。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兩種方式的優劣如何，長期以來在理論界一直存在分歧。有的學者認為銀行的信貸范圍比較廣泛，使得融資具有相對集中性，從而可以調節資金的供求與運轉，開發多種金融商品與融資渠道，使融資成本相對降低、金融風險減小。同時，由于金融機構掌握融資的主動權，能對企業構成信貸約束，有利于信貸資金的合理流向與配置。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間接融資具有相對優勢。而有的學者從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出發，認為在發展中國家，銀行對企業的低息貸款往往以銀行虧損為代價，使企業的融資成本較淡薄，企業對資金的不合理占用上升，銀行呆帳、壞帳大量增加，由此來看間接融資的成本從總體上并不比直接融資低。其次，銀行對企業的信貸約束，在發達國家里是“硬約束”，然而在發展中國家，政府經常干預銀行信貸計劃，使銀行信貸約束趨于“軟化”，容易產生拖欠貸款現象，使銀行信貸資金不能有效運轉，從而加大了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由此他們認為，間接金融優勢論只適用于發達國家，而在發展中國家，直接融資方式則具有相對優勢。

從實踐中看，各國在融資方式安排上都是二者并舉的。不過，不同國家往往由于歷史傳統和發展階段的不同而各有側重。美國和英國等老牌市場經濟國家由于擁有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源配置接近完全競爭，往往形成以資本體系為基礎的直接融資方式為主的模式。而在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產業發展受政府指導性計劃干預，金融與產業間建立起政府參與的風險共擔機制，銀行在企業參股，積極參與企業經營，銀企之間是一種生死攸關的鏈條式傳遞關系。這樣其融資模式只能是以信用體系為基礎的間接融資，非金融企業很少有機會利用資本市場來籌資，只能轉向通過商業銀行這種信用中介。因此，直到本世紀70年代，英美等國通過企業債券和股權進行的直接融資約占企業外部融資的55.60%，通過銀行中介的間接融資占40--—50%，而日本等亞洲國家則相反，日本的間接融資在外部融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80—95%，直接融資只占15—20%。70年代以后，情況才發生了緩慢的反向變化：英美企業增加了間接融資比重，日本企業則增加了直接融資的比重。

（二）

改革至今，我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歷史條件下，在市場機制逐步完善的過程中，企業融資方式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財政代表政府直接注資主導國民經濟運行，并通過各種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手段牢牢控制著社會資金的配置和流向，金融的市場化性質被否定，完全成了計劃經濟的附庸工具，這時，根本談不上企業自主地選擇市場化融資方式。

隨著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國民經濟的流程和運行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1）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國家財政參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從1978年的30.9%下降到1997年11.5%，從生產建設型財政逐步轉變為舉債和吃飯型財政，而同時國民收入分配向企業和個人傾斜的趨勢不斷加強，導致財政配置資源的能力下降。（見表1） （2）在金融與企業的關系中，金融由原先作為財政的“出納”轉向逐漸獨立，并擔當企業融資中介，通過“居民儲蓄存款ü銀行貸款給企業ü形成企業的負債資產”這樣的間接融資方式成為社會投融資的主渠道，政府則從過去的對信貸規模和利率的嚴格控制轉到現在的通過存款準備金率 、再貼現率和利率等金融杠桿來調節社會資金配置。由直接影響和決定著企業資產負債結構的固定資本投資來源結構來看，銀行貸款的比重逐年提高，特別是1985年“撥改貸”全面推開后，國有企業的大部分固定資產投資和幾乎所有流動資金都依靠信貸資金。（見表2）從表2中可以看出，1980年以后信貸資金占企業固定投資來源的比重始終在23%以上，而自籌資金中也有一部分事實上來源于信貸資金。這樣，在經濟運行中便形成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導的融資方式，而成為一種以社會資金為支撐、國家銀行集中借貸、國家辦企業的“借貸型經濟”，表現出貨幣計劃經濟的特征。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轉變（%）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政府 29 27 23 11 10 企業 6 7 8 28 29 居民 65 66 69 61 61 摘自 “1997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

表2 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來源（%）

1981年 1985年 1990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投資總額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國家預算收入 38. 6 23. 98 13. 20 4.93 5.00 4.62 國內貸款 13.6 23.04 23.62 25.46 23.66 23.65 利用外資 5. 4 5.27 9. 11 7.11 7.89 6.73 自籌資金及其他 42.4 47.71 54.06 62.51 63.45 6 65.00 摘自1997年＂中國統計年鑒＂

隨體制改革的深化，這種以銀行為主渠道的融資體制產生出新的問題，可以從兩方面分析：其一，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逐年上升，目前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負債率平均為70%，流動資金負債率已達到平均80%，從總體上看將變成風險極高的全負債運行企業，甚至是資不抵債企業。這一方面是由于企業融資幾乎只有通過銀行，其資產的資本金部分沒有資金來源和注資渠道而無法注入；另一方面是由于這種間接融資方式為主的體系并非建立在如發達國家一樣的理性約束的基礎上，與融資體制相配套的良性的經濟運行機制尚未建立。十幾年來，以放權讓利為主的國有企業改革在發揮企業主觀能動性的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國有企業吃銀行信貸資金的“大鍋飯”的不良傾向，造成國有企業大量舉債經營，不重視資金使用效益，形成資金負債結構的失衡，加大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困難。其二，由于體制原因，銀行必須保證國有企業重點資金的需要，而國有企業借款不負經濟責任，甚至只借不還、負盈不負虧，使銀行的信貸約束逐漸軟化，企業的低效益與高負債經營引起的嚴重的虧損，不可避免的要引起銀行的呆帳壞帳。據測算，目前不良貸款占銀行向國有企業貸款余額的25—30%，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逾期、呆帳、壞帳貸款占全部貸款的20%，如果這一狀況得不到改善，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將消耗殆盡。同時，行業和企業結構調整中的死帳亂帳問題，以及前些年一度出現的“泡沫”經濟破碎后的沉淀問題（如高檔房地產積壓），都集中反映到了銀行，貨幣銀行體系中積累了愈來愈多的不良資產，形成日益巨大的通脹壓力，銀行貨幣體系內長期、潛在的系統風險越來越大，導致社會資源配置使用的低效率和宏觀經濟經濟運行的極不穩定。現在，我們實際靠政權威信、政府信譽使國有商業銀行具有較強的資金吸納能力，如果某些客觀條件發生變化，商業銀行系統風險及其經濟社會后果是難以想象的。

這些問題從深層次看，實質是市場經濟與國有制經濟實現形式之間的矛盾，出路只能是進一步深化改革，實現由計劃融資向市場融資的轉變，發揮市場機制在貨幣資金分配中的基礎性作用。

(三 )

在市場化的融資體系中，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兩種方式各有長短，二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互平衡。要解決目前國有企業和銀行面臨的問題，最佳選擇就是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將國有企業的資本化籌資活動徹底推向市場。

一、國有企業改革需要發展直接融資

企業融資渠道的拓寬、企業負債結構的優化、投資項目資本金的實行都有利于直接融資規模的擴大。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的資本金嚴重缺乏，已成為影響改革大局的嚴重問題。目前三分之一以上的國有企業資本金比率低于10%，有些企業甚至是全負債經營。國有企業資本金嚴重缺乏，已愈來愈影響到企業的發展、金融系統的正常運作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較范文3

一、英美融資模式

綜觀英美融資模式演進與發展，其形成與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歷史背景有著深層次的淵源。英國在18世紀成功進行了工業革命，為資本的原始積累提供了充分條件，企業自有資金擁有率很高。美國的工業也比較發達，19世紀后半葉，證券市場已經在從事政府證券交易和公共事業股票市場的基礎上形成，并且后來居上超過英國而居世界首位，這兩國的特點是企業的競爭力與盈利能力均很強。因此，政府支持資本市場的發展，相對限制銀行業。

美國的法律規定，銀行只能經營短期貸款，不允許經營7年以上的長期貸款，基于此，美國公司的長期資本無法通過銀行間接融資，而只能在證券市場上直接融資。直到1999年11月美國才將銀行業與證券業分離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廢除。

概括地說，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國家，企業行為高度市場化、證券市場充分發展為直接融資發展提供重要支持。英美企業主要通過發行企業債券和股票方式從資本市場中籌集長期資本，證券融資成為企業外源融資的主導方式。

資本市場是英美融資模式的基礎。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英美兩國都形成了發達的、發育成熟的資本市場。兩國的資本市場上市公司眾多，交易規模巨大，交易種類繁多，交易工具齊全。考察美國的資本市場，可以看到美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國際化程度最高、市場化程度最高的股票市場，這里是企業獲得資金來源的主要場所。

在企業融資模式中銀行處于非主導地位，銀行與企業屬于松散型的信用結構，銀行競爭力強。以英國為例，銀行業專業化分工嚴格。對于企業來說，英美兩國的商業銀行更多地是其中短期資金的重要供給者，而其大規模的長期資金則主要來源于證券市場，商業銀行在企業融資中處于非主導的地位。企業對證券市場的依賴性與銀行相比要高很多。

二、德日融資模式

資本市場的相對不發達而銀行服務網絡發達是德日采取銀行主導融資模式的主要原因。由于銀行的發達和銀行服務的快捷周到，通過銀行貸款融資，資金成本較低，而資本市場不發達則使得通過資本市場融資的成本較高。

以日本的融資模式為例，商業銀行作為融資模式的核心，企業外源融資主要依靠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來實現，銀行與融資企業之間存在著相互持股、借貸、人員交流等方面的密切聯系。明治維新奠定了日本金融體制的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頒布了《軍需公司法》，政府指定了專門為軍需企業服務的一些金融機構，即主辦銀行。主辦銀行制度逐漸成為日本銀行業發展的主導模式，它負責融資企業的存貸款、紅利分配、認購公司債等業務，掌握該企業的金融交易、資金流動，甚至有權干涉企業的人事安排。

20世紀70年代，日本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企業改變了從前對間接融資的依賴性，通過控制固定資產投資減少債務，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籌集企業發展所需資金。另外政府促進經濟增長，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發行了大量國債。到20世紀90年代末，國債余額占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130%以上，促進了有價證券市場的發展。這樣日本的金融體制也從單純依靠主辦銀行制開始向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共同發展的方向過渡。

隨著企業籌集資金方式的改變，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開始從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轉化。二戰后，日本明確規定了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禁止各類金融機構業務混營；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進入低速增長時期，居民金融資產結構和金融機構及企業資金供求也都發生了變化，為適應這一新形勢，政府開始同意金融機構打破各種業務范圍的界限，允許一個機構既可以經營銀行業務，又可以經營證券業務、保險業務和信托業務。

在發達國家中，日本證券市場是發展歷史最短、潛力極大的資本市場，也是管制最多、國內市場保護最強和國際化步伐較晚的市場。因此，日本的主銀行在金融體系中一直居于主導地位，資本市場的作用只是在近年來開始顯現。

長期以來，日本企業外部融資總量中銀行貸款等間接融資占80%以上，股票、公司債券等直接融資僅占10%稍多。德國也是類似的情況，銀行貸款占外部融資70―80%，證券融資只占20%左右。

三、對英美模式與德日模式的評價

一個國家金融體系的形成與演進不僅與政治、經濟背景相關，也與其歷史、文化、法律密切相關。

英美市場主導型的融資模式的發展，有賴于發達的信用制度和完善的生產要素市場。發達的信用制度表現在多元化的金融機構、健全的商業銀行體系，發達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靈活的利率市場形成機制，發達的貨幣市場。它具有明顯的優勢：英美模式通過資本市場和商業銀行對企業進行雙重約束的機制，強化了企業的競爭意識，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資本市場使得融資活動具有較高的透明度。在多元化的融資體系中，企業的融資選擇與銀行的信貸活動均具有較大的自主性，有利于企業自主安排資本結構，減少銀行的制約性，而同時有利于增強銀行體系的穩定性，資產負債率低。

德日兩國資本市場不發達，在企業融資中處于非主導的地位，而銀行在企業融資中起主導作用，且銀企關系密切。銀行在金融體制中扮演重要角色。日本實行主辦銀行制度。德國是全能銀行制。由于允許銀行持有企業5%，乃至10%的股份，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關系比較穩定。對企業的約束主要通過以銀行為主導性力量的內部機制進行。日本政府主導型間接融資模式是建立在私有產權制度的基礎上，企業與銀行間的競爭是充分的，是通過市場機制運作的，提高了資金配置的效率，優化了企業的結構。

但德日融資模式阻礙了資本市場的發育，使市場經濟條件下直接融資的應有發展受到抑制，以至于企業信息極具內部占有性，降低外部股東參與公司治理的積極性，不利于企業良好結構形態的形成，使得企業在國際競爭中金融性基礎脆弱；同時，銀企之間的密切關聯性，致使銀企聯合模式易形成壟斷，減弱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的驅動因素，使國家金融穩定存在潛在的安全隱患。

雖然英美模式與德日模式各有利弊，但應當看到調整、改革與完善是兩種融資模式發展的必然趨勢。

四、我國融資模式的演進與問題

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我國在“大一統”的財政體制下，儲蓄由政府“有形的手”調控，企業所需資金由財政包下來，財政撥款基本上是企業獲取資金的唯一來源。20世紀80年代初，在制定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方案時，確定了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的融資體制。大量居民部門的儲蓄迅速轉成金融機構的存款，為間接融資為主體的融資體制奠定了資金基礎。隨著證券市場的從無到有，直接融資則有了快速的發展。20世紀90后期年代中國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擴大了直接融資比重。

在經濟轉軌過程中，我國逐漸形成了間接融資主導模式的金融體系。這種模式的主要特點為：政府進行較為嚴格的金融監管，主導金融資源的分配，使得國有銀行成為融資的主要渠道，企業對銀行資金有很強的依賴性，直接融資雖然發展很快，仍處在相對滯后的狀態。

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導的融資體制存在缺陷，主要表現為：商業銀行往往有過度回避風險的傾向，在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的進程中，重視股東收益和短期利益演變為中國商業銀行的主流；融資偏好傾向在商業銀行普遍存在，中小企業的融資瓶頸問題，成為弱勢群體發展的桎梏，不利于社會公平目標的實現；另外，商業性金融對經濟信號有趨同趨勢的認可度，越是發展過熱的行業對銀行資金越具有吸引力。

五、兩種融資模式對我國的啟示

考察英美與德日融資體系發展歷程可以發現，以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的國家，他們有特別具有流動性的市場，如美國。由于直接融資可以提高金融資產配置效率、供給企業發展所需資金、明晰企業產權關系、監督企業行為等，隨著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發育和完善，直接融資將發展成資本形成的主要路徑。在日德法等國間接融資方式為主的發達國家，同樣在逐步擴大資本市場的融資能力，這是金融國際化的必然趨勢。

融資模式選擇的前提條件是經濟市場化、銀行商業化、企業治理公司化。我國目前正處于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并最終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期，因此我國的融資模式也相應的需從間接銀行主導型融資模式向資本市場主導型的融資模式過渡，并最終確立市場主導型的融資模式，適應經濟和社會和諧進步的需要。

我國長期以來直接融資缺乏，融資結構單調，已成為制約宏觀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對待和處理歷史遺留問題要有耐心和信心。中國企業與銀行之間的融資關系是非市場機制的，中國非市場型占主導的間接融資模式，雖然也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經濟增長呈現波動大，經濟結構不合理，產能過剩的宏觀經濟運行的深層次矛盾，并且給銀行經營帶來隱患。

不僅如此，目前我國金融體系的狀態是利率尚未市場化，貨幣市場化不健全，生產要素市場不發達，結構調整面臨困境，這些因素限制了直接融資的發展。直接融資為間接融資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條件，發展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有利于為銀行間接融資提供具有硬約束力的微觀融資主體，解決中國間接融資的制度缺陷。

金融體系發展取向是要改變融資結構現狀，當前金融改革的一大任務是進一步規范發展股票市場，擴大直接融資的渠道，以吸引居民儲蓄更多向直接融資市場流動，減少這些資金進入到銀行體系，減緩銀行體系脆弱性的壓力。

直接融資模式的驅動因素須賴以有效發揮作用的制度環境和基本條件。對于政府部門來說，加強市場透明度是當務之急，目前市場發生的積極變化還只是初步的、階段性的，市場持續穩定運行的基礎仍待夯實。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能夠幫助潛在的投資者對自己的產權及投票權具有信息，不必擔心腐敗，如果外部投資者能夠獲得有關企業的全面、高質量的信息，那么，金融體系則具有以市場為主的傾向。審慎性監管可有望促進系統的穩定性，由于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建立國際銀行監管標準，改善銀行監管勢在必行。

概括地說，目前國際上已有的先例表明，對于直接融資在交易成本、現金管理和流動性的良好構架等方面都已形成廣泛的共識。我國目前的運行模式與國際融資模式相比，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自身的特點，它反映了一個基本趨勢，就是趨同化傾向。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目前調整的方向已經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較范文4

眾所周知,托賓Q效應是資產價格,包括股票價格影響企業投資的重要渠道。托賓Q效應是分析那些在股票市場上融資的企業在股票價格發生變化時投資如何變化,但是企業除了在股票等資本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外,還可以依靠企業內部現金流進行內部融資和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貸款而進行間接融資,因此,研究股票價格對企業投資的影響還應考慮股票價格變化對企業內部融資和間接融資,進而對投資的影響。股票價格的變化對企業內部融資的影響是間接的,而且影響也不大,所以,理論界很少去討論和研究這一問題。但是對于股票價格的變化對企業間接融資的影響卻是理論界一直研究的熱點問題,即所謂的資產負債表效應。

資產負債表效應又稱凈財富效應,或金融加速子機制。對這一效應最全面的研究當屬Bernanke,Gertler & Gilchrist(1998)[1]的研究。資產負債表效應是指企業股票價格的變化會引起企業凈值的變化,由于企業從銀行獲得的貸款大部分是抵押貸款,所以企業凈值的變化會影響企業從銀行獲得抵押貸款的能力,進而影響其利用間接融資進行投資的能力和愿望,這種影響具有乘數效應,因此,又稱為金融加速子機制,另外,這種影響是通過影響企業和銀行的資產負債狀況,即凈資產值而發生作用的,因此,也稱為資產負債表效應①。

二、資產負債表效應的作用機理

(一)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

企業進行投資所需的資金,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內部資金,主要是企業的留存資金,即企業的現金流,它是企業的收入減去成本、稅收及企業所有者收益后的差額;另一個是外部資金,包括通過在股票等資本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獲得的資金和從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間接融資獲得的資金。企業在選擇上述融資方式時,主要依據的是成本收益法,即哪種融資方式所帶來的成本最小就選擇哪種融資方式。在內部融資和外部融資之間,盡管內部資金也有機會成本(一般是用市場利率計算的利息來衡量),但相對而言,內部融資的成本或邊際成本還是相對比較低的,因此,從理論上講,企業會優先選擇內部融資方式。

在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之間,企業的選擇相對比較復雜,一般而言,在市場主導型的國家,直接融資要優于間接融資,這是因為市場主導型國家的金融市場比較發達、完善,居民參與度較高,直接融資相對比較容易;在銀行主導型國家,間接融資要優于直接融資,一方面因為這些國家的金融市場相對不發達,居民參與度較低,直接融資相對比較困難,另一方面,銀行主導型國家的銀行體系比較健全,功能較為完備,而且與企業已經建立起了較為密切的銀企關系,企業進行間接融資相對比較容易。從成本和收益的角度看,企業會傾向于選擇直接融資方式,因為,無論是發行股票還是債券,其成本相對于銀行的貸款利息而言還是比較低的,而且也不會受到銀行的監督和貸款配給的限制(當然直接融資也有很多缺點,比如稀釋所有權、融資風險相對比較大等)。盡管直接融資有許多方面優于間接融資,但是對于那些無法通過直接融資獲得足夠資金進行投資的企業(比如一些小企業、非股份制企業等)而言,間接融資就成為其唯一的選擇。

(二)銀企之間信息非對稱及其最優解決方案

從銀行的角度看,資產的運用是其經營的重要方面,也是其獲得利潤的重要源泉,但是由于信貸市場信息的不對稱,銀行作為資金的提供方無法或很難以較低的成本獲得資金需求方即企業的資信狀況,因此,在這樣一種“檸檬市場”中,銀行在信息方面處于劣勢。為了避免或減少因企業隱瞞真實的資信狀況而產生的逆向選擇問題和因企業違規使用信貸資金而產生的道德風險問題給銀行造成的損失,銀行需要企業提供足夠的擔保品或抵押品,否則銀行可能會提高貸款利率或進行貸款配給。

要求企業提供足夠的擔保品或抵押品不僅有利于解決銀行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而且也有利于維護企業的利益,因為,對于那些主要依賴銀行貸款進行投資的企業,如果銀行不采取抵押貸款,勢必要提高貸款利率或進行貸款配給,這樣就使得企業或者增加了間接融資成本,或者無法獲得足夠的信貸資金,從而影響其正常投資。因此,實行抵押貸款或完全抵押貸款(即抵押物的凈值大于或等于貸款金額)是符合銀企雙方共同利益的最優選擇,也是解決信貸市場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最佳方案。

(三)股票價格的變化對企業借款能力的影響

由于信貸市場存在信息不對稱,銀行要求企業在借款時提供擔保品或抵押品,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企業的借款能力是用企業能為銀行提供擔保品或抵押品的價值來衡量的。企業為銀行提供的擔保品或抵押品,從理論上講,可以是企業的生產要素及其收益,包括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及其收益,因此,企業為銀行提供的擔保品或抵押品不僅包括企業的原材料、機器設備、廠房以及所持有的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而且還包括企業的收益或利潤,即企業的現金流。也就是說,企業為銀行提供的擔保品或抵押品應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企業的現金流;另一部分是企業的資產減去負債的差額,即企業的資產凈值。但從實踐中看,企業向銀行提供的擔保品或抵押品只能是企業的資產凈值,這是因為,對于企業的現金流,銀行很難進行觀察和監督。因此,股票價格的變化對企業借款能力的影響實際上就是股票價格的變化對企業能向銀行提供的擔保品或抵押品價值的影響,即對企業的資產凈值的影響。

股票價格的變化會影響到企業的資產凈值,因為,對于上市企業,企業資產的市場價值就是企業的股票市值,當企業的股票價格發生變化時,企業的資產價值也會隨之變化,在負債價值不變的情況下,企業的資產凈值就會隨著發生變化。對于非上市企業,如果這些企業進行了股票投資,則股票價格的變化會影響其短期投資或長期投資,進而影響其資產價值。另外,股票價格的變化還會通過影響宏觀經濟環境和宏觀經濟政策以及總供求等影響企業的經營環境和市場供求狀況,進而影響企業購置資產的成本或資產價值的實現,比如,股票價格的下跌可能促使或加劇宏觀經濟環境,進而企業經營環境的惡化,此時企業可能被迫出售資產,但由于股票價格下跌導致總供給大于總需求,即市場包括資產市場狀況趨于供過于求,企業不得不折價出售其資產,從而遭受資產價值的損失。

總之,股票價格上升會增加企業的資產凈值,進而增加企業向銀行可提供的擔保品或抵押品的價值,即提高了企業向銀行的借款能力;反之,股票價格的下跌會減少企業的資產凈值,進而減少企業向銀行可提供的擔保品或抵押品的價值,即降低了企業向銀行的借款能力。

(四)股票價格變化對企業間接融資成本的影響

企業進行融資方式的選擇主要依據的是融資成本的大小。企業在進行間接融資,即向銀行借款時,如果間接融資的成本很高,已經超過了企業用其進行投資的預期收益,即使企業有足夠的借款能力而且也沒有其他融資選擇,企業也會放棄融資或者說放棄該項投資,從而導致投資的減少。因此,分析股票價格的變化對企業利用間接融資進行投資的影響不僅要考慮股票價格的變化對企業借款能力的影響,還應考慮股票價格的變化對企業間接融資成本的影響。

企業的間接融資成本與企業的內部融資成本有一定的聯系,即企業的間接融資成本等于企業的內部融資成本與外部融資成本溢價之和。企業的內部融資成本主要是企業內部資金的機會成本,包括資金的市場利率(也稱為資金的平均利潤率或無風險利率)和企業的風險調整成本(即根據企業自身情況而進行調整后的成本增加額)。這個風險調整成本與企業的經營情況和最近幾年的資金利潤率有關,如果企業的經營情況好,最近幾年的資金利潤率比較高,則企業的風險調整成本就比較低;反之,就比較高。

外部融資成本溢價①,又稱為成本,是指銀行為避免或減少由于信貸市場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給自身造成的損失, 而向企業索要的高于企業內部融資成本的額外費用。外部融資成本溢價之所以又稱為成本,是因為在信貸市場上,銀企之間形成了某種事實上的委托關系,而外部融資成本溢價正好反映了企業作為委托人支付給作為人的銀行的費用或成本。外部融資成本溢價的高低取決于銀行貸款給企業的風險,即發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可能性,這個風險的大小可以用企業的財務杠桿,即所貸金額與企業的資產凈值(即企業可向銀行提供的擔保品或抵押品的價值)之比來衡量。因此,外部融資成本溢價就是企業財務杠桿的增函數。

綜上所述,企業的間接融資成本就應該包含三部分成本:資金的市場利率、企業的風險調整成本和外部融資成本溢價。因此,分析股票價格的變化對企業間接融資成本的影響就是分析股票價格的變化對這三部分成本的影響。首先,股票價格的變化會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影響資金的市場利率:第一,股票價格的變化通過影響宏觀經濟政策,比如貨幣政策,影響資金的市場利率,即股票價格大幅上升,央行或者貨幣當局為防止出現股市泡沫而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資金的市場利率上升,反之,資金的市場利率下降;第二,股票價格的變化通過影響股票投資者對未來股票價格變化的預期影響貨幣需求,進而影響資金的市場利率,比如,當股票價格上升時,人們會預期股票價格將繼續上升而增加對股票的持有,從而減少對貨幣的需求(即對貨幣的投機需求減少),導致資金的市場利率下降。上述兩種方式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由于貨幣政策制定和實施的決定因素非常復雜,而且目前各國央行或者貨幣當局對股票價格變化的關注程度比較低,因此,股票價格的變化通過貨幣政策對資金市場利率的影響程度要小于通過貨幣需求對市場利率的影響。也就是說,從理論上講,股票價格與資金的市場利率負相關,即股票價格上升,資金的市場利率下降,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企業間接融資成本就會降低;反之,則反之。

其次,股票價格的變化會影響企業的風險調整成本。企業的風險調整成本取決于企業自身的經營狀況,因此,對于上市企業而言,企業股票價格的上升會通過降低其融資成本而改善其經營狀況,從而降低企業的風險調整成本;對于非上市企業,股票價格的上升會增加企業進行股票投資的成本和收益,至于是否會改善其經營狀況則是不確定的,因而對企業的風險調整成本的影響也是不確定的;但是,無論是上市企業還是非上市企業,股票價格的上升都會通過財富效應、流動性效應、托賓Q效應和資產負債表效應改善企業的銷售狀況,進而改善其經營狀況,因而,股票價格的變化會降低企業的風險調整成本,從而減少其間接融資的成本。

最后,股票價格的變化也會影響企業的外部融資成本溢價。如前所述,企業外部融資成本溢價的高低取決于企業的財務杠桿,即企業所借金額與企業資產凈值之比。對于上市企業,股票價格上升,企業在股票市場上融資的成本就會下降,也比較容易融資,因此,企業在股票市場上籌集的資金應該比較多,用于投資所需的資金缺口就比較少,企業向銀行借款的金額就比較少,在企業資產凈值不變的情況下,企業的財務杠桿就比較低,企業外部融資成本溢價就比較低;反之,企業外部融資成本溢價就比較高。對于非上市企業,企業用于投資的資金主要來源于間接融資,因此,股票價格的變化對企業向銀行借款的金額沒有直接影響,但卻有間接影響,即股票價格的上升會增加企業對未來經濟形勢好轉的預期,進而增加企業的投資愿望,從而增加企業向銀行借款的金額。因此,從股票價格的變化對企業所借金額的影響看,上市企業和非上市企業的方向正好相反,很難判斷其綜合作用方向,也就是說,很難從股票價格的變化對企業所借金額的影響來判斷股票價格變化對企業財務杠桿,進而對企業外部融資成本溢價的影響。股票價格的變化對企業資產凈值的影響在前面已經討論過,即股票價格的上升會增加企業的資產凈值,進而減少企業的財務杠桿,從而降低企業外部融資成本溢價;反之,股票價格的下跌會減少企業的資產凈值,增加企業的財務杠桿,進而提高企業的外部融資成本溢價。綜合而論,從理論上講,股票價格的上升會導致企業財務杠桿的下降和外部融資成本溢價的降低,從而減少企業的間接融資成本。

綜上所述,股票價格的變化對企業的間接融資成本具有負面影響,即股票價格上升,企業的間接融資成本減少;反之,股票價格下跌,企業的間接融資成本增加。

(五)資產負債表的乘數效應

上述分析表明,股票價格的上升增加了企業的借款能力,減少了企業進行間接融資的成本,從而提高了企業從銀行借款的能力和愿望,增加了企業投資。但是這種通過改善企業的資產負債狀況而增加其通過間接融資進行投資的效應并不是封閉、靜止的,而是開放、動態的過程,即具有乘數效應。股票價格的上升,一方面通過增加企業的間接融資增加了投資,投資的增加又通過投資乘數效應增加了企業的收入,從而增加了企業的現金流;另一方面,股票價格的上升直接導致了企業資產凈值的增加。企業現金流和資產凈值的增加又增加了企業向銀行借款的能力和降低了間接融資成本,從而進一步提高了其從銀行借款的能力和愿望,這樣就形成了股票價格上升、投資增加、收入(現金流)和資產凈值增加、投資增加等循環往復的過程,而且每一次循環都導致更高的投資和收入,從而形成了資產負債表的乘數效應。

(六)家庭和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效應

上述資產負債表效應是股票價格的變化通過改變企業的資產負債狀況來實現的狹義資產負債表效應,即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效應。廣義的資產負債表效應還應包括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效應和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效應。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效應是指股票價格的變化通過影響家庭的股票財富來影響家庭的資產負債狀況,進而影響家庭從銀行獲得以抵押為特征的消費信貸的能力和愿望,從而影響家庭依靠消費信貸進行消費的數量。家庭的收入可能是不固定的,經常會發生波動,但是每一個家庭都希望平滑自己一生的消費,也就是要使每一個時期的消費不要出現較大的波動,因此,家庭就可能面臨流動性約束或較多的流動性。解決的辦法就是在面臨流動性約束時從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獲得貸款,在流動性較為充裕時,將過多的流動性儲存起來。而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了避免或減少由于信息非對稱而產生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給自己造成的信貸損失,一般會要求家庭向其提供足額的擔保品或抵押品,這樣,股票價格的變化就可能通過影響家庭的借款能力和融資成本影響家庭的消費。

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效應是指股票價格的變化會通過影響銀行給家庭或企業發放的抵押貸款的質量而影響銀行發放新的抵押貸款的能力和愿望,甚至會影響其對已發放貸款的處理,進而影響家庭的消費和企業的投資。當股票價格上升時,家庭和企業從銀行借款的擔保品或抵押品的價值就會增加,銀行的資產質量就會得到改善,銀行就愿意發放更多的貸款或者延長已發放貸款的還款期限,從而刺激家庭的消費和企業的投資。反過來,當股票價格下跌時,家庭和企業從銀行借款的擔保品或抵押品的價值就會減少,銀行的資產質量就會惡化,銀行就會減少貸款的發放,甚至要求家庭和企業提前歸還已發放的貸款,從而抑制家庭的消費和企業的投資。家庭和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效應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效應一樣,都具有乘數效應。

三、資產負債表效應研究的不足

到目前為止,有關資產負債表效應的研究主要是一些理論模型和實證研究,得出的觀點也比較零散,也沒有有關資產負債表效應相關研究的綜合評述。上述對資產負債表效應的論述是本文綜合各類有關資產負債表效應研究文獻[2-13]的零散觀點,摻進了自己的觀點、思想和評論,并運用自己的邏輯整理出來的。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較范文5

2000年以來，在保持融資總量不斷增加的同時，我國的融資結構也呈現出不斷優化的態勢。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社會融資規模中，人民幣新增貸款占比較2002年下降36.3個百分點；企業債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融資占比分別較2002年上升6.8和1.1個百分點。在關注全國融資總量變化趨勢和規律的同時，研究區域融資結構的運行規律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本文以2004年以來《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中提供的非金融機構融資結構表為基礎數據，研究2000年至2010年11年間東中西三大區域融資結構的變化。

一、十年來中國區域融資結構變化態勢

（一）三大區域直接融資量不斷上升

2010年東中西部直接融資量 分別為19555.18億元、4225.23億元和2503.58億元，分別是2000年的15.2倍、10.9倍和14.4倍。直接融資量呈現明顯的階段特征，“十五”期間，東部地區年均融資量為1304.37億元，中西部地區年均融資量分別為244.60億元和139.76億元；“十一五”期間，東中西部地區年平均融資量分別為12637.00億元、2237.85億元和1220.05億元，分別是“十五”期間的9.7倍、9.1倍和8.7倍。

（二）直接融資中債券融資發展迅猛

債券融資量在“十一五”期間大幅上漲，呈現超越股票融資之勢。東部地區在2000年到2004年間股票融資額一直高于債券，從2005年開始債券融資額開始大幅上升，2010年東部地區債券融資量高于股票4431.77億元。中西部地區和東部地區趨勢類似，2010年，中西部地區債券融資量比股票融資量分別高827.93億元和523.75億元。

（三）債券和股票融資占直接融資比重不斷調整和優化

從直接融資結構看，2001年至2006年，西部地區債券融資占直接融資比例一直高于東部和中部地區；2007年至2010年，西部地區債券融資占比逐漸下降，股票融資占比不斷上升，到2010年三大區域直接融資中債券和股票占比逐漸接近，債券約占六成，股票約占四成。

二、中國區域融資結構存在的一些問題

（一）間接融資占主導的地位仍然顯著

2000年至2004年，東中西三大區域貸款占融資總量比重總體上升，比重在90%至95%左右，從2005年起貸款比重開始下降，東部下降幅度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2004年至2010年，貸款占融資量比重從高到低分別為西部、中部和東部，2010年該項比重西部地區為84.2%，中部地區82.4%，東部地區為77.6%。

（二）區域間直接融資量差距明顯

十年來三大區域直接融資量基本呈現逐年上漲的態勢，在2005年之前三大區域之間差距不大，從2005年開始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差距不斷擴大。2000年東部地區直接融資量是中西部地區之和的2.30倍，在2005年達到十年間最高水平為6.56倍，2007年至2009年該數值一直維持在4倍以上，直到2010年才降為2.91倍。

（三）東部地區直接融資占比遠高于中西部地區

東部地區直接融資占融資總量比重在2004年以后明顯上升。2000年至2004年間，三大區域直接融資占融資總量之比差異均在10%上下波動，東部地區直接融資占比并不占優。從2005年開始，東部地區直接融資優勢顯現，到2010年東部地區直接融資比重分別高于中西部4.8和6.6個百分點。

三、進一步完善區域融資結構的政策建議

（一）大力培育市場主體，壯大企業規模和實力

中西部地區應著力提高企業的規模和盈利能力，以達到在金融市場發行股票和債券的門檻。政府應大力優化企業良性發展的政策環境，企業應不斷提高企業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壯大自身實力。

（二）充分發揮集合票據和集合債券功能，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集合票據和集合債券面向中小企業和經濟發展較為薄弱的區域，可以實現將規模較小的企業聯合起來在金融市場發行債券籌資的目的，各地應通過第三方擔保、信用增級等方式幫助當地企業獲得發行資格。

（三）制定提高中西部直接融資比重的政策，推動中西部地區融資結構改善

應制定更為行之有效的區域發展規劃，尤其要明確支持中西部地區提高直接融資規模。成立專門立足于支持中西部地區發展的籌資主體，授權其在金融市場上發行支持中西部落后地區和薄弱環節的集合票據或集合債券，并且建立透明化的運作機制以控制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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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較范文6

摘 要 在后經濟危機時代,許多企業都面臨融資困難,我國也加大了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但這在解決企業資金流動困難的同時,也積累了商業銀行自身的風險。本文試圖通過分析中國企業當前的融資特點,對英、美、德、日等發達國家的融資模式和融資結構比較,以便為中國企業融資模式的選擇提供有益的借鑒。

關鍵詞 企業融資 英美模式 外源融資

一、發達國家企業融資模式

目前發達國家的企業融資主要有兩大模式: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證券融資模式。另一種是以德國、日本銀行貸款融資為主導的模式。

1.英美企業以證券為主導的融資模式

由于美英國是自由市場經濟國家,資本市場比較發達高度證券化,企業不但可以通過銀行借貸,而在資本市場可以發行企業債、公司債獲得融資。英美企業主要通過發行企業債券和股票方式從資本市場上籌集長期資本,證券融資成為企業外源融資的主要方式。

從上表可以看出截止1999年12月,美國的非金融類企業的融資渠道中,來自銀行的貸款占12.1%,股票和債券類融資占到總額的74.8%;英國的企業融資模式和美國及其相似,而且英美主要是以內源融資為主。隨著英美機構持股得到快速發展,目前在總量上約占全部上市公司股本的60%。

2.日本、德國企業的銀行融資模式

德日模式是指一種銀行實行綜合制經營,并通過銀行對企業參股與持股而全面介入企業經營過程的模式。日本的企業融資主要為外源性融資,且銀行貸款所占比列較高,占到外源融資總比的90.33%,而以股票為主的資本市場對企業的貢獻較小。而德國企業的融資模式基本上與日本相同,實行的是一種全能銀行融資體制,可以持有任何非金融企業任何數量的股票由此產生的融資方式主要依靠自身積累再投資和銀行貸款。與日本相似,德國的銀行貸款融資比列較高,也占到33%左右。

二、我國企業融資特點與評價

我國的企業融資長期以來受到融資渠道的限制,主要以銀行貸款為主。這主要是我國居民儲蓄率較高且證券市場落后造成的。我國企業融資的特點:

首先,企業內源融資率低,外源銀行融資依賴過高。目前我國企業資金80%來源于外源融資,其中60%以上又來自于銀行。

其次,直接融資發展迅速,但比重仍然偏小。雖然我國資本市場改革,股票債券市場發展迅猛,但規模較發達國家仍然落后且不成熟。

再者,是以銀行為中介的間接融資為主。我國四大國有專業銀行集中了全社會75%以上的存款和80%的貸款。

企業直接融資的困難加重了對銀行間接融資的依賴,企業融資中股票和債券結構失衡。在發達國家的企業外源融資結構中,股票所占的比重一般在 20 %以內,債券占到 80%以上,但我國企業在債券籌資結構中債券與股票的比例卻正好相反;2006年,股票和債券共僅占21.3%,這也說明了我國企業面臨著直接融資較少且渠道單一的狀況。

三、發達國家融資模式的經驗借鑒

通過分析英美德日四國企業融資模式,可以為我國企業提供一些經驗借鑒,但是出于我國資本市場的滯后現狀,我們更應該根據國情適當借鑒發達國家融資經驗。

1.應該發展多種形式的企業融資手段

政府應著手改變我國企業融資渠道主要靠銀行的畸形局面,大力發展銀行、證券、內源、商業信用和國際融資等多種融資手段,這不僅能降低企業融資風險,優化企業的治理結構,而且有助于經濟和社會體系的平穩運行。

2.促進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的良好協調

我國不僅直接融資比重較小,在直接融資中也存在著股權與債權融資比例不協調的問題。由于債券融資成本低于股權融資,所以上市公司融資方式應首選債券融資,其次才是股權融資,進一步合理調整融資結構。

參考文獻:

[1]December 28.2000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Bank of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