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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性的財政政策范文1

我國政府自改革開放以來就不斷推進小微企業改革和發展工作，將其作為完善經濟體制改革的組成部分，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小微企業財政支持體系、融資擔保體系和輔助服務體系，使小微企業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崔慶梅（2014）從財政政策的角度提出了支持小微企業融資擔保的建議。胡逢源（2015）針對實踐中的問題提出了促使小微企業持續發展的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財政部財科所（2015）從財政、稅收、金融等宏觀層面對全面完善我國小微企業發展的支持政策提出了建議。但是，我國農業小微企業由于起點低、基礎差，財政政策的覆蓋面不夠，在成長和發展歷程中存在很多難題，特別是在體制和機制方面的市場失靈以及政策層面缺乏針對性扶持，給農業小微企業的發展造成了很多阻礙。因此，政府有必要針對農業小微企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實現農業小微企業可持續發展。

二、國家財政政策支持農業小微企業發展的理論依據

（一）國家財政政策的功能問題分析

由于財政政策公共利益的價值屬性，要求財政政策在資源配置、經濟穩定和社會再分配三個方面發揮作用。資源配置功能指政府通過制訂政策和法律等資源運作規則，提供特定的物品和服務，合理引導資源的流動和配置，達到最佳的公共利益。市場必須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才能發揮作用，然而完全競爭市場只是一種理論假設，在現實經濟活動中，資源稀缺程度、市場供求關系并不能通過價格有效反映出來，很難通過市場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同時，市場內生缺陷也會影響市場對資源進行有效配置，難以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狀態。因此，為了達到資源配置最優，就需要政府通過財政政策來改變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資源配置，實現最佳的配置效率。財政經濟穩定職能是指根據實際經濟狀況實行不同的財政政策來協調和保證經濟穩定的，可以通過稅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市場經濟中，市場自發調節難以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會造成經濟的周期性波動，這些波動會對資源的有效配置造成一定影響，財政政策的經濟穩定職能可以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促進社會的穩定，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社會再分配職能是指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或稅收來調整收入分配。由于市場存在外在缺陷，即存在不公平的現象，這種不公平現象會對公共利益造成很大影響，導致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很可能出現兩極分化的現象，這就需要政府適時調整財政政策，發揮財政政策促進社會公平分配的職能。

（二）基于國家財政政策功能視角的理論依據分析

財政政策的資源配置、經濟穩定、社會再分配三種功能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資源配置方面：在現實經濟活動中，自由競爭的市場常常會導致壟斷的出現，壟斷又會阻礙市場對資源的有效配置，導致市場難以發揮作用。我國絕大多數農業小微企業規模偏小、抗風險能力較弱，與大企業競爭過程中常處于不平等和劣勢地位；另一方面，財務管理體制不健全、信息的披露與獲取制度不完善，也是農業小微企業的明顯特點，因此農業小微企業在金融市場上信用評級較低，融資能力明顯低于大企業。這就需要財政政策在遵重市場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圍繞農業小微企業發展需求來高效合理地配置資源，維護市場公平與效率。經濟穩定方面：市場的自發調節機制難以實現經濟穩定發展，導致經濟出現周期性的波動，影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小微企業提供了占主體地位的社會消費品，解決了大量就業問題。因此，熨平經濟波動就需要財政政策發揮穩定經濟的作用，對農業小微企業的發展進行支持和引導。社會收入再分配方面：由于市場存在不公平的現象，容易造成收入的兩極分化。財政政策可以通過調整稅收政策或加大對低收入者直接財政支出來實現收入再分配，促進社會穩定發展。

三、國家財政政策支持農業小微企業發展的方式和途徑

（一）國家財政政策的類型和工具

1.國家財政政策的類型。國家財政是指“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而調整政府收支規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導原則及其措施。”常見的有兩種不同的劃分依據對財政政策進行區分。一種分類方法是根據對國民經濟總量調節時發揮的不同作用分成擴張性、中性、緊縮性財政政策；另外一種分類是按照其對國家宏觀經濟所產生的作用不同，劃分成自動穩定的和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當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不平衡時，政府會根據不同的供求情況采取不同的財政政策。當社會總供給大于社會總需求時，政府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在減少財政收入的同時擴大財政支出。否則政府會在增加財政收入的同時減小財政支出，從而使供求處于平衡狀態。自動穩定的財政政策是指通過一系列稅收政策和公共支出政策來發揮財政政策內在的調節功能，對經濟變動情況快速自發的做出反應，無需依靠外力。與自動穩定的財政政策相反，相機抉擇可根據功能不同細分為汲水性和補償性財政政策，需要依靠外力的幫助才能調節經濟發展。當經濟出現波動時，采用汲水性財政，是在經濟本身具有自發恢復力前提下，通過公共投資誘導經濟景氣復蘇，吸引民間投資的缺期財政政策。當需要對現實的經濟狀況進行反向調節時，常采用補償性政策來穩定經濟波動。經濟過熱膨脹時，政府增收減支；經濟蕭條緊縮時，政府減收增支。在實際應用中，政府通過考慮經濟因素、社會因素和自然習俗因素來選擇合適的財政政策。經濟因素主要需要考慮的是實現財政政策的三大功能的經濟手段，社會因素主要包括失業現象、收入兩極分化等問題，自然習俗因素主要是指本國的特有的自然習俗情況。

2.國家財政政策工具的選擇。財政政策工具是政府在一定時期內為了保證財政政策相應功能和目標的實現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財政政策主要包括預算、政府購買、財政轉移支付、稅收、政府發行的國債等。預算是最基本的財政政策手段。預算通過直接和間接調整預算支出結構、數量，調節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關系，以及市場的供給、產業結構，使預算支出傾向社會公平領域，對社會收入進行再分配，最終實現對資源配置、穩定發展和資源再分配的作用。政府購買是政府作為購買方和支付者，通過購買一定數量的商品或服務，從而增加了社會需求。當財政資金以無償的形式進行單向支付時，稱之為財政轉移支付。其作用在于：一是根據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調節社會總供求關系。在經濟蓬勃發展時，為了緩解消費需求膨脹的壓力，減少財政支出；在經濟處于衰退期時，為了刺激消費需求，增加財政支出。二是調節收入再分配。政府將稅收收入無償轉移給收入較低的入，來縮小國民收入的差距。三是以間接的方式調節經濟結構。當需要增加產量時，政府可以通過補貼差額來間接降低生產者的生產成本；當需要刺激對某種產品的社會總需求時，政府可以通過補貼消費者來減少消費者的實際支出。稅收是國家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之一，它是政府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一種方式。稅收具有無償性、強制性和固定性的形式特征。國家可以通過制定不同的稅收政策來調節市場主體行為和優化資源配置。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稅收收入實現資金從私人部門流入到政府部門手中；另一方面，政府通過變動征稅對象、稅率來調節總供求的平衡關系，間接進行社會收入的再分配，引導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從而對現存的經濟結構進行調整。國債指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為籌措財政資金，以國家信用為背書所發行的一種債權債務憑證。政府通過設置不同的公債數量、利率、償還期限等條款并且將其在市場上發售來獲取資金，以此來改變市場上的貨幣供給數量；公債資金的運用，是政府將集中起來的公債收入，通過財政支出的形式進行再分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間接的改變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在實際對財政工具進行選擇時，需要具體考慮當前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承受的壓力等相關因素，根據預期實現的目標來選擇最合適的某種財政工具或者財政工具系列組合。

（二）國家財政政策支持農業小微企業發展的方式選擇

財政政策作為一種調整經濟發展的方式，可以通過改變財政收支結構的方式對農業小微企業的發展起支持作用。財政支出政策包括優惠貸款、財政補貼等。優惠貸款政策在國外比較常見，是政府專門為支持農業小微企業發展制定的政策，表現為設立專門的金融機構或專項貸款來為農業小微企業提供資金支持。財政補貼是指國家為了扶持農業小微企業的發展，補貼農業小微企業的貸款利息。主要對符合以下兩種情況的貸款進行財政補貼：一種補貼情況是對符合特定條件的農業小微企業提供長期低息貸款，使農業小微企業能夠在較長時間內獲得穩定的融資收入，保障農業小微企業的長期發展。例如為了鼓勵農業小微企業進行技術革新，政府設立專項資金來提高農業小微企業的研發水平。還有一種補貼情況是補貼農業小微企業貸款利息與市場平均貸款利息的差額部分，降低農業小微企業由于在貸款市場上處于不利地位而導致的高出市場平均水平的貸款利息，緩解農業小微企業的貸款成本壓力。除了上述列舉的財政支出政策外，政府還可以通過制定不同的財政收入政策來改變農業小微企業的征稅科目和稅率，調整農業小微企業的稅收結構，緩解農業小微企業的稅收負擔。具體包括以下方式：第一種方式是調整稅率，降低應納稅額，從而實現對農業小微企業的稅收優惠，涉及到的具體稅目可以包括企業所得稅、營業稅、增值稅等，這種方式可以從根本上減輕農業小微企業的負擔。第二種方式是延長繳款期限。這種方式從本質上來講對政府的財政收入的金額并沒有影響，影響的只是收款時間，等同于政府向農業小微企業提供了一筆無息貸款，給予了農業小微企業更寬松的還款期限，緩解了農業小微企業的經濟負擔，而對政府來說則相當于損失了一部分利息收入。第三種方式是直接對農業小微企業的某些應稅項目進行稅收減免，從最基本的源頭上降低農業小微企業的應納稅金，例如符合相關條件的農業小微企業具有關稅和所得稅的豁免權等。第四種方式是通過稅收返還、出口退稅等政策間接降低農業小微企業的應納稅額，目的是為農業小微企業發展某些特定的經濟活動提供更多的便利條件，增強農業小微企業的競爭優勢。例如為鼓勵農業小微企業將利潤進行再投資，對農業小微企業再投資部分繳納的稅款進行退稅處理。第五種方式是通過加速折舊來延遲納稅，這樣做的目的是通過增加當期折舊費用來減少當期應納稅所得額，相當于政府提供給農業小微企業一筆短期的無息貸款，企業獲得了延遲納稅的機會。除以上列出的財政對農業小微企業支持的方式外，還存在其它支持農業小微企業的方式。例如，通過清理政府收費中不合理的收費，減輕農業小微企業收費負擔，從而支持農業小微企業的發展。

補償性的財政政策范文2

所謂房地產開發風險，是指在房地產開發活動過程中存在影響開發利潤的多種因素，而這些因素的作用難以或無法預料、控制，使得企業實際開發利潤可能與預計利潤發生背離，因而使企業有蒙受經濟損失的機會或可能性。房地產開發風險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明顯地呈現出以下特征：1）綜合性。房地產開發涉及到企業內部的各個方面和企業外部環境的各種因素，是企業財務活動和經營活動過程中各種矛盾的綜合反映。2）模糊性。即不肯定性，表現為風險形成的模糊性和由于風險導致企業開發經營活動結果的不能事先肯定。3）損失性。風險既有因財務管理無法預計或無能力防止所致，也可能由于管理者決策失誤，控制失靈而喪失了本應獲得的利益。4）補償性。既然風險會帶來損失，客觀上要求給予經營者適當的經濟效益以抵補承擔風險產生的損失，即“風險報酬”。5）激勵性。風險與競爭是同時存在的，承認和承擔風險，將把企業推向背水一戰的境地，必然使企業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努力改善經營管理，增強競爭能力，提高經濟效益。

2、房地產開發面臨的主要風險

2.1政治風險

是指一個國家所處的國際國內政治環境變動（如戰爭、罷工、社會動蕩）及相應的政策法律調整（如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變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造成房地產開發商經濟上的損失。對房地產開發商影響最為直接的是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就金融政策而言，實行緊的貨幣政策還是實行松的貨幣政策直接影響開發者和購買者所持有的資本，影響項目的開發和出售。同時銀行關于房地產方面的業務也會對房地產的需求發生影響。就財政政策而論，政府實行緊的財政政策還是實行松的財政政策，對房地產的稅收政策，對住宅是實行福利供給政策還是實行對低收入階層采取有限的補貼政策，政府對房地產的投資等，都會對房地產開發和需求發生影響。這一風險在我國尤其需要關注。

2.2經濟風險

是指由于經濟形勢（如市場需求、購買力、利率、稅率、匯率等）變動導致房地產開發商經濟上的損失。由于從可行性研究到樓盤上市的時段內，市場需求變動的可能性很大，消費者對戶型結構及單元面積的偏好也會發生變化。原來的細分市場上該類物業還供不應求，而不久卻可能大量積壓，難免使投資收益遠遠偏離預期。通貨膨脹時期，紙幣貶值，價格全面上漲，房地產雖然具有一定的抵抗通貨膨脹的能力，但其價格也會上漲。而人們手中持有的貨幣量是一定的，這樣購買力相對下降，可能無力支付日漸升值的房地產，從而導致房地產企業開發的項目難以售出而承擔風險。一般來說，房地產開發資金需要量大，完全依靠自有資金周轉是非常困難的，通常需要采用外界資金，如向銀行貸款和預售。以自己開發的房地產作為抵押獲得用于該項投資的貸款時，如果不能按照抵押貸款協議規定的期限償付本息時，就必須承擔作為抵押品的房地產將可能成為他人財產的風險。采用預售房屋籌集開發資金時，如果不能按照預售協議規定的日期交房，就必須承擔支付巨額的賠償金的風險。

2.3自然風險

是指由于自然因素（如洪水、火災、地震等）對房地產開發造成的影響，從而使房地產開發商造成經濟上的損失。自然風險出現的機會較少，但是一旦出現，造成的損失是相當大的。

2.4技術風險

是指由于科技進步、技術結構及其相關變量的變動給房地產開發商可能帶來的損失。例如，由于科技進步可能對房地產商品的適用性構成威脅，迫使開發商追加投資進行房地產的更新、翻修和改造。由于建筑設計變動可能導致建安工程成本增加，從而影響項目形成后的租售。

2.5經營風險

是指由于開發商因開發項目經營管理不善導致預期收益不能實現，或不足以補償經營費用的可能性。該類風險主要歸因于開發商主觀上對開發成本、租金售價、開發周期以及資金籌措等的預測錯誤和決策失誤。

3、導致房地產開發風險的因素剖析

3.1政策環境與經濟形勢

房地產開發由于與國家經濟形勢緊密相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的控制。如：政府對租金售價的控制，對外資的控制，對土地使用的控制，對環境保護的要求，尤其對投資規模和金融的控制，以及新稅務政策的制訂，都可能對房地產開發商構成風險。在我國尤其需要關注。

經濟繁榮時，由于各產業擴大生產，使房地產供不應求，房地產價格不斷升高。而在經濟衰退時，社會對房地產需求能力受到抑制，產品開始出現難以脫手的現象，此時，開發商的資金已經投入，形勢的波動使其作出反映并進行調整是相當遲鈍的，短時間內很難變化或找到其他替代者，從而會使開發商陷入困境。

3.2房地產市場的發育程度與供求狀況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發育完善的市場應具備：信息充分、商品同質、廠商買者自由出入以及交易雙方數量眾多四個基本條件。而一個發育不充分的市場必然會給房地產開發商帶來一定的風險。

從總體上講，房地產市場是地區性的市場，當地房地產市場供求變化對開發商的影響要比整個國家房地產市場供求變化對開發商的影響大的多。只要當地經濟發展是健康的，房地產需求就不會發生大的變化。房地產開發的強度取決于潛在的開發商對租售收益的預期。當租金、售價因房屋供應短缺而上升時，開發商便會紛紛開發房地產，但由于開發需要一定的時間，待開發完成時，市場供求可能已發生了變化，致使開發的物業難以租售。

3.3開發時機的選擇

經濟運行有快速和滯緩交替出現的周期性特點，房地產投資也是有周期性的。投資周期包括高峰—收縮—低谷—恢復四個階段。在高峰期，國民經濟迅速增長，經濟處于高峰期，由于各產業擴大生產，使得房地產供不應求，房地產價格不斷升高。在收縮期，國家緊縮銀根，控制投資規模，社會對房地產需求能力受到抑制，產品開始出現難以脫手的現象。在低谷期，社會信貸關系進一步緊張使得工業和建筑業投資銳減，投資產品價格降低但難以出售。在恢復期，國家放松銀根，降低利率，社會對房地產的需求量開始增大，價格逐漸回升，此時正是房地產投資的黃金時期。從較長時間看，在投資收縮期、低谷期搞企業兼并或作準備投資，在投資高峰期、恢復期大力投資，必能獲取較大盈利，避免較大虧損。

3.4開發地點的選擇

房地產的不可移動性、區域性和個別性，決定了它所處的地理位置極為重要。房地產行業有句名言：第一是區位，第二是區位，第三仍是區位，可見房地產開發地點的選擇對開發商至關重要。房地產開發商搶占中心或門戶區位是普通常識，問題的關鍵是如何預測近期將形成的新的中心區位或新的門戶區位。在繁華地段開發房地產項目將實現最大的開發利潤，但這一范圍可能已不存在一塊可供開發的土地，開發商只好為獲得更大的選址范圍而放棄一部分利潤。同時，房地產開發所涉及的地理環境條件，甚至社會經濟條件處于不斷的變化發展過程中，這會使開發商經受著風險的考驗，需要有一定的預見性。開發商若能及早投資開發具有價值增長潛力的地塊，則幾年后將會獲取較大的利潤。

3.5開發類型的選擇與開發規模的確定

房地產開發過程是巨額資金投入的過程，從購買土地、工程建設到推出廣告、上市銷售或出租，均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而作為開發商，通常難以完全用自有資金來完成一開發項目。一般都是在投入一筆啟動資金如地價款或前期費用后，通過各種借貸、預售等融資手段來籌集開發資金，滾動開發。所以，對于房地產開發商來說，資金的籌措是項目能否按期、按質完成的重要一環。房地產開發規模越大，開發商承擔的風險也就越大。

3.6開發周期的長短

房地產開發及交易需要較長的時間，尤其是對于大中型開發項目，從尋找機會、可行性研究、購買土地、勘測設計、籌措資金、前期準備到工程施工、竣工，以及制訂價格、推出銷售及簽署成交合同，往往需要幾年時間才能完成。在房地產商品開發過程中，很難在一開始就能對整個開發期內的各項費用和收益流動作出精確的估計，只能是大概的測算。而在這一較長的開發期內，房地產市場的供求變化，消費者喜好的改變，社會經濟形勢的興衰，國家有關政策的調整，物價的漲跌，匯率及利率的變動都將是難以精確預測的。可是房地產項目一旦確定，資金一經投入，就很難根據情況的發展而加以改變和調整。開發期越長，各種社會經濟環境條件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各種費用特別是后期費用和房屋售價或租金就更加難以確定，風險也就越大。

此外，開發商的素質、開發方式的確定也是導致房地產開發風險的重要因素。

4、處置房地產開發風險的具體措施

4.1事先有效避開風險源地

例如，放棄某地區的房地產開發以防止市場風險。通常是，預測到在某邊貿地區長期效益不能保證或某個地區將有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等而作出的決策。有效地避開風險源地可完全解除某種風險，但意味著同時也放棄了從事該活動所帶來的利益，故此種避免風險的措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即使采用，也應在前期工作階段盡早作出，這樣可大大減少不必要的風險投資費用。

4.2采用多樣化（或組合化）投資

就是把資金有選擇地投放到不同類型的房地產開發項目上。可投資建造不同收入層次居民所需的不同類型住宅、寫字樓、商店和娛樂場等，以減少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因為各種不同類型房地產的開發風險大小不一，收益高低相應不同。一般而言，開發項目收益率相對較高的風險大，開發項目收益率相對較低的風險小。如果資金分別投入到不同的房地產開發項目，整體開發風險就會降低，其實質就是用個別房地產開發的高收益去彌補個別低收益的房地產損失，最終獲取一個較為平均的收益。房地產多樣化投資的關鍵是如何合理地確定投入不同類型的房地產的資金比例，使得即可降低開發風險又可獲取較高的收益率。

4.3以財務方式控制風險

具體有以下三種基本方法：1）通過正當、合法的非保險手段（如合同條款的擬定）將風險轉嫁給其他經濟單位。如房地產開發商將施工中危險性較高的工作轉包給其他的專業性施工單位，從而減少自己的風險責任。再如實行項目股份化，將經營風險分散到全體股東身上等。對某些超過開發商能力的風險，或保險無法提供的情況下，此種方法發揮著特有的作用。2）通過向保險公司投保，以繳納保險費為代價，將風險轉移給保險公司承擔。保險作為一種及時、有效、合理的分攤損失和實施經濟補償的方式，一直是處置風險的主要手段，但保險的使用仍是有限的，因為并非所有風險都可以保險，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保險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補償。3）以自身財力，直接承擔風險損失的補償責任。如將預計有可能發生的損失直接攤入日常經營成本，又如建立風險損失補償基金或建立自保公司。近年來，以組建專業自保公司作為主要形式的自留風險手段，已在國內外成為一種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手段，而這種主動自留風險手段的選擇與實踐，應遵循法律規定，如對法定保險、強制保險的風險標的能否自留，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同時還要受自身經濟實力的制約。

4.4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全面的調查，作出科學的預測

要仔細分析房地產開發周期并預測其變動，以選擇最佳開發時機；分析房地產開發所涉及的地理環境條件并預測其變化，以及早投資開發具有價值增長潛力的地塊；要了解國家政策并預測國家未來對房地產政策有何變化，是限制還是鼓勵，同時，要分析社會對房地產市場的需求類型和需求量并預測其變化，以確定開發項目和開發規模；要利用一切可能得到的信息資料，充分考慮到其他開發項目的競爭，盡可能準確地預測擬開發項目的費用與收益。

4.5在工程完工前，就與租戶、客戶簽訂租約或預售合同

這樣，工程完工后房地產空置的風險，租金下降的風險，售價跌落的風險，都可通過預租預售的安排來避免。當然，預租、預售時，還應注意一個問題，這就是開發商的風險降低意味著與其交易的客戶的風險提高。所以，開發期越長，其他行業的客戶就越不愿意與開發商簽定固定價格的合同。若要預租或預售，則租金、售價就會被壓得較低。

4.6通過簽約盡量固定那些對利潤敏感的變量

例如，利息支出增長的風險可通過簽定固定利率貸款合同來減小；建造費用增加的風險可通過與建筑企業簽定固定預算合同來減小；工程不能按期完工的風險可通過承包合同中延期罰款的條款來降低。

4.7盡早完成開發項目，以降低在開發期內由于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而帶來的風險。并在開發過程中加強項目管理，控制成本，保證質量。

此外，還應根據開發的需要有針對性地對從事房地產開發的人員進行培訓。根據開發商自身的資產負債能力與獲取資本的能力，合理確定開發方式。

參考文獻

[1]李啟明等編著房地產投資風險與決策[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8

補償性的財政政策范文3

工傷保險基金的安全決定了社會保險能否持續運行，為考察人社部門的擔心是否杞人憂天，我們將首先了解工傷保險基金“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運行模式，并以此為基礎分析先行支付制度對基金安全可能產生的影響。

（一）運行模式

工傷保險基金實行現收現付式依據“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則確定當期應當征收的保險費，一般不預留大量資金。即利用參保人數、傷殘人數、傷殘比例等具體的歷史數據進行預測,估算出工傷保險基金未來年度內的支出，從而得出工傷保險基金的應交費率。1．支出估計對于補償性的工傷給付，可以有多種劃分方式，一般說來，可以分為醫療給付支出、一次性傷亡給付支出、定期給付支出等方面的內容。而醫療給付支出支出、一次性傷亡給付支出、定期給付支出仍以工傷概率和參保職工人數而非所有職工人數來確定。2．收入估計工傷保險的收入包括工傷保險費收入、利息收入、財政補貼收入、轉移收入、以滯納金為主的其他收入，以工傷保險費收入為主。根據“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運行模式，首先根據往年數據對未來年度的支出進行估計，確定支出數額，以預測的支出數額為依據確定繳費率進行征繳，最后按一定比例從工傷保險基金中提取儲備金，用以支付的本地區重大事故的工傷保險待遇支出。

（二）先行支付制度對基金安全的影響

現行運行體制下對未來各項支出的估計以歷史數據為依據，征繳保險費，并未將工傷保險先行支付的支出考慮在內，也難以對其支出進行估計。支出項目增加收入項目卻未相應改變，這有悖于“以支定收”原則，在此情形下基金安全運行應具備兩個條件：首先，先行支付的數額很小，且僅為暫時性的，不會對儲備金產生影響；其次，先行支付的資金會得到有效追償。我們不妨先選擇一個代表性群體——農民工進行研究，農民工在城鎮主要從事高風險、高污染、高強度的工作,恰是這些最需要工傷保險制度保障的農民工,卻是工傷保險體系中參保率最低的人群。農民工工傷保險覆蓋率低、工傷保險覆蓋行業不均勻，可見，農民工是先行支付制度針對的重要的群體之一，是最有可能尋求先行支付的群體。至2012末，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6261萬人，參保農民工7173萬人，參保比率約27%。未參保的農民工人數為1.9億。全國就業人員76704萬人，而參加工傷保險僅為18993萬人，僅未參保的農民工是全國參保人數的一倍還多，未參保的農民工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的資金，就會占據整個工傷保險基金相當大的比例，而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將意味著參保人數三倍還多的未參保職工納入工傷保險基金支付的范圍，即使僅僅是暫時性的支付，支出數額也不容忽視。如果制度得到完全落實，即使忽略追償不能的問題，在參保率不高、統籌層次低的地區，支付的主體擴大到原來的四倍，一旦發生重大的工傷事故，面對大規模的支付請求，或發生連續的工傷事故不能夠及時追償時，其儲備金將很難滿足需求，便會出現支付不能。其次，最終能追償回多少費用，收支能否平衡，實在值得人擔憂。用人單位不支付相關待遇情形中：其一，“用人單位被吊銷營業執照或者撤銷登記、備案的”，其主體資格已然喪失，在已經不存在用人單位的情況下，向用人單位追償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其二，“依法經仲裁、訴訟后仍不能獲得工傷保險待遇，法院出具中止執行文書的”，在法院尚且無法強制執行的情況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所具有的追償手段也必然失效。僅從這兩種情形看，以追償的方式彌補基金支出并不十分可行。而這將造成大量壞賬，導致工傷保險基金資金的直接流失，損害基金安全。以上兩個條件都無法滿足，人社部門對于基金安全的擔憂實非“杞人憂天”。而當基金出現不足則要由統籌地區政府進行墊付，于是便有了現在的兩難局面：要么工傷保險基金大量先行支付，引發基金安全；要么為了保障基金安全，先行支付的實施大打折扣。

二、不符合權利義務對應原則

工傷保險法律關系的發生以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這一法律事實為前提，勞動者向用人單位完成勞動義務，用人單位有法定義務為勞動者投保，成立工傷保險基金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管理，出現工傷的法律事實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向勞動者提供工傷保險待遇。上述法律關系中勞動者的義務似乎具有勞動義務，因而有的學者主張用人單位是繳費的義務主體，勞動者是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權利主體，勞動者的工傷保險權是基于其勞動義務，并非基于用人單位的繳費。因而為參保勞動者仍有權獲得工傷保險待遇。但筆者認為工傷保險法律關系與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建立的勞動關系相互作用，不能將二者孤立來看。為考察二者之間的聯系，我們不妨從工傷保險費而引起的收入變化的角度來觀察誰是義務的真正承擔者，僅考慮工傷保險費的法定歸宿不夠的，還要分析其經濟歸宿即其引起的私人實際收入分配的變化。圖1所示，P為單位勞動價格，Q為勞動量，市場條件下，假設在未征收工傷保險費之前勞動力供給S與需求D0在E處達到平衡，當對用人單位收取一定費用的時候需求曲線下移至D1，而達到新的平衡E1，與之前相比，用人單位實際支付的價格升高至P2，而勞動者得到的價格降低至P1。二者之間形成了一個差額P2-P1，為用人單位繳納的工傷保險費，實際發生轉嫁由職工與用人單位共同負擔。雖然在工傷保險法律關系中勞動者并未直接繳費，但收入卻因之減少，其先移到用人單位手中，由用人單位作為工傷保險費的一部分共同繳納。從實際收入上來說，繳費的義務實際由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共同完成。反觀未繳納工傷保險費的情形E，用人單位支付的價格更低而勞動者獲得的價格更高，與參保勞動者相比，這部分勞動者顯然未履行足夠的義務。工傷保險基金來自于社會總產品中應當分配給勞動者的消費品，只是在分配給勞動者工資時被扣留下來以保險的方式再分配給勞動者，未參保情形下這部分工資實際已經由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分享，再由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不符合權利義務對應，對于合法參保的用人單位和勞動者而言不公。其次，在社會保險監督法律關系中，政府也要為其監管失職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不僅難以確定政府的責任，反而將責任轉移給了守法的勞動者和用人單位。

三、違背專款專用原則

補償性的財政政策范文4

對于重化工業是否應該是整個當前中國經濟的重心所在，也就是重化工業的發展應該控制在怎樣的“度”上，是輿論關注的焦點。當前對重化工業，是以舉國之力發展，還是“舉重若輕”，是不容回避的問題。

實際上，是否有利于提高地區或國家的可持續競爭力，而非是否契合短期的經濟增長數量目標，才應是對主導產業選擇和判斷的一個基本標準。選擇世界產業發展的制高點，集中資源加以發展，能夠在提高國家競爭力方面起到一種高屋建瓴的作用。重化工業在越戰結束之前基本上是世界產業的制高點。斯大林在20世紀20年代確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方針，直接把蘇聯推到了與美國數十年兩強相爭的格局。建國之初中國沿襲蘇聯的戰略，無可厚非。

但不容置疑的是，現在重化工業早已不是世界產業的制高點。幾個汽車工業的例子可以昭示這一點。在20世紀末，美國三大汽車公司之一的克萊斯勒公司被德國戴姆勒－奔馳公司收購的時候，美國無動于衷。這與當初美國國會撥巨款竭力支持艾科卡重振克萊斯勒的情形構成鮮明對比。去年通用汽車公司因為無力支付養老金，不得不專門發行債券來融資應對窘境。華爾街評論認為，美國三大汽車公司出現倒閉現象是遲早的事情。

重化工業不僅不能幫助擺脫經濟危機，而且往往是造就現代經濟衰退和危機的根源。日本具有強大的重化工業，其強有力的競爭在20世紀70、80年代使美國的重化工業風聲鶴唳，底特律所在的五大湖區淪為“銹帶”，當時壓力之下的里根總統曾專門問未來學家托夫勒等人“美國還能保有制造業嗎”?現在，無論是銷售數量還是銷售金額，日本品牌的汽車都已經超過美國品牌的汽車。但擁有世界頂尖的重化工業，對遏制日本的經濟衰退卻無濟于事。

圍繞著重化工業衍生的“土地泡沫”使日本經濟深陷衰退的泥淖，至今無力自拔。韓國強大的重化工業，也沒有幫助韓國躲過“亞洲金融危機”。相反，20世紀90年代后期，完成了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軌的美國，出現了泡沫規模與日本的“土地泡沫”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網絡泡沫”。一時間，“美國會重蹈日本持久衰退的覆轍嗎”的擔憂甚囂塵上。美國政經界的回答擲地有聲：“不會!因為我們有日本根本無法比擬的金融服務業。”幾年下來，事實證明，美國這―次經濟衰退“異常地溫和和短暫”。

從目前國內重化工業發展的一些事實看，重化工業很難支持中國的國家競爭力。北京現代汽車200天就形成了5萬輛轎車的產能，但“200天神話”和國家競爭力無論如何是有距離的。廣州本田2003年產值達到230．68億元人民幣，員工人數只有4076人，以中專技校生為主，汽車工業的技術密集程度應比較有限。業內人士稱，在配件自供率基本只要20％的情況下，民營企業投資6000萬人民幣就能生產整車，因此資金密集型的說法也可以大打折扣。雖然產業鏈較長和中間產品多，但運用現代供應鏈管理已是小菜一碟。

因此，在經濟服務化主導全球產業發展趨勢的背景下，試圖通過發展重化工業從根本上提高我國整體經濟的世界競爭力，是刻舟求劍。任憑整個中國經濟的重心，傾向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產業領域，以追求短期的經濟增長，是飲鴆止渴。面對“中國能避免重蹈日本持久衰退的覆轍嗎?”的質疑時，我們需要捫心自問“我們還能依賴重化工業嗎”?

非常規力量推動的“重化工業熱”

有人認為，重化工業能夠“階段化”而且可持續，就是因為市場機制開始在這一次產業結構調整中發揮主導作用。主要依據，一是我國消費結構升級，市民需求進入萬元級和十萬元級的“大額消費階段”；二是市場主體主要是已經完成原始資本積累的民營企業。這種“重化工業熱”的“市場選擇論”，一方面為“中國進入重化工業階段”的必然性提供了強有力的注腳，另一方面客觀上為政府宏觀調控貼上了“背離完善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進程”的標簽，一些人因此認為政府介入是不必要的，對政府宏觀調控的合理性提出了強烈質疑。

但是，這種“中國進入重化工業階段”的“市場選擇論”是很片面的。應當看到，當前重化工業的很大一部分需求，是由國家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地方政府“經營城市”熱潮直接造就的。過去幾年中，我國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共形成了3．2萬多億的國債投資規模，主要投向一大批交通、能源、通訊和水利工程，這些工程直接拉動了鋼材、機械、建材和化工等行業的投資。

20世紀90年代末，地方政府首腦因為“國有企業投資一個虧損一個”而將精力轉向“經營城市”。應該說，地方政府轉向“經營城市”是政企分開的一次突破，也使中國城市化滯后的狀況大大改觀。問題是，中國的地方政府掌握龐大的資源，如土地、國有資產、政策特許經營權以及還可用于舉債的政府信用。新城區以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是“經營城市”的主要內容，如此龐大的政府資源被地方政府轉向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造就的規模可想而知。如果說積極的財政政策形成的對重化工業產品的需求規模還可以掐算，地方政府“經營城市”形成的對重化工業的需求規模完全可能遠遠超過人們的想象。這已經可從地方政府的負債規模看出端倪。所以，吳敬璉認為地方政府對重化工業發展起了很壞的推動作用，對中國重化工業階段的‘市場選擇論”也不以為然。

“經營城市”過程引發的另一個問題是，這次“中國進入重化工業階段”很大程度上沒有擺脫地方市場割據的窠臼。原因是，―方面地方政府“經營城市”需要企業主體的配合，同時為增加當地的GDP產出需要避免“肥水流入外人田”，另一方面企業從降低市場風險的角度也需要鎖定一部分當地市場。這次市場割據現象的一個表現是，各地重化工業中間產品價格的巨大差距。北京和云南的鋼材價格可以相差一倍。

其次，一部分消費需求是被政策壓制扭曲了的需求。“重化工業熱”中的住房和汽車消費等部分需求總體上滯后，是中國經濟政策長期忽視市場需求培育引導的結果。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最大區別是，前者著重配置資源投入，后者著重引導和培育市場需求。在計劃經濟體系下，在一個產業需求還是涓涓溪流時，很可能無法成為資源配置的方向，導致需求不斷蓄積。即使成了資源配置的方向，由于相關企業被賦予壟斷地位，市場定價往往過高，客觀上仍舊形成壓制需求的結果。

這種被壓制的需求，到底規模有多大?什么時候進發?補償性的市場增長能持續多長時間?市場補償期結束以后會怎樣?這些撲朔迷離的問題往往使這種需求成為企業的“死亡陷阱”。以汽車市場為例，過去汽車價格高得離譜，居民汽車擁有率嚴重偏低。在2003年一部分市場需求突然釋放，給人以市場規模極大的印象。但2004年汽車市場立即收縮轉入持幣觀望的狀態，主要汽車企業隨之由供不應求變成庫存激增，新成立的汽車銷售4S店今年更是普遍虧損。

市場把門人的缺失

在這一輪重化工熱中，金融市場發揮投資導向作用非常有限。當一些人斷定市場機制已經在產業選擇起主導作用的時候，他們所指的市場只是產品市場。但是，等到產品上市的時候才意識到產能過剩，已經是“事后諸葛亮”了。控制和引導產業投資規模的最佳時刻應該是投資決策的環節。金融市場是企業、供應商、投資者、政府以及其他相關利益體等就產業政策進行協商角力的場所。金融市場匯總的信息和投資者的“拷問”是促使企業防微杜漸、更理性地選擇投資方向的基礎。金融市場的產業投資導向作用不容忽略。

這―輪重化工業熱，正好遭遇中國股市連年下滑，股市融資功能大大削弱，金融市場的產業投資導向作用自然無從發揮。重化工業投資的來源，主要以企業所在地區的銀行貸款和民間融資為主，使這次重化工業熱具有濃郁的“暗箱操作”色彩。再加上重化工業本身產業鏈條長，信息傳導靈敏度低，導致企業投資決策的信息很不充分。因此，這次重化工業熱即使造成產能嚴重過剩，絲毫不足為奇。實際上，很多人已經開始關注中國重化工業產能大過剩的征兆：2004年是中國轎車業的“過剩年”已經鐵板釘釘。在國內市場供過于求的中國鋼鐵業轉向國際市場，已經引起世界鋼鐵巨頭的恐慌。根據目前的投資規模，電力過剩也不過是時間問題。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國“重化工業熱”并不是市場主導選擇的，而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引致的。在重化工業領域，一方面由于一些制度因素發揮了不恰當甚至阻礙的作用，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遠未到完善“收關”的階段，市場機制要確立并發揮作用還任重道遠。另一個方面，“解鈴還需系鈴人”，不能因噎廢食地排除宏觀調控等政策發揮正確的作用。

重化工業不能自然帶動服務業

“中國重化工業”神話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要填補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主導產業“斷檔期”，保證中國經濟相對穩定增長，除了重化工業，似乎別無選擇，而且，重化工業的發展，能夠催生生產業的需求，從而帶動服務業的大規模發展。

短期之內，中國服務業不可能強有力地支撐經濟增長。基本上很少有人會反對這一判斷。唯GDP和稅收是瞻的地方政府，已經驚人―致地選擇了重化工業。吳敬璉呼吁“大力發展服務業”時，實際上也很清楚中國發展服務業的艱巨性。雖然，吳敬璉和他反對的“中國進入重化工業階段”觀點持有者：實際上都沒有能夠回答“服務業大規模發展，什么時候可能?”的問題。但是兩者的觀點取向是不同的，前者認為應將發展服務業立即優先列入中國經濟政策的日程表；后者認為沒有必要。

相比之下，重化工業發展能否帶動服務業大規模發展，對能否減少今后中國經濟波動性是至關重要的問題。美國、日本、韓國等都出現過重化工業急剎車的現象。―旦重化工業發展在中國急剎車，而重化工業的發展又沒有為服務業大規模發展奠定基礎的話，中國經濟就存在大起大落的風險。因此，有必要澄清，重化工業發展，并不能自然地帶動服務業的大規模發展。

重化工業發展并不能幫助具備服務業大規模發展所需的核心競爭力要素。中國服務業的發展并不慢，關鍵是服務企業形成規模難。服務企業規模化經營需要的專業人才、軟件信息技術、流程管理，基于生產線管理的重化工業根本無力提供。例如，在美國制造業失業的人員，往往只能找到低層次的服務業職位，收入劇減，可見制造業人才與服務業人才是兩碼事。

而更關鍵的是，服務業比制造業更依賴制度性的因素。原因很簡單，服務是無形的，不像制造業產品看得見摸得著，更需要法律制度政策的規范。例如，北京是中國服務業GDP比例最高的城市，從智力資源的豐裕程度看，北京要遠高于香港。但是專業服務人才的數量和素質，北京卻遠遜于香港。2000年北京有律師事務所345個，職業律師5495人，而香港分別是9140個和11萬人。除了根本的制度性因素，這種“鴻溝”實在無從解釋。沒有法律制度政策的根本調整，中國不可能擺脫對重化工業的路徑依賴，在所謂“在實際部門工作的人士”當中，吳敬璉“大力發展服務業”的呼吁沒有市場是正常的。

2005年產業政策的突破口

補償性的財政政策范文5

 

一、“宏觀經濟學”課程概述

 

“宏觀經濟學”是一門理論經濟學，是經濟類、工商管理類以及國際經貿專業學生的一門基礎必修課。基于培養應用型本科生的目標，本課程在本科經濟學專業中的定位是：為培養經濟管理應用型本科人才的學科知識體系提供理論基礎，使學生了解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以及產生發展脈絡，培養理論素養，提高使用理論分析、思考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

 

“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大綱為64學時。我校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第六版)名師導讀版作為主導教材。本課程總體框架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觀經濟學導論與國民收入核算簡介，介紹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以及國民生產總值的含義及其核算方法。第二部分為國民收入決定分析，指均衡國民收入的決定及其變動，均衡國民收入是需求和供給相互作用的結果，涉及四個主要經濟模型。第三部分為宏觀經濟政策，主要講解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給管理的實施工具和機制，并用IS-LM模型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果。第四部分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有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和AK模型，為宏觀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動態化。

 

二、“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面臨的問題

 

如何通過“宏觀經濟學”課程的科學教學設計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實踐能力，培養綜合性大學本科生的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思維方式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問題。根據十幾年的教學實踐，我發現該課程在教與學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四個方面：

 

1.課程內容多

 

傳統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內容龐雜，以教師講授為唯一方式，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相對落后，學生反映該課程知識艱澀枯燥，理解難度大，有的甚至需要通過背誦來通過考試，導致學完即忘，對后續經濟類專業課程起不到應有的方法論作用。宏觀經濟學課程內容較多，核心問題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所以，宏觀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國民收入核算理論，理論部分主要包括國民收入核算、收入支出分析、IS-LM模型、AD-AS分析、菲利普斯曲線、宏觀經濟政策實踐及效果、對外經濟理論、經濟增長理論等，核心內容是國民收入決定。然后在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的基礎上研究最重要的四個宏觀經濟政策，即失業和通貨膨脹、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對外經濟政策，也就是運用IS-LM模型來分析經濟政策的效果，研究如何通過宏觀經濟政策來影響國民收入總量。而動態的國民收入變化主要涉及經濟增長理論。雖然這門課安排了每周4個課時，一學期共64課時的上課時間，在財經類課程中屬于比較多的學時，但是學生要在一個學期里消化、掌握全書 11章76節的內容還是比較困難的，尤其對于初入門的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來說，時間非常緊張。

 

2.課程內容難

 

“宏觀經濟學”的課程教學中離不開各種理論和模型的講解。理論學習通常都是通過文字表述、數學公式和經濟模型來闡述。雖然在大一學習“微觀經濟學”時，已經接觸一些經濟模型，但一大部分同學知識基礎仍比較薄弱。尤其對于一些文科生來說，對復雜的圖形推導和高等數學公式推導感到難以接受，很難將這些圖形和公式與經濟學涵義的描述聯系在一起。而宏觀經濟學中的經濟模型又是核心內容，主要分為收入—支出(E-Y)模型、IS-LM模型、需求—總供給(AD-AS)模型以及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等，不僅要理解它們的經濟含義及圖形推導、公式推導過程，還要知道在經濟政策實踐中的應用。在理論知識的學習中，宏觀經濟學涉及的名詞概念較多，理論觀點涉及的流派也較為復雜，需要學生有一個清晰的理論框架體系。并且，這門課使用的數量分析多，邏輯推理少，以致有的同學感覺學起來很難。

 

3.與當代中國的經濟實踐不完全契合

 

在目前的中國經濟實踐中，市場機制起作用的程度和范圍都要受到限制，一些西方經濟理論在我國并不完全適用。由于宏觀經濟學產生于大蕭條之后的 1936年，是從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背景和經濟實踐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所以某些理論前提和經濟現象并不符合中國當前的經濟實際。因此，這門課所講的一些內容離中國的現實就比較遠。例如，20世紀30年代的壟斷與私有化并存的經濟制度、發達的市場體系、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能解釋經濟學中的菲利普斯曲線，能解釋補償性的經濟政策;但是有些內容與中國經濟運行的背景非常不一致，如GDP的核算方式和內容、銀行利率的決定方式、財政收支制度等。尤其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實踐方面，更是以西方國家——美國為例來進行研究的，與我國的經濟政策實踐“水土不服”，這樣就容易使學生在這些問題的理解方面出現迷茫和混淆。

 

4.教學方法相對單一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他們的學習情況制約著課程講授的開展和深入，影響著教學目標的達成。以教師授課為主、學生被動聽課的教學方法已不適應時代的要求。有的教師在平時的教學工作中有時備課不夠深入、細致，對學生的實際需求缺乏深入了解，這種情況下進行教學，學生在課堂上主動學習的主體作用體現不很明顯，只是被動聽講。往往會出現老師講得熱火朝天，學生昏昏欲睡的現象。另外多媒體教學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課件制作簡單，講課內容理論性太強，沒有相應的案例支撐，也使教學效果大打折扣。在具體的教學中，教育教學方法及課堂教學模式比較單一，教師按教學大綱照本宣科，講課缺乏激情，講課方法缺乏多樣性，缺乏創新意識等，都使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難以調動。這樣的教學方法、教學效果是很難滿足當前社會對創新型應用人才的需求的。

 

三、對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設計的幾點思考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宏觀經濟學作為經濟學專業的基礎課程和專業核心課程，在各高等院校經管類專業課程中的地位不斷上升，這就需要我們有針對性地做好教學設計，講好宏觀經濟學這門課。

 

1.對教材內容進行適當取舍

 

在充分研究中外教科書內容的基礎上，對教材的內容進行合理取舍。由于經濟理論的互通性，宏觀經濟學的有些內容與其他相關課程有很多重復的地方，可以在這門課中少講或不講，基本原則是要保持這門課內容和體系的完整性。例如，財政學和貨幣銀行學的內容也有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國際經濟學和國際金融中含有開放經濟下的短期經濟模型知識。因此，可以只講解這些內容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經濟模型的推導和使用，然后說明這些內容與宏觀經濟學其他部分的關系即可。關于博弈論，關于新古典宏觀經學和新凱恩斯的AD-AS模型也可以不講，因為這些內容在中級宏觀經濟學里會詳細講解。與此相適應，我們講課時就需要為“宏觀經濟學”課程理出一條主線，使本書各部分內容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比如IS-LM模型就是短期國民收入決定內容的主線，由這個模型，可以分析均衡產出、政策效果、政策實踐等問題。注意闡明各部分內容之間的內在聯系和邏輯關系，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講授體系和風格。

 

2.抓住教學難點，各個突破

 

對于學習中的理論模型難點，推進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改革，需要采用靈活的教學方法因材施教，重點突破。課堂授課全部采用多媒體講解，并及時更新課件內容，把與社會經濟熱點相關的課外材料在課堂上為同學展示、講解，拓寬學生學習視野。課堂中運用中西方經濟學問題的經典案例，啟發學生思考，一層一層剖析，最后綜合成幾點，回歸到某章某節的某幾個知識點上，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熱情，讓學生將所學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相結合。對于課程中西方經濟學存在爭議的主要部分，講清楚不同經濟學流派對此持有的不同觀點，通常與他們所處的歷史背景和假設前提有關。比如消費理論要以凱恩斯的主流經濟理論——絕對收入消費理論為主，其他經濟流派的理論——相對收入理論、生命周期理論、永久性收入理論等為補充;再比如AD-AS模型中，對于AD曲線的形狀，西方經濟學家們已經達成共識，但是對于AS曲線，卻由于不同流派對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調整的速度的快慢認識不一樣，而出現三種不同形狀的曲線。通過這樣的分析和討論，培養學生在學習中敢于創新、敢于質疑的科學態度。

 

3.密切聯系我國的發展實際，與時俱進

 

“宏觀經濟學”課程內容要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需求和人才培養需要，體現現代教育思想，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宏觀經濟學雖屬理論經濟學的范疇，卻具有很強的實踐性，這就要求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中要重視和加強實踐教學環節。把西方經濟理論的發展演變歷史和我們改革開放中的熱點問題聯系起來，提高學生學習本課程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并通過網絡與學生進行互動式學習與交流。根據宏觀經濟學實踐環節的特點，在實踐課堂講授的過程中，不僅注重基本理論的基礎作用，而且特別強調方法論學習和宏觀經濟學案例教學，增強學生對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的理解與掌握，從而使學生在社會實踐訓練中，能找到相應的理論來解決實際問題。首先，要客觀看待某些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宏觀經濟學所研究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化大生產中出現的資源配置問題和國民收入決定問題，比如 IS-LM 模型所說的當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增加時，利息率下降可以刺激投資的機制，以及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政策最猛烈最不常用，等等，這些與中國的實踐不相符。對于這些問題，教師要擺事實，講道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培養學生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次，要與時俱進，課程講授中緊密聯系中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找出西方經濟學在中國本土經濟的可資借鑒之處。例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徹底粉碎了自由的市場機制總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神話，可以聯系中國實際來講授如何正確處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通過菲利普斯曲線來講授我國的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的原因和政策解讀等。使學生認識到這門課的內容與實踐聯系緊密，要分析的問題就在我們身邊，自然會激發起學生學好這門課和掌握這門知識的積極性。

 

4.靈活運用各種教學方法和手段

 

在具體的教學工作中，遵循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的教育理念，針對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的不同特點，合理進行教學設計，推進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改革，恰當運用現代教育技術，有效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從教育教法的講授、案例的整理，再到師資的配備和組合等，一切都要以學生為中心，給予他們應有的鼓勵與幫助。在教學中采用多媒體教學為主、以板書補充配合的方法，必須親自制作課件，把自己的思想和思路融于其中，按照自己對課程的理解，形成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廣泛采用啟發式、討論式、案例研究式等先進的教學方法，發揚學生的自主學習精神，對學生循循善誘，讓學生體會一步一步深入學習內容的過程，力爭使課堂教學達到最好的效果。建立宏觀經濟學精品課程網站，積極引導教師和學生利用網絡資源來充實教學內容，提高教學質量，改善教學效果。積極組織學生發現問題和思考問題，每學期都要組織學生討論若干次，并要求學生提交論文，優秀稿件與教師共同修改后可推薦公開發表。

補償性的財政政策范文6

經過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宏觀調控，中國宏觀經濟朝著預定的方向進行了調整，從2007年全面過熱的狀態回落到合意的區間，與中國宏觀經濟常規性經濟增長狀態靠攏。但是必須看到進入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和國內經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量，正在和即將對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第一，目前所出現的合意的宏觀經濟形勢并不穩定，宏觀經濟存在進一步深度下滑的風險，保持目前合意的經濟增長速度和一定的結構調整速度應當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

在以美國“次貸危機”為標志的世界經濟周期性調整和國內貿易政策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外需在短期存在調整過度的嫌疑，在中期存在持續下滑的壓力。中國出口增長速度從2007年10月開始出現明顯下滑，雖然2008年3月有所恢復，但6月又回落到17%，1～7月出口名義增長22.6%，如果剔出價格指數和美元貶值因素，實際增長速度不到12%，為本周期的最低點。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出口的回落并不會就此結束，中國宏觀經濟將在中期面臨外部環境惡化的挑戰：①由“新技術擴散效應衰退”、“全球化紅利遞減”、“全球流動性過剩”以及“全球不平衡逆轉”等內在因素決定的世界經濟周期性調整決定了中國出口需求將在中期持續下滑；②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中國貿易政策調整的滯后效應將持續提升中國出口供給的成本，壓縮中國出口的利潤空間；③中國新競爭力構建的滯后性決定了中國在中期可能出現“國際競爭力真空”的危機，使出口在進口持續大幅度增長的同時出現持續回落。

在外需回落、利潤下滑、房地產市場反向調整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固定投資在短期大幅度下滑已成定局，在中期存在加速下滑的可能。1～6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達到26.4%，處于近8年來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考慮到10%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1～6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速度不到17%，是近8年的歷史最低水平。最為重要的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下滑還將持續，其核心原因在于：①利潤率的下滑決定了固定投資的進一步下滑。剔出新會計準則、投資性收益、短期災害以及假利潤等多種因素，2008年工業利潤增率較2007年出現接近20個百分點的下滑，同時，企業虧損額增長了50個百分點。這種利潤的下滑和虧損的上升會隨著“新技術擴散效應衰退”和“全球化紅利遞減”等中期因素的作用而持續。②在“出口投資聯動機制”的作用下，出口增速的當期大幅度回落和未來的下滑將導致投資的進一步回落。③固定投資價格、原材料價格以及動力價格的進一步提升，將提高固定資產投資的成本，從而制約了實際投資的增長。④“煤、電、油、運”等瓶頸產業的重新出現將給固定資產增長設置供給約束。⑤信貸收縮在結構上的同步性將對優質企業和劣質企業的投資產生同樣的約束。⑥房地產投資的反向調整可能是影響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核心因素和中國宏觀經濟下滑的焦點。⑦雪災和震災通過“需求創造效應”相當程度上抵消了中國固定投資下滑的趨勢，但這種效應所具有的短期性和加速衰減性等特點決定了2009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可能面臨加速下滑的危險。

持續的結構性CPI高漲、實際收入水平增長的乏力以及消費變動內在的規律，決定了我國難以在短期再次出現消費結構升級與總量加速，在中期存在回落的風險。1～5月中國消費名義增長速度達到21.1%，實際增速達到13%，較2007年出現加速的趨勢。但是這種趨勢是難以持續的，雖然國家出臺了很多消費啟動的政策。這是因為：①通貨膨脹及其預期對消費者行為的沖擊決定了2008年上半年消費上升只是一個短期現象，進一步的通貨膨脹沖擊將使消費者行為發生逆轉。例如，石油價格的上漲將打擊汽車消費的增長，房地產的疲軟和居住類價格的上漲將壓低居住類消費支出。② 2008年居民實際收入增長幅度的下滑以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進一步惡化都不足以支撐中國消費的加速和升級。③在1998-2002年中國消費加速和消費升級剛完成的前提下，中國消費難以期待在短期內發生下一個消費革命；④經濟下行區間將進一步引領消費回落。經濟史還沒有出現過經濟下滑時期實際消費出現加速的先例。

從上述3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國民經濟系統中已經生成了向下的沖力，即便不采取更多的緊縮的調控政策，這些沖力本身就會使今年的經濟增長回落2個百分點左右，如果依然延續“雙防”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國實體經濟必然在外需和投資實際增長速度下滑的引領下出現過度調整的危險，很有可能使明年的經濟增長低于9%。必須看到，由于中國所處經濟增長的歷史方位，GDP年增長率低于9%，就會使整個社會整合處于緊張狀態，城鎮化速度就會有所降低，就業問題就會更加突出。經驗數字表明，如果GDP年增長率低于8%,我國就會進入類似發達國家不景氣的狀態。假如我們不能見事早，預防有力，不排除在今后兩年中國宏觀經濟出現較大的起落。因此，保持我國國民經濟當前的增長勢頭應成為當前宏觀調控的中心任務。

第二，正確處理好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控制通貨膨脹的關系，將物價上漲保持在合理的、社會可承受的區間。中國價格上漲的結構性、補償性、成本推動性以及國際性等特點決定了中國價格上漲不僅具有必然性，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央提出的控制物價過快上漲，是正確的。但有些人簡單地把消除價格上漲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這是片面的。這樣不僅無法完成宏觀調控的任務，而且會損壞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妨礙改革的深化。將價格上漲幅度保持在目前可承受的范圍應當成為目前宏觀經濟政策的另一個可行的落腳點。

本次物價上漲在本質上是初級產品與制成品相對價格的調整，這不僅是要素價格改革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核心前提。因此，結構性價格上漲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必要性，我國將在相當一段時期要面對這種結構性價格上升。因此，將完全消除價格上漲做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短期目標，一方面不具有可行性，另一方面還會妨礙中國結構調整以及要素價格改革的戰略進程。

中國結構性價格上漲所具有的國際輸入型特征超越傳統的“供給推動”和“需求拉動”分析框架，我們需要從世界經濟循環和周期變化的角度來審視中國結構性物價上漲的本質。中國價格上漲的結構性特征不僅決定于中國的全球化、工業化以及結構調整等因素，也決定于全球分工體系的調整、世界不平衡、美元貶值以及金融全球等因素。簡單通過國內宏觀經濟政策來控制價格的上漲不僅難以起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反而會使中國過多承受國際通貨膨脹的治理成本，導致中國實體經濟出現過度的波動和下滑。中國價格治理必須要有國際視野，在加大國際協調、進行必要的國家商品價格形成機制干預的基礎上，展開國內結構性價格上漲的治理。

目前價格上漲的范圍和幅度依然處于中國宏觀經濟和居民可承受的區間，國家可以通過各種價格補貼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在控制價格漲幅、維持宏觀經濟增長的穩定之間、深化改革與結構調整之間尋找到平衡點。

當前形勢下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選擇 如何才能保持目前的國民經濟增長勢頭、保持價格上漲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區間呢？

第一，準確把握宏觀調控的重點、節奏和力度，以防止中國宏觀經濟出現深度下滑。

從前面分析可以看到，中國宏觀經濟出現進一步下滑的核心原因在于外貿與投資實際增長速度有進一步下滑的趨勢。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全面的大調整，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簡單地放松這些政策不僅難以“有的放矢”的治理中國宏觀經濟問題，反而會加劇目前宏觀經濟所面臨的各種風險。例如，放松貨幣政策可能有利于部分企業改善流動性問題，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些企業利潤空間大幅度下滑以及外需總量收縮的問題，反而會推進中國流動性的進一步過剩和通貨膨脹治理的環境進一步惡化。又例如，政府通過投融資政策的調整對房地產以及資本市場進行干預，使這些市場大幅度反彈，可能使這些行業出現短暫的繁榮，進而拉動相關投資的增長，但這些政策在熱錢已經大規模進入中國的前提下，反而可能引發投機資本在抄底獲利后快速解套，資本反而出現大幅度外逃，對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再例如，政府可以通過大幅度提升工資改變初次分配的結構，進而為消費提升提供收入支持，但這種政策調整在通貨膨脹預期存在的環境中往往成為啟動“物價――工資螺旋上漲”通脹形成機制的導火索，并最終導致實際工資增長速度下降，消費疲軟的局面。

因此，中國在面對目前宏觀經濟下滑的局面，不僅要面對“結構”與“總量”的沖突，還必須面對“短期”與“中期”的沖突，同時還必須重視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針對性以及中國宏觀經濟動態調整的平衡規律。正是出于這些方面的權衡，本文認為，宏觀經濟政策目前調整的主要對象應當是阻止外需和投資的過度下滑；遵循的原則應當是“政策小幅調整反向啟動各種聯動機制，治理中期加速回落”；短期目標應當是“實體經濟層面實現反向微調，金融資本層面保持高度穩定”；中期目標依然是“在堅持總量平穩的前提下，推進結構性調整”。因此，具體措施包括：

及時采取有力措施，保證外貿的增長速度。要防止發展模式轉型過程中急于求成的冒進心態，充分認識到模式轉變的戰略性目標與宏觀經濟穩定的戰術目標之間的權衡的重要性，把握外需引導的階段性意義，避免外需大幅度回落過程中經濟出現“硬著陸”的可能。在保證外需一定增長速度的前提下，適度調整出口和進口的結構。因此，需要重新審視自2007年以來的各種貿易調整政策的力度，適當回調部分產業出口退稅率或進口關稅，同時應當控制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防止加速升值對貿易帶來的“閾值效應”沖擊。外需增長速度下落的停止可以通過各種聯動機制阻止內需的下滑。

注意把握從緊貨幣政策的力度。中國貨幣增長以及信貸增長在總量上依然處于一個較為適度、可控的范圍，治理結構性價格上漲問題依然需要總量從緊的貨幣政策配合，貨幣政策需要調整的不是總量，而是信貸投放的結構。應當適度調整信貸投放的區域結構、行業結構以及企業結構，保證優質企業正常的生產投資以及發達區域的資金運轉。可以考慮重新啟動中期債券等融資工具。目前結構性價格上漲依然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國際性和多元性，同時也處于國民經濟可承受的區間。因此，不要希望緊縮性的貨幣政策能夠對這種價格上漲帶來直接性的效果，也不要一國單獨承擔全球結構性價格調整帶來的成本，貨幣政策的緊縮只能定位在預期引導的作用上，不宜進一步采取深度緊縮政策。

在國際游資大舉進入中國市場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工具應繼續堅持以數量型格局調整為主的策略，價格型工具的啟用應當根據國際利率的變動以及世界匯率結構性調整的狀況進行相機決策。貨幣政策應當為一個穩定的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而創造條件，避免因為貨幣政策的調整而導致資本和金融市場價格的波動。與此同時，政府也不宜出臺引起股市和房市波動的政策，在防止房市大幅度下跌的前提下，應當以穩定房地產價格和資本價格為首要目標，以避免助長投機資本的投機行為，使之“低點進入，高點出逃”，引發資本市場的大動蕩，進而導致宏觀經濟進一步的大動蕩。

堅持匯率改革方向前提下，適度放緩人民幣升值的速率。匯率政策必須權衡“戰略性目標”與“戰術性目標”、“總量性目標”與“結構性目標”、“金融目標”與“實體目標”之間的利弊。中國外需的下滑是由于外部需求、貿易政策調整、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工資成本上漲等多重因素調整的結果，因此，不能因為中國外需的下滑而停止中國匯改的步伐，不能因為游資的問題而采取激進放開的方案。人民幣升值應當在堅持以往“漸進、自主、可控”的原則的基礎上，適度下調升值的幅度。短期大幅度調整人民幣匯率不僅不能改變人民幣升值預期，在大量游資存在國內市場的情況下反而正中投機資本的下懷。

財政政策應當采取中性定位，積極操作的定位，適度改變年初政策取向，適度擴大支出的規模。主要體現在：①全力抓好災后重建工作，積極支持災后重建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各種救濟工作，對特殊行業進行相關的財政補貼，防止災害對宏觀經濟的短期沖擊；②積極進行經濟下行區間財政支出的中期規劃，加強對人力資本的公益性投資，加強對戰略性產業的產業支持，通過這些財政投入，在短期可以彌補由于外需下滑帶來的總量收縮，在中期可以為下一輪經濟增長培育新的支撐點。財政不能因為上行區間超收而過度進行總量擴張；③應當加強各種生產和消費價格補貼，以緩和結構性價格上漲帶來的民生問題，但民生財政應當注意福利支出帶來的剛性問題，防止由于上行區間過度支出引發的下行區間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

第二、為維持價格上漲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區間，調整部分價格治理的措施。

正確認識食品價格沖擊在中國歷次通脹時期的作用，高度重視食品價格在“緊平衡”條件下的“超調”特性，在加強國際糧食價格協調的基礎上，采取糧食出口的短期管制，強化糧食生產的投入，進一步加強糧食自給戰略的地位。

中國資源和原材料的價格上漲具有十分深厚的內在結構變動基礎，不能簡單采取價格管制模式進行治理，而宜采取價格釋放和價格疏導相結合的方法。價格管制雖然在短期內可以防止國際通貨膨脹的傳遞，但在中期，國內外價格的高額差異必然通過提高本國通貨膨脹的預期而傳遞通貨膨脹。因此，能源價格體制改革不僅是中國結構轉型在中期的必然選擇，也是穩定通貨膨脹預期的中期選擇。有步驟地部分放開能源價格不僅不會對中國結構性價格上漲帶來全局性的影響，反而會有效解除瓶頸產業的約束，消除瓶頸產業存在所帶來的價格形成機制扭曲的問題。

本幣升值雖然與本國的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但是，由于匯率傳遞效率的低下，采取人民幣加速升值難以起到控制中國通貨膨脹的作用，反而會引起外需的加速下滑以及國際游資的進一步進入。因此，近期不宜進行人民幣加速升值。中國名義匯率的調整取決于國際利率和匯率結構調整，通貨膨脹因素不宜成為匯率政策的目標函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