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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期的情書范文1

關鍵詞：國際申請日 優先權日 優先權恢復 援引加入

中圖分類號：G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4）04（c）-0211-02

1 專利合作條約/專利法對國際申請日、優先權日的規定

1.1 國際申請日的規定

專利合作條約第11條規定，受理局應以收到國際申請之日作為國際申請日，但以該局在收到申請時認定該申請符合要求為限。該條約指出，受理局在收到國際申請時如果認定該申請不符合具體要求可要求申請人提供必要的改正，該局應以收到必要的改正之日作為國際申請日。國際申請符合要求并以被給與國際申請日的，在每個指定國內自國際申請日起具有正規的國家申請的效力。國際申請日應認為是在每個指定國的實際申請日。

我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102條規定，按照專利合作條約已確定國際申請日并指定中國的國際申請，視為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提出的專利申請，該國際申請日視為專利法第二十八條所稱的申請日。

1.2 優先權日的規定

國際申請可以要求一項或者幾項主題相同的在先申請的優先權。這里的在先申請應當是在《巴黎公約》締約國提出的正規申請。在后申請應當在要求其優先權日起12個月內提出。我國專利審查指南規定，在后申請應自在先申請的申請日起12個月內提出；不符合要求的，審查員應當針對該項優先權作出視為未要求結論，并發出視為未要求通知書。

PCT申請進入中國國家階段的初步審查中，有時會遇到國際申請日在優先權日起12個月之后的情形，一般存在如下三種情形。

2 國際申請日在優先權日起12個月之后的三種情形

2.1 期限屆滿日為受理局非工作日

2.1.1 案例介紹

（1）案例1。國際申請號PCT/JP2009/000763，國際申請日2009年2月23日，優先權2008年2月22日（日本）2008-041797。

（2）案例2。國際申請號PCT/IL2008/000472，國際申請日2008年4月6日，

優先權2007年4月4日（美國）60/921，730。

2.1.2 案例分析

專利合作條約實施細則第80條規定，如果任何文件或者費用必須送達國家局的任何期限的屆滿日是下述日子之一，則該期限應順延至上述情形均不存在的次日屆滿：該局不為處理公務辦公的日子；在該局所在地不投遞普通郵件的日子；在該局位于多個地方時，是該局至少一個所在地的法定假日；在該局是某成員國委托授予專利權的政府部門時，是該成員國某部分的法定假日。

案例1的優先權日的屆滿日2009年2月22日為周日，為日本局的法定假日，故該期限應順延至2009年2月23日，即此案的優先權在12個月的期限內，該申請進入中國國家階段時可要求該優先權。

案例2的優先權日起12個月的屆滿日2008年4月4日為周五，而該申請的國際申請日為2008年4月6日，表面上已逾期，但通過國際局網站對受理局以色利專利局的休息日（close date）進行查證得知，該申請的公休日為每周五、周六，故該申請的優先權屆滿日應順延至2008年4月6日，即該申請的優先權日在12個月的期限內，該申請進入中國國家階段時可要求該優先權。

3 國際階段的優先權恢復

3.1 案例介紹

國際申請號PCT/US2008/082639，國際申請日2008年11月6日，優先權2007年9月14日美國）60/972，436。

3.2 案例分析

2007年4月1日生效的專利合作條約實施細則新增了優先權恢復的規定，如果國際申請的國際申請日在優先權期限屆滿日之后，但是在自該優先權期限屆滿日起2個月期限內，應申請人要求，如果受理局認為符合該局所適用的標準，即因未能在優先權期限內提交國際申請是因為一些受理局認可的理由時，受理局應恢復優先權。

上述規定與我國專利法第29條的規定有沖突，因此我國專利局第一二五號公告指出，申請人在進入中國國家階段時，應在進入聲明中明確指明在國際階段中恢復的優先權，對于該優先權，專利局將不予承認。

對于此種情形的國際申請，首先其國際申請日必須符合優先權國際恢復的規定，即優先權日12個月之后、14個月內；其次，該國際公布文本扉頁上的published一欄中必須有該優先權在國際階段作過恢復的記載。只有這兩個條件均符合，才能認定該PCT申請的優先權國際恢復的事實。因此，依據局一二五號公告，對本案例中的PCT申請進入中國國家階段時的優先權要求不予承認，優先權視為未要求。

4 援引加入

4.1 案例介紹

國際申請號PCT/IB2009/050200，國際申請日2009年1月20日，優先權2008年1月22日（美國）61/022，658。

4.2 案例分析

2007年4月1日生效的專利合作條約實施細則增加了援引加入的規定，如果申請文件遺漏了部分說明書、權利要求或全部或部分附圖，受理局應迅速通知申請人補交遺漏部分使據稱的國際申請變得完整，或將在先申請中的相應部分以援引加入的方式加入遺漏部分。援引加入將保留原國際申請日。援引加入時申請人須在遞交國家申請之日起兩個月或受理局發出改正通知書之日起兩個月這兩個期限內向受理局提交一份書面意見，確認援引加入國際申請的項目或者部分并附具相應文件。

如果沒有滿足關于援引加入的全部條件，將有兩種可能的結果：國際申請將給與較晚的申請日（收到遺漏部分之日）；申請人可以請求對遺漏部分不予考慮。

根據我局第一二五號公告，我國專利局對援引加入的條款予以保留，即不適用專利合作條約實施細則第20條中關于援引加入的條款。這意味著在國際階段利用這一條款的PCT申請進入中國國家階段時，通過援引優先權文件的方式加入的項目或部分而保留原國際申請日的，專利局將不予認可。

對于此種情形的國際申請，首先，其國際申請日必須符合援引加入的規定，即遞交國家申請之日起兩個月或受理局發出改正通知書之日起兩個月；其次，申請人在進入聲明中須指明并請求修改相對于中國的申請日；最后，審查員應以國際局傳送的“確認援引項目或部分決定的通知書”（PCT/RO/114表）中的記載為依據。只有這三個條件均符合才能認定該申請的援引加入的事實，才能重新確定其在中國的申請日。因此，該案例中重新確定2009年7月17日為該申請在中國的申請日。值得注意的是：因重新確定PCT申請在中國的申請日而導致其申請日超出了優先權日起12個月期限，該項優先權要求被視為未要求。

5 結語

申請日對專利申請乃至據此授權的專利權來說具有重要意義。申請日（有優先權的為在先申請日）是評判申請專利的發明創造是否具有法律規定的新穎性和創造性的時間標準。巴黎公約確立的優先權原則，使得申請人在一個締約國第一次提出申請后，可以在一定期限內就同一主題向其他締約國申請保護，其在后申請在某些方面被視為是在第一次申請的申請日（優先權日）提出的。值得注意的是，申請日應在優先權日起12個月內提出。對于超出此期限的優先權，我國專利局對該優先權不予承認。

對于本文介紹的三種特殊情形，不僅要對各情形下的國際申請日相對于最早優先權日的時間范圍十分清楚，而且要對PCT申請的國際公布文本扉頁的重要信息、國際局傳送的重要文件、國際局公布的各受理局假日信息仔細核對，更應深刻理解造成這些情形所依據的專利合作條約相關條款。同時，也應熟悉我國專利局第一百二十五號公告對專利合作條約中優先權國際恢復、援引加入等條款作出保留的規定及其所造成的優先權要求視為未要求的結果。

綜上所述，與我國一般專利申請相比，PCT申請進入中國國家階段優先權日的審查相對復雜，會出現國際申請日超出優先權日起12個月期限的特殊情形。審查員應仔細核對該申請國際公布文本扉頁上的信息及國際局傳送的重要通知，分析造成優先權日逾期的具體原因，判斷是否屬于優先權12個月的期限屆滿日為受理局非工作日或法定假日、國際階段優先權恢復的情形，對于前者則優先權日符合規定，對于后者則優先權視為未要求。如為援引加入的情形，當申請人提出以援引加入的時間來重新確定國際申請日時，也應重視可能由此造成的優先權逾期的結果。

參考文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

過期的情書范文2

【摘 要】容隱權是指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近親屬所享有的對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包庇和拒絕指證權，是現代刑事制度中一項基本的權利，其歷史淵源悠久。我國古代刑事司法的“親親相隱”制度就是對容隱權的具體體現。容隱權在法理上的根本理論依據在于：任何人都不能自證其罪。2012年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對刑訴法第188條的新規定是我國當代刑事立法對容隱權的具體表現，但仍有一些問題存在，如適用的刑事訴訟階段范圍不夠明確、近親屬范圍過于狹窄、缺乏價值比對機制、包庇犯罪嫌疑人限度沒有詳細規定、缺乏對侵害容隱權行為的救濟機制等。

【關鍵詞】容隱權；親親相隱；自證其罪；刑事訴訟

容隱權是指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近親屬所享有的對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包庇和拒絕指證權。容隱權是一項古老的權利，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都有具體規定闡述容隱權的內容。西方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將“容隱權”作為一項基本的刑事制度保存了下來；而我國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忽視了對古代封建法律中有關容隱權的保留。從1979年刑法制定時沿用的“大義滅親”理念，直至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對刑訴法第188條予以新的規定：將刑事訴訟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排除在強制出庭作證的證人以外。這使得“容隱權”又重新引發了我們的關注。

一、我國古代封建司法制度中的容隱權

“親親相隱”原則是我國古代封建司法制度中對容隱權的直接體現。

所謂“親親相隱”原則是指對于有刑事犯罪的當事人，其親屬擁有替其罪行保密和協助其逃脫法律制裁的權利。中外法律都有這一共同事實，用漢語表達叫“親親相為隱”或“親屬相為容隱”（簡稱“容隱”）。這項制度常見于中國封建社會的刑事司法制度中。根據法律所規定的親屬范圍與可以適用該項原則的罪名，犯罪嫌疑人的親屬可以包庇或者拒絕指證其罪行，而不受法律追究。根據上面的闡述，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的罪名和所有的親屬都適用“親親相隱”原則。“謀反”、“忤逆”、“謀大逆”等嚴重威脅統治階級政權的罪行是不適用該原則的；而且關于親屬的范圍劃定，往往是限定在“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或者“同財共居”的狹窄關系之內，非上述關系不能以為是“親”。

“親親相隱”原則主要服務于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對政權的掌控。眾所周知，我國古代的封建社會是等級社會，統治階級對被統治的民眾灌輸的是一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觀念。在這種等級體系之內，君與臣相對應；父與子相對應。這兩種關系是我國古代封建時期的基準關系，任何其他社會關系都構筑在這兩種基準關系之上。其中，君臣關系反應了政治關系；父子關系反應了家庭關系。通過對這兩種關系的延伸，進而得到其他社會關系。在這兩個基準關系之中，君臣關系又以父子關系為參照，或者說父子關系是君臣關系在政治上的投影。這是因為只有維護好“父為子綱”的根本秩序，統治者才能在每一個家族中確立等級觀念，進而從社會中選拔出堅決維護這種等級秩序的人才來鞏固政權，并且把家族中的等級觀念延伸到政治統治中，鍛造出對最高統治者絕對服從的臣民，以達到其對社會的進行有效控制的目的。所以，在刑事司法領域“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應被視為司法對封建等級制度所作出的妥協，而這種妥協雖然使得一部分犯罪行為無法追究，但是卻極大地維護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等級統治理論工具，解決了司法與封建倫常的矛盾點，使中國封建等級社會得以穩定運行。

由于我國現代刑事司法制度移植自前蘇聯，在以往的工作中偏重打擊犯罪，一直以來宣傳的理念是“大義滅親”，而忽視了對人權的保護，故容隱權在中國的傳承發生了中斷，一直到2012年的刑訴修正案中對近親屬作證作出了新規定才得到一定的恢復。西方國家是現代制度的誕生地，法律移植現象甚微，故容隱權在刑事司法制度中得到較好的保留，并作為一項基本權利保障了犯罪嫌疑人和其近親屬證人的合法權益。

二、我國容隱權研究現狀與評價

我國當今對容隱權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觀點：

一是從我國古代“親親相隱”原則中加以提煉當代中國的容隱權制度。這個觀點的主要目的是服務于中國民眾的傳統觀念。中國人普遍認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是人倫常理，違背該常理即違背了最基本道德。法律作為道德底線，應該尊重中國民眾的傳統習慣，保留我國古代“親親相隱”的容隱權制度；

二是應當引進西方容隱權制度以保障人權為核心的本為精神。該學說認為現代“容隱權”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維護傳統社會的等級結構，而在于保護人權。因為逼迫一個人證明其近親屬有罪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強迫其證明自己有罪，是一種違反人類本能的行為。容隱權的本質是杜絕以上現象的發生，從而保障犯罪嫌疑人以及其親屬的基本人權。

研究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須明確其核心價值。對容隱權制度的探究也不能例外。如前所述，容隱權制度所維護的核心法律價值就是保護人權。由于我國特殊的歷史原因，使我國先前的法學研究以服務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為主，忽視了對個人利益的保護。然而，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保護個人利益尤其是人權的呼聲越來越高，而容隱權便是其中一項內容。只有把握準容隱權的核心法律價值，才能在研究大大方向上保持正確方向。

建立容隱權制度應當以保障人權為主，同時兼顧中國傳統社會的人倫常理。該研究觀點認為：容隱權的建立應當參考中國國情，不能全盤西化。當代法治國家的容隱權制度固然應當以保障人權為第一要義，但同時也需要兼顧我國傳統社會的人倫常理。

我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國家。特別是我國的氏族體系之發達乃世界之最。氏族體系不僅反映我國民眾的血親關系，更是民眾維系家族感情的紐帶。這就使我國有必要重新引入容隱權制度，從而使得我國的社會更為穩定。但是必須防止“保障人權”觀念的矯枉過正，容隱權制度也必須為社會公共利益作出讓步。

我國是在最近的一個世紀才步入現代化的發展之路，時間短暫，民間傳統觀念較濃厚。如果一味貫徹西方的以人權為主的理念，將使我國法制發展完全偏向于個人，從而忽視集體和國家利益；而且根據辯證觀來看，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西方的容隱權制度的核心在于保障人權，但是缺點是過度強調個人主義而導致的社會利益觀念的缺失；而中國傳統“親親相隱”制度雖著重于維護封建社會的等級觀念，但是客觀上也起到了穩定社會秩序公共保障的作用，并且也符合絕大多數中國民眾的傳統觀念。所以唯有把現代法制以保護人權為為核心的觀念貫徹容隱權制度之中，并且兼顧社會公共秩序，才能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容隱權制度。

三、容隱權的理論根據和意義

筆者認為，容隱權在法理上的根本理論依據在于任何人都不能自證其罪。以上原則作為現代刑法的基本理念，已經為各國刑法學家所認同。這項原則說明犯罪嫌疑人沒有義務證明自己所犯之罪行，其犯罪行為的舉證責任應當由公訴機關或者被害人（僅針對自訴案件而言）承擔。也就是說在現代的刑事訴訟程序中，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對自己所犯或者可能觸及之罪名有沉默權。

作為犯罪嫌疑人的近親屬而言，由于存在血緣、生活、感情和利益上的親近關系，其在思想感情上與犯罪嫌疑人存在共通共融的部分，也就是說犯罪嫌疑人的近親屬由于親情上難以舍棄的關系，會不得不為犯罪嫌疑人思考并不可避免地把相關罪行和自己日后的生活聯系在一起。強行規定犯罪嫌疑人近親屬的證明義務，不僅要求該親屬逾越感情上的障礙作出對自己親屬不利的證言，還會給其帶來極大的心理沖擊，要求其舍棄自己在日后生活當中的感情需求和利益，為刑事訴訟作出犧牲。這種犧牲在實質與被迫自證其罪所危及的利益是相似的——都會對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近親屬的日后生活產生不利影響。而“任何人都不能自證其罪”的實質在于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法庭上作出對自己不利的證言，因此，要求犯罪嫌疑人近親屬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證言在實質上是危及了其自身的根本利益，是有悖于“不能自證其罪”原則的實質精神的。所以就要求把犯罪嫌疑人近親屬的舉證權等同于犯罪嫌疑人的舉證權，并把其包庇犯罪嫌疑人的行為視為對犯罪的事后不可罰行為在訴訟階段予以剔除——這就是現代刑事司法的容隱權內容。

同時，從法律與人性的關系角度來看，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是眾多人倫情理最基本、最重要的表述。筆者認為，縱然法外有更多的人情限制，但是法律必須涵蓋最基本之社會人倫情理。保護自己的近親屬是人最本質最本能的反應，法律規定不應與該人情規則相抵觸，否則就難以有效地執行。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法庭要求被告人近親屬作出對其親人不利的指證，是對最基本人性的違背。不僅難以取得預想的效果，更使得相關當事人之間關系決裂。這將造成近親屬證人的心理負擔和違背道德后的愧疚感，更使得被告人對庭審和所判處的刑法造成抵觸情緒，不利于訴訟程序的進行和將來改造的執行。因此，為了將基本人倫情理納入到法律的規定之中來，對容隱權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確并落誠為必須之舉。

最后，從法與社會的角度來看，法律應當構建出社會運行的最低底線以保障社會的和諧健康運行。構筑人類社會的基本因素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一個缺乏信任的社會將使人缺乏安全感并使之充滿了不不講信用的行為，從而導致在正常的交流中相互猜忌并妨礙交易的進行。而信任說到底是一種主觀因素，其基于人類在日常生活中反復接觸所產生的情感。所以為近親屬之間的信任往往是最牢固同時也是最可靠的。人只有構建了對近親屬的信任感才可以進一步構建對社會中其他人的信任。如果法律規定肆意地無視信任對社會的重要性而破壞家庭親人之間最基本的信任感，將使得家庭信任這一最基本最質樸的社會信任感缺失，從而影響社會的正常健康運行。故從法律對社會健康運行的保障作用來看，對容隱權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確并落實實乃必要之舉。

四、當代中國容隱權法律保障的現狀與完善

2012年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對刑訴法第188條的新規定：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該條文是目前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當中唯一提及容隱權相關規定的條款。這一條款無疑更多體現了法律的人性化以及法律的人文關懷，但筆者認為該規定還有以下五點不足：

第一，該規定適用的刑事訴訟階段范圍不夠明確。我國的刑事訴訟分為：偵查、、審判三個階段。雖然該條文提及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在法院可以強制到庭的證人之列，但是并沒有規定其除了到庭參加以作證為形式的審判階段以外其他階段的內容。如作為犯罪嫌疑人的近親屬，是否應當配合偵查機關的調查。根據我國現在《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的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也就是偵查機關可以根據該條要求作為犯罪嫌疑人的近親屬在偵查階段就配合其做調查取證工作。其次，由于我國實行檢察一體制度，公訴機關對偵查機關有指揮權，為了完成提起公訴行為的目的，公訴機關必然會會要求偵查機關在偵查階段就獲取犯罪嫌疑人近親屬提供的相關證據，并在刑事訴訟庭審過程中呈送法庭，從而在實質上構成被告人近親屬對被告人的指證，損害其容隱權。

第二，《刑事訴訟法》第188條所規定的近親屬范圍過于狹窄。在實際生活當中，除配偶、父母、子女以外，根據中國家族結構的實際情況，和被告人關系親近的親屬經常包括其同胞兄弟姐妹、祖父母或者孫子女。這三類人作為被告人的近親屬，有長期生活上的經歷可能和親近的血緣關系，在感情和利益上的維系不亞于其配偶、父母、子女。根據本文第二部分的論述，他們如果做出對被告人不利的指證，同樣違背保護容隱權的需要。

第三，該項規定缺乏價值比對機制。容隱權通過在微觀上保護家庭成員之間的信賴關系，從而達到在宏觀上對社會信任狀態的維護。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容隱權所保護的是絕大部分家庭成員之間的信賴關系，而非全部家庭成員之間的信賴關系。某些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國家安全的犯罪將會給社會或國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對于這兩類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近親屬就不能對其予以容隱權范圍內的指證義務豁免。因為相較于社會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這兩個巨大的法益而言，極個別家庭成員之間的信賴關系顯得微乎其微；而且極個別家庭成員之間的信賴關系的滅失也不足以影響整個社會的信賴關系。故兩者之間的價值相較，就應當選擇更大法益者。

第四，在包庇犯罪嫌疑人的限度上，相關的刑事立法沒有作出對應的規定。從第一部分的闡述可知，我國古代封建社會將包庇犯罪嫌疑人也包括在“親親相隱”的權利之中。但是我認為在現代的容隱權制度當中，應當容忍犯罪嫌疑人近親屬對其有限度之包庇，或者說是最低限度的被動性包庇。這種包庇應當以不干涉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生活習慣為界限。比如，丈夫犯罪后回到家中，妻子可以知而不舉，但是不能協助其畏罪潛逃或另物他所窩藏兇嫌。如果妻子突破了上述知而不舉的界限，公訴機關對其則應當問罪。

第五，缺乏對侵害容隱權行為的救濟機制。對于侵害容隱權行為必須設立相關的救濟機制才能切實地杜絕這類行為的發生。對此，我認為，首先要明確：突破了法律規定的容隱權界限所得到的對被告人不利的證據應當在審判過程中予以排除；其次對違反法律規定侵害當事人容隱權的個人或者機關予以追責和懲戒。對于威脅、誘騙等情節較輕的行為，應當予以行政處分；而暴力脅迫或刑訊逼供等情節嚴重的則要堅決予以刑事處罰，絕不姑息。

綜上所述，對于我國容隱權在刑事司法領域的完善，首先應當明確容隱權可以存在的刑事訴訟階段。筆者認為：偵查、、審判三個階段都應當貫徹容隱權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在整個刑事訴訟程序中杜絕被告人近親屬容隱權被侵犯現象的發生；其次，應當對容隱權所適用的近親屬對象在現有基礎上予以擴展，將范圍擴張至同胞兄弟和上下兩代直系血親，以更切實地保護被告人近親屬的容隱權；再次，應當明確容隱權所適用的罪名范圍：對于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國家安全等將會給社會和國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之犯罪應當排除容隱權的適用以維護更大的法益；最后，通過容隱權包庇限度的明確和容隱權救濟機制的建立，使得個人行使容隱權和國家保護容隱權都納入法制化的軌道，使得該項權利更具體更有保障。

容隱權是一項淵源悠久的法律權利。這項權利的根本目的在于充分保障“不能自證其罪”原則，同時也折射出法律和人性以及法律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容隱權保護是現代法治國家保護人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完善有關容隱權有關方面的法律規范，才能使這項權利具有實質化的意義，從而推動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長足的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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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期的情書范文3

關鍵詞三黃漱口液牙齦指數菌斑指數

中圖分類號：R781.05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6-1533(2007)02-0084-03

青春期齦炎是發生于青春期的慢性非特異性炎癥，男女均可患病，但女性稍多。均發生于有局部刺激物的部位。由于內分泌的改變，牙齦組織對微量局部刺激物產生明顯炎癥反應。在青春期雖經治療，仍易復發。筆者在臨床上除加強衛生宣教外，還應用三黃漱口液治療青春期齦炎，取得了較好療效。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

選擇在本院口腔科就診的青春期齦炎患者44例，男性24例，女性20例，隨機分為兩組，試驗組22例，對照組22例。所有患者符合以下要求：年齡 12～22歲；含28顆及以上自然牙； 牙齦指數>1.2 ；菌斑指數>1.5。排除標準：有吸煙史；有糖尿病及系統性疾病；妊娠期；有遺傳性疾病史。

1.2漱口液的制備

選用中藥材黃芩、黃連、黃柏適量，用水浸泡約30 min, 用沸水煎1.5 h, 過濾,濃縮至所需濃度約0.13g生藥量/mL, 離心后去除沉淀, 取上清液，稀釋50%備用。

2方法

2.1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均保持良好的口腔衛生習慣,餐后5 min 刷牙(非藥物性牙膏)、漱口。試驗組以三黃漱口液漱口，每次50 mL，qid，每次2 min。對照組以生理鹽水漱口。1月后復查各項指標。

2.2觀察方法

觀察指標如下：(1) 臨床癥狀――牙齦色澤、形態、出血、疼痛、腫脹等。(2)菌斑指數和牙齦指數――兩指數用Silness 和Loe（1964）法進行診斷標準記分［1］。原則上選擇12、16、24、32、36、44共6個牙位為指定觀察牙，每個牙齒檢查4個牙面，即近中頰（唇）面、頰（唇）面、遠中頰（唇）面和舌面。每個牙的記分=4個牙面記分之和/4；每個人的記分=受檢牙記分總和/受檢牙數。44例患者治療前后1月檢測其牙齦指數和菌斑指數，并進行統計學分析。

2.3療效標準

顯效: 初診時出現的癥狀消失或減輕，牙齦指數和菌斑指數下降達1.0。有效：大部分癥狀有所減輕，牙齦指數和菌斑指數下降。無效：癥狀、體癥均無改善。顯效與有效之和作為總有效例數，據此計算總有效率。

2.4統計學方法

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均數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應用Pearson χ2檢驗。檢驗水準P=0.05。

3結果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見表1。結果顯示，總有效率，治療組為 95.45% 。對照組為63.64%,

兩組比較，差異有顯著性意義(P

兩組治療前后牙齦指數和菌斑指數的均值比較見表2。結果顯示，治療1月后，兩組間牙齦指數和菌斑指數的差值比較，差異有顯著性意義(P

4討論

4.1流行情況

國內外調查資料顯示，齦炎在兒童及青少年中較為常見，患病率達70%～0%。齦炎從5歲開始，隨著年齡的增長，其患病率和嚴重性也逐漸增加，到青春期達高峰。美國國家健康局（NHS）調查資料表明，齦炎的患病率12~17歲為62%，18～4歲為57%。 成年人牙齦炎患病率遠較青少年低，一方面是成年人能較好地采取口腔衛生措施，另一方面是由于成年人的齦炎很多已進展成牙周炎，無法單獨記錄，這也是以青少年為調查對象的原因。

4.2病因

青春期齦炎的致病因素包括內源性和外源性因素。外源性因素主要是指堆積在牙齦周圍的牙菌斑、菌斑及微生物產物長期作用于牙齦，引起機體的免疫應答反應，首先導致牙齦的炎癥反應。內源性因素又稱為全身促進因子，青少年時期的內分泌功能紊亂及代謝功能的紊亂，可能增進宿主對細菌及其產物致病的易感性，促進牙齦炎癥的進一步發生、發展，是一重要的全身促進因素［2］。性激素與牙周組織關系密切，有許多證據表明，牙齦是性激素的靶組織。而中醫則認為腎主骨，齒為骨之余，由腎氣充養，牙齦則與胃腸功能密切相關。青少年時期腎氣未充，牙齒發育不及成人，容易受到各種致病因子的損傷，同時有較多飲食不節，易造成胃失和降，腸失傳導，脾胃積熱，循經上傳，侵犯齒齦，導致牙齦腫痛［3］。

4.3三黃漱口液的抑菌作用

菌斑主要由大量細菌及微生物構成。筆者在2001年對牙周靈膜劑(主要成分為黃芩、黃連、黃柏)做了抑菌試驗，所采用的14個菌株，3株為國際參考菌株（ATCC或NCTC），11株為上海醫科大學微生物教研組臨床分離和鑒定菌組。結果顯示其具有較廣泛的抗菌譜，其中一些對牙周炎的發生與發展產生主要作用的如產黑色素類桿菌、中間類桿菌、牙齦類桿菌、不解糖類桿菌等具有較強的抑制作用［4］。從而可以證實三黃漱口液對抑制細菌生長、防止菌斑形成確實有效。

4.4三黃漱口液的中醫藥理作用

三黃漱口液是采用經驗方，由黃芩、黃連、黃柏制成的中藥制劑。根據《中國本草》記載，這三藥都是苦寒之藥，均有清熱燥濕、瀉火解毒的作用。黃連瀉心火為君，兼瀉中焦之火。黃芩善清肺熱，瀉上焦之火為臣。黃柏瀉下焦之火為佐［5］。具有代表性意義的黃連解毒湯就以這三味藥為主要成分治療熱毒熾盛的感染性疾患，如膿庖瘡、牙齦膿瘡等，水煎內服和外洗，均能獲愈［6］。三藥合用能清三焦實熱，具有清潔口腔、清熱解毒、抗菌消炎、鎮痛、止血之功效。故對治療青春期齦炎有其獨特的療效。對牙齦炎的紅、腫、熱、痛及口臭更具有針對性。

5結語

過期的情書范文4

關鍵詞：明清時期 中國南方 稻田 多熟種植

本文[1] 所說的南方，指的是北緯33度以南，長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這一廣大地區，在行政區劃上包括今日的江蘇、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福建、臺灣、廣東、廣西、海南、上海、重慶等14個省市[2] 。這是中國的老稻區，也是中國最主要的稻區，在明代以前，這一地區主要是一年一熟制，從明代開始，這一地區開始普遍提高復種指數，從而形成了一年二熟和一年三熟的耕作制度，土地利用率和單位面積產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從而為中國在人多地少的歷史條件下找到了一條解決耕地不足的新路子。

一、明清時期中國南方稻田多熟種植的技術發展

中國南方稻田的多熟種植早在漢代已見記載，漢代，廣東已出現雙季連作稻一年二熟制，東漢·楊孚《異物志》中就有“稻交趾冬又熟，農者一歲再種”的記載。交趾，古代泛指五嶺以南地區，轄境相當于今日廣東、廣西大部，越南的中部和北部，可見氣候炎熱，雨量充沛的兩廣地區是我國雙季稻的發祥地。但由于社會經濟原因，當時并沒有對這一地區的氣候資源廣泛開發利用，因此雙季稻的種植面積不廣。

唐代在云南又出現了水旱輪作的稻麥二熟技術，唐代的樊綽在《蠻書》中說：“曲靖已南，滇池已西，土俗唯業水田，……水田每年一熟，從八月獲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種大麥，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麥后還種粳稻。”但當時也只局限于曲靖和滇池地區，整個南方還是種植一年一熟制。

進入明代以后，隨著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多熟種植又在閩浙地區發展起來，并創造了間作、混作等的新復種技術。間作，就是在早稻的行間再插種晚稻，讓晚稻和早稻在大田內有一段共生的時間，以延長晚稻的生長期，這一技術最早見于明代長谷真逸《農田余話》（十四世紀）的記載：“閩廣之地稻收再熟，人以為獲而栽種，非也。予常識永嘉一儒者，池仲彬，任黃州黃陂縣主簿，詢之，言其鄉以清明前下種，芒種蒔苗，一壟之間，稀行密蒔，先種其早者，旬日后，復蒔晚苗于行間，俟三秋成熟，刈去早禾，乃鋤理培壅其晚者，盛茂秀實，然后收其再熟也。”據清·嘉慶《太平縣志》記載，浙江在宋時已有間作稻，名為二稻，或名為傳稻，詳情待考。所謂混作，就是將早稻和晚稻按一定比例同時播種，共同生長，等早稻成熟，將早晚稻一起收割，收割后晚稻重發再長，等其成熟，再進行第二次收割，這一技術，最初見于明·嘉靖三十年《興寧縣志》卷三：“早枯（音占）稻（白米谷）一石，必先以襯子（赤米谷）二斗染以黑煤，交和于早枯稻中，必使黑白調勻，襯子率五分之一，刈之時留其根二三雨，襯子在其中，生意久郁，以發矣，旋刈旋生，一夜驟長二三寸。”這是利用早晚稻的共生，以延長晚稻生長期的措施，達到種雙季稻的目的。

在二熟制發展的基礎上，在常年氣溫較高的地方，到清代又了展了三熟制，其多熟種植的方法是，或是連續種三季稻，或是種二季稻加一季旱作，或是種一季水稻加二季旱作。

二季稻加一季旱作的種植方式，最早見于清康熙時屈大均的《廣東新語·食語》：“下番禺諸鄉，其俗微重樸勤，能盡地力，早禾田二獲之余，則蒔菜為油，種三藍以染紺，或樹黃姜、麥牟、或蔓菁、番藷。”

一季稻加二季旱作的種植方式，最早見于光緒《臨汀匯考》卷四：“（福建臨汀）農民獲稻后，率多種豆，至十月可獲，且有收豆而又收麥者，不止一再獲矣。”

三季稻的種植方式，最早見于乾隆三十九年《番禺縣志》卷十七：“南方地氣暑熱，一歲田三熟，冬種春熟，春種夏熟，秋種冬熟，故廣州有三熟之禾，……蓋五谷天下所同，惟再熟，三熟則粵東獨檀耳。”

由于上述種種類型的種植方式的出現，為不同氣候條件、不同經濟條件的地區提高復種指數提供了技術保證，因而導致了明清時期多熟種植的發展。

二、明清時期中國南方稻田多熟種植的地理分布

明清時期中國南方稻田的多熟種植有著明顯的地理特征，即不同的多熟種植同該地域的緯度和海拔有著密切關系，地處北緯28－33度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因地處北亞熱帶，無霜期只210－250天，歷史上都以種植稻麥二熟制為主，沿江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都有分布，其中江蘇和浙江主要集中在蘇南、浙北的太湖流域地區，從目前查閱到的資料看，除了江蘇和江西各有一條明代的資料記載外，其余全部是清代的資料，這說明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稻麥二熟制極大部分是在清展起來的（見附表一）。

在長江流域以南到北回歸線之間，即北緯28°－23°26′之間的中亞熱帶地區，氣溫較高，無霜期長達250－340天，明清時期的雙季稻，主要分布在這一地區，據統計，明清時期種植雙季稻的州縣，浙江有11個縣，江蘇2個縣，安徽7個縣，江西35個縣，湖南7個縣，湖北8個縣，四川1個縣，福建40個縣，廣東61個縣，廣西18個縣，共190個州縣，其中17個州縣的雙季稻見于明代方志的記載，其余173個州縣都是清代才有雙季稻種植記載的，說明明清時期雙季稻的種植91％的州縣都是清展起來的，其中廣東、福建、江西三省又是南方雙季稻種植最多的地區（見附表二）。

北回歸線以南至海南島是北熱帶和南亞熱帶地帶，這里溫暖無冬，冬季平均氣溫在10°以上。明清時期，在這一帶除種植雙季稻以外，還發展了三熟制，據統計，種植三季稻的有廣東番禺、廣西蒼梧、嶺溪、臺灣及福建和江西的個別地區[3] ，種稻稻麥一年三熟的有廣東嘉應、海豐和福建[4] ，種稻稻菜一年三熟的有廣東番禺[5] ，種稻豆麥一年三熟的有江西臨汀[6] ，但在南方種植三熟制的州縣是少數，但即使是有三熟制種植的州縣，也只是該縣中的部分地區，并非整個縣都種植三熟制，雍正九年《廣東通志》卷五十三說“再熟其常，三熟其偶，蓋春熟即不及春種也。”同治十二年《海豐縣志》物產說“腴田一年三熟，潮田四月種，十月收，僅一熟耳。”《江南催耕課稻編》說，福建的稻稻麥一年三熟“十畝之中，只有三畝可以如此，以工本稍費，故為之者稀。”其之所以種植不多，是因為自然和經濟的原因，上面的例子都反映了這種情況。

轉貼于 三、明清時期南方多熟種植發展的社會經濟原因

社會經濟原因，主要是人口因素。中國人口，在明代以前，據官方的統計，是在5000－6000萬之間，入清以后，人口迅速增長，乾隆六年（1741年）人口突破一億，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人口增加到2億，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增加到3億，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人口增至4億。從中國歷史上看，從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5900萬人，到乾隆六年突破一億，用了1740年，而從1億增到2億，只用了24年，從2億到3億，僅用了25年，從3億到4億只用了45年，由此可見清代人口數量增長之多，發展速度之快，這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

明清時期耕地面積雖然也有增加，但增加的速度遠沒有人口增長的快。明洪武十年（1377年）到清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435年中，人口增加了5.04倍，耕地只增加了1.18倍，人口增長的速度是耕地增長速度的4.27倍，其中從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至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104年中，人口增長2.48倍，耕地增長48％，人口增長速度是耕地增長速度的5.16倍。

人口增長快，耕地增長慢的結果，是人均耕地的迅速下降，明萬歷六年（1578年）人均耕地為11.56畝，到清乾隆三十二（1767年）年，人均耕地降為3.72畝，減少了68％，到清嘉慶十七年（1812年），人均耕地降為2.19畝，又少了1.53畝，即下降了41％，如果從萬歷六年算起，到嘉慶十七年，中國的人均耕地足足減少了9.37畝，亦即減少了81％，由此可以看出，明清之際，中國人均耕地下降之快[7] 。

據當時人估計，維持一個人生活所需的耕地，大約為4畝。清初張履祥說：“百畝之土可養二三十人”[8] ，即每人需3.3－5畝，平均為4.15畝，清代的洪亮吉也說：“一人之身，歲得四畝，便可生計矣。”[9] 如果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清代乾隆、嘉慶時期的人均耕地都在這個標準以下，人多地少演變成全國性的矛盾。當時，除墾荒解決耕地不足之外，千方百計提高土地利用率以解決耕地不足的矛盾便成了當時緩解人多地少矛盾的重要措施之一。

據統計，乾嘉之際，有12個省的人均耕地都在全國的平均水平之下，其中地處南方的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川、廣東、廣西等9省，下降尤為嚴重，這就是明清時期南方水田復種指數提高特別快的社會經濟原因(見附表3)。

四、明清時期南方水田多熟種植的特點

（一）多熟種植以沿主谷式的方向發展為其基本特點

所謂主谷式，即以生產糧食為中心。不論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雙季稻和稻麥輪作制的二熟制，也不論珠江流域的三季稻或二稻加一麥的三熟制都是以生產糧食為中心的，即使是在二熟制和三熟制中種蔬菜，也是以產糧為主的，多熟制中這種作物組合的出現和南方人口激增，耕地不足，糧食缺乏的經濟形勢有密切的關系，多熟種植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復種指數，增產糧食，以解決人口激增對糧食的需要，即是解決吃飯問題。因此，多熟種植走上主谷式的道路是必然的。

（二）種植麥類在多熟種植中具有重要地位

麥是耐寒的作物，在寒冷的冬季可以越冬生長，種植麥類可以利用冬閑地，延長土地的利用時間，而且它又是重要的糧食作物，南方稻田能形成二熟制和三熟制，稻麥輪作成為其作物基本組合形式之一。

（三）重視用養結合是明清時期多熟種植的第三個特點

在多熟種植的條件下，土壤肥力消耗很大，為了保證既能多熟種植，又使土壤肥力不致衰竭，所以明清時期在多熟種植中十分重視用養結合的措施，這表現在作物組合上，重視安排豆類作物參加輪作，包括大豆、綠豆、泥豆、蠶豆、豌豆等，豆類作物能固定空氣中的氮，增加土壤中的氮素，用豆類作物參加輪作，即能獲得一季糧食，又能彌補土壤中養分的損耗，實是一舉二得之舉。同時在耕作措施上又采用了水旱輪作的方法，水旱輪作，既能保證旱作物的種植，又能使土壤中的有機物在土壤含水量不同的情況下，得到充分的分解，增加土壤養分達到培肥土壤的目的。同時也可起減輕病蟲和草害的作用。

五、對明清時期南方稻田多熟種植中二個問題的估算

（一）多熟種植面積的擴展程度

明清時期南方稻田大力發展多熟種植，究竟發展到一個什么樣的程度？

據《清史稿·地理志》記載，南方各省共有824個州縣，其中有多熟種植的州縣，據統計為222個，約占總數的27％。多熟種植最多的省是廣東，該省有94個州縣，有多熟制種植的州縣為61個，約占全省州縣數的65％。不過這個計算是保守的，它是以作者根據方志查到有多熟種植的縣為基礎的，作者沒有查到的縣，歷史上有多熟種植而沒有記載的縣肯定還有。因此，實際上應在27％以上。

在南方種植多熟制的州縣中，由于一縣中農田的海拔、氣候和灌溉條件的不同，也不是全部稻田都種植多熟制的。例如廣東的東莞縣“種于山田一歲兩熟，……種于潮田一熟。”[10] 香山（今中山縣）“有歲單收者，歲兩收者”[11] ，新寧縣“高田一歲兩熟，潮田一歲一熟。”[12] 海豐縣“腴田一年三熟，潮田僅一熟耳。”[13] 又如福建云霄“洋田一年兩熟，埭田一年一熟。”[14] 仙游“有一年一收者，有一年兩收者。”[15] 平和“田宜稻，歲則再熟，惟山田止一熟，以其地性涼也。”[16] 因此，當我們提到某一縣有多熟種植時，不能簡單理解為整個縣的稻田，都是多熟種植，在某些縣只是其中一部分，即使在氣溫比較高的閩粵地區也同樣存在這種情況。

在這個問題中，本來還應估算在多熟制的發展中，擴大了多少復種面積，由于歷史上缺少這方面的記載，只能付之闕如。

表1 明清時期南方各省稻田種多熟制州縣所占比例表

省名|州縣數|種多熟制州縣數|多熟制州縣所占％

廣東|94|61|65

廣西|76|18|23.6

福建|75|40|53

江西|80|40|50

湖北|62|9|14.5

湖南|76|15|19.7

浙江|78|18|23

江蘇|71|8|11

四川|152|4|2

安徽|60|9|15

合計|824|222|27

資料來源：各省州縣數據《清史稿》地理志。各省種多熟制州縣數見本文附表一、二

（二）多熟種植的增產幅度

多熟種植肯定比單季種植增產，這是沒有疑問的。問題是增產了多少？這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多熟種植，情況是不一樣的。要回答這個問題，困難也很大，因為歷史上也沒有留下明確的系統的記載，現只能根據一些零星的材料作些推算。

（1）稻麥二熟制的增產情況

明末清初，浙江桐鄉稻麥二熟制的產量：“田極熟，米每畝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間有之，大約共三石為常耳。”[17] 雍正時陳斌在《量行溝洫之利》一文中也說：“蘇湖之民，善為水田，春收豆麥，秋收禾稻，中年之入，概得三石。”[18] 按麥7斗抵米五斗計算，春花1.5石相當于稻米1石，由此可知嘉湖地區稻麥二熟豐年的產量為4石，常年為3石。

嘉慶時，蘇州地區的稻麥二熟制產量是：“畝常收三石，麥一石二斗，以中歲計之，畝米二石，麥七斗，抵米五斗。”[19] 則產量豐年為3.85石，常年為2.5石。

由此可知，在蘇湖地區，稻麥二熟制常年的產量為稻米3石，豐年為3.85－4石。常年產量比單季稻高0.5石，豐年高0.85－1石，即常年增產25％，豐年增產28％－33％。

（2）雙季稻的增產情況

江西的情況是：

乾隆十五年《會昌縣志》卷16：“翻稻（連作晚稻），所收少于早稻之半。”

乾隆七年《石城縣志》“翻稻，必田之腴者方可種，每畝所收不及秋熟之半。”即比單季稻田增產50％。

在江西撫州，據何剛德在《撫郡農產考略》中記載，清末早稻（西鄉早）畝產3石谷，連作晚稻（抑葉早二淮，袤腳老）的產量高的為3石，一般為2石，低的1石，平均為二石谷，間作晚稻產量為3石谷，單季晚稻（八月白、晚白、金包銀）上地約可收4石谷。據此可知，連作稻的產量為5石谷，間作稻的產量為6石谷，分別比單季晚稻增產1石谷至2石谷，即增產25％－50％。

閩粵地區的情況：

福建的情況是“平地之農為洋田，早晚二收則稻春種夏收，晚稻季夏種仲冬獲，利僅早稻之半。”[20] 即增產50％。

廣東潮汕地區：“上者收十一籮，次八九籮，下者五六籮。”[21] 平均為8籮，當地以2籮為一石，則平均為4石谷。據近人研究，廣東稻田單產為畝產谷3石谷[22] ，則潮汕地區雙季稻比單季稻多收1石多，即增產33％。

過期的情書范文5

【關鍵詞】甲狀腺手術器械；清洗方法；清洗效果

清洗是通過物理和化學方法將器械上的有機物、無機物與病原微生物盡可能地降低到比較安全的水平以下【1、2】。有文獻報道，對接觸血液的滅菌后器械進行抽查殘留血陽性率達35.9%，HBSAg陽性率達2.86%，而徹底清潔的器械滅菌后檢測HBSAg為陰性[3]。我院是甲狀腺專科醫院，日均甲狀腺手術達10臺左右，甲狀腺手術屬無菌手術，手術后器械主要是血液污染，因此規范化的、徹底的清洗十分重要，是降低經血液傳播醫源性感染的重要保證。2012年7月由我院消毒供應中心統一對手術器械進行清洗、消毒。我們采用1%多酶浸泡加手工刷洗+超生機超聲+全自動清洗消毒機聯合清洗法對回收的手術器械進行清洗，顯著提高了清洗效果，為了使運作的清洗方法具有科學性和依據性，特選用甲狀腺手術后器械分組進行隱血試驗對比，來探討最佳的清洗方法。現將兩種不同的清洗方法闡述如下：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 甲狀腺手術后器械300件。選用瑞典潔定公司生產的（88Turbo型）多酶清洗劑，山東新華醫療器械生產的（QX2000型）超聲波清洗機，（EASY-M-320型）全自動清洗消毒機。大同市精細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生產的殘留血污檢測用杰力試紙。

1.2 方法 將從手術室回收的甲狀腺手術器械300件隨機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每組各150件，每組均包含有直鉗50把、彎鉗50把、剪刀30把、巾鉗15把、甲狀腺拉鉤15把，實驗組將收回已初步清潔后的手術器械用U架支撐好使關節充分打開，放入1%多酶清洗液中侵泡5 min，用毛刷將器械各關節面進行刷洗，刷洗后的手術器械連帶U架放入預先設置好的超生機超5 min，取出后送入三層框架的全自動清洗消毒機按標準程序清洗。對照組將收回的手術器械直接送入三層框架的全自動清洗消毒機按標準程序清洗 。

1.3 清洗效果判斷 洗凈雙手，采用專人用專用的杰力試紙法對清洗后的器械逐件進行檢測。用目測法對試紙的顏色變化進行判斷，試紙在數秒內開始變色，表示殘留血污量為強陽性，若在15min內才變色，表示殘留血污量為弱陽性，強陽性、弱陽性均歸為陽性例數，為器械清洗不合格。若試紙永不變色，作為殘留血污實驗陰性例數，表示已徹底清洗干凈，為器械清洗合格。

2 結果

實驗組的清洗合格率達99.33%，對照組為89.33%，實驗組清洗效果明顯優于對照組。

3 結論

通過本組實驗對比，結果在手術器械的清洗上，1%多酶浸泡加手工刷洗+超生機超聲+全自動清洗消毒機清洗，能夠使器械表面光亮、清潔，隱血試驗陽性率只有0.67%，手術器械清洗合格率達99.33%，顯著提高手術器械的清洗質量，使手術器械在滅菌前得到徹底清洗，保證了滅菌成功。

4 討論

4.1 回收的手術器械用U架支撐好，能使器械軸節、關節面充分展開，器械能夠全方位地接觸多酶分子，使頑固的污漬如血漬、蛋白質得到更好松解和去除。選用1%多酶清洗液，器械表面更加清潔、光亮、污染程度降到最低【4】。1%多酶浸泡加上手工刷洗，能使手術器械較難清洗的齒槽、縫隙、關節等得到較徹底的清洗。

4.2 超生波清洗機在醫院清洗中越來越受重視，它利用超生波在水中震蕩產生“空化效應”，從而對器械表面不斷進行沖擊，使器械表面及縫隙中的污垢迅速剝落，從而達到器械表面凈化的目的，特別對難以清洗的鋸齒，咬合面、裂隙中的器械物品特別有效【5】。對一般的除油，防銹，在超聲波作用下，只需2-3分鐘即可完成，其速度比傳統方法提高幾倍到幾十倍，清潔度也能達到高標準。酶泡配合手工刷洗后的器械經過超聲機的再次振蕩沖擊，能夠使頑固、干枯的污漬得到進一步松解、脫落。

4.3 全自動清洗消毒機按標準程序清洗至少達到中水平消毒，最后干燥，這種方法使用簡便，省力，省時，清洗量大。清洗、消毒全程自動化，全方位對器械各個面及關節進行噴淋沖洗、無死角，但全自動清洗消毒機不具有刷洗功能，單純的機器清洗對殘留有機物的器械達不到理想的清洗效果【6】。回收后的器械直接進全自動清洗消毒機，隱血檢測陽性率達10.67%。

綜上所述，使用過的甲狀腺手術器械往往帶有很多的血漬，血污嚴重，對于滅菌前的清洗要引起足夠的重視，要注重研究清洗效果的因素，但也絕不能依賴于先進的清洗設備和進口清洗劑達到清潔的目的【7】，通過本組實驗對比，聯合多種清洗方法，避免單一清洗方法的缺陷和不足。只有重視保濕即1%酶浸泡加手工刷洗，再聯合超聲機及全自動清洗消毒機，才能真正解決手術器械的清洗質量，即手術器械的最佳清洗方法是1%酶侵泡加手工刷洗+超聲機超聲震蕩+全自動清洗機的漂洗--消毒-干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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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宋峰，王迅榮主編，手術室護理管理學[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4：215-216.

過期的情書范文6

【摘要】 目的 探討使用精密輸液器輸注乳糖酸阿奇霉素可減輕藥物所致疼痛的效果。方法 將200例在我院門急診輸液室靜脈滴注乳糖酸阿奇霉素的患者,按隨機抽簽的方法分成兩組:實驗組100例,使用精密過濾輸液器。對照組100例,使用普通輸液器。觀察并比較兩組因用藥所致疼痛發生率。結果 對觀察組和對照組進行疼痛標尺分級后行χ2檢驗。結果 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疼痛的發生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關鍵詞】 精密輸液器； 乳糖酸阿奇霉素； 疼痛； 藥物刺激

乳糖酸阿奇霉素用于靜脈滴注時，患者常發生穿刺部位或沿靜脈走向的肢體疼痛,臨床多采用減慢輸液速度的方法以減輕疼痛, 但此種方法收效甚微。一方面有些患者因不能忍受疼痛需要更換輸液部位, 甚至不能完成補液計劃。另一方面。阿奇霉素0.5g通常選用500ml液體配制，輸注完畢大概需要3至5個小時，有的甚至達8個小時，增加了患者的痛苦。而近年來疼痛作為第五生命體征被日益重視，疼痛會對身體、心理、精神和社會產生一系列的負面影響，如：活動受限，食欲下降，影響睡眠，消耗體能，產生抑郁、恐懼甚至喪失生活的希望。所以我們應對疼痛進行有效控制與干預，以使病人達到舒適就醫與用藥心理壓力更小的效果。我科于2011年5月至2011年12月對200例靜脈輸注乳糖酸阿奇霉素患者分別采用精密過濾輸液器和普通輸液器進行輸液, 同時對二組患者進行觀察, 效果觀察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病人選擇：神志清楚，能感受疼痛刺激，有理解能力。使用乳糖酸阿奇霉素（商品名：其仙，東北制藥集團沈陽第一制藥有限公司）外周靜脈滴注的患者200例，男100例，女100例，年齡29～76歲，平均45歲。全為上呼吸道感染患者，以抽簽的方法隨機將200例患者分為實驗組100例及對照組100例，排除外周血管病變及滴注過程中有藥物外滲者。2組患者均行外周靜脈輸液，穿刺前由操作護士對所選靜脈進行評估，均選擇有彈性易于固定的血管，排除有靜脈炎的血管，同一部位穿刺均

1.2 方法

1.2.1 藥物配置

均選用阿奇霉素0.5g加入5%葡萄糖500ml進行配置，阿奇霉素濃度為1.0mg/ml，避免因配置的溶媒不同所導致的誤差

1.2.2 分組

采用隨機分組的方法分為兩組。

實驗組：采用一次性精密過濾輸液器輸液( 型號為SYQ- JL, 浙江伏爾特醫療器械有限公司生產) 。其過濾介質孔徑為5um，過濾精度> 90%。

對照組：使用普通一次性輸液器輸液, 其液膜孔徑為10um, 藥物吸附性> 20%。

兩組均選擇手背靜脈或橈靜脈為穿刺點, 常規穿刺, 以每分鐘40滴的速度靜脈輸注。床旁建立輸液巡視卡，采用QUESTT模式進行疼痛評估。于輸液剛開始和輸液過程中詢問病人有無發生疼痛的情況，將患者的主訴記錄在巡視卡上，特別注意有無酸、脹、麻、痛及皮膚紅、腫、水泡及壞死情況，以確定疼痛是否為本人所研究的單純的藥物刺激所引起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