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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貴君輕范文1

孟子和孟軻是一個人。

孟子，姬姓孟氏，名軻，字號子輿，鄒國（今山東鄒城）人。戰國時期著名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僅次于孔子，與孔子并稱“孔孟”。

孟子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韓愈《原道》將孟子列為先秦儒家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為“亞圣公·樹宸”，尊稱為“亞圣”，《孟子》一書，屬語錄體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論匯編，由孟子的弟子共同編寫完成，倡導“以仁為本”。

（來源：文章屋網 ）

民貴君輕范文2

1、亞圣指的是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孟子，他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認為人的本性天生是善良的，每個人生來就具有憐憫同情之心、著恥憎惡之心、恭敬辭讓之心以及是非之心。

2、他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韓愈《原道》將孟子列為先秦儒家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為“亞圣公·樹宸”，尊稱為“亞圣”，《孟子》一書，屬于錄體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論匯編，由孟子的弟子共同編寫完成，倡導“以仁為本”。

3、《孟子》書中有《魚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人之于國也》、《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和《富貴不能》等被編入中學語文教科書中。

（來源：文章屋網 ）

民貴君輕范文3

一、運用列表法認識分封制與宗法制的異同

【高考真題1】（2014年新課標2文綜?24）周代分封制下，各封國貴族按“周禮”行事，學說統一的“雅言”，促進了各地文化的整合。周代的“雅言”最早應起源于現在的

A河南B河北C陜西D山東

有時候我昨天遇到一個人，感覺他非常有意思，印象深刻。但后來就再也碰不上了，人生就是這樣。生活的魅力在于不可預測的“經過”。――王家衛

童子智少，愈少而愈完；成人智多，愈多而愈散。――陳繼儒

【精講】題干中的“雅言”指的是我國最早的古代通用語，大體上相當于現在的普通話，這是與方言相對而言的，解答本題需要注意題目要求分析的是“雅言”最早起源的地點，既然是當時的通用語，只能處于西周的統治中心，所以應該是陜西。故選C。

二、運用列表法比較漢、唐、宋加強中央集權的異同

【高考真題2】（2014年北京文綜?14）唐代五代，中央集權大為削弱，扭轉這一局面，宋初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是

A文官任知州B設三司使C設樞密院D施行將兵法

【精講】題干中“扭轉這一局面”是指加強中央集權，中央集權主要是針對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而言，及中央政府加強對地方的控制與管理。削弱地方的自主性。宋初派文官任知州，以防止武將在地方專權，這有利于中央集權的加強，A項符合題意。

三、運用列表法掌握分封制、郡縣制與行省制的異同

【高考真題4】（2014年新課標2文綜?26）北宋中期，“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后，富者資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這表明交子

五、運用列表法比較“重農抑商”政策與“閉關鎖國”政策

【高考真題5】（2014年新課標文綜1?27）據記載，清初實施海禁前，“市井貿易，國有外國貨物，民間行使多以外國銀錢，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這一記載表明當時（）

A中國在對外貿易中處于優勢地位B外來貨幣干擾了中國資本市場

C自然經濟受到了進口貨物的沖擊D民間貿易發展沖擊清廷的統治

【精講】材料信息“民間行使多以外國銀錢，因而各省流行”表明當時的對外貿易促使外幣流入，揭示了中外貿易中，外國商人積極投入到中國的市場，間接說明了中國處于優勢地位。干擾了中國資本市場，自然經濟受到了進口貨物的沖擊，沖擊清廷的統治的說法在材料中都沒有依據。故選A。

六、運用列表法分析孔子、孟子、荀子思想的異同

思想比較孔子孟子荀子

同

“仁”的思想“愛人”“克己復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政仁義、王道

民本思想為政以德民貴君輕君舟民水

異人性論性相近性善論性惡論

【高考真題6】（2014年山東卷文綜?13）春秋時期，孔子興辦私學，學生來自士農工商各階層。這一做法（）

A打破了貴族壟斷教育的特權B瓦解了宗法分封制度

C動搖了周王室的統治基礎D適應了諸侯爭霸戰爭的需要

【精講】本題考查孔子的教育思想。結合所學知識可知，孔子興辦私學，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局面，這就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壟斷教育的特權，反映了A項。B、C兩項夸大了孔子興辦私學的影響，D項不是孔子興辦私學的影響。

七、運用列表法比較董仲舒新儒學與先秦儒學的異同

項目先秦儒學董仲舒新儒學

主題討論現實問題討論神學問題

功能是對“真理”的追求為現實政治服務

內容包含民本思想，具有古典人文主義色彩外儒內法，兼采各家思想

地位諸子百家學派之一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

【高考真題7】（2014年江蘇歷史?1）在對天、君、民關系的認識上，原始儒學以孟子為例，主張民貴君輕，董仲舒主張“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材料表明，董仲舒（）

A繼承了原始儒學的全部宗旨B背離了原始儒學的民本思想

C背離了原始儒學的仁愛思想D摒棄了原始儒學的德治主張

【精講】民貴君輕體現了孟子以人為本的思想，而董仲舒主張的“屈民以伸君”則更加注重君主，這顯然違背了原始儒家的目標思想，B項符合題意。

八、運用列表法準確區分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

【高考真題8】（2014年新課標文綜1?26）人性是先秦以來一直討論的問題。基于對人性的新認識，宋明理學家主張“存天理，滅人欲”，他們認為人性

A本質是善B本質為惡C非善非惡D本善習遠

【精講】朱熹所說的“存天理”存的是孟子說人之初性本善的善，是人性中善的部分。“滅人欲”要滅的是荀子所說人之初性本惡中的惡，是人性中惡的部分。宋明理學認為人的行為，不是遵照天理，就是隨順了人欲，同時人的道德理性決不是天生就有的，而主要是靠后天習得的，主要是后天環境影響和教育的結果，正是基于人生來本具有理學家認為的“美德”，由于后天的利欲讓人們迷失了方向，所以才提倡“存天理，滅人欲”。本善習遠的含義是：人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D項符合題意。

20歲時，我擔心別人如何看我；40歲時，我不在乎別人怎么看我；60歲時，我發現他們根本不看我。――杰克?福克斯自傳

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養德，亦可以遠害。――《菜根譚》

九、運用列表法掌握明清之際四大進步思想家及其主張

經濟主張/反對重農抑商，主張工商皆本形成經世致用的思想，主張在實踐中解決國計民生的問題/

民貴君輕范文4

我常常讀到有關屈原的詩文，總能讀到一些頗富感染力的贊美之詞，諸如“屈子之魂，雖逝猶生”“萬年不朽，青史生輝”等，不一而足。

我不否認這類贊美之真誠。的確，作為一代名臣和詩人的屈原，其性格之傲岸、品行之高潔、理想之高遠，令人肅然起敬。尤其是那潔凈的靈魂，如青蓮之亭亭玉立，出淤泥而不染；又如汨羅之江水，川流不息，堪稱“國魂”。

然而，我并不崇拜他。這絕非有意挑戰權威，冒天下之大不韙，只是覺得他的人生觀過于狹隘。

屈原生前浩嘆“舉世皆濁我獨清”，唯有一個漁父同情但并不認同他；漁父開導他“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便可以想見其被社會遺棄之程度。想來，流放中的屈原同我們時常在街頭、垃圾堆前見到的靠乞討為生的流浪漢相似。只因他縱身汨羅江中，才讓世人對他的崇敬上升到一個頂峰，并且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傳頌。

然而，對于他的死，我總覺得世人的贊美有些讓人莫名其妙。在我看來，他的死，原本就是一種文人的懦弱和迂腐的表現。

屈原為何投水？因為楚國的覆滅讓他自己的理想也隨之破滅。在萬念俱灰之下選擇這樣一條不歸之路，對于常人來說可以理解，但對屈原，我不能理解。

他的這一被后人贊美有加的舉動，讓我看到的是他的一顆心缺少“憂民”的成分，他最愛的其實是楚國的朝廷，這是他的理想，而不是他的百姓――國家雖亡，百姓猶在！因此，僅憑“哀民生之多艱”這一詩句，就說明他心系蒼生并非一種理性的判斷。

楚國到底該不該滅？即使放在當時來看，也是該滅的――對于苦難中的百姓來說，只有戰亂結束方有寧日。而當時的楚國注定要覆亡于強秦之手，與其垂死掙扎徒增百姓之苦，何不讓百姓早一些做一只“太平犬”？想來身心俱疲的亂世百姓，內心深處也是渴望統一的――只是不能隨意說出，以免被扣上永遠也說不清的“賣國賊”的帽子。想一想楚國朝廷，君主昏聵，奸臣當道，所謂“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被滅，不僅應該，而且理所當然！那么，聰明絕頂的屈原為什么會為了這樣一個朝廷甘愿赴死呢？因為他并沒有認識到，郢都的易幟，消逝的只是一個腐朽的統治集團，而不是楚國的黎民；楚國的滅亡，帶給百姓的并不一定是苦難，而有可能是新生。屈原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是實行“美政”――圣君賢相治理天下。這到底是想讓自己名垂青史，還是讓統治階級興旺發達，抑或是為了讓天下蒼生安居樂業？如果根本目的是最后一條，那么，他更沒有死的理由。一個爛透了的腐朽國家覆滅，必有一個充滿新氣象的國家崛起，這是歷史的規律。那么屈原憑什么極端地認為，楚國的覆滅就意味著他政治理想的破滅？百姓尚未安康，時局尚未確立，未實現自己當初誓言的屈原憑什么就這么將自己的生命人為地結束，從而讓當初的信誓旦旦隨風飄去？

我說屈原狹隘，完全不是指他的品行，而是指他不懂得“至剛則必折”的道理――或許他是“當局者迷”吧，或許是作為王族身份的他本來心里就只盛放著那個朝廷，從而陷入愚忠吧。

屈原因“剛”而死，或許會成為――實際上已經成為一段美談，然而，他終究沒有給后人創造出什么實績――我指的自然是政治上，就如李冰父子的治水。

愛國，當以民為本。其實生活在屈原前面的孟子早已提出“民貴君輕”的至理，倘若本末倒置也算愛國，這樣的愛國不要也罷。

【點評】

一直以來，人們對屈原懷著一種崇敬的態度，本文作者卻“反彈琵琶”，發出不崇拜屈原的新聲，振聾發聵，催人卒讀。作者認為，屈原投江而死并非愛國表現，而是一種文人的懦弱和迂腐；認為楚國的覆滅就意味著他政治理想的破滅，這是屈原不懂得“民貴君輕”的至理，心中缺少“憂民”成分的表現；認為后世僅憑“哀民生之多艱”一句詩就說他心系蒼生，并非一種理性的判斷。文章立論新穎，持之有據，令人信服。

【誤區警示】

“反中求正，正中求反”的“反彈琵琶”法，雖是立意出新的好方法，但需要克服不管客觀實際，刻意標新立異的心理，否則，很容易走入以下三個誤區：

一是思想觀點偏激。寫議論文，其實是作者對社會生活、人情世故的認識和價值判斷。因此，決不能為了作文立意“創新”而讓思想出現偏激，個性表達也應有明確底線，故而要慎用“反彈琵琶”的構思表達。如2014年上海高考作文題，有人以“我能在沙漠里安個家嗎？”立意，筆者認為有偏激之嫌。

二是思維并非逆向。思維是多向的，對同一個問題或事物，既可以正向看、反向看，也可以側向看，“反彈琵琶”從嚴格意義上說，只能是反向思維，即只能從已成定論的反方向思考。如2014年湖南高考作文材料中的“心在哪里，風景就在哪里”就是構思立意的關鍵詞，不能作“心不在那里，風景就不在那里”式的“亂彈”。

民貴君輕范文5

質性方法論與比較政治

質性研究方法的過時觀點及其發展

洞察和陷阱——質性研究中的選擇偏誤

比較的必要性——量化政治學中的理論證實

研究設計、證偽及質性—量化研究分野

量化方法在質性研究中的接入——以選擇偏誤為例

政治科學中質性與量化分析的溝通

政治科學中研究設計的重要性

兩種文化的故事——社會科學中的量化與質性研究

測量的效度——質性與量化研究的共同標準

兩種研究文化是否蘊涵兩種科學范式

社會分析中的鴨兔圖——兩種文化的故事

方法論的多元主義——回應布拉迪和埃爾曼

比較政治學中的概念誤構

對概念、定義和模式的進一步考察

極權主義、模式癖與從錯誤中學習

概念延展新論:比較研究范疇之調整

民主與二分法:一個概念選擇的實用主義路徑

比較研究中的民主概念等級

中國古代君主與“民貴君輕”觀念

略論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周思敬

國際公共事務管理基本理論問題論略

中國傳統政治知識研究評述

現代氛圍中的政治技術和政治技術化

《在民主與法治之間》評介

黨內民主的發展趨勢及必須堅持的原則

論的人民民利思想郭根山

共和政體與當代中國共和制實踐的基本特色

促進社會和諧的邏輯與路徑李新生

十六大以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理論體系的新發展

從“分管”到“輔佐”：中國副職問題研究朱光磊

近年來國內政府官員問責制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行政問責的體系構建與制度保障

論區域一體化下的區域間政府合作——動因、模式及展望

新時期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政治功能分析紀德尚

社區建設中的物品供給：制度困境及其對策

政治博客現象及其公共治理

韓非奉獻給君主的根本治國方略

西方多元文化主義爭論、內在邏輯及其局限

中國傳統民本文化的現代價值曹德本

生態政治：老子生生和諧的政治價值情懷李承

論公共管理類型——公共管理橫向體系分析

試論中國行政區劃體制改革的價值

使類型學更有效:概念形成、測量與精確分析

方法論上的羅夏墨跡測驗——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中的迥異解釋

論比較政治學的發展方向——一項對主要學術期刊的分析

公正觀與農民工在市民化過程中社會公正的實現

民貴君輕范文6

關鍵詞：孟子；善治思想；當代大學治理；啟示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13）05-0101-05

收稿日期：2013-05-26

基金項目：江西省2013年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多元化背景下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研究”（mks1303）。

作者簡介：吳磊（1970-），男，廣東海豐人，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贛南師范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傳統倫理的研究。

孟子的善治思想，主要是指他的有關社會政治活動所應遵循的道德規范及其價值精神的思想。他要求為政者應嚴于律己、盡心盡責以及對“內圣外王”之思考體現了其思想的完整性；他闡發高深道理時使用循循善誘、巧妙比方的手法體現出淺近性；他以人性本善假設為出發點，要求統治者樹立高尚道德、以成就圣人風范的主張體現出高尚性；他主張“民為邦本、有恒產者有恒心”等思想開啟了先哲的智慧之門，具有啟蒙意義。孟子的善治思想不僅對今天和諧社會的建設具有指導意義，而且對當代大學的治理也有指導價值。

一、孟子善治思想的基本內涵

研究孟子的善治思想，必須先從“善治是否有可能”這一本源性問題著手。通過研究發現，孟子的善治思想是從人性論開始的。他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1]（p159）。緊接著，孟子又論證了人心善成就了人性善。他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1]（p163）。孟子認定這“四心”一旦在人的頭腦中發育流行，就能有助個體形成仁義禮智的品質。他繼續指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1]（p163）。因為這“四端”是人所固有的，是先天賦予的、善的，所以人性是善的。圣人、賢人都是人、都具有基本的人性；官員也是人，他們也與普通人一樣具相同的人性。因此，從理論上說官員都可以成為好官。如果這些官員在為政的實踐中能夠時時保持和發揚仁心，則其為政也將無有不善。

孟子從人“心善”推出人“性善”，從人“性善”預知人行為的善。他正是通過人的“不忍人之心”推理出“不忍人之政”，認為仁政即源于人性中的“惻隱之心”，從而給仁政思想以倫理上的可能性。同時，其仁政思想是直接面對現實提出的，是性善理論與現實相結合的產物。因此，人性善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全部基礎。孟子的善治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有恒產者有恒心”的民生觀。孟子說：“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為不為己”[1]（p70）。在這里，孟子論述了對立統一的兩個東西——“恒產”與“恒心”。“恒產”屬于物質性的范疇，“恒心”則屬于意識的范疇。孟子的觀點是：恒產決定恒心，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具有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萌芽。可見，“有恒產者有恒心”是善治中的核心內容。“有恒產者有恒心”的前提是先有“恒產”，那么怎樣保證老百姓有恒產呢？孟子認為，要使百姓有“恒產”，就必須從劃分土地界限開始。他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1]（p74）。孟子的“有恒產者有恒心”從物質基礎決定社會意識的立場出發，肯定了人們衣食住行的正當性，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切身利益。

第二、“民貴君輕、仁民愛物”的權力觀。“民貴君輕”語出《孟子·盡心下》，其完整表述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p195）。在孟子看來，“民貴”理應落實到對老百姓的生計及其相關事項的關注上。他認為，諸侯之寶有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他告誡說，在國家治理中

百姓是最為重要的依靠力量，統治者關愛老百姓必須首先對其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倍加珍視。如果統治者只以珠玉為寶，一定“殃必及身”。統治者不愛民、重民，最后必然落得逃亡或身首異處的下場；而行仁政、愛護老百姓，就會得到人民的擁護而得天下。孟子用當時人們所熟知的歷史事實說明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這一淺顯的道理。在這里，孟子除表明關注民生、執行民意是君王及其朝廷的天職之意外，還蘊含著更深層的意旨——民眾就是（國家）權威的來源。從關心民眾的物質需求到得民心、從得民心到得其民、從得其民到得其政，顯示了孟子的權力源自于民的思想。統治者治國不僅要明白權力來源于人民，而且還要把權力運用于為民服務的活動之中。由愛民而愛物是關心人民的生活需要，是自然與人類的和諧統一，正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可見孟子的權力觀是：統治者的權力來源于人民，統治者掌握權力不是只為本階級謀利益，應該用手中職權關心人們的物質生活需求，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本固邦寧”。

第三、“樂民之樂、憂民之憂”的政績觀。權力既然來自人民，那么根據善治的基本要求，權力也必將要用來為民眾服務。孟子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p24）。孟子的“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政績思想有著深刻的哲理，閃耀著“仁民愛民、視民如傷”的人性善光輝。首先，孟子的政績觀為統治者總結了治國的基本經驗，即“得民者得天下”。緊接著，孟子進一步指出，得民的關鍵是得民心。“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1]（p61）。孟子在這里強調的是，得民是江山易幟、朝代更迭的根本原因，而得民的關鍵在于民心向背，民心向背直接關系到政權的興衰成敗。最后，孟子認為得民心還須君主與民同憂同樂。他說：“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1]（p110）。統治者只有把不斷滿足民眾的欲望和需求作為追求，與民同憂同樂，才能得到民眾的擁戴和支持。從孟子的政績觀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人民是社會活動的主體，統治者切不可以救世主自居，應時刻牢記“樂民之樂”、“憂民之憂”；評價一切政治活動的標準在于百姓是否滿意、是否贊成。統治者只有具有“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胸懷，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責任心，才能得到百姓的擁戴。 　第四、“尊賢使能、俊杰在位”的用人觀。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都視人才為治國之寶、執政之要。“得才者昌”、“失才者亡”成為政治家的共識。孟子作為當時杰出的政論家，對于如何識人、用人和選人、馭人可謂有較為獨到的見解。孟子“尊賢使能，俊杰在位”的用人觀主要包含四個要點：一是亮出了人才與否的評判標準——“賢”與“能”。“賢”是指有良好的道德品質，亦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德”；“能”是指優良的智力素質，這里指執政能力，亦即通常人們所言的“才”。德才兼備是孟子的人才評判標準。二是指出了用人方法和原則。孟子的觀點是統治者要“尊賢使能”。賢明的君主必然會選賢舉能、廣納英杰，尊敬并任用賢能之人，使出類拔萃者得到應有的職位和認可。三是對于如何選賢舉能、選拔人才，孟子提出兩個原則：不分貴賤親疏，任人唯賢；傾聽國人舉薦，不偏聽偏信。只有真正做到“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國家才會治理有方、日益強盛安定。四是特別論述人盡其才的環境：“悅”、“愿”二字明示統治者要創造比較寬松的用人氛圍，讓真正的人才在工作中心甘情愿為統治者出力、最大限度發揮人的積極性。孟子的識才、用才、選才和馭才思想可謂登上了我國古代人才思想的頂峰。無論是司馬光的“德為才之帥、才為德之資”的古訓、還是現代人今天所提倡的“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人才觀，幾乎都繼承了孟子的思想，無人能出其右。

第五、“取于民有制”、“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的廉政觀。“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孟子廉政思想的精華。孟子主張統治者在執政過程中，不要與民爭奪財富、而要盡可能讓利于民。孟子說：“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1]（p7）。孟子“薄稅斂”的思想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闡明了治理目標，通過薄稅斂而實現藏富于民；二是闡述了治理手段，通過在稅收問題上“取于民有制”促成統治者的廉政。在這里，“制”應該理解為制度、規章的意思。“

藏富于民”和“取于民有制”是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前者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諧，后者有利于統治者的廉政勤政。孟子呼吁統治者要根據具體情況確定稅率和稅收辦法，切實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統治者行廉政除了要“薄稅斂”、“取于民有制”之外，對待名利時也要慎之又慎：如果不能警醒自己，就會流入貪污腐化而不自知。孟子針對當時貪污受賄等不廉現象，主張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顯然，孟子以“義”、“道”為判斷廉與不廉的標準；即使有人愿意把天下的財富都作為俸祿給他，他也會不屑一顧。他進而指出：“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不可取。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公孫丑下》）。孟子的廉政觀總體來說是：對老百姓要多予少取；一切以“義”與“道”做為廉與不廉的標準；對可取或不可取的東西最好不取；收受不該擁有的東西也是一種“非義”的行為。孟子的廉政思想已經觸及到了權錢交易的某些內涵，雖然他沒有指出賄賂的本質，在當時已實屬不易了。

二、當代大學治理需要“善治”思維

大學是個小社會，社會是所大學校。大學總是服務于社會，或尋求服務于社會的機會；社會塑造了大學，使大學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大學作為社會系統中的子系統，當它與社會的政治、經濟系統各守其分、良性互動時，大學就得到相應的發展；當它與社會的政治、經濟系統關系錯位時，大學就面臨生存壓力，發展受到抑制。大學與社會各系統之間的沖突關系客觀存在，只有當大學在與社會各系統的沖突得到有效協調時，大學才能獲得生存與發展的契機。當代大學肩負著傳承文明、傳播知識的歷史使命，在社會發展與進步當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而當代大學要充分發揮其社會功能就必須對大學治理進行與時俱進的改革，使之符合社會發展進步的基本規律。

自20世紀以來，大學功能多樣化和高等教育規模的迅速擴大，大學制度存在的時間和空間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的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的觀念受到了挑戰，大學自身的管理問題變得更為復雜。尤其是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的深入，引發了大學制度與社會轉型的矛盾。在我國當前形勢下，大學教育的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對大學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寄予的期望也越來越高。可是，大學發展中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所以對大學治理進行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漲。

大學治理就是大學內外利益相關者參與大學重大決策的結構和過程。在我國對大學治理進行改革，就是要建立當代大學制度。當代大學制度要重點解決三大問題，即政府如何依法管校，學校如何自主辦學，社會如何參與監督。為此，要圍繞政府宏觀“管學”、學校自主“辦學”、社會積極“參與”進行制度創新[2]。大學的治理結構是當代大學制度的本質與核心，大學治理是聯系大學內部以及外部各利害關系人的正式的和非正式關系的制度安排，以便使各利害關系人在權利、責任和利益上相互制衡，實現大學內外部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統一。治理實際上是一種新的管理模式，它更注重協調、而不是控制，主張各方力量共同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將“善治”引入當代大學管理，就是使辦學效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在一定的意義上說，就是進一步法治化的進程。它強調充分調動社會與學校、學校管理者與廣大教職員工參與大學管理的積極性，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監控與激勵機制。對大學治理模式進行改革，既要遵循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規律，又要遵守我國教育事業領域中的法律法規，同時對大學治理模式進行改革還要從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中尋找有益的指導和借鑒。

三、孟子“善治”思想對當代大學治理的幾點啟示

如前所述，孟子的善治思想可以分為五個方面，民生觀、權力觀、政績觀、用人觀和廉政觀。如果對這“五觀”進一步綜合和挖掘，從民生觀和政績觀中可以得出以人為本的理念，從權力觀中得出民主管理的理念，從用人觀和廉政觀中得出依法治理的理念。

（一）當代大學治理應該營造以人為本的文化氛圍

孟子說，“有恒產者有恒心”，“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很明顯，前者就是提倡統治者要關心老百姓的生計，老百姓只有在最基本的生活資料得到滿足之后才可能有被教化的可能；后者則強調統治者要與百姓同甘共苦、休戚與共。這種觀點，在今天而言，就是以人為本。它要求管理要以人為中心，以人為根本。學校管理者要充分認識教師是自由的、具體的、

特的、不斷生長著的生命個體，尊重他們濃郁的生命期待和真摯的生命追求。只有堅持以人為本，才能創建生命發展的自由空間，尊重人具體實在的生命本色，關注人的情感需要和生命體驗；只有堅持以人為本，才能實現剛性管理和柔性管理相結合，做到以情為主線，靠群體的價值認同和凝聚力進行管理；只有堅持以人為本，才能堅持尊重人、理解人，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

以人為本的善治理念體現于當代大學治理，具體可以從兩方面著力：一是尊重教師。教師作為高素質的特殊群體，他們除了有物質欲望以外，更有高度的社會需要與心理需要。學校的管理者應該考慮到每位教師的心理需要和社會需要，千方百計地滿足其合理需求，尊重其人格、尊嚴與價值。此外，還要注意情感投入，做到以情動人、用情留人以促使其發揮出最佳的整體效能。為此，學校領導要善于傾聽教師意見，以取得教職員工的信賴，并通過提高教師需要的滿足度激勵士氣，從而更有效地實現辦學目標。二是關愛學生、激發潛能。商場上有句名言：顧客就是上帝。我想這句話也可以套用到當前競爭日益激烈的高校：學生也是上帝。以人為本的治理模式就是：確立學生主體地位，圍繞調動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來開展一切管理活動。它要求管理者充分尊重學生作為人的價值和尊嚴，充分尊重學生的人格、個性、利益、需要、知識興趣、愛好，力促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才并實現可持續發展，堅持把所有學生作為全心全意為之服務的主體。

（二）當代大學治理應該走依法治理的路子

孟子被儒家尊稱為亞圣，一般來說他對社會治理的方法手段是側重于德治方面，在這個意義上說他有別于法家。但是孟子主張德治，也并不意味著他完全反對制度治理的作用。在他的廉政觀中，他特別強調統治者“取于民有制”，“制”就是制度、法律的意思；同時他還贊成當時的“井田制”，主張通過劃分“經界”來保障“有恒產者有恒心”。因此，孟子并非反對依章治理日常事務。孟子的依章治理思想用于大學治理實踐就是依法依規治理大學。

大學既不是企業實體，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事業單位”，而是具有鮮明自治特征的知識型社會組織。因此，當代大學制度強調政府的指導、評價、監督與服務作用，政府只能扮演“有限政府，無限服務”的角色。正因為政府對大學不能管得太多、太死，大學要實現自身的功能就必須有自己的管理方式和模式。從世界各國（地區）通行的做法來看，就是建立大學章程。

大學章程是為保證學校正常運行，主要就辦學宗旨、內部管理體制及財務活動等重大的、基本的問題做出全面規范而形成的自律性基本文件[3]。它是大學辦學的綱領性文件，是大學成為法人組織的必備條件，是政府、社會及大學自身依法治校的重要依據。加強大學章程建設是當前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是政府轉變職能、加強宏觀管理的需要，是大學完善內部管理、建立當代大學制度的重要內容。從英國的開放大學到發展中國家如印度的國立開放大學和泰國的蘇可泰開放大學，都是通過議會立專門法建立學校章程；在我國香港，開放大學章程就被賦予了法律地位，并將其納入香港法例或附屬法例體系中，對香港公開大學進行依法治理。

大學章程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但并非法律。大學作為行政主體，其行政相對人是大學教職員工和學生，因此章程具有約束力。但大學自身又是政府的行政相對人，受政府的管理與監督，其所制定的自治規則對于政府并不具有約束力。當然，大學章程的制定不能超越《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的相關規定，而只能在其允許的范圍內活動。

（三）當代大學治理應該堅持民主治理的原則

孟子的民主思想在其著作中也表現得非常明顯，在“民貴君輕、仁民愛物”的權利觀里，他實際上就具有了民眾就是（國家）權威的來源的思想；同樣，在“尊賢使能、俊杰在位”的用人觀中，提出用人應該傾聽國人舉薦，不偏聽偏信，這些都是民主思想的萌芽。大學作為新思想、新觀念的發源地，如果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民主的治理措施，是不利于大學治理的。大學民主治理以“民主、公平、公開”為原則，把自由、公正、平等的民主理念引入大學治理全過程，使各組織各群體成員平等參與、共同決策學校事務。當代大學民主治理的四個構成要素包括治理理念、制度、機構和治理方式。這四者相互依賴、相互聯

系：理念是思想基礎，制度是理論依據，機構是運行載體，方式是運行手段[4]。

民主治理大學當務之急是厘清大學的內部權力系統。目前，在我國的高等學校管理體制中，普遍存在著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兩類最為主要的權利系統，不同的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架構產生了不同的權利結構模式。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分屬兩種不同的權利系統，權力的行使都有一定的范圍和程度，超過這個限度就會引起失衡或沖突。從理論上說，兩種權力應該是互補的、統一的，行政權力不可或缺，而確保學術權力的獨立性是行政權力存在的依據。從我國高校的實踐看，兩種權力的發展不很協調：行政權力強化，而學術權力則相對弱化，以至于出現行政權力控制學術權力的不正常現象，違背了當代大學的價值取向。為此，要強化學術權力在大學治理中的地位，行政權力要重心下移，把學科和課程的調整和設置權、科研項目管理權、教師聘用權等學術權力委托給學院系一級，使學院系組織擁有一定的自主權。學校也需要建立起既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的專門機構，如民主決策機構、民主執行機構、民主監督機構、信息反饋機構，保證學術權力的地位不弱化；同時應該加強教代會建設，確保教師在學校行政權力架構中發揮重要作用；加強教授博士委員會建設，確保在學術權力架構中教師的建設性作用。

總而言之，當代大學的治理方式方法既是科學、也是藝術，搞好大學管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孟子等中國歷史上的圣賢們對社會管理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想，為當代教育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參考。但是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他們沒有、也不可能預料到當代大學管理中會出現的所有問題，因此如何治理好當代大學尚需當代人進一步探索。

參考文獻

[1] 孟軻.孟子[m].梁海明譯.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4：159.

[2] 嚴文清.如何完善大學治理結構[n].光明日報（理論版），2012-1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