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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收入證明范文1

一、業務招待費范圍確定

(一)業務招待費與業務宣傳費的界定在實際工作中，業務招待費與業務宣傳費存在著可以相互替代的項目內容。通常，外購禮品用于贈送的，應作為業務招待費，但如果禮品是納稅人自行生產或經過委托加工，對企業的形象、產品有標記及宣傳作用的，也可作為業務宣傳費。相反，企業因產品交易會、展覽會等發生的餐飲、住宿費等也可以列為業務招待費支出。

(二)業務招待費與差旅費、會議費、董事會費的界定所得稅法規定：納稅人發生的與經營活動有關的合理的差旅費、會議費、董事會費作為“其他扣除項目”，不得將業務招待費擠入會議費，主管稅務機關要求提供證明資料的，應提供證明其真實性的合法憑證，否則不得在稅前扣除。會議費支出證明包括會議時間、地點、出席人員、內容、目的、費用標準、支付憑證等。

(三)業務招待費與非法支出的界定企業應嚴格區分給客戶的回扣、賄賂等非法支出，不能作為業務招待費而應直接作納稅調整。

(四)業務招待費日常核算的歸集企業在業務招待費用核算中應按規定的科目進行歸集，如果不按規定而將屬于業務招待費性質的支出隱藏在其他科目，不允許稅前扣除。

二、銷售(營業)收入范圍的確定

(一)銷售(營業)收入包括的范圍《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國稅發(2006]56號)填報說明規定，扣除招待費的計算基數包括主營業務收入、其他業務收入和視同銷售的收入。主營業務收入包括銷售商品、提供勞務、讓渡資產使用權和建造合同；其他業務收入包括材料銷售收入、代購代銷手續費收入、包裝物出租收入和其他；視同銷售的收入包括自產、委托加工產品視同銷售的收入、處置非貨幣性資產視同銷售的收入和其他視同銷售的收入。

(二)銷售(營業)收入包括的項目《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規定，企業以貨幣形式和非貨幣形式從各種來源取得的收入，包括銷售貨物收入、提供勞務收入、轉讓財產收入、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許權使用費收入、接受捐贈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七項全部或部分可作為業務招待費稅前計提基數。

第一，銷售貨物收入。《實施條例》第14條規定，銷售貨物收入是指企業銷售商品、產品、原材料、包裝物、低值易耗品以及其他存貨取得的收入。該項目涉及到了應計入主營業務收入的“銷售商品”和應計入其他業務收入的“材料銷售收入”。

第二，提供勞務收入。《實施條例》第15條規定，提供勞務收入是指企業從事建筑安裝、修理修配、交通運輸、倉儲租賃、金融保險、郵電通信、咨詢經紀、文化體育、科學研究、技術服務、教育培訓、餐飲住宿、中介、衛生保健、社區服務、旅游、娛樂、加工以及其他勞務服務活動取得的收入。這一項目涵蓋了增值稅納稅人和營業稅納稅人各項勞務收入，但兼營代購代銷、受托代銷商品收取的手續費收入應計入其他業務收入的“代購代銷手續費收入”欄。另外，《實施條例》第23條規定，企業受托加工制造大型機械設備、船舶、飛機，以及從事建筑、安裝、裝配工程業務或者提供其他勞務等，持續時間超過12個月的，按照納稅年度內完工進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確認收入的實現。這些分期取得的收入，填入“建造合同”欄。

第三，轉讓財產收入。《實施條例》第16條規定，轉讓財產收入是指企業轉讓固定資產、生物資產、無形資產、股權、債權等財產取得的收入。會計準則里，生物資產分為消耗性生物資產、生產性生物資產和公益性生物資產。其中消耗性生物資產是指為出售而持有的、或在將來收獲為農產品的生物資產，包括生長中的大田作物、蔬菜、用材林以及存欄待售的牲畜等。銷售消耗性生物資產的收入應計入“銷售商品”欄。

第四，利息收入。《實施條例》第18條，利息收入是指企業將資金提供他人使用但不構成權益性投資，或者因他人占用本企業資金取得的收入，包括存款利息、貸款利息、債券利息、欠款利息等收入。金融企業取得的貸款利息、存款利息、貼現利息可以計提業務招待費。非金融企業取得的利息收入在稅法中按投資收益對待，不作為計提業務招待費的基數。

第五，租金收入。《實施條例》第19條規定，租金收入是指企業提供固定資產、包裝物或者其他有形資產的使用權取得的收入。該項目涉及到其他業務收入的“包裝物出租收入”以及“其他”欄目。以租賃業務為基本業務的出租固定資產所取得的租金收入應填報于“讓渡資產使用權”欄。

第六，特許權使用費收入。《實施條例》第20條規定，特許權使用費收入是指企業提供專利權、非專利技術、商標權、著作權以及其他特許權的使用權取得的收入。特許權使用費收入，按照合同約定的特許權使用人應付特許權使用費的日期確認收入的實現。該項目取得的收入應填入《銷售(營業)收入及其他收入明細表》“讓渡資產使用權”欄。

第七，其他收入。《實施條例》第22條規定，其他收入是指企業取得的除企業所得稅法第6條第一項至第八項規定的收入外的其他收入，包括企業資產溢余收入、逾期未退包裝物押金收入、確實無法償付的應付款項、已作壞賬損失處理后又收回的應收款項、債務重組收入、補貼收入、違約金收入、匯兌收益等。其中逾期未退包裝物押金收入應計入“包裝物出租收入”。

《實施條例》第25條規定，企業發生非貨幣性資產交換，以及將貨物、財產、勞務用于捐贈、償債、贊助、集資、廣告、樣品、職工福利或者利潤分配等用途的，應當視同銷售貨物、轉讓財產或者提供勞務，但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門另有規定的除外。該項目視具體情況填入“自產、委托加工產品視同銷售的收入”、“處置非貨幣性資產視同銷售的收入”和“其他視同銷售的收入”各欄。

三、業務招待費稅前列支數量的確定

根據《實施條例》第43條規定：“企業發生的與生產經營活動有關的業務招待費支出，按照發生額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過當年銷售(營業)收入的5％。”。假設企業全年銷售(營業)收入為x，全年業務招待費的發生額為Y，則業務招待費稅前列支的最大邊界線為Y=0.005X，同時根據發生額的60％的扣除標準，可以得出業務招待費稅前列支60％的最大邊界線為Y=0.005X÷0.6=1/120 x，列函數表達式如下：

{Y=0.005X.X≥0

{Y=1/120X,X≥0

根據以上公式，作出業務招待費稅前列支新標準數量邊界圖。橫軸表示銷售(營業)收入(x)，縱軸表示業務招待費(Y)，直線Y=0.005X和直線Y=1/120X把象限劃分為Ⅰ、Ⅱ和Ⅲ三個區間，

根據上圖，比較各區間業務招待費可稅前列支的數量邊界。

假設有三家企業，20×8年銷售(營業)收入分別為600萬元、1500萬元和3000萬元。其實際支出的招待費都面臨著8種選擇，分別為3萬元、5萬元、7.5萬元、10萬元、15萬元、20萬元、25萬元和30萬元。三家業務招待費稅前列支數量如表1所示(計算過程略)：

分析上例，可以發現以下規律：

(1)在Ⅰ、Ⅱ區間，業務招待費的稅前列支額為實際發生額的60％。如上例中的(600，3)、(600，5)、(1500，3)、(1500，5)、(1500，7，5)、(1500，10)、(1500，15)、(3000，3)、(3000，5)、(3000，7，5)、(3000，10)、(3000，15)、(3000，20)、(3000，25)等點，均分布在Ⅰ、Ⅱ區間，其稅前允許列支額均為實際發生額的60％。

財產收入證明范文2

關鍵字：廉租房、最低收入人群、住房保障、經濟分析

著名經濟學家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將人的需求分為五個層次，由低到高依次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其中，對住房的需求與對食物、水、空氣的需求同屬于最低層次的生理需求，人們在轉向較高層次的需求之前，總是先盡力滿足這類需求。但是，處于社會最低收入階層的人群往往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無法通過自身的力量改變無房、危房、擁擠、共用等住房弱勢狀況，只能依靠政府救助。如何解決這類弱勢群體的住房需求問題，歷來屬于各國政府認真探索、著力解決的問題。

據我國國家統計局2004年年底在全國抽樣調查數據顯示，中國每年新增1％的城市人口，大約為1800萬－2000萬，新增城市人口的住房需求，按城市人均住房22平方米計算，每年將需要4.4億平方米的住房。面對如此巨大的住房需求壓力，我國政府更應該加大力度健全住房保障體系，使政府“有形之手”顯示作用，為住房弱勢群體提供最基本的生存空間。

1998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中針對“最低收入家庭”提出了“廉租房”政策，下面將針對這一政策進行經濟分析及現狀對比分析，提出完善我國住房保障體系的建議。

一、住宅過濾模型的經濟分析與現狀對比

過濾模型描述了不同住宅子市場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住宅從一種用途轉移到另一種用途的過程。其假設條件如下：

1.三種收入群體：富人、中等收入、窮人。

2.實際收入隨時間推移而增加，因此三種收入群體對住宅服務的需求量都會增加。

3.改良住宅的成本相對較高，即住宅質量提高、面積增加的成本相對較高。

4.每10年都會有新住宅建造出來，同時住宅服務存在折舊。

如圖1。

圖1過濾模型：1980年和1990年的住宅配置

在1980年，窮人處于點b的位置，中等收入家庭處于點d，富人處于點f。收入上升導致富人對住宅的消費增加，鑒于住宅的改良成本高，為富人建造新住宅更有效率，他們搬到1990年新建房中（點g）。由于一套舊住宅的市場價值低于建造同樣單位服務的新住宅的成本，因此中等收入家庭選擇居住富人騰出的1980年建的房子，減去折舊，從點d移動到點e。同樣，窮人搬進中等收入家庭騰出的1970年建成的住宅里，減去折舊，從點b到點c。這就是著名的“過濾模型”[1]。

過濾模型的實質是高質量住宅向低質量住宅的層層向下過濾，處于最底層的住宅最終要從市場上退出。我國針對最低收入家庭建造的進行實物配租的廉租房即處于最低層級，控制好廉租房的供給數量和質量是關鍵。

我國目前最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大大超過供應數量，廉租房建設數量尚存在巨大落差。以北京市為例，僅建成一個廣渠門北里廉租房小區，共400戶，配租對象為住房困難的烈屬、傷殘軍人為主的優撫對象、特困家庭，資金來源主要是住房公積金的增值收益。可見，無論是照顧對象覆蓋面還是資金來源，范圍都還很狹窄。可喜的是，北京市于2005年初及時調整了廉租房政策，將增加廉租房的數量，把照顧對象擴大到拆遷戶、勞模以及目前租用農民房的國企員工，租賃房源也將多樣化。

對于廉租房的質量，有人曾提出為避免類似于有錢人入住經濟適用房的現象，廉租房小區應當不設常規的汽車停車位、小戶型設計、低綠化率、高密度開發、建設中低檔次的商業配套等，讓高收入群體不愿意主動進入，一方面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減少政府把關的難度。這種做法是不符合過濾模型的。從長遠的角度出發，建設廉租房時除了要考慮行動不便的殘疾人及老年人較多的實際情況，設計無障礙通道，老年活動中心、醫療保健室等配套用房外，更應該符合未來發展對建筑的要求，如綠化、建筑密度、戶型通透、配套完善等，降低過濾速度。

二、實物補貼與現金補貼的經濟分析與現狀對比

實物補貼與現金補貼是兩種保障方式，從消費者效用角度講，實物補貼的效用要低于現金補貼的效用。如圖2。

圖2實物補貼與現金補貼的效用比較

實物補貼政策下，消費者選擇C點，C點與F點（無差異曲線與效用曲線的切點）的效用相同。相等的補貼額度，現金補貼使預算線向上移動，消費者選擇E點，E點效用高于F點。這個結論并不是隨意定位無差異曲線的結果，而是體現了微觀經濟的基本原理。消費者更傾向于選擇現金，是因為現金提供了更多的消費選擇。現金補貼允許消費者選擇點E或新預算線上的其他任意點，除C點之外的任意點的效用都高于實物補貼的效用[1]。

既然實物補貼理論上不如現金補貼，為什么仍要通過各種融資渠道籌資建設廉租房呢？經濟學上把居民用于食品的支出在總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叫做“恩格爾系數”，一個國家或家庭生活越貧困，恩格爾系數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爾系數就越小。由此看來最低收入家庭收入微薄且用于食品的支出比重非常大。如果對最低收入家庭直接給予現金補貼，他們的理性選擇很可能是先購買食品等必需品以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其次才會考慮改善住房條件。即使他們想用現金補貼去租房，在我國現今的市場上也很難找到相應低租金的住房。

因此，如果想要現金補貼與實物補貼達到同樣或更有效用的住房福利增加效果，需要有三個前提條件[3]：第一，消費者獲得補貼后要有足夠的自覺性到市場上去租房而不是完全用于購買其它必需品上；第二，消費者能在市場上找得到相應低租金的住房；第三，市場上低標準住房的房源供給充分，不致因競爭激烈而推動房租上漲超過消費者支付能力。換句話說，只有在房源充足、現金補貼量到位、具有強制用于租房支出的相關措施以及政府能有效控制供給壟斷的情況下，現金補貼才能表現出更大的優越性。

另外，現金補貼發放形式靈活，政府一次性支出壓力小；實物配租政府負擔成本過重，干預過多，但由于我國最低收入人群和市場尚不具備自由配置的要求，政府實物補貼又不宜完全撤出。2004年3月1日起實施的《城鎮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辦法》[2]，在廉租住房的保障方式上，明確建立了以住房租賃補貼為主，實物配租、租金核減為輔的多種保障方式。這種方式的確定既符合經濟學原理，又為未來發展留有余地。今后，在不斷完善社會各項保障制度的同時，各級住宅市場也會隨著“住房過濾”效應，逐漸增加廉租房可供房源，如二手房、部分經濟適用房及合作建房等，使得最低收入家庭獲得現金補貼后可以在市場上找到合適的房子，供需矛盾會逐步得到緩解。

三、完善我國住房保障體系的建議

通過分析過濾模型和兩種補貼政策的優劣，可以看出要解決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搞好廉租房制度的建設，涉及到整個住房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依據住房消費梯次理論，高收入人群購買高端住宅，中等收入人群購買一般性住宅，中低收入人群購買低端住房如經濟適用房、二手房等，而最低收入人群沒有經濟實力購房，需要租借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用房———廉租房。要建立這樣一個流暢的住房梯度市場，需要各種價位的新建商品住房與存量住房并存，住房銷售與租賃并舉，使絕大部分家庭能夠找到適合自身經濟水準的住房消費定位。

目前我國各級住宅子市場都不盡完善，尤其是可以和廉租房存在承接關系的二手房市場、住房租賃市場等低端住宅子市場，各項制度不健全，造成最低收入人群沒有選擇余地，需求與供給之間存在很大空檔。下面針對我國廉租房政策和住宅保障體系的完善，提出幾點建議。

1.充分挖掘二手房市場潛力

二手房市場上包括二手公房、二手經濟適用房和二手商品房，其中二手公房所占比例最大。我國二手房市場交易正處于上升期，充分挖掘其市場潛力，有利于真正解決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問題，減輕對最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壓力。

以北京市二手房市場為例，如圖3，自1999年底開放以來，北京二手房市場一直在以高速度在發展。由于1999至2000年，北京的二手房市場剛開放，成交量過低，不妨以2001年的成交量為基數，到2004年，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達到4萬套，可見北京用3年的時間就增長了近13倍。但我們也應看到，二手房交易每年迅猛增長的同時，同比增長率是在逐年下跌的，反映出由開放二手房市場帶來的供需熱度正在逐漸降溫，供求雙方都趨向于更理性化的選擇。此時更需要北京市通過各種手段積極推動二手房市場的發展，力爭在最短的時間內，強化一二級市場之間的聯動功能，通過二手房市場的發展，完成穩定房價、保證中低收入人群購房需求的中心任務。

圖32000-2005年北京市二手房成交量趨勢

數據來源：鏈家房網

2.進一步規范住房租賃市場發展

住房是價值最大的超耐用消費品，一套住宅少則幾十萬，多則上百萬，受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限制，不可能人人都買得起，即使在發達國家，居民住房自有率也僅為50％左右。如美國住房自有率為65.5％，瑞典住房自有率為42％。對于最低收入家庭以及外來人口等高流動性人群，租房是他們的首選。

目前我國住房租賃市場的參與者即房主、房客和房地產中介，三方在經營與消費行為上都存在不規范之處，租賃需求旺盛而合法供給不足且市場管理滯后，造成租賃市場的惡性循環。進一步規范住房租賃市場發展，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多的房源，擴大廉租房供應渠道，既增加了獲得現金補貼的最低收入人群的選擇，又減少了政府投資建房的壓力，有利于人們更廣泛、更公平地享有社會的福利資源。例如進一步健全住房租賃管理的服務網絡。充分利用已建的二手房網上平臺，實現住房租賃信息共享，使住房租賃與外來人口管理等系統相連，規范住房租賃行為。在此基礎上，還應盡快建立住房租賃價格指導制度。通過指導租金加強市場的預警預報功能，確保租賃市場的健康發展。

3.建立有效的個人財產收入審核體系

香港的廉租房只要需求者排隊就可以購買，沒有各種煩瑣的手續，主要是因為香港的收入透明度高，個人納稅的申報率達85%以上，且絕大多數人的收入狀況都有據可查。但我國內地還沒有一個權威部門來判定家庭的收入標準，金融機制的不完善又難以準確界定個人財產收入的多少。由于缺乏一個有效的財產收入審核體系，不僅不能準確的確定住房補貼的范圍，而且為政策的執行留下了明顯的漏洞。收入不透明，無法規范個人購買經濟適用房和租賃廉租房等行為，導致大部分中低收入人群不能享受到政府為他們提供的住房保障服務，加劇了低端住宅市場的供需矛盾。因此，建立有效的個人財產收入審核體系是確保住房保障政策順利執行的前提。目前可以采取一些比較折中的辦法，如入戶調查、增加篩選門檻、單位出具收入證明要承擔連帶法律責任、隱瞞后追究入住者的法律責任等。

參考文獻：

[1].[美]阿瑟?奧沙利文.城市經濟學[M]，中信出版社，2003

[2].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財政部、民政部、國土資源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城鎮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辦法》，2004

財產收入證明范文3

[關鍵詞] 勞動價值論 創新

科技的發展,作為人類的生產勞動,已經呈現出許多新情況、新特點。其中主要有:一是價值創造已有體力勞動為主變為以腦力勞動為主;二是科技勞動對價值的創造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三是為了使精神勞動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必須密切關注自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以來,一切精神產品所得到的廣泛發展和積極使用;四是管理勞動在經濟生活中已居十分重要的地位,等等。如果抹殺這些特點,不利用這些特點為社會主義服務,仍固守傳統的觀點不放,將為時代所不允許。

一、個人財產和私人資本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與生產條件相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勞動者一無所有,他要同生產資料結合從事勞動就必須被資本所有者雇傭。而社會主義社會,工人階級作為建設者就不能再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而應該成為有產者,分享建設的成果。問題是在社會主義現階段,還沒有達到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的水平,實際上仍然存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在這種背景下,確定個人資產,確定私人占有生產資料,是符合馬克思的思想邏輯的。

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使全體勞動者富裕。富裕不僅是增加收入,還要增加財產。在此前提下,勞動者就不一定是無產者,也不一定與勞動條件相分離,他可能是以一個資產所有者的身份進入生產過程,這就是“工者有其產”。他的收入不僅有勞動收入,也可能有資產收入,當然,確認個人財產決不等于每人都有相等的財產。

個人財產包括各種金融資產、房地產等不動產,這里特別要指出采用股票、企業債券、股權等形式存在的各種資產。在社會主義的現階段可能出現勞動者同時就是其他要素所有者的狀況,勞動者不僅以勞動得到收入,還可能以其持有的股權、以其投入的技術、以其管理才能及不動產獲取財產收入,反過來資本所有者也可能通過其管理和技術的投入而投入勞動。

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這對以財產增殖為目的的私人投資者是一種鼓勵。在現階段不僅需要勞動,更需要私人投資,這也意味著,在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中,不僅收入差別得到了承認,財產差別也將得到承認,而且財產收入也應該同勞動收入一樣得到承認。

從推動經濟發展的角度講,收入與財產的意義是不一樣的。改革承認勞動者的個人利益,并且將個人利益同勞動成果和企業利益掛鉤,不僅調動了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也調動了其關心勞動成果和企業利益的積極性。承認個人財產,也就促使勞動者從自己的財產利益上關心整個國民財富的增加,個人財產增值不僅是增加個人財富,也在增加國民財富,這也正是建設新社會所要求的。

二、社會勞動和先進生產要素

的勞動價值論實際上分析了先進生產要素,遺憾的是,長期以來人們將價值創造等同于財富創造,進而又將生產要素局限于勞動,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被忽視了,由此阻礙了對先進生產要素的探索和利用。

勞動價值論認為創造價值的勞動不只是簡單的體力勞動,還包括技術、管理等腦力勞動;商品的生產不只是價值的創造,而是包括使用價值在內的財富創造,既然是財富創造,其作用的要素就不僅僅是勞動,還包括資本等非勞動的要素。

在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社會勞動有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之分,生產性勞動即創造價值的勞動,非生產性勞動即不創造價值的勞動。經濟發展的實踐已經沖破了這個理論框框,現代社會包括我國在內已經在第三產業的名下將服務業的收入計入國民生產總值,服務業的勞動也是生產性勞動已得到確認,就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來說,在許多人看來,僅僅是指工人的勞動,技術人員的勞動、管理人員的勞動不在此列,這是違背勞動價值論的。勞動價值論沒有將價值源泉歸結為直接勞動,在勞動價值論的框架中,管理、技術實際上都參與價值創造。現在的絕大部分私營企業家也可能通過其管理、技術的投入以及市場的開拓而參與價值創造,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也參與了價值創造,如果進一步考慮到其技術和管理的勞動是復雜勞動的話,其創造的價值可能多倍于直接勞動者的簡單勞動。

非勞動生產要素沒有成為價值創造的要素,但能成為財富創造的要素,財富的創造需要勞動同各種生產要素的結合,其中包括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等。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包括勞動力和土地等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是被資本并入生產過程的,不僅如此,資本還將科學技術并入財富生產過程。馬克思關于勞動生產率與價值論關系的分析,就指出了資本、技術等要素會通過影響在一定勞動時間中(創造價值)創造使用價值總量來影響單位產品的價值量。

既然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能否由此得出結論:勞動消耗多的個別勞動,從而勞動密集型部門創造的價值最高,因而這類部門最先進,回答是否定的。根據勞動價值論,勞動創造的價值有個市場實現問題,就是說,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消耗的勞動能否形成價值有社會(市場)承認的問題,超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勞動消耗不被社會承認,當個別企業采用某種新的要素如新的工藝或技術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它可以使其生產產品的個別勞動時間降低,從而獲取超額利潤;而當全社會都使用這種新的要素時,則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便形成新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勞動密集型部門也是這樣,不會因為其勞動密集而創造的價值最高,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不僅會使利潤平均化,還會使資本和技術密集的部門獲得超額利潤。因此,先進生產部門,創造的價值量更高的不是勞動密集型部門,而是資本和技術密集的部門。

勞動價值論不僅分析了勞動生產力的作用,也分析了資本生產力、土地生產力、協作和分工的生產力、管理和技術所產生的生產力,在馬克思的分析中,這些要素生產力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遠遠高于勞動生產力的作用。因此,就創造價值的勞動來說,先進的生產要素是復雜勞動;就財富創造來說,先進的生產要素不是一般的勞動,而是技術和知識。資本的作用在于將這些先進的生產要素并入生產過程,資本是不是先進生產要素,就要看并入生產過程的生產要素的質量。

三、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

勞動價值論自然而然會推導出社會主義條件下按勞分配的必然性,當我們明確了各種非勞動生產要素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后同樣會推導出我國現階段的分配結構中按勞分配與按其他要素分配并存的必要性。

在這里需要明確,分配結構不僅僅是被動的生產成果的分配,它對生產能起到其他機制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從效率考慮,分配機制的功能不只是提高勞動效率,還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不僅要刺激勞動要素所有者的勞動投入,還要刺激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所有者的各種要素的投入。體制創新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在體制上鼓勵各個要素的所有者自覺地將要素投入生產力發展過程,顯然按要素投入取得報酬就顯得非常必要。所謂要素報酬即:按勞動投入、按資本投入、按技術投入、按企業家要素投入取得報酬。

上述要素分配機制的理論阻力是馬克思所批判的“三位一體”公式。針對資本一利息、勞動一工資、土地一地租這種公式,仔細分析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可以在兩個方面說明要素分配與三位一體的區別。首先,在馬克思看來,“三位一體”公式的庸俗性在于將資本、勞動、土地都同等地看作是價值源泉,馬克思并沒有否認,土地所有權、資本和雇傭勞動成為收入的源泉。其次,收入分配與價值創造不是同一層面問題,分配理論不一定由價值創造理論來說明。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價值創造與勞動相關,分配則與要素所有權相關,資本、勞動、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屬于不同的所有者,分配過程也就是各個要素所有權的實現,《資本論》關于剩余價值分割的分析無疑是肯定了分配中實現要素所有權對提高生產力和增加社會財富所起的積極作用。

實踐證明單純的按勞分配的局限性非常明顯:首先,馬克思當年設想的按勞分配只是消費品分配,而在現實中的分配是收入分配。收入中一部分用于消費,一部分用于儲蓄,這意味著收入分配超出了消費品分配的范圍,為了動員居民儲蓄并轉化為投資,就需要有按勞分配以外的分配方式。其次,生產過程是多種生產要素的結合,勞動只是其中的一種要素。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生產力的主要約束因素是資本、技術、企業家要素供給不足,單靠按勞分配不可能起到動員勞動以外的要素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高尚全.《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中宏網.

財產收入證明范文4

關于姚某是否具備訴請撤銷兆某、王某房產證的行政訴訟的原告主體資格問題，審理中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姚某不具備訴請撤銷兆某、王某房產證的行政訴訟主體資格；另一種觀點認為，姚某具備訴請撤銷兆某、王某房產證的行政訴訟原告主體資格。姚某與李某、兆某之子李戊系夫妻關系，李戊仍存在。被繼承人李某生前無遺囑，對其遺產適用法定繼承。李戊雖然一直未主張對被繼承人李某遺產的繼承權，但也未依據我國繼承法作出有效的放棄繼承的意思表示，其依法仍享有繼承權。本案李戊對其父遺產的繼承與否，直接影響著其與姚某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財產收入的多少。因為，我國婚姻法規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所取得的財產收入為夫妻共同所有，另有約定的除外。因此，本案的審理結果與姚某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2條規定：“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該行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姚某具備訴請撤銷兆某、王某房產證的行政訴訟原告主體資格。涉案房屋產權先后經過兩次轉移登記。第一次轉移登記至兆某名下，系基于對兆某之夫李某的遺產繼承而發生；第二次轉移登記至王某名下，系基于兆某與王某之間的房屋買賣關系而發生。筆者以為姚某與兆某系婆媳關系，姚某的丈夫李戊仍存在。姚某在本案中既非法定繼承人，也非屬其他法定可以分得遺產的人；既非涉案房屋買賣關系的當事人，也非涉案房屋的共有人，與本案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不具備訴請撤銷兆某、王某房產證的行政訴訟的原告主體資格，依法應駁回姚某的行政。至于前述認為姚某具備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觀點，是錯誤的。其原因在于，沒有準確把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規定中的“利害關系”，從而導致無邊際的擴大了“利害關系”范圍。規定中的“利害關系”，是指法律上的而非事實上的，是直接的而非間接的。假如，因房屋已賣給王某，王某讓長期居住該房內的李某生前好友張某搬出。對于張某而言，其與案件結果的利害關系就僅僅是事實上的利害關系，而非法律上的，該好友就不具備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本案中，李戊作為被繼承人李某的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因兆某的轉移登記房產行為直接影響其利益，其與該案件就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關系，李戊具備本案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對于姚某，李戊是否繼承遺產，固然影響著其與姚某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財產收入的多少，但是，在李戊還存在而又既不表示繼承又不提訟的情形下，姚某作為其妻子，是無論如何不能代行其繼承權的。其與案件的利害關系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不具有本案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如果因此而賦予姚某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話，那么，以此類推，李戊的繼承與否，影響著其與姚某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財產收入的多少，必然影響著姚某去世后遺產的多少，那么，姚某的父母子女也都具備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這種觀點顯然是不成立的，只能導致行政訴訟原告的范圍無邊際無原則的擴展和蔓延。

二、房屋轉移登記案件的審理應“先民后行”，還是“先行后民”

在民行交叉案件中，到底是先審民事案件，還是先審行政案件，由于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頒發的《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一條第一款（六）項規定不明確，從而導致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司法實踐中，都一直存在爭議。特別是最近幾年，隨著房屋登記行政糾紛的增加，問題更加突出，亟待規范。在實踐中，房屋登記行政案件大都起因于房產的轉讓、婚姻、共有、繼承等民事爭議。關于房產的轉讓、婚姻、共有、繼承等民事爭議應歸屬民法調整，房產登記是房產登記主管部門基于法律給予的公權力而作出，歸屬行政法調整。相應地，房產的轉讓、婚姻、共有、繼承等民事糾紛應通過民事訴訟解決，關于房產登記行為的效力問題應通過行政訴訟解決。為維護司法的統一，避免法院就與同一房產相關聯的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作出相矛盾的裁決，有必要明確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何者先審結的問題，即“先民后行”，還是“先行后民”的問題。我們認為，房屋登記行政訴訟案件，從表面上看是關于房屋登記的行政爭議，但是，具體的房屋登記都是根據關于房產的轉讓、婚姻、共有、繼承等民事行為而作出，房產登記不過是對關于房產的轉讓、婚姻、共有、繼承等民事法律行為法律效果的確認而已，實質上是基于涉案房產的民事爭議而引發的行政爭議。基礎性民事關系的成立與否及效力問題決定了房屋登記行為的效力問題。在民事關系的成立與否及效力問題未得到解決之前，房屋登記行為的效力問題難以解決。行政案件即使先行審結，也是“案結事未了”。因此，一般應”先民后行”，即先中止行政案件的審理，待民事訴訟終結后，再審理行政案件。對于上述問題，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房屋登記行政案件中發現涉嫌刑事犯罪問題應如何處理的答復》也有類似的規定：“如果不能確定第三人購買的房屋是否屬于善意取得，應當中止案件審理，待有權機關作出有效確認后，再恢復審理。”2010年11月18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房屋登記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8條進一步作出明確規定：“當事人以作為房屋登記行為基礎的買賣、共有、贈予、抵押、婚姻、繼承等民事法律關系無效或者應當撤銷為由，對房屋登記行為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當事人先行解決民事爭議，民事爭議處理期間不計算在行政訴訟期限內；已經受理的，裁定中止訴訟。”

三、房屋轉移登記案件中的善意取得問題

我國物權法第106條規定：無處分權人將不動產或者動產轉讓給受讓人的，所有權人有權追回；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讓人取得該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

（一）受讓人受讓該不動產或者動產時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價格轉讓；

（三）轉讓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已經登記，不需要登記的已經交付給受讓人。受讓人依照前款規定取得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的，原所有權人有權向無處分權人請求賠償損失。當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權的，參照前兩款規定。由上述規定可以看出，構成善意取得應具備以下三個條件：一是善意；二是有償且價格合理；三是已登記或交付。物權法之所以確立善意取得制度，對所有人對所有物的追回權作出適當的限制，就是為了既要保護財產所有人的所有權，又要保障商品交易的穩定性，促進市場交易的發展，保護善意受讓人的正當權利。司法實踐中，財物占有人往往以善意取得抗辯原所有權人或利害關系人的主張。我們認為，受讓人只要舉證證明其行為符合善意取得的三個條件，就構成善意取得。原所有權人或利害關系如主張受讓人不是善意取得，應舉出充分的證據予以反駁，否則，其主張不成立。本案中，王某在買房過程中已盡了充分的注意義務，不存在瑕疵，價格合理且房款已付清，房屋已辦理過戶登記并交付使用，并且房屋出讓人兆某系被繼承人李某的妻子，作為共有人本身對涉案房產享有50％的份額，屬于有部分處分權人。根據我國物權法第106條規定，王某已善意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權，依法應受保護。

四、房屋連續轉移登記行政訴訟的裁決問題

房屋轉移登記的行政行為被確認為“違法”和被“撤銷”，看似僅字面表述不同，其實二者有著重要的區別，直接關系到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房屋轉移登記的具體行政行為如果僅被確認“違法”而不被撤銷，主要是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不具有可撤銷的內容；二是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已被改變；三是為了保護國家社會公共利益或善意取得人的利益。第三種情形主要是為了保留房屋轉移登記的效果，就說明取得人所取得的房產證仍然是有效的，是受法律保護的。被撤銷的具體行政行為必然是違法的，房屋轉移登記行為被撤銷后，其登記效果也不復存在，受讓人所取得的房產證當然是無效的，就不再受法律保護。也就是說，房屋登記的具體行政行為被確認為違法，并不必然被撤銷。在房屋連續轉移登記的行政訴訟案件中，前一次或前幾次房屋轉移登記的具體行政行為被確認違法，也不意味著后一次或最后一次房屋轉移登記的具體行政行為必然被確認違法。當其中某次房屋轉移登記中的受讓人是善意取得時，該次房屋轉移登記就不應被撤銷，最多只能確認為違法，以保留登記的法律效果，使善意取得人的所有權處于法律保護之中。相應地，原權利人或利害關系人對善意取得第三人以后的房屋轉移登記行為就不在享有原告的訴訟主體資格。因此，2010年11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房屋登記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條第二款規定：“原房屋權利人、原利害關系人對首次轉移登記行為及后續轉移登記行為一并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人民法院判決駁回原告就在先轉移登記行為提出的訴訟請求，或者因保護善意第三人確認在先房屋登記行為違法的，應當裁定駁回原告對后續轉移登記行為的。”

具體而言，當在先轉移登記行為合法時，就判決駁回原告對先轉移登記行為提出的訴訟請求，同時裁定駁回原告對后續轉移登記行為的。當在先轉移登記行為被確認違法時，那就看在后轉移登記行為的受讓人是否為善意第三人：如為善意第三人，則判決確認在先房屋登記行為違法，同時裁定駁回原告對后續轉移登記行為的。因為，根據《物權法》第108條規定：“善意受讓人取得動產后，該動產上的原有權利消滅，但善意受讓人在受讓時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權利的除外。”善意第三人已取得涉案房產的所有權，原權利人或利害關系人的訴權因被善意第三人已取得物權而告終結，此時，只能依法裁定駁回對后續轉移登記行為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房屋登記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5條第2款和第11條第3款規定并不矛盾。如不是善意第三人，則判決依次確認先后的房屋登記行為違法，同時撤銷最后一次的房屋轉移登記行為。如不能確定是否善意第三人，則裁定中止行政案件的審理，待民事案件審結后再行審理行政案件。如原告對關于同一房屋的先后房屋轉移登記行為分別，法院可合并審理，也可分別審理。分別審理時，則只能依次審理關于先后房屋轉移登記行為的各個行政案件，待關于前一房屋登記行為的政案件審結后，才能審理關于后一房屋登記行為的行政案件。前文所述案件中，姚某對涉案房屋的先后兩次轉移登記行為就是分別，由于前后兩次訴訟的間隔時間較長，且后一次是在前一次訴訟終結后提起的，法院只能分別審理。

財產收入證明范文5

一、研究的理論背景

消費活動是經濟活動的終點，一切經濟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但另一方面，消費活動又是經濟活動的起點，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正以為如此，消費理論一直受到高度重視，出現了各種消費理論。

的消費理論重視對消費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作用及生產、分配、交換對它的影響的研究。馬克思認為社會生產總過程中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辯證關系。其中，直接生產過程是再生產過程的起點，起著決定作用。所謂生產起決定作用，包括兩方面含義：一方面，分配的對象、交換的對象、消費的對象，只能是生產的結果；另一方面，生產的社會形式即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交換關系和消費關系。但是，分配、交換、消費也不是單純被決定和消極因素，而是會反過來積極反作用于生產。如果分配、交換和消費適應于生產，就會促進生產發展；反之，就會阻礙生產的發展。馬克思的消費理論對我國現階段的居民消費問題的啟示主要在于：可以正確運用馬克思消費理論處理好社會主義消費中的消費與生產、分配、交換幾大關系，建立合理的消費結構，樹立社會主義適度消費觀念。

當代西方經濟學中消費理論都認為收入是影響消費的重要因素，消費是收入的函數。主要消費需求理論有：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當期收入的變化決定當期消費，消費是總支出中最大的組成部分，總消費隨總收入增加而增加。同時，相應于收入的高消費會引致低投資和慢增長；相應于收入的低消費會引致高投資和快增長。消費和收入的互動關系在短期內有不同的作用，尤其是分別處于經濟周期的擴張和緊縮時期。當經濟形勢促成消費和投資迅速增長時，總支出或總需求會增加，短期的產量和就業率會提高。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和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論，這兩個理論密切相關，因些一般將它們統稱為前向預期消費理論。這一理論體現了如下的基本思想：單個消費者是前向預期的決策者，他們消費支出和決定并不是決定于當期的個人可支配收入，而是決定于跨時期的收入水平。生命周期理論強調消費者在整個生命周期內進行消費與收入的關系決策。流動性約束――對透支未來收入的假說，當消費者在預期有較高的未來收入情況下無法借款維持當前消費時，就存在流動性約束。

西方經濟學消費理論都比較深透地說明了一方面的問題，但在回到實際中來的時候，需要把各方面都進行比較和綜合。但是各種消費理論，都離不開消費支出由收入決定的基本架構，這是凱恩斯的不朽貢獻。

隨著改革開放20多年實踐的發展， 我國的消費經濟理論研究不斷向縱深拓展， 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為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消費經濟理論奠定了初步基礎。張平（1997）年研究了中國的消費函數，建立的中國城鄉居民的前向預期消費函數為：C＝510.7+0.55Yd+0.32C-1 。從中可以看到，中國城鄉居民的短期邊際消費傾向為0.55，長期邊際消費傾向為0.32。張平的有關研究證明，前向預期的消費函數比起簡單的凱恩斯消費函數，更有利于對中國消費者的行為作出解釋。張曉宏（1998）詳細論述了我國傳統消費模式的涵義、基本特征、弊端及根除對策。臧旭恒（2001）證明,我國1978年以前的居民消費函數模型基本符合絕對收入假說。賀菊煌等（2000）運用生命周期假說對我國消費函數進行分析，陳偉彥（2002）則運用持久收入假說對我國消費函數進行分析。他認為， 我國目前不僅缺乏生命周期假說中所需要的財產收入的相關數據， 而且一般居民財產收入也較為有限。余永定和李軍（2000）以選擇理論為基礎的分析方法來研究中國居民的消費行為，從而推導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宏觀消費函數，并根據實際統計數據作了檢驗，證實它能較好解釋目前中國經濟中的有關現象。楊天宇（2009）實證分析表明，技術創新、高收入者投資辦廠創造的就業機會，這兩個因素并不是無條件的具備刺激居民消費的作用，尤其是高收入者投資辦廠創造的就業機會，在現階段還不具備刺激居民消費的作用，并從理論和現實條件約束等方面，探討了這兩個因素刺激居民消費所需要的前提條件。同時，也研究了最有利于擴張居民消費的城鄉和城鎮內部最優收入差距問題。本文主要應用時間序列分析對甘肅省城鎮居民的消費行為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得出一些相應的結論。

二、理論模型

阿菜（Allais，1947年）、薩繆爾森（Samuelson，1958年）和戴蒙德（1965年）的代際交疊模型，是以微觀為基礎的宏觀經濟學中使用的一個基本模型。由于此模型有可能研究個人在壽命期儲蓄的總影響而得到廣泛應用。資本存量形成于個人，這些人在其工作壽命期間儲蓄，以籌措退休期間的消費。總資本存量的確定，政府政策對資本存量的影響和各代人的福利，都很容易被研究。此模型還可以擴展到允許有遺產，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遺產。代際交疊模型的基本思想如下：

分別用c(s，t)、y(s，t)、 v(s，t)、 h(s，t)表示在時刻s出生的個人在時刻t的消費、勞動收入、非人力財富、人力財富，消費者的預期效用最大化函數為：

maxu=E[∫t∞ u(c(z))exp[-θ（z-t）]dz/t]（1）

動態預算約束為

=[r(z)+p] ν(z)+y(z)-c(z)（2）

對（2）積分，得到跨時期預算約束

∫t∞ c(z)R（t,z）dz=ν(t)+h(t)（3）

用最大化原理得到下面的一階條件

={[r(z)+ρ]-（θ+ρ）}c(z)=[r(z)-θ]c(z)（4）

對（3）積分，把c(z)表達為c(t)的函數，代入跨時期預算約束（3）中，得c(t)的解

C(t)=( +P)[v(t)+h(t)]（5）

在個人消費行為的的基礎上，把各代加總得出總消費模型。

在時刻t的總消費、勞動收入、非人力財富、人力財富分別用 C（t）、Y(t) 、V（t） 、H（t）表示。總體可通過各代積分而推導出來，假定生于t-s期以前那一代的大小是pexp[-p(t-s)]。所以，總消費由下式給出

c(t)=∫t∞ c(s,t)pexp[-p(t-s)]ds,（6）

類似的定義適用于總收入、總非人力財富、總人力財富。根據H（t）和V（t）的定義，以及消費傾向與年齡無關的事實，總消費簡單地表示為

c(t)=(p+θ)[H（t）+V（t）]（7）

假設勞動收入最終隨年紀而減少：y(s,t)=aY(t)exp[-α（t-s）], α≥0（8）

式中α是下面將要確定的常數。方程（8）表明，某代成員的人均勞動收入越小，這一代就越老。所以，如果總勞動收入不變，個人的勞動收入就隨時間呈指數下降。為了確定α的值，有總量表達式Y(t)替換y(s，t)利用（8）式，求解得

（9）

因此，當α=0時，α=1。

用h(s，t)代替y(s，t)的表達式得

h(s,t)=∫t∞ aY(z)exp[-α(z-s)]R(t,z)dz,

重新排列一下，利用（9），H（t）就可以表達成

H(t)=∫t∞ Y(z)exp{-∫tx [α+p+r(μ)]dμ}dz(10)

總人力財富等于當前活著的人在未來自然增長的勞動收入的貼現值，貼現率為r。等價地，它是未來的總勞動收入的貼現值，貼現率為r+p+α。

把（10）對時間微分，得到H(t)行為的另一個表達式：

＝[r(t)+p+α]H(t)-Y(t)，

limH(z)exp{-∫tx [α+p+r(μ)]dμ}=0（11）

方程（10）與（11）中的兩個方程等價。最后轉到非人力財富V(t)，V(t)由下式給出

V(t)＝∫t－∞u(s,t)pexp[-p(t-s)]ds

使對時間微分，得

（12）

第一項是一群新出生的人的非人力財富，它顯然等于0。第二項表示在時刻t死亡的那些人的財富。第三項是其他人的非人力財富的變化。利用u(t,t)=0以及方程（2）得 =r(t)V(t)+Y(t)-C(t)

那么C(t)=r(t)V(t)+Y(t)-(13)

令a1 =r(t)， a2 = 1 ，

則(13) 式可變為：

C(t-1)=a1V(t-1)+a2Y(t-1)-

滯后一期為：

C(t - 1 )= a1V(t-1)+ a2 Y (t-1)（14）

設V（t）= V(t-1) + Y (t-1)―C(t - 1 ) ， 并令 ，

最后可得C(t)= a1[ Y(t-1)C(t- 1 )] + a2Y(t) +δ（t） (15)

(15)式就是我們所要建立的用于分析甘肅省城鎮居民消費行為的理論模型， 它實質上是一個近年來在計量經濟研究領域廣泛應用的誤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 model)。由(15) 式可以看出， 它將影響消費變量的因素分別分解為短期因素、長期因素和不確定性因素。具體來說，公式(15) 右端的[Y(t-1) ，C(t- 1 ) ] 是一對協整變量，可用來反映收入與消費的長期均衡關系；Y(t)表示收入的短期波動，可以反映由于流動性約束存在，消費對收入變動的過度敏感性；而δ（t）則可表示不確定性的影響。

三、關于甘肅省城鎮居民消費的實證分析

（一）數據

本文應用的數據是2006年《甘肅年鑒》中的相關數據整理的。以1979――2005年的數據為分析對象。如下：

表1 甘肅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費 單位：元

資料來源：《甘肅年鑒》，2006年。

（二）單位根檢驗

時間序列矩特性的時變行為實際上反映了時間序列的非平穩性質。對非平穩時間序列的處理方法一般是將其轉變為平穩序列，這樣就可以應用有關平穩時間序列的方法來進行相應得研究。對時間序列單位根的檢驗就是對時間序列平穩性的檢驗，非平穩時間序列如果存在單位根，則一般可以通過差分的方法來消除單位根，得到平穩序列。對于存在單位根的時間序列，一般都顯示出明顯的記憶性和波動的持續性，因此單位根檢驗是有關協整關系存在性檢驗和序列波動持續性討論的基礎。通常用于單位根檢驗的方法有DF 檢驗法、ADF檢驗法和PP 檢驗法。對于時間序列yt可用如下自回歸模型檢驗單位根。yt = β yt-1 + ut ，零假設和備擇假設分別是：H0：β = 1，（ yt非平穩）；H1：β < 1，（ yt平穩）。在零假設成立條件下，用DF統計量進行單位根檢驗。DF= ，以相應百分位數作為臨界值，若用樣本計算的DF > 臨界值，則接受H0，yt 非平穩；DF < 臨界值，則拒絕H0，yt是平穩的。

ADF 檢驗由Dickey 和Fuller于1978、1980年在DF檢驗的基礎之上擴展而來，ADF檢驗在DF檢驗中分別加入常數項、趨勢項以及高階差分項進行檢驗。現令甘肅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變量分別為Y和X。經過預處理用于實際分析的數據分別為： lnYt 和InXt。本文利用Eviews5軟件，采用ADF檢驗法對取對數后的甘肅省實際收入和消費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下面我們只給出了關于收入的數據處理結果，并用同樣的方法用Eviews5計量經濟學統計軟件得出關于消費數據的處理結果。見表2。

用Eviews5輸出的關于收入的ADF單位根檢驗結果：

表2 ADF檢驗結果

注：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的參考數值見人大經濟論壇/計量經濟學課件（張曉峒）/15單位根檢驗。

從以上檢驗結果來看， lnYt 和lnCt 都只含有一個單位根，為一階單整l (1) ，可用于協整分析。

（三）協整關系分析

1987 年,Engle 和Granger 指出,在多維時間序列系統的分析中, 如果每個分量時間序列都是單整數階的, 那么這些分量時間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會降低其單整的階數, 這種向量時間序列稱為協整系統。協整分析方法是通過對序列差分將其轉化為平穩序列，得出其中的線性均衡關系，這種協整關系可稱為線性協整，線性協整的建模理論是從實際的數據生成過程出發，在非平穩序列中尋找可能存在的長期線性均衡關系，以建立序列的結構模型，從而反映序列的運行機制。通過對表1中的數據回歸模擬，得如下模型：lnCt =1. 0483 + 0. 7812 lnYt +εt ( R2 = 0. 97)εt 的ADF檢驗值為- 2.5365， 在5%水平下的臨界值為- 1. 8934，因此可認為誤差項序列是平穩的。由以上實證分析可知 ，1979-2005年甘肅城鎮居民的消費與收入具有協整關系，這反映了甘肅城鎮居民的消費函數具有穩定性。

(四)誤差修正模型( ECM )

Granger（1987）證明協整概念與誤差修正模型的必然聯系。若N×1階列向量xt - I(1) 具有協整關系，并可表示為如下多變量移動平均形式， (1- L) xt = C (L) ut， E(ut) = 0，Var (ut) = Ω，則⑴一定存在xt的ARMA表達式，A (L) xt = d (L) ut ；⑵ 一定存在xt的ECM表達式， A* (L) (1- L) xt = - γβ ' xt-1 + d (L) ut 。其中A (L) 為多項式矩陣，A*(L) 為分解出因子 (1- L) 后的多項式矩陣，β為協整向量（長期參數），γ為短期參數，d (L)為純量滯后多項式矩陣。既若非平穩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則必然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若用非平穩變量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則該變量之間必存在協整關系。根據Granger定理，通過差分變換，建立甘肅省城鎮居民的實際消費與實際收入的ECM 模型，ΔYt =β0 +β1ΔXt +αecm t - 1 +εt 。利用Eviews5軟件，采用OLS ，參數估計如下：

Δlnct = 0. 7983Δlnyt - 0. 3960ecm t - 1 +εt (R2 =0.7031、DW = 1. 89) ，模型中各解釋變量都通過t檢驗，顯著性較強。

四、總結與對策建議

財產收入證明范文6

關鍵詞：財政汲取能力 國家成長 國家構建 一體性

財政是社會向國家提供物質資源支持的主渠道，財政轉型是國家成長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成長的動因之一，財政與國家是“一體成長”的。

一、汲取財政資源的能力是國家存在的重要基礎

財政收入是國家收入的基本形式，充足的財政收入是維持國家運轉的基礎，是國家一切其他活動的基礎。正如Orgarpnski和Kugler總結的那樣：“稅收是政府存在的確切標志。”

（一）在國家構建早期，財政資源關系國家生存

通過對西歐早期絕對主義國家的研究，吉登斯特別強調了財政資源對這些國家構建的意義，史實證明，離開了穩定可靠的資源保障，這些國家的建立和發展幾乎是不可能的。在他看來，（中央集權的）稅收休制，與（受到保障的、中央集權的）法律秩序、（國家調控和認可的）貨幣制度這三個因素推動了現代國家的第一階段（絕對主義國家）的鞏固。

（二）在國家進入福利化階段后，財政的意義更多地在于提高國民的生活福利和干預經濟的運行

在現代社會，國家想要獲得公民充分認可的“合法性”，就不得不重視國民生活福利水平的提高，就不得不為維護國民經濟穩定運行進行宏觀調控。正如詹姆斯·奧康納所強調的：“我們的首要前提是，資本主義國家必須竭力完成兩個基本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任務——資本積累和合法化。它意味著：國家必須竭力維持或創造條件，使有利可圖的資本積累成為可能。但是國家也必須竭力維持和創造社會和諧的條件。”

（三）對后發國家，財政汲取能力衡量了國家構建的成功程度

征稅實際上是國家對居民實施的一項不受歡迎的政策，所以財政汲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衡量的是一個國家實施不受歡迎政策的能力。因此，若要衡量后發國家在國家構建方面的成功程度，財政汲取能力是一項重要的指標。Thies（2004）的研究表明，在撒哈拉以南、中東和北非國家，凡是財政汲取能力差的國家，國家構建和發展就嚴重受阻，凡是財政汲取能力強的國家，往往展現出很強的內外部競爭能力。王紹光（1998）認為，可以從國家汲取資源的能力、政府的合法化能力、強制能力、調控能力來考察國家的綜合能力，而國家汲取資源的能力處于核心的地位。

二、財政制度決定了現代國家的成長方式與路徑

以Rudolf　Goldscheid和熊彼特為代表的財政社會學及其以后的財政社會契約論認為：經濟組織、社會結構、精神文化乃至國家命運都深受財政收支的形式、數量和結構的影響。

（一）財政由單純的土地收入向私人企業稅收的轉型蘊含著稅收國家的興起，標志著社會由集權專制向民主制度的邁進

Rudolf　Goldscheid（1917）　研究了西方國家從中世紀向近代轉型的過程。他發現在中世紀晚期，由于君主們之間的戰爭和君主與教會之間的斗爭，使君主們個人財產收入逐漸變得不夠使用。當君主不得不向臣民征稅時，就不得不受納稅人的制約，社會從集權專制向民主制度邁進了一大步。

在熊彼特看來，稅收不但是國家誕生的物質基礎，而且是國家成長的推動力量。西歐近代史上發生的巨大轉型的原因，馬克思將其歸結為資本主義的興起，韋伯將其解釋為理性官僚體制的出現，而熊彼特則認其根本原因是中世紀晚期這些國家由家財型國家向稅收國家的轉型，即在國家汲取財政收入的形式由靠土地等統治者個人財產的收益轉向依靠私人經濟的收入，即依靠經常性的稅收收入。稅收不但是籌集國家財政收入的工具，而且在稅收的立法和管理中，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公共官僚機構，而這些官僚機構恰恰具有了獨特的管理社會、推動社會發展變革的力量和動力。

（二）與其他收入類型的國家相比，稅收國家更傾向于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代議制政府

熊彼特之后的研究者把稅收視為征稅者與負稅者之間的一種社會契約。戰爭威脅下的國家只有獲得足夠的資源才能獲勝，但只有壓迫性稅收（特別是在農業社會的背景下）不能獲得生存，因為壓迫性稅收會導致強烈反抗從而導致收入不可靠。相反，基于納稅人同意的稅收是一個更好的制度：成本低而可靠，征納雙方都能尋找對彼此有利的政策；代表納稅人的組織（代儀機構）會對收支活動進行有效監督減少浪費與腐敗。統治者依賴于納稅人，就不得不關注公民的富裕程度。為了收稅，統治者需要建立管理稅收的機構，需要通過稅收法律，以及為了贏得公眾對稅收的支持而創造政治參與的途徑（如宮廷職位、地方行政職位、等級會議或者議會等等），這這些都是現國家構建的重要內容。稅收可以推動代議制民主的發展，稅收的形式與水平影響著現代國家的構建。

（三）不同的財政收入形式對國家制度和國家競爭力產生不同的影響

概括地說，財政收入形式對國家構的影響不同。當稅收主要是來自于土地的農業稅時，由于土地不能移動，農民逃稅的可能性小，政府就傾向于采取壓迫性策略而不會與納稅人談判；當稅收主要來自于流動資產時，由于逃稅容易，政府就不得不采取與納稅人談判的策略以獲得他們的同意，與他們分享權力；當稅收主要來自于進出口而非國內經濟時，由于不需要建立復雜的財政機構，也不需要征得納稅人的認同，政府機構發育和制度建設就趨于停滯。稅收的來源不同，收入的持久性也不同，對一國競爭力的影響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