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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地可能范文1

[關鍵詞]確定性 不確定性 信任

[中圖分類號]B82-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539（2013）06-0022-07

21世紀以來，學者們?nèi)找鎻娏业卣J識到，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出現(xiàn)了高度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如吉登斯所說，“在不確定性及多樣選擇的情形下，信任（trust）和風險（risk）的概念有著特殊的應用價值”。這就是：一方面，由于不確定性的擴散，風險已經(jīng)滲入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存在基本的信任，則任何社會交往都將無法展開，因而不確定性的增長突出了信任的價值；另一方面，在高度不確定的環(huán)境中，信任本身也變得異常脆弱，由于無法預知他人的行為，我們即使付出了信任，也總會有所保留、相互猜忌，而這又反過來增加了交往的風險，使我們的社會交往更加不可預測，使人類社會日益變成一個“風險社會”。也就是說，不確定性的增長一方面突出了信任的價值，另一方面又增強了信任本身的風險，使信任變成了一種越發(fā)稀缺的社會資源。我們知道，人類的一切交往形式都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因此，如果信任變得困難，那么人類的交往就也將陷入危機之中。在某種意義上，當前社會中所存在的各種危機都可以歸入信任危機的范疇，或者說都是由信任危機所引起的。因此，要引領人類走出風險社會的危機狀態(tài)，理論研究就必須對不確定性中的信任問題予以關注。

一、確定性狀態(tài)中的信任

不確定性突出了信任的價值，在這一點上學者們有著廣泛的共識。比如，森內(nèi)特看到，“如果我們準確地知道在與他人打交道時可能發(fā)生什么，則信任就不會成為一個問題”。什托姆普卡也認為，“當我們實際上可以確信未來時，很顯然不需要信任”。最早系統(tǒng)地研究了信任問題并在這一問題上極有建樹的盧曼更進一步地指出，“信任增加了‘對不確定性的承受力’。這一效果與對事件的工具性控制并不混淆。在這種控制可以得到保證（即‘現(xiàn)實化’）的地方，信任是沒有必要的。但是，要簡化以或多或少不確定的復雜性為特征的未來，人們必須信任”。也就是說，在不存在不確定性的條件下，信任其實是多余的，因為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存在失控的可能性。只是在出現(xiàn)了不確定性，因而使交往的失控變成了可能的情況下，我們才需要信任他人并通過這種信任來降低我們所面對的不確定性。用盧曼的話說，信任是一種社會復雜性的簡化機制。

不過，盡管作為一種被自覺到的需求，信任是在不確定性中產(chǎn)生的，但在任何情況下，信任的基礎都是確定性，只有在我們能夠確信某人或某事的時候，我們才能對其付出信任；反之，信任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就是一種純粹的冒險。從日常經(jīng)驗來看，我們之所以會信任一個人，通常是因為我們知道他是值得信任的，或者說，是因為我們相信我們的交往是確定的，不會出現(xiàn)其他的可能性，所以我們才愿意付出信任。也就是說，我們是出于對交往確定性的相信而付出信任的。反之，如果我們意識到交往中存在不確定性，認為我們的交往對象是不可信的，那么我們就不會付出信任，甚至可能拒絕開展交往。可見，信任是一種介乎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之間的因素，如果不存在不確定性，我們就不會意識到信任的價值，但要使信任成為現(xiàn)實，我們又必須為它找到某種確定性的基礎。

我們知道，哲學上歷來存在著決定論與或然論的爭論，其中，決定論認為世界的構成和運行方式都是確定的，或然論則認為世界的構成和運行方式都是不確定的。在歷史上，決定論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支配著人類的思維，而自近代以來，或然論則開始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可。但即使是在“相對論”已經(jīng)深入人心的今天，無論哲學還是科學，都仍然具有一種“確定性的追求”。拋開這兩種觀點固有的偏見不論，可以認為，決定論與或然論的和爭論向我們展示的事實是：不確定性的存在是世界的基本現(xiàn)實，但在這個不確定的世界中，存在一些我們可以把握的確定性因素。或者說，盡管世界在客觀上是不確定的，但在主觀上我們可以找到一種確定性的狀態(tài)，并在這種確定性狀態(tài)的基礎上去彼此信任。

農(nóng)業(yè)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在這個社會中鄰近向人們彼此熟識并長期地生活在一起和經(jīng)常性地琵開交往。作為熟人，他們之間的交往通常是重復生的，并因其重復性而獲得了例行化的特征，表現(xiàn)出了較少的不確定性。當然，即使是在熟人之間，不確定性也是客觀存在的，但作為熟人，人們卻往主意識不到這種不確定性，或者說，人們不會反思，因而總是習慣性地信任他人。盧曼認為，“熟悉的世界是相對簡單的”，在這個意義上，“熟悉是信任的前提”，但另一方面，“熟悉使人們有可能抱有相當可靠的期望，所以也可能吸收遺留的風險因素”，在這個意義上，熟悉“也是不信任的前提”。也就是說，因熟悉而產(chǎn)生的信任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在日常交往中，許多人都有過被熟人背叛的經(jīng)驗，所以熟人之間的信任其實也存在風險。但在熟人社會中，由于信任本身已經(jīng)成為一種慣性，如果沒有親身經(jīng)歷過失信和背叛，人們往往意識不到信任的風險，所以也不會認為不加反思地信任是一種冒險。張康之將這種信任稱為“習俗型信任”，認為在熟人社會中信任本身已經(jīng)成為一種習俗，因而習俗的有效性也就保證了信任的有效性。

習俗型信任具有時間上的延續(xù)性。盧曼看到，“在熟悉的世界中，過去勝過現(xiàn)在和未來。過去并不包含任何‘其他可能性’；復雜性一開始就得到簡化。所以，以過去的事物為指向，可以使世界簡單化，使它安然無恙。你可以假定，熟悉將一往如故，直得信任者將再次經(jīng)受考驗，熟悉的世界將延續(xù)到來來”。習俗型信任同樣具有空間上的延續(xù)性。鄧恩看到，“信任作為一種人類情感，往往建立在親密的熟悉性或巨大的社會距離之上”。比如，在君主制時期的英國，絕大部分人一輩子都沒有見過英王，但卻對英王充滿了信任。這是農(nóng)業(yè)社會中一種極為常見的現(xiàn)象，從信任的角度來看，其原理就在于農(nóng)業(yè)社會中的人們是作為熟人而存在的，并彼此擁有一種習俗型的信任。因此，盡管他們可能好幾代人都沒有見過君主，卻本能地把君主當作一個熟人（如“家長”一般的熟人，因而可能比其他每天見面的熟人更加親近），從而不加反思地給予他以信任。而在工業(yè)社會中，社會本身已經(jīng)變成了陌生人的社會，人們在社會交往中也彼此互為陌生人，這些陌生人在陌生的社會中時時刻刻提防著來自他人的不確定性，并因為這種對不確定性的高度警惕而無法再輕易地信任他人，甚至認為“他人即地獄”。所以，盡管工業(yè)社會中的人們每天都能在電視上看見總統(tǒng)或首相，卻總是習慣性地不去相信這樣一個陌生人。如果說農(nóng)業(yè)社會中的熟人是習慣性地相互信任的話，那么在工業(yè)社會中陌生人之間則是習慣性地互不信任。

可見，在熟人社會中，信任本身在客觀上是存在風險的，但人們并沒有意識到這種風險，因而使習俗型的信任表現(xiàn)出了確定性的特征，是可以不加反思地重復給予和重復建立的。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不理性的。另一方面，從理性分析的角度來看，在農(nóng)業(yè)社會中，熟人圈子往往是非常穩(wěn)定的生活共同體，熟人之間在生活上存在很強的相互依賴，在感情上又具有一種高度的團結，所以在這種社會中守信也許不會得到什么獎勵，失信則一定會受到懲罰，因而成本很高。在這個意義上，信任和守信又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理性的選擇，盡管這個社會中的人們也許并不擁有理性的思維方式和習慣。總之，在農(nóng)業(yè)社會這個熟人社會中，守信傾向于成為一種規(guī)則，失信則是例外。

近代以來，熟人社會的解體與陌生人社會的生成不僅導致了社會生活中不確定性的增加，更為重要的是，它使人們意識到了不確定性的存在，從而使信任——哪怕是熟人之間的信任——本身就變成了一種風險。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冒險。由此，在陌生人社會中，熟人之間的那種具有確定性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蕩然無存，在付出信任之前，每個人都必須審慎地思考和辨別他人是否值得信任。在意識到不確定性之前，熟人往往把陌生人也看做是可信的——這是城市化初期進城農(nóng)民的典型特征，而在意識到了不確定性之后，即使是熟人之間也會互相猜疑——這是今天人們普遍的生活狀態(tài)。在熟人社會中，人們因為彼此熟悉而相信交往是確定的，進而信任他們的交往對象。而在陌生人社會中，無論人們是否相互熟悉，他們所面對和身處的則都是一個不確定的環(huán)境，進而，他們也無法再不加反思地給予他人以信任了。所以，隨著不確定性的增長和被意識到，陌生人社會陷入了一場信任危機之中。

二、不確定性條件下的信任重建

習俗型信任具有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的延續(xù)性。在時間上，熟人之間的信任可以從過去延續(xù)到現(xiàn)在，再從現(xiàn)在延續(xù)到未來；在空間上，這種信任也可以從熟人之間延續(xù)到陌生人之間，只要這些陌生人都把彼此視為熟人。不過，要使陌生人能夠彼此視為熟人，只有在社會流動極為貧乏的情況下才是可能的，只有這樣，人們才能忽略偶然出現(xiàn)的陌生人與自己的不相熟，進而根據(jù)熟人交往中的習慣來彼此對待。反之，如果社會流動極為頻繁，人們每天都得與不同的人打交道，甚至經(jīng)常居住在不同的地方，那么他必然無法將他所遇到的每一個人都視為熟人，也不可能不加反思地信任他所遇到的每一個人。從心理學上解釋，流動性帶來了陌生感，陌生感則造成了疏離感，使個體認為他與在他生活中偶然出現(xiàn)的任何事物都沒有命運上的聯(lián)系，因而不可能也沒有必要信任它們。當一個人每天都不得不匆忙地從生活的地方趕到工作的地方，再從工作的地方返回到生活的地方時，盡管他每天都會路過同樣的地點，遇到相同的人，但對這些地點和人，他在心理上卻是陌生的，因為他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意愿去了解他們。所以，這些每天都會碰面的“熟人”在心理上則完全是陌生人，他們也許每天都會有非常近距離的接觸，但卻彼此疏離、互不關心，當然也互不信任。從社會學上解釋，流動性造成了人的存在的碎片化，使每一個人與不同的人交往時所展現(xiàn)的都只是自己的某一個或某一些方面，從而使他們根本不具有相互熟悉的基礎。甚至由于流動性的增強，即使在仍然作為熟人社會而存在的家庭之中，家庭成員之間也已很難說是彼此熟悉的了。在鮑曼所說的“流動的現(xiàn)代性”中，個體必須不斷地從一個場所進入另一個場所，從一個領域進入另一個領域，這使他的存在和生活都受到了肢解，也使他意識到了其他人的存在和生活同樣是支離破碎的。因此，即使熟悉某一個人，也只是熟悉他的某一個方面，而不熟悉他的全部。相應地，即使因為熟悉而給予他以某種信任時，也只是給予了一種有限的信任，而不會在所有問題上都信任他。所以，熟人社會中的那種基于對交往確定性之相信的充分信任便不復存在了，在陌生人社會中，信任關系需要在不確定性的條件下進行重建。

盧曼看到，熟悉并不是信任的唯一來源。“信任絕不只是來自過去的推斷”，在由于陌生化而變得越來越不確定的社會中，“熟悉和信任必須尋求一種新的相互加強的關系，這種關系已不再是建基于一個即刻經(jīng)驗到的、為傳統(tǒng)所保證的、鄰近的世界上。對這種關系的保證不可能再是通過把陌生人、敵人以及不熟悉的人排斥在某些界線之外來提供的”。在盧曼看來，信任關系的重建不在于恢復主體間的相互熟悉，“而是在于，從主體問的交往過程中創(chuàng)建出穩(wěn)定的系統(tǒng)——這些系統(tǒng)更好地包容并簡化這個世界的復雜性——并且使他信任這些系統(tǒng)的功能。只有以這種方式，人們才可能在更高的復雜性水平上實現(xiàn)建構世界與意義的先驗過程”。在工業(yè)社會中，這樣的系統(tǒng)就是組織的規(guī)則體系、私人交易所訂立的契約以及為保證契約有效性所制定的法律等。盧曼將這種以系統(tǒng)的有效性而不是個人的可信性為基礎的信任稱作“系統(tǒng)信任”。無論是組織規(guī)則、私人契約還是法律都體現(xiàn)了共同的“契約精神”，張康之將之稱為“契約型信任”。

盧曼認為，控制和信任是消除不確定性的兩種途徑。如果我能夠控制他人的所有行動，那么，在我與他人的關系中將不存在任何不確定性，也就不需要信任；但如果我無法控制他人，就需要信任來消除我與他人關系中的不確定性了，這就是：只要我能夠信任他人，或者說，只要我付出了信任，那么在心理上，我與他人的關系就變成確定的了。當然，如果他人并沒有同樣地信任我，則我與他人的關系就仍然存在著風險，甚至由于主動地卸下了防衛(wèi)，在信任他人時我可能使自己陷入了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消除不確定性的一種手段，信任本身反而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

在熟人社會中，我們通常并不能控制他人的行動，但我們對他人的行動有一種確定的預期，因而，在心理上他人的行動對于我們是確定的，由此我們就可以信任他人，并把這種信任變成一種習慣和習俗。進而，習慣尤其是習俗的規(guī)范性又反過來增強了這種心理預期的確定性，從而使熟人之間的信任在例行化的過程中不斷得到再生產(chǎn)。在這里，熟悉與習俗共同保證了交往的確定性，從而提供了信任的心理基礎。到了工業(yè)社會，由于社會的陌生化，習俗的規(guī)范性日益式微，交往開始變得不確定，信任的心理基礎受到了動搖。在無法恢復人們之間的熟悉的情況下，人們建立起了規(guī)則、契約和法律等理性的社會系統(tǒng)，并讓這些社會系統(tǒng)承擔起了原屬于習俗的為交往提供確定性保障的功能，從工業(yè)社會的實際來看，這些系統(tǒng)也的確很好地承擔起了這樣的功能。由于這些系統(tǒng)的存在和作用，施特勞斯的如下斷言沒有變成現(xiàn)實：“只有一個小得足以讓人們相互信任的社會，才會小得足以讓人們產(chǎn)生相互的責任和監(jiān)督。”相反，在工業(yè)社會這個“大社會”中，人們?nèi)匀挥兄毡榈男湃危Ρ舜藫撝鞣N的責任。當然，與農(nóng)業(yè)社會中的習俗型信任不同，工業(yè)社會中的契約型信任成了一種非人格化的信任，在付出信任時，交往主體所信的不是他的交往伙伴，而是他們共同遵循的交往規(guī)范，換句話說，陌生人社會是“用規(guī)則來限定行動者背信棄義的威脅”的。正是這些規(guī)范性系統(tǒng)的存在驅除了陌生人交往中的不確定性，從而使信任成為可能并得到了擴大。

不過，在工業(yè)社會中我們又時常會聽到關于信任缺失的感慨，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的確無法再像從前那樣不加反思地信任他人了。這是因為，契約型信任的適用范圍是由規(guī)則、契約和法律所共同編織起來的社會系統(tǒng)，只有在這個范圍之內(nèi)它才是有效的，超出了這一范圍它就是無效的，無法為人們的交往提供任何的確定性保障。日常生活就超出了這一范圍。盡管工業(yè)社會中的人們也可能會把契約精神帶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比如所謂“AA制生活”，但在根本上，日常生活的領域則不是一個社會系統(tǒng)，而是一個“生活世界”，所以所有系統(tǒng)規(guī)范在這一領域中都是無效的，無論一個社會的規(guī)則體系和法律制度完備到了何種程度，都無法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提供任何的確定性支持。無論是否實行“AA制”，家庭成員在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都是同等、對等的，但這不足以保證他們之間的信任。反過來，當家庭成員因為“AA制”而出現(xiàn)了不信任時，法律也同樣無力修補。這就是盧曼指出的，工業(yè)社會中出現(xiàn)了生活世界與系統(tǒng)的分化，用張康之的話說，就是日常生活領域與私人領域、公共領域的分化。生活世界/日常生活領域延續(xù)了熟人社會的構成方式，但由于這個世界中的人們已不再是熟人，由于習俗型信任已經(jīng)受到了破壞，因而他們也變得互不信任。系統(tǒng)/公私領域則建立在陌生人社會之上，在這些領域中，人們也許并不像熟人一樣信任彼此，但由于契約型信任的建立，他們卻能夠作為陌生人而建立信任的關系，進而開展交往。

三、在不確定性之中信任

信任總是建立在確定性的基礎之上，但任何信任又都是發(fā)生在不確定性之中的。無論是在熟人社會還是在陌生人社會，交往的不確定性都是客觀存在的，只不過在熟人社會中人們通常意識不到這種不確定性，因而更容易付出信任，而在陌生人社會中人們則對交往的不確定性有著高度的自覺，因而在信任問題上總是三思而后行。由此可見，不確定性增加了信任的難度，卻并未消除信任的意愿。在不確定的環(huán)境中，人們?nèi)匀挥兄湃蔚囊庠福捎陲L險的增大，在表達這種意愿時，他們不得不更加謹慎，不得不尋找盡可能多的理由來使自己信服。當他對一個人的過去有所了解或能夠有所了解時，他可以通過訴諸這個人過往的表現(xiàn)來使自己相信這個人是可以信任的。當他對一個人不了解也無從了解時，他可以在與他人的關系中建立起一套詳細的規(guī)則系統(tǒng)并在規(guī)則范圍內(nèi)給予他人以信任。也就是說，只要能夠找到克服不確定性的辦法，他就可以在不確定性中信任他人。

現(xiàn)代化和工業(yè)化是一個不確定性被從熟人圈子中釋放出來并在社會的快速流動中急劇增殖的過程。這一過程摧毀了習俗型信任的確定性基礎，在法律等規(guī)范性系統(tǒng)的基礎上建立起了契約型信任。可以說，它是一個從信任的崩壞到重建的過程。20世紀后期以來，人類社會開啟了從工業(yè)社會向后工業(yè)社會的轉型，社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程度也迅速提高。張康之認為，我們已經(jīng)從工業(yè)社會的低度復雜性、低度不確定性進入到了一種具有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環(huán)境之中。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出現(xiàn)對工業(yè)社會的契約型信任造成了沖擊，使契約型信任的有效性日漸薄弱。比如，在工業(yè)社會中，契約和法律為私人交往中的信任關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只要能夠簽訂合理合法的契約，私人經(jīng)濟主體之間是可以相互信任的。而從2008年金融危機的情況來看，契約和法律在金融及相關領域中幾近失效。在不斷翻新的金融產(chǎn)品面前，法律暴露出了太多的規(guī)則真空，根本無法抵消由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金融機構與投資者之間的交易風險。當然，在“牛市”中，投資者可以完全無視他所面對的信息不對稱及其風險，而不加反思地相信金融機構所作出的盈利許諾，并取得預期的收益。而一旦進入“熊市”，投資者就會發(fā)現(xiàn)，他所付出的所有信任實質(zhì)上都是冒險，這個時候，金融機構則會翻出他們問的契約，上面寫著：“x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并以此來免除自己的責任。至于投資者，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遵守“契約精神”，承認投資失敗。在這一關系中，法律所起的唯一作用就是讓投資者盲目地相信他與金融機構之間的信任是有效的，而實際上，這種信任關系根本就不存在，金融機構提供給投資者的，要么是一個冒險的機會，要么就是一場純粹的騙局。但由于法律的存在，冒險和欺騙都被披上了契約型信任的外衣，一旦冒險失敗或者欺騙成功，金融機構“大而不倒”，堂而皇之地接受了政府的援助，而那些一夜之間變得一無所有的散戶投資者想要獲得同等的援助則會被斥為缺乏契約精神。如果接受欺騙就是所謂的契約精神，那么，契約型信任本身就已變異成了一種欺騙。當所有人都以欺騙的方式開展交往時，危機的爆發(fā)也就在所難免了。在這個意義上，當前的所有危機在性質(zhì)上都屬于信任危機，即因為契約型信任的崩壞而導致的危機。

在契約型信任中，法律是確定性的一種保障。“因法律提供對風險的限制，各種形式的信任才能產(chǎn)生。”但現(xiàn)在法律本身變成了一種風險，由此確定性就從社會交往中消失了。失去了確定性的基礎，人們開始無法信任他人。結果就出現(xiàn)了我們在開篇已經(jīng)描述過的局面：“高度復雜的社會給個人施加了焦慮，甚至已使個人主義期待制度化了，在這種社會，對信任的個體動機的淡漠產(chǎn)生了它自己的問題。在個人不得不給予信任而他本身不能夠履行或控制那種信任的處境中，個體應如何自處？”_換句話說，在信任極度稀缺的高度不確定性之中，我們?nèi)绾文軌蛐湃危?/p>

尤斯拉納認為，“對于陌生人、對于與我們有區(qū)別的人，我們必須持積極的看法，而且必須認為他們是值得信任的”。對于我們的問題來說，這樣一種義務論的觀點似乎提供了一個自足的答案：因為你別無選擇，所以你只能信任。當然，在理性主義者看來，這種觀點可能過于武斷，過于具有道德幻想的特質(zhì)，因而是不切實際的。但其實從理性主義的立場出發(fā)我們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比如，在“囚徒困境”中，對于“囚徒”而言哪種選擇才是合理的？顯然，答案就是彼此信任，拒絕揭發(fā)，只有這樣，“囚徒”們才能得到對自己有利的結果，盡管這種結果對社會是一種損害。但是，“只要他們的確信（assurance）問題得不到解決，相互依靠的策略就不會是理性的”。所以，困境中的囚徒往往只能選擇看似對自己合理的揭發(fā)，而當他們都這樣做時，卻使彼此都陷入了不合理的結果。在現(xiàn)實生活中，交往主體通常并不是囚徒，但他們所面對的則是同樣的困境，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通常擁有通過主動獲取信息來彼此確信進而建立信任的機制。所以，對他們來說，合理的選擇也只能是相互信任并在這種信任的基礎上開展合作，共同應對風險。可見，在高度的不確定性面前，信任是一種合理的選擇，并且是一種具有實質(zhì)合理性的選擇。

事實上，信任之所以是合理的，并不是由信任本身決定的，而是由信任與合作的同構性所決定的。張康之指出，“信任與合作是同構的。信任既是合作的前提，也是合作的結果，合作包含著信任，信任也同時意味著合作，人們之間如果存在著不信任的話，就不會選擇合作行為。合作與信任是互動的和相互促進的，信任促進合作，反過來，合作又增強信任”。尤斯拉納也認為，“信任是通往合作的道路”。如前所述，信任可以在心理上消除不確定性，或者如盧曼所說，把不確定性從信任方轉嫁至受信方（即使受信方背上了因為失信而付出代價的風險），但它并不能在客觀上消除不確定性。客觀的不確定性是社會環(huán)境所固有的，是人際間的信任所無力去除的。能夠去除環(huán)境中的不確定性的是作為信任之行動形式的合作。也就是說，通過信任，交往雙方在心理上獲得了對于彼此關系的確定性，但他們所面對的環(huán)境仍然是不確定的，只有在信任的基礎上付諸合作，他們才可能在共同的合作行動中化解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降低乃至消除某些客觀存在的風險。當然，如韓志明所評論的，即使是在普遍合作的狀態(tài)之下，也存在“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作為結果而存在的邏輯可能性”。也就是說，合作行動本身也可能釋放出了新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從而使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不斷得到再生產(chǎn)，變成了社會生活的一種常態(tài)。但通過合作，我們則可以避免這些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變異為風險，從而使我們得以從風險社會之中解脫出來，在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條件之下也能擁有一種好的生活。所以，在高度復雜和高度不確定的環(huán)境中，合作是一種具有實質(zhì)理性的行動，是消除風險的唯一選擇，而要能夠合作，交往主體之間就必須相互信任。這既是一種倫理規(guī)定，也是一種理性選擇，或者說是道德與理性的共同要求，在這個問題上，道德與理性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變成了一種道德理性。因此，當交往主體在不確定性之中選擇了相互信任時，就做出了一種符合道德理性的選擇。在不確定性之中，信任使道德理性的實現(xiàn)變成了可能。

確定地可能范文2

伴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以及金融的不斷創(chuàng)新，企業(yè)作為市場經(jīng)濟的參與主體，其融資渠道日趨多樣，財務關系日趨復雜。企業(yè)的利益相關者們要求企業(yè)能夠如實反映其財務狀況和經(jīng)營成果，這就使得企業(yè)必須出具客觀、詳盡的反映其真實狀況的報告。然而，世界上唯一確定的是一切事物都具有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天然地存在于企業(yè)的日常經(jīng)營活動中。或有事項便是不確定性在會計中的重要表現(xiàn)之一。綜合或有事項的各項會計核算和處理，或有負債和預計負債作為或有事項中的不利事項，是企業(yè)所有者、經(jīng)營者和投資者最為關注的會計信息，雖然會計準則對其作出了規(guī)定，但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滯后性，或有負債和預計負債的會計處理還是存在著諸多問題值得思考研究。 

2 不利事項概述 

不利事項和有利事項都是或有事項，根據(jù)其對企業(yè)產(chǎn)生正面還是負面影響而劃分。或有事項，是指過去的交易或者事項形成的，其結果須由某些未來事項的發(fā)生或不發(fā)生才能決定的不確定事項。或有事項中的不利事項可以區(qū)分為或有負債和預計負債兩種不同的結果，而有利事項則對應著或有資產(chǎn)。 

或有負債指的是過去的交易或者事項形成的潛在義務，其存在需通過未來不確定事項的發(fā)生或不發(fā)生予以證實；或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現(xiàn)時義務，履行該義務不是很可能導致經(jīng)濟利益流出企業(yè)或該義務的金額不能可靠計量。而準則對于負債的定義如下：負債是指企業(yè)過去的交易或者事項形成的、預期會導致經(jīng)濟利益流出企業(yè)的現(xiàn)時義務。同時，準則也明確了負債的確認條件，即滿足負債定義的，在同時滿足以下條件時可以確認：①與該義務有關的經(jīng)濟利益很可能流出企業(yè)；②未來流出的經(jīng)濟利益的金額能夠可靠地計量。對比之下，一方面，或有負債為潛在義務時，不滿足負債的定義；另一方面，或有負債為現(xiàn)時義務時，履行該義務不是很可能導致經(jīng)濟利益流出企業(yè)或該義務的金額不能可靠計量，從而不滿足負債的確認條件。綜合可知，或有負債是不可以確認的，但又因謹慎性要求，準則規(guī)定在報表附注中披露。 

預計負債指的是當與或有事項有關的義務同時符合以下3個條件時確認為預計負債，進行確認和計量：①該義務是企業(yè)承擔的現(xiàn)實義務；②履行該義務很可能導致經(jīng)濟利益流出企業(yè)；③該義務的金額能夠可靠地計量。同樣，根據(jù)準則規(guī)定可知，預計負債是真正意義上的負債，可以進行確認和計量，并在報表中反映。2006年新準則規(guī)定了“預計負債”這個科目，從而使預計負債能夠單獨反映在財務報表中，便于與其他負債項目相區(qū)別，使報表使用者更容易獲得預計負債的信息。準則同時還規(guī)定應在報表附注中披露預計負債形成的原因和確認的金額等，從而使會計報表使用者獲得正確、充分的信息。 

3 不利事項“可能性”判斷 

現(xiàn)階段，或有負債和預計負債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xiàn)在：界定兩者時“可能性”的確定過于主觀、預計負債最佳估計數(shù)準則規(guī)定不夠完善以及兩者在信息披露時不夠充分、明確這3個方面。而界定或有負債和預計負債的可能性問題是判斷兩者性質(zhì)進而對報表使用者產(chǎn)生不同程度影響的關鍵點。“可能”和“很可能”的界定會導致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直接決定此事項是以或有負債表外披露還是以預計負債的形式在表中列示，所以或有負債和預計負債的處理所遇到的核心問題便是“可能性”的確定。 

實務界對可能性的確定基本上是建立在主觀判斷的基礎上，即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是運用這種方法來判斷，結果比較主觀，同一項經(jīng)濟業(yè)務，不同的人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同時也容易被人為操縱，從而達到謀取企業(y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目前，在國際范圍內(nèi)，會計界對“可能性”概念尚未達成共識，對可能性的規(guī)范標準也是多種多樣的。 

我國企業(yè)會計準則應用指南將可能性按照概率（用P表示）大小分為基本肯定（95%<p<100%）、很可能（50%<p≤95%）、可能（5%<p≤50%）和極小可能（0%

誠然，與主觀判斷法相比較，運用概率進行層次劃分，使可能性的判斷有章可循，判斷過程清晰明了，目的是為了盡量弱化會計人員在會計實務中判斷的隨意性。但是，概率的確定仍然面臨兩個棘手問題：一是概率的大小仍需要會計人員的判斷，準則指南并未給出如何確定概率信息。二是如果可能性處于臨界點，很容易被人為操縱，使判斷結果與真實情況不符。比如可能性概率為50%和51%的兩個項目，根據(jù)準則會做出兩種不同的會計處理，前者僅僅需要披露，而后者則要確認預計負債。針對這兩個問題，筆者認為，在確定概率信息并通過概率確定結果的可能性時，可以通過來源不同的概率信息，通過概率加權的方法進行處理。 

一般情況下，可能性概率獲得的途徑大致有三：①來源于企業(yè)自身的會計人員判斷，估計和判斷是會計人員必須具備的職業(yè)素養(yǎng)。這是企業(yè)最容易獲得的可能性概率。②來源于外部獨立的會計和法律專家的判斷，在處理或有事項時，如果能夠確保外部專家的獨立性和信息的準確性，那么他們的意見較為客觀，更具說服力。③來源于市場上過去出現(xiàn)的類似或有事項及其結果，這類似于會計上“公允”的思路。 

在已知上述3種概率后，可以根據(jù)一定條件確定相應的權數(shù)來確定最終的概率，從而判斷可能性。會計準則或指南可加以統(tǒng)一規(guī)范，賦予3種概率以相應的權數(shù)。假設企業(yè)自身、外部專家、市場對于相同事項判斷的概率依次為A、B、C，相應的賦予權數(shù)為a、b、c，最終的概率為Aa+Bb+Cc，根據(jù)最終的概率查看落在可能性判斷的哪個區(qū)間進行可能性的最終判斷。例如，甲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一樁訴訟案，在判斷敗訴的可能性時，筆者分為兩種簡單情況，應用概率加權的方法處理。假設如下： 

情形一：企業(yè)自身內(nèi)部控制良好，會計環(huán)境健康時。企業(yè)自身、外部專家、市場對于相同事項判斷的概率依次為60%、40%、50%，相應的賦予權數(shù)分別為60%、20%、20%，最終的概率為36%+8%+10%=54%。 

情形二：企業(yè)自身內(nèi)部控制較差，會計環(huán)境相對較差時。企業(yè)自身、外部專家、市場對于相同事項判斷的概率依次為50%、60%、60%，相應的賦予權數(shù)分別為30%、40%、30%，最終的概率為15%+24%+18%=57%。 

對于情形一，不通過概率加權，只通過企業(yè)自身得到的概率為60%，通過概率加權后的概率為54%，最終的結論與企業(yè)自身得出結論相同。即可能性概率超過50%，要確認預計負債。對于情形二，在不考慮或有負債和預計負債定義的其他條件下（只考慮概率問題），企業(yè)自身判斷概率為50%，而通過加權得到概率為57%。企業(yè)原本只需要披露或有負債，但是通過其他方意見加權獲得的最終概率，使得企業(yè)不得不確認預計負債并反映在會計報表中。 

確定地可能范文3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的時代。伊拉克和反恐戰(zhàn)爭、與新生核大國的外交斗爭以及全球金融危機結合在一起，使世界成為一個做生意非常不穩(wěn)定的地方。

考慮一下在國際主要石油公司里負責戰(zhàn)略規(guī)劃的行政主管的困境。面對是否要在勘探和生產(chǎn)上做出重大投資，他或她需要考慮到未來的石油價格預期。當然，預測這個價格基本上不可能。但深入了解影響價格波動的因素，可能會有助于公司改善他們的投資計劃，并更好地規(guī)避風險。

表面上看，石油價格似乎服從于供求規(guī)律。石油是不可再生資源，供給與一系列因素掛鉤，包括勘探、地緣政治問題，以及最終全球還剩多少石油可開發(fā)。同時，全球的需求正在上升，因為發(fā)達國家對碳氫化合物一直保持著貪得無厭的胃口，而發(fā)展中國家如中國和印度又要給他們快速增長的經(jīng)濟尋求燃料。

然而，與其他市場一樣，參與買賣雙方不斷改變的期望，也影響石油的成本。在過去，每次油價上漲，世界各地愛唱反調(diào)的人都宣稱，石油儲備正在枯竭，當然這還有待證明。鑒于這種長期以來的錯誤預測，很明顯，大部分人不知道是供需抑或市場預期是影響價格的主導因素。

但如果有可能計算出任何特定時間的石油價格，以及不確定性的結果，企業(yè)就可以做出更好的投資決策，其業(yè)績?nèi)Q于未來的石油成本。這種計算需要一個第三方因素，可以幫助得出一個前后一致的估計。經(jīng)濟學家稱之為“工具變量”，與其中一個基本因素密切相關，在這個例子中，指不確定的程度。在原油案例中，一個很好的變量已經(jīng)掌握在手中了：黃金的價格。

引入新的變量

黃金目前的售價每盎司近1000美元，3年前還是350美元左右。價格的躍升不是因為世界黃金供應正迅速枯竭，也不是因為珠寶商和高端音頻線纜制造商對黃金的需求突然增加。盡管黃金的數(shù)量在全球范圍內(nèi)有限，但它們都是可重復利用的，而且工業(yè)需求近年來一直保持相對穩(wěn)定。

事實上，黃金的價格很長時間來都具有一種功能，可以領先預測全球的不確定性。股市可能崩盤，帝國可能消亡，但黃金作為一種交換媒介一直保持其價值。因此，當不確定性提高的時候，黃金價格就會上升。當局勢平靜下來之時，黃金價格就會隨之下跌。

因此，我們可以利用石油和黃金價格之間的相關性，來了解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如何影響前者，并區(qū)分不確定性的影響與潛在的市場供需矛盾。

在過去的10多年里，數(shù)據(jù)證明黃金價格一直非常密切地追隨石油價格。因為人們都愿意儲存黃金，這成為一個極好的不確定性指標，在決定何種感覺程度上的不確定性影響到石油價格上，黃金提供了一個近乎完美的變量。

我們的分析表明，從1999年到2007年之間，黃金與石油的價格存在90%的相關性，然而，海灣戰(zhàn)爭之后，在相對穩(wěn)定時期，從1992年到1999年，相關性卻下降到10%以下。這表明，在過去幾年內(nèi)，很大比例的價格變化可歸咎于不確定性的影響，僅有一小部分是供求關系的變化。

石油價格導致的通貨膨脹或許也可以解釋石油與黃金之間的相關性，因為黃金本身是一個對抗通貨膨脹的常用手段。然而，這種關聯(lián)性僅能解釋這兩種物品價格相關性的一小部分。

目前，中東地區(qū)動蕩不安；美國和伊朗外交冷淡；委內(nèi)瑞拉總統(tǒng)雨果?查韋斯（Hugo Chavez）的意圖令人懷疑；俄羅斯供應中斷，導致貿(mào)易商通過石油價格設法保護自己。一時間，各項活動都無可避免地會提高石油價格。高度的不確定性也有經(jīng)濟成分，局部和全局的通貨膨脹，波動貨幣匯率（最低限度，美元的衰退），以及潛在的高速增長和下降的國家經(jīng)濟增長率，都影響著市場參與者的行為。

用黃金做準繩

那么，結論是，更大的地緣政治和金融的不確定性轉化為石油價格的波動。有了這方面資料的武裝，公司就可以更好地預測未來的油價。

盡管不確定性對油價的沖擊是不可避免的，行政人員還是能夠認識到石油市場軌道的風險，并在此情況下，考慮不確定性因素對投資策略的影響，最后決定他們公司對此的偏好程度。

例如，當石油公司決定在上游努力投資多少時，比如勘探，通常要提出一個未來的石油價格：“底線”價格，在此之上投資才能產(chǎn)生積極的回報。這種決定的風險在于，油價未來可能會跌到“底線”價格之下的概率，從而破壞了投資的盈利性。隨著石油價格的不確定性增加，規(guī)劃者必須承認，這種不確定性迫使他們承擔更大的風險。

在做決策時將不確定性考慮進去，不僅只適用于石油勘探。舉例來說，決定建立一個新的核電廠或風力農(nóng)場，也應該考慮同樣的問題，石油價格降到哪點時，替代能源就會沒有競爭力呢？

替代能源的經(jīng)營者可能更愿意對新技術投資，賭石油價格會上漲，他們就會收獲效益。然而，同時他們也在冒著油價下跌的風險。關鍵是他們必須清楚地知道風險性，并做好隨機應變的計劃。

石油價格不確定性的相對水平，也對下游企業(yè)有影響：不確定性越大，這些公司優(yōu)化供應鏈就越重要，以便在價格上升時有現(xiàn)成的產(chǎn)品可提供。

同樣的考慮也適用于從航空到塑料公司，他們的未來盈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石油價格。一家汽車公司計劃在替代技術上投資時，應該仔細考慮石油市場什么時候不確定性最大，因為油價可能會降低到一個臨界點，汽車購買者會覺得這些新技術不值額外成本的價錢，這樣風險就會很大。

當石油價格不確定時，任何對旨在降低可變成本的固定資產(chǎn)投資，都將有更大的風險。

現(xiàn)在，基于石油價格的長期投資風險非常高。但是，所有的公司必須下這樣的賭注，更好地了解不確定性在決定油價上的角色，再輔以對石油和黃金價格相關性的理解，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做決定。

因此，問題的關鍵是，確保風險計算要盡可能考慮周到，現(xiàn)在的投資比以前有更多的不確定。在世界政治和金融環(huán)境不斷變化的情況下，每家公司都要考慮將要承擔多少風險。

作者：喬治?齊哈得（Georges Chehade）和

愛德華?格雷西亞（Eduard Gracia）

確定地可能范文4

本節(jié)課的教學重點是讓學生通過活動，建立起事物發(fā)生的可能性概念，而突出重點的辦法就是讓學生動手操作、討論，全面全過程參與教學。本節(jié)課的難點在于讓沒有多少邏輯基礎的小學生接觸一定的形式邏輯，知道事物的發(fā)生有確定與不確定兩種可能。

相對于傳統(tǒng)數(shù)學教材，這是一個嶄新的內(nèi)容。所以，教學伊始，我就請全班學生自由組合成八個小組，引導學生做一些游戲，營造出一個和諧的互動氛圍。并要求學生在游戲之后，各小組之間比一比，看哪些同學玩得好、說得好、做得更好!

第一個游戲是讓學生為從汶川抗震救災歸來的解放軍叔叔抽簽表演節(jié)目。這些節(jié)目包括唱歌、跳舞、朗誦、講故事、相聲等。我提示大家，每人只能抽一次簽，也只能表演一個節(jié)目。如果是你上來抽，可能會抽到什么節(jié)El呢?一接觸問題，學生就十分活躍，反饋也呈現(xiàn)多元化。學生經(jīng)過一段討論，認為自己在抽簽前判斷獲得的結果只能用“可能”來做結論，從而引發(fā) 了他們求知的興趣，也引出了這節(jié)課的課題——可能性。

接著，學生輪流抽簽，來驗證他們的猜測 。當學生1把“唱歌”簽抽走后，我又與學生一起討論：“下一位同學可能會抽到什么節(jié)目?新上來的同學還可能抽到‘唱歌’嗎，為什么?”學生異口同聲地回答：“不可能。”于是，這三個字也成了我的第二個板書。

當剩下最后一個 “朗誦”簽時，我請學生說說，可能抽到表演什么節(jié)目，能肯定嗎?用什么詞表達準確些，為什么?學生說我像央視的王小丫，我笑了。在他們的笑聲里，我也寫下了他們的回答：“一定”是朗誦。

到此，事物發(fā)生的三個結果：“可能”、“不可能”、“一定”在學生面前呈現(xiàn)完畢。

第二個游戲是請學生在一個小盒里摸棋子。A盒里裝有 l2個紅棋子，B盒里裝有7個紅棋子、3個綠棋子和2個黃棋子。我請兩名學生分別在盒子里摸。然后讓學生說說：他們在A盒里可能會摸出什么顏色的棋子，能確定嗎，為什么?然后讓他們摸 ，以驗證大家猜測的結果。一時間，課堂再次沸騰，學生個個興致勃勃。

“A盒里肯定只能摸到紅棋。” “在 A盒里一定能摸到紅棋子， 是確定的”。 我問：“在A盒里可能摸到綠棋子嗎，為什么，能確定嗎?” 學生回答，這里的情況有 “一定”和 “不可能”兩種。 “在B盒里可能摸到什么顏色的棋子，能確定嗎，為什么?” 學生異口同聲地回答：“不能確定，既可能摸到紅棋，也可能摸到綠棋，是 ‘不確定’的。”

“你們能說說什么情況能確定，什么情況是不能確定的嗎?”這個問題也是本階段教學的小結。有了前面動手動腦的參與，各小組的小結非常順利。為了激勵大家關注學習的過程，我選擇了過程性評價表讓不同小組的學生相互評價小組的整體學習狀況。結果，得到了紅五星的小組干勁更足，沒有得到的小組也都決心迎頭趕上。

第三個游戲是讓學生運用今天所學的知識，感受生活中的 “可能性”，如地球每天都在轉動。面對我制作的課件，那一雙雙大眼睛個個發(fā)亮。大家一致選擇了符號“、／，”，表示肯定地球每天都在轉動。

我又讓學生看 圖回答問題：“我從出生到現(xiàn)在沒有吃過一點東西是否成立?…3天后會下雨嗎?

“太陽從西邊升起嗎?… ‘吃飯時人用左手拿筷子嗎?…‘地球上每天都有人出生嗎?”

我依然請學生用 “一定”、“可能”、“不可能”來回答上面的5個問題。

面對著 “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出生嗎?”這一問題，我展示了下面這組網(wǎng)絡 BBS對話：

每秒鐘有4~5Jk．．出生，其中有3／4個中國人。

那是 當然的。因為平均每秒鐘都有4-5個人出生。但有的可能集中些，如這一秒誕生 10多個，另一秒?yún)s一個也沒有，這是有可能的。但分鐘沒有人誕生，概率幾乎為零，天那是不可能的。

一年 365天，世界上50億人 口，平均一下肯定有上百上萬的孕婦，算一下肯定有的，且不只一個，但同一時間就難說了。目前，全世界每秒鐘大約出生4-3人，每分鐘大約出生259人，每小時大約出生15540人，每天大約出生37萬人 ，每年增 長約 8296萬人。學生在具體的數(shù)據(jù)面前，得出了“一定”的結論 。

第四個游戲我用“裝玻璃球”來拓展學生的能 力，鞏 固提高今天所學的內(nèi)容。

游戲要求每個小組向不同的袋里裝玻璃球 (每小組有一些紅、綠、黃色的玻璃球)。具體要求是：l號袋中一定能取出紅珠子；2號袋中可能取出紅珠子；3號袋中不能取到紅珠子。5分鐘后各組展示完成的情況，并讓學生完成學習評價。 第五個游戲是將學生引進 “練習超市”，完成幾道練習題。其中有一道是猜我的電話號碼 02787953口口中兩空格是什么數(shù)。為了讓學生的思維遞進發(fā)展，我給出了遞進的已知條件：“這兩個數(shù)都是雙數(shù)，前面的數(shù)比0大比3小，后面的數(shù)是前面數(shù)的2倍。”讓學生的結論從寬泛逐步到定論。也許是對教師懷著一份神秘感，也許是這節(jié)課與學生互動充分，下課幾分鐘了，學生都圍著我猜來猜去，不愿意離開。

確定地可能范文5

[關鍵詞]個體受賄；行為決策學；腐敗行為；反腐策略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096（2016）03-0012-07

一、問題的提出

杜絕官員的受賄行為是一項非常棘手的問題。我國的法律條文中對有如下描述：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受賄行為的本質(zhì)是一種權錢交易，嚴重損害了社會的公平正義。而目前，對于受賄行為的影響因素、如何對受賄行為進行懲戒，以及如何阻止受賄行為的產(chǎn)生和擴散等問題，法學和政治學的研究占據(jù)了主導。這些研究主要站在宏觀的角度看待受賄行為，缺乏對受賄行為的微觀分析。本文認為，對受賄行為的研究，不能僅僅關注其應然性，更要深入探索其實然性，必須將受賄行為放在一個存在收益和損失兩種可能的風險情境中，將面臨受賄決策情境的個體視作理性的經(jīng)濟人，在這一視角下，實際觀察并研究個體是如何在受賄與不受賄兩個備選方案中進行決策的，只有這樣，才能夠切實地制定行之有效的反腐策略。目前，已有一些學者站在這一視角研究腐敗問題，但經(jīng)驗研究相當缺乏。本文基于行為決策學的視角，使用經(jīng)驗研究方法對個體的受賄行為進行分析。

在實際生活中，當個體在受賄與不受賄之間進行決策時，影響因素主要包括收益和損失兩種。其中，收益主要是指從他人那里獲得的財物等不正當利益，損失則主要是指個體可能受到的法律懲罰。在一般性的受賄情境中，個體的收益通常是確定的，但個體的損失則通常是不確定的，即當個體做出受賄行為后，有可能會在未來的某個時間受到法律的懲罰，也有可能會僥幸逃脫。根據(jù)以上分析，當個體面臨行賄者的行賄時，可供選擇的方案及相應的后果有兩種：保守方案（不受賄），如果選擇這一方案，則個體既無收益，也無損失；冒險方案（受賄），如果選擇這一方案，則個體會獲得一筆確定的收益，同時需要承擔某種損失，但這種損失發(fā)生的概率和發(fā)生的時間都不確定。因此，基于行為決策學的視角，能夠影響個體選擇傾向的因素有兩大類：收益參數(shù)，包括收益值、收益概率和收益時間；損失參數(shù)，包括損失值、損失概率和損失時間。而本文關注的就是這些因素對個體受賄傾向的具體影響機制。

目前，一些行為決策學的相關研究結果可以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借鑒。Kahneman和Tversky的經(jīng)典研究發(fā)現(xiàn)，在面臨損失時人們的選擇會更冒險，在面臨收益時人們的選擇會更保守。而關于框架效應的研究又進一步證明，邏輯意義相同但表述不同的決策任務會顯著影響個體的行為傾向。這些研究都說明，個體對收益和損失的內(nèi)在心理加工過程可能存在明顯差異。因此，在面對不同類型的決策情境時，個體的行為傾向就會有所不同。另外，關于跨期選擇的研究表明，不確定事件在未來發(fā)生的時間也會對個體的行為傾向產(chǎn)生影響，同時個體所感知到的風險和框架效應等因素也會與事件發(fā)生的時間產(chǎn)生某種交互作用，使個體的行為傾向變得更為復雜。這些研究雖然從不同的角度探索了得失框架、時間和風險概率等因素對個體行為傾向的影響，但仍然無法直接解釋個體的受賄行為，這是因為，以往關于風險決策的研究，無論備擇方案有哪幾種，決策者所面臨的收益參數(shù)和損失參數(shù)通常都是確定的，決策者對自己所能獲得的收益和損失值、概率和時間都非常清楚。但受賄決策情境的特殊性卻在于，個體所面臨的兩個備選方案中。一個是既無收益、也無損失，而另一個則是收益參數(shù)確定，但損失參數(shù)不確定。另外，由于“花生瓣形效應”（個體的行為傾向會隨著決策所涉金額大小而發(fā)生變化的現(xiàn)象）的存在，個體在面臨受賄決策情境時，所獲得的收益值大小也會對其行為傾向產(chǎn)生影響，這些因素都會使個體的決策變得更加復雜。綜上所述，為了研究個體在受賄決策情境中.受賄行為傾向的影響因素，本文設計了以下三個實驗。

實驗1：損失概率和損失時間不確定對個體受賄行為傾向的影響。這一實驗的目的是觀察當個體面臨受賄決策情境時，損失概率和時間不確定是否會對其決策行為傾向產(chǎn)生影響。本文預期，如果損失概率和時間不確定，個體會更傾向于選擇冒險方案。

實驗2：損失時間確定、損失概率不確定對個體受賄行為傾向的影響。這一實驗的目的是觀察當個體面臨受賄決策情境時，損失時間確定但損失概率不確定，個體的受賄行為傾向特點。本文預期，當損失時間確定但損失概率不確定時，個體會隨著損失時間的延長而更傾向于選擇冒險方案。

實驗3：損失概率確定、損失時間不確定對個體受賄行為傾向的影響。這一實驗的目的是觀察當個體面臨受賄決策情境時，損失概率確定但損失時間不確定，個體的受賄行為傾向特點。本文預期，當損失概率確定、損失時間不確定時，個體會隨著損失概率的提高而更傾向于選擇保守方案。

二、實證研究

（一）實驗1

被試為360名成年人（年齡18-37歲，男157人，女203人），智力、視力及矯正視力正常。實驗材料為兩個情境決策問題，分為兩組。

第1組，如果有下面兩個選項，你會選擇？

A：沒有任何金錢收益，同時也沒有任何金錢損失。

B：馬上能夠得到x元錢。但30天后則會失去Y元錢。

第2組，如果有下面兩個選項，你會選擇？

A：沒有任何金錢收益，同時也沒有任何金錢損失。

B：馬上能夠得到x元錢，但將來有可能會失去Y元錢。

其中，第1組問題用來代表損失時間和概率確定的決策情境，第2組問題則用來代表損失時間和概率不確定的決策情境。在每組問題中，x代表被試的收益值，Y代表被試的損失值，二者的組合則作為實驗的自變量。x值和Y值的設定方法是：首先將x值確定為1000、10000、100000三種，分別代表低、中、高三種收益值，然后將這三種x值進行適當比例的提高，作為對應的Y值。這是因為在真實的受賄決策情境中，個體所面臨的損失必定大于收益，同時，個體一旦選擇受賄，即使會遭受損失（即法律的懲罰），通常也只能發(fā)生在其獲得收益之后。基于以上考慮，本實驗中的Y值被設定為大于x值在30天以后加上利息的總收益。本文將這三種x值在30天后的總收益設定為原值的1.2-1.3倍，將Y值全部設定為x值的1.5倍，即1500、15000、150000三種。x值和Y值的組合就分為3個水平：1000-1500、10000-15000、100000-150000，并據(jù)此分出三種實驗材料。

采用2（損失概率和損失時間的確定情況：確定、不確定）×3（收益值一損失值組合方式：1 000-1 500、10 000-15 000、100 000-150 000）二因素混合實驗設計。其中，損失概率和損失時間的確定情況是被試內(nèi)變量。收益值一損失值組合方式是被試間變量。實驗過程如下：首先按隨機原則將被試平均分為三組，再分別給每組被試呈現(xiàn)其中一種收益值一損失值組合的實驗材料，請被試認真作答。采用SPSS 17.0軟件對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每種實驗條件下被試的選擇頻數(shù)如表1所示。

根據(jù)表1的數(shù)據(jù)，將選擇冒險方案即B選項的被試人數(shù)作為因變量，將收益值一損失值組合水平和損失概率和損失時間的確定情況作為自變量進行x2檢驗。結果表明：收益值-損失值組合水平的主效應顯著，x2/360=13.060，p

（二）實驗2

被試為360名成年人（年齡18-45歲，男133人，女227人），智力、視力及矯正視力正常。實驗材料為情境決策問題。如果有下面兩個選項，你會選擇？

A：沒有任何金錢收益，同時也沒有任何金錢損失。

B：現(xiàn)在立刻會得到x元錢，但在z個月后可能會損失Y元錢。

其中，x代表收益值，Y代表損失值，z代表損失時間。為了考察損失時間的遠近程度對被試選擇傾向的影響，本文設定的z值共有三個：1個月、6個月、12個月。x值共有三個：1 000、10 000、100 000。考慮到在跨期選擇當中存在的利息收益，同時為了考察損失程度對被試決策的影響，文本將與每一個x值對應的Y值設定為x值的1倍、3倍、5倍三種，例如，與“1 000”這一x值對應的Y值有1 000、3 000、5 000三個。以此類推。

采用3（收益值：1 000、10 000、100 000）x3（損失程度：對應收益值的1倍、3倍、5倍）×3（損失時間：1個月、6個月、12個月）三因素完全被試內(nèi)實驗設計。實驗在正常照度的安靜房間內(nèi)進行，給每個被試以完全隨機形式呈現(xiàn)所有27種實驗材料，要求被試認真作答。采用SPSS 17.0軟件進行數(shù)據(jù)分析。27種實驗條件下被試對每個選項的選擇如表2“實驗2”一欄所示。

根據(jù)表2“實驗2”一欄的數(shù)據(jù)，將選擇冒險方案即B選項的被試人數(shù)作為因變量，將收益值、損失程度和損失時間作為自變量進行X2檢驗。結果表明：收益值的主效應不顯著，X2=4.565，p>0.01；損失時間的主效應不顯著，x2=2.505，p>0.01；損失程度的主效應顯著，x2=4 736.729，p

（三）實驗3

被試為270名成年人（年齡20-39歲，男126人，女144人），智力、視力及矯正視力正常。實驗材料為情境決策問題。如果有下面兩個選項，你會選擇？

A：沒有任何金錢收益.同時也沒有任何金錢損失。

B：現(xiàn)在立刻會得到x元錢，但在未來有Q的可能會損失Y元錢。

其中，x代表收益值，Y代表損失值，Q代表損失概率。為了考察損失概率對被試選擇傾向的影響，本文設定的Q值共有三個：20%、50%、80%，x值共有三個：1 000、10 000、100 000。考慮到在跨期選擇當中存在的利息收益，同時為了考察損失程度對被試決策的影響，本文將與每一個x值對應的Y值設定為x值的1倍、3倍、5倍三種，例如，與“1 000”這一x值對應的Y值有1 000、3 000、5 000三個。以此類推。

采用3（收益值：1 000、10 000、100 000）×3（損失程度：對應收益值的1倍、3倍、5倍）×3（損失概率：20%、50%、80%）三因素被試內(nèi)實驗設計。實驗在正常照度的安靜房間內(nèi)進行，給每個被試呈現(xiàn)所有27種實驗材料，這些實驗材料的呈現(xiàn)順序完全隨機，要求被試認真考慮作答。采用SPSS 17.0軟件進行數(shù)據(jù)分析。27種實驗條件下被試對每個選項的選擇如表2“實驗3”一欄所示。

根據(jù)表2“實驗3”一欄的數(shù)據(jù)，將選擇冒險方案即B選項的被試人數(shù)作為因變量，將收益值、損失程度和損失概率作為自變量進行x2檢驗。結果表明：收益值的主效應不顯著，x2=4.794，p>0.01；損失概率的主效應顯著，x2=167.175，p

三、實驗結果分析

盡管有研究者曾經(jīng)對腐敗現(xiàn)象和人們在風險和不確定情況下的行為特點進行過探索，但至今鮮見專門從行為決策學的角度對個體受賄行為傾向進行研究。本文研究了影響個體受賄行為傾向的主要因素。實驗1的結果表明，當個體面臨受賄和不受賄兩個選項的選擇時，損失概率和損失時間的確定性會對個體的行為傾向產(chǎn)生顯著影響。其具體表現(xiàn)是，個體在損失時間和損失概率都不確定的情況下，會更傾向于選擇冒險方案，即受賄。行為決策學中的三參照點理論可以對這一結果進行解釋。該理論認為，個體通常會將自己決策的可能結果分為“失敗、損失、獲益、成功”四個區(qū)間，而結果對自身的價值則依照“從失敗到損失>從獲益到成功>從損失到獲益”的關系進行排列。因此，如果同時存在期望價值相同的兩個方案，其中，選擇A選項能夠保證決策者的期望效價介于損失和獲益之間.而選擇B選項則可以保證個體的期望效價跨越到成功區(qū)間中。那么根據(jù)三參照點理論，即使選擇B選項存在風險，個體也會更加傾向于選擇B選項。在實驗1中所設定的決策情境中，個體所面對的正是這樣的兩種選項：A選項是保守的不受賄，選擇這一選項會使個體沒有任何金錢收益，也沒有任何金錢損失；B選項則是冒險的受賄，選擇這一選項雖然可能會使個體遭受損失。但個體卻可以在當前獲得一筆確定的收益。根據(jù)三參照點理論，個體就會對冒險陛的受賄選項表現(xiàn)出更大的偏好。

在實驗1的基礎上，實驗2和實驗3進一步探討了損失時間的確定性和損失概率的確定性對個體受賄行為傾向的影響。實驗2的結果表明。當損失時間確定但損失概率不確定時，個體所能獲得的收益值和在未來可能遭受損失的時間都不會對個體的行為傾向產(chǎn)生顯著影響，但隨著被試可能遭受的損失程度逐漸提高，其選擇冒險方案的傾向會逐漸減弱。這意味著，只要被試不知道自己在未來遭受損失的確切概率，那么無論被試能夠在當前獲得多大收益.以及預期自己可能會在未來的什么時候遭受損失，都不會顯著影響其決策，被試的行為傾向只會隨著遭受損失程度的提高而趨向于保守。這一結果說明，個體在進行決策時，對自己在當前所能獲得的收益和未來可能遭受損失的時間都不敏感，而對自己在未來可能遭受的最大損失程度卻非常敏感。這一結果可能是由人們的損失規(guī)避傾向造成的。根據(jù)前景理論和三參照點理論，在決策活動中，與可能獲得的收益相比，人們會更加在意自己可能遭受的損失。而在損失程度確定但損失概率不確定的情況下，人們無法精確地計算自己可能遭受損失的數(shù)學期望值，因而無論這種損失會發(fā)生在未來哪個確定的時間內(nèi)，人們的注意力都始終會被自己可能遭受的最大損失程度所吸引。有關的證據(jù)在實驗2的結果中也有所體現(xiàn)。在實驗2中，當損失的最大值等于收益值時，被試選擇冒險方案的傾向非常強，而當損失的最大值大于收益值時，被試選擇冒險方案的傾向就會立刻變?nèi)酢＿@說明。在損失時間確定但損失概率不確定的情況下。個體會更傾向于將可能遭受損失的最大值作為決策依據(jù)。

實驗3的結果表明，當損失概率確定但損失時間不確定時，損失概率和損失程度都會對被試的選擇傾向產(chǎn)生影響。具體表現(xiàn)是：隨著被試面臨的損失概率逐漸增大。以及可能遭受的損失程度逐漸提高，其選擇冒險方案的傾向都會逐漸減弱，但被試在當前所能獲得的收益值卻不會顯著影響其決策。這一結果說明，個體在進行決策時，對當前所能獲得的收益值并不敏感，而對自己可能遭受損失的概率和損失的程度都非常敏感。由于大部分人都是遵循著損失規(guī)避原則進行決策的，因而無論個體在當前能夠獲得多大的收益，都總是會首先考慮自己在未來遭受的損失。而在個體所面臨的損失程度和損失概率都確定的情況下，個體能夠非常直接而精確地計算出自己可能遭受損失的數(shù)學期望值，并據(jù)此進行決策。有關的證據(jù)在實驗3的結果中也有所體現(xiàn)。在實驗3中，被試選擇冒險方案的傾向隨著損失程度和損失概率的提高而逐漸變?nèi)酢＿@說明，在損失概率確定的情況下。個體會精確地計算可能遭受損失的數(shù)學期望值，并據(jù)此進行決策。而不確定的損失時間由于不會影響到個體對自身損失數(shù)學期望值的估算，因而損失時間不確定就不會影響個體的行為傾向。

四、結論與啟示

確定地可能范文6

一、把握“可能性教學”的核心目標，概念準確

教師作為課堂教學的主導者，自身必須具備豐厚的專業(yè)知識和極佳的專業(yè)素養(yǎng)，否則就會出現(xiàn)教學尷尬，直接導致課堂效果低下。比如，可能性起始課，學生舉例中說到“媽媽放學后一定來接我”是確定事件，一些教師認為他的描述是正確的。教師自身對確定與不確定事件的概念認識模糊，很難保證學生的認識會正確無誤。因此，教師具備相關的專業(yè)理論知識至關重要。

傳統(tǒng)中小學數(shù)學的教學內(nèi)容是對日常生活中見到的圖形和數(shù)量進行抽象，研究圖形的變化與計算法則，定義和假設是研究的基礎，歸納、遞歸、類比和演繹推理是研究的基本方法。統(tǒng)計學則是通過數(shù)據(jù)來進行分析和推斷，在本質(zhì)上研究的問題是隨機的，是不確定性的。所以說，統(tǒng)計研究的基礎是數(shù)據(jù)。數(shù)據(jù)都具有不確定性，我們需要抽取一定數(shù)量的數(shù)據(jù)，才可能從中去發(fā)現(xiàn)規(guī)律、獲取信息。因此，研究統(tǒng)計學的依賴于對數(shù)的感悟，有時甚至是對一堆看似雜亂無章的數(shù)的感悟。作為教師，必須首先弄清可能性教學的核心目標，知道可能性教學與傳統(tǒng)數(shù)學教學的本質(zhì)區(qū)別是什么，只有明確了二者之間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明確了可能性教學的核心教育目標，即培養(yǎng)隨機觀念，才能有效地開展教學。

另外，概率的概念比較抽象、深奧，不利于學生的理解和掌握，所以教師要從學生熟悉的事件入手，用淺顯易懂的語言表達和描述，能夠把專業(yè)術語與符合學生表達習慣的語言有機地結合起來，便于學生正確地理解概念。

二、組織學生全程實驗操作，排除“經(jīng)驗”干擾

課程不單是知識和能力，也是經(jīng)驗和活動，教學時一定要讓學生親身經(jīng)歷實驗操作的全過程，并為學生提供貼近生活的現(xiàn)實問題，注重與統(tǒng)計知識聯(lián)系，讓學生在大量數(shù)據(jù)和實驗的過程中，體會不確定事件發(fā)生的結果是有大小的。

已知盒子中全部是紅色棋子，讓學生“預測”會摸到什么顏色的棋子，學生根據(jù)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可以輕易地預測出結果，對于他們來說，答案顯而易見，因此學生會不屑一顧，參與的熱情不高。反之，學生不知道袋子中棋子的顏色和數(shù)量，讓他們在“未知”的情況下摸棋子，然后根據(jù)摸到的棋子顏色預測結果，他們就會興趣盎然、躍躍欲試。課程必須建立在學生原有的生活經(jīng)驗和數(shù)學活動經(jīng)驗的基礎之上，因此教學中讓學生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參加實驗操作，體驗實驗的整個過程，并參與、見證小組內(nèi)其他同學的實驗全過程，在一次次的操作中體驗實驗結果的確定與否，根據(jù)摸到的結果進行合情推理，很好地體會每次摸棋子結果都不可預測，推斷袋子中棋子的顏色和數(shù)量，對他們來說摸棋子的結果具有極大的神秘感和挑戰(zhàn)性，同時可以排除已有生活“經(jīng)驗”對摸棋子結果的干擾，從而幫助他們更好地體驗事件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

三、記錄、分析實驗數(shù)據(jù)，幫助學生理解隨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