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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政策范文1

其一把如何保持物價總體水平穩定放在20__年政府工作的首位。在目前全球糧價高漲的大背景下，如何阻隔國際糧價暴漲對我國糧食市場的影響以及消減我國北方小麥主產區干旱等不利生產預期的確是頭等大事。所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條就是有關物價穩定的，而在所有物價中最難最基礎當然也是最重要的首先應該是糧食等農產品價格的穩定。由于糧食是基礎性產品，糧價如果快速上漲，會帶動其它相關產品的漲價，從而引發通貨膨脹。報告開出的藥方是增加生產，只有產需平衡了，宏觀調控政策才能有效。報告提出要繼續強化前幾年有些放松的省長“米袋子”與市長“菜藍子”工程，要求大中城市一定要確保基本的蔬菜生產基地，增加本地鮮活產品生產，這對近年來因快速城市化的發展，郊區菜田被大量侵蝕占用是一個回補。只是如何強化監督耕地數量還需要各地進一步細化，比如是不是可以按城市人口數量多少來確定一個基本的面積，以防止部分城市走形式？以此基本標準來提高監管的約束力與可操作性。

其二是近萬億的“三農”投入很給力。今年中央擬安排“三農”投入9884.5億，接近萬億，比去年增加1304.8億。這基本上順應了中央過去提出了每年涉農資金新增千億的目標。財政部公布的20__年中央財政支出5.436萬億元，我國目前城市化比率47%，農村人口占一大半，再把那些在城市打工但還沒有城市戶籍的人口算在內，近70%的農村人口，目前只占到總財政支出的不足五分之一，未來還應該繼續大幅度增加，才能夠縮小目前城鄉巨大的公共品服務差距，向國家提出的城鄉人均公共品服務均等化目標邁近。

其三涉農投入的方向也有比較大的轉變，未來新增投入要向承擔基礎性、重要性高但比較利益低的糧食主>！

三農政策范文2

關鍵詞：“三農”政策；執行效果；障礙

前言

農業是我國第一產業，其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隨著我國第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農業發展出現了相對性緩和，這種緩和為我國農業進步帶來了不利影響。為了改變農業發展狀態，“三農”政策得以出臺，其為推動我國農業快速發展，實現農業振興帶來了重要動力。但在“三農”政策實際執行過程中諸多障礙的出現，使得“三農”政策沒有發揮出應有的積極作用，想要真正的發揮出“三農”政策的作用，就必須要盡快克服其執行障礙，為“三農”政策創造一個良好的執行空間。

1 “三農”政策執行障礙的表現

1.1 地方政府對“三農”政策執行不利

“三農”政策執行的主要障礙表現就是地方政府對于“三農”政策的執行不利，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地方政府沒有正確認識和理解“三農”政策有著直接關系。地方政府作為地方的行政權力機關，其思想水平與工作行為會直接影響當地的經濟走向。由于中央與地方政府信息存在一定的不對稱性，這使得“三農”政策與地方利益出現了矛盾性，地方政府為了能夠保證自己利益，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應對方法，使得“三農”政策無法在當地落實并發揮出實際作用，影響當地的農業發展。

1.2 農民對“三農”政策認識不足

農民是“三農”政策當中最主要的構成元素，也是“三農”政策的直接受益人，但是由于我國絕大部分農民都未接受過高等教育，因此他們對于“三農”政策的認識和理解會存在一定的不足，認識上的不足會直接影響他們對“三農”政策的認可和接受程度，進而影響“三農”政策的實際執行效果。從目前我國“三農”政策的實施效果來看，絕大部分農民都非常的被動，他們對與“三農”政策的理解僅限于“我每年種地國家會給我補助多少錢”而已，不可否認經濟直補是“三農”政策當中的內容，但其并非是全部內容，農民對于其他“三農”政策的不了解，使得農民失去了享受“三農”政策的主動權，取而代之的是地方政府的管理者，這會直接導致“三農”政策實施效果會受到地方政府對農村問題主觀判斷的影響，不利于“三農”問題的有效執行。

1.3 缺乏牢固的“三農”物質基礎

“三農”政策作為惠農、幫農、扶農的重要政策，其必須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來支撐該政策的有效實施與執行。 “三農”政策的執行一打破了地方原有制度格局下的利益結構，地方需要一定的物質投入去化解制度變遷帶來的各項社會矛盾，再加上“三農政策”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成本來予以支持，這使得地方政府會出現較為明顯的支出。然而，在農村稅費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失去了制度外的資金補助，財政收入的減少和“三農”政策的大量物質需求，使得地方政府的財政水平難以真正全面的將“三農”政策執行和落實下去。

2 “三農”障礙出現的原因分析

2.1 政府“理性經濟”

從我國當前的地方稅收政策來看，在缺少了大部分外部資金支持下的地方政府，為了確保自身財政收支平衡，地方政府在進行決策時，會更趨向于選擇能夠為自身帶來利益的行為，這種決策行為稱之為“理性經濟行為”。想要“三農”政策有效的執行，地方政府需要大量的財力予以支持，然而地方政府在缺乏外部資金支持的背景下，債務越來越多，再加上地方政府機構人員眾多，日常運營開支較大，這使得地方政府很難真正的足夠的成本來支持“三農”政策，“三農”政策因此受到了執行障礙。

2.2 農民素質水平

農民作為“三農”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他們的素質水平會直接影響“三農”政策的執行效果。從我國當前的農村勞動力結構來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都進入到了城市當中，農民多以未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為主，很多老農民甚至都沒有接受過教育。在此種思想素質結構下，農民的思想與意識十分單純，只希望豐收，以實現收入的提升，“三農”政策所為他們帶來的只有每年的“補助”而已。農民素質水平的偏低使得“三農”政策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一定的不利影響。

3 “三農”障礙的具體克服路徑

3.1 提高政府政策執行力

想要將“三農”政策真正的執行下去，為農民帶來更大的利益，就必須要提高地方政府的執行力。地方政府作為行政機構，其有責任和義務為百姓創造更好的生活空間，農業作為我國第一產業其對于地方發展帶來的積極作用無可比擬，地方政府必須要發揮出自身的宏觀調控作用，在充分領會中央“三農”政策內容的基礎上，結合地方實際情況，制定出科學、有效、切實可行的“三農”政策執行方案，為振興當地農業發展創造條件，為提高當地農民收入打下基礎。

3.2 加快農民素質的提高

加快農民素質的提高，幫助農民更為全面的認識“三農”政策為自己帶來的利益，也是實現“三農”政策執行效果提升的重要途徑。當農民素質有了一定提高后，他們能夠通過報紙、電視媒體、網絡等多種途徑實時了解和掌握“三農”政策，當農民充分了解“三農”政策，地方政府就沒有辦法以各種理由來延遲或缺項“三農”政策的執行，從而為“三農”政策的實施帶來幫助。

3.3 強化政策執行監督力

想要確保“三農”政策有效的執行下去，就必須要強化政策執行的監督力度。從當前的地方政府結構來看，可在現有農業部門的基礎上，由上級部門選拔或委派具有資質的人員成立“三農”政策監督部門，該部門由上級政府部門直接管理，不受地方政府權力影響，以保證監督機構的責權獨立，為其更好的發揮出監督作用創造條件。政策監督部門要除了要監督地方政府“三農”政策執行外，還要定期對地方政府的“三農”政策實施效果予以檢查，確保“三農”政策的執行效果能夠與政策初衷保持一致，為促進我國農業發展，提高農民經濟收入帶來幫助。

結束語

綜上所述，農業作為我國第一產業，其對于國家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作用無可比擬，“三農”政策作為促進我國農業發展進步的重要政策內容，我們必須要確保其能夠發揮出關鍵性作用，來為我國農業發展與進步提供支持。在實際工作當中，各地方政府、農業部門必須要充分分析和理解“三農”政策，結合地方實際農業情況，來對“三農”政策進行具有針對性的解讀，從而使“三農”政策更好的發揮出積極作用，為地方的農業經濟發展提供指導與幫助，為我國整體農業的進步打下良好的基礎。

參考文獻

[1]鄒玉杰，宋文官.改革開放以來我黨三農政策的演進及啟示[J].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2011，04：6-9+76.

三農政策范文3

關 鍵 詞：“三農”問題 城鄉統籌 財政支農 對策措施

我國是一個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的農業大國，全國13億人口中的70%在農村，“三農”問題的解決程度直接關系到我國社會的穩定和現代化目標的實現。農業興，則百業興；農民富，則國家富；農村穩定，則天下穩定。“讀不懂農民，就讀不懂中國”。中國歷史上的治亂興衰，一旦離開了農村問題、農民狀況的科學考證，就無法破解其中的緣由和奧秘。當前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必須首先解決好“三農”問題，否則，就很難達到既定的目標。財政作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承擔著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基本職能，因此，在其政策的設計和制度的安排上，必須把思路統一到統籌城鄉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高度上來，立足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盡快扭轉長期以來財政農業投入嚴重不足，社會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公共產品城市由政府一手“包辦”，而農村則由農民自己買單的不合理現象。

一、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制定向農業傾斜的財政政策，加大對農業的財政支持力度。

為了支持和保護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必須按照公共財政原則，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制定向農業傾斜的財政政策，加大對農業的財政支持力度。政府在構建公共財政框架體系時，應當體現“三農”的優先位置，要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家財力的增強，確保財政支農支出的增長速度超過財政其他支出的增長速度。農業是一種弱質產業，受市場變化和自然條件的影響較大，且生產方式的變革受諸多客觀因素的干擾而遲滯，因此需要政府的扶持與幫助。然而，建國50多年來，我國財政對農業的投入支持一直很低，解放初期為5%左右；“二五”時期達到10%左右；“”時期降到8％；后，為解決農業落后、農民貧困的問題，強化了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力度，1978―1980年，財政支農支出的比重上升到13.07%；但到“六五”時期又降到8.8%，“七五”、“八五”略有提高，分別為9.08%和9.32%，但“九五”、“十五”時期又降到8%左右，特別是最近幾年相對數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僅為財政總支出的3%―4%。這一比例根本無法保障我國農業結構戰略調整、產業全面升級和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需要。而發展中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投入一般都保持在10%左右，像印度、泰國、巴基斯坦等國，財政對農業的投入要占到財政總支出的15%以上，大大高于我國水平。況且，數十年間我國60%的財政支農資金主要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和氣象事業的發展，直接用于農業的生產性支出僅占40%左右。從而導致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發展環境惡化，農民收入增長乏力。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面臨著艱巨的結構調整任務，加入WTO對我國農業又將產生巨大沖擊，而上述政府支農的低水平狀況與現在農業發展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很不相稱。因此，要解決我國日益突出的“三農”問題，就必須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高度，正確認識我國已進入到工業反哺農業、財政反哺農民、城市反哺農村的新時期，作為政府公共財政必須適應這一變化，對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進行重大調整，確保財政農業投入的優先增長，其分配額要與農業的基礎地位相適應。一是在財政支出安排的順序上，要優先考慮農業支出的需要，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將財政農業支出列為“吃飯”財政，放在各項經濟工作的首位優先安排，確保國家新增財力向農業傾斜。二是盡快出臺《農業投資法》，將各級政府支農行為納入法律進行規范，對農業投入的數量界限做出明確規定，確保各級政府的支農職責落實到位。三是重視發揮財政支農資金的導向功能，靈活運用貼息、擔保、政策優惠等方式，吸引信貸資金、外資、民資、工商資本投入農業，以拓寬農業投資渠道，聚集農業發展基金。

二、優化財政支農方式，明確財政支農重點，建立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投入機制。

明確農業財政支持的方向和重點至關重要。今后財政支農政策面臨的主要任務是，要按照WTO《農業協議》中“綠箱”政策的有關規則要求，針對中國農業發展后勁嚴重不足的現實矛盾和薄弱環節，重構財政支農的政策體系，通過國家財政轉移支付，逐步形成與國際接軌的、具有自己特色的財政支農補貼模式，盡量減少間接的或對中間環節的補貼，積極探索對農民直接支持的各種有效辦法，明確財政支農的投入重點。

1、增加農業基本建設的財政投入。農業基本建設主要是對農田水利、農地改良、農業機械、農村道路等方面的建設，這方面的問題比較嚴重。一些地方五、六十年代建立起來的水庫、橋梁及灌溉配套渠系等已年久失修，坍塌毀壞，不能使用；還有一些地方在發展特色農產品商品基地及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過程中急需進行農田水利設施和鄉村道路的建設，但因沒有資金而只好擱淺，因此，加大農業基本建設的財政投入力度是解決農業基本建設欠賬太多，發展后勁不足的重要措施。

2、增加農業科技方面的經費投入。（1）建立健全農業科研體系和技術推廣體系，加強農業科技成果的研究、推廣，促使農業科技盡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2）增加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支出，支持鄉鎮農技推廣部門興辦農業科技示范場，轉換服務機制，創新推廣方法，對鄉、鎮一級農技推廣部門開展經營性技術服務的收入制定財稅優惠政策；（3）加強對實用農業生產技術開發的扶持力度，特別要注重對區域性支柱產業、主導產品有明顯增產、增效作用的技術開發、推廣以及對已取得突破性進展，有望在短期內運用于生產實踐的農業科技攻關項目給予必要的財政扶持；（4）加大農村人力資源開發的經費投入力度，繼續強化農村“三教”統籌，促進“農科教”結合。通過實施農村實用人才培訓工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程，不斷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和創業發展能力，提高進城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和技術水平，幫助他們在城鎮穩定就業。

3、增加農業產業化方面的資金投入，積極扶持龍頭企業，培育支柱產業，壯大縣域經濟。中國農民之所以弱，非常重要的一條不在于他們的數量有多少，而在于它們的組織化程度太低，凝聚不起來，沒有自己的組織和聲音，甚至在很多地方缺乏表達訴求的渠道。實行農業產業化經營，有龍頭企業和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帶動，通過利益機制將分散農戶組織起來，可形成較大規模的產業群、產業鏈，有利于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是引導農戶進入市場的有效機制。因此，國家應增加農業產業化的財政投入，重點扶持有市場前景和競爭優勢的支柱產業和龍頭企業，依靠農業組織創新，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

4、增加改善農業生態環境的財政投入，為農民增收創造預期效應。（1）支持依法保護農業生態環境；（2）支持健全農業環境監測網絡，加強漁業水域、草原牧區的監測系統建設，加大環境監測力度；（3）支持全國生態農業示范縣建設，加強草地生態工程建設，實現農業生態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4）支持無公害農產品生產，確保農產品的消費安全。

三、按照“少取、多予、放活”的方針，調整現行農業政策，規范農村分配行為，盡快建立有利于農民增收減負的農村公共事業籌資制度。

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我國農民除上繳規定的農業稅和其他稅收以外，還承擔著大量的非稅負擔，以及地方利用各種名目收取的亂攤派、亂集資，由此導致農民綜合負擔不斷攀升。根據我國政府公布的統計數據，1990年，農民人均稅費負擔為33元，1995年為77元，2000年為96元，2001年為91元，農民人均稅費負擔2000年比1990年增長了2.8倍。加上農村的其他亂收費，農民的實際負擔還重。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入，國家為規范農村分配行為，曾研究出臺不少辦法，但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其根本原因是沒有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農村公共事業籌資制度，因而在農村分配行為中，低稅高費，以費代稅的現象十分普遍。如在稅費改革前，鄉鎮一級的辦學、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和交通等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所需的費用沒有納入公共財政制度的范疇。村級組織要向農民收取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即所謂的“三項提留”。這是一種處于“正規財政制度外”的所謂的“制度外籌資方式”。這種制度外籌資方式造成了農村分配的極大混亂。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雖然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有利于農業、農村發展的、公平合理的財稅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目前的主要任務是要著眼愈演愈烈的“三農”問題，盡快建立覆蓋城鄉、統一公平的公共財政制度，增加農業的財政投入，實現由“少取”向“多予”的歷史性轉變。并通過建立精簡高效的基層行政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建立農民增收減負的長效機制。

四、著眼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矛盾，加快農村城鎮化建設，有效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建立完善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

為什么我國“三農”問題顯得這樣突出又這樣難以解決，以至于積以后近半個世紀的努力，仍然沒有取得重大進展？說到底，是因為農村人口和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多，人均占有資源、首先是土地資源的數量過少，因而土地報酬遞減的趨勢十分明顯，生產率提高緩慢而成本卻迅速增高這種基本態勢不改變，其他措施都很難收到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顯著成效。加上我國長期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體制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發展模式，正是這種長期性，造就了我國特有的“三農”問題。黨的十六大做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決策，為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指明了方向，這是在科學分析現階段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主要矛盾的基礎上做出的科學決策。目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但城市化程度卻只有37.7%，比2000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要低10.3%。我國目前人均GDP僅有900美元，但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農產品需求制約，最基本的原因是城鎮農產品消費群體比重太小。而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困難，最根本的障礙是城市化進程明顯滯后。2001年，我國農業GDP份額已經下降到15.2%，而農業就業比例仍高達50%。農村人口非農化和城鎮化進程緩慢，生存發展空間小，農民比重過大，導致農業相對勞動生產率過低，這是“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就不能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必須突破“三農”問題的傳統觀念、思維方式的束縛，跳出農業看農業、調出農村看農村，重點解決制約農業和農村發展的體制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城鄉分治的各種制度，減少農民，加速農村城鎮化進程，發揮城市對農村發展的促進和帶動作用，由城鄉分治走向城鄉一體、協調發展。一是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在加強中央財政宏觀調控的基礎上，兼顧地方財政收入狀況，通過對地方稅種進行分類，適當擴大地方財政收入的范圍，以保證鄉鎮財政有穩定的收入來源。二是通過財政分配的適當傾斜，加快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進城打工的農民、鄉鎮企業的職工和城鎮居民一樣，應實行由國家、單位、個人三方面共同負擔的辦法籌措社會保障資金；對純農戶可采取國家負擔為主、農民負擔為輔的辦法建立農村社會保障機制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三是拆除城鄉樊籬，消除不利于農民進城務工的各種障礙，打破城鄉分割的身份壁壘，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和轉換身份的額外負擔，建立統―、開放的城鄉勞動力市場，摒棄針對農民工的各種歧視性政策和亂收費，以促進城鄉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實現農民進城由流動就業向穩定就業轉化。四是加強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健全公共服務功能，通過居住的城鎮化，農民的非農化，有效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以徹底解決由城鄉二元結構引致的“三農”問題。

五、改革公共品供給體制，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財政職能和支出范圍，將公共資源的分配重點由城市向農村轉移。

在現行的公共品供給體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資源投到了城市，農村中本來應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或由政府與農民共同承擔的公共品成本卻完全由農民承擔，本來應該由上級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卻通過上級政府轉移事權交由下級政府提供，結果是事權和財權的不對稱。中央和省級政府掌握了主要財力，卻很少承擔農村公共事業發展的責任。而縣鄉政府財力薄弱，卻承擔了鄉里大部分公共事業發展的經費。“小馬拉大車”，這種政府間財力與事權責任的不對稱以及在財力分配上“重城市輕農村”的做法，是導致農村公共事業發展滯后的重要制度因素，也是導致縣鄉財力緊張、農民負擔過重的重要原因。為實現城鄉統籌、促進社會公平，必須對現行的政府公共品供給體制進行改革，分清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在農村社會事業發展和公共服務領域中應該承擔的責任，重新界定中央政府、省級政府與縣、鄉基層政府的事權范圍，按照公共性、市場化和引導性原則，建立健全與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凡屬于農村計劃生育、大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基礎科學研究、農村義務教育等全國性的農村“純公共品”以及部分外部性極強、接近于純公共品的“準公共品”由中央和省級政府財政負擔；而對于“準公共品”，如農村道路建設、安全用水、通訊、廣播、電視以及農村醫療衛生等，東部地區主要由地方政府負責，中西部地區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各承擔相應責任，對欠發達地區、糧食主產區考慮到財政嚴重困難的實際，中央要多拿錢加快建設，以縮小差距，促進公平。為此，在構建和完善公共財政體系時，必須把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納入到財政制度框架內，讓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能像城鎮居民一樣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真正給農民以城市居民同等的國民待遇。一是統籌城鄉供給，將公共資源的分配重點放在農村。二是科學界定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三是改革公共品財政支持方式，通過“以獎代補，以物抵資，先建后補”的形式，把“一般性的財政轉移支付”變為“專項轉移支付”。四是推進農村公共品供給主體的市場化改革。對承擔著農村公共品供給最主要職責的事業單位，必須剝離其不符合公共服務需要的機構和職能，將行政職能劃歸行政部門，以贏利為目的的機構要推向市場。通過各種措施的綜合應用，徹底解決我國農村公共事業發展滯后的問題。

參考文獻：

1、葉文輝.農村公共品供給體制的改革和制度創新《財經研究》，2004（2）

2、李放 張蘭.論財政分配政策與“三農”問題《財政與稅務》，2004（5）

3、王奎泉.現階段我國農村公共品供給中的政府行為選擇《農業經濟問題》2005（4）

三農政策范文4

實施試點工作以來，三穗縣充分進行調查研究、風險分析、積極探索，制定了符合民情、便于操作的實施方案，堅持住院大額補償、兼顧門診補助、擴大受益面，激發了農民參合的積極性。同時引進定點醫療機構的激勵競爭機制，極大地促進了服務態度的改善，服務質量的提高。就診后由各定點醫療機構按補償標準當場報銷補償，方便了群眾，簡化了報銷程序，深受群眾歡迎。

新型合作醫療的實施，使廣大農民看到了這項工作的好處，人們說：“少打麻將少抽煙，參加合作醫療保全家健康平安。”

桐林鎮新場村村民吳才慧和良上鄉巴冶村貧困村民萬土妹到醫院住院分娩費用全免，她們對醫院醫生和前去看望的當地領導感動地說：“感謝黨，感謝政府，感謝醫生，住院分娩不要錢，我們從來都不敢相信，想不到國家制定這么好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政策，給我們農民解決了實際問題。”

新型合作醫療使農民得到了實惠，樹立了黨和政府在群眾中為民辦實事、辦好事的良好形象，群眾心齊氣順，農民參合積極性得到明顯提高。

2006年全縣參合人數達137942人，參合率74.47%，較2005年增長了4.6個百分點，減去舉家外出的14388人，參合率80.76%，名列黔東南自治州五個試點縣的第一位；受益231273人次，占總參合人數的167.66%，資金使用率及受益人次均居全州五個試點縣首位。

三農政策范文5

自2004年起，國家先后實施了“農業三項補貼”，對于促進糧食生產和農民增收、推動農業農村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原有基礎上，國家相關部門又對“三項補貼”進行了調整完善，《意見》指出，根據當前化肥價格下降的情況，要從中央財政提前下達的農資綜合補貼中調整20%的資金，加上種糧大戶補貼試點資金和農業“三項補貼”增量資金，統籌用于支持糧食適度規模經營。支持對象為主要糧食作物的適度規模生產經營者，重點向種糧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等新型經營主體傾斜，體現“誰多種糧食，就優先支持誰”。

一增一減政策調整市場化節奏

相關人士表示：此次調整的方向在某種意義上是增加補貼力度，而相對應的化肥產業正在減少支持力度，這一增一減，正是國家政策層面在理順農業種植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從中間環節的補貼改為源頭補貼。

從去年開始，市場對于恢復化肥增值稅的傳言就不絕于耳，對此相關人士表示：化肥增值稅并非所得稅，而是一項流轉稅、差價稅，利潤低則相應的增值稅低。以前我國化肥的增值稅出現過退稅、免稅的不同時期，主要出于促進化肥產業和減少農業投入成本兩方面的考慮，即便現在征收增值稅導致農資產品價格上漲，國家將會通過農資補貼進行補償，實現稅收政策與補貼政策并行，不會因此增加農民負擔。所以在一些人眼中，此次“三項補貼”的調整正是化肥恢復增值稅的前奏，起碼有著一定的關聯，況且目前化肥價格處于近十年來歷史的最低點，是恢復增值稅的最佳時機。

化肥關稅市場化各環節都需同步

進出口化肥關稅政策，走過了由出口退增值稅，到取消出口退稅，再到加征出口關稅，直至加征特別出口關稅、強力關稅政策的出臺，體現了政府限制化肥出口的堅定信心，保障國內市場供應的堅定決心，對抑制化肥大量出口、對穩定國內市場化肥供應量、保障農民能買得到化肥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農政策范文6

－－深化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江蘇省信息中心前不久就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進行的全省范圍的農戶和基層鄉鎮領導調查顯示，江蘇農村稅費改革對減輕農民負擔效果明顯，但改革仍存在不到位現象和大量的遺留問題，亟需深化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調查顯示，江蘇省仍有少部分地區農民認為稅費改革后負擔沒有減輕甚至有所加重，農民減負的幅度存在地區間不平衡的現象；農村的各種亂收費現象仍然存在，個別地方變換手法向農民收費，農民普遍擔心稅費負擔反彈；部分鄉鎮對農村稅費改革宣傳不到位；改革后部分鄉鎮村的可用財力明顯減少，難以維持正常運轉；經濟貧困地區對配套改革的承受能力較弱，一些地區的鄉鎮村難以舉辦公益性事業。因此，加強和深化稅費改革仍是當前農村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專家們認為，就江蘇省而言，下一階段稅費改革的工作重點，一是要進一步加強農村稅費改革的政策宣傳工作，將農村稅費改革政策宣傳到戶，并繼續開展專項整治工作；二是要深入推行農業稅收和涉農價格收費“公示制”，堅決制止針對農民的各種亂集資、亂收費。對變相亂收費、亂攤派的鄉鎮領導要追究相應的責任，實行違反減輕農民負擔政策“一票否決”制；三是進一步深化稅費配套改革，繼續規范村級“一事一議”籌資籌勞制度，結合各地實際，制定具體操作辦法，真正將減輕農民負擔落到實處。同時，可試行取消部分貧困地區的農業稅，增加對農民減負的力度；四是加強對農民負擔的監督與管理，采取法律方式對農民負擔實行監控。不但要建立和完善從上到下的監督管理機制，而且要給予村級組織和廣大農民以監督權利，建立自下而上的監督機制；五是結合農村稅費改革，適時調整縣鄉財政體制，確保鄉村兩級組織正常運轉。－－大力推進農業信息化建設農業信息化建設是農業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經濟，走市場化農業的必由之路，但目前農村信息匱乏已經成為制約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深化的重要障礙。專家們建議，要圍繞農村需求，千方百計推進農業信息化建設。1．加快農副產品價格預警體系建立。農產品價格放開之后，市場價格高低成為農民最頭痛的問題之一，這種情況在江蘇省和全國都普遍存在，農民最需要的是政府給他們以正確的信息引導，建立起農副產品價格預警體系十分必要。專家們認為，各級政府應該把建立該體系作為為農民辦實事的基本任務來抓，依靠強大的政務信息網，設立農副產品供求采集點，由各級政府信息網進行分析匯總，及時形成農副產品價格預警系統。政府可以通過該系統向農民及時預警信息，當農民的種、養殖行為調整后，又可以立即由采集點反饋到當地的政府信息網上，這種價格預警體系可以增強農民抗價格風險的能力。2．扶植和發展農業產業協會。農業產業協會是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的一種形式，是推進農業信息化建設的排頭兵，目前在江蘇省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如高淳縣農副產品協會通過短短幾個月的運作，就為當地的農副產品加工企業打開了外地市場，真正成了企業的“代言人”。農業產業協會主要職能是宣傳貫徹上級農業產業化的有關政策，協調企業與企業、企業與農戶之間的關系，提供市場、信息、科技、金融等服務，積極引導企業和農戶開拓市場，探討和建立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它是農業產業化發展初期應當先行扶持發展的行業，縣級政府部門應當加大對農業產業協會的扶持力度，推動農村信息化建設。3．研制開發農業信息化實用軟件。在當今農業產業化程度低，農民為獲取信息的支付能力有限的情況下，過分地強調農業信息技術的產業化不太現實，應在提供基礎數據和重要農業信息方面加大先期的投入，研制開發一批農業信息化實用軟件，切實加大農村信息化建設的力度。

－－專家建議加大農村“精神扶貧”力度

江蘇省信息中心前不久就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進行的全省范圍的農戶和基層鄉鎮領導調查顯示，對農民的關心，特別是對落后地區農村的扶貧，不能再停留在“物質扶貧”的單一層面上，更重要的是“精神扶貧”，以喚醒農民對現代農業發展知識和農民對自身民利的追求。1．加大對農村的科教投入，提高農民素質。增加農民收入，關鍵是靠農民自己。國家和地方政府每年都投入大筆資金扶持農業，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和進行扶貧，但“物質扶貧”并非治本之舉。調查發現，農民的受教育程度、掌握科學知識的水平還很低，特別是一些貧困地區農民素質較低、思想意識保守落后已經成為制約城市化發展，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以及農村消費增長等的重要因素。因此，專家們認為，今后在保證對農村道路、電力、水利、通訊等基礎設施投入的同時，要增加對農民教育和生產技能培訓的投入，一方面引導農民改變思想保守意識，另一方面喚醒農民對現代農業發展知識的追求，提高農民應對市場變化的能力。2．加大政府有關農村政策的宣傳力度，賦予農民更大的民主自治權利。通過調查發現，國家和地方的農村政策，到了一些基層往往就走了樣。政策再好，最后還是要靠各個基層部門去實施。村委會是農村的最基層組織，它的工作好與壞直接關系到政策的具體實施。專家們根據1998年頒布《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建議進一步推進和落實農村民主自治選舉，一方面有利于農村社會穩定，從而有利于農村經濟的長期發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創造依法行政的社會條件，有利于農民抵御各種不合理的行政命令，化解體制上的弊端。這樣上級政府的政策操作也變得相對簡單，只要堅決地保障農民的選舉權利，剩下的事情就是農民自己為自己落實政策。專家們認為，這種民利的爭取不是用多少扶貧款就能喚醒的。單純的“物質扶貧”只能幫他們一時，只有思想觀念的改變才真正能夠把農民帶上致富的道路。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