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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學論文范文1
基于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教育理念與傳統教育理念相比有很大的區別，主要表現: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把學生放在主體地位，自己處于指導地位;教師須培養自己不斷學習的能力，了解課程的前沿問題和最新動態;教師要將知識與應用有機結合，引導學生積極主動思考;教師要讓學生敢于發表自己的意見，從而培養學生獲取知識、創造性地運用知識的能力。因此，在運用建構主義教育理念的時候，教師應遵守以下四項原則［6］:①授課話題的選取要參考學生的意見;②創造讓學生有多種不同情景下應用所學知識的機會;③創設學生小組討論交流的情景，讓學生共同完成建構;④要以學生完成任務的情況來評價學生學習效果。
2基于建構主義學習理論進行模擬遺傳咨詢活動
為了更好地開展模擬遺傳咨詢課程，本教研室按照建構主義的觀點確定了模擬遺傳咨詢的教學框架:①具備一定遺傳咨詢經驗的授課教員首先從大量的臨床病例中選擇一部分適合教學的病例作為備選授課話題;②學生在掌握初步的遺傳理論知識后，利用所學原理初步分析病例，并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病例作為授課話題;③授課教員收集了解學生意愿之后，與學生反饋互動，最終確定授課話題;④學生對最終確定的病例開展遺傳調查，分析遺傳方式;⑤授課教員對學生的遺傳調查進行評價，并將評價結果與學生互動;⑥學生總結、歸納評價結果后，提出合理的治療策略;⑦授課教員對學生的治療策略進行評價，并再次與學生進行互動;⑧自我評價作為學生學習效果的主要評估指標之一。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下的模擬遺傳咨詢，充分強調了學生才是教學過程的主動建構者，應參與整個模擬遺傳咨詢活動的設計、實施、評估等各個環節，并創建了開放的學習環境、學生與教員交互式的教學模式。模擬遺傳咨詢在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影響下，通過學生參與選取授課話題來創設“情景”，通過學生與教員不斷的溝通來“協作學習”，最終達到良好的學習效果。它突破了傳統的教學模式，通過解決學生能感知的實際問題來實現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大大提高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培養了他們實際運用語言和知識的能力。
3基于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模擬遺傳咨詢在教學中的作用
3．1培養學生智能培養學生智能是教育的中心問題。學生智能發展水平的高低是衡量教學質量高低的重要標準。智能的培養通常需要結合教學開展實踐活動，培養學生觀察、分析、綜合、推理、判斷等思維能力，達到開發智能的作用。在模擬遺傳咨詢的過程中，學生可以通過單基因遺傳病的調查進行遺傳分析、估計發病風險和提出忠告等一系列實踐活動提高思維能力和發展認識能力。其中，對一種單基因遺傳病進行分析，就必須要運用至少兩個學說、10－15個基本遺傳學概念，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另外，對一種遺傳病要作出正確的診斷并開展咨詢活動，也必然要運用比較、分析、綜合、演繹等方法。因此，基于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模擬遺傳咨詢活動不僅有利于學生邏輯思維的訓練和認識能力的提高，還是培養學生智能的有效方法之一。
3．2促進教員師資水平的提高模擬遺傳咨詢活動不僅是一種單純針對學生的教學途徑，它還能通過“教員－學生－教員”的互動機制深化遺傳教員自身的臨床實踐經驗。基于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模擬遺傳咨詢活動使教員對遺傳病的認識不再局限于書本中，而是建立在對大量鮮活病例的分析基礎上。遺傳病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使遺傳授課教員經常感到自身學識的缺陷和繼續學習的必要，從而促進高水平師資所應具備的綜合素質的提高。另外，基于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模擬遺傳咨詢還使授課教員牢固地樹立了理論聯系實際、醫學教育要早期接觸臨床環境的教學理念;樹立了在教學過程中注重學生能力培養的理念，包括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綜合運用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樹立了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基礎的教學理念，并通過積極組織多種形式的課外教學活動同學生一起探討教學問題。可以說，基于建構主義的模擬遺傳咨詢活動也是造就高水平臨床遺傳學師資的重要途徑。
遺傳學論文范文2
一
講“天人之際”首先必須講“天”，但“天”究竟是什么？歷來有爭議。在《易傳》中，明顯涉及到兩個方面的內容，“天”或者是神，或者是自然界。但是從《易傳》各篇的論述來看，答案似乎是明確的。
《易傳》用乾、坤二卦代表天、地，天、地便代表了自然界。如果天、地相對而言，天泛指地面以上的整個天空，如果再分而言之，大體上又有兩層意思。一是指當時人們所能觀察到的宇宙空間，似與天文學、宇宙學有關；一是指地球以上的大氣層，似與氣象學有關。這兩方面的內容在《易傳》中都有論述，前者如日、月、星、辰，后者如風、雷、雨、露，等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易傳》在談到“天”之諸象時，都與生命現象有關，如“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乾·彖傳》）、“天地變化，草木番”（《坤·文言》）。如果天、地合而言之，則常常以“天”代表天、地，亦即代表整個自然界。在《易傳》看來，天地間的萬物皆“統”之于天，地與天相輔相成，不可缺一，但地畢竟“順承天”，因此，天能夠代表天地自然界。以天為最高神的思想，在《易傳》中已經基本上沒有了。
地與天相對而言，指人類和一切生命生存于其上的大地，它是人類賴以存在的家園。沒有任何一種生命是能夠離開大地的，天空中飛鳥也不例外。天地乾坤如此重要，所以《易傳》稱之為“易之門”，“易之蘊”，從這個意義上講，“周易”就是講天地自然界的，天地自然界即是“易”之所蘊涵，這是一個分析的命題。正如《系辭上》所說：“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傳》不僅用天、地代表自然界(亦可稱為宇宙自然界)，而且看到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意義，這才是《易傳》“自然觀”的特點。它是從人的生命存在出發去理解自然界的。乾卦之《彖傳》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坤卦之《象傳》說：“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萬物的生命來源于天，生成于地，正因為如此，《說卦傳》將乾、坤二卦視為父母卦。“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這所謂“父母”，是指宇宙自然界這個大父母，不是指人類家庭中的父母，是講人與自然界的關系，不是講人類自身的血緣關系。當然，這里的父、母二字是從人類引伸而來的，因此有人說《易傳》對自然界的看法是一種“擬人化”、“移情說”，并進而歸結為原始神秘主義。
我們說，這種比擬確實具有某種“原始性”，因為它是從人類生命的最原始、最初始的根源而言的，但是如果把這說成是人與自然混而不分的神秘主義，則是有問題的。因為《易傳》不僅明確區分了人與天地，提出了著名的“三材”學說（下面還要討論），而且肯定了人的主體精神。《易傳》講天人關系，常常用比擬的方法，（“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比類”、“擬議”等等），這里有深刻的哲學道理，并非一般的自然哲學語言或認識淪的邏輯語言所能說明。因為它處處都關心生命問題，關心人的問題，講自然界也是從人與自然界的生命關系立論的，不是將自然界單純地看作一個“對象”。
在《易傳》看來，人與自然界本來是統一的，不能分離。人類離了自然界，還有什么生命？自然界離了人類，還有什么意義？乾、坤二卦是代表天、地的，天地本是以發育生長萬物為功能。天之大，具有無限性、永恒性，所謂“天地之道恒久不息”，就是形容其無限永恒之意義的。在現代宇宙學的發展中，有些學者提出宇宙是“有限”的，這種學說如果成立，那也是自然科學的問題，并不妨礙天對人而言具有無限性意義。所謂“萬物資始”，是說明萬物生命是由天而來的，天就是生命之源。地之厚，能夠“生物”，也能夠“載物”，是一切生命得以存在的基礎。所謂“萬物資生”，就是說明萬物的生命是由地而生成的。在這個意:上，并且僅僅在這個意義上《易傳》將天地比之為父母，并沒有其他任何神秘的意義。所謂“稱乎父”、“稱乎母”，只是說在發育生長萬物的意義上，天可“稱”之為父，地可“稱”之為母，父母只是個“稱呼”，并不是說天地是真父母。人們說，“大地是人類的母親”，這不只是文學語言，也是真正的哲學語言。可見，稱天地為父母，是有哲學意義的，人類生命確乎是由天地自然界經予的，人對自然界有一種崇敬之心，這是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人類從自然界獲得生命，反而傲視自然?暈約毫瞬黃稹?nbsp;
二
這樣看來，人作為天之所“始”，地之所“生”，不過是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這一部分，確實與其他萬物不同，因為人是有理性的，在自然界有其特殊的地位與作用。這正是《易傳》所特別強調的，也是《易傳》哲學的特殊意義之所在。《系辭傳》與《說卦傳》都講到“三材之道”，將天、地、人并立起來，視為“三材”，并將人放在中心地位，這足以說明人的地位之重要。所謂“材”，不只是材質、材料，而且指才能。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沒有人之道？天之道在“始萬物”，地之道在“生萬物”，那么，人之道又是什么？所有這些，都是《易傳》所要講座的問題。其結論就是，人不僅有人之道，而且人道的作用就在于“成萬物”。
《系辭下》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這是就卦象卦位而言的。“周易”是由卦組成的，每一卦都有六爻，每兩個爻組成一“材”，共有三材，即代表天、地、人。對“易”卦的這種解釋，意在說明，“周易”就是講天、地、人三材之道的，進而言之，是講人與天地自然界的關系問題的。這反映了《系辭》作者對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作用之極端重視，三材并列而人居其一，說明人的地位是很高的。
但是《系辭傳》雖提出了“三材”，卻沒有說明“三材之道”是什么，《說卦傳》回答了這個問題。(由此或可說明《系辭下》與《說卦傳》的先后問題，即先有《系辭下》而后有《說卦傳》；當然也不排除相反的可能性，即先有《說卦傳》說明“三材之道”，后來的《系辭下》不必再說了。這類問題只是順便說說，不在本文討論之列。)《說卦傳》說：“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說卦傳》指明“三材之道”的實際內容，不僅發揮了《易經》思想，而且概括了《易傳》各篇的基本精神。
天、地、人三者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對應、相互聯系的，這不僅是一種“同”關系，而且是一種內在的生成關系和實現原則，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則，人之道則是實現原則，二者缺一不可，在這一點上，天、地、人真正統一起來了。
陰陽作為天之道，是兩種普遍的要素或成分，同時又是兩種最基本的功能或作用。正是這兩種要素及其作用推動了自然界的一切變化，產生了一切生命。《莊子·天下篇》說，“易以道陰陽”，就是對陰陽普遍性意義的認識。在中國哲學中，陰陽可用來解釋一切現象，因此有人稱之為“陰陽模式”。但陰陽的根本意義是說明生命的，不是說明無生命的自然界的，是生成論的，不是機械論的，因此它和一般所說的正負還不完全一樣。柔剛顯然是同陰陽對應的，但陰陽是無形的，多以氣言之，故為天之道，柔剛則是有形的，多以形言之，故為地之道。大地上的萬物多是有形的，可以感覺到，觸摸到，故以柔剛概括之，有些則是就其性能而言的，即具有剛柔之性、現代科學與哲學所說的“剛性材料”與之也有相近的意思。石是剛的，土是柔的，火是剛的，水是柔的，但這些東西及其性能與生命并不是毫無關系，在《易傳》看來，它們恰恰是生命存在的條件或基礎。
仁義則是就人而言的，只有人才有仁義，也只有人才能盡其仁義而“成物”。所謂“順性命之理”，就是指人而言的，但“性命之理”，就其根源而言，又是與陰陽、剛柔有聯系的，這種聯系正是從生命的意義上說的。天地能生物，所生之物便有性命，便足以與天地并立而為三，這正是由人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這里有一種“進化”的無窮過程，這種過程具有道德目的性意義，就是說，自然界的生成變化是向著一個有秩化的目的進行的，人的仁義之性就是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對此《序卦傳》進行了系統說明。“有天地，然后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很清楚，自然界的萬物是由天地“生”出來的，這種生成是由低向高發展的，《序卦傳》還描述了這一過程的順序，即：“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措。”這可說是萬物生成與人類進化的一幅自然歷史圖畫。“萬物”是指一切存在物，包括有生命與無生命之物，而以無生命之物為主。“男女”則是指有生命之物，不只是指人類，雌雄、牝牡皆用“男女”代表。“男女”也就是“陰陽”。由此往后，才有夫婦、父子、君臣等家庭、社會關系，由此便有仁義之性，禮義之措。這里重要的是，人的仁義與天地之陰陽、柔剛是一種生命的“進化”關系，而不是簡單的橫向關系，它說明，人性是不能離開“自然性”的。這所謂“自然性”，不是純粹生物學上所說的生物性，而是具有生命的目的意義和道德意義，也就是說，對人而言，自然界不僅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源，而且是人的生命意義和價值的根源。人之所以能夠與天地并立而為三，固然是由于人具有一種特殊地位，但這種特殊地位追根到底是由自然界給予的，而且同時便負有一種使命。
古人顯然對當時的“天文”、“地理”和“人文”進行了仔細觀察，并從生命活動中體會到人與天地即自然的生命關系，而不是將自然界僅僅作為人之外的對象去觀察而已。《系辭下》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八卦究竟是不是伏羲所作，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古之“圣人”作八卦，是在“仰觀俯察”與“近取諸身，選取諸物”的過程中作成的。這里所說的“近取諸身”，不僅僅是純觀察的觀察問題，而與人自身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動密切相關，不僅是客觀的觀察，而且是主觀的體驗，觀察和體驗是不能分開的，也就是說，在觀察中有生命體驗，在體驗中有客觀觀察。這樣作的結果，當然不只是創造出純客觀的“自然哲學”，而是人與自然合一的生命哲學。
這一點被某些人稱之為原始落后性與末開化性，即沒有將人從自然界真正分離出來，建立起人的獨立意識或人的主體性。但是，如前所說《易傳》并沒有將人與自然完全混一而是很重視人的地位與作用。那么，問題在哪里呢？問題在于，《易傳》己經自覺地意識到，人與自然之間，有一種內在的生命聯系，而不只是認識主體與認識對象之間的關系。當《乾·象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象傳》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時，就不僅僅是“法天”、“法地”，即效法天地之義，而是變成了人的內在需要，人的生命目的本身。當《乾·彖傳》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文言》說，“利貞者，性情也”時，這個意思就更加清楚了，“乾道”即天道，就內在于人而存在，就是人之“性命”，人之“性情”，具體而言，就是仁義。這就是《易傳》講“三材之道”的義蘊所在。
三
那么，“易”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呢？經過上面的分析就更加清楚了。歷來說“易”者，都認為“易”有三義，三個方面的意義合起來，就能代表“易”的全部精神。所謂三義就是，一者“變易”，即認為“易”是講變化之道的，也就是講“辯證法”的；這方面的內容確實很豐富，不必多舉。二者“簡易”，即認為“易”雖然包羅萬象，但有一個最簡化的公式或“模式”，有人稱之為“套子”，一切事物和現象都可以裝迸這個套子，都可以用這個“模式”來說明，甚至可以數字化、符號化。這方面確實也有很多例子。三者“不易”，即認為“易”雖講變化，但這變化之“道”卻是永恒不變的，這也可以說是“以不變應萬變”。這方面的內容《易傳》也講過。總而言之，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符合《易傳》的精神。但是，除此之外，“易”有沒有更重要更根本的精神？這正是今日研究易學者應當進一步追問的。其實，《易傳》早已作出了回答，這就是“生”，即它的生命意義。講“變易”也好，“簡易”也好，其核心是“生”即生命問題，這就是“易”的根本精神。也就是說，“周易”不是一般的講世界的辯證法，也不是一般的講宇宙“模式”，而是落在生命上，所謂乾坤、陰陽、變化等等，都要落在“萬物化生”（《系辭下》)上，最終落在人的“性情”、“性命”上。用《易傳》的話說，“生生之渭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辭上》)，這才是“易”的根本意義之所在。
《系辭下》的“生生之謂易”，是對“易是什么”這一問題的最直接最明確的回答，也是對“易”的根本精神的最透徹的說明，也可以說是對“易”之何以為“易”的一個最明確的定義。“易”就是“生”，這也是一個分析命題。“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在中國哲學史上常被人們所引用的這些話，正是從“周易”而來的，也是最能反映中國哲學精神的。“生生”是連續不斷的生成過程，沒有一刻停息，它不是有一個“主宰者”創造生命，而是自然界本身不斷地生成，不斷地創造，天地本身就是這個樣子，以“生生”為基本的存在方式。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就在于“生”，所謂“變化”之理，“易簡”之理，說到底就是“生生”之理。
《易傳》進而提出天地以“生”為“德”，這就不只是講生成問題，而是賦予天地以某種道德意義。馮友蘭先生所說“天”之諸義中之一義，就有義理之天、道德之天，《易傳》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庶乎近之。但是仔細說來，天地雖以“生”為“大德”，但天還是那個自然之天，地還是那個自然之地，天地只是“生生不息”，并沒有某種人格化的道德目的道德意識，它既不是如同基督教的上帝那樣，以其自身的完美性創造世界，創造人類，也不是如同斯賓諾莎的“上帝”(即自然)或康德的“絕對命令”那樣，按照某種“必然性”或“先驗法則”創造秩序和人類道德。這些都是實體論的說法，無論“上帝”還是“物自身”，都是絕對實體，而《易傳》所說“天”(或“天地”)，并不是實體，而是“大化流行”的過程，以其“流行”表明其“存在”，以其“生生”表明其“本體”。
那么，天地以“生”為“德”又有什么意義呢？它說明了自然目的性這一意義，即自然界本身在其變化生成中有一種有序化的秩序，這種有序性包涵著生命的目的性，我們稱之為自然目的性。
所說“意義”，當然是對人而言的，離開人，便無“意義”，但這種對人而言的“意義”，卻又是自然界所具有的，不是人給它安上去的。何以能知道？由人的生命存在及其體驗而知。《易傳》論“天人之際”，其奧妙就在這里。這不僅是一個價值推論，而且是自然演化的事實。“意義”雖是由人創造的，“目的”也是人的目的，但是如果進一步追問，人的創造，人的目的，又是從何而來？答案只能有三種：一是由上帝或神給予的(自然神論包括在內)，或精神實體給予的，這是宗教神學或理性化的神學所主張的；二是由人自己創造的，這是人類中心論所主張的；三是由自然界給予的，這就是《易傳》哲學所主張的。《易傳》之所以崇尚自然，談到“天地”時總有一種崇敬感與使命感，原因就在這里。
自然界的生命意義在于“生生之德”，自然界的目的性在于“善”（《乾·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德”與“善”都是說明生命價值的，也是對人而言的，其實現則在于人。《易傳》言天必言人，言人則必言天，其用意也在于此。人之德性與目的，就其最初根源或“初始條件”而言是由天地即自然界給予的，但要真正變成人的“德性”，則只能靠人自己去實現。后來的中國哲學如玄學、佛學與宋明理學，有“本體論”之說，特別是宋明理學，提出一個道理本體與宇宙本體，作為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價值的最后根源，但這所謂“本體”，同西方哲學所說的本體(即實體)是不同的，這種不同與《易傳》哲學是直接有關的(理學家們都以《易傳》為其理論來源與基礎)，而《易傳》哲學雖然提出了“形而上者謂之道”以及“太極生兩儀”之說，但就其理論意義而言，則是講生命過程的，是講人在自然界的生生不已的過程中究竟居于何種地位，應起何種作用。所以，人的問題始終是它所關注的。《系辭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是《易傳》講天人之學的真正目的。
四
按照《易傳》的天人觀，人作為天地之所“生”，只是萬物中的一個成員，如果以“類”言之，人只是萬物中的“一類”成員。但人畢竟不同于萬物，人不僅有特殊地位，而且有特殊作用，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有“仁義”之性，有“性命”之理，這就決定了，人在天地萬物之中，負有一種神圣的使命。
所謂“天人之際”，不是只從“天”一方面來說的，也不是只從“人”一方面來說的，而是從天、人兩方面來說的，只有從人與自然兩方面著眼，才能說明二者的關系。從“天”方面說，“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系辭下》），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但是這并沒有完結，“萬物化生”之后，便有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就這一層說，又有兩方面。一是天對人而言，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即自然界使人各有其性命；一是人對天而言，便是“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即實現自然界賦予人的目的，完成人之所以為人之性。
《易經》乾卦卦辭有“元、亨、利、貞”四字，《文言傳》解釋說，元、亨、利、貞是天之“四德”，又稱之為仁、禮、義、正四德，這就真正變成人的德性了。天之“四德”之中，“元者，善之長也”，是說元是善的真正的生長點，但這還只是一種“向善”的自然過程，真正“繼”此而生者便是人，人繼此而為善，這才是自然目的的實現。人雖然“繼”之而有善，但能不能成為人之“性”，還有待人自身去完成，這卻是人自身的事，不是“繼”之而為善就算完事了。這說明“善”只是一種目的，并沒有完全實現出來，真正實現出來還要“成性”。
事實上〈易傳》所說的“元”，就是儒家所說的“仁”,“仁”即是愛，是一種道德情感。《系辭上》說：“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有敦厚的仁德，便能愛萬物。這應是人性的真正實現，也是仁的目的的實現。《坤·象辭》說：“君子以厚德載物。”這“厚德”也就是“敦仁”,“載物”也就是“愛物”。不愛，能有負載萬物的責任與氣量嗎？
“成性”是人自身的事情，但又不只是人自身的事，它關系到如何對待自然界的萬物這樣一個問題。對待自然界萬物的態度問題能不能解決，又關系到人能不能“成性”的問題。所謂“成性”，便蘊涵著對萬物的愛，對萬物有一種義務。“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系
辭上》）“存存”即存其所存，所存之“存”，就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存其所存，就像出人門戶一樣，是人人應當實行的，這個“道義”就是道德義務，有沒有“道義”，就是能不能盡道德義務。可見《易傳》講“存在”哲學，是有道德意義的，是要追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的。這個價值就是普遍的道德情感與道德理性。
《易傳》雖講普遍的道德理性，但也不能歸結為泛道德主義。在人與自然的關系的問題上，它既講仁，同時也講知，是仁知并重、德業并進的。“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樂天知命，故不憂。”（《系辭上》）既要以知“周”天下，又要以道義“濟”天下。它還主張“窮神知化”，了解宇宙自然界的神妙變化之道，即生生之道，以此安排人類的生活。人的衣、食、住、行都要依靠自然界，取之于自然界，這是人類共同的需要，《易傳》也不例外，它對歷史上的技術與工具的發明創造是很尊重的，所謂“進德修業”（《乾·文言》)、“崇德廣業”、“盛德大業”（《系辭上》）之學，不僅從道德上樹立了人的主體性，以及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原則，而且從智性上確立了人的主體性，以及認識自然的必要性，“周易”之所以“廣大悉備”，由此亦可以得到說明。
“知周乎萬物”之知，無疑具有客觀認識的性質，“極深研幾”、“當名辨物”(《系辭上》)等等，都有認識論、邏輯學的意義。至于“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乾·文言》），則包涵著古代協同學的原則。觀察、推類等認識方法也都受到極大的重視。知對于德、業都很重要，尤其與功業、事業有直接聯系，而“業”是以“致用”為目的的。治理天下是業，創造發明也是業，安排經濟、生產活動更是業，其中當然包涵著對自然界的認識與研發。這些都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易傳》的“崇德廣業”之學，將德性與知性結合起來，統一起來，形成整體互動的聯系，而不是只朝著一個方向發展，更不是向知性一面發展。這正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德”不僅是個人的德性，而且要施之于萬物，如同自然界的雨露一樣，使萬物得到它的潤澤。只有這樣，才能稱之為“盛德”，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相處。《易傳》的人文主義精神就是表現在這里。
“人文”一詞是《易傳》首先提出的，泛指人類文明。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以及人類所從事的實踐活動，都屬于“人文”。但是《易傳》認為，所有這一切都不能離開自然界，且只能在處理好人與自然關系的過程中去創造，去完成。這就是“人文化成”。《賁·彖
傳》說：“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包括“地文”)代表自然界的變化生生之道。按照《系辭》、《說卦》所說，天之道為陰陽，地之道為柔剛，但《賁·彖傳》卻以剛柔說明天文，可見，剛柔即是陰陽。剛柔交錯而生變化，變化而生生不已，如上所說，我們不能將《易傳》所說的“變化”簡單地理解為機械的物理變化(盡管它是最基本的)，也不能僅僅理解為生物學的自然進化，而應當理解為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連的生命流行，其中便有目的性和道德進化論的意義。這才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渭易”、“元者善之長，……”以及“復其見天地之心”(《復·彖傳》)的意義所在。萬物變化是在時間中進行的，生命流行是在時間中展開的，所以“時”的觀念非常重要。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就是“時變”，這種變化直接關系到人類的活動，因此，要“觀天文”而“察時變”，便人類活動與自然界的“時變”相適應、相諧調。只有在人與自然相適應、相諧調的情況下，才能創造出人類文明，推行“人文”以行之天下，從而出現“天下文明”的景象。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化成”固屬于“人文”，卻不離“天文”，不僅如此，“化成”本身即包涵著完成自然界的生命過程這一目的，即不僅要行之于“天下”（指社會)，而且要行之于“天地”（指自然)。這是人的責任與使命，用《易傳》的話說，就是“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泰·象傳》)。“裁成”決不是對自然界實行制裁、控制或任意改造，以滿足人的欲望，以顯示人的成功，而是裁度以成之，按照自然界的生生之道完成自然界的生命過程。“輔相”即是輔佐天地以完成其生長之“宜”。大要生存，當然需要向大自然索取，自然界提供了人類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但問題的關鍵是，人不能只“索取”而不“回報”，只享受其“權利”而不盡其“義務”。正好相反，人在獲得自然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條件的同時，更要“裁成”、“輔佐”自然界完成其生命意義，從而也就完成了人的生命目的。《易傳》所說的“裁成”“輔相”與《中庸》所說的“參贊”“化育”具有相同的意義，都是指通過人的活動，實現自然界的生生之道。這既是人的責任和義務，也是人的“德性”所要求的，人類的知性活動應當在這一前提下進行。
五
《易傳》的最高理想，是實現“天人合一”境界。這里所說的“天”，具有超越義，但并不是實體，它無非是宇宙自然界的全稱，是一種哲學的概括。所謂“天人合一”境界，就是與宇宙自然界的生生之德完全合一的存在狀態，也可以說是一種“自由”。《易傳》所說的“大人”、“圣人”，就是實現了這種境界的人。“大人”之所以為“大”,“圣人”之所以為“圣”，就在于他們能與“天德”合一，充分實現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乾·文言》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這是對“天人合一”境界的一個全面的描述，它不僅包括“大人”的道德人格，而且包括“大人”的種種功業。“與天地合其德”之“德”，從天的方面說，就是“生生之德”,“元亨利貞”之德；從人的方面說，就是“性命”之德，“仁義禮正”之德。“生”始終是天德之根本義，由“生”而有仁義等等德性。既然如此，所謂“合德”，就是完成生命的意義，實現生命的目的，其中當然包涵著“裁成”“輔相”之功。
《易傳》還提出理、性、命三個范疇，成為后儒特別是宋明儒家建立其理學體系的重要來源。周敦頤在其《通書》中，專門設立“理性命”一章，進行了發揮，其他理學家也都視之為重要范疇。后來，理成為理學的最高范疇，性成為理學的核心范疇，命則成為溝通天人的關鍵范疇。這三個范疇就其關系而言是講“天人合一”的，其基本思路在《易傳》中已經形成了。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卦傳》）就是這一思想的比較完整的表述。
遺傳學論文范文3
“為己”思想由孔子提出后，作為儒家思想的基本前提為后期儒學流派所繼承，“為己之學”得到進一步展開。傳統儒家從先秦孔孟荀到宋明朱子王陽明，堅持了“學者為己”的為學宗旨。“為己之學”反映了儒家對主體自我的肯定，體現了對個體內心精神世界的關切。在當今中西文化沖突與融合的時代背景下，面對人役于物、工具理性凌駕于價值理性之上的人類的尷尬境地，現代新儒家杜維明對傳統儒家的“為己之學”贊賞有加，認為在人類現代化的進程中，儒家的為己之學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他說：“在儒家的傳統里，學做一個完善的人不僅是一個首要關切的問題，而且是終極關切和全面關切的問題。”[2](P49)學者為己是儒家的一貫之道。
那么，為己之學的具體含義及其在價值導向上的精神實質是什么？
以筆者淺陋之理解，其含義似可包括：為學性質上的學做人與為學內容的道德性；為學動機的為己性與為學目的的成己性；為學過程的涉己性與為學效果的己為性。
“在儒家看來，學就是學做人。”[2](P49)真正的學問就是學做人，而不是出自其他的考慮。誠然，如果從生物學的意義上看，我們無一例外地都可以稱是人，這是我們與生俱有的權利。但是，如果從倫理學或哲學的意義上看，成為一個人必須有一個學的過程。因此，學做人意味著道德上的完善，人格的確立及精神境界的升華。儒家之“學”雖有認識論的意義，包括知識經驗的積累，但更主要地應理解為自我道德修養。儒家把他們的學問稱為“圣人之學”，它所關注的焦點是人如何成就德性完善人格的問題。“儒家學做人的觀念表明，通過個人努力，人類有可能變得‘神圣’。”[3](P4)學做人的圣人之學也就是為己之學。或者說學做人是為己之學的性質，而學道德或道德修養是為己之學的內容。儒家雖然并不排斥智性甚至主張“尊德性而道問學”、“必仁且智”的，但卻是以尊德性為優先價值，以仁為本的。
為己之學的起點必然是為學動機的為己性，這里的“為己”并不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個人主義意義上的為了自己的某種利益，而是說作為人際關系中心的自我，是道德修養的主體和核心，是為學的起點。按照儒家的思維方式，自我處于各種關系的核心，因此，要外王必然要內圣，要實現天人合一、社會和諧，均要以個人的自覺修養為基礎。學者為己的啟發意義，也許可以被理解為自我修養的一種命令，內在的認識自己是在外部世界正確行為的前提。“為己，欲得之于己也。為人，欲見之于人也。”[4](P226)為己之學指向自我以實現圣賢人格為指歸；為人之學以求人知，是一種功利價值。因此，儒家所言之學就是在于強調修己成圣的優先性與根本性。
起點與核心是人自身，那么在為學的過程中必然是始終涉己的，這種為學過程要有效果、取得成就，也必須依賴于自己的努力。既然進行道德修養是為己之學的內容，那么，這種學的過程必然是一種價值認識或道德認識的過程而非事實與科學認識，后者要盡量避免主觀性參與，才能達致對客觀真理的接近，而前者恰恰要結合主體的需要、情感、意志、行為等才能進行。道德思考或道德思維，就是一種切己或涉己的思維，即對自己如何處理與周圍其他人的關系，采取何種手段或行為，以及關于這一系列行為、手段的意識進行思考，道德思維的實質，就是解決自我的意識、思想、情感、行為是否應當的問題。以應當為實質內容的道德思維，是為己切己的，所謂“為己”，是指所思維的應當首先是為自己立法而不是為人立法，就是在日常為學和行為實踐中，時時存有“為我”的思維，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想一想我應當不應當如何。事事處處聯系自身的思想、行為而進行反思，因而必然時時處處涉己。學與切己自反相結合，是儒家道德思維的一個鮮明特色，道德思維就是要把所獲得的知識同己身相聯系，從中明了做人的道理。道德思維總是離不開主體自身——“我”，總要以“我”為整個思維的支點。舍棄了“我”，其思維則不具有道德的意義，或者說不屬于道德思維。在道德思維中，“我”是軸心、是重心。道德思維的目的，就在于使“我”有所得，在于通過自省，來陶冶情感、磨練意志、增進理性、完善人格。為己之學不僅在思維中是切己的，而且在實踐中也是涉己的。既然道德修養或為己之學要切己涉己，那么要在學習過程中有所成就，即使自己的人格境界有所提升，就只能靠自己的作為和努力。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1]（《論語·衛靈公》。下引該書只注篇名）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就在自身之內，不在
自身之外，如何實現這種價值，是自己的事，不是別人的事，只能依靠自己，不能依靠別的什么力量，因此，儒家所講的為己，只能是自為，而不是他為，是靠自己的躬身踐履。儒家認為，自我修養不是一個能不能的問題，而是一個為不為的問題，這就必須從自我做起。“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顏淵》）“我欲仁，斯仁至矣。”[1]（《述而》）“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1]（《泰伯》）“仁以為己任”就是說這是做人的責任，完全是自己的事，只能靠自己去實現。
那么，儒家的為己之學傳統，其價值導向的精神實質是什么？我們認為：
第一，儒家的為己之學是成人成圣的心性之學，而非功名利祿的事功之學，旨在強調一種道德價值而非功利價值。這一方面是指為己之學的內容是德性心性，另一方面也是儒家的一種價值導向。在儒家學說中之所以會出現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的沖突，窮根溯源，與儒家（先秦）的“學而優則仕”的辦學宗旨和“內圣外王”的最高理念有直接的關聯。春秋戰國的社會大變革時期對人才的需求，各國的養士之風與私學興起，使“學而優則仕”成為普遍的社會風氣，自然也就成為各家及儒家的辦學宗旨，與此相關聯，儒家把利祿視為為學的當然所得，認為“學也，祿在其中矣。”[1]（《衛靈公》）功名利祿雖不為儒家所完全排斥，但必須在符合仁義道德的情況下才是被允許的。儒家的基本價值導向是重義輕利，以義取利，因此，在道德價值與功利價值方面必然強調道義為先的價值導向。內圣外王是儒學的基本理論和思維模式，儒家堅持內圣是外王的基礎，只有從內圣中才能開出外王。另一方面，內圣還必須走向外王，不僅要成圣成德，獨善其身，還要成名成功，兼善天下。儒家既然要求外王之功，那么“學以求人知”、“學以求功名利祿”，自然會成為儒學的應有之義。甚至應該說，成就外王之功是儒者自我完善、實現自身價值的必要組成部分。由此看來，由“內圣外王”的理念所導致的為己與為人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矛盾中，儒家堅持為己之學的導向，為己之學就是內圣之學。從孔子儒家的“為己之學”中，鮮明體現了人的內在德性價值的優先性和首要性。儒家這種強調人的德性價值的人文關切雖然有超時代的永恒價值，但也不免有其理想化的色彩和在現實中的軟弱無力，但這種提升人性的人文關懷精神仍然是可貴的。
第二，是對人的自我完善、安身立命的內在價值的弘揚，是對人不受外在的功名利祿所役的獨立精神和人的主體性的
肯定。修心、進德、成性其最終目的是為了自我完善，實現身心和諧、人際和諧，最后達致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要人們善養浩然之氣，要有“大丈夫”氣概。茍子說：“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貨物，必人役于物，此之謂矣。”[5]（《荀子·修身》）這種內在精神訴求就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安身立命之所不在彼岸，也不在來生，而是在自己的身心性命中，在自己的現實存在之中。這實際上就是在自己身上實現人生的理想，找到人生的歸宿。而“為己之學”就是這種安身立命的唯一正途，以主體實現為最高原則，以自我實現為旨歸，自安其身，自立其命，以實現自身心靈的安寧，而不為外物所動。
第三，是對為學的正確學風的倡導，對功利的、虛浮的不良學風的貶抑。儒家既然把修德成性看作為學的內容，把弘揚人的德性內在價值看作其為學宗旨，那么，自然認為能夠達致這一目標的為己之學是一種正確的、良好的學風，并對那種追求外在的虛名，把為學當作謀利進身的工具的不良學風進行批評。因此，為己之學是一條由本及末由體及用的正確道路，而為人之學卻以學求人知，追求功名利祿，不但不能成就自我，反而喪失了自我，更無以成就萬物，這是一條逐末忘本的歪門邪道。雖然人性中也不免有功利的一面，為學也不免有追求功名利祿的一面，不能完全排斥學以致用的工具性價值，但儒家的價值觀仍然是堅持以修身養性為為學正途、根本和基礎而反對一味追名逐利的不良學風。
儒家為己之學傳統對于當代的社會生活、民眾價值趨向及學風教風有什么積極意義呢？
第一，對于在當代社會生活中提升價值理性、弘揚人文精神，克服工具理性與功利主義思潮過于膨脹的偏頗有積極的借鑒意義。中國傳統文化是人文主義的，旨在提升人的德性，使人格的道德價值理性得以弘揚。因此一般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倫理型文化或德性主義文化，而西方文化則是智性主義文化。如果以馬克斯·韋伯創造的概念來講的話，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是價值理性得到提升和弘揚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工具理性比較發達的文化，這是指西方有著悠久和深厚的科學主義文化傳統。中國近現代，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別是經過，我們請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和科學，經過這之后的科玄論戰，似乎使科學主義成為一種人生觀，并對大眾思想和行為發生了極大的影響。而以弘揚人的德性
的孔門儒家則被作為“孔家店”****了，我們從外面請來了兩位先生，卻遺棄了自己固有的“毛里斯”（道德）小姐。雖經新儒家的奮爭、創造性轉化和弘揚，但似乎效果仍不顯著。科學技術的引進，科學精神的弘揚，對促進中國現代社會的進步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認，科學的實證與實用性在某種程度上培養了人們的工具理性而使人本意識喪失。重科學輕道德、重才輕德、重功利輕道義、重外在事功而輕內在的安身立命是有偏失的。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中國，功利主義文化成為社會主導意識，這固然對中國當代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理論支撐，但這種偏面化的發展，導致了社會上急功近利意識與物欲的膨脹，使人們在物欲橫流中喪失了自我或對自我靈魂與精神的關照。身臨這樣的社會背景，筆者以為仍需要弘揚儒家的德性主義的為己之學傳統，在當代社會條件下，實現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統一，促進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第二，在當代民眾精神生活的價值趨向上，儒家的為己之學傳統對于引導民眾注重修德成善、安身立命的內在價值，提高國民道德素質，提升民族精神氣質有積極作用。儒家的德性主義是對人的內在精神價值、內在幸福的關懷，是對人性的提升和弘揚，現代功利主義文化引導人們追求外在的物質利益和外在幸福，這兩者雖然都是需要的，但當代文化似乎更為重視后者而漠視前者。幸福，沒有外在的物質利益和物質條件是不行的，但僅有這些還是不夠的，只有在此基礎上注重修德成善和安身立命的內在價值追求，才會使人的個性得到全面發展，它給人帶來的幸福才是長遠的、深刻的，才會使人有安身立命的安寧祥和而不假外求，才會真正實現人的精神自由。人文精神、德性主義的弘揚，是克服現代社會弊端的有效途徑，為己之學的傳統要求我們首先要關切自己的內心世界、靈魂和道德，追求內在價值和自我完善，這顯然是有現代意義的。為己之學的德性主義價值導向、為學動機、思維方式如能深人人心，則必然有助于提高民眾的修德成善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進而提高國民的道德素質，提升全民族的精神氣質。
第三，對于端正學風教風，克服學術與教育中過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偏頗和不良社會風氣有積極作用。為學，不僅在求知，以知為用，而且要以學求道，籍以成性成德。雖不能說學以致用是錯誤的（同樣是致用，仍然有致用于社會和個人之分，如是致用于社會那當然是有價值的），但如果把為學的目的完全當作謀取個人利益的工具，或者說致學目的被過于功利化、工具化，而漠視為學提升人性和人格境界的內在價值，那么就會形成諸多不良學風。時下引起中國學界關注的學術腐敗的種種現象，其形成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從學者主體身上來檢查的話，筆者認為主要是學風不正，或者說是過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對待致學的動機和目的，這正是儒家所著力批評的“為人之學”的不良學風。
功利主義與工具理性膨脹、追求外在價值的這種現代文化弊端不僅體現在當代社會的文化思潮、民眾生活、學術研究中，而且也體現在教育活動中，導致了不良的教育風氣。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教育重視人文道德教育。人文教育培養德性是教人做人，科學教育培養知性是教人做事，兩方面是一個整體，是不可分的。現代科學主義思潮在否定傳統人文主義教育的同時，幾乎完全否定了傳統人文精神，使科學教育的發展失去了人文價值體系的輔助與支持。這就使現代教育忘記了培養人的本體價值，而只注重了使人成才成器的工具價值。受教育者是作為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內在價值、人的主體性并沒有真正地確立起來。這主要表現在：重智輕德，重分數輕素質，重視功利價值，缺乏人文關懷。學校教育的世俗化、功利化越來越嚴重。教育目的不僅反映社會對人的發展的要求，而且也反映作為社會生活主體的人對自身發展的追求，二者有著內在的統一性。教育只有以促進人的個性發展為目的，提高人的內在價值，肯定人的主體地位，增加入對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自由度，教育才能發揮其工具價值，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積極力量。教育的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內在價值與工具價值的和諧統一，也就是教育的完美實現。繼承發揚儒家德性主義的人文傳統，對開展和加強素質教育以及克服教育的工具化傾向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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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學論文范文4
1.1國家意識和民族歸屬感淡化。受西方強勢思想的影響，部分大學生盲目推崇西方文化，追求西方生活方式。他們聽歐美流行音樂，看好萊塢“大片”，用硅谷“芯片”，吃薯片，過圣誕節、情人節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閱讀代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典籍卻感覺枯燥乏味，對端午、中秋等民族傳統節日興趣索然，許多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信仰、習俗正被遺忘。這充分表明，大學生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國家和民族意識不強、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減退等民族歸屬感淡化問題。
1.2理想信念不鮮明，人生追求庸俗化。科學崇高的理想信念能夠指引人生的奮斗目標，提供人生的前進動力，提高人生的精神境界和生存價值感。部分大學生由于缺乏正確的引導和激勵，導致其人生目標短淺、心態浮躁、急功近利、貪圖享樂、進取心不強，缺乏高尚的人生價值追求，人生理想物質化、庸俗化、享樂化。
1.3責任感不強，社會公德和誠信意識淡漠。一些大學生重利輕義，重物質輕精神，缺乏責任意識和義務觀念。一些大學生對國家和集體的事漠不關心；對他人、社會缺乏愛心和奉獻精神，自我意識過強，人際關系冷漠；公德和紀律意識淡漠，隨意破壞公物、隨地吐痰、排隊加塞、過馬路闖紅燈等公共場合不文明言行。
1.4人文知識匱乏，人文精神缺失。部分大學生，尤其是理工科學生對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缺乏興趣，對中華傳統文化知之甚少，缺乏歷史的觀念、民族的認同感和廣闊的胸襟。中科院院士、教育家楊叔子先生有感于此，曾撰文指出：當今的大學生“精于科技、荒于人文；精于電腦、荒于人腦；精于盤算、荒于仁義；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權力、荒于平等”。人文底蘊的流失，使得一些大學生精神空虛、情感脆弱、心胸狹窄，為高等教育工作帶來壓力和挑戰。
2.文化傳承對于大學生成長及未來發展的意義
2.1有利于提高大學生的品德和文化素養。《禮記•大學》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辯證關系進行了詳細論解。只有自身修養達到一定高度，才能完成更高層次的任務，實現人生更高的目標。優秀的傳統文化熏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文化素質，促進其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樹立，養成良好的個人品行，使得身心健康發展，充滿正能量。
2.2有利于培養大學生樹立遠大目標，立志成才報效祖國的信念。黨的十適應國內外新形勢、順應各族人民的新期待，描繪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藍圖。為此，需要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曾參說：“士不可無弘毅，任重而道遠。”這是黨對當代大學生寄予的厚望，要求大學生立宏志、擔大任，形成肯擔當、不屈不撓、敢于創新，自強不息的精神，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做社會風尚的引領者。
2.3有利于正己正人，成己成物。完善自我、提升自身修養、以身作則，才能推及全社會，影響他人、成就事業。傳統哲學重視調解人際關系，推崇以誠待人，追求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建立充滿愛心的社會。當代大學生時有缺乏為他人著想的現象，大家同在一個寢室，卻不和睦相處，經常為一些瑣事斤斤計較，若懂得正己正人的道理，同學之間的一些矛盾或將大大緩解。
3.高校人文藝術教育品牌建設的途徑
3.1在師生中培樹科學的文化傳承和教育觀念。學生在大學階段接受比較完善的專業知識與技術，但要成為一名適應社會需求的復合型人才，仍需要人文素養的有力支撐。應把理工科縝密的邏輯思維與人文藝術的形象思維完美結合，形成目前所推崇的“全腦思維”模式，為大學生在未來社會生活中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教師作為教育的執行者和參與者，其思想觀念、教學方式、職業素養等直接影響學生受教育的程度，教師應該就文化傳承和如何有效地開展人文藝術教育問題在觀念和行動上做好表率。
3.2在校園中營造良好的人文藝術氛圍。有些高校存在人文藝術教育缺失等問題，學生即使有興趣和潛力，也因缺乏正規引導而有所偏頗。制度和平臺是重要保障。例如實行“大學生素質拓展學分要求”即從制度層面和基本框架上給出開展人文藝術教育的方向。高校可以通過第二課堂講座實現對人文藝術的啟蒙，結合專業需求、圍繞學生興趣設計開展高雅藝術進校園、大學生藝術節等活動，營造良好的人文藝術育人氛圍。
3.3突破固有范圍，以興趣為牽引建設學生所需的特色活動。開展人文藝術教育要基于學生的需要、興趣和專長。由此，沒必要將教育活動的開展封閉于某一群體、某一方面，完全可以打破固有范圍，做到融合互通。例如：J學院的相聲俱樂部和A學院的話劇社，收納了全校多個專業年級的學生加入，以共同興趣為牽引但又各自分工，實現人盡其才，為學生接受人文藝術教育提供自主空間，達到良好效果。
遺傳學論文范文5
(1)武漢理工大學留學生對中國傳統手工藝的興趣
在本次調研中，大多數留學生都對于中國傳統手工藝有興趣。41．7%的留學生喜歡裝飾擺設類的手工藝品，37．5%的留學生喜歡小型配件工藝品，有8．3%的留學生喜歡家居日用品，另有8．3%的留學生喜歡服飾類工藝品，4．2%的留學生則表示喜歡其他類的手工藝品。在學習了解中國傳統手工藝的時候，有58．8%的留學生對中國傳統手工藝的興趣在于手工藝品的制作工藝，35．3%的留學生對于手工藝品的歷史文化感興趣，5．9%的留學生關注手工藝品的其他信息，在調查范圍的留學生都不關心傳統手工藝品的吉祥寓意和意味。而在購買中國傳統手工藝品時，吉祥含義和特殊寓意被55．6%的留學生視為重要因素，16．7%的留學生注重手工藝品的實用性和功能，11．1%的留學生在乎傳統手工藝品的時尚感，工藝品的材質也影響5．6%的留學生抉擇，5．6%的留學生會更喜歡大師的作品，5．6%的留學生更注重工藝品的價格和性價比。外國留學生大多對傳統手工藝有著一定的興趣，他們的興趣集中在于裝飾擺設性的工藝品的制作工藝，歷史文化和特殊寓意上，在合適的材質和功用下，留學生會考慮購買中國傳統手工藝品。
(2)武漢理工大學留學生了解中國傳統手工藝的渠道
武漢市是中原文化聚集的交匯處，武漢市存在著剪紙，刺繡，糖塑等多種傳統的手工藝形式。湖北省美術館，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市博物館，武漢市美術館等機構舉辦的展覽為武漢市民提供了學習認識中國傳統手工藝的平臺。此次調研中，45%的留學生希望通過中國傳統的民間工藝體驗來獲得中國傳統的民間工藝知識，30%的留學生偏好文化旅游的方式來接近中國傳統的民間工藝，15%的留學生選擇去看中國傳統手工藝品的展覽，只有10%的留學生會去聽中國傳統工藝的講座。留學生更偏好通過可交互式的體驗方式和多方面多角度的感官刺激去學習認識中國民間的傳統手工藝文化。對于在武漢的留學生而言，學習工作之余能夠接觸中國傳統的民間手工藝的機會極少，了解中國傳統手工藝的渠道更趨簡單單一，又加之各個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差異性，語言障礙因素，致使留學生并不能系統地認識了解中國傳統手工藝。
2針對留學生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調查分析
學校以及留學生、傳統工藝者、政府方面以及媒體傳播
(1)關于學校以及留學生了解傳統文化的問題研究。
1)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差異性造成的問題
被調查的留學生，大多數對某些傳統有一定了解，如:剪紙、刺繡，但是更多的傳統工藝不被留學生所熟知。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差異性所造成的，其中包括語言障礙、文化障礙等。留學生在中國的交流學習中大部分漢語水平有限，他們通常只在留學生圈中活動。這種由語言障礙導致的文化障礙使留學生難以深入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民族主義導致的文化差異性和民族意識形態的不同也導致留學生無法了解傳統工藝背后的意義。
2)學校教育人才培養方案計劃
學校在培養外國留學生的專業知識的同時，也應增加留學生關于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知識的學習，可通過展覽、參觀工作室等方式組織留學生了解傳統文化。
(2)給傳統工藝從業者的建議。
1)宣傳途徑方式需完善
在調研前期對于中國傳統手工藝從業者探訪過程中，許多的傳統工藝者以家庭作坊制為主，在展示作品采用的宣傳方式較傳統保守老舊。在此我們推薦立體式、多角度、長久性、多媒體的宣傳方式。例如，親身體驗，更加系統詳細的講解傳統工藝的獨技藝、悠久傳統等旨在讓參觀者身處其中的體驗感;在體驗者初次體驗后，通過興趣班的開設或者課堂講座為有意愿繼續了解或學習其制作的留學生提供長期的專業指導和培訓;結合多媒體進行宣傳，在原有傳統媒介傳播的基礎上，利用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宣傳，提高傳統手工藝的曝光度。
2)實現傳統工藝產品
與市場相結合。從留學生的興趣點出發推斷外國人的興趣點所在，根據他們的需求，適當調整工藝品品類，從而打開和拓寬中國傳統手工藝品的國際市場，把中國傳統手工藝品推向國際舞臺，向世人展示中華文化的藝術精髓。
3)加強英語學習，完善工藝品介紹信息
調研前期對于中國傳統手工藝從業者的調查中，發現大多數從業者都為方言使用者，不具備與外國留學生交流的語言基礎，而其工藝品的介紹并未有外文標識，這也是外國留學生很難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手工藝的一大障礙。中國傳統手工藝從業者應加強自身的素質建設，完善外文標識，才能更有效地宣傳自己的工藝品。
(3)政府方面以及媒體傳播。
1)加強對中國傳統工藝的關
注和宏觀調控。建議政府構建完善的保護傳統手工藝的服務體系，加強有關方面的宏觀調控，并有目的性的針對外國留學生開展傳統工藝活動，提供可交互式的體驗方式和多方面多角度的感官刺激，加強活動的立體性和生動性，實現宣傳的高效性和深刻性。
2)形成傳統文化集聚地，實現集中式宣傳
政府調控傳統文化的集聚，形成傳統文化功能分區，打造城市文化旅游聚居區和文化名片。便利外國留學生和其他游客系統性地游覽學習中國傳統文化。
3調查研究的意義
(1)對于留學生而言
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力量，幫助他們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魅力，給他們提供一些能夠近距離接觸中國傳統文化的平臺。同時還有助于解決留學生在文化交流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2)對于學校而言
校園就是我們學習、生活必不可少重要場所，學校對于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來說影響巨大。通過本次的調查研究，我們深入了解留學生對于傳統文化的認知，可為我校留學生創新培養計劃提供案例分析和翔實的研究數據，推進留學生學科創新建設。
(3)對于整個社會而言
遺傳學論文范文6
1.將浦江地方傳統藝術融入到高中美術教學中去的其中一個目的
是為了讓浦江地方的特色傳統藝術通過課堂傳授的方式，通過學生的學習來達到傳承的目的。經過整理和運用地方傳統文化藝術，能夠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當中了解浦江地區多彩紛呈的傳統藝術，這能夠增強學生對傳統文化和地方民間藝術的認同感，尤其是在當前的多元文化前提下，讓處于高中時期的青少年多接觸地方傳統文化，能夠增強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也能夠培養青少年的愛國情懷。
2.在面臨課程教學資源匱乏的現在
如果能夠將傳統地方藝術加入到高中美術課程當中，并加以推廣，對原來舊的教學模式加以改進，用新的模式和豐富多彩的課堂內容來吸引學生，使學生對傳統地方文化藝術產生極大的興趣，加強生活與教育之間的聯系，這樣，不僅能夠提升學生在藝術方面的自身修養，還能夠對優秀的傳統藝術形式加以保護和傳承。
3.傳統地方性藝術存在教育的價值
（1）傳統地方藝術在造型要素和審美上存在價值
在美術學習的過程當中，色彩的運用和造型是必須要學習的方面，在美術作品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而在傳統民間藝術的作品當中，經常能夠看到傳統藝術作品中對結構的對稱性以及色彩的完美搭配，使得藝術品在造型和色彩兩方面都配合的非常完美沒有瑕疵。舉例來說，浦江迎會中紙會表演中的喜劇人物，不同的形象展現出來的是不同雕塑的人物性格，再比如說流傳至今的浦江地區特有的板凳龍，通常一條板凳龍，集書法、繪畫、剪紙、刻花、雕塑藝術和扎制編糊等各種民間工藝為一體，充滿了藝術特色，不論是從顏色還是造型方面，都顯現出了千百年來我國人民在藝術構思上的獨到見解。還有浦江的剪紙藝術，剪出的圖案和花紋構建了不同的圖案，搭配了不同的形狀。而這些藝術形式都在經歷了數些年的改革創新之后顯示出了更加獨特的藝術魅力，這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各個地方文化以及政治經濟的水平，這對學生美術知識及專業知識的提升起到了指導性的作用。
（2）地方傳統藝術能夠使學生激發保護地方傳統文化的責任感
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區，都會有專屬于各個地區和民族的傳統藝術和文化，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和對傳統民間藝術的不斷重視，弘揚傳統藝術，保護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了必須要做的事。而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和一些奇聞怪事等都包括在了民間藝術的范疇之內。在浦江迎會中紙會和人會的戲劇表演，將中國的歷史故事，神話傳說等運用典型的人物形象進行傳播，學生在課堂學習的過程當中不僅能夠體會到中國古代傳統藝術在人物造型和色彩運用上的獨到見解和手法，還能夠通過表現出來的傳統故事提高學生的道德文化修養，對學生積極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等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同時也宣揚了優良的傳統美德，弘揚了正氣，也提升了學生對地方傳統藝術的興趣，使其主動承擔起傳承優秀的地方傳統藝術的責任重擔。
二、將地方傳統藝術融入到高中美術教學模式的策略
1.大量開展實踐活動，搜集傳統藝術素材
中國的地域廣闊，人口眾多，有五十六個民族，因此造就了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民間傳統藝術，但是在高中的應試教育條件下，學生在課本中接觸到的卻比較少，因此應該展開足夠時間的課外調查和采集工作，學生通過自己的實踐，經過實地的考察和悉心探索，能夠將搜集上來的地方傳統藝術進行整理整合，匯編成畫集和書籍等出版或是進行展覽，使全校同學進行交流和分析。在浦江地區附近，教師可以帶領學生實地考察浦江麥稈剪貼和浦江剪紙等傳統地方性的藝術，并在實地考察的過程當中對刺繡和雕刻的技術傳承和雕刻出來的作品的風格和雕刻技巧進行研究和分析，并成立興趣研究小組，使感興趣的學生都參與到對于一種藝術手法的研究中去。另外，在課余時間，教師可以帶領學生參與實踐考察、浦江迎會起源發展和其中的關于美術學的知識，學生們可以在事件調查過后自己寫下實踐心得和體會，并學習其中的優秀節目，在學校師生面前表演，這樣不僅激發了學生各自的興趣也帶動了美術課堂的氣氛，還能提高學生的專業美術知識。
2.學校要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開展新型教學方案
轉變以前的只注重應試教育而忽略對學生實踐能力和藝術審美修養方面的培養，學校應該定期設置考察課，在頗具特色的古建筑、古村落，例如江南第一家、嵩溪村開展學生寫生教學，使得學生自己去研究了解地方傳統藝術的特點，這樣才能使學生對其中的藝術性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記憶。
3.學校的教師應該改變以往的教學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