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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學生違紀行為的特征

1.學習型違紀

該類違紀是指與學習活動相關的行為失范，一般以破壞學校教學秩序為主要表現形式，如曠課、替考、抄襲、夾帶考試資料等，其中曠課和夾帶考試資料是主要的兩種表現。從調查情況來看，近年來，學習型違紀目前居于違紀學生行為的主體，占到違紀案例的80%以上，且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該類違紀學生多數具有學習目標缺失、誠信意識不強、厭學情緒較為嚴重的特點，當然也存在少數同學因紀律觀念缺乏而為同學考試“兩肋插刀”的現象。

2.學術型違紀

該類違紀是指在學術研究方面有不端行為且構成惡劣影響的行為失范，如違規剽竊、抄襲他人研究成果等。從調查結果來看，此類違紀較以上兩種違紀具有明顯的群體特性，即在本科生中的發生率較低，但在以學術研究為主業的研究生中，卻有著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在一系列“知名學者學術造假”案例的催生下，使得該類違紀也備受高校和社會關注。

二、高校教育管理違紀學生過程中存在的不足

1.處分告知需進一步落實

按照《規定》第五十八條、第五十九條，學校對學生做出處分，應出具處分決定書，送交本人，處分決定書應當包括處分和處分事實、理由及依據，并告知學生可以提出申訴的權利及申訴的期限。就此而言，處分告知過程，應涵蓋學校對學生行為的性質、影響做出的界定，給予學生處分的依據和結果，以及學生所享有的申訴權利等要素，這些要素構成了完整的處分告知，是正面開展違紀教育的重要內容，而在一些高校具體的操作中，這一環節往往被忽視，如有的高校以口頭告知代替書面告知，有的高校則是將處分文件的送達代替處分告知書的下達，或是把告知作為一次單向的信息傳達，不向學生做具體的解釋與說明，這些草率的做法更多地凸顯了教育管理者“居高臨下”的態度，忽視了雙向互動在教育管理過程中的積極作用，也淡化了處分工作本身的嚴肅性和制度性，易使學生認為處分僅僅是高校依法治校的一種工具和手段，而非以育人為目標指向的教育行為，從而在觀念與心理上與教育管理者形成對峙，不利于之后違紀教育活動的開展。

2.教育理念需進一步凸顯

處分的下達與告知，不應成為處分工作的終結，反之，以維護違紀學生享受公平教育權利的視角，對其進行跟蹤教育，則是實現違紀學生教育轉化的核心環節。然而，許多高校在進行違紀學生教育管理的過程中，更多的是把工作重心放在處分前各項程序的實施，處分后的跟蹤教育則相對薄弱。但就實際而言，高校依據《規定》和學校管理制度對違紀學生進行處分，其實是對學生的一種不利益，對于正處在利益訴求較高階段的大學生而言，受處分后，未得到應有的教育和引導，勢必會產生一定的挫敗感、后悔感、失落感，進而影響自信心的重塑、健康人格的完善和自我價值的實現，這正是很多違紀學生自暴自棄的癥結之一。還有一些高校的教育管理者，雖然以信息庫的形式加強對違紀學生的管理，但其實是從維護校園穩定的視角出發，把違紀學生作為具有一定安全隱患的另類群體對待，沒有視其為教育管理的對象，實施的是“管牢”而不是“管好”的管理模式，以制度的“冰冷”取代教育管理應具的“溫情”，這容易讓違紀學生未能從根本上認清教育管理工作育人成才的根本宗旨，對教育轉化缺乏一定的認同感。

3.權利救濟需進一步完善

對學生正當權利的救濟，是體現以人為本理念的重要方面，但在大多數高校現行的違紀學生教育管理機制中，這一點更多的是體現教育管理者過濃的本位色彩，尤其從聽證制度的不完善和處分解除制度的缺失兩個方面可見一斑。事實上，《規定》第56條明確指出，學校在對學生做出處分決定之前，應當聽取學生或者其人的陳述和申辯。然而，在實際操作中，以檢討書取代學生陳述的簡單化處置較為普遍，且很多高校也并未擁有一個相對固定和具有代表性的聽證組織，聽證過程往往演變為輔導員、班主任對違紀學生的批評教育和心理疏導，違紀學生的陳述與申辯權利未能得到充分尊重。違紀處分解除制度的缺失，同樣是凸顯違紀學生權利缺乏救濟的表現之一。按照當前違紀處分工作的要求，一旦學生受到處分，其處分材料將放入其個人檔案，這意味著該“污點”將一直跟隨學生，直接會對學生的求職就業、學習深造等產生諸多不利影響。而許多高校在這一過程中，采取的是“不作為”做法，既不對學生受處分后的行為表現進行記錄，也不予以評價、鑒定或說明，不利于促進違紀學生的成長成才。

三、完善違紀學生教育管理機制的途徑

高校應堅持育人成才的理念，從充分維護和保障學生受教育權出發，進一步完善教育管理機制，凸顯教育管理機制在塑造人、引領人、教育人中的積極效應，促進違紀學生的成長成才。結合本文所述，針對違紀學生教育管理過程中的不足，應從以下幾點加以完善。

1.完善處分告知工作

告知是高校有效實施違紀處分工作最為重要的環節之一，告知內容的不全面、程序的不嚴謹和實施的不穩妥是教育管理者人本理念缺位的外在表現，也是處分工作制度化與教育管理人性化的錯位。而嚴謹、規范的告知工作，不僅可以規避違紀處理過程潛在的糾紛隱患，也可以凸顯教育管理者對學生知情權的尊重和維護。就此，筆者認為完善處分告知工作，需要做到事前告知與事后告知的“雙管齊下”，即一方面，要在處分決定未正式下達前，進行有針對性的約談工作，掌握、記錄違紀事件的詳細經過，尤其是關于參與的緣由、參與的程度和參與的結果等細節內容，并向違紀學生口頭說明違紀事件的性質、后果和學校給予處分的依據，傾聽學生的想法，征求內心的意見，化學生的“被動接受”為“主動認清”，從而使學生對處分結果形成一定的心理預期，提升對教育管理工作的認同感；另一方面，處分文件下達后，則要按照《規定》的有關要求，通過書面的形式，向違紀學生出具《處分告知書》，詳細說明處分的原因、依據、結果和申訴的權利等內容，并由學生本人或委托人簽名確認，以此顯現對學生正當權益的尊重，使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目標指向與青年學生強烈的自我實現需要相符。同時，制度的規范性、嚴密性和剛性也能使學生內在的自我約束力得到進一步提升，從而更為自覺地響應學校的教育管理工作。

2.實施分類引導教育

違紀是大學生內心信念、行為準則、道德觀念矛盾的表現，是大學生道德選擇后的一種行為結果。違紀學生雖在紀律意識、法制觀念等方面存在一些共性，但不同類型的違紀行為，也體現出違紀學生在思想、觀念與行為等方面的個性差異，切合這些個性特點，加以有針對性的教育引導，對于教育管理者而言，可實施分類引導機制，以實現“對癥下藥”、事半功倍的成效。筆者認為，實施分類引導機制，其基礎在于違紀學生的信息庫的建立與跟蹤完善，即要對違紀學生的思想動態、學習狀況和日常表現、興趣愛好、家庭環境情況等基本信息進行梳理和整合，形成違紀學生的個人檔案，同時，要實行專人負責的信息聯絡機制，及時對違紀學生的行為表現進行記錄和評價，把個人信息作為教育的基本素材，運用到教育管理過程中，增強教育引導的針對性。

對不同類型的違紀學生群體，還應該更有側重點，比如針對學術型違紀的學生，除以上基本信息外，還應注重對其學術方向、成果作品、導師等方面的信息，以實現對學生的全程、動態掌握。實施分類引導機制的關鍵，在于根據違紀類型、行為動因、心理動態等因素，對違紀學生采取相應教育引導舉措，比如，對于考試作弊的學生，要注重開展誠實教育，尤其是要利用復習迎考階段，加強違紀條例的宣講和規范事項的提示，避免違紀行為的反復出現，以誠信觀念的樹立破除考試違紀的僥幸心理，杜絕再次的失信行為；對生活型違紀群體，則更多的是加強日常行為規范的教育，要對學生的心理動態、行為動向和個性特征做出客觀評價，以制度規范的剛性約束學生行為的隨意性，并根據學生個體的實際，適時開展心理上的疏導、行為上的督導和觀念上的引導，用愛心、關懷、理解來激勵、鼓舞、教育學生，利用集體、輿論的力量，借助班會課、團隊活動等形式來幫助學生提高認識、改正錯誤。

3.構建污點清除機制

對學生進行處分，是教育管理者對學生違紀行為性質和影響的鑒定和評價，進而起到對當事人和其他人的警示與教育效應，然而在現實中，處分的負面影響并未局限于學生違紀行為本身，往往還會繼續延伸至學生發展的多個過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有違處分工作“警示與教育并重”的初衷，也未能充分體現教育以學生為本的應有之義。筆者認為，污點清除機制的構建，既可以為違紀學生提供挽救過失的機會，激發違紀學生改過的熱情與潛能，也是對當前處分制度救濟學生合法權利的必要補充。在構建該機制的過程中，首先，高校應凸顯污點清除機制的嚴肅性和制度性，不能隨意降低適用標準，要建立并執行系統且具有操作性的行為評價體系，成立由班級、學院、學校等多層組織和學生、教師、管理人員等多方人員組成的評議機構，有效依托違紀學生動態信息庫，對違紀學生的思想動態、日常行為進行考察、衡量和評判，尤其是要結合學生的違紀行為情況，有針對性地設計有關考量的指標、條件或項目，對違紀學生受處分后的綜合表現進行分析和評價。其次，要結合實際，開辟污點清除的具體形式。污點清除并不意味對此前處分決定的否定和放棄，也不是對違紀學生的遷就和縱容，而是從人本視角對違紀學生改過行為的鑒定與評價，比如，在英美國家，對于初犯的學生，一般學校都會給予改過的機會，只有違紀行為嚴重且對學校影響較大的處分材料才記入學生檔案。但在我國，受限于《規定》的具體要求，可以在違紀學生畢業時，以學校的名義向其出具告知書、評議書或鑒定表等書面材料，對表現突出的方面給予積極評價，并放入學生檔案中，作為展示學生素質的有力佐證，淡化違紀行為本身所帶來的不利影響，為違紀學生的良性轉化和順利發展提供支持。

作者：方平 單位：浙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