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喬軍輝 趙宏亮 單位：寶雞市馮家山水庫管理局

加強水源保護宣傳教育

結合“世界水日”、“中國水周”和“法制宣傳月”等活動，經常組織職工和執法管理人員，深入庫區及周邊，采取張貼標語、散發傳單、懸掛橫幅等形式，進行水源地保護和水環境治理宣傳，增強了庫區鄉村組織、人民群眾、來水庫參觀游客保護水源的意識。狠抓水源污染防治認真執行《寶雞市馮家山水庫水源保護管理辦法》，嚴格禁止在水庫開展網箱養魚項目，防止投喂餌料造成水質污染；嚴格禁止在水庫庫區修建娛樂設施和開展水上游樂活動，防止造成人為水質污染；嚴格查禁向水庫倒渣棄土、排放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等污染水質問題；嚴格保護水庫生態魚類，靠魚類攝食水體中的浮游生物、有機碎屑和藻類，控制有害生物繁衍，抑制水體富營養化發展。開展水源地生態環境整治積極實施了庫區水保生態治理工程，治理庫區水土流失12km2，新建苗圃35畝，育苗7.5萬株，建設生態園154畝，完成庫區植樹85萬株，造林5556畝；更新改造庫區重要工程設施，加固堤岸，綠化美化庫區環境；實施庫區和城市供水引水明渠隔離網工程，設立保護、警示標志牌等，使庫區生態環境得到了明顯改善。加大水源保護執法力度針對水庫水域遼闊，庫區地形、社情復雜，偷盜、破壞水利設施、林業和漁業資源的行為及涉水案件多發等情況，管理單位充分發揮水政、漁政執法組織機構作用，加大依法查處破壞水質案件力度，有效保護了水源地安全。實施水質有效監控水庫管理專業人員堅持每月1日、11日、21日三次定時定點在距引水口上游1km的斷面采集水樣，及時送達專業檢測部門進行水質化驗，定期向有關部門報告檢測結果；同時發揮水庫樞紐安全監測、圖像監控、自動測報等自動化管理系統作用，對水庫水質實施有效監控。多年檢測結果顯示水庫水質良好，符合國家飲用水衛生標準，各項檢測指標穩定在地表Ⅱ類水質標準以上。

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流域內綠化覆蓋率較低，水土流失較為嚴重，特別是每年汛期洪水含沙量增加，雜質和雜物增多，對水質影響很大。庫區一些建設項目存在污染隱患。如穿越水源地的寶中鐵路、寶平高速公路、千陽千湖濕地公園等工程沒有必要的防污措施，直接威脅水庫水質安全。流域內的污水處理重點設施，因資金不足等問題，運行難以維系。在治理水庫炸魚、排污等違法事件和庫區水保、生態保護、資源開發等方面，由于庫區各縣和水庫專管機構在土地權屬、治理理念、利益和工作上的矛盾，缺乏有關部門協調一致、齊抓共管的體制和機制。水庫一級保護區范圍內，目前仍留居有陳倉區和千陽、鳳翔縣7個鄉鎮、26個村、81個村民小組近20000人，人畜活動給庫區封閉管理和水源保護工作帶來很多困難。

幾點建議

水是生命之源、生產之要、生態之基。馮家山水庫的水質和水量直接關系到廣大市民群眾的生命安全，關系到寶雞市社會和諧穩定和經濟發展。按照2011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的“推進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實施，加強水資源管理和保護工作，要建立水功能限制納污紅線，整治飲用水一級保護區污水排放總量控制方案，推進實施排污許可有償使用機制，全面改善水環境生態治理”的要求和滿足大城市百萬人口用水需求目標，對加強馮家山水庫水源保護和環境治理工作提出如下建議：充分認識庫區生態環境重要性，增強水源保護的自覺性各級政府、廣大人民群眾要堅持以人為本和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提高對水源地保護重要性的認識，自覺落實省政府《關于飲用水源保護區劃定及驗收工作情況報告的通知》和《陜西省城市飲用水源保護區環境保護條例》有關規定。同時建議市政府修改完善1996年頒布的《寶雞市馮家山水庫水源保護管理辦法》，增加對破壞水源地生態環境、污染水源事件和行為等的行政處罰的相關內容。治理流域生態環境，控制水土流失馮家山水庫流域生態環境綜合治理，是控制水土流失、保護水庫水質的有效途徑。

本文作者：李茜 畢如田 單位：山西農業大學經貿學院

山西省城鄉生態化的基本內容

山西省作為煤炭工業可持續發展試點省、循環經濟試點省、生態省試點省和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明確實施城鄉化策略。山西省城鄉生態化就是要遵循整體優先和生態優先的原則，實現城鄉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整體協調而達到一種穩定有序的演進過程，它是可持續發展模式。［1］復合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包括經濟子系統的可持續發展，還含有自然和社會兩子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基于生態產業下的復合生態系統發展模式，生態產業注意到了自然生命生態系統中本無廢物的事實，遵循“整體、協調、循環、共生”的生態調控原則，而生態產業協調了三個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復合生態系統在某一發展階段處于相對平衡狀態，得以持續發展。［4］基于城市和農村生態系統下的復合生態系統發展模式，城市生態系統是一個“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在農村生態系統中，存在著農業、農民和農村即所謂的“三農”問題，從復合生態系統理論看，“三農”實質上分別對應著復合生態系統中的三個子系統，即農村→自然、農業→經濟、農民→社會，可見，三農現象不只是經濟或社會領域內的問題，“三農”之間形成了“社會—經濟—自然”的復合生態關系，相互作用，協同發展。［4］

城鄉生態化背景下的農村生態環境治理分析

建立復合生態系統發展模式可以作為山西省城鄉生態化背景下農村環境治理的主要內容。根據榆次區20個村、靈石縣14個村和保德縣16個村的調查，目前農村生態環境治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4］農村飲用水水源地環境保護和水質改善。村建立水源保護區占調查村總數的100％，村建立生態功能保護區占調查村總數的38％，基本上切實保障農村飲水安全。村委能主動加強農村地下水資源保護的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而且有30個村地下水資源受到煤礦區的影響，占調查村總數的60％，農村主動加強農村地下水資源保護存在一定的問題。農村生活污染治理。村建設污水處理設施的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在榆次區、靈石縣和保德縣城周邊村污水沒有納入城市污水收集管網；距離榆次區、靈石縣和保德縣城較遠、經濟條件較差村莊的生活污水，沒有采取分散式、低成本、易管理的方式進行處理。村尚未做到推廣戶分類、村收集、鄉運輸、縣處理的方式，垃圾無害化處理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村垃圾沒有進行無害化處理，垃圾無害化處理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直接倒入深溝和深坑內；加強糞便的無害化處理水平有待于進一步提高，按照國家農村戶廁衛生標準，推廣無害化衛生廁所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52％，但各村推廣的戶數并不多。在農村污染治理和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同發展清潔能源結合方面，能夠大力發展農村戶用沼氣，發展戶用沼氣村達到調查村總數的100％，但各村發展的戶數并不均衡；村綜合利用作物秸稈，推廣“豬－沼－果”、“四位（沼氣池、畜禽舍、廁所、日光溫室）一體”能源生態模式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6％；推行秸稈機械化還田、秸稈氣化、秸稈發電等措施的村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

企業對農村外部不經濟性的影響。村周邊企業污染物達標排放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已經建立，有效地防治農村地區工業污染，村周邊不存在污染問題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在擁有煤炭資源豐富的靈石和保德縣，由于煤礦企業的開采，村內存在一定面積的土地坍陷問題，村內存在坍陷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48％。按照國家產業政策和環保標準，村內已經淘汰污染嚴重和落后的生產項目、工藝、設備，占調查村總數的100％。畜禽、水產養殖污染防治。各村能推進健康養殖，在強化養殖業污染防治方面，已經科學劃定畜禽飼養區域，力求改善農民生活環境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但人畜混居現象徹底改變的村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已經建設生態養殖場和養殖小區，力求提高養殖的規模化水平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能夠通過養殖小區發展沼氣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能夠通過養殖小區生產有機肥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但不能有效地進行無害化畜禽糞便還田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0％；重點治理規模化畜禽養殖污染，實現養殖廢棄物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村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控制農業面源污染。按標準化生產，強調采取技術、工程措施，控制農業面源污染的村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為0。能大力推廣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積極引導農民科學施肥，在種植區域普及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50％；積極引導和鼓勵農民使用生物農藥或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推廣病蟲草害綜合防治、生物防治和精準施藥等技術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50％；實施田間合理灌排，發展節水農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50％。

防治農村土壤污染。村對農產品種植區域的土壤污染監測和修復示范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均為0；村對煤礦廢棄地區域的土壤污染監測和修復示范在調查村總數中占比均為0。但所調查的村均能積極發展生態農業、有機農業占調查村總數的100％，嚴格控制主要糧食產地和蔬菜基地的灌溉，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農村自然生態保護。村能以保護和恢復生態系統功能為重點，營造人與自然和諧的農村生態環境；堅持生態保護與治理并重，加強對礦產、水力、旅游等資源開發活動的監管，遏制新的人為生態破壞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加快水土保持生態建設，嚴格控制土地退化和沙化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00％。但重視自然恢復，保護天然植被的力度不夠，村莊綠化工程建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6％；庭院綠化工程建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2％；通道綠化工程建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6％；農田防護林工程建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16％；退耕還林工程建設的村占調查村總數的64％。

本文作者：孫陽 金旺 周富春 單位：重慶市國土房管局 重慶交通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系

為了對重慶市5大國有煤礦采煤沉陷區進行土地整治、改善礦區生態環境，編制了《重慶市五大國有煤礦采煤沉陷區土地整治專項規劃》，建立了礦山環境恢復保證金制度、礦山地質災害危險性評估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市國土房管局會同市財政局、市環保局于2007年2月出臺了《重慶市礦山環境治理和生態恢復保證金管理暫行辦法》，初步建立了全市礦山環境恢復保證金制度。此外，重慶市還建立了礦山地質災害危險性評估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從源頭上控制了礦山地質環境的惡化趨勢，加強了對礦產資源開發的管理。

礦山環境治理工作初見成效重慶市陸續開展了許多礦山環境治理項目，這些項目的實施給當地的社會、生態和經濟帶來了一定的效益。如九龍坡區華巖鎮云峰村廢棄工礦地土地復墾項目的實施，新增了大量的耕地，緩解了人地矛盾，并為當地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再就業機會，促進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梁山四方井礦區的植被恢復治理，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和地質災害，改善了礦區的生態系統;北碚區三匯二礦和三匯三礦的矸石山治理，有效地防止了矸石山的滑移，保護了矸石山對面的大片茶園不遭破壞，保證了地方經濟的發展。

礦產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矛盾依舊突出重慶市礦山企業95%以上為鄉村集體或私營小型礦山，這些礦山企業普遍存在重資源開發、輕環境保護與治理的問題。礦山環境治理專項資金不足重慶市礦業開發歷史悠久，遺留的礦山地質環境問題與新產生的礦山地質環境問題點多面廣，有的甚至十分嚴重，目前還缺乏治理資金的多元化投入機制，導致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與治理欠賬太多，資金缺口較大。有關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與治理法規制度不健全雖然重慶市初步形成了礦山地質環境保護的政策法規體系，但是仍缺乏一些配套的、可操作性的礦山地質環境治理與保護的法律法規及制度。

礦山開采和治理技術有待提高礦山開采和治理技術不能適應環境保護與整治目標的要求，主要表現在:一是大部份小型礦山開采方法、廢渣、廢水治理方法落后;二是土地復墾與還綠工程先進技術與方法推廣不夠，礦區的開采與土地復墾不能實現同步;三是缺乏專業的礦山環境治理的專業隊伍、專家咨詢和技術支撐體系。礦山地質環境狀況有待進一步查清目前，重慶市仍有很多礦山地質環境問題未進行實地調查，因此，還有待開展系統的基礎調查工作，全面摸清礦山地質環境狀況。

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規體系，使礦山環境治理有法可依加快相關法律和規章的制定，建立起配套的礦山環境治理法律法規體系，以適應新形勢下經濟、社會與礦山環境治理的協調發展，使礦山環境治理法制化。制定系統、科學的保護與治理規劃編制全市礦山生態環境綜合防治規劃，并納入當地社會和區域經濟的計劃中，重點礦產資源開發區的礦產利用開發方案中也應制定相應的環境保護與治理方案，努力使礦山環境治理工作走向制度化、規范化和科學化的軌道。

加強對礦山環境治理的監督和管理明確各管理部門的職責，統一各方權、責、利的關系，加大監管力度，定期、不定期地加強對礦山環境保護和治理工作的監督檢查，并向上級匯報，發現問題，及時處理，提高監管效率。建立穩定的投入保障機制，完善獎懲措施，促進綜合治理多渠道、多層次、多方位籌集礦山環境治理資金，加強礦山環境保證金制度的落實，將礦山環境治理資金納入財政預算，并逐步加大投入比例。配套完善環境治理工作的獎懲措施，對礦山環境治理工作做得好的礦山企業應予以政策傾斜和經濟支持與獎勵。創新礦山環境保護與治理工作機制完善“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治理”的機制，解決不欠新賬的問題，對于歷史遺留早已廢棄的礦山，由政府牽頭組織落實治理，把礦山環境保護與治理工作列入政府任期目標和年度目標，逐步形成“政府統一領導，部門齊抓共管，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局面［2］。

本文作者：樓蘇萍 單位：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西方國家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途徑

環境治理中的公民，在不同的情景下有著不同的角色。社會成員在環境治理中的角色可以是普通公眾、環境保護主義者以及利益相關者。無論何種情況，公民均有權利參與到環境治理。不過，在不同的情景下，公眾參與的方式與力度通常有所不同。作為普通公眾，其在環境治理中的參與更多的是通過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并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環保以及環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養成來參與，一旦其環境意識較強，并希望有所行動，他可以通過成立或參與環境NGO組織，成為環境志愿者，在NGO的平臺上開展環境保護的宣傳教育、政策執行監督以及政策游說，也可以參與決策體制內的各種地方性、政策性咨詢委員會，如社區咨詢委員會，作為地方公眾的代表影響決策；或者參與政府部門舉辦的各種環境評估與決策的聽證會（publichearing）、座談會(workshop)等發表自己的意見。當他成為環境決策中的利益相關群體的代表時，他不僅會被邀請參與前述的各種環境評估與決策聽證會、公開會議和座談會，同時也有權利對已經發生的環境損害提起行政申訴與環境訴訟。概括起來，西方國家環境保護中公眾參與的途徑有：*成立或參與NGO組織*參與咨詢委員會*參加聽證會、座談會與公民會議等*提起環境訴訟。

參與非政府組織，成為一名志愿者可能是西方國家公眾參與環境治理最為普遍的選擇。1865年，英國歷史上最早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民間環保團體———公共用地及鄉間小組保護協會成立，開啟了環境NGO的序幕[6]。到了20世紀70年代，環境保護運動在主要發達國家均如火如荼地展開，其中一個重大表現就是環境非政府組織的迅速發展。在美國，規模最大的全國野生動物協會在2008年的會員數為四百萬人，年度預算達8810萬美元。①環境NGO組織掌握了越來越多的資源，逐漸成為整個環境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環境NGO組織除了開展環境保護的宣傳教育外，行動方式與領域日益豐富與多樣化，并趨向制度化。在德國，環境與自然保護聯盟———一個專業化的環境NGO、德國環境主要的積極倡導者的活動范圍就非常廣泛，他們不僅參加聽證會，而且也在議會委員會中工作并評議議案。在地方性的市政與州的層面，他們積極參與計劃建筑項目和設施，考慮替代性的交通和能源政策，并參與地方層次上的執行。他們也會出現在法庭上支持公民的法律要求。此外，他們還通過資助科學研究以獲得相關議題的科學支持[4]（P50）。

咨詢委員會是一系列官方或非官方成立的由一定人數市民、專家、利益團體組成的，定期會面與活動并作為決策者咨詢機構而存在的各種形式的委員會。這類委員會既廣泛存在于聯邦政府層面，也活躍于地方層面。聯邦政府層面的咨詢委員會受《聯邦咨詢委員會法案》的管轄。按照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的公共參與政策指南，當環境保護局需要獲得非聯邦政府雇員的個人與群體的意見與建議時，當局需要考慮是否成立一個咨詢委員會。按照法律，咨詢委員會應當擁有自己的章程，各個群體均有平衡代表、實行公開會議、并保留所有的會議記錄及文件等便于公眾獲取[7]（P24）。咨詢委員會的首要功能是為聯邦官員提供建議與意見；同時咨詢委員會也可以成為不同利益群體之間討論問題、交換意見、互相溝通的平臺，并有助于加深對部門行動的理解。在地方層面，咨詢委員會則包括地方政府發起組織的、非政府的地方性組織，及一些是由地方領袖、居民推選組成的非正式性更強的咨詢委員會。這類咨詢委員會既是公眾參與的平臺，也是政府獲得信息反饋的重要來源。市民咨詢委員會一般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首先，地方上不同的利益群體均有代表；開展常規性的會議；參與者的評論和觀點會被錄音；尋求共識但不要求一定要達成共識；在決策過程中，市民咨詢委員被賦予重要地位。按照美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重要的交通政策、規劃政策及開發項目確定之前，都需要聽取市民咨詢委員的建議與意見。

各種類型的公民會議，如聽證會、座談會及參與度更大的公民陪審團等組織安排是西方國家政府部門鼓勵公眾參與的重要途徑，也是重大環境政策出臺的必經之路。在美國，與公共衛生有關的政策法規，如空氣資源、水資源管理及有害垃圾處理等政策法規出臺之前都必須經過座談會與聽證會的形式聽取公民與相關組織的意見。例如，在加利福尼亞，縣級空氣質量管理地區委員會采納新的法律與規章前必須經過公示、公眾評論、聽證會并受州空氣資源委員會的審讀。而州空氣資源委員會作為州政府中管理空氣質量的權威機關，其立法過程也包括了多種形式的公眾參與[8]。公眾可以在立法計劃、法案的起草、建議稿的評論及聽證階段參與到決策中來。除此以外，還存在各種形式的不那么正式的公民會議，小型討論會、焦點小組等，感興趣的市民均可以自由參加；而政府部門在公眾參與之后必須對公眾意見做出整理與反饋。

環境公益訴訟，特別是公民依法就企業違反法定環境保護義務、污染環境的行為或主管機關沒有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提起的公民訴訟是一種積極的公眾參與方式；公民或公民團體在此過程中直接介入法律的執行與完善。1965年，美國紐約州哈德遜河沿岸的房地產主們聯合以“保持美麗的哈德遜河聯合會”的名義，起訴聯邦動力委員會，反對該委員會批準一家電力公司在哈德遜河上修建跨河電纜一案首開現代美國公民環保團體起訴之先河。法院受理了此案并裁定環保團體享有為保護風景、歷史遺跡和戶外娛樂價值而在法院起訴的權利。1972年，賽爾拉俱樂部訴聯邦環保局，指控該局批準某些州的含有允許空氣質量降級內容的實施方案的決定違反了聯邦《清潔空氣法》。這項訴訟導致了國會在《清潔空氣法》中增補一項關于“防止空氣質量嚴重惡化”的規定。此后兩次修訂的《清潔水法》、《瀕危物種保護法》、《安全飲用水法》和《資源保護與恢復法》和《有毒物質控制法》法律中，都設置了公民訴訟的條款。在日本，人們可以依據《公害對策基本法》與《自然環境保護法》提起“公害審判”或“環境保護訴訟”。就前者而言，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就出現了著名的“四大公害”審判運動；此后又有以米糠油中毒者、斯蒙病為首的食品公害、藥害訴訟，不僅追究了加害企業的損害賠償責任，而且還追究了擁有監督責任的國家和地方公共事業行政機構的國家賠償責任。到了70年代以后，環境公害審判、環境保護訴訟、環境權訴訟等案件激增，最多時候竟有1000多件案件在法院同時審理[9]（P42-98）。#p#分頁標題#e#

本文作者：徐文軍 單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思政部

農民既是農業活動的主要從事者，又是生活資料的消費者，同時還是農村社區公民，農民的環境行為包括農民的生產型環境行為、生活型環境行為和農民的公民參與環境行為。農民的公民參與環境行為是指農民在環境保護領域依據相關的法律規范或規章規定，有權通過一定的程序或途徑平等地參與到與環境利益相關的一切活動中。農民參與環境保護與治理，包括預案參與、過程參與、末端參與以及行為參與等。農民是基于環境正義和環境效益的價值追求參與環境治理的[2]。制約因素產權不清晰明晰的自然資源產權關系，可以減少成本的外部化。然而我國農村土地資源、林業資源產權殘缺不全和不穩定，使得這些環境資源利用者———農民的外部行為嚴重，而生態環境的公共性使農村環境保護存在嚴重的“搭便車”現象。我國農村土地使用權和所用權分離，集體擁有所有權、使用權歸農民所有。

雖然規定土地承包權為30年，但一些地方并未嚴格落實。由于土地流轉制度缺乏，使得農民不會真正關心土地資源。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存在的缺陷導致農民對土地進行粗放經營，短期化傾向嚴重，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生產要素以追求最大產量，造成農村生態環境問題日趨嚴重[3]。激勵不足農民環境行為的發生是由內在需求和外部因素決定，若付出超過收益，則農民環境行為很難發生。農民的生產生活性環境行為可能要求其采用低殘留農藥、可降解地膜、節水灌溉技術、綠色肥料等，這樣就要求農民不得不付出更多的金錢和勞力。而農民的公民參與環境行為也要求農民有時間、金錢和精力的消耗，以及其他社會成本的付出。農民的環境行為需要一定的社會補償，誰給與補償、采用什么方式、補償多少，都會影響農民的環境行為。實踐上，政府會給與農民一定資金補償，但補償資金數量有限、補償種類單一，不能有效激勵農民環境行為的發生。

生態需求不旺生態需求是指現代人類經濟活動中社會經濟系統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生態環境資源的需要，即對生存環境、后代利益、地球生態利益的關注[4]。一般來說，生態需求高于生存性物質需求，生態需求是農民環境行為的內在動因。由于我國農民生活還不富裕，絕大多數處于剛解決溫飽狀態，再加上農民所受教育較少，農民的物質需求還占據主導地位。農民生態需求的缺乏使其還不能自覺追求行為的生態環境化。法律不完備現行法律更多關注城市環境問題，雖農村與城市有相似之處，但并不完全相同。農村環境法律的邊緣化，農民參與環境治理的法律規定自然缺失。而且，對于農民成功參與環境治理的環境知情權，法律也未給與明確規定。我國《憲法》和《環境保護法》中都沒有直接規定公民包括農民享有獲取環境信息的權利，缺乏對政府和企業的環境信息提供和環境信息批露義務的規定，以及環境信息公開的形式不夠全面等，都影響了農民環境信息的知情權的實現，最終阻礙了農民對農村環境保護的有效參與[5]。組織不健全由于受到自身特點的限制，農民環境行為的發生要通過農村社區“自組織”才會實現。農村社區環境保護“自組織”是指在政府環境管理政策與法規的框架內，村民為所在社區的共同環境利益而自主組建的具有自我管理功能的機構。“自組織”可以為農民環境行為提供合作框架和集體支持。

農村的“自組織”機構有村委會、農民合作社和義務環保小組3種。然而，這3種組織各有缺陷，大大限制了其環保功能的發揮：①村委會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村民自治易與其發生沖突，且村委會利益與村民利益未必能保持一致；②農民合作組織有自身的優勢，但還處在發展的早期，其內外關系的治理還需時日；③義務環保小組是農村社區專門從事環境保護的民間組織，其天生發育不全，資源不足，業余性強，一時還難以有所作為。信息不完全無論是農民的生產生活型環境行為，還是公民參與環境行為，都需要充分的環境信息。然而，農民獲取環保信息受到2個因素的限制：①農民自身獲取信息的途徑窄、時效滯后、容量少，農民主要通過電視和個人相傳獲得有關信息；②環境治理的利益相關方公布信息的熱情不高，除了農民外，農村環境治理的主體還有政府、企業、村委會，然而他們要么不公布環境信息，要么避重就輕，不公布農民關心的環境信息。環保信息的不對稱，使農民不能準確理解政策的價值，也缺乏對政策的認同感，既不能指導農民自身的環境行為，也使農民參與環境治理的熱情和效率大為降低。能力不足由于青壯年農民1年中大多時間在外打工，目前留守在家的多是老人、婦女和小孩，造成農村勞動力短缺，且由于城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大量高素質農民到城市里謀生，農村高素質人才的流失加劇了城鄉的知識水平差距，使得現有的農民不論從知識還是技術上都難以勝任環境保護行為和環境參與治理行為。

個體生態素養的高低會影響其環境行為的開展水平。農民生態素養包括農民從事生態農業生產的生態素養和參與環境管理的生態素養。農民的生態素養主要通過后天的教育和環境行為實踐逐漸獲得。農民生態素質培育不能脫離農村和農民實際。由于我國農村還不富裕，農民科學文化知識水平有限，其參與社會管理的意識還處于萌芽階段，所以農民的生態素質教育要與農民的生產消費等活動結合起來：①要引導農民大力發展生態種植業、生態畜禽業和節約型經濟，鼓勵農民參與社區環境管理，讓農民在生態環境活動中學習生態知識、生態技術以及有關環境參與治理的知識和技能；②農民生態素質教育要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源，比如可以編寫反映本土生態觀念的鄉土教材，讓農民對生態素質教育產生天然的親切感，還可以通過中小學生以“反哺”形式向其父輩宣傳生態意識[6]；③要利用農家書屋、電視、互聯網向農民宣傳生態知識、生態技術等；④可以通過農村“自組織”渠道向成員宣傳相關環境知識及技術；⑤必須重視農民生態需求的培養，生態需要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環境行為是否發生，以及發生的強度。一般來說，一個人只有先滿足自己的生存型物質需求，才會去追求生態需求。所以，要通過提高農民的收入激發和保持他們的生態需求。

依據“科斯定理”和“庇古稅”理論，市場機制在環境保護方面仍可有作為。要發揮市場對農民行為的導向作用，需要完善農村產權制度、生態補償制度和綠色認證制度等。由于農業資源產權的殘缺不全和不穩定，使得資源利用的外部化和“搭便車”行為時常發生，解決上述問題關鍵是明晰產權、加強保護。明晰產權①建立農業資源的復合所有制，即終極所有權歸政府和村集體所有，初始所有權歸農民所有[7]。政府可對資源進行總體規劃利用，以保證資源的可持續使用。農民對農業資源的初始所有權應體現為其擁有基本的使用權、種植權、經營權、受益權、轉讓權、抵押權等[8]。②農業資源的長久承包制。由外國經驗和我國實踐表明，農業資源承租時間長短是影響其有效運營的重要因素。長久或永久承包制，可以減少農民對資源的掠奪性開發行為。③完善農業資源的合理流轉機制。農業資源產權的合理轉讓，既可以增強農民的收益預期，又可使稀缺的農業資源流向效益更高的地方。加強保護通過生態效益補償機制，依法管制外部經濟負效應。①通過市場主體間協商解決環境侵權問題，即資源所有者可向侵權者收取費用以保護自己的環境權益。②政府可通過稅收、直接管制、限制進入、主動查外、行政處罰等方法約束或禁止資源負外部性的產出。③農民采用親環境行為生產的綠色產品、有機產品、無公害農產品，如果不能被消費者認可而獲得比普通農產品更好的價格，農民就會因為市場風險而放棄生產。規避風險的辦法就是政府對這些綠色農產品給予權威認證，一方面可以讓消費者便于識別，另一方面有利于對生產者行為的監管。目前需要簡化綠色認證程序，降低有關費用，便于農民申請。農民的公民參與環境行為需要法律做堅強保障。要通過立法和完善法律，確保農民的環境權（包括參與權、知情權、監督權等）和司法救濟權的落實，促進農民更好地參與環境治理活動。我國法律應當明確規定公民的環境權利，而且要具體詳盡，便于落實公民的環境權利[9]。#p#分頁標題#e#

本文作者：侯晉領 崔淑賢 單位：山東省棗莊市國土資源局地環科 山東省棗莊市城市建設檔案館

隨著今后煤炭開采強度的提高，土地塌陷和矸石山污染將更加嚴重，若不及時開發利用，不僅會對礦區生態環境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影響，而且將限制煤礦自身的發展。因此，如何化害為利，有計劃、有步驟地對采煤塌陷區進行綜合開發，保護礦區人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是礦區面臨的一個嚴峻問題。［2］

蔣莊煤礦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模式

蔣莊煤礦依據塌陷速度、深度、地理狀況等實際情況，努力做到穩沉塌陷與治理的同步。利用煤矸石等固體廢棄物回填塌陷區模式2004年，棗莊市財政局、國土資源局下達了《關于下達礦山環境保護和地質遺跡保護項目任務書的通知》(棗財建函［2004］18號)，蔣莊煤礦按照統籌規劃、突出重點、量力而行、分步實施的原則，組織編制了《地面塌陷地治理工程設計方案》，利用中央投資的200×104元資金，回填采煤塌陷地1hm2，建起了集“化工—建材—機械制造”為一體的新興工業項目基地。井下巷道矸石充填模式蔣莊煤礦結合本礦井田范圍內村莊較多的特點，在調研的基礎上，獨辟蹊徑，創新巷道布置方式，自己研制拋矸機、倒拉膠帶機、簡易翻車機等關鍵充填設備，利用煤矸石、粉煤灰及添加劑，用于孔莊村下采煤工作面矸石充填，從根本上解決了矸石不上井問題，既消除了矸石升井帶來的環境污染，又有效防止了地面塌陷［3］。挖深墊淺治理模式按照“穩沉一片、治理一片、利用一片、見效一片”的工作思路，2008年，將西崗鎮境內屬于沉陷穩定區(1990年至1999年開采)的68hm2畝塌陷地，共復墾良田47.5hm2。實施過程中，該礦嚴格按照有關規定認真編制了《采煤塌陷地復墾項目綜合治理方案》、《采煤塌陷地復墾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積極推行“挖深墊淺”治理模式，在塌陷區的深部取土填在淺部，淺部復墾成耕地，深部建塘養魚，坡地栽樹植草。同時，配套完善農業基礎設施，開挖了調節干渠，按需調節水位，較好地發揮了旱季蓄水、汛期泄洪的功效［4］。借勢利用治理模式充分依托積水區湖與島天然地形，因地制宜發展旅游農業。沿湖修建了景觀路、設置了垂釣設施，島上建設了觀湖亭、開辦了休閑茶舍，切實將治理項目區建成一個集農作物種植、水產養殖和觀光休閑為一體的立體生態農業園區，為今后多形式、多層次治理塌陷地積累了經驗。該工程2008年2月開工建設，于同年7月全面竣工。建造經濟林園4.7hm2，發展水面養殖16.7hm2，修建沿湖觀光道路2×104m2。

蔣莊煤礦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成效

在適宜養殖種植的土地上大力發展現代養殖、種植產業。目前，養殖肉牛1200頭，建設標準蔬菜大棚20座，種植蓮藕1.2hm2，形成了規模化運作、產業化經營、鏈條式延伸的發展格局。該礦回收利用搬遷村莊舊址的做法，開創了全省的先例，為全省塌陷區治理探索出了一條成功模式。在不適宜養殖種植的土地上建起了集“化工—建材—機械制造”為一體的新興工業園區，打造新的非煤經濟體。先期落戶園區的白炭黑化工項目，實現了當年投產、當年達產達效，年創產值已實現過億元，成為工業園區的龍頭項目。將復墾好的47.5hm2畝耕地還耕于民。蔣莊煤礦按照有關規定和與當地政府簽訂的協議，實施塌陷地復墾治理并通過驗收移交農民后，蔣莊煤礦不再交納或支付青苗補償費用，從根本上減輕企業的負擔，自2009年以來，每年節約青苗補償費用都在2600萬元以上。

通過對采煤塌陷區進行保護及綜合治理，將使蔣莊、于橋兩村每戶村民增加耕地0.23hm2，使整治的土地、水面能夠充分利用，方便了群眾的生產生活，把實事辦到了群眾的心坎上，進一步贏得了民心，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維護社會穩定。通過實施塌陷地復墾治理，并按協議移交給農民使用后，讓村民重新有地種、有活干，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周邊農村人多地少的局面，安置部分剩余勞動力，改善村民生產、生活條件，既解決了村民的安居樂業問題，又促進了社會和諧穩定。固體廢棄物變廢為寶、綜合利用。把煤矸石的清理與農田塌陷區的恢復治理結合起來，一方面使固體廢棄物堆場煤矸石的清運填埋有了去處，另一方面使農田塌陷區的回填有了材料，通盤考慮，提高了施工效率，節約了治理成本，既清除了污染源，又恢復了農田。水資源環境體系得到恢復，達到地質環境恢復治理的目的。對農田塌陷坑采用了底層回填固體廢棄物(堆場煤矸石)，讓低洼的農田得到抬高;在塌陷坑中上層回填粘土，隔斷地表水與坍陷坑下部的地下水通道，避免地下水污染，恢復原來的水資源環境;充分利用水塘清淤的肥土，集中運到農田治理區表面，整平后作為耕作層，使復墾復耕的農田得到了非常好的肥力。

本文作者：姜仁良 王瀛 李晉威 單位：天津商業大學 中共天津市委城鄉規劃建設交通工作委員會

德國加強生態環境治理的主要做法

德國政府非常重視培養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意識到提高公眾環境意識是覆蓋面廣，也是最有效的環境保護措施；只有依靠公眾的力量開展環境保護工作，才能提升環境保護的效果。德國民間環保組織在提升公眾環境保護意識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們通過免費開展講座、提供環境保護知識手冊等各種途徑向公眾宣傳和普及環境保護知識。同時，德國將環境保護教育和培訓作為職業教育的重要內容。總體來說，德國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都非常高，對于政府任何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措施都會積極支持，并做到使自己的行為有利于環境保護。

德國通過持續減少向空中排放顆粒狀及氣態污染物等有害物質來實現保護大氣、防治污染的目標。針對空氣污染防治，德國還制訂了一系列監控措施，如“大型燃燒設備規定”以及“空氣凈化技術指南”等，以此來促使發電站經營者和其他工業企業改造其現有設備，并對排放有害物質制訂了嚴格的界限。在治理汽車尾氣方面，德國首先鼓勵生產和銷售排氣量小、安全性能好的經濟型小轎車，并大力推廣使用無鉛汽油以減少環境負擔。通過實施上述舉措，自1994年以來德國空氣中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總懸浮顆粒物等含量持續降低。

德國的供水、排水由環境保護部門進行統一管理，水務管理的基本任務是保持水生態平衡，使水質狀況符合居民和經濟發展的要求，滿足對供水量的長期需求。一方面，監測和保護地下水免遭污染；另一方面，德國河流較多，非常重視水源地的水質保護。德國以嚴格的法規、監管和執行以及征收生態稅、污水排放費、對私營污水處理企業減稅等經濟調節手段共同構成水污染控制管理體系，對保持水生態平衡起到了積極作用。積極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德國將發展可再生能源提升到戰略高度，建立了一系列較為完善的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以減緩氣候變化的法律法規。同時，還建立了持續資助可再生能源的研究機制，規定了一系列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激勵政策措施。德國政府對消費化石能源強制征收能源稅和生態稅以引導民眾廣泛使用可再生能源；并采用財政補貼、稅收、銀行優惠貸款等多種手段來形成有效的激勵。通過多種措施，德國有效和高速地發展了風能、太陽能、水力和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使溫室氣體排放量迅速減少，為減輕環境污染作出了重要貢獻。重視廢物利用、發展循環經濟德國的循環經濟起源于對生活和工業廢棄物的再利用，然后逐漸擴展和轉變到生產與消費領域。德國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最大特點是通過對廢棄物的循環利用來提高資源使用效率，最終達到既節約資源，又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德國循環經濟的發展歷程可劃分為廢物末端處理、以循環為目的的廢物減量化、廢物減量化+無害化及廢物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4個階段。德國率先在國際上進行循環經濟立法并施行發展循環經濟政策，為世界各國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

日本加強生態環境治理的主要做法

日本政府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工作，著力推進環境立法工作，強調環境治理要做到有法可依。日本政府從環境省到地方都制定了較完善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形成了完備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而且日本環境保護的法律條文相當全面、細致，標準嚴格，措施得力，真正做到了有法能依、有法可依。日本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主要包括環境保護的基本法、環境保護的專業法律、環境保護的綜合法、不直接屬于環境保護但和環境保護有密切關聯的法律。健全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體系為治理污染和改善環境質量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礎。

摘要：近年來，社區準物業管理逐漸興起，其管理模式日益完善，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居住環境，也保證了政府在人們的心中的良好形象，促進了社會的穩定，保證了環境的和諧。在今后的社區管理中，它將成為一個最有效的破解難題的選擇。

關鍵詞：社區；準物業管理；保障機制；路徑

一、社區準物業管理的產生背景

近年來，“社區準物業管理”成為一個十分火熱的新詞匯。我國大力推行住房改革，促進房地產事業發展的蒸蒸日上，不僅建立起了大面積的住宅小區，也在物業管理方面不斷完善，使得其日趨規模化與專業化，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人們的生活舒適度。但是，這種情況僅限于新型小區，一些建成時間較長的舊區因為在設計方面不夠完善，基礎設施不完備，管理模式老化等原因，普遍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主要包括：居住環境混亂、日常維修滯后、私搭亂建問題頻出等。怎樣推進物業管理的科學化，促進老區環境的優化，這是未來社區發展必須思考的一個問題。

二、社區準物業管理的基本內涵

目前，我國十分注重推進舊小區的物業改革，使管理工作更加系統化、科學化與持續化。但是，從目前的研究情況來看，相關方面的研究論文十分有限，即便是現有的研究也大多是一些期刊論文，篇幅有限。此外，關于什么是社區準物業管理，人們尚沒有形成一致的看法。這一詞匯最早出現于2003年，經過幾年的發展，這一詞匯被使用的頻率越來越高。2007年，《寧波日報》對其內涵進行了明確定義：社區準物業管理，指的就是由相關部門組織成立物業公司，按照小區內不同家庭收入的不同，確定差異化的物業收費，實施層級化管理。從目的而言，物業管理不是為了盈利，即便在運行資金不足的情況下，也是由政府財政補貼。這樣做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推進社區管理向著福利化方向發展。結合上述分析，本文對其進行了界定：所謂社區準物業管理，是針對老舊小區而言的，它有別于之前的管理機制，是老舊小區從非專業向專業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從本質上來說，它是一個特定的過渡時期。

三、老舊小區推廣社區準物業管理的優勢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