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人民公敵的生態批評，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為一種方興未艾的文學批評方法，生態批評研究的內涵和外延在文藝理論界還沒有形成完全一致的共識，但這種批評方法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在反人類中心主義的前提下，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重新認識。生態批評的發起人之一格洛特費爾特在她為《生態批評文摘》所寫的導論《環境危機時代的文學研究》里給生態批評下了一個定義：“簡明扼要地講，生態批評是對文學與物質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生態批評對文學研究采取了一種以大地為中心的態度。”［1］也就是說，“生態批評是對傳統文學研究中以‘人’為中心的一種反撥，它強調以‘大地主義’而不是以‘人道主義’為中心”［2］。“大地主義”是“生態中心主義”的形象化表述，意指人類應該像海德格爾所說的那樣，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以平等和友伴的態度與自然和諧共處，而不是以征服者的姿態，為了滿足自身不斷膨脹的物欲，任意掠奪、破壞自然，造成人與自然的對立關系，最終回歸人與自然渾然一體的伊甸樂園。這種批評旨在以文學的影響力加強人類生存危機意識，促成可持續發展的態勢，既體現了文學對人類生存現狀的密切關注和社會責任的主動擔當，更體現出文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深層意蘊，其現實價值和社會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思考的是，“大地主義”或“生態中心主義”的核心指向究竟是什么？其主體究竟何指？“生態中心主義”把“人道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作為其批判的對象，而產生于西歐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道主義是對神本主義的反叛而不是對自然的背離，人的對立面是控制人的神而非自然；作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典范的伊甸園，其主宰者也并非飛禽走獸、草木花果，而是人與自然共同的造物主亞衛（耶和華），而神顯然不可能成為生態批評的核心主體。所以，說到底，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是人的物質欲望惡性膨脹后，人背離了其內在自然和本真狀態，失去了其自然本性而產生的連鎖危機，是人的種種失衡中的一個分支。解決問題的關鍵首先還是要解決人自身的問題，生態中心主義的主體依然是人，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考察也應建立在對人自身體系的考察之上。生態批評的深層內涵首先應該是檢視人與其內在自然之間的關系。   作為易卜生代表作之一的《人民公敵》（1882）揭示的是在對大自然進行開發利用的過程中，懷有私心的各色人等表現出來的種種丑陋世相，講述的是主人公斯多克芒醫生在捍衛人的自然本性、呼喚回歸人的內在自然諸如正直、良知方面所做的種種努力和抗爭。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引子，人對其自然本性的背離才是問題的實質，人心的淪喪導致了他們與社會、自然關系的扭曲，人對自然本性的回歸是作者始終不易的追求。思想巨子易卜生終身努力的目標無非是對被染污的人的精神生態的維護和修復。   一、生態批評的核心問題是人必須回歸其自然本性   在生態批評的討論中，人類中心主義被當作生態危機的價值論源頭而成為眾矢之的，這種批判一直回溯到古希臘時代，甚至追蹤到創世神話中以人為世界中心的思想。這種反思是深刻而徹底的。然而，在這股批判大潮中，許多概念仍需要仔細辨析和認真厘清。   希伯來創世神話中人被放在最后一天創造出來，并讓他成為萬物的主宰，人作為世界中心的位置得到確立。但這種中心不是指向人的權力，而是指向他的潛質和責任。意大利哲學家皮科•德拉•米朗多拉在《論人的價值》（1489）中寫到：“上帝在創造世界的最后一天創造了人，是為了讓他認識這一大千世界的規律，學會熱愛這一大千世界的美，贊嘆它的瑰麗壯闊。造物主對亞當說：‘我不把你束縛在一個限定的地方，不強制你必須從事規定的事業，不用必然性捆住你的手腳，目的是讓你根據自己的心愿去選擇自己樂意的地方、事業和目標，并支配一切。其余生物都具有狹隘的天性，因此自身內部就受到我所確立的那些規律的限制，只有你一個不為任何狹隘的范圍所鉗制，可以在我交到你手里的那一自然界中隨心所欲地立標定界。我把你創造成不是天上的生物，又不是純粹地上的生物，不是必須死的生物，又不是不朽的生物，目的是使你超越束縛，自身成為創造者，親手塑就自己最終的形象。你有可能淪入動物界，但也有可能僅靠你內心的意志升華為神一般的生物’。”［3］這段話至少包含了三層含義：第一，人有高于其他生物的特性；第二，人有能力理解上帝創造萬物的意圖，他是這種創造的見證者和贊美者，而并非對萬物予取予奪的特權者；第三，人具有二重性，神性和動物性，當人不斷超越自我、更新自我時，神性的一面就會得以張揚，從而無限趨近于永恒；反之，人則會喪失作為人的特點，成為只有物質生命的速朽的生物。“人”的內涵是替天行道的使者，這和中國傳統文化中把人與天、地并稱為“天、地、人”三才內涵是一致的。人能否與天地同列，不是看他擁有了什么，而是看他是否具備了與天地相同的開闊胸襟、高遠境界和浩然正氣。   古希臘哲學中首先關注人類自我的是公元前5世紀的智者學派，其代表人物普羅塔戈拉的名言是：“人是萬物的尺度。”不僅再次肯定人作為世界中心的地位，且賦予人的一切需求以合理性。這種說法聽來很令人振奮，但由于沒有對人性的構成進行分析和辨別，所指含混、蕪雜從而可能成為人的動物性一面泛濫橫行的理論依憑。蘇格拉底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命題的漏洞，鮮明地提出了“認識你自己！”的命題，明確指出并非人的一切需求都可以成為自然的尺度，而只有道德與善的需求才值得肯定和倡導，只有利己同時利他的需求才具有合理性，德行是眾善之首。有了這種限定，在強調人的主體地位的同時，又把人的本真狀態定義在理性許可的范圍內。   由此可知，希伯來神話和希臘哲學一開始就強調人的主體地位意味著責任和使命而非特權。但令人遺憾的是，后世，尤其是文藝復興時代，急于擺脫被經院哲學和教會長期奴役的人們對這一思想的理解發生了偏差，在人的創造力和生命力得到空前釋放的同時，理性也成為人的意志不受控制、任意肆虐的借口，放大了作為大地之子的人的傲慢。盡量多的獲取、占有，恣意隨順本能需求等縱欲行為被誤當作解放的標志，妄自尊大、唯我獨尊的思想，科學的發現、生產力的提高，使人類失去了對自然的敬畏，忽略了其他生命的存在，成為今天人類欲望無限膨脹的濫觴，其負面影響隨著社會進程的推進越來越清晰地彰顯出來。#p#分頁標題#e#   但這些并不足以成為否定人的主體地位的依據。畢竟，人作為脊椎動物的最高級形態，有高于其他生物的智力，因而人是唯一具有理性的生物，這種兼具創造性和破壞力的理性使人的主體地位不可逆轉地確立起來。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生態批評強調人與自然平等相待、和諧共處、對人類中心主義進行批判等，都是符合佛教倡導的眾生無有分別高下的徹底的平等觀的。在強調平等問題時，沒有哪一種思想能超過佛教。但佛教所說的平等是指終極價值上的平等，在走向理想境界的過程中，佛教依然強調“人身難得”，擁有理性的人具有優于其他生命形態的特殊能力和地位。“解鈴還須系鈴人”，解決人與自然關系失衡的問題如同解決其他一切與人類相關的問題一樣，必須依靠人這個主體自身。   我們更應看到，迫使人類遠離自然的是背離了自然本性的人類，因而人類如果要與自然和諧共處，首先必須解決的是回歸人的自然本性，與其內在自然融為一體，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人類走向歧路的開始，首先是對其自然本性的背離，物質主義淹沒了精神追求，動物性掩蓋了神性，科學的昌盛助長了人類的肆意妄為，理性的覺醒使人類陶醉在夜郎自大的征服欲中，而沒有把人提升為自然秩序的代言人。人類越來越遠離其自然本性和對自身的終極關懷，遠離對善與美的追求，最終也導致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全面扭曲。人與自然關系惡化、環境問題成為全球共同揪心的問題是20世紀后半葉的事，而人類精神失衡則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已經顯露端倪了。尼采“上帝死了”的驚呼，爆出西方社會精神大廈的坍塌，其后，信仰危機、價值淪喪、孤獨無助、混亂迷惘……這些情緒像瘟疫一樣迅速蔓延到整個世界，人類集體迷失了自我。我們看到由于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現代科學和工業化的高度發展而帶來的核威脅、環境污染、溫室效應、資源枯竭、物種消亡、臭氧空洞、瘟疫流行等種種令全球危機四伏的問題，殊不知，這些只是外部問題，其實，人的內部問題出現得更早、更為嚴重，也是所有問題的真正根源。“后現代社會物質文明高度發達，而人們精神的失衡已達到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信仰的缺失、精神的空虛、行為的無能……，種種表現已令我們觸目驚心。在外部生態環境毀滅人類之前，人類可能已經在精神上毀滅自己了。”［4］   回歸自然，當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現代人對鴻蒙時代原始自然的表層復歸，而是對自然家園和精神家園的一種尋覓，是指人心從染污狀態下復歸于純凈，重返內心的本真狀態。在希臘文中，“自然”（physis）一詞，指的就是事物的“本性”或“本原”（arkhe）。“回歸”就是人類對自己的生命源頭、自然本性的回溯和歸依，只有人的內在自然真正得到彰顯，人才可能真正成為自然中的一分子。這才應該是生態中心主義的深層內涵。   其實，有關人的自然本性的問題，早在一百多年前，戲劇藝術大師易卜生已經在其劇作《人民公敵》中進行了透辟深入而淋漓盡致的闡述。今天重讀這部作品，依然能感受到這位先知般的思想家對人心的洞察和揭示所產生的強烈的震撼力量。   二、《人民公敵》的生態倫理價值   《人民公敵》被勃蘭兌斯稱為是易卜生“思想最尖銳和最富有才智的作品之一”［5］。從生態批評的角度來看，《人民公敵》是一部典型的吁請回歸人純凈的內在自然，以達到建立人類社會的道德秩序、最終建立起人與自然正常關系的劇作。戲劇創作緣起于易卜生因創作《玩偶之家》、《群鬼》等劇而被誣為“人民公敵”，劇作家予以反擊，因而劇中的斯多克芒醫生頗有自喻成分，可以說，斯多克芒在公民大會上的演說既是易卜生對社會輿論的回擊，更是他的精神獨立宣言。戲劇矛盾起因于一座城市修建豪華溫泉浴場，想利用自然資源為城市發展尋找契機，但浴場水源受到污染。戲劇矛盾的中心問題是整治浴場環境，堅持溫泉浴場的衛生標準，為療養病人的健康負責，還是隱瞞真相，為溫泉浴場的虛假名譽、投資股東和小城人的暫時利益打算？而戲劇沖突的焦點則是獨立捍衛真理的斯多克芒同各懷私心的“結實的多數派”的斗爭。斯多克芒與小城里唯利是圖者們斗爭、堅守溫泉浴場的衛生和純凈標準的行為，正是與污染了人的內在自然的貪欲以及由貪欲導致的名利、野心、投機、報復等種種惡習的斗爭；他對真理的捍衛，正是對人的自然本性的捍衛。這一過程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斯多克芒樂觀估計形勢，試圖訴求于人的自然本性，以改造重建來恢復溫泉浴場水源的純凈。斯多克芒醫生本是首倡建造浴場的人，對浴場發展懷有巨大的熱情。但當他發現浴場水源受到污染，浴場實際上已從療養院變成了疾病傳染源時，他立刻決定把這一發現提交市長，并公諸于世，對浴場進行改造和重建。內心純潔、正直而不諳世事的醫生滿心以為他的行為既是為療養病人的健康考慮，也是為小城和浴場的信譽和長期、持續發展著想，是自己“給本鄉、本地人盡了點力”，一定能得到人們的支持和獎勵。身邊一群支持者的熱烈響應更強化了他的錯覺，其實他們各懷私心，試圖借此機會達到各自的目的：自稱民主派的《人民先鋒報》主編霍夫斯達名義上反對官僚，實質上企圖在市民議會選舉之時奪權；制革廠老板基爾曾被市長等人從市議會趕出來，一直懷恨在心，想借機向當權者報復；向來以穩健自詡的印刷廠老板阿斯拉克森屬于中小資產階級，“結實的多數派”，對浴場的大投資股東心懷嫉妒，希望讓他們蒙受損失，以便相對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們的自然本性在一開始就不是以清凈而是以染污的狀態出現的。而不知就里的斯多克芒，卻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認為他們都是一群有才干、有眼光、心眼好的人，他天真地認為，這是一種“朝氣蓬勃、新芽怒放的生活”［6］2　94，對自己的計劃能夠順利實施充滿期待、喜悅甚至自我陶醉。支持斯多克芒的陣營一開始就是一個人心不齊的松散組織，只有當事人蒙在鼓里。而易卜生以調侃的筆調抒寫他的單純時，實際上是寫出了人心的本真狀態，寫出了事情的真實過程：斯多克芒真誠樸素的做法是按常理常規本該如此的事，而在一個人心顛倒混亂的世界，反倒變得滑稽可笑。#p#分頁標題#e#   戲劇沖突很快發展到第二階段：斯多克芒與人心的各種污染源展開激烈的博弈，試圖昭告世人遠離被污染的浴場，更要遠離被染污的精神，結果受到重重阻撓，自己反被誣為“人民公敵”。市長兼溫泉浴場委員會主席彼得對斯多克芒發現的問題拒不理睬，在環境整治和利益之間、在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間，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寧愿毒害人，也不愿承擔重新整治浴場的費用；寧愿犧牲浴場未來的信譽，也不愿承擔決策錯誤的惡名；寧愿隱瞞污濁的真相，也不愿承擔停業帶來的損失。他先以撤銷職務相威脅阻止醫生消息，又以改建浴場的費用必須來源于向地方發行公債為由，誘使霍夫斯達、阿斯拉克森放棄在報上發表醫生揭露浴場問題的文章；報社編輯、投機分子畢凌也因市長拉攏、有可能得到市議會秘書的職務而倒向市長一邊。在利益面前，捍衛真理的聯盟脆弱得不堪一擊，斯多克芒終于清醒地意識到，浴場真正的毒源不在磨坊，不在制革廠的污水，而在于被名、利之欲染污的人心，是被權力意志控制的精神：“現在不單是自來水設備和下水道的問題了。整個兒社會都得清洗一下子，都得消消毒”［6］334；“咱們精神生活的根源全都中了毒，咱們整個社會機構都建立在害人的虛偽基礎上。”［6］359相比之下，浴場的衛生狀況已經變成無足輕重的小問題了。他終于抓到了問題的實質：一切問題首先出在人心，出在人類的精神，境由心造，是這種人心造就了這種社會，這種環境。人心的問題何在？在于為了眼前獲利而不顧及長遠；在于社會團體和聯盟往往都是由利益構成的“結實的多數派”，而不是捍衛真理和精神自由的民主陣營；在于它只認可頂著真理的名義到處傳播“道德壞血癥”的陳規陋習，而不愿接受新鮮而直抵真相的真理；在于多數人寧愿做良心衰弱、在污濁的地面上爬行的畜生，而不肯做道德高尚、胸襟寬闊的人；在于利己主義發展到極致，泯滅了人對同類直至對自身健康與生命的悲憫和關懷。作者借斯多克芒之口進一步地揭示：建立在欺騙基礎上的社會繁榮充其量是一朵散發毒氣的“惡之花”，遲早會結出害人害己的惡果。斯多克芒是個醫生，他是社會問題的良醫，他診斷出社會的病根不在外部，而在人類精神的內部，“君有疾”，在于心，不治將使整個社會走上不歸路，“照你們這樣干下去，全國都會中毒，總有一天國家也會滅亡”［6］369。易卜生對社會問題的認識和揭露了了分明而入木三分，浴場的污染源僅僅是戲劇家設計的戲劇沖突的由頭，環境問題也只是外部現象，是作家思想的載體，作家沒有在現象上多作糾纏，而是告訴我們，被污染的浴場是果而不是因，他將矛頭直指一切問題的肇端和起因，并在對治人心上狠下猛藥。   經過激烈交鋒的第二階段后，以人的道德和精神劃分出來的兩個營壘已經判然分明，然而劇作家依然留下一些懸念給第三階段：已經成為孤家寡人的斯多克芒堅持捍衛人的自然本性，力圖還原真正潔凈如初的自然。市民大會后，斯多克芒以及支持他的女兒裴特拉、好友霍斯特都被解聘，失去了工作；孩子們被通知不許去學校上學；斯多克芒太太的義父、浴場污染的主要來源———皮革廠的老板基爾也威脅著要剝奪原擬留給義女一家的遺產；更令人作嘔的是機會主義分子霍夫斯達和阿斯拉克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聰明過人地認為這一切都是斯多克芒翁婿聯手串演的把戲：借宣揚浴場水源污染降低浴場股票價格，再去搶購股票，以便將來洗刷凈浴場名聲后趁機牟利，他們不肯錯過這個機會，試圖來分一杯羹———這有力的一筆把蒙在丑陋人心上的最后一層遮羞布剝了下來，也把斯多克芒的斗爭更向前推進了一步，使第五幕成為全劇的豹尾。斯多克芒堅拒以謊言洗刷基爾制革廠名譽的要求，放棄了基爾留給妻兒的大筆遺產；他也放棄了去往新大陸的打算，要留在本地，“死守真理，以拒庸愚”［7］，教育孩子們做高尚自由的人，以便將來“把國內的狼都轟出去”。斯多克芒的宣言“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6］394，道出了易卜生對人性高地孤獨的堅守，劇作家最后的宣稱依然是：自然的純凈必須安立在人心純凈的基礎之上，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也應筑巢于人的內在和諧之中。   《人民公敵》問世于一百多年前，然而今天讀來，它依然彰顯出鮮明的現實意義。1996年中國中央實驗話劇院從中國文化的角度演繹了這部戲劇；2005年由呂效平、李耿巍、田川等編劇的校園戲劇《〈人民公敵〉事件》又對該劇進行了新的詮釋。他們都從劇作中讀出了關注環境污染這一主題，但同時，他們更揭示出對物質財富和個人利益的執著追求才是造成整個社會物質環境、精神環境失衡和人的自然本性的淪喪的根本原因。他們的演繹與生態倫理批評無疑是殊途同歸。   三、生態批評中易卜生戲劇的意義重構   王諾在《歐美生態文學》中斷言：“生態文學自古有之。它的歷史與文學的歷史一樣久遠。”［8］，可謂一語中的。“生態學”這一術語于1866年由德國科學家恩斯特•赫克爾首次提出，生態批評則濫觴于20世紀60年代，但是對人類與自然的關注，一直如浪花之于大海浮現在文學的煙波中。乍聽起來，以倡導個人的精神反叛、審美的人文主義和烏托邦的倫理道德理想等著稱于世的易卜生戲劇創作似乎和生態批評沾不上邊，因為易卜生在其一生創作中基本沒有直接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當時的挪威想必還沒有“環境保護”這一概念。然細想之后，其間的聯系卻是十分密切的。因為時至今日，人———自然———社會———自我四者已經構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關系錯雜、難分彼此的聯合整體了，我們很難將其割裂開來，孤立地去談任何一方。當我們考察人與自然界的關系時，就不能忽略人與其他幾方面的關系，尤其是人與自我的關系更是一切問題的起源。要解決生態問題，不能只注意狹義的自然生態問題，首要的和關鍵的應該是人的精神生態問題。諸多生態批評家意識到，導致生態危機的深層原因，在于人類的思想與文化對自然法則的偏離，喬納森•萊文指出，生態批評就是要“歷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響地球生態的”［9］。易卜生的戲劇正是探討如何構建健康的人類精神生態的典范之作。#p#分頁標題#e#   生態學發展至今，開始有了“淺層生態學”和“深層生態學”之分。前者試圖以高科學技術和高經濟效率解決造成環境危機的倫理、社會、政治等問題，而后者則把生態危機歸結為現代社會的生存危機和文化危機，并主張徹底改造人的價值觀念和現行社會體制，建立起一種人、社會與自然相互融合的生態社會。顯然，深層生態學對問題的診斷更加準確，提出的對治方法也更切合實際。因而文學上的生態批評也應與之相呼應，在更高層次上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即如前文已經論述的那樣，生態批評不應是文學批評與作為自然科學的生態學的簡單結合，也不應簡單敘寫現代人對原始自然的表層復歸，而首先要解決人自身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生態批評中，人及人類社會依然應是研究的中心，“文學是人學”這一命題至今依然是一個真命題，在我們吁請人類向自然復歸的過程中，首先應該倡導的是人對其自然本性的復歸。   從深層生態批評的角度重新釋讀易卜生戲劇，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能夠衍生出更多內涵，給我們提供新的思考。貫穿在易卜生戲劇中的主題之一就是對貪婪欺詐、物質至上、虛偽衛道、道德敗壞等各種丑惡的社會現象的批判，是對違背自然人性、違背人類健康的生活狀態的批判。易卜生只承認內心真誠、思想自由、道德高尚的生活，違背這一原則，社會認可度再高，依然是缺少根基、虛幻不實、毫無價值的。他揭穿博尼克用謊言、背叛、栽贓甚至謀害騙取的盛名，而這種盛名蒙蔽著社會中的多數人，多數人就生活在人云亦云的謊言之中而不自知，甚至沒有了解真相的興趣。他剝下海爾茂溫存、體貼的假面，暴露其自私、冷酷的心腸，讓人們看清面具下的真面目。他嘲諷曼德牧師為了自己的聲名而扼殺一個女子追尋精神自由的渴望，看到他道貌岸然的勸告下掩藏的虛偽和殘忍。在《人民公敵》中，他更是把批判矛頭指向了結實的多數派，指出他們只擁有強制別人意志的勢力，卻沒有占有真理。易卜生的批判和否定是徹底的，他從不承認既有的現實，如果這現實是骯臟的；他也不認可多數，如果這多數是愚昧的。他甚至不惜將這個表面浮華的世界全部否定掉，正如斯多克芒所說的那樣：“毀掉一個撒謊欺騙的城市算得了什么！把它踩成平地都沒有什么可惜！”［6］368如果源頭是錯的，結果一定不可能正確。這個觀點與生態批評強調歸元、回到源頭，從人與世界、人與自然關系的起點處尋找正確之路是不謀而合的。   與之相對的是，易卜生戲劇強調建立起全社會的人文精神。易卜生強調的人文精神，不是人類至上或人類中心的思想，而是指人類精神的完善，就是人的精神革命，是對現存秩序的否定，對污濁環境的精神反叛。一個人文精神匱乏的世界是缺失凝聚人心的親和力的世界，因而沒有真實意義。一個物質充斥而缺少信仰、失掉誠信、毫無公德的國家，經濟繁榮、文明昌盛、科技發達等等一定是短暫、缺少根基的，因而不值得貪戀，因為一切都建立在沙灘之上。易卜生透過浮華的表象對社會本質的洞察在19世紀是具有前瞻性和預言性的，時至今日，生態批評正是在人類社會逐漸走向窮途末路時對人與自然關系失衡狀態進行的全面反思。易卜生對傾斜的人類精神世界的匡扶，正是人類處理好與其生活環境的一切關系的前提。他曾對勃蘭兌斯談起過人的精神革命的思想：“……自由、平等、博愛已經不是過去那些神圣的斷頭臺日子里的自由、平等和博愛。可是政治家們不愿意理解這一點，……這些人只想搞一些專門的革命———外事的，政治的革命等等，但這一切都只是雞毛蒜皮。需要的是人的精神的革命……。”［10］易卜生否定表面熱鬧、只具有轟轟烈烈的形式而沒有實質性意義的政治運動，這些運動往往止于王朝的更替，而非公民社會的養成，不能從本質上促進人類的進步，他鼓吹的精神革命，是對真正意義上人的力量和自由意志的追求，也與生態批評論述的對人類本真意義的追尋異曲同工。   易卜生劇作的另一個中心主題是探討在充滿貪婪、自私、罪惡的世界中，個體的人如何進行自我拯救，捍衛人性的獨立自由，實現精神的自我回歸，而不隨社會整體一起沉淪。他曾在致勃蘭兌斯的一封信中說：“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種真益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只有關于我的事最要緊，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11］148胡適在《易卜生主義》中對此解釋說：“……社會是個人組成的，多救出一個人便是多備下一個再造新社會的分子。……這種為我主義，其實是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11］149這里所說的“為我主義”，也就是易卜生的“個人主義”，但它不同于生態批評所抨擊的人類中心主義（即在自然面前表現出的人類的極端利己主義），而是指個人精神和道德的自我完善。這種思想的對立面是損人利己、自私自利、敗壞社會道德的利己主義。易卜生要求每個人都努力從總體墮落的社會中掙脫出來，批判現存的社會秩序，不斷追求精神的獨立和自由，凈化道德，走向自我的本源，走向未受污染的、本真的自我，直到靈魂能與上帝對話。易卜生的劇作中的主人公多是這一類追求精神獨立的斗士：追求“全有或全無”、為了理想不惜自我犧牲的布朗德牧師，四處尋覓、不斷求索、終于回歸自我的培爾•金特，對社會的法律、宗教、道德提出全面質疑的娜拉，立志革新社會的羅斯莫，為真理戰斗到底的斯多克芒，都是這類個人主義者。   誠如歌德所說：“精神有一種特性，就是永遠對精神起著推動作用。”［12］易卜生畢生都在努力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因而對每個時代致力于精神追求的人來說都能不斷提供新的啟示。從這個意義上講，近乎偏執地拷問人類心靈的易卜生是說不盡的。尤其對于致力于反思現代人類的自我定位、構建人與自然新的倫理關系的生態批評而言，易卜生具有先行者的價值，綠色易卜生首先是維護和修復人類精神生態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