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探析中世紀的人們及其對社會史的研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艾琳•帕瓦(EileenEdnaPower)的著作《中世紀的人們》成書較早，是社會史寫作的先驅之一，其所反映的社會史研究更多體現為對傳統政治思想史模式的叛逆，也就是“把人物重新帶回到歷史敘述之中”，而這也恰是帕瓦的寫作重心。譯完艾琳•帕瓦的《中世紀的人們》，筆者感慨良多。作者從社會史的角度，通過對6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生活資料的復原，為我們呈現出中世紀歷史的諸多斷面，新鮮而有趣味。作為一本近百年前完稿并經歷多次再版的歷史著作，帕瓦的研究方法和她的學術成果，對我們今天的史學研究仍然有著許多裨益。

艾琳•帕瓦生于1889年11月9日。她一生中先后任教于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和倫敦政治與經濟學院。在1940年8月，她在德國對英國侵略的高潮中，因心臟病突發而逝世。值得一提的是，她曾經獲得卡恩旅游基金(KahnTravellingFellowship)的資助，來過中國。《中世紀的人們》是她的早年代表作，于1924年在英國出版第一版，之后幾經作者本人和同事的修訂。其與過去版本主要不同點在于增加了第一章“先驅者”，其中體現了帕瓦所具有的敏銳的歷史觸覺。

本書所采取的社會史研究視角，我們可以在作者的前言和她對史學理念的闡述中體會到。19世紀，是西方史學史里的“宏大敘事”主導的時代。眾多的歷史學工作者試圖從過去發生的大事變、大場景中，找到指導人類未來發展的、不變的規律。于是，政治史作為人類實踐活動高度集中的體現，受到當時歷史學家的大量關注。

艾琳•帕瓦的史學觀點，在其著作前言中已經得到充分體現。她認為，如果秉承傳統的政治史的方法去研究社會的歷史，那么，所研究出來的那種高度概括的社會史是毫無意義的。社會史吸引人的關鍵，在于把人物放在敘事的中心，也就是她所說的“社會史適宜于一種可以被稱為是個人取向的方法。”①她把卡萊爾的觀念推崇為“荒野中的呼喚”②，在我們后人看來，她的這部《中世紀的人們》之所以被譯成數國語言，其中包括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并在中世紀社會研究領域發揮了綿長影響力，就是應這聲呼喚而去，在荒野中披荊斬棘開出了一條新路。站在史學史回顧的角度看，艾琳的作品雖然篇幅上并非煌煌巨著，但是它描述的中世紀的宗教、家庭、商務、農村乃至知識分子階層的生活，特別是人物形象，是如此之典型、生動與豐滿，顯示了社會史研究最本質的特色和力量。艾琳的這本著作，顯示了一個歷史學家從新的社會研究視角出發，將所有繁雜材料去粗取精相互印證后，細心演繹巧妙裁剪的研究技巧。顯然，這對于該書問世50年之后演繹得如火如荼的社會史研究，有著相當的實踐意義。而衡之中國的歐洲中世紀史研究現狀，艾琳的研究路徑與她提供的研究結果，至今可以高標它的示范與閱讀價值。

在這本書中，艾琳•帕瓦描述了三個不同的、生活在羅馬時代與中世紀之交(4—6世紀)的人物。從公元4世紀的奧索紐斯開始，到生活在5世紀的西多尼烏斯•阿波利納里斯，到6世紀的福圖納圖斯和圖爾的格里高利，他們都是羅馬帝國及法蘭克王國知識分子中的佼佼者。基于艾琳所收集的由這些人物本人留下的相關書信、散文和詩歌等第一手史料，她復原出羅馬時代末期知識分子的生活場景。

讓我們略感吃驚的是，在羅馬時代末期，這些高層知識分子或者是權貴階層，過的一直是田園詩般的輕松愉快生活，這主要反映在他們閑適的士大夫情趣和對世代地位的孜孜滿足。這種生活在羅馬帝國逐漸走向滅亡的整整三個世紀中，居然沒有大的改變。艾琳•帕瓦特別仔細地描述了他們居住的摩索爾河兩岸居住環境，甚至在野蠻人入侵之后，上層知識分子階層連大宅設施與格局也未曾有大的變化。艾琳•帕瓦寫道:“當你初看到福圖納圖斯的世界的時候，也許你還會覺得6世紀的世界還是4世紀西多尼烏斯與他的朋友們一起玩警句格言和網球的世界，”③然而從傳統的政治史角度看，當這幾個人物所代表的精英階層在大宅中日夜笙歌的時候，整個羅馬帝國正在不斷地被蠻族侵蝕，陷入深重的分崩離析之危機中。在艾琳的筆下，個人生活的幸福與國家災難的深重，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第一章里，艾琳•帕瓦冷靜地向我們描述了這個偉大帝國在4到6世紀漫長的瀕死過程中一個區域世界的社會面貌，在國家危難的時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忍受著民不聊生的痛苦，而當改朝換代之后，也都不盡物是人非。盡管蠻族替代羅馬人成為了統治者，但是鄉村大宅里日夜笙歌，享受著豐盛的午餐和網球聚會;大學中的小小教授作他們的講座，寫他們的書;游戲變得越來越有人氣，而劇院總是人滿為患。

為什么會產生這種狀況?艾琳•帕瓦認為，羅馬帝國末期到中世紀初，這種精英階層的麻木、表面上的“不變”，所掩蓋的是羅馬古典文明內在精神的死亡。艾琳探討了羅馬文明滅亡的幾種致命原因，從中總結道，羅馬帝國公民缺乏文化的自省，“他們相信羅馬(他們那個年代的文明)并不是一個有起始和終結的歷史事實，而是像他們呼吸的空氣、腳踩的大地一樣的自然存在的事物”。①由此才產生了像奧索紐斯那樣，對蠻族入侵不聞不問;還有西多尼烏斯那樣，羅馬眼看就要滅亡了，卻還在想著兒子當執政官的事情。在艾琳看來，整個知識階層在文化上鼠目寸光的態度，是羅馬文明滅亡的主因。

艾琳強調的“內在精神”似乎有點玄乎，但是，這種“內在精神”的差異，事實上恰是整個中世紀系統與古典文化系統之間的根本區別。艾琳著作反映出的政治史與社會史之間某種分分合合的關系，體現了社會史這一研究視野對于把握歷史全貌的獨特作用。

那么，艾琳•帕瓦試圖通過從羅馬滅亡到中世紀開始這個大時段轉變案例的研究，告訴我們些什么?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她這第一章成型的背景。在1966年版本的前言中提到，“先驅者”這一章成文于慕尼黑陰謀前后。當時歐洲大陸風起云涌，希特勒咄咄逼人。而英國首相張伯倫卻死守綏靖政策，希望通過犧牲小國利益滿足希特勒野心來達到躲避戰爭災難的目的。二戰史學家認為英法當時的做法實屬姑息養奸。20世紀30年代的歐洲與羅馬帝國崩潰的公元4—6世紀有何相似之處?艾琳•帕瓦在本章中把這兩種情況作了一個類比。在“總結”部分，她寫道:“到何時，帝國內部的蠻族化成為了一種消耗性的痼疾了呢?從第一個骨瘦如柴的日耳曼人加入軍團開始，到意大利的蠻族大王隨意地擁立或是廢黜皇帝，這條鎖鏈環環相扣。但是，是哪個特定的沖擊特別致命呢?是270年從達西亞行省撤退，使得蠻族的影響擴展到歐洲東部，認為給他們羅馬尼亞他們就會滿足，而不再騷擾西方?還是帝國在382年讓哥特人作為“盟友”在境內定居，從而開始了羅馬帝國和日耳曼人之間的妥協?按照伯利(JohnBagnellBury，1861—1927)的說法，正是這種妥協掩蓋了他們從自治到統治本民族之外的人，他們的國家從帝國境內的結盟國慢慢轉變成獨立國家的變化。這種綏靖政策是致命錯誤嗎?是不是從不列顛，我們所不知曉的人們那里撤退軍團造成了這個結果?或者是當汪達爾人在428年占領了西班牙和非洲，他們的艦隊切斷了羅馬的谷物供應，打斷了這個古老的地中海文明的脊梁?不止一次，在歐洲歷史上，當非洲和西班牙落入敵手時，我們的文明也面臨毀滅。”“我們現在站在后世的高點，所以能夠看清整個事件組織起來的固定形式。因此我們站在時間的走廊里，向這些死去的人呼喊，試圖警告他們在一切都已太晚之前準備好，但是沒有回音。但是他們沒有認識到每一次的妥協、每一次失敗，就是把他們拖入深淵的鎖鏈中的一環。”①顯然，這種深刻的類比，表現了她是在擔心西方那輝煌的物質文明的表象，掩蓋了法西斯主義這個“新蠻族”正在進行的侵略。艾琳•帕瓦憂心忡忡，徹夜不眠，她把這篇文章印成了小冊子，先給朋友們傳閱。可惜尚未能發表，二戰便已開始。而她本人也在德國侵略英法高潮時段的1940年，溘然長逝。#p#分頁標題#e#

文學手法可能為《中世紀的人們》增添了不少生氣，但是真正讓人物“活”起來的，是本書所采用的許多特殊的史料。艾琳•帕瓦對于史料的認識非常靈活，并不局限于冠著“歷史”之名的各種古代史書，而是包括教區記錄、傳奇故事、詩作、遺囑等非傳統的歷史原始資料;甚至包括了房屋、墓板等實物史料。這些史料沒有經過早先歷史學家的加工，顯得非常貼近生活。特別明顯的例子是第四章中使用的教區訪問記錄，其中記錄了修女對修道院長嬤嬤的“控訴”。有從她們的衣服上有破洞———這樣極其瑣碎小事，到院長侵吞修道院財產(包括銀盤子和田產)這樣罪大惡極的指控。刻板的主教書記員們把這些指控全都記錄下來。這讓我們能夠一窺14世紀的修道院生活。使我們認識到那些修女們同樣有著七情六欲，喜歡談論八卦。這讓遙遠的中世紀同現在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不少。其他各章獨特的歷史材料:詩歌、筆記、私房讀物、信件、墓板等也各有奇趣。這些通過新奇史料重塑起來的有趣人物，與大量的生活細節結合，吊起了讀者對于中世紀的濃厚興趣。在外國的一個網絡歷史論壇上，筆者就看見有外國讀者閱讀了本書的第五章之后，對中世紀的家庭生活產生了想要一探究竟的欲望。這位讀者結合第五章曼內杰書中的食譜，嘗試按照中世紀的風俗用餐，并持續了整整兩個月的這種生活。最后他的結論是“能活，味道也挺不錯。但是蔬菜和水果的缺乏造成了嚴重的營養問題。如果不是狂熱者，只建議嘗試一個月的中世紀食譜，時間長了對健康有害。”這種能培養出讀者對整個中世紀生活的欲罷不能的狂熱態度的效果，可以說是超出作者預期了。但這種效果的前提，則正是社會史所獨有的大量生活信息的披露。艾琳•帕瓦認為，其他歷史學家所認為的社會史不如政治史能吸引讀者的看法是錯誤的。她通過自己的研究實踐向讀者展示以人物為核心的中世紀生活是完全可以有吸引力的。

這樣的研究指向，會不會流于僅限于“中世紀隱私生活大揭秘”呢?艾琳•帕瓦用自己的研究實踐給予很好的回答。她將目標確定為不僅包括“把‘我們的父輩’重新帶回生活之中”，也不僅是“讓大眾讀者和教師學生享受一兩個小時的有趣時光”。至關重要是“想要進一步鞏固已經掌握的中世紀社會經濟史史實”。③因此通過該書，她所復原的生活與當時的整個政治和社會環境緊密相連，而且也時常對某些社會現象進行深度分析。在博多的生活中，作者就趁勢向讀者介紹了享譽歐洲的圣丹尼集市。在第五章，作者從曼內杰書中的內容，擴展到了整個歐洲黑死病之后的工資水平這個大問題。在最后兩章，作者也著重介紹了商人尤其布商對整個英國社會造成的影響。這樣看來，作者并沒有表露出微觀史學常被許多歷史學家所詬病的缺點，即過于注重細節而忽視了歷史學應有的宏觀價值。正相反，在本書中，社會史的生動與政治史的嚴肅相得益彰。

作者對于史料的感悟，對于歷史想象力的重視，也值得我們再三玩味。作者認為，僅僅通過傳統的歷史記錄只能看到過去的一面，猶如“通過研究課表而得出的大學生活一定非常無聊”。因此過去的歷史記錄的內涵，不僅需要非傳統史料，還需借用當時的文學作品而衍生出的想象力加以補充。作者在本書中使用了許多文學性的想象，使作品更具有可讀性。但是這些想象所依據的文學作品都是當時的作品，因此也并非憑空而來。這種有根據的想象是本書趣味性的又一根源，也是本書研究方法的獨特性所在。

最近，雅克•勒高夫所著《中世紀文明(400—1500年)》中譯本已經面世。在該書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雅克•勒高夫依然秉持年鑒學派總體史的觀念，試圖從起源、時空體系、物質文明等方面描述和勾勒中世紀的文明進程。其中自然少不了運用社會科學方法，例如第七章第八節的經濟學，對中世紀社會加以分析的部分。艾琳•帕瓦在1934年就已經開始很認真地思考中世紀作為社會學研究的可行性。她認為:“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都有必要在互相理解彼此的目的、方法和能力的前提下，整合彼此的工作。”在這個學科間分野越來越模糊，跨學科研究已經成為常態的時代，她的這一近百年前的預言，展示出了一定的預見性。因此，這位女性歷史學家的早期著作也就更具獨特的參考價值。

本文作者：蘇圣捷 單位：北京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