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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話來源說”的反對證據

康熙初年（17世紀中后葉），清政府為遏制臺灣鄭氏政權，強行將東南沿海人民內遷，連與臺灣并不相近的廣東珠三角地區亦不能免，且遷界寬至五十里甚或八十里；臺灣問題解決后，又實行復遷，于是大量客家人涌入珠江口地區（本節討論客家移民問題均據曹時基1997第九章第一節）。劉鎮發先生所言即指此。但是，這些移民只及于珠江三角洲的南部沿海地區，與珠三角北部各地無涉，與廣州城更無關系。即沿海情況也并不一律，如香山（今中山、珠海）為照顧澳門，就未實施內遷措施，所以復遷時亦無客家人遷入。然而，粵方言梗開三四有文白讀的地區不但包涵整個珠三角，更超出珠三角，遠至珠三角以西以北的肇慶、云浮、清遠等地。就是說，這次移民所至地區與今粵方言梗開三四分文白的地區只有少部分重合。

另一方面，這些客家移民遷入后，與說粵方言的“土籍”之間一直關系緊張，以致到咸豐年間演變成大規模械斗，清政府不得不把大部分客家人再次遷移到粵西等地。這期間不可能發生劉先生所想象的客家人轉用粵方言的過程。事實上，當年遷來的客家人至今大多仍說客家話，并未發現有大規模放棄母語的現象。從語言接觸的角度考慮，“客家話來源說”還有幾個需要回答的質疑：第一，即使真有客家人“粵方言化”的過程，人們仍然要問：以這種方式轉入的語言底層應只出現在“粵方言化”客家人的口中，為什么在珠三角占數量優勢的、說原有的粵方言的“土籍”人要追隨那些弱勢的、人口少的“粵方言化”客家人的口音，從而在短短一兩百年時間里，使帶客家話成分的粵方言取代了“土籍”原本的粵方言？了解到在舊時代，“土籍”把外來的客家人視為異己、“土”“客”對立乃至仇視的嚴重程度，這個疑問會更重。對此，劉鎮發先生用客家人“過去兩百年間在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曾經積極參與文教事業”來解釋。對此語合乎邏輯的理解是：“粵方言化”的客家人通過文教傳播了帶客家話底層的粵方言。文史資料確實表明，客家人積極參與了珠三角地區的文教事業，但那基本上是堅持自己母語的客家人在客家社團內部的行為，在總體上不涉及“土籍”，更不涉及對粵方言的影響和傳播。第二，如果客家話曾把梗開三四的白讀層帶進粵方言，那么客家話中另兩個更突出的特點———古全濁音的塞／塞擦音今讀送氣，入聲陽高陰低———為什么在粵方言中不見蹤跡？第三，當時沒有接納大規模客家移民的廣州、中山、珠海等地今天的粵方言中梗開三四白讀字音特別多（劉先生提供的數字分別是34、36、34）；相反，當時客家移民最多、達到全縣總人口三分之一的新寧（今臺山），今天此地粵方言梗開三四白讀字音卻相對少（劉先生提供的數字是26）。這又是為什么？更重要的質疑來自語言本體：客家話梗攝開口三四等韻字白讀層的語音分類與粵方言并不對應。下表是李如龍、張雙慶先生［5］所記客家話的主要代表點梅縣話、離珠三角最近的客家方言點河源話、珠江口的兩個客家方言島東莞清溪話和香港西貢話這四地的梗開三四白讀層字音（聲調略，送氣符號改為h；〃號表示與上格相同，橫劃表示該字無白讀層的音；虛線之前為三等韻字，之后為四等韻字）：（略）這里有兩類音：帶i介音的ia?／k和無i介音的a?／k（后者同梗攝開口二等韻）。帶i介音的是大多數，無介音的出現在3種情況下：（1）四等韻的部分t組聲母字；（2）z聲母字，這個聲母本就是從i變來的，所以那不算真正的無i介音韻母；（3）古知照組聲母字，即上表中標為黑體的字。這里重要的是第（3）類字。這幾個方言古知照組聲母都混同于精組，但它們的祖語顯然分兩套聲母；在這里，這些字之失去i介音當然是受了聲母的影響。不僅在這幾個方言是如此，實際上在客家話各方言中幾無例外。在廣州話中，梗開三四的白讀層只有一類韻母：ε?／k，古知照組字不獨立。在其他有這一文白異讀的粵方言中，與之對應的白讀層韻母的實際發音不止一種，但每個方言都只有一類韻母，目前沒發現例外，不煩列舉。讀者可參看詹伯慧、張日升的相關調查報告［6］［7］［8］。

假如粵方言這部分白讀層的字音是來自客家話，為什么粵方言不同客家話一樣分作兩套？要是不能解釋這種不對應，“客家話來源說”就無法成立①［14］。劉鎮發先生還提到一件事：在19世紀中和20世紀初外國人的記錄中，梗開三四字的白讀音比現在少。他認為這說明這些白讀是在近一兩百年逐步增加的。其實，不只是梗攝白讀，廣州話所有各類型的白讀音、口語音，在早期外國人的記錄中都比較少見，而且大體上是越早的越少，越后來的越多。恐怕這并不能真說明語言實際中白讀音在增多，而更可能是后期的記音越來越精確和細致所致②。在研究這個問題時，對某些外國人的記錄的可靠程度還須有一定保留，除非能證明廣州話的整個白讀系統都是很晚近才產生的。

本文的解釋

整個問題的關鍵，在于對上文所言b型（陽江型）的解釋。表面上看，b型梗開三四混同于曾開三，與北京型或c型（廣州型）的文讀層類型（以下把北京型和c型文讀層合稱為“通語型”）表現相同，但是我們不能貿然斷定b型就是通語型。梗攝還有二等韻，曾攝還有一等韻。不局限于三四等韻，而把梗、曾攝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可以看得更清楚。通語型梗開二與曾開一是合并的；客家話梗開二與曾開一是有別的。下面看b型粵方言的情況。新興話梗開三四與曾開三混讀e?／k，梗開二讀a?／k，曾開一讀??／k③［8］。又如化州話，梗曾開三四韻，李健先生［9］標作i?／k，其余同新興④。就是說，梗、曾攝三四等韻混，一二等韻分。今稱為b1型。這一型的梗二、曾一有別是客家話影響的結果嗎？很難相信一個方言中可以有梗開三四是通語型而梗開二是客贛型這樣奇怪的情況。陽江話梗開二有文白異讀，文讀層與曾開一混而白讀層與之別，和廣州話梗開二的格局一樣［10］。就是說，陽江話梗攝開口讀音之同于通語型僅限于三四等韻，其二等韻則同于c型。若粵方言的梗攝白讀層果真來自客家話，就得問為什么客家話在陽江只進入梗開二而不進入梗開三四？b型中郁南、四會話的梗開二都有文白之別［8］①，與陽江話是一類，今稱為b2型。清初《分韻撮要》表現的也是b2型。此書梗攝三四等韻與曾攝三等韻合一為“英”韻，梗攝二等韻與曾攝一等韻合一為“登”韻，而梗二字又另為一“彭”韻［11］。#p#分頁標題#e#

書中雖不明言“登”韻中的梗二字與“彭”韻是什么關系，實際上一文一白無疑問。b1型和b2型可合稱b1－2型。德慶話和羅定話的梗開二同于曾開一［8］，今稱b3型。b3型梗攝整個混同于曾攝，無文白異讀，與通語型完全一致，但考慮到粵方言的整體性，以及b型的整體性，仍不宜把它們與通語直接掛鉤。現在來看粵方言梗、曾兩攝分合的總格局（＋號表示兩攝合并，－號表示兩攝有別，±號表示文讀層合、白讀層別）：（略）　筆者的推論是：在較早期的粵方言中，梗、曾兩攝有別，不論是一二等韻還是三四等韻，a型即基本保留此早期狀態。在歷史上某個時候，粵方言一部分地區發生了梗攝開口三四等韻與曾攝開口三等韻的合流，即b型；再進一步，b型中一些方言點連梗攝開口二等韻與曾攝開口一等韻也發生了合流，就是b3型（沒這種變化的是b1－2型）。c型原本也屬于a型，后來受梗曾兩攝混淆的通語的影響而產生文讀層，于是原有的讀法就成為白讀層。這一文讀層影響到一部分b1－2型方言，使其梗開二也出現文讀層，就成了b2型（沒影響到的是b1型）；由于其梗開三四的格局與通語是一致的，所以通語型的影響沒造成文白異讀。至于b3型，不管有沒有受通語型影響所及，當然都不會因此形成文白異讀。以上推論的特點，是把b型———包括完全相同于通語和c型文讀層的b3型———與通語型切割開來了。如果僅僅把“通語型”視為一種語言演化類型，b3型自然屬于通語型；但如果說“通語型”指的是從通語中分化出來或受通語影響而形成的類型，含有語言譜系學或接觸語言學的前提（本文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個術語），那么b3型與通語和c型文讀層那樣的通語型就不是同質的。若有對筆者的意見持反對或疑惑態度者，估計最覺得難以接受的會是這一特點。第一個問題：作為粵方言代表的廣州話（c型）的文讀層確鑿無疑是通語型的，為什么粵方言中與之相同的類型會不是通語型呢？第二個問題：一般認為邊遠地區易于保存古音，為什么在這個問題上，廣州話反而比陽江、德慶等方言更能堅持梗、曾攝之別呢？向來看到兩個語言／方言相同或近似的演變，人們會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角度，首先想到它們之間有親屬譜系上的關系，就是說它們可能來自一個時代相對近的祖語。

例如通語的梗、曾攝合并，粵方言的梗、曾攝也合并，這兩個現象就應該有源流關系。不過，在通語歷史上，梗、曾攝合并發生在北宋以后（北宋時兩攝仍有別［12］），而粵方言的某些音韻特點，如3種入聲韻尾整齊，顯示它與通語分化在北宋以前（北宋通語的入聲韻尾已開始消變［13］）。所以這種源流關系不會是譜系分化關系。對于廣州話梗攝文讀層并于曾攝的現象與通語同一現象的關系，最合適的是理解為接觸關系。在南宋以后，通語中此二攝已然合流，當通語通過各種途徑（主要應該是文教手段）向方言施加其強大的影響力，使方言區的文人極力讓自己口中的方言的音類和發音向通語看齊和接近（尤其是在讀書誦文時）；這種口音又因文人的高尚地位而被一般人所推崇、模仿，就在方言中形成了文讀層。然而，語言的變遷并不止有譜系分化和接觸影響。語言還有自身的演化，而且在不同的語言／方言中，常常會存在具有普適性的演化規則，這些規則不必與譜系關系或接觸關系有聯系。例如，k、kh、x在i、y前面有變t?、t?h、?的傾向，是一個語音自然演化的通則，可以發生在通語中，也可以發生在吳方言、湘方言中，而且發生的時間也不見得有什么關聯。這現象在漢語歷史上之見于不同方言，并不是分化或接觸的結果。筆者認為，通語中梗、曾兩攝合流與粵方言b型方言中的梗、曾合流，是兩個互無關聯的平行發展過程；而且還不能排除粵方言中的這個現象發生得比通語還早的可能，起碼可以說，在造成b2型梗開二文讀層的通語影響來到以前，b2型方言中的梗開三四與曾開三已經合流了。就是說，通語和粵方言的b型方言都走了梗、曾合流的路（b型方言至少是梗開三四與曾開三合流①），并且是各自分別走的。　①兩攝元音在－i－介音前更易于合并，也符合演化音理。

關于通語對方言的層層覆蓋，可參看麥耘（2009）的討論。這暗示這兩者之間有一個共同的演化傾向：軟腭輔音韻尾前的元音趨于簡省。在《切韻》音系中，軟腭韻尾－?／k前的元音最為復雜；在中古后期“十六攝”韻系中，軟腭韻尾攝就占了5個之多（通江宕曾梗）。相比之下，唇尾攝（深咸）、齦尾攝（臻山）、零尾攝（歌麻）、－i尾攝（止蟹）各2個，－u尾攝（流效遇）3個，很不平衡，所以軟腭尾韻母合并是漢語發展的趨勢。可見方言有此發展，是音系調整的需要，完全不必是受了通語的影響。接著是第二個問題：如果粵方言必然要走曾、梗合流之路，為什么偏遠地區成為領頭羊？社會語言學的研究顯示，社會生活節奏的快慢與語言成分的磨損、替廢、變遷大致成正比。所以大城市的語言演化一般比生活節奏緩慢的鄉村、山區要快。從這個認識出發，確實有理由假設地處偏遠的b型方言反映早期粵方言的格局。

不過，社會語言學的研究也顯示，在大城市里，會有另一種力量可以拖慢語言變遷的速度，就是文人對語言的保守態度，以及對通語標準的堅持。這種力量有時足以抵消生活節奏快造成的結果且有余。例如現代粵方言有n／l聲母混淆的趨向，而這一變化在廣州比周邊地區拖后得多，就很典型。

因此可以推測，在唐宋之際，在粵方言一些地區（b型方言區），梗、曾攝的合流過程已經啟動，而此時通語的梗、曾還是不同的；在廣州的文人口中，梗、曾攝仍然保守著較早前流傳下來的讀音（譬如唐末宋初通語的梗、曾攝大約是ε?～??，而當時廣州話是a（?）?～??，那應該是唐代通語的格局）。這種傳統讀音能頑強地抗拒梗、曾攝合流的演變。這在當時是讀書音。到南宋以后，變化后的通語再有新的一層覆蓋過來，老讀書音反成了白讀層［14］。

總而言之，筆者不同意粵方言梗攝白讀音來自客家話的說法。言／方言中，常常會存在具有普適性的演化規則，這些規則不必與譜系關系或接觸關系有聯系。例如，k、kh、x在i、y前面有變t?、t?h、?的傾向，是一個語音自然演化的通則，可以發生在通語中，也可以發生在吳方言、湘方言中，而且發生的時間也不見得有什么關聯。這現象在漢語歷史上之見于不同方言，并不是分化或接觸的結果。筆者認為，通語中梗、曾兩攝合流與粵方言b型方言中的梗、曾合流，是兩個互無關聯的平行發展過程；而且還不能排除粵方言中的這個現象發生得比通語還早的可能，起碼可以說，在造成b2型梗開二文讀層的通語影響來到以前，b2型方言中的梗開三四與曾開三已經合流了。#p#分頁標題#e#

就是說，通語和粵方言的b型方言都走了梗、曾合流的路（b型方言至少是梗開三四與曾開三合流①），并且是各自分別走的。　①兩攝元音在－i－介音前更易于合并，也符合演化音理。　②關于通語對方言的層層覆蓋，可參看麥耘（2009）的討論。這暗示這兩者之間有一個共同的演化傾向：軟腭輔音韻尾前的元音趨于簡省。在《切韻》音系中，軟腭韻尾－?／k前的元音最為復雜；在中古后期“十六攝”韻系中，軟腭韻尾攝就占了5個之多（通江宕曾梗）。相比之下，唇尾攝（深咸）、齦尾攝（臻山）、零尾攝（歌麻）、－i尾攝（止蟹）各2個，－u尾攝（流效遇）3個，很不平衡，所以軟腭尾韻母合并是漢語發展的趨勢。可見方言有此發展，是音系調整的需要，完全不必是受了通語的影響。接著是第二個問題：如果粵方言必然要走曾、梗合流之路，為什么偏遠地區成為領頭羊？社會語言學的研究顯示，社會生活節奏的快慢與語言成分的磨損、替廢、變遷大致成正比。所以大城市的語言演化一般比生活節奏緩慢的鄉村、山區要快。從這個認識出發，確實有理由假設地處偏遠的b型方言反映早期粵方言的格局。不過，社會語言學的研究也顯示，在大城市里，會有另一種力量可以拖慢語言變遷的速度，就是文人對語言的保守態度，以及對通語標準的堅持。這種力量有時足以抵消生活節奏快造成的結果且有余。

例如現代粵方言有n／l聲母混淆的趨向，而這一變化在廣州比周邊地區拖后得多，就很典型。因此可以推測，在唐宋之際，在粵方言一些地區（b型方言區），梗、曾攝的合流過程已經啟動，而此時通語的梗、曾還是不同的；在廣州的文人口中，梗、曾攝仍然保守著較早前流傳下來的讀音（譬如唐末宋初通語的梗、曾攝大約是ε?～??，而當時廣州話是a（?）?～??，那應該是唐代通語的格局）。這種傳統讀音能頑強地抗拒梗、曾攝合流的演變。這在當時是讀書音。到南宋以后，變化后的通語再有新的一層覆蓋過來，老讀書音反成了白讀層［14］。總而言之，筆者不同意粵方言梗攝白讀音來自客家話的說法。言／方言中，常常會存在具有普適性的演化規則，這些規則不必與譜系關系或接觸關系有聯系。例如，k、kh、x在i、y前面有變t?、t?h、?的傾向，是一個語音自然演化的通則，可以發生在通語中，也可以發生在吳方言、湘方言中，而且發生的時間也不見得有什么關聯。這現象在漢語歷史上之見于不同方言，并不是分化或接觸的結果。筆者認為，通語中梗、曾兩攝合流與粵方言b型方言中的梗、曾合流，是兩個互無關聯的平行發展過程；而且還不能排除粵方言中的這個現象發生得比通語還早的可能，起碼可以說，在造成b2型梗開二文讀層的通語影響來到以前，b2型方言中的梗開三四與曾開三已經合流了。

就是說，通語和粵方言的b型方言都走了梗、曾合流的路（b型方言至少是梗開三四與曾開三合流①），并且是各自分別走的。　①兩攝元音在－i－介音前更易于合并，也符合演化音理。　②關于通語對方言的層層覆蓋，可參看麥耘（2009）的討論。這暗示這兩者之間有一個共同的演化傾向：軟腭輔音韻尾前的元音趨于簡省。在《切韻》音系中，軟腭韻尾－?／k前的元音最為復雜；在中古后期“十六攝”韻系中，軟腭韻尾攝就占了5個之多（通江宕曾梗）。相比之下，唇尾攝（深咸）、齦尾攝（臻山）、零尾攝（歌麻）、－i尾攝（止蟹）各2個，－u尾攝（流效遇）3個，很不平衡，所以軟腭尾韻母合并是漢語發展的趨勢。可見方言有此發展，是音系調整的需要，完全不必是受了通語的影響。接著是第二個問題：如果粵方言必然要走曾、梗合流之路，為什么偏遠地區成為領頭羊？社會語言學的研究顯示，社會生活節奏的快慢與語言成分的磨損、替廢、變遷大致成正比。所以大城市的語言演化一般比生活節奏緩慢的鄉村、山區要快。從這個認識出發，確實有理由假設地處偏遠的b型方言反映早期粵方言的格局。不過，社會語言學的研究也顯示，在大城市里，會有另一種力量可以拖慢語言變遷的速度，就是文人對語言的保守態度，以及對通語標準的堅持。這種力量有時足以抵消生活節奏快造成的結果且有余。例如現代粵方言有n／l聲母混淆的趨向，而這一變化在廣州比周邊地區拖后得多，就很典型。因此可以推測，在唐宋之際，在粵方言一些地區（b型方言區），梗、曾攝的合流過程已經啟動，而此時通語的梗、曾還是不同的；在廣州的文人口中，梗、曾攝仍然保守著較早前流傳下來的讀音（譬如唐末宋初通語的梗、曾攝大約是ε?～??，而當時廣州話是a（?）?～??，那應該是唐代通語的格局）。這種傳統讀音能頑強地抗拒梗、曾攝合流的演變。這在當時是讀書音。到南宋以后，變化后的通語再有新的一層覆蓋過來，老讀書音反成了白讀層［14］。總而言之，筆者不同意粵方言梗攝白讀音來自客家話的說法。

本文作者：麥耘 單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語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