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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邏輯和關鍵變量

一個民族國家何以與國際體系形成互動?國際關系領域的三大理論范式提供了認識這一問題的鑰匙。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由結構和互動的單元構成,單元主要是民族國家,結構是以不同方式排列和組合的單元在互動中產生的結果,國際體系結構一旦形成,就“剛性”地影響國家行為,國家行為隨著體系結構的變化而變化。華爾茲的體系結構論主要強調體系結構對單元行為的制約和影響作用,揭示結構會鼓勵那些符合體系規律而動的國家和懲罰逆規律而動的行為,但它并非絕對的“結構決定論者”,因為“系統的結構隨著系統單元能力分配的變化而變化”。〔1〕可見,它沒有否認系統單元的活力。華爾茲理論寓意的體系結構與單元間因果關系的雙向性質,為國際體系與民族國家的互動關系提供了合理的注腳。新自由制度主義也是體系層面的理論,同樣被認為是沿著結構主義的思路去觀察國際關系世界,〔2〕但與結構現實主義視權力結構為國家行為的根本原因不同,新自由主義是將國際制度當作制約和影響國家行為的獨立變量。基歐漢的制度需求論認為,國際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有利于擺脫囚徒困境;可使理性國家知道如何權衡利弊,如何在國際制度的框架內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利益。

所以,國家需要國際制度,以降低無政府狀態下的沖突,加強合作取向。但制約和影響所有國家政治經濟活動的國際制度,卻有賴于能夠對規則和慣例等的遵守情況互相進行監督的行為體來形成并維持。可見,新自由制度主義對于國際體系結構與國家單元間的互動關系同樣具有解釋力。以溫特為首的建構主義研究的重心是體系觀念結構對國家行為體身份的建構及其對行為的作用。溫特認為,國家的身份和利益不是預先給定的因素,而是國家互動中的社會建構,是體系的觀念結構建構了國家身份,身份界定了國家利益,而利益決定了國家行為。但是,正是行為體之間不同的互動方式產生了不同的體系文化,即觀念性結構。以上三大理論清晰的分析框架和簡約的理論闡釋,從不同層面勾勒了結構與單元的雙向活動,為我們理解國家與國際體系間的互動關系提供了理論邏輯,也為本文分析中國崛起與國際體系轉型的互動關系做了理論鋪陳。

那么,國際體系如何轉型?關鍵因素何在?華爾茲認為,系統的排列原則、單元的特定功能和單元間能力的分配,組成了國際體系的結構。〔3〕但在同類單元和無政府狀態的排列原則不變的情況下,只有國家間的能力分配才是具有分析意義的體系結構變量,“能力分配的變化就是系統的變化”。〔4〕既然體系結構隨著單元能力分配的變化而變化,“國際結構是根據其一時期主要的政治行為體———無論是城邦、帝國還是民族國家———來定義的”,〔5〕那么,大國實力的變化尤其是體系內主導大國的興衰就是決定國際體系結構的關鍵性因素。另一新現實主義者吉爾平在討論國際政治變革時也認為,國際體系的變革主要發生在“系統性變革”和“互動的變革”上。“系統性變革”是指“統治某個特定國際體系的那些居支配地位的國家或帝國的興衰變遷”;〔6〕“互動的變革”則指國際體系中行為者之間在政治、經濟及其他方面的互動,或者是各種進程的變化。但“系統性變革”決定“互動的變革”,這即是說,影響國際體系變革的最重要因素,是“系統性變革”即國際體系中占據統治地位的帝國或霸權國的興衰變化。這里不難看出,新現實主義把“大國格局”作為考察國際體系轉型的重要因素,并習慣用“極”的概念來描述對體系結構起決定性作用的主要單元,即大國。

新自由制度主義者基歐漢則強調國際機制對于國際體系穩定與變革所產生的重大影響。〔7〕國際機制是國際制度的基本形式之一,處于國際制度結構的核心位置。奧蘭•揚認為,盡管在制度的創立和維持之中存在著主導權(領導權)之爭問題,但從本質上看,任何國際制度都是一個對等的、自由支配的國際機制。〔8〕對國際機制的分析基本反映國際制度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制約和影響作用。建構主義理論則從社會學的角度強調了國際社會的共有觀念也是體系變化的重要因素。〔9〕溫特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從根本上說是文化結構,文化使權力具有了意義,而無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還是康德文化通常是由共有觀念建構的。〔10〕共有觀念是體系中行為體之間實踐性活動的建構。文化變,則身份變;身份變,則利益變;利益變,則行為變。〔11〕觀念結構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到國際體系的基本形態及成員的行為模式,因此,共有觀念也是我們考察體系轉型與單元互動關系的重要層面。以上可見,大國格局、國際機制和共有觀念分別代表了三大理論范式的核心話語,它們是影響國際體系轉型的關鍵變量。當然,國際體系轉型是一個綜合性標志,涉及多個內在要素的變化,但大國格局、國際機制、共有觀念對于分析中國崛起與國際體系的互動最具說服力。一方面,中國伴隨著大國格局的變動、國際機制的改革和共有觀念的建構而崛起;另一方面,中國崛起又推動著國際體系諸多方面轉型的進程。

大國格局演變與中國崛起

國際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國政治。大國實力地位的變化決定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在結構現實主義那里,國際體系的結構與特征主要由大國間的力量對比決定,只有大國的數量及大國能力分配的變化才會帶來國際體系的實質性變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體系中大國格局發生了從“兩極對峙”到冷戰結束后“一超多強”,再到目前“一超走弱、多強易位”〔12〕的重大演變,而中國崛起與大國格局演變相互促動。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兩極格局式微,美蘇兩大國開始從對抗轉為緩和。由于長期爭霸造成實力消耗,加之外交困境,蘇聯大國地位衰落。戈爾巴喬夫在推行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謀求與美國在軍控、外交等事務方面對話與合作。而里根政府為從根本上扭轉美國實力下降的頹勢,也需要緩和同蘇聯的對抗以避免付出更沉重的代價。由此,美蘇關系緩和就成為兩極格局瓦解的先聲,直到1989年東歐劇變、1991年底蘇聯解體,兩極格局壽終正寢。兩極格局從根本上說,是美蘇兩超在軍事、政治等領域的實力對抗,正如華爾茲所言:“世界之所以成為兩極,從來不是因為有兩個集團彼此對立,而是因為集團領袖具有超強的實力。”〔13〕然而,即使在兩極格局興盛的20世紀70年代,多極化趨勢已顯端倪,除歐洲、日本獨立自主傾向外,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崛起也成為削弱兩極格局的因素之一。蘇聯崩潰導致國際力量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世界多極化趨勢推動國際權力結構做出調整,當世界呈現“一超多強”的力量態勢時,中國作為“一強”赫然矗立在新的大國格局之中。#p#分頁標題#e#

中國崛起借勢大國格局變動,并進一步推動以大國格局變動為核心的國際體系轉型。1979年中國啟動改革開放,便逐步融入國際體系,期間,世界主題正從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美蘇爭霸形勢緩和、全球化潮流迅猛發展以及發展科技、經濟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這一切既為中國崛起提供了和平的國際環境,也為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尋求合作、發展提供了機遇。蘇聯解體后,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社會主義國家的角色凸顯,加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特別是迅猛的經濟發展速度,于是成為國際格局演變中不容忽視的一個“極”。從1980年到2000年,中國GDP占世界的比重從1.7%上升到3.8%,〔14〕經濟實力上升帶動政治影響力的擴大。可以說,沒有對外開放和中國融入國際體系,就談不上充分利用體系的機遇發展自己;沒有蘇聯一極的自我坍塌,也不會有大國格局從“兩極對峙”向“一超多強”的和平轉換。

進入21世紀以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實力上升,有力挑戰著西方大國占優勢的國際權力結構。雖然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未變,但實力相對下降。“9•11”事件及其后進行的阿富汗、伊拉克戰爭,都極大損傷了美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2008年底,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不僅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也使美國倡導的“華盛頓共識”備受詬病,這是對美國軟實力的沉重打擊。當美國的“一超”地位明顯衰弱、歐盟國家受困于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拖累、日本經濟低迷和國內政局混亂之時,中國卻率先走出金融危機的陰霾,并成為世界經濟恢復的引擎。近年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10%以上,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為5.88萬億美元,〔15〕首次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同時,業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制造業國、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中國崛起首先意味著經濟實力的迅速增強和與先進大國綜合實力差距的快速縮小。據國家統計局發表的“十一五”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報告,中國GDP占世界的比重從2005年的5.0%上升到2010年的9.5%;同期,相當于美國GDP的比例從17.9%上升至40.2%。〔16〕當然,中國崛起也包括對國際事務、國際行為準則等的影響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或者說“北京共識”的影響上升,無疑增加了軟實力的份量。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整體崛起,改變了以往大國格局中“多強”實力的排序。盡管金融危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國際體系的權力分布狀態,但“一超走弱、多強移位”反映了金融危機后世界大國新的力量格局。從新現實主義觀點看,大國能力的分配,尤其是體系主導大國的興衰是決定國際體系結構的關鍵因素,或者說,大國實力對比的變化是導致國際體系轉型的基本動力,那么,從“兩極對峙”到“一超多強”,再到“一強走弱、多強移位”,以致“G2”凸顯,反映了世界大國格局的漸趨變化。中國伴隨兩極格局的瓦解而進入“一超多強”結構,又由于美國霸權削弱、其他強國實力受挫而順勢崛起,推動大國格局適時變化。大國格局的情勢演變,說明國際體系由于權力結構變化而發生的轉型已不可避免。可以說,中國崛起對大國格局演變有因果性影響,更有構成性作用。

從歷史經驗看,一個后起大國,其上升軌跡如果與國際體系轉型的進程相沖撞,勢必處于極為險惡的環境;如果與國際體系轉型相向而行,將獲得難得的發展機遇。很顯然,中國和平崛起伴隨著國際體系的漸進轉型,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中國崛起加速了國際力量結構的多極化演進。中國越是上升,越能平衡西方力量占優勢的大國格局,也越能推動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

國際機制變革與中國崛起

國際機制,不等同于“國際制度”概念,它是國際制度的組成部分。但由于國際機制本身可以制度化,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國際機制也會通過國際組織來規范參與者的行為。因此,本文這里所談及國際機制,包括以國際機構和國際會議為載體的、以國際規則和條約為形式的、協調國與國之間利益沖突和促進合作的制度性安排。新自由制度主義把國際機制視作影響國家行為的獨立變量,因而,國際體系的轉型也應體現在國際機制的變革上。基歐漢認為,“在國際制度創設方面,霸權經常發揮著重要的、甚至關鍵的作用”,〔17〕但即使霸權國的地位相對衰落,體系內國家仍會為了自身利益而維持其存在,以實現國際合作。〔18〕值得關注的是,現有國際機制正經歷變革,這既體現在國際機構、國際會議中發展中國家關于國際規則民主化、公平性的訴求增多,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增大、影響力上升,也體現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新機制創設上。中國崛起與國際體系轉型互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中國加入國際機制,發展自己,實現崛起,同時推動國際機制變革。

中國融入國際體系,最直觀的體現就是融入國際機制。20世紀70年代前,新中國基本脫離于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1971年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席位,是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關鍵一步。1980年中國先后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代表權和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1982年又成為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正式成員,特別是2001年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至今中國已參加了13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簽署了300多個國際公約,表明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國際機制為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提供了現實途徑,也為中國崛起及推動國際體系轉型搭建了平臺。

聯合國是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政府間組織。1971年聯大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是聯合國內力量結構轉折的標志。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使中國擁有一般中小國家不可企及的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力,這為中國崛起奠定了政治實力基礎。中國在朝核、緬甸、蘇丹、伊拉克等熱點問題上發揮的建設性作用以及派出2萬多人次參與維和行動,都體現出中國對聯合國作為國際安全保障機制的尊重與支持。聯合國改革反映了國際機制順應時代變化的要求,其中在難度最大的安理會改革上,中國主張增加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在安理會中的席位;強調改革在充分協商、各方達成一致的基礎上進行。在增強聯合國經濟社會功能的改革上,中國主張加強經社理事會的協調職能,強調經社領域的工作應落實千年發展目標和其它聯合國主要會議成果,以資金援助、技術轉讓、能力建設、市場開放、消除貧困為重點。中國在聯合國改革上的立場,既體現了作為發展中國家一員的角色地位,又體現了一個崛起大國推動國際機制朝著更合理公正方向改革的責任擔當。#p#分頁標題#e#

世貿組織是國際體系中重要的多邊貿易機制。入世是中國選擇開放道路的必然結果。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由外需增長帶來的財富積累為中國崛起打造了經濟實力基礎。應該說,入世對提升中國經濟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邁上新臺階起了助推作用。下面表格顯示入世后外貿總額大幅上升與外匯儲備總量增加、GDP總量增長的關聯性。

由上,與對外貿易大幅增長相伴隨的是外匯儲備的快速積累,2006年中國一躍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2011年外匯儲備達3.1萬億美元;由出口強勁拉動的GDP增長,表明對外貿易是十年里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的牽動力。毫無疑問,沒有經濟實力的積蓄和保障,中國崛起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說,參加國際貿易機制及其分工體系,獲得的收益從根本上支撐了中國崛起。同時,在遵守游戲規則、加快立法、規范市場管理、轉變政府職能、維護貿易權益方面取得的成效,說明中國參與國際機制的過程也是國內制度建設、創新的過程。當然,世界貿易機制并非完美無缺,一些發達國家利用在國際經濟規則方面的主導權,大搞實用主義和利己主義。比如美歐發達國家在世貿組織禁止出口補貼的原則下,仍對其農產品出口補貼予以承認和保護;相反,在取消數量限制的原則下,卻容忍發達國家繼續對發展中國家實施紡織品進口配額制。〔19〕現有制度中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乃至失靈的現象,表明“改制”是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為此,中國在多哈談判中提出諸多建設性意見,比如,在非農產品市場準入談判中提出考慮發達、發展中成員不同關稅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中國公式”;在農業談判中提出平衡協調消減理念的“分層混合消減公式”〔20〕等,折射出中國從多邊貿易規則的被動接受者到規則制定的積極參與者的轉變。事實上,2008年以來,世貿組織開始邀請中國參與一些重要的部長級會議,這一變化意味著世貿組織期待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經濟結構大調整和“再平衡”,與之呼應,中國經濟發展方式也經歷著有深遠意義的轉變。

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招致全球經濟尤其是西方經濟衰退,但也給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帶來契機和動力。20國集團誕生及取代G7/G8機制,表明傳統上依靠少數西方大國協調一致的機制已經不能有效應對新的“安全”威脅。中國在20國集團框架內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加強金融監管等一系列建設方案,主張增強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投票權,改革國際金融機構領導人選拔機制及各國份額的計算方法和投票規則等。201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董事會通過了成立65年來最重要的制度改革方案,決定向新興經濟體轉移超過6%的份額,中國在該機構內的份額將從3.72%上升至6.39%,投票權也從3.65%上升至6.07%。這是對中國實力增長的承認,也是對國際力量結構變化的反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發生的變化和中國頻頻發出的聲音,佐證了國際機制演進與中國崛起的互動關系。

由于全球性問題增多、非傳統安全威脅上升,國際社會原有應對傳統安全威脅的國際制度安排顯得力不從心,因此,構建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國際治理機制迫在眉睫。國際制度內涵結構的這種轉型,為中國發揮“創制”中的建設性作用提供了機遇。比如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氣候談判,并提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為落實低碳轉型,實現產業結構和社會生活的跨越式發展,中國從1990年至2005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46%,在此基礎上又承諾到2020年比2005年下降40%—45%,體現出中國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問題,積極塑造負責任大國形象,并愿意與各方磋商和對話,推動建立國際氣候制度安排。

縱觀中國與國際機制關系的發展脈絡,不難看出,中國已從國際機制的旁觀者、挑戰者轉身為參與者、建設者,從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轉身為積極倡導者;國際機制使中國“國際社會化”了,而中國正是在與國際機制的互動中習得提升國家實力、維護國家利益的技巧和本領。

國際共有觀念建構與中國崛起

國際關系中文化觀念的重要性為建構主義者充分解讀。溫特認為,共有觀念是行為體互動產生的體系文化,它建構國家身份乃至國家利益,而利益決定行為。國家行為達成一致根源于共有觀念和認同的創造。

應該說,新的國際共有觀念在過去的年代是難以形成的。冷戰時期,以美蘇各自為首的兩大集團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激烈對抗,水火不融,而今把東西方國家撕裂開來的冷戰思維已經不合時宜。傳統上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是唯一的政治身份標志,而今迅猛發展的全球化潮流促使經濟生活相互依賴、社會生活彼此滲透;加之國際體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高度發達的互聯網和便捷的國際交通,都無情沖擊著傳統集體認同的基礎;特別是全球性問題接踵而至、非傳統安全威脅空前激化,這都不能不激發地球村公民基于共同利益關心,形成全球認同。基于此,國際共有觀念正在發生從意識形態劃線到追求民主、法治、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從強調國家主權不可分割、讓渡到培育世界意識、以全球共同利益為考量的轉型。

從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對抗、爭斗到包容接納、尋求共識,從單一的國家認同到人類整體利益為大,體系共有觀念的這種轉變,恰與中國一直以來所倡導的政治多極化、文明多元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的發展思想不謀而合。作為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崛起依賴于同其他國家和平共處,也需要其他國家拋棄零和思維同中國合作,攜手應對發展難題。如若觀念上相互認同,則有利于營造中國崛起的寬松環境,必將減少中國發展道路上的阻力。由此說,中國崛起與國際體系共有觀念建構并不相悖,換言之,中國崛起必然會對體系共有觀念建構產生深刻的影響,“和諧世界”理念便是中國對體系共有觀念建構的積極回應。它主張政治上和平共處,相互尊重;經濟上互利合作,共同繁榮;安全上互信互利,平等協作;文化上對話交流,求同存異。這符合世界多樣化發展模式、多元化文明的現實,且不違背建構全人類價值認同的取向,因而注定會成為體系共有觀念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中國提出的新國際秩序觀、新安全觀等對于國際共有觀念的建構也具有重要意義。還需指出,國際觀念結構轉型,需要中國不拘泥于傳統文化資源、不沉湎于自身特殊性的思維習慣,創造更多基于全球共同利益的可資共享的公共觀念產品。可以說,中國當今的崛起主要表現在硬實力上面,但只有當軟實力同時得到大幅度提升的時候,才是真正的崛起。#p#分頁標題#e#

結語

以上從大國格局、國際機制和共有觀念的層面考察中國崛起與國際體系轉型的互動,不難發現,大國格局演變與中國崛起因果相關,二者的互動關系是認知當今國際權力結構變化的重要線索;國際機制變革與中國崛起的互動,有助于解釋中國經濟實力上升、政治影響力擴大及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的事實;而國際共有觀念的建構,則為中國展示和提升軟實力提供了機遇。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軟實力的提升,不僅體現在“和平發展”、“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以及“北京共識”的世界意義上,也不僅體現在國際制度改革和建設中話語權增大、影響力上升方面,而且還需體現在對國際共有觀念建構的貢獻中。上文對中國崛起與國際體系轉型的互動分析,并不否認中國崛起過程中遭遇到的種種障礙,事實上,在領土爭議、貿易糾紛、資源競爭、氣候變化及人民幣匯率等問題上,中國承受著來自外部的巨大壓力,未來進一步崛起中中國與國際體系的互動關系更值得關注。

本文作者：石杰琳 趙浩 單位：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